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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约瑟夫·康拉德的一些评论 [打印本页]

作者: Giorgio 时间: 2010-1-20 13:45
标题: 关于约瑟夫·康拉德的一些评论
约瑟夫·康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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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夫·康拉德，”熟悉他的保罗·梵乐希写道，“说法语带有纯粹的普罗旺斯口音，但说英语的口音却很糟糕，使我感到非常好笑。成为一位英语大作家却把英语说得这么难听，这是少有的，也是十分新鲜的。”然而你仔细研究一下康拉德的经历，样样事情都令人吃惊。他得到特别关心形式的敏感的作家钦佩，像法国的梵乐希和纪德，英国的弗吉尼亚·沃尔芙和戴斯蒙德·麦卡锡，具有阳刚气质的诗人如保罗·克劳岱尔和一大群读者，相比之下，对他的赞赏也毫不逊色。他说波兰语像一个地道的波兰人，说法语像一个从童年时代起就开始学这种语言，并且青年时代是在马赛度过的人。他接触英语要晚得多，但他着手用英语写作。他不仅为这一他的移居地语言“增添异彩”，甚或比别的文人把某种盎格罗——萨克逊理想表现得更好。
　　在我们这里试图破译的一批“预言”①中，康拉德所发出的信息显得是英国实干家的一种斯多噶哲学的最率直的表达。这个异邦人证明他自己甚至是英吉利民族魂中最好的东西的阐释者，甚至比吉卜林表达得更为准确。吉卜林的作品常充斥东方的神，邪恶的精灵，在丛林中，在印度城市的城门边，在绅士老爷们营帐的周围，桥梁建筑者的车间旁徘徊。在康拉德的作品中，人是孤独地面对宇宙的；他的最优秀的小说描写的是人跟海洋的搏斗，也就是说，形成最鲜明的英国民族特色的那种长期以来的斗争。
　　康拉德不仅是一个歌颂海洋的诗人，他还宣扬由海洋产生的美德。他提出的一条生活规律是积极的悲观主义。跟契河夫的看法近似，但或许更为浪漫，因为医生总是比水手更为现实。我们将试图阐明的正是这种哲学。但我们首先要介绍引导我们去理解作品的作者生平。
　　
　　①本文泽自莫洛亚的《诗人与先知》一书，包括《威尔斯》、《肖伯纳》、《劳伦斯》等篇，上述这些作家的作品，其内涵对人类社会都含有批判现在、启示未来的性质，故作者如是说。

1　生活的锻炼

　　他的全名是约瑟夫。康拉德·科尔仁尼奥夫斯基，1857年他生于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一位终生反对沙皇统治的爱国志士的家庭①。在1863年流产的反对沙皇政府的起义后，康拉德的父亲被判流放到俄罗斯北方。康拉德一张童年的照片至今还保存着，在照片的后面他写道：“给亲爱的奶奶，她帮助我把礼物送给在狱中的可怜的爸爸，一个波兰人，旧教徒，绅士，1863年 7月 6日。”

　　①康拉德的诞生地为俄国统治了乌克兰的伯迫切夫，后随父亲生活在后者的流放地沃洛格达，后于1869年随父亲回到克拉科夫依舅父生活并开始上学，克拉科夫遂成为他的故乡。

　　科尔仁尼奥夫斯基夫人是一位身体孱弱，妩媚动人的妇女，不久就随着她丈夫流放，把她这个五岁的儿子带在身边。此前他是像我们如此熟悉的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小说中富裕的乡绅之家的孩子那样成长和受到教养的。法国家庭女教师，老保姆兼管家，一位可敬的单纯的女士站在门前的台阶上跟他道别，临行时她眼泪汪汪地喊道：“宝贝儿，别忘掉你的法语！”。
　　在未来的岁月里，当许多批评家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作为一位英国小说家写的第一部小说之后，才发现他是一个波兰人。他们想法用斯拉夫民族的气质来解释他的才华，他生气了。他抗议说，没有什么比批评家们所谓的一斯拉夫灵魂”对波兰民族的气质更格格不人的了。波兰是一个在精神上纯粹属于西方的国家，是由意大利和法兰西塑造出来的。她具有自由独立政府的传统，见义勇为的道德法则，对个人权利堪称是过度的尊重。他更进一步抗议试图根据他是一位革命者的儿子的知名事实，对他的作品中某些人物所作的解释，这种对他个人出身的片面强调是难以理解的。波兰的起义是一次全民族而不仅仅是少数革命者反抗一个外国暴政的爱国主义斗争①。

　　①波兰历史上曾有多次反对外国统治的起义，这里是指1794年由科斯久斯科（1746—1819）领导的反对沙皇统治的起义。波兰人与俄罗斯人虽同属斯拉夫民族，康拉德反对把他们混为一谈。

　　康拉德的父亲，基本上确实是一个保守派；他是个学问渊博的人，曾把雨果的作品泽成波兰文，他本人也是一位作家。他的妻子由于受不了流放和气候变化的痛苦死于肺病。妻子亡故后他亲自担负起教育儿子的责任。“我重新拾起生活，那完全以我的小康拉德为中心，我教他我知道的东西，但不幸，我所知不多。我保护他不受此地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仿佛是在修道院的小室内成长起来的。……我们冻得打哆嗦，饿得不行。……我们的生活就是如此。”读书是这些失去法律保护的受害者惟一可能逃避流放生活的办法；小小年纪的康拉德读过他父亲翻译的雨果的小说，还有瓦尔特·斯各特，费尼摩尔·库珀，尤其是狄更斯，这是他始终喜爱的作家。在寒冷刺骨的天气下小康拉德的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以致不得不把他送往克拉科夫的舅父家，由舅父照顾。他的父亲写到：“康拉德住在乡下舅父的家里，我们俩都高兴。这个孩子为我的寂寞孤独伤心，变得呆头呆脑，惟一能分散他注意力的事物是我悲戚的容貌和我教的功课。他对这种生活感到失望。”在这些话中的悲喜交集的感情使我们想象得出这个孩子的童年是个什么样子。在被他当做敌人的俄罗斯人包围下，除了生病的父亲之外没有别的朋友，他只能形成对生活的悲观看法；但是他也能从父亲表现的高贵品德上得到一种崇高的概念。在科尔仁尼奥夫斯基先生去世时①，克拉科夫的全市人民把他作为民族英雄举行了一次庄严的葬礼。对他的儿子，尽管年纪还小，克拉科夫给了他到处通行的自由。
　　这个少年惟一剩下的亲人就是他的舅父，塔杜斯·波布罗夫斯基。舅父是个生活经验相当丰富的人，他脾气古怪，但内心仁慈，他劝康拉德离开受压迫的祖国，在波兰一名爱国者的儿子是没有前途的。他甚至鼓励康拉德加人法国国籍，以便抛弃他父亲的迫害者的国籍②。奇怪的是这个远离海岸线在欧洲大陆中心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倒是热心想当水手。但是到什么地方去做水手，又怎么去做呢？最简便的办法似乎是到法国去谋生；青年科尔仁尼奥夫斯基能说法语，并且法波之间存在着长期传统的友谊。

　　①1869年康拉德的父亲从流放地俄国的沃洛格达回到祖国波兰的克拉科夫，同年五月去世。
　　②在俄国统治下波兰人不具有波兰国籍。

　　他在十七岁时抵达马赛，经人介绍认识一个居民，得以让他接触水手，领航员和船具商的奇异的社会因。我们稍为知道一点一个晚上他驾驶他的一位新朋友的船只航行的情况。他生平头一遭掌舵，在黑暗中开往伊夫夏托。他想到《基度山伯爵》，这是他好久以前随他被流放的父亲一同读过的。船长坐在降下的帆上，摸找着烟斗对他说：“让船跟着月亮走吧。”也许作家康拉德就是在那个晚上诞生的。
　　要到二十一岁他才踏上英格兰的土地。他在英国一个人也不认识，也不会说英语。开头他向北海的渔夫学，他说那是一所狂风暴雨、扩野荒凉的学校。但是英国立即使他喜欢，因为他描写过它的某种豪爽正直的特点。有人认为他满可以成为另一种语言的作家，对这种观点他总是提出异议。“事实是我在英语方面的写作才能，跟我也许在其它方面的能力都是同样自然的。我有一种奇怪的难以抑制的感觉，那是我自己先天的部分能力。我觉得英语既不是我的一种选择，也不是后天收养过来的儿子。然而是我受到英语的天才作家的收养，我马上走出结结巴巴的阶段，它使我完全成为它自己的亲子；我真诚相信它的习惯用语对我”的气质产生直接的作用，造成我依旧具有可塑性的成就。”
　　他参加准备英国商船业务考试的学习，凭借精力充沛，在用英语的口试过关后，获得担任大副的合格证①。此后二十年他的生活是在海上度过的，并且加人了英国国籍②。他是个职业海员，知道如何跟海洋和平相处。“一名水手，”他说，“在从事他的职业中发现一种深深的安全感。海上的严格生活自有它比陆上生活强的优越性，它的要求就是简朴，这不能避免。”根据他的正式档案，康拉德是一名出色的高级船员。他总是为此感到深深地而且正当地骄傲——远比为他的文学声誉骄傲得多——因为连航海界人士也评价他为一名优秀的水手。

　　①1880年通过二副考试，1884年通过大副考试。
　　②1886年加人英国国籍，1898年离职。

　　他及时升为大副，又升为船长；在长期来往于南太平洋的漫长的航程中他熟悉了水手，经纪人，商人，冒险家，土邦的王公贵族，荷兰人，中国人，马来人，以及他们令人骇异的世界，后来他就去描写这个世界。《水仙号上的黑水手》，他最好的小说之一，是康拉德在1884年所作的一次航行的可信的故事；《阿尔梅耶的傻念头》写的也是一个他在同一条航程上萍水相逢的人和事情。阿尔梅耶是一个有一半荷兰血统的混血人，从唐戈拉至新加坡在水手口头到处都有他的事迹流传。只要提到阿尔梅耶的名字，船长们和土邦王公们都同样发笑。康拉德曾经在他的商船甲板上头一次见到此人奇特的样子，背衬着棕榈树和竹子，他穿着有黄色大花瓣的花卉图案的棉睡衣裤，身体胖大结实。别人告诉他这个人的可悲的、具有浪漫色彩一生的潦倒命运①，这使他发生了兴趣，甚至也许是头一次使他产生亟想写一篇小说的念头。假如他不是那么熟悉阿尔梅耶，康拉德说他大概不会让人出版一行字。我们可以想象康拉德是如何在停靠于卢昂码头的一艘两千吨的船上写他的第一部小说的章节的。他召来福楼拜的影子在艺术之宫前俯身看他②，同时他的同伴们，颇为迷惑而好奇地推开他的小室的门问道：“你在那儿老是涂涂抹抹什么呀？”

　　①卡斯帕尔·阿尔梅耶是东印度群岛婆罗洲（现加里曼丹）的一个商人，虽然经商失败却幻想在该岛的腹地有一处埋有宝藏；他盖了一所房子在岛上做长久之计，始终想发现这笔财富。这所房子被人称为“阿尔梅耶的傻念头”。他热爱的独生女儿后来抛弃他跟一个巴利岛上王的儿子私奔，他失望之余长期吸毒死去。
　　②卢昂为福楼拜故乡。

　　康拉德没有回答，无论如何，他只在业余时间内写作，所以在1887年开始写的《阿尔梅耶的傻念头》到1894年才完成。1891年作家高尔斯华绥当时还是一个无名的青年正好跟他同船旅行，康拉德一点没有提到他的稿子。“在太阳曝晒下，他皮肤黧黑，蓄着褐色的尖尖的胡子，几乎是黑色的头发，深褐色的眼睛，眼皮的褶皱挺深。”他在全体船员中人缘不错，跟年轻的高级船员的关系友好而合得来，对他的胡子满腮的老船长尊敬。他谈生活而不谈书籍。
　　事实上科尔仁尼奥夫斯基船长正经历一场他在《阴影线》中所描写的精神危机。“人走下去。时间也走下去——直到人看见前方有一条阴影线，警告人青春的地带也必然是留在后面了。”
　　这是一个我已经谈到的那种时刻，看来要到临的生活时期。什么时刻呢？噢，烦闷，厌倦，不满。急躁不安的时刻。我的意思是在这种时刻依旧年轻的人每每做出鲁莽的行动，例如匆匆结婚，否则毫无道理地抛弃某一种工作。
　　一天他毫无道理地离开了他的船，他仿佛看见一副幻象，恰如一只鸟儿，为了根本不明白的缘由飞离旧枝而迁徙到地球上某个遥远的地区。这个水手成为陆地上的探险家，出发到刚果旅行。还是个九岁的小男孩时他看着一幅非洲．地图，把手指放在一片空间上，那时这片土地还是空白的，一处未知的处女地，他说道：“我长大了要到那儿去。”这时他真去了，把身体搞垮了。从非洲回来他变成另一个人，患有痛风，肢体部分瘫痪。他觉得不能再过航海生涯。疾病常常是最有权势和无情的仙灵，作家的使命由他来决定。恰好是这种病使科尔仁尼奥夫斯基丧命。
　　他在1894年37岁时离开海上生活，把《阿尔梅耶的傻念头》寄给伦敦的一位出版商费歇尔·翁文，三个月之后他获悉他的书稿被接受了，他的好运多亏审稿人是爱德华·嘉尔奈特①，英国最优秀的文学行家之一，他最心胸慷慨地帮助这一代年轻的作家。《阿尔梅耶的傻念头》的原稿给嘉尔奈特留下极深的印象，促使他建议跟作者见面谈谈。他对康拉德既给予鼓励又提出忠告。康拉德于是写出另一部小说《海岛上的无家可归者》，接着又是第三部《水仙号上的黑水手》。
　　此后他过的是职业作家的生活，但也是一个在特殊困难条件下写作的作家。他结了婚，生活贫困，很需要钱。在整个开始以写作为职业的漫长的年代里他都是在养家糊口的需要驱策下动笔的。1909年他在写给高尔斯华绥的信中写道：“原谅这种不协和的笔调吧；不过事实是我刚刚接到我所有的出版商的账目，我看到我的全部不朽的作品（统共十三篇），去年带给我不到五镑稿费。这种事扑灭了应该在作者的心胸像火焰一样燃烧的‘生之欢乐’②，并且以爆发性的发动机的方式推动他的笔以每小时三十页的速度前进。”

　　①爱·嘉尔奈特（1868—1937）英国评论家与编审。
　　②原文为法语。

　　不仅如此，他还得跟一种陌生的语言奋战，工作进度相当慢。他害着风湿症，坐在写字桌旁，身体常觉疼痛；但他决心要像他曾经是一个模范水手一样，成为一名文学巨匠。他的全部书信让我们偶尔看到他勤奋而窘迫的一生的某些情况：“在过去二十三个半月内我写了及87，000字，其中 130，000字是小说。我有十二个小时是坐在桌旁，睡六小时觉，其余的时间忧心忡忡，面对着亲人而眼看年龄渐渐老大。有两年之久我没看过一幅画，听过一段音乐，在跟人交往时没有一刻自在——真的没有。
　　“一部长篇小说写了十六个月将近完成，还有另一部作品的57，000字——即使拿一个心情舒畅，精神由于富足而昂扬，灵感由于希望而浮涌的人来说，这个成绩也是不错的。何况我根本不可比！我不发牢骚，亲爱的杰克①，我只是作为论证加以陈述。倘若今后有人严厉地评判我，我希望你得以说：‘我知道他的情况——他并不差。’天啦，全部道德良心的痛苦并不在牢狱生活里。我向你担保我觉得有时我好像能丢下一切。”
　　戴斯蒙德·麦卡锡②约在这段期间内看见过他，描写出他的样子，漆黑的眉毛，钩钩的鼻子，耸起的肩膀，极端平和的声音和手势，颇为周到的礼貌。他给观察他的英国人以“老外”的印象，他表现出使人难忘的尊严，显然期待别人不仅尊重那种尊严，并且希望他们也要有一点那种尊严。他过着比别的任何作家更深居简出或者更骄傲的生活。“可能他早年在商船上的服务训练教导他存在于，比方说，大副对航海的价值观和有头脑的乘客对航海的价值观之间的区别。他难得出于任何原因抛弃他的鲜明特征，他真诚地尊重他的职业，不认为有必要公开对伦敦的交通，饮食，或外汇交易表示强烈的不满。……文坛人士由于他的去世而失去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活生生的榜样。”

　　①高尔斯华绥的名字约翰的爱称。
　　②戴·麦卡锡（1878—1952），英国评论家与杂志编辑，长期担任泰晤士报周日版书评作者。

　　有人也许认为康拉德会找一个能看到海景的家；但他对大海看得太多了，像水手小如不让海上的空气进人他的舱位，康拉德总是在内陆生活得很好。大海不可能成为一个对它的脾气异常熟悉的人的朋友。他不愿谈起他过去的生活。他对航海的回忆只不过是他创作的题材。海洋像一个旧情人，被抛弃了，在他的房子的客厅里仅仅挂着一幅版画，画面上是一艘壮丽的航船，它引起一阵显示内心渴望的回忆。“别看那个，”他对安德烈·纪德说，“让我们谈谈书吧。”
　　从他放弃海员工作的时候开始，康拉德的生活经常是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文学创作，通过无休止的肉体痛苦进行下去。他的书信充满提及他的工作拖拉、头脑迟钝的话。
　　他于1924年逝世，非常突然，死于心力衰竭。去世前一天他整日都在桌前写东西。他不止一次曾写到水手沉溺时跟死亡的搏斗。“谁也说不上他们死亡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遗憾，嘴边有什么话。但是在这些心灵突然从拼命的挣扎，极度的紧张，可怕的喧嚣——从浩瀚无边的海面不息的暴怒中沉向自开天辟地以来海底宁静和平的深处，在那里无忧无虑地长眠时，这里面是有什么美好意味的吧。”

2　写水手的小说家

　　任何小说家生活中的某一阶段，一般都有可以单独抽出来，如我们称之为“录制”的时期。在这段过程内作家通过自己和别人的痛苦经验，学习人类的情欲性质和社会结构。经典的例子是巴尔扎克。在采取阶段后接着是构思，在这一阶段内获得的经验臻于成熟，最后创造成果的时期常常十分短促，但在这个时期，播下的种子萌芽茁长，结出文学的果实。在某些小说家的一生中存在一些宽广的重叠期，使这些接续的阶段难以划分。不过就康拉德的情况来说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线是清楚鲜明的。他最好的小说的题材差不多都是取自他十七岁至三十七岁间的回忆。这段时期他工作积极但未写作。它们可以划为两个方面。第一他是那些故事的参与者，或者说目击者；第二那些故事他是听来的。我们将看到那些第二手的故事如何为康拉德的某些小说提供特殊而复杂的形式。
　　《水仙号上的黑水手》是有关一艘船的全体船员，该船的一次航行和中途遇到的一场暴风雨的非常简单的故事。没有曲折的情节，但所有的各种类型的人物是以一个群体的形式表现的——船长，大副，一批普通人，社会渣滓，和一个奇特的人物，即那个黑水手，他神秘地患病，引起有始无终的同情，几乎把整个一船人都毁了。《台风》是一艘运载中国苦力的船的惊险故事，他们为了在一场可怕的台风中散失的钱款开始互相斗殴，要不是船长麦克惠尔的冷静态度，暴风雨和船上的一场叛乱可能会造成船毁舟沉。《青春》是一艘在海上发生火灾的船只的故事。讲述这场灾难的年青的二副回顾他第一次担任这个职位时快乐和直至濒临死亡时的忠于职守这两种感觉。
　　《吉姆爷》是康拉德最杰出的小说之一，也是一个海洋的故事，一艘名叫“派特那”号载有印度往麦加朝圣者的船只，撞上一艘漂浮的沉船的残骸，裂开一个口子，不幸的高级船员们违反航海规则，置朝圣者于不顾，弃船登上救生艇逃命。但船没有沉。她由一艘法国炮艇拖到港口，有罪的负责人员不得不面对法庭的审判。年轻的大副吉姆是他们当中惟一家庭出身堂堂正正的英国人，他不理解他如何没有尽职。在糟糕的上级命令下，任何人不也会同样这么做吗？但是他不能原谅自己。职业上的污点折磨着他，他力图以自己的一生去洗刷，最后在为捍卫荣誉的关键时刻牺牲。
　　把这些作品说成是海洋小说是否正确呢？康拉德不这么认为。“我不愿拿一些基本问题的讨论使你厌烦，”他写道，“但我的这些有海洋参与的故事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在《黑水手》中我描写的是一群人的心理，表现自然的某些方面。但他们面对的不是海洋的问题，它仅仅是在一艘船上发生的问题，与陆地纠葛完全隔离的状态使它带有特殊的力量和鲜明突出的色调。在我的其它小说中主要是研究一个特殊的人，或一个特殊的事件。我惟一的海洋作品，对我曾经度过的生活以特殊方式的惟一奉献是《大海如镜》。”
　　如今，《大海如镜儿虽然有许多优美的片段，实际却是康拉德较不令人满意的作品之一。事情的真相是纯粹的自然景象决不应该成为一个作家描写的基本对象。批评家们佩服康拉德在《台风》或《黑水手》中对来势凶猛的暴风骤雨的描写，它们是壮观的。但这些描写冗长，像海战的画面。画家徒劳地力图保存动态感，而当它们一旦固定下来就不再是鲜活的。就作家这方面而言，他利用了时间的因素。他的猛烈的风暴渐渐达到顶点。但什么也比不上一种继续不断的高潮那样单调和难以保持。即使贝多芬也做不到；作为一种摆脱困境的办法他有使之达到完美协调的巨大力量，但文学的最高强度不同于音乐，它没有合适的把不协和音变成协和音的和弦。“我变糊涂了……我忘记倒数第二的那道波浪跟我看到正在压来的那道波浪相比之下汹涌程度如何。我的想像的小小空间早已满了，但浪涛还在不断地冲打着涌进去。”
　　康拉德自己不愿被人首先看成一个描写海上风雨的作家。他太过于诚实，不想佯装对海洋有什么自作多情的爱心。我们不妨说假如他喜欢航海生活，那不是由于爱海洋，而是由于爱跟海洋搏斗。“不管岸上的人说了多少对它公开表示爱心的话，也不管多少散文和诗歌以它为对象的名作，海洋却从来不是对人友好的。在极坏的方面它伙同别的分子使人类不得安宁，起着世界范围内野心教唆犯的作用……仿佛由于它太伟大，太强有力，普通的道德无法制约它。海洋没有同情心，没有信念，没有法治，也没有记性。它的反复无常只有用一种无畏的决心，不眠的，以武力为后盾，小心在意的警惕对付，才对于人的目的是有效的。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恨总是多于爱。”
　　如果一个人不能爱海洋，他却可以像爱花园或爱车间一样爱船，因为船是人造的，它带有人的辛劳和牺牲的印记。康拉德笔下的所有船长都为他们的船而感到自豪。“她体形小，但性能好。……没有别的船只能经受她这么长期地年年月月经受过来的风风雨雨。……她已经精疲力尽了，就这样。你可以相信我。她在我们的指挥下长年支持下去，但是她不能永远如此。……我高兴终于过去了。在这样一个日子永沉大海的船没有比她更好的了。”他让一位老船长在他的船的葬礼上用这些话深情地表达他的悼念。
　　在《青春》中，正当水手们被迫放弃着火的船时，讲这个故事的二副马罗说：“她猛烈地燃烧着，像一堆在黑夜里燃点着的进行火葬的火堆，被大海环绕，由星星守望。壮丽的死亡到来了，仿佛是送给那条辛苦一生的老船临终的恩惠，礼物和报酬。”再仔细地分析这种感觉，我们发现使康拉德感兴趣的与其说是船不如说是人对船的爱。
　　康拉德是一个海洋小说家，可以说更是一个某些道德主题的小说家，他明白这一点。他曾对高尔斯华绥说，不论你做什么，人们总是越过你的艺术去寻找你的思想，要引导当代的评断则必须强调这些思想。倘若我们要理解康拉德的精髓，我们在这里就要重点分析这些道德性主题。

3　斯多噶式的悲观主义

　　康拉德的朋友和传记作者若望·奥布雷曾记载康拉德特别欣赏在一册法国诗集中下面的几行：

　　在寒冷的空气中，由无数火焰浮起，地球，一条旧
　　桅朽烂的可悲的船，没有舵手，航向许多难以想
　　象的港口，它的光辉梦想既朦胧又无力。

　　康拉德曾对作者写道。“我的名字直到如今将近六十五年，一直是在那条迷人的老船的船员当中；她没有舵手掌舵，在未知的空间穿行，你以一个诗人崇高敏锐的目光如此精细地洞察到她的光荣和耻辱。”
　　康拉德似乎觉得在实干家与盲目的力量之间的搏斗并不总是绝望的，然而总是不平等的。着火的船只上的船员想尽办法竭力灭火，拼命抽水，但到头来还是大火胜利。确实，在生活中它们总是最后高唱凯歌。在康拉德的作品中毁灭性的力量常常是战胜者。人死，船沉，文明瓦解。海洋并不是惟一的黑暗的势力。
　　阿尔梅耶娶了当地一个权势人物的女儿，那是一个被富有的植物园主俘虏并收为义女的姑娘。他跟她生了一个女孩，他非常疼女儿，愿意使她欧化。但憎恨他的土著妻子重获对女儿的控制权，结果又吸引她回到野蛮状态。阿尔梅耶孤零零地被妻女抛弃，面对未开化的自然变成半疯。黑暗的势力打赢了。
　　《黑暗的中心》的题材或多或少相同，或者可以说简直一模一样。在康拉德的大部分小说中以观察者身份出现的人物马罗大约就是作者的化身。他去刚果做了一次旅行，在当地听到某个名叫库尔茨的欧洲人的故事。库尔茨生活在丛林中土著人中间，据说做了许多好事，近乎一名圣徒。马罗对此产生了好奇，于是出发去寻访他。最后他到达库尔茨一直生活的村子，发现他像神一般受到土人的崇拜，可是在长期与文明隔绝的情况下，他已病得几乎可说精神错乱，最后在凶恶野蛮的喧闹声中死去。在这个故事里代表黑暗力量的是森林而不是海洋，它最终战胜了理性和善意①。

　　①康拉德的人物的性格往往是矛盾的，善与恶两方面在他们内心发生激烈的冲突。作者在这里只强调了库尔茨的一个方面，其实他也是个代表白人殖民主义的掠夺者（主要是掠夺象牙）。

　　在康拉德看来群氓，民众，好像海洋或丛林——是主人公的敌人。在《诺斯特罗莫》中他描写在一个南美国家，一处被发现的银矿触发罪恶的物欲，如同在《黑水手》或吉卜林的小说中，人给划分为分明的两个等级。一边是领导，主人和工长，他们生来指挥别人，因为他们有荣誉感（他们也许是普通的水手或工匠，这是一个灵魂的问题，而不是阶级的问题）。另一个阵营是下属，员工，那些因为没有荣誉约束而变成卑鄙的禽兽的人。罗曼亲王是一个抛掉幻想的典型人物。他不靠幻想，但相信他在无情的政治斗争中长期积累的经验，这些暴行似乎注定要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生。照他看公共制度都是由落在公民们头上的一系列灾难构成的，它们每一项都由另一项合法地产生，仇恨，报复，愚蠢，贪婪在通常建立这些制度的过程中得不到制约，好像它们是由一个神圣的意志所安排。亲王的悲观主义也就是康拉德的悲观主义。他相信在群众中人性本恶。
　　但即使是有荣誉感的人，即使是天生的领袖，有时也会在黑暗的势力面前倒下。吉姆出身良好。康拉德说：“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但谁能为了那一天负责呢2因为不知道宇宙把谬误堆积到那么多，以致最强的人也由于紧张而崩溃。“一顿丰盛的饭菜之后，在海拔两百英尺的地方，手边有一盒体面的雪茄，这时谈论吉姆少爷是挺容易的。……当然，到处都有这种人，整个生活对他有如饭后抽一支雪茄的时候那么悠闲自在，无忧无虑，也许是因为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事情的结果，从而把什么斗争的故事忘掉了而精神焕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结果——尽管碰巧有个结果。”
　　在《吉姆爷》中有一个法国海军军官，是他拯救了那条沉船上的朝圣者，他试图竭力公正地评价吉姆。“‘那种害怕，那种害怕——注意——总是有的。’……他碰碰他靠近一粒铜纽扣的胸口，在这个地方吉姆原先曾对自己的胸脯重重地打了一下，以表示他的心脏不成问题。我想我做出了某种不同意见的手势，因为他坚持：‘是的！是的！人家说可说；这一切都很好；但是盘算的结果，你跟下一个人一样傻——一样胆小。勇敢？这总是要见到才算数。我见过世面，’他严肃冷静地用俗话说，‘我全世界都去过；我认识勇敢的人——著名的人！——喝吧！‘他随随便便地喝着酒。……‘勇敢——你想——在公务岗位上——你不得不这样——那是职务要求。不是这样吗？’他有理地提醒我。‘不错！他们每个人——我说他们每个人，假如他是个老实人——会坦言有个问题——有个问题——往我们最好处想——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时你放弃一切希望。你必须承认事实。把种种情况综合加以考虑，恐惧是必然的。可恶的害怕。对那些不相信这一事实的人照样还是有害怕——害怕他们自己。绝对是这样。相信我。是的。是的。……在我这个年纪你明白你都说些什么——见鬼！”’
　　是的，有人会受到推崇，有人会跳进那个无底坑，如吉姆，是丧失了荣誉感的人所为，从那里他们再也爬不出来。但是康拉德反映，在命运的这一安排上是不存在公正的。那是运气的问题，是由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成千上万的机遇所形成。他考虑过他笔下的人物麦克惠尔船长的情况。他纳闷是什么促使这个贝尔法斯特杂货商的儿子在只有十五岁时逃跑到海上去的。这个例子提醒人们想到有一个广大有力的看不见的手随时准备落在我们地球的蚁里上，抓住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肩膀，把我们的脑袋砰的一声互相撞到一处，然后把我们朝许多预见不了的方向抛去，于是我们通通不可思议地向四面八方飞逃。

4　人的道德

　　宇宙悲剧的幻影！但是如果把康拉德简单的描绘成悲观论者和宿命论者，那将是一种误导。真相比这种想法更加复杂。就他的作品情节的结果来看，康拉德是个悲观论者；纵然他认为即使最优秀的人物也不能保证他们得到成功和拯救，但从情节本身所产生的人的品质来看他却是个乐观论者。人常常进行一场绝望的斗争；船长不得不让他们最好的船只沉没；丛林吞没人类最优秀的分子；乱民迫害最杰出的领袖；在任何情况下，取得胜利后人们发现胜利本身总是有缺憾的，不值得因它而造成的全部灾难。《诺斯特罗莫》中的银矿，以巨大牺牲的代价得到拯救，以后只带来罪恶；从矿藏攫取财富的打算都化成泡影。但这些徒劳的斗争是形成种种情操的原因，而这些情操本身是了不起的——对一个领袖或组织的献身精神，忠实，荣誉感，等等——都是高尚的。康拉德的结论似乎是只有人才是宝藏。
　　“我的作品的读者都知道我的信息，那就是世界，我指的是非永恒的世界，是建立在很少几种单纯的观念上的；它们准是好像自古已然。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忠诚。”物质世界，风雨与群氓的世界，绝对没有稳定；人的世界要稳定只有通过忠诚，也就是说通过自愿的誓约，不背叛自己细心考虑后参加的组织。一个有荣誉感的人是那一旦做出许诺就可以信赖他一直到死的人。吉姆不该跳进那只救生艇。《诺斯特罗莫》里面的一个人物宣称：他向唐·卡洛斯保证不让银矿落到盗匪的手里。麦克惠尔船长根本没想一个水手可以在暴风雨中考虑个人的安全。这种情操自古已然，在每个古代民族的历史上都可发现；缺乏它人类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假如一个人，跟他并肩作战的战友可以出卖他，他又怎么能活下去，怎么能战斗呢？
　　为荣誉做出牺牲，只要你活在自己的同类人中间，在具有同类情操的人中间，那是比较容易的。康拉德选择诺瓦利斯①的反思作为《吉姆爷》的题词：“我的信念肯定将永远取得进展，只要有另一个人相信它。”如果吉姆在危险的压力下精神崩溃，那是因为他身上人的卑劣与共同的一面缺乏荣誉感。

　　①诺瓦利斯，德国诗人和小说家弗·哈登堡（1772—1801）的笔名。

　　“‘人天生是个懦夫。这是个难题——自然。否则事情就太容易解决了。但是习惯——习惯——必然性——你明白吗？——别人的看法——问题就在这儿。你对它忍耐。于是别人的榜样，这种人跟你半斤八两，然而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
　　“他暂停一下。
　　“‘那个年轻人，你会观察到的——一点没有这些动机——至少在眼下，’我提出我的看法。
　　“他宽容地一抬他的眉毛：‘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这个成问题的年轻人也许有最好的性情——最好的性情，他稍为有点气喘，重复道。‘我高兴你持宽厚的意见，’我说。“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感觉……噢！是充满希望的，而且……’
　　“他在桌子底下的双足移来移去把我的话打断。他抬起他沉重的眼皮。我说抬起——没有别的词语可以形容这个动作不慌不忙的缓慢——最后完全对我打开。我面对两个灰色的狭小的圆环，像两只小小的钢圈环绕着漆黑的眼球。从魁伟的身躯射来的锐利的目光，像战斧的利刃，给你一种极其锋利的感觉。‘请原谅，’他审慎地说，举起右手，向前一挥。‘允许我。……我认为人会慢慢认识清楚勇气是不会自然而然产生的。对这回事用不着烦恼。弄明白一桩事实真相不该叫人活不下去。……可是荣誉——荣誉，先生！……荣誉……是实实在在的——来不得虚假！生命也许值得如果……’他吃力而急躁地一下站起来，好像一条匆匆从草上抬起身躯的受惊的雄牛。·假如丢了荣誉——嗨！比方说——我没法提意见——因为——先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直到吉姆再度发现他在自己一类遵循传统道德的人中间他才认识到他已失去了社会地位。他今后的生活就是一心一意地重新得到它。
　　如果康拉德这么喜欢英国，主要是因为他在英国找到一种有利于培养这类忠实的道德的文化背景。“我知道他的表现；他从一个合适的地方而来；他是我们的人。他代表他那一类出身的人，代表决非聪明有趣的男女，而是那些按诚实的信念和勇敢的本能生存的人。我不是指打仗的勇敢，或那种特殊的勇气。我指的是那敢于直对种种诱惑的与生俱来的本领……抵抗的能力，可以说，并不彬彬有礼，但是无价—一在外在与内在的恐惧面前，在人的有诱惑作用的腐败和天性的黑暗面前，那种无动于衷和圣洁的僵硬。它受到一种在事实的力量面前，在有感染性的榜样，在种种教唆的思想面前无懈可击的信念的支持，把种种想法挂起来吧！它们是流浪汉，游民，敲打你的精神的后门，每一种想法都拿去一点你的东西，带走一点由不多几种简单观念构成的你的信念。这是假如你想体面地活着，想轻松地死去就必须坚持的东西。”
　　康拉德对于在生活行为上发生作用的智识并无多大信心。受到他偏爱的英雄是麦克惠尔船长，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对自己颇为自信，刚好有足够的想像力支持自己一天接着一天奋斗下去。麦克惠尔船长不能代表整个的英国，但他惊人地像英国人受人教导要去尊敬的自我画像。他的拒绝考虑未来跟约瑟夫·张伯伦①的姿态一模一样。气压在下降，……不错，在下降……那是事实。如果别的事实也发生变化，于是采取措施。至于试图预见未来，或是按理论行动，或偏离航线以躲开暴风雨，麦克惠尔船长认为那是再蠢没有的事了。他像吉卜林笔下的小学生那样怕别人的妄自尊大。在他的大副朱克斯为不得不挂握罗旗航行而发怒时，他无法理解后者的反感。

　　① 约·张伯伦（1836—1914），英国政治家，曾任保守党政府大臣。

　　“新旗飘扬在南山号船尾的头一天早晨，朱克斯站在驾驶台难受地望着它，他跟他的感情斗争了片刻，然后发表意见说：‘在这面古怪的旗下航行真别扭，船长。’
　　“‘旗子怎么啦？’麦克惠尔问道。‘照我看没关系。’他走到驾驶台的另一头仔细地看一看。
　　“‘好啦，我觉得它样子古怪。’朱克斯气冲冲地大声嚷道。他匆匆离开驾驶台。
　　“麦克惠尔船长对这种态度觉得惊异。一会儿之后他脚步轻轻地走进海图室，打开他的《国际信号规则手册》载有各国国旗的那一页，版面上世界所有国家的鲜艳的国旗都端端正正的排列在上面。他拿指头数过去，数到了遏罗，他专心思考着那上面红底和白象的图案。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但为了把问题搞清楚他把书拿出来带到驾驶台，用图画跟船尾旗杆上的实物比较一下。待＿会儿朱克斯压着火气在那天继续执勤，恰好在驾驶台露面，他的上司评论道：
　　“‘那面旗子一点也没有毛病。’
　　“‘是吗？’朱克斯咕哝着说，一边跪下来从甲板上的贮藏柜内恶狠狠地抽出一根备用的测深绳。
　　“‘没错。我查了书。长是宽的两倍，象恰好在当中。我想岸上的人会知道怎么制作本国国旗的。这不消说。你错了，朱克斯。……’
　　“‘好啦，船长，’朱克斯激动地站起来开始这么说，‘我所能说的一切——’他的手哆哆嗦嗦地摸索着盘绕的绳子的头。
　　“‘这就对了。’麦克惠尔船长一边安慰他，一边沉重地往他钟爱的帆布小折叠椅上一坐，‘你该做的就是别让水手升旗时象倒了个儿，他们还没十分习惯。”’
　　面对事实，化不利为有利，这是执行任务时最简单最高尚的方式。“工作就是法律。如同铁不用会成为一堆长锈的废铁，水不流会成为一潭发臭的死水，所以没有作为的灵魂会成为死东西，失去力量，不会促使我们在尘世留下痕迹。”
　　人跟宇宙的伟大相比是那么渺小，人的命运正是由于人有所作为才获得它本身的尊严。“世间人事现象应该得到钦佩和怜悯；它们也值得敬佩，那用叹息而不是呜咽，用微笑而不是笑容可掬对它们致以无形的敬礼的人并非无动于衷。达观，不是神秘莫测，不是孤高冷淡，而是有识别力的达观是我们的感情中惟一不可能成为虚伪的东西。
　　“这并非我以为达观是最高的智慧。……但是我认为明智之举是以上帝的意愿为人的意愿。……”

5　贵族与现实主义者

　　康拉德是在水手而不是在陆上生活的人当中发现他所珍爱的这些道德的。对陆上的人他抱有某种程度的鄙视，公开宣称他们不会办事，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有太多的安全而不是充分的责任感。他们知道不论他们做什么，他们的刁、城不会倾覆，或者有了裂口带着他们的妻子儿女一道沉没。只有在海上一个领导才是领导，上帝之下的主人，跟所有的社会关系和感情联系分割开来，摆脱虚伪的领袖控制而得到自由，这些人在陆上是通过阴谋和夸夸其谈取得权力的，但在台风中连五分钟也坚持不了。
　　在真正的危险中，人人都渴望而且尊敬真正的领导。在朱克斯即将对暴风雨屈服时，他由于在黑暗中遇到沉着冷静的麦克惠尔而得到莫大的安慰。“‘你可别为任何事故难倒，’船长相当快地咕哝着继续说道，‘要让她挺住。人家喜欢怎么说随他去说，但是海浪会随风势高到最厉害的程度。对着它干——永远对着它干。这就是挺过去的办法。你是个年轻的水手。对着它干。对任何人这就算尽职了。头脑保持冷静。’
　　“‘是，船长，’朱克斯说，心里有点紧张。
　　“接着，船长对机器房说了几秒钟助活，并得到答复。
　　“说不清什么缘故朱克斯感觉到有了信心，好像一股温暖的气息从外面吹进心里，使他觉得可以应付一切需要。黑魆魆的远方低沉而持续的声音悄悄地进人他的耳中。出于突然产生的自信他一动不动地注意着这声音，好像一个穿着铠甲，挺安全的人会注意刀尖。”
　　康拉德的哲学，如同实干家的一切哲学，比方说，吉卜林的就是，后者跟它是类似的，是贵族性质的。他钦佩普通的海员，自然，只要这个水手是以行动和服从来服务的话，他会像钦佩船长一样钦佩他；但是假如这个人把权利看得高于义务，他也像吉卜林一样憎恶他。他曾在《黑水手》中用唐金这个人物对这种类型的人加以刻画。“他们全知道他的为人！他不会掌舵，不会打结，在漆黑的夜晚逃避工作；在高处用手脚拼命抱住桅杆，他咒骂风，雨雪，黑暗；在别人干活时咒骂海；在全体集合点名时最后一个出来，最先一个进去；他大部分事情不能于，其它的事不愿干。他是好心肠的人和自顾不暇的刚参加工作的新手的宠物；这个引起他们同情，得到他们奖赏的家伙熟悉他所有的权利，却不知勇敢，吃苦耐劳，内心的信仰，把全体船员团结在一起的无言的忠诚为何物。贫民窟内不光彩的自由的独立不羁的产物，对海上严酷的劳役充满憎恨和蔑视。”
　　在康拉德的作品中没有蛊惑人心的欺人之谈，也肯定不能指控他用这样的方式吸引读者。“在一个假如不在某个方面表现革命性就没有希望吸引很大的注意的时代，我从未在我的作品中表现出革命性来。革命的精神很容易表现在作者毫无思想顾忌上。它的生硬绝对的乐观论调由于它包含的狂热情绪的威胁和缺乏宽容对我的心灵是不能接受的。”
　　康拉德不相信民主能使我们摆脱战争。完全相反：“为旧共和派作为王朝野心特殊的血腥罪行，雄辩地加以痛斥的战争时代绝非已经过去。它们将会为了争取生存以另外的方式，不那么频繁，却以更加厉害的仇恨和野蛮的凶狠顽强打到底。它们会由于统治者的谨慎，甚至由于羞耻，由于害怕个人的责任和关心某些形式的传统体面，使人类的荒谬得到缓和，让我们为君主野心的时代而感到遗憾。倘若欧洲的君主们直到如今因为在亲笔通信上彼此称‘兄’道‘弟“而受到嘲笑，那种关系至少作为跟任何兄弟情谊，形式同样有效的形式是可能在本大陆的敌对国家之间建立起来的。我们在一切方面都得到保证，这是民主的世袭遗产。在君主们表面礼节性的兄弟关系中，不论它是多么一钱不值，实际的血缘纽带出于贪婪和虚荣的肆无忌惮的需要，常常起着一种牵引的作用。此外，老是有被激怒的人民起来造反的共同危险，和对彼此的神圣权利的某种尊重。可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领袖，除开群氓的突然叫嚣，却别无像君主们拥有的那样的祖先，权力条件阻止他们甚至考虑一个直接的继承人。他们将没有兴趣称另一个民主国家的领袖为兄弟；后者是一个像他自己一样既无父王又无太子的首脑。”
　　康拉德看待妇女犹如他看待人民一样，是个悲观论者。水手在一个方面是跟游侠骑士共同的，那就是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度过的。距离使他把女性理想化。他想象出一幅浪漫的骑士爱情的幻景，因此比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如莫里哀或萧伯纳，对现实中的妇女痛心失望得多。那些现实主义小说家对女人是实事求是的。康拉德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如同吉卜林作品中的一样，常常对女人感到害怕。经典名著能冷静地描写女人根本没有道德观念，她们的道德由她们所爱的人去决定。浪漫的水手却惊异地发现她们缺乏的是男性的道德，但是他最终认识到荣誉是中世纪高尚的遗产，这从不属于女人，他理解了。在原则上，他认为女人总是得到她渴望的东西，而我们只能假定荣誉不是她渴望的。还有谨慎，男人以此为骄傲，经过理性考虑的谨慎，对她们是格格不人的。以任何代价得到感情，刺激，这是她们秘密的座右铭；由于一切道德都不能使她们满足，她们也就去追求种种犯罪行为。为什么？因为权力，超过别的一切，依然是她们首先重视的刺激。

6　康拉德的艺术

　　康拉德的人生观使我们得以揣摩他的创作方法。他敬重大师巨匠，鄙夷学究和废话连篇的人，只说他所知道的事情。他严格训练自己下笔完全准确。艺术家像科学家一样，他以为必须追求真理，而且只追求真理。作家的职责他似乎觉得跟水手的近似；他应尽可能把他的工作做好，准确地描绘他看到的，使他的词句，如同洗擦过的甲板，找不到缺点，不期望回报，而只让同事们对你保持内心的尊重。
　　他的叙事模式有他独具的特色。他的小说的复杂性使亨利·詹姆斯为之惊异。“写一部作品一定要让它经受千锤百炼，他的小说的复杂性使康拉德成为醉心采用这一方式的绝对惟一的人。”“惟一”这个词是有趣的，因为亨利·詹姆士是这一方式最成功的或经常的实践者。但就康拉德的情况而言，与其说那是一位文学家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不如说是一位诚实君子的天然作风。
　　康拉德曾经有一次写过，作家首要的美德应该是绝对忠实于他的感情和感觉，即使是在他的创作情绪极度兴奋时，严格坚持写他看到的，感到的，听到的东西；使这些感觉充满感情和诗意；不要随意夸大那种感情或勉强加进那种诗意——这就是他的文学理想。
　　那个马来亚种植园主的故事是一天在新加坡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个殖民地新闻工作者告诉他的。吉姆爷的故事是他听别人连续讲的，他本来可以如史蒂文生那样，把它进行加工改写。他也可以采用自传的形式，如笛福的手法，把故事的中心放在主人公的身上。但那将意味制造刺激，这恰恰是他严禁自己那么做的。如果暴风雨的情况是他听别人说的。他也按听来的那么写。因此我们有一个在两个层次上的故事情节——康拉德写讲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写人物。
　　这还不是全部问题。即使讲故事的人被康拉德放到主题的轨迹上，他自己也不知道全面的情况。他常常中断故事，引进别的人，后者又带来次要的新见闻；有时候作者开始寻找使同一故事显示出新面貌的目击者。按这种方式读者发现小说情节呈现在小说家面前是什么样子，也就同样以这个样子呈现在他面前。读者的印象是书中有个主题，藏在被高墙围起来的舞台当中什么地方，作者就绕着这个舞台转。读者呢，只是偶尔迅速地看到种种细节方面一眼，这些细节从来都不相同。
　　这种困难的艺术技巧会找到模仿的人吗？目前英国优秀的年轻小说家似乎明智地把这些苛求的做法放在一边。没有什么比大卫·加尔奈特与阿尔多斯·赫胥黎的故事更简单更直来直往的作品了。再说，文学技巧不是康拉德最重要的方面。根本的问题是他深深意识到人的某种形式的崇高伟大。
　　“人不过是暴风雨中的一线微光，但它不会熄灭，它就是一切。”亨利·普恩加赉①的这些话可以看做康拉德的哲学概括。虽然他所画的世界是跟威尔斯②的极不相同。威尔斯把人的智力看做璀璨的光明，如果我们再运用充分的意志便可以永远让我们的星球在其中沐浴。人人都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实干家的哲学是不可能跟实验室里的学生的人生观相似的。像吉卜林一样，康拉德一直生活在跟天上的暴风雨和人间的暴风雨战斗的人们中间，跟他们并肩战斗的还有别人，跟吉卜林还不同，他也是这些战斗者中间的一员。他脱离了他生长的故上，并且因为大海长期使他又脱离他移民的土地，可以说他是双重地离乡背井。康拉德大约是由于这种贫困的生活方式从而获得看人在纯粹状态下的某些美德的能力。他曾经写道阅读他的作品的人会认识他的深刻的信念，这个非永恒的世界是建立在几个非常简单的观念之上的，它们简单到如此地步，必然自古已然，首先是忠诚。水手群体确切地象征着人类社会的本质，他们在几块木板上孤零零地生活在惊涛骇浪中。

　　①于尔·亨利·普恩加赉（1854—1912）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
　　②赫·乔·威尔斯（1866—1946）英国科幻小说家。

（法）安德烈·莫洛亚

作者: Giorgio 时间: 2010-1-20 13:47
本帖最后由 Giorgio 于 2010-1-20 14:51 编辑

选自　《大海如镜》康拉德散文选附录。
小说之外，康拉德的重要作品就是他的两部回忆录《大海如镜》（1906）和《个人的纪录》（1912）。前者是写他的航海生活的，后者则是他在波兰与早期创作生活的回忆。
　　关于《大海如镜》作者曾这样介绍说：“这本书是怀旧情绪的一种带有想像色彩的艺术处理。……它也是对一个现在几乎已经忘怀的时期和对这个岛屿上的居民感到亲切的一种活动的纪录。它同样也试图大致记下从一种可敬和有用的职业经验所产生的某种真实的感觉与感情。偏巧这种职业具有重要的民族意义。它可以看做是一篇对船只，海员和大海（带有个人情调）的谈话”。
　　康拉德从事航海职业的时代是在十九世纪晚期，那还是帆船向现代化轮船过渡的时代。《大海如镜》反映的是这个时代帆船航海生活的缩影，如作者自道的，船，人，海是贯串全书的中心，在三者中又侧重船与人，在船与人中船在某些章节受到侧重，但人和船是一起贯串全书的，这可以从全书篇幅的比例上看出来，如《精美的艺术》，《蛛网与蛛丝》，《俘虏的生活》以及其它许多章节都是写船以及与船有关的一切，如船的索具，停靠的码头，遇到的险情，船舶的消息等等。我们知道在帆船时代，航海的风险比现代大得多，也艰苦得多，机器与气象知识都不足以使人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康拉德的笔下，船成为一种有灵魂的东西，是人跟大自然的搏斗中人的最忠诚勇敢的朋友和助手，没有船，人要征服海洋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赞美船的优美的形体，歌颂它在海上与人共患难的友谊，同情它在码头上的被囚的处境——像一只随时会展翅飞翔的天鹅——人对船并不总是尊重爱惜的，在他用不着它的时候，他把它当做俘虏和奴隶；在这些描写里渗透着作者深厚的感情，他不但是一个与船打了20年交道的水手，而且是对船一往情深的诗人。在写船的同时，作者也写出一系列老海员的形象，他们与船不可分割的命运，他们终生对船怀着深深的关切与眷恋，在船失踪的时候往往与船同时沉入海底。
　　高尔斯华绥曾指出，康拉德笔下的自然，跟赫德逊笔下的自然比较是可怕的。《东方与西方的统治者》一章整个描写的是大西洋的风向。在作者的笔下西风成为一个随心所欲，喜怒无常的帝王，东风则是一个表面和蔼，其实工于心计的君主，船与人都被他们操纵于股掌之上，此刻风和日丽，波平浪静，只要他们情绪变化，顿时闪电雷鸣，风涛滚滚。其实海一般并不可怕，只有在天气掀风作浪时它才是危险的。这是全书，如作者介绍的，“最带有想像色彩”的一章，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状，惊心动魄。
　　《大海如镜》中的大自然或海洋也只是一个背景，作为整体来看，它可说是一首对人和船跟大自然搏斗的悲壮的颂歌。
　　康拉德本质上是个浪漫主义者，在文体上纵横挥洒的笔触，壮丽辉煌的场景，使你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有时未免过头，出现堆砌词藻的毛病，修饰语泛滥成灾，但在他写得最好的时候表现力却是惊人的。

——倪庆

作者: Giorgio 时间: 2010-1-20 14:16
康拉德政治三部曲研究　　
胡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作为爱德华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康拉德不仅继承了由亨利·詹姆斯开创的英国小说实验与改革的传统，同时也表现出了鲜明的现代主义特色和英国文学国际化的倾向。对于理解20世纪英国以及西方的文学、历史与政治，康拉德无疑具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性。
　　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康拉德研究史清晰地显现了康拉德整体研究的发展趋向。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各种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也给康拉德及政治三部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维度。但是把政治三部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成果似乎并不多见。本论文以焦虑、道德和政治三个关键词为切入点，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细读，试图揭示康拉德如何通过这三部作品表达了一种焦虑意识，以及这种焦虑意识与康拉德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与爱德华时代的历史语境之间的复杂联系，同时结合康拉德的书信、传记资料进一步审视潜藏于文本中的作者的矛盾文化心态和道德伦理取向。
　　本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
　　导论首先回顾和分析了西方与中国近一百年来康拉德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指出政治三部曲的研究正呈现出一种从研究边缘向研究中心移进的态势。康拉德的研究史可以说是一种争议和论战史，正是这种争议和论战不仅形成了极富思想史特色的康拉德批评传统和多元化的研究发展趋向，同时也使得康拉德研究成为了近年来欧美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第一章主要分析《诺斯托罗莫》。《诺斯托罗莫》被公认为是康拉德最为杰出的一部作品，甚至堪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比。主人公之一高尔德深受19世纪流行的乐观主义社会进步观的影响，坚信物质利益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手段。他为实现自己的“进步”理想而费尽心机，但最终却蜕变为对物质利益本身狂热的追求者。主人公之二诺斯托罗莫把理想的自我建立在空洞的主观幻想之上，满足于虚幻的荣誉感，最终也变成了物质利益的忠实奴隶。主人公之三德考得是一个有着浓厚悲剧色彩的理想主义者。他身上所体现的怀疑主义不仅是康拉德创作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心理特征，也是爱德华时代英国社会的一种主导精神倾向。本章第一节通过对小说中物质利益与道德理想主义矛盾关系的剖析，探讨了康拉德对工业化、现代化的负面后果、价值观的变迁、人的异化等诸多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的深刻理解。第二节通过联系卡莱尔的文化批评理论，阐述了康拉德对物质主义的批判以及他对英国保守主义有机论思想的接受。第三节从德考得的怀疑主义入手，论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以及康拉德的创作转型与爱德华时代英国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力图在现代性研究的维度上揭示这部作品的怀疑主义所蕴含的哲学和伦理学的普遍意义。
　　第二章主要分析《间谍》。《间谍》既是康拉德第一部以伦敦为背景的小说，也是康拉德所有作品中“最具时代超前意识”的一部。这部小说标志着康拉德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品聚焦于当年伦敦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展现给读者一幅社会生活与政治斗争盘根错节的复杂画面。康拉德在对忠诚与背叛等道德伦理问题的追问之中表达了一种反对极端主义、反对激进社会变革的复杂心态，同时又以对人物阴暗和痛苦心理的刻画深切地传达了一种现代人无所归属的疏离感。本章第一节以作品中的无政府主义情节为切入点，探讨了康拉德选择无政府主义题材的原因，从社会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层面揭示了康拉德对政治无政府主义和道德无政府主义所做的深刻思考。第二节则在英国保守主义传统的背景上，结合柏克、卢梭、尼采、卡莱尔和罗素等人的思想影响，试图展示康拉德何以通过这个“简单的故事”展现了一种“复杂的道德关怀”。第三节则从《间谍》中的伦敦城市意象入手，通过探讨围绕主人公夫妇悲剧所展开的孤独、背叛与信任等道德伦理问题，在现代都市文化的语境中考察了康拉德对现代城市生活经验的独特反应和价值判断，从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的交互层面论析了这部作品“明确的道德聚焦意识”和丰厚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内涵”。
　　第三章主要分析《在西方的注视下》。在很多批评家看来，《在西方的注视下》充分表达了康拉德对沙皇俄国的憎恨和鄙视，也表达了康拉德本人对自己早年离家去国的反省和自责，揭示了他因为无法摆脱现实中的种种矛盾而产生的痛苦和失望。本章第一节以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为切入点，联系现代自我的理论，探讨了作品中主人公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精神中主人公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第二节从主人公拉祖莫夫的身份认同问题引申开去，结合康拉德的个人经历和西方近现代思想史的背景，在现代性研究的语境之中探讨了康拉德本人以及现代人身份认同问题的由来及其政治道德内涵。第三节则运用他者理论，通过对康拉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屠格涅夫的比较研究，同时结合爱德华时代英国社会的“时代意识”，力图表明康拉德对英国文化的接受乃是“需要一种道德上的支持”，而康拉德对陀氏及俄国的拒斥则是一种以“他者化”的手段来确认自我身份、宣泄焦虑情绪以表达对西方文化精神认同的策略。
　　结语对政治三部曲的文学内涵和文化价值进行了全面综述，强调了康拉德政治观的复杂性以及道德视角对于理解康拉德政治小说的重要性，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康拉德的政治三部曲以其宏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思想堪称现代小说中的经典。理解这三部作品必须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史的背景上来展开。在此背景上，波兰文化传统和英国保守主义传统构成了经纬交错的两条影响主线。
　　第二，三部曲深受康拉德所生活时代的各种社会政思潮的影响，存在着从多种政治视角进行解读的可能。道德可以说是康拉德应对“焦虑时代”最强有力的回音。康拉德的小说在反映时代精神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参与社会价值观念的构建。三部曲的怀疑和焦虑即是一种时代的怀疑和焦虑，这种怀疑和焦虑源自于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的某种“时代意识”和“情感结构”的突变。
　　第三，政治三部曲可以说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整体，但政治并非是其全部的中心。康拉德通过这三部作品不仅表达了一种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拒绝，还表达了一种对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执著信仰。关注人物的共性，关注人物与某类社会政治问题的道德交集意义，这不仅是三部作品贯穿首尾的一条主线，也是“康拉德传统”的一部分。
　　第四，将康拉德简单地归人某种文学类型是对他最大的误读。康拉德之所以如此充满矛盾和悖论，就在于他本身也是一个悲观主义与理想主义并存、信仰论者和怀疑论者共生的奇特的混合体。康拉德正是在对多种文学传统和思想传统进行主动选择和接受的过程之中逐步确立和形成了自己的整体性特征，他不仅是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继承者，也是“伟大传统”的开拓者。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
　　第一，康拉德政治三部曲是康拉德整体研究的薄弱点，而国内对具有“过渡”与“转折”性质的爱德华时代英国文学的研究也相对滞后。本论文强调文本与文化语境的互文性阐释，通过探讨政治三部曲在点、线、面上与爱德华时代英国文学、政治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在多维视野中对三部作品的文学、政治与道德内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文化梳理和阐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在论证中力图凸显文本背后的思想史背景。此种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不仅有助于突破国内某种传统的断代文学史研究模式，也能在新的历史和文化维度下对康拉德其人其作以及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文学做出更深入和更全面的解读。
　　第二，本论文强调细读，在详细考察国内外康拉德政治三部曲研究史的基础上，以焦虑、政治和道德三个关键词为切入点，运用新历史主义“厚描”、威廉斯“情感结构”、雅斯贝尔斯“时代意识”、巴赫金“外位性”和分析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在社会维度、人性维度和心理维度三个层面上分析了康拉德在这三部作品中所表达的对物质主义和信仰危机的焦虑、对政治无政府主义和道德无政府主义的焦虑和对身份认同的焦虑。同时试图总结康拉德政治小说的创作以及英国近现代小说发展的某些规律，并以此为参照系探讨在经济、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小说家应有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以拓宽康拉德研究的视野，充实国内英美文学研究的薄弱地带。
　　第三，本论文从文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跨学科视角出发，对政治三部曲的文学文化精神、道德伦理取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意义。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注重本土视角和文化研究的视角。两种视角不仅意味着在强调文学与历史互动之基础上对政治三部曲进行一种较为独特的文化阐释，更意味着在对三部小说内蕴之独特的政治思想、民族经验与社会价值观的体悟之中以一种“他者”的眼光来反思当下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建设，以期为中国社会现代价值观的构建起到某种潜在的推动作用。
http://dic.eqie.com/D17/b6847.htm

作者: Giorgio 时间: 2010-1-20 14:21
转载一篇关于《吉姆爷》的评论。
我们不得不承认，像大不列颠一样，康拉德先生也是大海的主宰。其他作家也讲过关于那些“在巨洋间做事”的人们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并写下了大海狂暴和平静时的生动画面。但当我们打开康拉德先生的书时，那些东西就不屑一谈了。“大海那大声的呼唤”立刻使我们和作者一起扬帆去经历那伟大的冒险。我们了解了“天海之间伟大而单调的存在”；我们感受到生命平凡的流逝；同时，我们也被海上永远飘荡着的神秘而有力的力量所吸引了。

　　所有《吉姆老爷》中的这些，我们在康拉德先生无与伦比的杰出短篇《青春》中都能读到，但是，《吉姆老爷》不仅仅是一部海上的罗曼史。据说作者只想让它成为一部叙事体小说，但作品却依自己的意愿发展，而成为对心理现象的深刻研究。如果这是真的，我们真应该感谢这种传说中的主宰力量。

　　《吉姆老爷》的主人公是出生于一个宁静的英国教区的男孩，但他却充满了对冒险的渴望，并很早就成为一名水手。他极富年青人的自信，这是一种年青人对自我的悲剧性的信心，一种不愿相信生活中还有失败的乐观，总而言之，这正是青春的源泉和本质。但是最终，当24岁的他作为一名年青水手航行在星光照耀下宁静的东方海洋上，而800名安静的朝圣者还在熟睡时，“带着面纱的机会女神”――这正是他一生的梦想――悄悄地来到了他身旁，而他却退却了从这里，康拉德先生开始了对一个灵魂的剖析。他并不是直接从人物内心来展开故事，而是把故事交给了一个并非全知全能的只不过对这一切感兴趣的叙述者来讲述。他探索着这颗虽能感觉到事物全部的意义，但却时常是混乱而狂野的心灵，就如同在黑暗的房间中一步一步摸索着前进一样，而这正是一颗时刻能感觉到自己的胆怯，却又设法用自己非凡的潜能将自信拼凑在一起的心灵。

　　这本书的心理描写使我们时常想起亨利・詹姆斯。他对每一个情景都描写入微，把每一种情感都分析透彻。他把一个问题反复地拿出来，直到我们能看到其方方面面，但他又从来不会帮我们解决它。吉姆就是个例子，而这正是故事发展的动因。这对吉姆会有什么影响？这对一个人的荣誉会有什么影响？吉姆未来的希望在哪儿？他还有救吗？所有这些，在这里都没有答案。我们只有读下去，读下去，读到一个又一个描写精致而又细微的场景，直到我们不无罪恶感地感觉到，对这众多的细致刻画的复杂细节已有一点点厌倦了。

　　这时我们不禁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抓不到任何确定的事？而且，这些理论化的东西究竟值么？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已被请到了法官的座位上，踌躇着、衡量着可怜的吉姆的好意及糟糕的表现。最后不得不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尾？对他的挚友来说，也许很难劝告他，“孩子，你已经碰得头破血流了，也许这是因为你太自信了。站起来，再试一次！不要胆怯！不要躲避！在阳光下，谦虚但又充满希望地活下去！”这样，或者类似这样的事，才是简单而可行的出路，但是，纵然书中的描写是如此美丽，我们也不禁对迷宫般的心路历程失去了耐心。

　　虽然，读者也许会对书中扑朔迷离的心理描写感到厌倦，或干脆完全不能理解此书的悲剧意义，但是书中每一页都有精妙而深刻的补偿。没有作品能比得上康拉德先生在此书中展现的措词之巧妙和气氛之营造了。他所面临的危险和詹姆斯先生一样，那就是，也许会太迷恋于自己高超的艺术手段，为技巧的完美而牺牲了简单和直接的目的。

　　然而，像《吉姆老爷》这样稀有的文学杰作还是值得我们以感激和喜悦的心情来接受它的，当然，也许读惯了罗曼史的人们会觉察出一种很不同的意味。

　　（佚名，1900年12月1日）

作者: Giorgio 时间: 2010-1-20 14:33
此外还有一些相关评论，算是从多角度来看待这位与众不同的作家吧。
转自: 人民书城
作者/刘亮雅

在英美现代主义作家中，康拉德的作品被搬上银幕的数量，或许仅次於海明威。最著名者当推美国导演柯波拉改编自康拉德名作《黑暗之心》的电影《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此外，由彼得奥图担纲的《吉姆老爷》也曾在电视上播放过。

康拉德最擅写海洋小说，写欧洲殖民者在非洲、亚洲、美洲等地的活动。海上冒险小说在英国本是重要文类，大概自十八世纪英国人向外征讨，扩张帝国版图，无以数计的这类小说就充当意识形态工具，让海盗式的劫掠以英雄冒险为包装。像《鲁宾逊漂流记》、《金银岛》都是著名例子。

斯蒂芬‧斯匹尔博格拍摄的“印地安那‧琼斯”系列电影便显现此类思维之长命。而康拉德的特别就在於他的写法没那麼简单。在小说《奥迈耶的痴梦》（1895）、《黑暗之心》（1899）、《吉姆老爷》（1900）、《诺斯楚摩》中，他或许不能描写被殖民者的观点，但对於殖民者的贪婪、堕落却有深刻的观察，而同时他也描写对冒险的浪漫憧憬。此外，以马来亚婆罗洲为背景的《奥迈耶的痴梦》、《岛屿流亡者》（1896）、《救援》（1920）、《吉姆老爷》、《胜利》（1915）等小说呈现欧亚多种民族与文化间复杂、倾轧的关系。另一类康拉德擅写的题材则有关於反政府政治活动，例如《特务》（1907）、《在西方眼线下》（1911）。一如他在海洋小说中对殖民主义的暧昧，在这类小说里他一方面保守反动、憎厌革命份子与无政府主义者，另方面又对之有高度兴趣。政治上的暧昧态度使得他的视野异常复杂。

一八五七年出生的康拉德是海明威与艾略特（T.S.Eliot）的前辈。像艾略特《空心的人》（The Hollow Men）一诗一开始便影射康拉德《黑暗之心》里的克尔滋。海明威在一九二四年也曾语带幽默地推崇：“我要是晓得把T‧S‧艾略特先生磨成细粉、洒在康拉德先生坟墓上，康拉德先生就会立刻出现，因为被迫重返很火大，并且开始写作，那麼明天一早我就带著腊肠搅碎机前往伦敦”。然而康拉德虽名列英美现代主义大师，却是个海员出身、後来归化英国籍的波兰贵族，十七岁时只会六个英文字，三十二岁纔正式以英文写作。康拉德由逃离帝俄，转而投靠比较开明的英国帝国主义。颠沛、传奇的一生和跨文化的位置使他既保守又焦虑，凡事抱怀疑精神，也造就了他特殊的视野，而他那搀杂印像主义与像征主义的繁复技巧则显现他从浸淫的传统里寻找创新。

康拉德的文字厚重迂回，他的小说擅用精巧、多音的叙述框架，分割、萦绕的时间观，复杂的意像与像征。例如《黑暗之心》里外框是一个不知名的叙述者，他记录马罗在一艘停靠於伦敦外海船上所讲的刚果河故事，而马罗的故事除了涉及马罗自己年轻时的非洲经历，其核心却是克尔滋这个当年矢志将“文明进步”带到非洲的理想主义者，後来变成贪婪的帝国主义者，为了猎取像牙而滥杀无辜的事迹。马罗对克尔滋既不齿又同情，似乎视之为另一自我，以他的堕落为殷鋻。马罗一方面将所谓西方的“文明进步”打上某种问号，又割舍不下这唯一似乎能使殖民主义具正当性的价值。（在《吉姆老爷》中马罗也出现，马罗历经沧桑的声音对比了吉姆那种天真的浪漫英雄主义。）马罗的叙述不断穿梭於过去与现在、自己和克尔滋和听众之间，而此叙述又被不知名的叙述者折射出去，此种迂曲、破碎、多线并行的叙述打破直线进行，既渲染了视觉印像与记忆的影影绰绰，也加深了小说中的道德纠葛。类似手法在康拉德其它小说里也常见。

康拉德使用像征与意像也极成功。像《黑暗之心》里布鲁塞尔船公司总部的非洲地图上刚果河如巨蛇，两个织毛衣的女人像地狱守门人。欧洲人的刚果河之旅犹如驶向自身的黑暗内心。像《吉姆老爷》中吉姆跳船瓦解了他的英雄形像、像征他的失败，《诺斯楚摩》中银矿成了贪欲渊薮，经济性的帝国主义腐化了英雄豪杰。康拉德擅於描写特殊的视觉经验。例如《吉姆老爷》里载运八百个麦加朝圣客的船在暴风雨中被德籍船长遗弃，又如《黑暗之心》里法国战舰对非洲大陆盲目滥射（而此光怪陆离意像在电影《现代启示录》中被转用以表现越战的荒谬）。然而康拉德的欧洲中心却被人诟病，例如他仍将非洲描写为没有文化的黑暗大陆。

康拉德是个认真执著、浪漫内敛、又极其敏锐复杂的人。这本传记记述他出生在帝俄占领下的波兰，五岁时随著爱国革命志士父亲被流放到荒寒的乌克兰绝地，十岁前历经了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遇上的苦难；描绘他如何像浪漫的贵族父亲一样酷爱读书，乃至一方面为了逃帝俄，另方面受到冒险小说和旅行文学影响遂於十七岁开始当水手，环游世界，二十九岁当船长，最後展开艰苦的写作生涯。作者谢理大抵对康拉德生平阅历的兴趣高过於对他的作品，然而却让我们深切了解到，康拉德作品里特有的孤绝疏离感及对生命的毁灭力量之关注其来有自。谢理并且让我们看到康拉德在写作压力下对妻儿的冷落。康拉德要求家眷在火车上须把他视为陌生人、最後被揭穿一事，尤甚夸张到滑稽地步。而这也可以印证他小说里的性别问题：他常让女人退居边缘，成为陪衬角色或挖苦对像。

康拉德显然专注於男性世界。但他的海洋小说里率多堕落或失败的英雄，无能而贪婪的殖民者。他对殖民主义及男性价值的深刻反讽走在时代的先锋，虽然批判性尚嫌不足，但毕竟是启开了议题。

作者: Giorgio 时间: 2010-1-20 15:13
李维斯的《伟大的传统》里对康拉德的推崇。
本书从英国小说史上“几位直正大家”着手，梳理和阐明了英国小说传之伟大所在，以“唤醒一种正确得当的差别意识”。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在诗人相比相埒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亦即他们不仅是形式、手法和技巧上的创造性天才，更对道德关系和人性意识有着严肃抄件味关怀。有幸忝列利维斯名单的小说大家有：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享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和D.H.劳伦斯；梅瑞狄斯、哈代等著名人物则被认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对狄更斯，作者一方面承认其伟大，另一方面又说：“成熟头在狄更斯那里，找不到要求人经久保持一种非同寻常之严肃性的东西”，因此只在末章分析了他的《艰难时世》。

作者: Giorgio 时间: 2010-1-20 15:15
　《伟大的传统》节选
“……审慎而非武断地……”
　　——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前言》
　　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我们且在比较有把握的历史阶段打住——都是英国小说家里堪称大家之人。奥斯丁的情况特异，需颇费笔墨详加研讨，因而本书所沦将只限后三人。批评家们已经说我褊狭了，而且我敢肯定，如是一番开场白之后，无论我如何阐发申说，都会被用来加强他们的苛责。虽然有白纸黑字为凭，但人们却都煞有介事地风传，说我小觑了密尔顿，鄙弃“浪漫派”；说我认定邓恩之后，除霍普金斯和艾略特外，再无需要我们关注的诗人。我想，所谓英国小说家里，除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詹姆士和康拉德外无人值得一读的观点，也会被人信心十足地归在我的名下了。
　　要避免为人误解误传，只有一途——拒不表达任何能有影响的批评判断，即什么也不说。然而我还是以为，要促进富有成效的探讨，最好则是自己先尽量弄清所断为何，所见何物，努力在所关注的领域里建立起基本的甄别准则，并尽力明晰出之（如有必要，与人明白论争）。在我看来，虚构领域就亟需若干促人深思的甄别性准则。这个领域阔大深远，每每于不知不觉间，便诱使人走上了昏判糊断之途，陷入在批评的慵懒怠惰之中。我这里说的是隶属于文学范畴的小说领域，尤其是指维多利亚时代在当下的风行。特罗洛普、夏洛蒂·永格、盖斯凯尔夫人、威尔基·柯林斯、查尔斯·里德、查尔斯·金斯利和亨利·金斯利、马里亚特还有肖特豪斯——那个时代的次等小说家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给我们，被人撰文颂扬，被无线电传播，而且透出一个显著的倾向，即是说这些作家不仅兴趣关怀五彩缤纷，而且他们就是当世的经典文豪。（他们不是都已进入文学史了吗？）举凡简·奥斯丁、盖斯凯尔夫人、司各特、“勃朗特姐妹”、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特罗洛普等等等等——人们可以推断，无一不是经典小说家了。
　　如此一来，坚持要做重大的甄别区分，认定文学史里的名字远非都真正属于那个意义重大的创造性成就的王国，便也势在必行了。我们不妨从中挑出为数不多的几位真正大家着手，以唤醒一种正确得当的差别意识。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相埒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如此这般强调为数不多的几个出类拔萃者，并不是要漠视传统；相反，理解传统之义正该由此入手。当然，“传统”一词含义多多，却也常常空无一物。如今人们就有个习惯，爱说“英国小说”有个传统；说这传统的全部特征就在于你要“英国小说”是什么，它便就是什么。而本着我在这里提倡的精神去找出小说大家，则意味着树立一个更加有用的传统观（并且承认关于英国小说历史的那个约定俗成的观点须作重大修改了）。传统所以能有一点真正的意义，正是就主要的小说家们——那些如我们前面所说那样意义重大的小说家们——而言的。
　　当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之人并不一定就在这少数大家之列。菲尔丁对文学史里赋予他的重要地位自是当之无愧，但他却并不具备人们也要我们赋予他的那种经典殊荣。他之所以重要，并非缘于因他而有了J.B.普里斯特利先生，而是在于因他而有了简·奥斯丁；而领会了奥斯丁的特异卓绝，便会体会到人生苦短，不再容你沉湎于菲尔丁或对普里斯特利先生哪怕投去一瞥了。
　　菲尔丁开创了英国小说的大传统，简·奥斯丁便循此而来。实际上，说英国小说自他发端诸如此类的话，从来都是合情合理的。菲尔丁完成了由《闲谈者》和《旁观者》所开启的事业，在这两份报纸的版面问，我们看到了戏剧向小说演变的过程——这种发展竟是取道新闻业而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菲尔丁在那所学校里学会了描写人物和风俗的技巧——成为小说家之前，他既是剧作家，又是报刊文章家，然后又糅之以一种叙述风格，其特征还是他自己的说法最为到位，即“散文体的喜剧史诗”。18世纪的人本没有多少好看的书可供挑选，但他们却有的是闲暇时间，《汤姆·琼斯》能让他们感到振奋自是在意料之中；而司各特和柯尔律治居然可以对之推崇备至，原也不足为怪。有比较才有标准，可那个时代的人有何可比之物？虽说如此，沿袭相传的所谓《汤姆·琼斯》具有“完美结构”一说却纯属谬论（已故的休·沃波尔曾得意洋洋地首创此说，于是在有关“英国小说”的各式讲座上，你几乎都可耳闻）。只有要组织的素材比菲尔丁手里的更丰富，兴味关怀比他的更细腻，才可能有结构的精湛来。人们往往称赞他是笔底包罗万象；诚然，那里有乡村，有城镇，有教堂墓地，也有小店客栈，还有通衢大道，还有卧室内景——一幕幕不一而足；然而，我们不必把《汤姆·琼斯》读上大半即可发现，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根本意趣关怀实在有限得很。菲尔丁的见解，还有他对于人性的关怀，可谓简简单单；而简单如是者却以一种“散文史诗”的篇幅铺展开来，这对不满足于外在情节的人来说，只能产生单调的感觉。最能淋漓尽致表现他能耐的倒是《约瑟夫·安德鲁斯》。《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固然有出色的反讽之笔，但在我看来，却不过是毛头小子的笨拙之作（虽然人们对他戳穿奸雄的决心鼓掌欢呼）。等到写《阿米丽亚》的时候，菲尔丁已经疲软了。
　　我们都知道，若要一种更加内向的兴味关怀，就该去找理查逊。约翰逊曾厚此薄彼，扬理查逊而抑菲尔丁，落语斩钉截铁，个中意味实较公众所想要来得更加深长。不管怎么说，理查逊在分析情感和道德状态上所展之长已获普遍认可；而《克拉丽莎》亦实在令人难忘。然而，妄称理查逊可以经典作家之身再成时尚，却纯属徒劳。他固然也不乏意趣可以示人，但那意趣本身却狭隘至极，内容甚少翻新；读者欲窥其妙，相应——不，绝对——必备无尽闲暇，结果是普遍望而却步（不过，很难说我不会宁读两遍《克拉丽莎》也不看一遍《追忆逝水年华》呢）。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的声名和影响何以竟会横贯了整个欧洲；而且他的重要历史地位具有直接的相关性，这一点是明摆着的：他也是构成简·奥斯丁身后背景的一个要员。
　　然而，两人之间社会差别太大，理查逊的作品尚不能为奥斯丁直接利用：前者越是要写淑女绅士，便越发卑俗难抑。要待范妮·伯尼把他化入有教养的生活，简·奥斯丁才能汲取他的教诲。这里，我们便看到了英国文学史上的一条重大脉络：理查逊一范妮·伯尼一简·奥斯丁。说其重大乃是因为简·奥斯丁在真正大家之列，自身亦是其他大作家身后背景里的要员。这并不是说，范妮·伯尼是另一个惟一对奥斯丁的成长起重要作用的小说家；奥斯丁本是博览群书之人，举凡有益，便吸纳不拒——这其间也并非全是向人学习呢。实际上，就师承他人而言，简·奥斯丁提供了一个揭示原创性本质的极富启发意义的研究对象，而且她本身就是“个人才能”与传统关系的绝佳典范。假使她所师承的影响没有包含某种可以担当传统之名的东西，她便不可能发现自己，找到真正的方向；但她与传统的关系却是创造性的。她不单为后来者创立了传统，她的成就，对我们而言，还有一个追溯的效用：自她回追上溯，我们在先前过去里看见，且因为她才看见了，其间蕴藏着怎样的潜能和意味，历历昭彰，以至在我们眼里，正是她创立了我们看见传承至她的那个传统。她的作品，一如所有创作大家所为，让过去有了意义。
　　在批阅试卷和本科生的论文作业时，我屡次三番地碰到“乔治·艾略特是第一位现代小说家”的提法。经过一番查考，终于发现此说出自戴维·塞西尔勋爵的《早期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塞西尔勋爵对此的解释驳杂不一，勉力梳理一番，大致是这么个头绪，即乔治·艾略特不是以“娱人为本”，而是要探讨一个重大主题，—个对“成熟生活里的严肃问题和关怀之事”具有重大影响的主题（第291页）。故而，她摒弃了“此前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一直是英国小说结构框架的那些基本惯例旧规”（第288页）。如果这样，那么，对于简·奥斯丁又该作何交代呢？显然，是那个看上去最为普遍的观点：她创造了令人开怀的人物（一道常出的考题就是：“试比较简·奥斯丁与司各特在人物刻画上之异同”），并让我们在观看高度文明生活的喜剧过程中，把我们的忧虑和道德激情统统抛诸脑后。这里援引的“文明”观似乎与克莱武·贝尔先生所阐发的概念是密切相关的。
　　事实上，戴维.塞西尔勋爵就把乔治·艾略特与简·奥斯丁做了个比较。那—段文字暗含着对形式（“谋篇布局[composition]”）和道德关怀的残缺理解（即对与小说家相关的“艺术”与“生活”之关系的理解），表述得很有代表性，值得在此援引出来。（这段文字与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早先就乔治·艾略特所说的话并没有明显的一致性，不过等读者看到这里，已不对此感觉不安了。）
　　她的形式不像简·奥斯丁的那样令我们满意，个中缘由也不难想见。生活纷繁混乱，而艺术则井井有条。小说家的难处就在于要勾勒出一部条理分明的作品，同时却也是一幅令人信服的生活画面。简·奥斯丁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充分满足了生活和艺术两个方面的对立要求，这是她的巨大成就。乔治‘艾略特则没有。她是舍“生”就“艺”。她的情节太过整洁匀称，以至失真。我们觉得它们不是像花那样，从环境中自然生出，而是像一幢建筑，是被精心刻意地垒出来的。（第322页）

作者: Giorgio 时间: 2010-10-1 19:12
本帖最后由 Giorgio 于 2010-10-1 20:07 编辑

最近买到了里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了。在讨论康拉德时，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

“康拉德确实写过一些质量极其低劣的作品......”

这使人不禁大怒——这种评语换做一个任何人也受不了。里维斯太过分了。但接着看那下半句话，又不禁让我哈哈大笑：

“......从而使他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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