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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重读经典的书评是应邀而写的，最近就要在《读书》发表，发表时题目改为《我最初看到一个人！》，在自己的博客上就还保留原来面貌吧。
白痴时代读《白痴》
李 锐
一本写于一百四十年前的大部头小说，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地再版印刷，至今仍然被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阅读，不用说，它肯定是经典，因为有时间作证，因为有那么多反复的阅读作证。
但是，我的阅读经历告诉我，一个现代人要想进入一百四十年前的经典，还是要克服许多的障碍：比如，你必须得接受它从头到尾的“话剧腔”――所有的人物对白都一律是用舞台上的朗诵腔调进行的，甚至连人物的出现都是典型的剧场模式，都是在敲门声或者吵嚷声之后才登场。再比如，你必须得接受它近乎发热病式的爱情至上主义，或者说爱情原教旨主义――无论流氓恶棍、老奸巨猾、赤子圣徒还是无邪少女，只要一提到爱情，只要一接近爱情，理智全部崩溃，行为全部昏乱，那个占据了爱情中心位置的绝代美女，有近乎神迹般的魔力，让所有的人围着她打转，神魂颠倒、一掷千金、痛哭流涕、九死不悔。还比如，也是最为困难的，你必须得接受小说作者和他笔下所有人物毫无节制、随时随地的思想道德辩论会，更糟糕的是这些辩论无论观点多么水火不容、黑白对立，却都是一种对于人和历史的本质主义的判断，都被归结为一种宗教立场的选择和背叛。等等，等等。
不用说，连我自己也问，那你还读它干什么？难道是你有病？难道你自己也是个“白痴”？或者，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一个现代人，一个坐在电脑桌前，靠点击鼠标联系世界、娱乐自己的现代人，到底能够从《白痴》这样的作品里得到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借人物之口，把自己身处的时代称作是“罪恶和铁路的时代”，而《白痴》就是对这个“罪恶和铁路的时代”的灵魂审判。由于审判的严酷和锋利，由于审判的毫不妥协和直指人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同代人称作是“残酷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1821年，死于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绝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不久，人类依靠着铁路和罪恶打了两次最为血腥的世界大战，那种空前的血腥和残酷使得人们必须对“罪恶”重新定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不会想到，一百多年之后，作为现代科技和资本力量象征的铁路网，早已经被以光速运转的“国际信息网”所代替，如今的人们坐在恐怖主义和精确制导炸弹造成的废墟边上，在全球变暖的魔鬼气候中，进入了娱乐和网络的时代。之所以罪恶变成了娱乐，不是罪恶消失了，而是网络和现代视听技术把罪恶变成了“整点新闻”，变成了现代人早餐前或晚餐后娱乐的一部分。事实告诉我们，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审判有多么残酷和天才，这审判对于人的罪恶甚至不能稍减半分。这会引出又一个难题：既然如此，文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在我看来，上面这两个问题可以看作是对一切文学的考验和追问。而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们能够历久不衰地经受追问和考验。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白痴》的时代（1867－1868），正是俄罗斯传统的农奴制解体后，面临着向现代转型的巨变时代。那时候，“俄罗斯先进的文学界提出了创造正面人物形象的口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是企图“解决创造文学中正面形象的任务”。《怎么办？》里真正的主角“拉赫美托夫是一位坚贞不屈和充满毅力的职业革命家，他经过千锤百炼，决心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忍受一切考验。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用这个形象表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平民革命家的美好理想。”车尔尼雪夫斯基宣称，他笔下的其他几个“新一代的平常的正派人”不过是“简单、平常的房子而已”，他要塑造的是宫殿，“是英雄，是具有崇高品质的人”，“是要达到艺术性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要求”。为此，他的拉赫美托夫游历天下，助人为乐，“不喝一点酒，不接触女人”“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甚至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专门睡在用铁钉做成的针毯上，扎得自己满身是血。在普通人眼里那是一个“被一道灵光环绕着”的超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流放、监狱和绝食之中完成了他的创作，尽管有沙皇审查官的百般查禁，《怎么办？》在1863年发表之后立刻风行一时，成为俄国无数革命青年的教科书。据当事人回忆，列宁对这部书极为推崇，他宣称“它使我整个的人生来了一次深刻的转变……这种作品能使人一辈子精神饱满。”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给自己侄女的信中说明《白痴》的构思，他写道：“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思想是描写正面的优秀人物。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情，特别是现在。一切作家――不仅是我国的作家，就连所有的欧洲作家都算在内，只要描写正面的优秀人物，就总是会自认失败的。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个任务过大了。优秀人物是一个理想，可是，不论在我国，或是在文化发达的欧洲，都还远远没有塑造出这个理想。”这样看来，用一种“正确的理论”来指导文学创作，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新事物，原本就是老生常谈。理论家们总以为自己可以为文学指出一条光辉大道，总是希望把文学关在理论的围墙里边才放心。天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还是不能免俗，还是不能逃开时代思潮对自己的限定和影响，他在理性上希望自己能“描写正面的优秀人物”，他原本也是打算把自己的小说关在理论和理性的围墙之内的。
《白痴》问世之后在引起轰动和赞誉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批评。许多左翼的“进步”文学家、评论家纷纷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指责他以宗教的精神鸦片毒害人民，宣扬放弃反抗、放弃革命，宣扬忍耐和顺从。他们尤其不能容忍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虚无主义、自我矛盾的世界观，和他对于人的毫无信心的悲观立场。他们需要和欣赏的是拉赫美托夫那样的“坚贞不屈和充满毅力的职业革命家”。革命领袖列宁的激烈批评：“对最拙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拙劣的模仿”，更是从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立场上清算了作家。
这么说来，追问和考验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时间是个好东西。时间除了能完成对人间万物无动于衷、盖莫能外的淘汰之外，还能让一时一事的是非善恶变得无足轻重，让原本模糊不清、一文不值的东西大放异彩。
看过《怎么办？》之后，最强烈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本书只能充当资料了，
起码不必再把它当作文学来阅读，它主题明确逻辑严密，像推演数学公式一样推演出爱情抉择和社会改革，推演出新人的神圣形象，并对一切难题都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和解决方案。读了《怎么办？》你就知道了“这样做”。作者的意图十分明确，一个给出了答案的“怎么办？”容不得“敏感的男读者”或女读者再多想什么。因为它一百多年前就把自己界限分明地关在理性和理论的围墙之内了。一本小说不再能进入人的感情，不再能引出人的联想，这本书就死了，最多具有资料价值，最多可以当作文物。可文学不是文字资料，文学是人类用文字记录自己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一种本能，从这种本能出发而产生的文学作品最为独特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可以历久不衰地进入人的情感和精神。当然，提到“本能”，立刻就可以弄出无数条“解构主义”的“颠覆性”的疑问来。比如立刻就可以发问：一个用文字记录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人，还有“本能”可言吗？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会有相同的本能吗？等等。限于篇幅我不能为此多费笔墨。但是，看看《白痴》或许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说明。
我们已经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的本意是要按照当时流行的理论来进行创作的，他一心想要完成的是连“文化发达的欧洲，都还远远没有塑造出这个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尽全力塑造出他理想的“正面优秀人物”梅斯金公爵。梅斯金公爵由于患有癫痫病从小离开祖国，在瑞士一个封闭偏远的山村长大，这样的隔绝让他身上有一种超凡越俗的孩童般的天真，就像他自称的那样，“完全是一个孩子，简直就是一个婴儿”。但是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真的孩子，却有着圣徒般的胸怀，他以不避利害、不求回报的怜悯心对待世界、对待一切人，甚至同样对待伤害自己的人。人人锱铢必较、梦寐以求的金钱，在他身上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他像个散财童子一样把自己的卢布分给所有想得到的人。他念念不忘的事情就是想用自己的爱、用自己的献身搭救被男人们欺辱的娜斯泰谢·费里帕夫娜，那简直就是一场舍身饲虎的救赎。梅斯金公爵惟一可以称作私心的，就是他对美丽忘我的追求。身无分文的时候他对美一见钟情，家财万贯的时候他对美一往情深。可就是这样一位圣徒般的赤子，这样一个最优秀的“正面人物”，在这个羊狠狼贪的龌龊的世界上终于还是一事无成，他不但搭救不了任何一个别人，他甚至连自己也保护不了。小说的结局打破了作者本人原来的构思，以梅斯金公爵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他最后的行为就是像傻子一样守在恋人的尸体旁酣然昏睡。小说结尾的时候，梅斯金公爵离开俄罗斯，又回到欧洲的疯人院成为彻底的白痴――一个只能回到疯人院的白痴的理想，只能是一场最为彻底的失败和幻灭。在这里，我们看到作家的创作激情和本能，让他最终冲破了理论的围墙。就像滔滔洪水只有冲破既定的河道，才能产生让人无比惊奇的意外，才会带来洋洋大观。也正因为如此，一百四十年后，当时的理论争端无人问津，《白痴》却被人世世代代反复阅读。
所谓苍天弄人，仿佛只是一转眼，在一百多年前的那些争论之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魂牵梦绕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世人面前轰然解体，那个允诺了要给予人们物质和精神最大自由、最大幸福的地上天国，那个坚信自己在肉体和精神、个人和社会，人性和历史的终极目标之间，彻底完成了统一、全面和自由发展的地上天国，一夜之间倒塌在地，摔碎成一片瓦砾。真不知这片触目惊心的瓦砾，又埋葬了多少失败、幻灭的“白痴”。让人感慨和悲哀的是，这一次历史的轮回，是让当初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坚信者们变成了白痴。正所谓“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我们看到，文学竟然以这样的方式超越了历史，显示出它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看到，正是从虚无、矛盾、和无尽的怀疑中，生长出了理论难以概括的丰富；也正是从犹豫、恐惧、和舍身忘我的悲悯中，生长出了深厚无比的人道情怀，让文学超越了一时一事的历史是非和道德判断，也让文学超越了作家自己。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里猛烈抨击金钱所带来的普遍的道德沦丧，态度之决绝几乎是在和历史作对，他借自己笔下的人物之口宣称“现代的人全是冒险家……不择一切手段获得金钱”“个个都充满贪婪的心肠，他们为金钱而神魂颠倒，好像发了疯一般！连一个婴儿都想去放印子钱”。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那个“罪恶和铁路的时代”发出的抗议。他当然无法看到，我们这些生活在娱乐和网络时代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麻烦。他更不可能看到权力和金钱的双重专制，在中国制造出了什么样的现代人。在这样的双重专制下，人们被专制权力剥夺、压迫的痛苦和恐惧，又被金钱引导安置在消费和娱乐的幸福当中。于是，没有心肝的娱乐和消费就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欲望和时尚。你越是像一个精神侏儒，你越是毫无心肝的像一个白痴，你在这个时代就生活得越幸福。在权力的阴影下驯服顺从的侏儒们，却可以在欲望的狂欢节里变成消费的巨人。这是一个需要批量化大规模产生白痴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全球化的方式制造白痴，并且满足白痴消费幸福的时代。已经又有保守的右派理论家急着出来宣布，历史将终结在这个时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第一部的结尾处，就把自己的故事推向了高潮。那位美艳夺魂的娜斯泰谢·费里帕夫娜，同时又是一个被富商包养的情妇，一个从小就饱尝了欺凌和损害的孤儿。在这个高潮中，那些贪婪而又各怀鬼胎的男人们，企图用金钱收买娜斯泰谢·费里帕夫娜的美丽，同时也收买她全部的尊严、幸福和命运。为此，利令智昏的富商阔少罗果静，竟然拿出整整十万卢布，要从另一个男人的手中买下和娜斯泰谢·费里帕夫娜结婚的权利。在这场对于“美丽”的现场竞拍当中，忽然知道自己意外获得百万遗产的梅斯金公爵宣称：“我想娶的您是纯洁的女人”“您同意嫁给我，我认为这是一种光荣。这就是您给我体面，而不是我给您体面。”梅斯金公爵的求婚，是一个同时超越了金钱和美丽的非凡之举，是一个世俗的尺度无法衡量的道德行为。这样的行为，这样无条件的爱心，在那个像闹剧一样的拍卖会上，自然引出了人们无情的嘲笑，自然要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白痴丧失理智的颠狂。正当人们为了金钱而发疯的时候，这部小说的女主角娜斯泰谢·费里帕夫娜，当着所有人的面，准确地说是当着所有钱奴们的面，把整整十万卢布扔进熊熊的炉火当中。这个壮举让娜斯泰谢·费里帕夫娜变得像一尊悲愤的女神，她看穿了人间的虚伪和丑恶，毅然决定独自一人承担命运，跟随罗果静而去。她用刻毒的嘲笑向所有体面的绅士们告别之后，却给梅斯金公爵留下一句绝望的赞美：
“再见吧，公爵，我初次看到一个人！”
在我看来，无论是“罪恶和铁路的时代”，还是“娱乐和网络的时代”，人们都无法回避，也无法掩盖这样的“一个人”。不错，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罪恶。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所有的经典艺术，也从来没减少或阻止过哪怕一丝一毫的罪恶发生。可是，正是这些经典的存在，让人们知道还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人”，也正是这些经典在向人们证明着生命被剥夺、被扭曲的痛苦，在向人们证明着“一个人”本该享有的自由和幸福。
“经典”这两个字不是叫人跪下来膜拜的，也不是把人引向封闭和窒息的；经典是把人引向开放和生长，引向历史限定之外的无限可能性。所以，真正的经典不会站死在尘封的书架上，而是活跃在许多人此时此刻的阅读之中。
西元2007年3月8日写，15日改定于草莽屋。
（注：新版《白痴》将由重庆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以上关于《白痴》的引文，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白痴》，耿济之译。关于《怎么办？》的引文，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怎么办？》，蒋 路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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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9-8-26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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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9 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