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During the well acclaimed “golden age” of Athenian democracy, the demos, with ex－cessive love for equality and fear for tyrant, was of profound suspicion toward the ambitious politicus, a suspicion that always transformed itself into shameless ingratitude, a suspicion that compelled Aristotle the philosopher to conclude as a dark natural law in his Politica that democ－racy is the enemy of statesmanship.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serve a dramatic interpretation of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 the light of Aristotle’s theory of tragedy spelt out in his Poetica, with a view to the perpetual lesson Aristotle has drawn for us: democracy is the enemy of statesmanship.
“人们害怕去看护病人，病人由于无人照料而死去；真的，因为无人照顾的缘故，许多人全家都死光了。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的违法乱纪。人们看见幸运女神是这样的变幻莫测，富人们突然死亡，而他们的财富却落在一些一文不名的混蛋手里。因此，雅典人现在公开地铤而走险，大行放纵之事。在过去，这种行为人们常常是小心翼翼地隐蔽起来的。人们决定迅速挥霍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那么短暂。至于荣誉，没有人遵守它的规则，因为能不能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的将来是很有问题的。人们相信，好的东西只是那些暂时的快乐和一切使人能够得到这种快乐的东西。对神法的畏惧和对人法的服从不再有了。关于神明，人们认为敬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目睹了好人和坏人平等地一同死去。至于人为的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料到他能活到受审判和处罚的日子。每个人反而觉得，瘟疫已经向他们宣布了一个更为沉重的判决。他们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寻觅一些人生的快乐，这是他们的权利，它是自然的、正当的。”（《波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页141。个别语词根据霍布斯中古英语译本【Davis Grene 编辑，1989，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和希腊文原本【Harvard：Loeb Calssical Library】有改正。以下引文只注明中译本页码。）
演说里，尼西阿斯三次提到了“城邦”。早在远征伊始，他就很清楚，这次远征绝非一次常规的军事行动，而是“在远离雅典本土的敌人的国土上面凭空建造一座新城。”建城(founding)需要建城者(founder)，建城者就是一国之国父，而国父则是身怀特殊魄力的卓绝之士。可是，在雅典的政治家里，尼西阿斯可能是最不具备“国父”品质的一个人。尼西阿斯是个正义的人、敬神的人，他极似冤死在希腊英雄戴奥墨德斯（Diomedes）手下的透特拉斯之子阿克叙罗斯（Axylos，son of Teuthras）{14}；他可能永远都无法明白或接受一个事实：国父的品质就是该隐的品质(旧约：《创世记》)、罗穆路的品质(普鲁塔克：《罗穆路传》)。他也可能永远都不能明白或接受一个道理：任何“城邦”的创立皆始于不正义，“起源”因而都是肮脏的！因此，在他三度以“城邦”之名提醒雅典人守住帝国文明的时候，他对自己正义德行的絮说听起来矛盾重重。{15}尼西阿斯被杀之后，修西底德追加了一篇只有一句话的悼念：“尼西阿斯被杀死了，在所有的希腊人里，他最不应该得到这样悲惨的下场，因为他终其一生都严格地从事于德行的探究和实践。”{16}
{1} 比较西赛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论善恶的目的》（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第5卷第19节与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司马迁传》）。
{2} 柏拉图，《法律篇》，650b；对照《高尔吉亚篇》。在讨论立法者的精神之际，孟德斯鸠说：“柏拉图对雅典民众的暴政感到义愤”。该节引语的语境显示，孟德斯鸠指责柏拉图由于受制于一己之激情而不足以担当立法的重任。马基雅维里在《佛罗伦萨史》中似乎把“义愤”归结为一种平民固有的激情，其背后是弱者对强者的嫉恨。而在赫西俄德（Hesiod）的《劳作与时日》里，义愤（Nemesis）被描绘成正义女神的侍女以巡查人间的不公，后来继而被柏拉图写进其最政治性的一部著作《法律篇》中，以兆示正义和法的精神。修西底德在《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固执地把义愤或理性化了的义愤（即正义）处理成弱者的修辞，这多少让我们想到严厉孤傲的斯宾诺莎和尼采对做为弱者之武器的“道德”的蔑视。柏拉图在其火药味最浓的《高尔吉亚篇》里借卡里克勒（Kallicles）之口最经典地表述了这种蔑视，并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述了柏拉图自己对蔑视“正义”者的蔑视。那次交锋没有分出胜负，因为它给人们遗留下来一个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卡里克勒和苏格拉底都声称自己的立场符合自然的正义。而穷究自然奥秘的前苏格拉底哲人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则说：“Physei to archein oikeion to kressoni”（强者的统治是合乎自然的）。比较色诺芬（Xenophon）《回忆苏格拉底》第1卷第2章第60节，第4卷第2章第2节和第35节，第4卷第3章第3、4、5、6、7、8、9、12节。
{8} 参希腊悲剧作家欧里比得斯（Euripides）的《赫拉克利德》（Heracleidae）第197－202行、243－246行、305－307行、329－332行。比较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对雅典政体的“慷慨”品质（eleutheria）的论说和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16章“论慷慨与吝啬”。参亚里士多德《尼克马哥论理学》1119b22－1122a17。孟德斯鸠在其《罗马盛衰原因论》第6章就罗马的帝国管理技艺给出了相同判断：“C’ était...une ancienne contume des Romains, d'addcorder toujours leur secours à quiconque venait l'implorer”。
{9} 维吉尔：《埃涅阿斯记》，第6卷第840行以下；比较圣奥古斯丁，《上帝城》，第1卷，序言。
{10}荷马：《伊利亚特》；参James Redfield，N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Iliad: Tragedy of Hecto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Seth Benardete，Homeric Heroes：A Commentary on Iliad，PhD dissertation of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University of Chicago，1955。
{15} 该隐杀亚伯以建以诺城，罗慕路杀雷慕斯以建罗马城。伯利克里的最后一次演说和亚西比德的第一次演说都坦承了雅典帝国的暴力出身。参赫西俄德的《神谱》以及荷马《奥德赛》尾卷，比较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长文“耶路撒冷与雅典”（刊Jewish Philosophy and Crisis of Modernity，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p. 377-405）对圣经《创世记》与赫西俄德《神谱》的比较。
{17} 参普鲁塔克，《梭伦传》；M. L. West，《希腊长短格与哀歌集》（Iambi et elegi Graeci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1972。
{1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5b20以下和1284a3以下。
{19} “至于那些所谓‘肃穆的诗人’，也就是说，那些悲剧诗人，假定某个时候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来到我们的城邦里问我们一些这样的问题：‘陌生人，我们可以经常拜访你们的城邦和你们的土地吗？我们可以带上我们的诗歌一起来吗？对这类事情，你们是怎么决定的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回答给这些神人(divine men)才算正确呢？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样的：‘最高贵的外乡人，’我们这样说，‘我们自己也是诗人，我们已经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创作了最好的和最高贵的悲剧；从任何方面看，我们[城邦的]整个政治体的创立就是对最高贵和最好的生活方式的模仿，我们认为，它真的是最真实的悲剧。看，你们是[悲剧]诗人，我们同样也是[悲剧]诗人；作为最高贵的戏剧的制作者和演出者，我们是你们的对手；我们希望，这种最高贵的戏剧只有真正的法律才能使它臻于完美。’”(柏拉图《法律篇》，第七卷，817a-817d。译自Thomas Pangle英文本【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