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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泰比斯 于 2014-7-3 09:52 编辑
余光中之落选于诺贝尔文学奖,足可证明这“世界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不过是西方人的“隐蔽奖”,而非所谓的“公开奖”。据我所知,担任此奖的评审团共有十八位,看得懂中文的却只有一人[注],对中华文学不能不说是一大不公平。因为碍于众评审的语言理解能力,中国的候选作品必然得求助于翻译,然而翻译的文字往往最靠不住。且举一例中译为英复译回中的失实翻译:“施耐庵《水浒·序》有“进盘飧,嚼杨木”一语,所谓“嚼杨木”就是饭后用牙签剔牙的意思。”(见梁实秋《牙签》一文)然而,赛珍珠却将此句翻译为“Take food,chew a bit of this or that.”,若还原成中文,则是“进食,嚼一点这个又嚼一点那个。”。显然的,汉语之博大精深,塞女士的翻译之笔是无力完呈的,但即便是再杰出的翻译好手也奈何不了,参透不了它吧。毕竟,翻译必有取舍,如要通畅就不信实,要忠实就难免僵硬,取舍再妥,也无法不扣除原著的几分精彩的。佛洛斯特说“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此地所谓的诗乃属广义,当解释为美好或漂亮,简而言之,就是文学。事实上,阅读翻译的文学作品,只是管中窥豹,隔墙听语,极美的地方,尚离读者很远,甚至远如两国的地理之距,以几千几万公里计。
东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足五人,其中的泰戈尔又是兼用英文写作的,是个“半西”的作家。对此,我们不免会考虑到,如果泰翁的诗集是以孟加拉语写成,还能一摘桂冠吗?我想恐怕连被提名的机会都没有。国籍远在加勒比海区之千里达的奈保尔也是如此。他要是使用自国之语而非英语来写作,零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看来大有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我举这两个例子,并不是为了贬“双尔”,而是想借此让大家看明白诺贝尔文学奖的狭窄与局限。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团要鼓励、肯定在哲学、史学事业上有所建树的哲学家和史学家,却因为诺贝尔生前的遗书没有设哲学奖和史学奖,乃以文学奖代为这两奖颁发。这样的“瓜分”法,看来很不规矩,事实上却也没什么大碍,政治家丘吉尔、哲学家罗素、史学家莫姆森都只是例外的得主,其余的得主大部分还是小说家与诗人与戏剧家。
然而,以散文作品获奖的作家,似乎一个都没有。这是因为西方文坛对散文极不重视,西方尤其是二十世纪的英国文评家认为散文不算文学的主流。且举博尔赫斯为例,这位文学巨擘和余光中一样,他手执数笔,兼擅诗与散文,又以评论和小说名世。但他的散文在欧洲与在自乡的阿根廷,南美洲所受欢迎的程度简直无法相提并论:英美读者绝少注意他的散文,南美洲的读者却大部份都有接触。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之一是语言,其二乃散文作品,这点明眼人都看得出。不必去翻查史册,我们都能多少察觉这一明显的印迹。你随口说出的诺奖得主,叶芝、艾略特、帕穆克、显克微支,哪一位是以散文作品获奖的呢?如果兰姆生在二十世纪,看来也不能从瑞典国王的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培根、帕斯卡尔亦然,甚至蒙田也是一样。评审团仿佛向大家这么述说“我们要的是划时代与空前突破的巨著、巨著、巨著!”,如此一来,抒情小品、议论文、游记、手札在他们眼中都显得尤其渺小了。总而言之,在他们的眼中,散文与小说或诗或戏剧是无法相比的。假如他们的国家曾出现过苏东坡这样的人物,相信他们的文评家会改观。言下之意,并非指兰姆、蒙田无髯苏之伟大,毕竟文评家是固执的,要让他们看看新的东西才行。
对于余光中而言,散文就像他的左手,现在却被无理之理强行斩断,试问少了一臂的飞禽,谁不是欲振翅而无力飞的?再则,评论本是余光中散文的双胞胎兄弟,只是一胎近于抒情,一胎趋向知性。现在散文之兄已遭“灭门”,岂有不“株连”评论之弟的理呢?所以,散文一道即毁;评论也就遭殃而废。诺奖评审团一来就破除了余光中的两大“阵法”,叫诗翁只剩孤掌应战,胜算何来?诗吗?若单单以诗获奖,余光中也当之无愧,奈何诗是最无法翻译的,将中国的象形文字翻译成欧洲的拼音文字恐有变马为驴之虞,可想而知,余诗若“出国”后,质量也要相对的变差。至于,翻译虽与文学的关系甚大,毕竟还不在创造的范围内(虽然译界有句话说“翻译是再创造”。),所以相信余的译笔,译绩即使再杰出再浩瀚,亦无法一博青睐。
有人说,昆德拉之所以无法获得诺奖,是因为他的作品是非理想主义的;托尔斯泰似乎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而被拒之门外。不过,余光中却是极明显的理想主义者,他曾以:“莫为了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此名言敲醒不少思想偏激而狭窄的作家。他并且希望中文能发扬光大,当代的写作者能不毁掉李杜的文字而加以应用,造新传统,俾后世之作家看今日之文章,有如当今之文人阅唐宋之诗词。然而评审团想必会以质疑的口吻提问道,这样的思想,未免太浪漫吧。
中国人民为祖国作家无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耿耿于怀,一方面长他人之气,说别国文学的确文学,别国思想的确深刻;另一方面却抑自己人之势,说自国的作家还羽翼未丰,不过这却是有道理的,虽然这其中颇有消极的想法。说真的,目前有资格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也只有余光中一人,日后则可能是白先勇。且举几位近年来被视为有能力角逐诺奖的作家,进行一番简评:王蒙的文论,在句法上尚可改善,用字也应更斟酌。而贾平凹的散文类于梁实秋,但毕竟功力未满,颇有不及之处;至于李锐,耽用口语,作品略嫌“土著”。三位作家其实都是从文革的重创中走出,写作能力足以夺诺奖之言论,未免不实。关于王蒙的文论与贾平凹的散文,也许读者要反驳道,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团即如你所说,看重的是小说与诗,那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啊。我想就此问题,提出迟子建来。迟子建是中国唯一一个三叩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家,但她的散文实在简单。我很难想象一个散文写得不好的作家,小说会写到多好的程度去。或许乔爱思的诗不算一流,但他的散文绝不会差。真正的文学家都是兼擅型,全才型的。
中国苦盼诺贝尔文学奖的到来,其实大可不必。此奖本非国际性的,中国无缘染指,绝不是什么遗憾。此话并非安慰,而是对事实的看法。另一方面,中国真的缺乏好作家吗?夏志清评张爱玲的小说,认为她比有些英美的小说家有强不差。梁实秋的散文,开知性情趣并融的现代散文之先河,差可与蒙田比肩。徐志摩三十余岁已达次要诗人之境,若非意外而逝,则全功可竟,也许日后能成就大诗人。钱钟书学问文采并具,文章理趣横生,笔调厚实利落,堪称学者散文的典范。即便是最缺乏文学细胞的胡适,笔下也有不蔓不枝,清楚易晓的文章。那是一种最纯正的中文。面对胡文的纯正,虽文章风格以通畅平达见称的朱自清,也不免要自愧弗如。余光中更不必说,他学贯中西,著作等身,无论诗、散文、评论、翻译等作品皆出色之至。如果说台湾文学是当今中华文坛最蓬勃的领域,则其“域主”该是余光中无疑。我们甚至还可以再武断地说一句:五四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就是余光中。据说有人买他的书,是不翻看内页,先过目一番的,而是直接取向柜台付钱就是。读者对余光中的信心,可见一斑。真的,如果中国没有好作家,我也举不出这么多的例子了。
最后,我想说虽然中国人即使无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一件憾事,但并不表示我们就不须努力上进。毕竟向瑞典学院迈步,也是一种成就艺术的推动力。
——于14.1.10傍晚。
[注]:也就是马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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