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这个词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美国文论家乔•艾•斯宾岗（Joel Elias Spingarn）于1911年出版的《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一书中提出的。斯宾岗的"新批评"指的是克罗齐美学。第三次是五十年代法国出现的"新批评"。它是指当时法国文学理论领域内纷纷涌现的各种学派（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的总称。由于这些学派并不是一个统一体，因此当它们不再"新"时，"新批评"这个术语也就不必存在了。第二次就是本文讨论的"新批评"。它是一个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派别。这个派别一、二十年代在英国发端，三十年代在美国形成，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学批评界取得主导地位。新批评的诗歌理论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其批评的方法论也为后来多种批评理论所吸收。进入六十年代，随着从欧洲大陆进口的各种新潮学说的风行，以及欧美各种社会运动的勃兴，新批评逐渐失去了往日受人瞩目的光彩。"如今新批评不仅仅被看作是失势了、过时了和寿终正寝了，而且似乎还是偏颇和错误的东西"（1）。但对于那些反对新批评的人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批评形式主义在（美国的）公立学院和大学中仍然是一个主导的教学模式"（2），而"当我们谈论具体诗作时，我们听起来仍象是新批评家"（3）。不论新批评在美国的兴衰荣辱为何，新批评在热衷追逐西方话语的中国文坛的确没有多少正面的影响。从笔者现今见到的国内有关新批评的一般的论述来看，新批评被认为是一种狭隘的形式主义文论，它专注于文本本身的细读分析，把作品看成是一个自足、封闭的体系，割裂作品与作者、读者乃至社会历史的联系，甚至不要作者研究、读者研究和社会历史研究。尽管只要认真读一读新批评的论著，这种误解和歪曲就会不攻自破，但强加在新批评之上的错误印象却始终摆脱不掉。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新批评在"新时期"的文坛中主要局限于理论探讨的范围,运用新批评的理论方法对当下的文学现实做出切实评判的文章寥寥无几。八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心理分析学派、女权主义、读者-反应论、神话学派、以及各种"后现代"理论学说一时兴盛，新批评被迅速抛弃。无可否认，新的理论展开了文学研究的新角度、新层面，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研究可以用"'面的开拓'与'点的掘进'相结合"来概括。但研究的发展一定要抛弃对文学作品"文学价值"的评判吗？我们进行文学批评不需要标准，而要服从"相对主义"的理念吗？难道"新批评"的理论方法在今日中国已经真的失去了它现实需要的土壤？
从求新求变的角度上来看，新批评的失势是必然的。没有哪一种理论范式应该和能够永远称霸学术界，每一种理论都只占有部分的真理，人们需要多样化的角度和层面去观察、思考和评价问题。但是否据此就要彻底抛弃新批评的观点和做法呢？克林斯•布鲁克斯曾经提出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他说：有些理论家指出了新批评派"情有可愿的历史背景"，即"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美国文化教育的种种情况需要这种文学批评"，但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学生是否在诗歌方面已十分精通而不再需要新批评派在四十年代'干得十分出色的那一套'了？事实上，全国范围（按指美国）的文化水平在继续下降"（16）。新批评派失势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和六七十年代在西方社会兴起的社会哲学思潮运动联系起来。在一些新潮理论家看来，新批评家所持的"精英主义"（elitism）的文学立场是不合时代潮流的。这些新派理论家认为，对文学作品作出的任何价值上的评判，或者对任何文学标准的坚持，都可能意味着判断者在种族、性别、文化或政治等方面的优越感，是一种"死的白种欧洲人"（Dead White European）的价值观对评判对象的话语霸权。这种极端的新姿态往往跟文化上的相对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被笼统称之为"后现代"（Post-modernity）的东西还能走多远？我不敢妄说。但在中国大陆，"后现代"的热潮似乎已经退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