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哲学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前提,以“信仰寻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2]为基础展开的,理性与信仰、世俗事务与神圣生活、哲学与神学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时期神哲学的基本问题。总的说来,在早期基督教思想家那里,由于当时基督教自身的社会历史状况,他们一般较为强调信仰的优先性、启示的神圣性,尤其是面对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希腊、罗马文化时,他们表现出强烈的护教情绪,从而带有贬低理性思考、世俗生活的色彩。在基督教的对外传播中起着巨大作用的使徒保罗就讲:“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那里?文士在那里?这世上的辩士在那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3]。第一位拉丁教父德尔图良(Tertulian,145~220)甚至说:“让斯多亚、柏拉图、辩证法与基督教相混合的杂种滚开吧!我们在有了耶稣基督之后不再要奇异的争论,在欣赏了福音书之后不再需要探索”[4],他甚至说出“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 est)[5]这句带有强烈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名言。但是,当基督教信仰已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后,那种蒙昧的信仰主义必须改弦易辙,如何处理好上帝的启示与人的自然禀赋,圣经信仰与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基督教思想家们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自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以后,神学家们在坚持基督教信仰的前提下,一般都给予理性思考、世俗知识以相当的地位,他提出:“你去信仰,是以便你理解”(Crede ut intelligas)[6],而信仰无非是以赞同的方式去思考;号称第一位经院哲学家的安瑟伦(Anselmus,1033~1109)更明确讲:“不把信仰放在第一位是傲慢,有了信仰之后不再诉诸理性是疏忽,两种错误都要加以避免”[7]。
托马斯·阿奎那为信仰和理性划分界限,在当时很容易让人认为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是两个各自独立的东西,即使说信仰高于理性、神学高于哲学,但也仅为一种外在的高,两者本质上彼此不发生影响和关涉,从而走向阿维洛伊主义的双重真理观。对此,波那文图拉在承认理性的合理性的前提下,则始终强调信仰的优先性、恩典的至上性,坚决捍卫神学对哲学等诸科学的指导作用,强调知识的统一性,认为每一门科学虽然都有自己的地盘,但从一个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看,所有的科学都可理解为有关上帝的知识,都指向神学并为神学所指导,一切科学的成就都是为了建立信仰、荣耀上帝。他说:“我首先恳请读者不要固执地以为:只要诵读无须恩膏,只要思辨无须热忱,只要研究无须惊异,只要慎思无须欣喜,只要勤奋无须虔诚,只要认识无须爱慕,只要理解无须谦逊,只要努力无须神圣的恩典,只要明辨无须启示的神圣智慧对他们就已足够了;相反,首要的毋宁在于:依靠神圣的恩典,谦逊而虔敬,痛悔而热忱,为喜油所涂抹并爱慕渴望神圣的智慧,愿意推崇、惊异上帝并品尝到他的甘甜”[15]。他著有《论学艺向神学的回归》(De Reductione Artium ad Theologiam),专门讨论神学和哲学等诸科学的关系。拉丁语ars的意义要比其派生词今天英语art的意义宽泛得多,在中世纪它泛指一切世俗的知识,在当时的学校都设有三艺(trivium)和四艺(quadrivium),前者指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后者包括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两者和在一块即所谓的“七门自由艺术”(septem artes liberales),简称“七艺”。波那文图拉则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所有ars一词,包括人类理性的一切创造活动。
Abstract: The spirit of medieval philosophy was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reason and faith,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holy life and secular work constituted the basic problem during that epoch. Thomas Aquinas and Bonaventura were the most famous philosophers in thirteenth century. Thomas Aquinas imparted self-determination to reason, but Bonaventura adhered to priority of fa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