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尔根•哈斯《幻觉的哲学》之书后附录
尼采，神话和面具
“但是我要在我的思想周围，甚至在我的言辞周围，筑起栅栏，以防止猪和空想家们闯入我的花园”[1]――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然而这个先知的预言并不能帮助尼采阻止它们靠近自己的著作，不管是那些猪还是空想家们。这样的痕迹已经远远超出了尼采文献的界限；一个对尼采的一般印象常常是建立在一些短的、从整体关联中割裂出来的格言的基础上。“档案传统”（尼采之妹和――直到1909年――彼特•嘎斯特）和第三帝国所建设出来的尼采神话，不仅仅是基于伊丽萨白的有意识的加工（压下乃至在必要的时候篡改所有信和手稿中不一致于这一神话的内容）；这神话也不仅仅是通过伊丽萨白所写的关于他哥哥的思想和意图的书而得以加强和流传。这神话不仅仅是――在一定的范围里――通过Alfred Bäumler和Ernst Bertram这些作家的文字而得以维持。尼采自己的著作使得这神话成为可能；而当一个时代失去了对那些旧的神话（就是说，尼采所摒弃的神话）失去了信任并且饥渴地需要着新的、“强大的”真理时，尼采神话就在这个时代里被这个时代实现了。一个小小的侥幸是，尼采的那些著作已经在那里，并且――除了《向权力之意志》之外――因此而无法被篡改；人们以自己所想要的方式读他的著作并且在他的著作中读自己想要读的东西。重编的工作等待着那些“档案传统”的反对者们，施莱希塔、吕维特、波达赫（Podach）、贝尔诺里（Bernoulli），这是一个相当可观而尚未完成的工作。在前言中有谈及那所谓的Nachlass（身后）材料所带来的一些文本上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并不适合于论述尼采神话和它的精神的和政治的背景；正如Gottfried Benn所说，“Was kann Nietzsche dafür, dass die Politiker nachträglich bei ihm ihr Bild bestellten?”。在前面多次提及，关联到对尼采的解释我们看见两个重要的问题；在那些原始文件得到了考究并且总体上被出版了之后，也一样会有着问题。一个是：由于尼采有这么多看上去相互矛盾的（也许确实是相互矛盾的）说法，要把“尼采的哲学”作为一种统一体来谈，这到底是不是可能；另一个是：在这一解读工作中，要用到这么多身后遗留的文稿和构思，这样做是不是有合理性。牵涉到后一个问题，只能这样说：有不少哲学家，其渊博的学识只能作为（甚至从文本上看是可疑的）断片，比如说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尝试着去给出一种解说。尼采的情形也是如此，但这解说能否被达成则只能取决于我们的尝试。可能会有许多种解读，但是要对其中的一部分文字做出定论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尼采到底有没有一种自己的哲学？一方面他怀疑体系和体系家；另一方面在他的思想中可以有着除体系之外的别的形式的统一体或者关联。托曼斯•曼就曾经断言：“把尼采作为一个没有中心的格言家的评判应当被放弃：他的哲学是（……）从一个简单的、深入一切的基本思想里发展出来的。”（Nietzsches Philosophie, p.151）。问题只是：这一基本想法是什么，它是怎样渗透进其余的思想的。――马克思在他的费尔巴哈论文中说“哲学家们只曾将世界解说得不同，但我们关心的是，去改变世界”，这话几乎已经被引用滥了；尼采会毫不怀疑地同意他，但至少尼采的一个基本想法是：在我们能把世界改变成一个“正确的”世界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正确地解说世界。迄今哲学家们不仅仅解释了世界，他们是在道德地解释世界，就是说，错误地解释。关于一种Umwertung aller Werte（对所有价值的重估）的思想，虽然在他的哲学中不是『那种特定的基本想法』，却也是『一种基本想法』。尼采还有另一个想法，他认为，我们还会长久地紧凑着这些旧价值，以至于难以拉开距离去直接识破它们的根本。从这一困难中，尼采的交替尝试认识到了『去面具』和『新的面具』的无限情节。维律•索伦森曾说，尼采的哲学“在更高的程度上不是体系而是过程”；哈贝马斯把尼采的哲学看成是对时代的热门理念的一系列批判性注释；海德格尔在他的关于尼采的授课中把尼采的思想看成是一种徜徉，往返于对虚无主义的『存在之领会』以及对“向权力之意志”和“永恒的最来临”这些思考主题的各种形而上学反思之间；――这三种解说是现有论述在哲学的角度上考虑得最多的。尼采的哲学，作为一个生命过程、一个“历史的”过程和作为一个思想过程，――这是对尼采的精神世界的三种不同的“视角”，而这恰恰以一种最美丽的方式展示了他自己的论题：各种视角不相互排斥。但这也只是他的哲学的三种不同的面具。那么，现在尼采到底有没有被去除了面具？
对理性之认识能力（和对世界的理性结构）的不信任导致出这样的后果，思想的形式本身成为了麻烦的问题，这在上一世纪的那些更为“预言性的”思想家们那里留下了决定性的烙印。如果不再存在一种行得通的方式来从直接的（其有效性是不证自明的）现有原则推导出结果，那么人又怎样作哲学思考？我曾指出，艺术（包括诗歌）也处在同样的处境里――那些旧的表达手段变得过时，――并且，如尼采所说，在艺术中，那被称作是“形式”的东西恰恰就是关键。这不能说完全是由于那些旧的形式凋谢为模版、滥调和样式，因为它们之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世界变化着并且不再适合于那过时的框架；换一句话说，风格的改变反映出对世界和人的处境的理解上的改变。但是由此可以看出，越来越多艺术家和哲学家所谈论的哲学和艺术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怪念奇想。人们能够感觉到一种亲缘关系，因为人们多多少少地是处在同样的处境里；值得深思的是：在二十世纪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对『哲学思考』进行哲学思考。现象学必定就是同时从那心理学化的传统和那思辨性的传统里发展出来的，并且试图通过一个更直接的切入口来趋近“事情本身（der Sach selbst）”；卡尔纳普和维也纳学派想要摆脱形而上学的臆想而使得哲学成为元科学；弗洛伊德谈论“把形而上学转化为元心理学”（Zur Psychopathologie des Alltagslebens, Ges. Werke IV, 288）；维特根斯坦想要让哲学成为治疗活动；以及海德格尔，为解决哲学表达上问题他所做努力不亚于维特根斯坦，试图进入到思想自身的本体条件背后。法兰克福学派奠基人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努力着不仅仅试图摆脱掉唯心主义、也试图摆脱掉那正统历史唯物主义对哲学的敌意，他们――特别是对于阿多诺――为了不让批判的思想凝固在一种新的教义学中，不得不无限地在各种困境中徘徊。正如在罗曼蒂克中的情形，在现代主义艺术中，艺术的本质主题之一就是为艺术，就好像哲学之为哲学[2]。尼采写道：“出自许多理由这都是必要的：成为隐士，甚至戴上面具。”（III 458），并且这是他对“这些新哲学家们”说的，他们甚至暂时还相互“fremd und verborgen（陌生和隐蔽）”。在尼采眼中，大多数人都对他们自己的――并且有时候也别相互间的――劣性有着一种稍稍过于友善和亲密的关系。查拉图斯特拉的警言，“werdet hart（变得强硬）”――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悲剧的记忆中――钻石对煤炭的要求（II 461）。大多数人，特别是对他们自己的『太过于人性的』弱点和劣性，太温柔、太同情，并且太照顾自己。为了认识自己，人就必须学会像看一个陌生人那样看自己，就是说，戴上面具。这种哲学的“Verfremdungseffekt（陌生化作用）在尼采这里同时成为了方法和表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