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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2003年帕慕克台湾之旅 [打印本页]

作者: mu    时间: 2006-10-12 19:58
标题: 2003年帕慕克台湾之旅
2003年帕慕克台湾之旅


廖炳惠/文


转自:奥尔罕·帕慕克的异国梦(http://blog.sina.com.cn/u/1250039087



帕慕克在纽约

    2001年纽约发生911事件时,我正好与家人到哥伦比亚大学客座,九月中旬过后,各种有关中东与宾拉登(Osama Bin Laden)的书籍纷纷推到书店的最前头,我并没有买阿凯达组织的评介,反而看中一本《我名叫红》(My Name Is Red)的小说。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帕慕克(Orhan Pamuk),这位当代最受欢迎且颇引争议的土耳其作家,突然进入视野,是在气氛诡异的「迷宫」书屋   (Labyrinth),而美国社会已成为惊弓之鸟。于此一环节上,一时心里的感受不断跟着故事里的谋杀谜题起伏,不觉产生了既错愕又熟悉的复杂情绪。

    十月六日,柏林爱乐来纽约演奏,那是阿巴多(Claudio Abbado)抱病指挥,最后一次与柏林交响团员合作,同时是以公开方式哀悼九一一世贸大楼的受难者。本来我一直期待他演奏马勒(Gustav Mahler)的第七号交响曲,但是阿巴多却改以贝多芬的第五号-命运,向死者致意,令我在震撼中稍带失望,也是在这种错综心情之下,我在到处贴满「反恐」、「自由之战」等右派标语的哥大巴特勒图书馆读完《我名叫红》,对其中的死亡、叙事、绘画、冲突与暴力感受特别深刻。

    2003年暑期末,麦田出版公司告知他们准备翻译帕慕克的四部小说,并邀我为《我名叫红》写导读,可说是因缘际会的意外惊喜,没想到编辑会远到伊斯坦堡在球场邂逅了小说家,一口气签下书约。

    除了麦田的编辑,香港城市大学的张信刚校长也在2003年冬会晤了帕慕克,并当面邀他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为城市大学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担任贵宾致辞。虽然是生化科学家,张校长深爱文学,因此促成了帕慕克的亚洲行程,先是到东京五天,香港三天,台北四天,而清大的演讲(11月30日)则是访问活动的最后一场。


札记、蓝图、小说

      帕慕克自谦四十年来只写出七本小说,是个「动作缓慢」的作家。他出身工程师世家,因此按预期进入伊斯坦堡科技大学主修建筑,之后他选择念新闻研究所,以代替兵役,但是1974年开始,帕慕克却毅然决定要以小说创作为其志业。1978年他的第一本小说获首奖,从此陆续六本小说,备受好评。然而随着读者日增,小说动辄在土耳其卖上几十万本,保守卫道人士却不断予以挞伐,认为帕氏扭曲本真现实,违背传统教义,甚至是以西方的民主、人权、世俗主义为准,忽视伊斯兰社会的独特性,以致于常有「谬误」的再现或批判。1989年,何梅尼对《魔鬼诗篇》(Satanic Verses)的作者鲁西迪(Salman Rushdie)发出「教杀令」(Fatwa),帕慕克是世界文坛中(更不用说中东地区)率先挺身支持鲁西迪,而呼吁小说家有其表达自由,也因此很多土耳其人及伊斯兰信徒对他十分不谅解。他最近的小说《雪》(Snow,原著2002年出版,英译2004年),主人翁从法兰克福回到故国土耳其的乡间,报导性别、宗教议题所导致之少女自杀率攀升问题,更引发政教争议。不过,帕慕克并不退缩,他仍依旧抨击土耳其政府及主流文化对库德族(Kurds)的迫害,对当权派的腐化、不民主,尤其城乡差距、贫困人口之失业情况痛加批判。

      帕慕克的写作过程大致以「慢工出细活」去形容最为恰当。他说他每天随身带一本笔记簿,一想到可描述的对象或有什么观念在脑海中浮现,立刻加以记录,事后再加以整理,有些是正进行的小说用的,有的则留待日后的时机。也由于他的「步步营运」,一部小说可耗时六年,在七本小说中,仅他的近着《雪》是1999年4月起草,2001年12月杀青,算是「快笔」了。

      以最近在台湾问世的《新人生》(New Life,原著1992年出版)为例,他说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是:「我刚读一本书,它改变了我的人生」,整本小说其实不是以情结为准,而是一些形上的思考串流不断衍生。这个灵感是他有一次与两位美国、捷克的作家参加澳洲的作家会议,利用闲暇去海滨,望着天空与海岸的奇景,突然发觉天地距离缩短,俨如形上的内化,从这个体悟,他设计出心灵虚拟情节。当时他已开始写《我名叫红》,在长达七、八年的光阴里,他转向《新人生》的创作,试图追溯海滨的灵感。

      从小,帕慕克便立志想当画家,这种兴趣让他对色彩、线条、人物特别注意,尤其拿西方现代绘画所强调的「空气远近」及「透视观点」去切入,便发现到伊斯兰文化对所谓的「艺术家」与「神」的关系,或其细密图画(illumination)与西方绘画有相当大的文化差异。在伊斯兰的传统中,神并不能被以人之形象去再现,画与神一般的(godly)创作是二而一的,图画与神的故事之间并非像西方艺术史所使用的「拟仿」、「象征」或「托喻」的方式去表彰,而是群体的领悟,透过许多艺术家之间的互动去具现化的过程。西方所强调艺术家的个人声名、想象创意,与伊斯兰的传统相较之下,是不同的。土耳其早期的奥图曼帝国的纤细图画师是长期合作之集体互动,由天文到地理、景物与人文诠释传统之中得到滋润,透过心象(而非眼睛)去图显各种事物之共鸣关系(也因此,《我名叫红》里的大画师是盲者)。这种传统美学思想及其生活方式,在土耳其不断西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已逐渐被遗忘,如何去追思十六世纪末期之图画师传统,乃是帕慕克的《我名叫红》这本小说之旨趣所在。

      在「记忆」的写作里,或针对东西文化接触所引生的现代化及其传统迷失问题,当然帕慕克较早的作品《白色城堡》(White Castle,原著1985年)是拿一位西方学者(来自威尼斯) 与苏丹的大臣霍加两个人彼此吸引,从事军火、天文实验,去铺陈十七世纪东西文明的交会与折冲。伊斯坦堡之为东西文明桥梁,在帕慕克的小说里相当微妙的发展。帕慕克也提及1985年之后,他受到扎伊尔德《东方主义》一书的影响,但是「扎伊尔德并未触及土耳其,他的关注点大致是埃及、巴勒斯坦,完全没真正讨论到这些东方主义者或游客到伊斯坦堡过度的具体经验,也未正视土耳其从不曾被任何西方国家所殖民此一事实。我与他见面时,便如此提出我的批评」。很明显,不只是扎伊尔德对土耳其不大认识,即使帕慕克的同胞也往往刻意去复制「东、西」方之差异,藉此「忽视土耳其本身」的政治、族群、社会、经济、文化问题。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框架,帕慕克相当不同意,他的三本小说已译成中文,读者可透过它们去进一步了解。

       接下来是问答时间。帕慕克本来便质疑我们何以把他送到政大、清大,与「学院中人」见面,他自我定位是「文化、社会人」,并不善于演讲或传道,因此,他比较喜欢让大家提问,以对谈的方式进行。这时段开放了将近一个小时,问题也很活泼,从小说中的「历史」真相到中西绘画到「爱情」,乃至《新人生》到底指读哪一本才能改变人生,或土耳其的外国文学教育之内容,五花八门。


爱、艺术、历史、希望

        帕慕克对爱的看法是有点创意,他针对傅大为教授所提出「什么是爱」的问题,先答以「爱已被太多人,以各种方式界定」,然后进一步说:「爱绝不是涉及两个人而已,往往是第三者使得爱变得更具占有、欲求的动力」。在《我名叫红》里,爱与嫉妒、回忆、离别、死亡有着复杂的牵扯,这种张力让爱充满了生机及绝望之挣扎场景,尤其艺术(细密画)与对神之爱,何人可以出线获得芳心、上意,常是斗争所在。东西艺术与集体创作、表意体系的差异是曹逢甫教授的问题。帕慕克对中国艺术也颇感兴趣,他从小想当画家,因此对伊斯兰的神圣文本插画及其神启意义,尤其艺术是由多位画家一起完成,此一传统不断被西洋现代艺术史所磨灭,他表示惋惜。
    在座的清大历史所讲座陈启云教授,第一个提出的问题自然是问历史与小说的关系。帕慕克以《白色城堡》、《我名叫红》去说明东西交会史及奥图曼帝国的兴衰如何成为他的故事。
    学生很想知道《新人生》是指哪一本书,但帕慕克说「从来没在书中明讲是哪一本。阅读、玄想、体验是无穷尽的」。
    外语系主任郭赛华教授则希望多了解土耳其的外文教育情况,帕慕克则提供了一个令她吃惊的答案。帕慕克说:「土耳其大学的文学课程很糟,十分保守,只跟着老师死背。因此,我全是自己念书。」帕慕克个人的图书收藏已超过六千册,有相当大的书房。
    听众之中,少不了一些外来的社会人,有的问「土耳其的男同恋多吗?」,有的问「土耳其是否受全球化影响?」对同性恋问题,帕慕克很优雅而善解人意地答道:「我知道这种问题颇引人注意。其实早期的苏丹、贵官中,甚至宗教人士里,有不少同性恋的活动,但他们往往被土耳其神学或哲学家看成是柏拉图式的友谊或以隐喻的方式去处理。我的小说则加以凸显,并不掩饰。」至于「全球化」,帕慕克认为「土耳其很多乡间仍未受到全球化,也因此十分贫穷、偏僻,除了少数几具电话之外,完全没有现代化设备可言。」以他的立场来说,土耳其没条件谈「全球化」的「文化帝国主义」或「新殖民商业剥削」,土耳其反而应「全球化」,让人民有机会找到工作,生活条件改善,可透过媒体去诉说地方之暴政及其族群纠纷,让社会更加民主化,人权问题备受世界注意。帕慕克不断强调「土耳其没被殖民过,以新殖民或全球化去攻击西方,其实是将本地的问题加以遮盖」,很明显,他对所谓「左派」或「右派」均不认同。
    听众又有人提到「红」这个色彩的意义。「红在中国是与共产、社会主义联想在一起,我的小说中完全没有政治涵意」,他很睿智,一眼就看出问话的人是来自中国大陆。
    学生也开始提问,帕慕克很仔细回答。我提及他的「新闻学」背景及新小说《雪》中的主角之媒体工作是否有关,他则说从未认真考虑新闻工作。
    在热络的气氛中,帕慕克觉得该告一段落了,于是我以主席的身份,代表清大听众向他致谢,最后则以《雪》的英文版373页做结:在混乱、痛苦、毁灭的边缘,Ka此一主人翁「开启高墙上的窗户,望着黑夜,吐出烟圈,相当无助。灵机一闪,另一首诗又冒出,他几乎不敢相信,屏息以待,他取出笔记抄录,他希望上天送来这首诗是要安慰他,给他希望」。我说:「帕慕克先生指出:在记下诗句之片刻,正是希望之所在」。
    演讲完毕之后,帕慕克不断要求以学生做背景拍照。他的平易近人及豁朗气息让我们大为折服。之后,我们去吃午餐,并由内人及出版社的朋友陪同去参观新竹,他在国民戏院前的野台戏场驻足良久,对台湾传统曲艺很感兴趣。

帕慕克从伊斯坦堡到台湾

    用餐之间,我们又进行简单的访谈。
    廖:您的图书收藏有不少善本的插图吧?也许像Walter Benjamin在〈打开我的藏书〉所说那么亲密、有趣?
    帕:实际上没有。花钱买珍藏本不是我这种小说家所负担得起,我想我们目前很难有Benjamin的经验了,尤其在因特网到处可买书。如同你一样,在纽约我也常去Strand这家旧书店,二十年前是买别人的书,现在他们把我的小说放在架上当畅销书,感觉有点好笑。
    廖:在《我名叫红》里,有个小孩也叫奥罕; 而在《雪》里,从小说一开始(我最喜欢你这本近作了),便可看出有不少自传的色彩。
    帕:的确。不只是奥罕,连母亲、哥哥也都在《我名叫红》里出现,那个部分与我四十年前的成长经验可以说以复制的方式呈现。而《雪》里的Ka这位角色是我亲身到土耳其乡村的田野经历,也藉此体验了目前土耳其的宗教、政治、文化处境。
    廖:《雪》只花了二年的功夫完成,算是快的了?从小孩的奥罕到成年而富于政治意识的Ka,这中间有个成长、进展(progress)之痕迹。
    帕:(笑)有人说它是「退步」(regress)。
    廖:你于90年代初,曾与朋友合作拍电影,脚本是你亲自改写。这种多媒体经验与小说创作,很不同吧?你是否想过将《白色城堡》拍成电影?那应该是很入戏的佳作。
    帕:其实,那部电影是从《黑书》(Black Book)里撷取出来的。卖座奇差,之后我不再对电影脚本有任何兴趣。当然,《白色城堡》的故事可拍成电影,但是我讨厌服装之造作或好莱坞式的大场面,还是写小说为主。
   廖:最有趣的面向是你的小说不断变换题材,叙事观点从《白色城堡》的第一人称叙事到《我名叫红》之多重声音,又回到第三人称的《雪》,很难说是什么支配了你的叙事风格。
    帕:的确,我一直想变换叙事位置,不断找新议题。
    廖:《白色城堡》中,来自威尼斯的学者与苏丹属下霍加这两位叙事者在故事里后来成了双胞或难分难解之双重身份(double),这是你对东西文化纠缠的看法吗?
    帕:很多朋友也说到最后看不出谁是谁了,我确实想把身份认同的位势加以流动化。
    帕:廖教授,我只来台湾四天,这几天我深感台湾社会与文艺的创造活力,你们将传统及最全球化之生活形式完全结合在一起,这是我十分赞叹的。但你们不怕中国打过来吗?以陈总统不断刺激中国的策略来说,战火随时会被挑起,难道社会之中没有人告诉他要多些保留、心存智慧与沉着,让人民安和乐利?
    廖:谢谢你的关心及建议,我希望选举修辞不会是我们执政者继续偏执的政策。政治经济之外,我希望文化交流能逐渐化解这个危机。

(原载《自由时报》2004年12月13-14日)
作者: mayitbe    时间: 2006-10-12 23:18
我想知道到底是哪部作品获奖的?
作者: lion_yan    时间: 2006-10-13 12:24
获奖作家往往都不止是因为一部作品~诺贝尔相对其他文学奖更像是终身成就奖
作者: nightele    时间: 2006-10-13 16:51
原帖由 lion_yan 于 2006-10-13 12:24 发表
获奖作家往往都不止是因为一部作品~诺贝尔相对其他文学奖更像是终身成就奖

楼上正解.....象很多书上写的因什么什么书而得奖好象是不对的吧.......
更多是因为作出了某方面突出的贡献
作者: mayitbe    时间: 2006-10-13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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