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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近上《太史公自序》，第12段讲《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春秋之间，百家纷出，待至始皇焚书坑儒，学术禁绝。文帝求书令一出，诗书间出，百家盛况复现。待至武帝罢黜百家，又是万马齐喑，中国的思想渐行渐窄，最终生命力难以维系，幸得佛教在中间给儒家灌输生命力，不然中国文化很可能早早夭折。中国上古无论是政治空气还是文化空气都是很宽松的，正如凌沧州先生所言，人民还有说话的权利，因而产生了想百家和《史记》这样伟大的作品。但专制的空气越来越严酷，中国的思想终于越来越隐晦，巨人消亡了。中国文化终于越来越衰弱。反观西欧却恰恰相反，中世纪处于高度的专制和思想禁锢之中，但他们却逐渐冲破思想的迷雾，在思想的大道上越走越宽敞。我越读史记，便越是觉得前人所建立的一系列学说思想若是真能执行，中国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历史总是喜欢开玩笑的，人们总是在不停的犯同样的错误。
（二）
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总是被宏观叙述的历史，但是历史缺少了细节的支撑是不完整的，由于缺少了细节，误解就产生了。我今天读《唐语林》，这是由宋人编写的，应该比较接近历史的原貌。里面记载，唐玄宗的儿子肃宗失势之时，庭院不扫，尘埃遍布，玄宗见之，哀而且怜，命力士选民间洁白颀长者以充太子府歌姬，但力士的回答却是民间嚣然。皇帝不按照正常手续办事，擅自从民间征集民女，天下人是不同意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玄宗因此作罢。另在官籍选人。当然送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的伎女制度是很不合理的，只是为那些达官贵人服务，是一种落后的社会风气。但是我们由这件事情看出的是，在唐代，皇帝的权力并不是最大的，而是受到很大的限制，不能够随心所欲，而要受到制度的约束。
（三）
韩非子在他的五蠹篇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对下的消极作用进行了评价。但我们知道在一个非正义的社会里，侠的精神始终是激荡人心的。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欧也有罗宾汉，而近世《蜘蛛侠》为何风靡全球的原因了。
仔细品味侠的精神，蓦然一惊。因为刚才在我脑中竟找不出多少可以代表中国侠精神的人物。当我们今天沉浸在《七侠五义》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那并不是所谓真正的侠。也许真正的侠义精神，也已随着峨冠博带的汉魏风度消散在历史的风尘中了吧？
不可否认，先秦乃至汉代，是我们国家最具血性的时代，也是我们国家最富于朝气的时代（在这一点上也许只有唐可与之媲美）。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当然最直接的来源是太史公的《史记》。太史公在他的《史记》中留下了两片荡气回肠的千古文章，《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刺与侠，看似，实则大相径庭。我常以为，此刻最典型的代表当属豫让和聂政，而非世所共知的荆轲。完整提出刺客精神的是豫让，他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以国士之礼待之，其以国士之情报之。三刺襄子，不惜吞碳墨面，自毁形容。聂政高蹈其后，仅以严仲子以大夫之礼待之，便只身仗剑闯入韩相府为严仲子报仇，为不连累其姊，自屠面皮。我常在想，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他们是侠吗？不，他们可以说很不辨是非，仅仅是别人投之以桃，我报之以李，深情重恩之至便以死报之。真正的侠时不讲回报的，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朱家为季布奔走斡旋，季布何尝有恩于朱家？但朱家路见不平，即拔刀相助，乃至倾家荡产，人头落地，也在所不惜。其结果与此刻同，但支持他们行动的力量确是大不相同。支持刺客行动的是“恩”，而支持侠客们行动的才是“义”。
侠客都是强者，他们巨大的身影来回奔波，意在扶弱锄强，路有不平，便拔刀相助。而刺客却是弱者，他们只是弱者对强权一种极端形式的反抗。潜于阴暗，隐忍待发，一击不中，或飘然远逝，或伏尸当场。
（四）
最近在备《刺客列传》，脑中一直回响张承志《清洁的精神》那慷慨悲歌的声响。但是在搜集资料的时候，读到的文字却有很多让我刺眼。犹让我眼刺的是“可耻的失败”。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些人的眼中，荆轲这些刺客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货，他们站在功利实在的角度尽情的嘲弄荆轲，素质低，缺少远见，批强秦之逆鳞，自取灭亡等等。站在强者的角度去尽情嘲弄弱者，何其的简单？但是这些人忘记了，有一个传统，从孔子，乃至孔子以前的伯牙叔齐就流传了下来，那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那些顺势而生者匍匐在强者的脚下，恐怕早已忘记了这一“义”之所在。
当豫让高歌“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如华丽的舞蹈般三击襄子衣而后伏剑自刎时，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的精神。这一精神在中国的今天已不能见到，在汉代或见踪迹，魏晋已成绝响。历史总是在这定格，放大。而后的深井聂政，荆轲，都给我们感受到了这种精神。在强者书写的历史中，太史公给我们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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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7-3-8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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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9 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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