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最是文人不自由（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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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最是文人不自由（转）  

时间:2005年3月31日 作者：葛兆光（清华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大学生在线  


书桌上摆着《陈寅恪诗集》的校样，看了两天，续续断断，全没有先睹为快一气读完的兴奋。并不是陈寅恪的诗不好读，陈流求、陈美延两位女公子费尽心力广为搜罗编年辑成的诗集，比当年出版的《寅恪先生诗存》多出百余首并附有唐存诗，既有史料价值，又有不少可琢磨玩味的意思，可偏偏读不下去。诗集里抑郁的情绪太压迫人，“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86页)我全然没有想到，这个久负盛名的学者心灵深处竟缠绕纠结着这么复杂难解的情结，它不仅笼罩了陈寅恪的心，也浸透了陈寅恪的诗。有人曾说鲁迅是中国最痛苦的文人，那么我想，陈寅恪也许可以称作中国最痛苦的学人。学人比文人更不幸的是，学人的理性使那些痛苦压抑积存在心底而不得宣泄，“玉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94页)于是盘旋纠缠，欲哭无泪，欲语又止，化作了晦涩深奥的诗句，在譬喻、典故、成语包裹了一重又一重的诗句中一滴一滴地向外渗露。不知为什么，读《陈寅恪诗集》时我想到的都是一个意象：“啼血”。  

自由往往是一种感觉，没有自由意识的人虽然没有自由却拥有自由感，自由意识太强的人即使有少许自由也没有自由感。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聊天时说起的一段近乎绕口令的话，此时想来仍觉不无道理，也适用于陈寅恪的心态。我觉得越是对自由空间需要强烈的人越会感到自由空间太小，“天地一牢笼”就是这个意思。在《吾侪所学关天意》那篇书评里我曾提到，在吴宓心目中，陈寅恪不止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一个“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吴宓的观察没错，读《陈寅恪诗集》时你会顿时发现一个与撰述学术论著的陈寅恪全然不同的陈寅恪，他所想所思，大大超越了学术的畛域。从他今存第一首诗即青年时代所作《庚戌柏林重九作》“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的句子里，从他晚年盲目后所作《答王啸苏君》之三“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的句子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心中时时萦绕的有另一种情结。袁世凯当大总统，他写诗讥讽如巴黎选花魁，“花王哪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6页)张群组阁，他讥讽他妆模作样，“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47页)共产党打过长江，他又写诗嘲讽国民党，“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自我失之终可惜，使公至此早皆知”。(51页)他总觉得他对于政局有着他人不及的睿智见解，诗集中两用“读史早知今日事”，(19页)三用“食蛤哪知天下事”，(25页、50页、80页)都隐隐地流露出卧龙式的自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这也难怪，中国士大夫大多有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从政心理，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其实和李白“仰面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样，尽管一个含蓄一个狂放一个正二八经一个志得意满，想干预政治这一点上却是半斤八两。“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来只是一种旧时代实现人生价值的实用手段，可长期积淀却铸成了一个现代学人逃也逃不脱的政治情结，这种情结在国势阽危的时代与爱国热情混融而越发强烈。《诗集》里陈寅恪用陆机作《辩亡论》的典故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欲著《辩亡》还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17页)“《辩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20页)其实已说尽了他心里的意思。他觉得自己有一肚皮经纶，只是无人领会，仿佛他一辈子并没有把世人敬仰的文字著述当成他的终极理想，而只是当了一种无可奈何的余事。“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负他生”，当他以十年精力写完那本后人再四击节的《钱柳因缘诗笺证》时，他竟想到了项莲生“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年”的话，全然没有文稿杀青的欢欣和轻松，却长叹“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106页)  

可能是真的，陈寅恪自己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寻章摘句的学人而应当是一个经邦纬国至少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奇才，只不过时代并没给他施展的机缘，所以他只能喟叹“埋名自古是奇才”去做他的书斋学问而无法重圆他祖辈的旧梦，于是他心底平添了三分压抑、两分悲凉。其实仔细想来，这种抱负并没有什么实在的依据，世事险恶时局多难，知识阶层中人有什么本事去抚平这叠岩翻滚的恶浪？我不相信陈寅恪这种受过现代训练的学者不明白政治与学术早已判然两途的事实，我也不相信陈寅恪这种理智的知识分子不明白“坑灰未冷天下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故典，可他为什么还要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抱负和自寻烦恼的忧郁？是一个历史学家“资治”的职业习惯使他难以忘怀现实，还是先祖未竟的政治思想使他时时想赢回家族的荣光？我实在不知道。不过，这可能不止是陈寅恪一个人。中国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欲合“道统”与“政统”为一的伟大理想，以及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使得每一个文人学人都似乎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不信请看现代中国历史，谁又能例外？抗战之初那一句名言：“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其实可以扩大言之：中国之大，近百年几无一张纯粹的书桌。  


  
作者： 北方的城  2005-4-7 23: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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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葛兆光：最是文人不自由（转）  

但这实在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一重悲剧。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又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学人，他不能不时时从书斋中伸出头来探望一下他身边的祖国，不能不时时为这万方多难的祖国发出一声叹息，于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间来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间书斋对别人也许绰绰有余但对他就十分局促，可是，时代给他的只是这一间书斋四壁书。如果他是个鲁迅式的文人倒也罢了，他可以冲出书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为匕首为投枪，纵然没有荆轲的壮举，但也可以用易水萧萧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郁闷，但他偏偏是一个学者，多年理性的训练使他习惯了理智的生活，于是他只有深深地埋下头去伏案于书斋之中，只是当他写诗的时候，才允许心底的忧郁稍稍渗透出来，而这忧郁和愤懑还被种种典故包裹着掩饰着，于是他的诗中那份悲凉又多了几分哽咽几分苦涩。“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17页)我想，这不自由是不是由于他需要的自由空间太大而惹出来的一种“局促感”呢？  

不幸他只能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幸他还是一个书斋学者。“自分琴书终寂寞，岂期舟楫伴生涯”，学剑不成，尚能学书，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人生意义的挪移。尽管陈寅恪并不满足于皓首穷经的学术生涯，时时自嘲为无益之事，但他又知道“文章存佚关兴废”，(71页)在学术论著中也自有精神血脉在。《王观堂先生挽诗序》中他反复申论的“文化”与“精神”，正是他极自负处，他称王国维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他自己内心深处肯定也自认为那“文化精神凝聚之人”，而这“文化精神”所依凭以表现者，就是他毕生经营的那些看似深奥专门实则别具怀抱的学术论著。  

在他的诗里，我们能看到他对学术生涯的自讽自嘲，但也能看到他对学术论著的自珍自爱，尽管他“无才可去补苍天”，但他觉得毕竟可以用他的论著存文化精神血脉一线于不坠，所以他对自己的著作始终倾注了极多的心血，尤其是他晚年对自己的命运越发清醒的时候。一九五六年除夕，他写下一首诗，感慨地说道：  
  身世盲翁鼓，文章浪子书。无能搜鼠雀，有命注虫鱼。遮眼人空老，蒙头岁又除。那知明日事，蛤蜊笑盘虚。(86页)  

在“有命注虫鱼”的无可奈何中，他把自己的怀抱化成学术论著，一九五七年，他又作诗，写下这样两句：“渡江好影花争艳，填海雄心酒祓愁”，愁什么？愁的正是“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因为这论著是他的精神血脉，他处在寂寞之中，除了论著刊布，又能有什么别的形式来显示他的存在？“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间唯此是安流”，(92页)于是一九六二年陶铸和胡乔木到中山大学去看他时，他说的就是这八个字：“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当他不得不用这种暗示性的说法请求要人援手时，我们知道，这论著已是他最后牵肠挂肚的心事了，正是“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71页)  

我读过《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也许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倾全力作如此论著，但我明白这里别有他一番情怀。应该说，这两部书尤其是后者，立论上是明显有感情偏颇的，他在柳如是身上倾注了过多的情感以致于未免拔高古人，但他的真实意图是“窥见其孤怀遗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笺释梳理中“温旧梦，寄遐思”，所以又不能仅以一部学术论著视之。问题是，他的旧梦太迂曲，他的遐思太幽远，于是不能不采用萦曲折的笔法把它掩藏在深奥繁复的学术形式之中，很少人能耐心卒读这些论著，耐心卒读者又很少有人能领会他的深意，领会他的深意者又很少有人能挺身而出和他一道承传其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而他心底升起一阵阵悲凉，悲凉中又不禁愤慨，“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60页，“白头宫女”又作“白头学究”)对那些趋时者他实在难以按捺心头的怒气，“吃菜共归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56页)，对那些附势者他实在不能掩饰心中的轻蔑。但他依然知音难觅。孤独中只好自嘲自责：“旧学渐荒新不进，自编平话戏儿童”，(40页)“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88页)可是，透过这些自嘲自责的诗句，我们又可以明白，其实他是多么渴望被理解，哪怕是身后的理解！正因为如此，他才一面怨艾“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101页)一面哀叹“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122页)一面自嘲“千秋有命存残稿，六载无端咏旧题”，(102页)一面满怀期望地感慨“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106页)可惜的是，他只能寂寞，学界中人理解的只能暗暗领会而不能讨论，不能理解而稍具同情心的只能赞誉他“学识渊博”，那些既不理解也不同情的人则认定他是“乾嘉余孽”，一个强烈渴望共鸣的人得到的偏偏是四壁无声，一个极端自信自负的人偏偏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承认，放眼望去，四野寂静榛莽荒芜，他的平生志向，满腹经纶，竟和声寥寥，这怎能不让他伤心——  


  
作者： 北方的城  2005-4-7 23: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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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葛兆光：最是文人不自由（转）  
   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69页)  

这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二重悲剧，他高估了同时代人的理解能力，也高估了学术论著的感染力量。要知道人文学科的历史命运就是这样乖蹇，在漫天流行的实用思潮下它很难有多少立足之地，对于急切期望效益的人们来说，人生终极意义的价值是多少？人格修养的用处是什么？文化精神早已抵挡不住实利的进攻，除了那些总以为自己掌握了文化命脉、自由精神的人还总在呼喊灵魂高于一切之外，人们早已用“知识”取代了“智慧”，早已拿精神和灵魂在上帝的当铺里作抵押换回了现世的利益。陈寅恪的学术论著既无巫术的威慑力又无宗教的感召力，它能“维系文化精神于不坠”么？当他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人们魂兮归来时，他根本没想到他祭起用于招魂的学术论著早已被举世炫目的实用主义杏黄旗掩没，泥牛入海无消息了。他倾听四周，用他的盲睛细细搜寻，才发现真的只剩下孤独与寂寞。时下流行歌曲唱得好：“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他为什么要那么清醒？既然他明白“闭门寻诗亦多事，不如闭眼送生涯”，(55页)他为什么要期望那么殷切？  

多病与盲目也许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三重悲剧。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通脱豁达的人，干政无门倒也无所谓，但闭门著书却是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可是，一九四五年他却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秋天他到英国求医时尚存一线希望，“眼暗犹思得复明，强扶衰病试飞行”，(42页)可次年治疗无效归国时，他已几近绝望，“远游空负求医意，归死人嗟行路难”，(45页)他其实十分珍惜自己的躯体，因为这躯体不仅是他精神的寓所，也是他撰述寄托文化精神的论著的基础，可是上苍给他的却是多病与盲目。我总觉得他的心灵和他的躯体似乎总是在互相对抗，即所谓“身与心仇”，在他的诗里，“大患分明有此身”这样的诗句曾反复出现，一次是一九四三年写的《癸末春日感赋》，这时也许还只是一种感伤之辞，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写的《丙午元旦作》，二十三年沧桑变迁，感时伤怀的典故早已成为一种深深的无奈之情，《老子》十三章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表面看来是哀叹身为心累，若没有这个臭皮囊，我还有什么生老病死的忧患，其实不然，有人一眼就窥见老子心底，欧阳修说这是“道家贪生之论”，朱熹说老子实际上“爱身之至”。陈寅恪也是如此，似乎他是在埋怨这个躯壳给他惹出这么多麻烦，实际上他是在痛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和心灵一样自由强健。他对白居易有极深的研究，也最爱读白居易诗，这一点他也很像白居易，白居易虽信佛教道教，觉得“松树千年朽，槿花一日歇，毕竟共虚空，何须夸岁月”，觉得“彭觞徒自异，生死终无别，不如学无生，无生即无灭”，(《赠王山人》)但总是十分爱惜生命，长了一根白发就再四感叹，惊慌失措地说：“勿言一茎少，满头从此始”，(《初见白发》)洗澡时看见自己赢弱又再四感叹，唉声叹气地说：“四十已如此，七十复如何”，(《沐浴》)掉了一个牙齿时又再四感叹，愁眉苦脸地说：“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自觉二首》之一)所以大凡表示对自己躯体满不在乎甚至觉得躯体为累赘的人，其实心底是最爱惜自己躯体的，尤其是陈寅恪这样胸怀大志，自期颇高的学人，身体是他实现抱负的基础，眼睛更是他明察秋毫的窗户，当他百病缠身、双目失明的时候，他怎能不对这不争气的躯体进行抱怨，怎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于是，在《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中他写了这样凄楚的句子“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后，这盲目和待死的两个意象就反复出现在他的诗中：“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55页)“残废何堪比古贤，昭琴虽鼓等无弦”，(64页)“衰残敢议千秋事，咏崔徽画里真”，(90页)“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104页)他自称“盲翁”、自题“不见为净之室”时也许还带有自我排遣的意味，但用上“残废”、“衰残”字样时，心底已是一片悲凉，以衰残之身面对人生，他想到了“死”，“将死烦忧更沓来”，(51页)“故老空余后死悲”，(51页)“老去应逃后死羞”，(95页)“自信此生无几日”，(105页)盲目和多病摧毁了他赖以维持生存的希望，他觉得他的生命早已完结了，只剩下一具空空的千孔百疮的躯壳在等候着那一天的到来，所以在他预先给夫人唐写好的挽词中就出现了如此令人心碎的句子——  


  
作者： 北方的城  2005-4-7 23: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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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葛兆光：最是文人不自由（转）  
   涕泣对牛衣，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其实，上苍对于陈寅恪虽然未必公平，但也未必绝情，他没有把全部不幸都加在陈寅恪一人身上让他彻底沦为悲剧人物。我这里说的不是他曾得到一个学者可以享有的盛名，学术界众口皆碑交口称誉对于陈寅恪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的抱负远不止此；我这里说的也不是他曾得到国共两党政府要人的殷勤探望和多方关顾，这点恩德对于陈寅恪这样自负的人来说虽然能使他一时感激，却不能抚平他心底深深的遗憾。我要说的，一是陈寅恪在那个时代选择了他唯一可以自我实现的职业即学术生涯，他的知识在学术生涯中得到了尽管不是淋漓尽致但至少是比较充分的显示，那一部部学术论著尽管未必被人理解但至少可以在他身后让人记住他的存在，“有文章供笑骂”也罢，“文章存佚关兴废”也罢，文章使他的生命和精神在身后延续，虽然哲人已逝，毕竟哲思犹存；二是陈寅恪的生活中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他的夫人唐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精神依托。很多人觉得私生活对一个陈寅格式的学者来说无足轻重，似乎了不起的学者可以舍弃一切琐事而专注于学问，其实，对于一个学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像陈寅恪这样一生负气半世凄凉又衰残眼枯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他平安地活下来的重要条件，一个思想上极端理性化而心灵中极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调节情绪，因而心底郁积的情怀往往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这时身边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一九五一年陈寅恪因高血压服安眠药而卧床时写下这样一首诗：“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绿荫成幕听鸣蝉”，内中尽是伤春兼自伤之意，而唐和诗则为他排解道：“排愁却病且参禅，景物将随四序迁。寂寞三春且苦雨，一朝炎夏又闻蝉”，(60页)比起陈寅恪诗来多了一分随遇而安。这是唐的过人之处，早年陈寅恪发牢骚云：“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22页)似乎平和得多；晚年陈寅恪怀念燕都旧居不免伤感：“数椽卅载空回首，忍话燕云劫后尘”，她又劝慰道：“仙家韵事宁能及，何处青山不染尘”，(82页)大有退一步天地宽的意味，这种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也许并不是唐的本心，但它或许能时时平息陈寅恪心头始终纠缠的紧张。  

但是，在陈寅恪身上还是演出了一场令人唏嘘的悲剧，究其原委，一半儿在外一半儿在内，他精研韩愈，却没有注意韩愈《感春四首》之四中“今者无端读书史，智慧只足劳精神。画蛇著足无处用，两鬓雪白趋埃尘。乾愁漫解坐自累，与众异趣谁相亲”这样的箴言，总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足够广阔的自由空间伸展自己的怀抱，而当时代和社会根本没有给他半点羊角旋风供他鲲鹏展翅九万里的时候，他感到了深深的悲哀，“青山埋名愿已如，青山埋骨愿犹虚”，(72页)他自知不容于世，不容于人，所以他写道：“废残天所命，迂阔世同嗔”，(114页)这种悲哀横亘在心头，又纠结成绝望盘旋在诗中，于是他的诗集里有那么多痛苦，那么多生涩。当年吴宓曾说他“心事早从诗句解，德名不与世尘灰”，(《答寅恪》)又说他“诸诗藉闲情以寓意，虽系娱乐事，而寅恪之精神怀抱，悉全部明白写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57页)的确，我们从陈寅恪的论著中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陈寅恪，而从陈寅恪的诗集中可以看到的，是另一个陈寅恪，而后一个心灵中充满自负又充满悲哀的陈寅恪，也许更为真实，自从文人的真实情感从“文”中逐渐退却到“诗”，“诗言志”的说法又把心底情怀大半逐出诗歌领域以来，“诗”已经不那么让人感动了。可是，《陈寅恪诗集》却写下了这个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那深处有一种无计排遣的悲哀。这也许是作茧自缚，也许是自寻烦恼，可是，“入山浮海均非计，悔恨平生识一丁”，(23页)但凡人一识字，又有谁能逃脱这命运之网的纠缠和悲剧心灵的笼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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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文人不自由
  书桌上摆着《陈寅恪诗集》的校样，看了两天，续续断断，全没有先睹为快一气读完的兴奋。并不是陈寅恪的诗不好读，陈流求、陈美延两位女公子费尽心力广为搜罗编年辑成的诗集，比当年出版的《寅恪先生诗存》多出百余首并附有唐存诗，既有史料价值，又有不少可琢磨玩味的意思，可偏偏读不下去。
　
　　诗集里抑郁的情绪太压迫人，“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86页)我全然没有想到，这个久负盛名的学者心灵深处竟缠绕纠结着这么复杂难解的情结，它不仅笼罩了陈寅恪的心，也浸透了陈寅恪的诗。有人曾说鲁迅是中国最痛苦的文人，那么我想，陈寅恪也许可以称作中国最痛苦的学人。

　　学人比文人更不幸的是，学人的理性使那些痛苦压抑积存在心底而不得宣泄，“玉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94页)于是盘旋纠缠，欲哭无泪，欲语又止，化作了晦涩深奥的诗句，在譬喻、典故、成语包裹了一重又一重的诗句中一滴一滴地向外渗露。不知为什么，读《陈寅恪诗集》时我想到的都是一个意象：“啼血”。


　自由往往是一种感觉，没有自由意识的人虽然没有自由却拥有自由感，自由意识太强的人即使有少许自由也没有自由感。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聊天时说起的一段近乎绕口令的话，此时想来仍觉不无道理，也适用于陈寅恪的心态。我觉得越是对自由空间需要强烈的人越会感到自由空间太小，“天地一牢笼”就是这个意思。

　　在《吾侪所学关天意》那篇书评里我曾提到，在吴宓心目中，陈寅恪不止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一个“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吴宓的观察没错，读《陈寅恪诗集》时你会顿时发现一个与撰述学术论著的陈寅恪全然不同的陈寅恪，他所想所思，大大超越了学术的畛域。

　　从他今存第一首诗即青年时代所作《庚戌柏林重九作》“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的句子里，从他晚年盲目后所作《答王啸苏君》之三“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的句子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心中时时萦绕的有另一种情结。袁世凯当大总统，他写诗讥讽如巴黎选花魁，“花王哪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6页)张群组阁，他讥讽他妆模作样，“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47页)共产党打过长江，他又写诗嘲讽国民党，“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自我失之终可惜，使公至此早皆知”。(51页)他总觉得他对于政局有着他人不及的睿智见解，诗集中两用“读史早知今日事”，(19页)三用“食蛤哪知天下事”，(25页、50页、80页)都隐隐地流露出卧龙式的自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这也难怪，中国士大夫大多有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从政心理，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其实和李白“仰面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样，尽管一个含蓄一个狂放一个正二八经一个志得意满，想干预政治这一点上却是半斤八两。“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来只是一种旧时代实现人生价值的实用手段，可长期积淀却铸成了一个现代学人逃也逃不脱的政治情结，这种情结在国势阽危的时代与爱国热情混融而越发强烈。

　　《诗集》里陈寅恪用陆机作《辩亡论》的典故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欲著《辩亡》还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17页)“《辩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20页)其实已说尽了他心里的意思。他觉得自己有一肚皮经纶，只是无人领会，仿佛他一辈子并没有把世人敬仰的文字著述当成他的终极理想，而只是当了一种无可奈何的余事。

　 “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负他生”，当他以十年精力写完那本后人再四击节的《钱柳因缘诗笺证》时，他竟想到了项莲生“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年”的话，全然没有文稿杀青的欢欣和轻松，却长叹“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106页)

　可能是真的，陈寅恪自己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寻章摘句的学人而应当是一个经邦纬国至少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奇才，只不过时代并没给他施展的机缘，所以他只能喟叹“埋名自古是奇才”去做他的书斋学问而无法重圆他祖辈的旧梦，于是他心底平添了三分压抑、两分悲凉。

　　其实仔细想来，这种抱负并没有什么实在的依据，世事险恶时局多难，知识阶层中人有什么本事去抚平这叠岩翻滚的恶浪？我不相信陈寅恪这种受过现代训练的学者不明白政治与学术早已判然两途的事实，我也不相信陈寅恪这种理智的知识分子不明白“坑灰未冷天下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故典，可他为什么还要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抱负和自寻烦恼的忧郁？是一个历史学家“资治”的职业习惯使他难以忘怀现实，还是先祖未竟的政治思想使他时时想赢回家族的荣光？我实在不知道。不过，这可能不止是陈寅恪一个人。

　　中国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欲合“道统”与“政统”为一的伟大理想，以及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使得每一个文人学人都似乎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不信请看现代中国历史，谁又能例外？抗战之初那一句名言：“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其实可以扩大言之：中国之大，近百年几无一张纯粹的书桌。

　　但这实在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一重悲剧。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又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学人，他不能不时时从书斋中伸出头来探望一下他身边的祖国，不能不时时为这万方多难的祖国发出一声叹息，于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间来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

　　一间书斋对别人也许绰绰有余但对他就十分局促，可是，时代给他的只是这一间书斋四壁书。如果他是个鲁迅式的文人倒也罢了，他可以冲出书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为匕首为投枪，纵然没有荆轲的壮举，但也可以用易水萧萧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郁闷，但他偏偏是一个学者，多年理性的训练使他习惯了理智的生活，于是他只有深深地埋下头去伏案于书斋之中，只是当他写诗的时候，才允许心底的忧郁稍稍渗透出来，而这忧郁和愤懑还被种种典故包裹着掩饰着，于是他的诗中那份悲凉又多了几分哽咽几分苦涩。“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17页)我想，这不自由是不是由于他需要的自由空间太大而惹出来的一种“局促感”呢？

　　不幸他只能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幸他还是一个书斋学者。“自分琴书终寂寞，岂期舟楫伴生涯”，学剑不成，尚能学书，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人生意义的挪移。尽管陈寅恪并不满足于皓首穷经的学术生涯，时时自嘲为无益之事，但他又知道“文章存佚关兴废”，(71页)在学术论著中也自有精神血脉在。

　　《王观堂先生挽诗序》中他反复申论的“文化”与“精神”，正是他极自负处，他称王国维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他自己内心深处肯定也自认为那“文化精神凝聚之人”，而这“文化精神”所依凭以表现者，就是他毕生经营的那些看似深奥专门实则别具怀抱的学术论著。

　　在他的诗里，我们能看到他对学术生涯的自讽自嘲，但也能看到他对学术论著的自珍自爱，尽管他“无才可去补苍天”，但他觉得毕竟可以用他的论著存文化精神血脉一线于不坠，所以他对自己的著作始终倾注了极多的心血，尤其是他晚年对自己的命运越发清醒的时候。一九五六年除夕，他写下一首诗，感慨地说道：

　身世盲翁鼓，文章浪子书。
　无能搜鼠雀，有命注虫鱼。
　遮眼人空老，蒙头岁又除。
　那知明日事，蛤蜊笑盘虚。(86页)

　　在“有命注虫鱼”的无可奈何中，他把自己的怀抱化成学术论著，一九五七年，他又作诗，写下这样两句：“渡江好影花争艳，填海雄心酒祓愁”，愁什么？愁的正是“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因为这论著是他的精神血脉，他处在寂寞之中，除了论著刊布，又能有什么别的形式来显示他的存在？

　　“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间唯此是安流”，(92页)于是一九六二年陶铸和胡乔木到中山大学去看他时，他说的就是这八个字：“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当他不得不用这种暗示性的说法请求要人援手时，我们知道，这论著已是他最后牵肠挂肚的心事了，正是“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71页)

　　我读过《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也许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倾全力作如此论著，但我明白这里别有他一番情怀。应该说，这两部书尤其是后者，立论上是明显有感情偏颇的，他在柳如是身上倾注了过多的情感以致于未免拔高古人，但他的真实意图是“窥见其孤怀遗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笺释梳理中“温旧梦，寄遐思”，所以又不能仅以一部学术论著视之。

　　问题是，他的旧梦太迂曲，他的遐思太幽远，于是不能不采用萦曲折的笔法把它掩藏在深奥繁复的学术形式之中，很少人能耐心卒读这些论著，耐心卒读者又很少有人能领会他的深意，领会他的深意者又很少有人能挺身而出和他一道承传其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而他心底升起一阵阵悲凉，悲凉中又不禁愤慨，“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60页，“白头宫女”又作“白头学究”)

　　对那些趋时者他实在难以按捺心头的怒气，“吃菜共归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56页)，对那些附势者他实在不能掩饰心中的轻蔑。但他依然知音难觅。孤独中只好自嘲自责：“旧学渐荒新不进，自编平话戏儿童”，(40页)“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88页)可是，透过这些自嘲自责的诗句，我们又可以明白，其实他是多么渴望被理解，哪怕是身后的理解！

　　正因为如此，他才一面怨艾“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101页)一面哀叹“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122页)一面自嘲“千秋有命存残稿，六载无端咏旧题”，(102页)一面满怀期望地感慨“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106页)

　　可惜的是，他只能寂寞，学界中人理解的只能暗暗领会而不能讨论，不能理解而稍具同情心的只能赞誉他“学识渊博”，那些既不理解也不同情的人则认定他是“乾嘉余孽”，一个强烈渴望共鸣的人得到的偏偏是四壁无声，一个极端自信自负的人偏偏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承认，放眼望去，四野寂静榛莽荒芜，他的平生志向，满腹经纶，竟和声寥寥，这怎能不让他伤心——

chinesepoet

“最是文人不自由”

方连

    这句话出自陈寅恪先生三十年代写的诗。题为阅报戏作二绝，恐怕早为大家所熟悉，并得以深刻体会。陈先生以罕有的史识，发乎诗笔，道出千古真谛。自然引发出时代与历史有的共鸣。大家知道，陈先生所论大都公允当，而戏作之词，却又似为偏论，其中深意，只有备尝艰苦，阅尽春秋方可得知。

   然而，要真正理解陈先生这句简单明白的诗句涵意，却并非易事。因为陈先生所指的文人，并非知文知学之人，自由也不是指衣食足、行动备的自由，均具有另一种标格，那么陈先生所指的文人又是什么？我们只有从他的诗中去素  解。

     我认为，久负盛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正是这一概念的具体阐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 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为文化所化，尤其为民族文化所化，亦可谓文人，文人应该是文化精神的寄托和延伸。王国维，正是陈先生心目中的文人，因为王国维不仅有着继绝学的天资，而且沉思于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世界的巨变与文化 的走势，最终以绝望之心，走上沉湖之路。

  “为文化所化之人”为什么在文化值衰落之时，必感苦痛？这正是陈先生认定为文人的标准，亦即不苦痛之人必非真正的文人。有思想便有苦痛，有理想更有痛苦，有文化上之理想而不能实现，或不可实现，实为文化所化者之最大苦痛。一个剧变的时代，继绝学、存绝世乃是文人之责，以一人或数人之身，却肩负文化兴衰之命，其苦痛难以坚持，故不得不以一死惊天下，让天下有学之人，绍而述之，念而学之。此陈先生所道之王国维死因。几十年来，论王先生死因甚多，独以陈先生此论为学界所接受，这正是他挽词中所说相符“神州文化丧一身”。

陈先生自己虽未道为文人，而实际上同以文人自居，并身体力行，虽以 目膑腿之苦，而发为诗史，寄托比兴，期待解人。陈先生以绝学之姿，再一次充实了“文人”的真正涵义，他以他的学术和人格，塑造了二十世纪的真正的“文人之魂”。

真正的文人之不出世，真正的文人难以入世，他观古今之变，知中外之情，只有托诸著作，在浑然天地间寻找对话与知音，在现实与未来中寻找认同。然而，这种遗世而独立之姿，又何从落地生根？“真信人间不自由”（戊寅蒙自七夕）这种不自由的呼喊，正是上文作为文人的不自由，两处合观，即可得出世界上最不自由的是现世的文人。这种呐喊，恐怕是二十世纪文人最坚强、最有力的呐喊，也是最明白、最深厚的表白。这便是陈先生作为文人的最直接表述。他的这一表述是具有如此的概括力和历史感。似乎是在为千古文人而呐喊，为中外文人而呼号。然而，文人真的能自由吗？期待自由的文人能不痛苦吗？

那么文人之义谛何在？试以王国维、陈寅恪解之，我认为，文人之义有三层：

第一层，为有学有识之人，亦可谓之学人。他们本以求真为目的，讲学为手段。他们所学多关乎文史，唯文史一途，素号博大精神，学人必先通文史，必先识义理。且有卓  之识，洞明之见，条贯古今，成一家之言者。亦可谓学人之始在知，知之对象或范围在史。识史之目的在辨真。

然此可谓学人，不可为文人，文人之第二层次有真性情，人既以求学为生，又以讲学著述为务，然要证成文人，不可无真性情、真信仰，这种信赖既发乎天意，又关乎后修。如果没有学识，二有真性情，自不可谓之文人，明学识而 无真性情，亦不可谓之学人，更不可谓之文人。归依文化，信仰真理，矢志不回，不谋私利，不取小名，可谓有性情。

文人之出世，必谓有学识之士，秉世之情为文化所化，肩负神州之真谛，抉择华夏之途数。然而思有以为之，并图以应有之方式，教而化之，斯可谓之真文人。

辨文人之术有亦有三：其一不顺从，不依违，不以不世之才学去依违世事，顺从安排，“独立之精神”是其立志之根本。于真正之文人，世本不可从，亦无可从。虽有学之士从之，则必非文人。其二，以小见大，立论高远。如前所言，文人本擅言学，学识超群，非游说无根之辈，然发言立行，借学以明之，或史学、或佛学、或哲学，无不成其立论之外框，谈学之所资。如陈先生，谈学至广至宽，为文至朴至实，而吟诗至婉至美，是固知学以明事，文以道言。然此，或目真文人为史学家、学问家，实买椟而还珠，得象而忘言也。

识其为文人者，其切要在于以文化为一生之大计。而时时切切倡之导之，此所谓化之于人身，所以发乎外必以文化倡之，其取其舍，历一时之艰苦而不改，遭一生困苦而不弃。与逢时呐喊，口出即忘之徒不可道理计。

以此观之，则文人之难为，亦知文人之不出世，更知“文人”之非浪称。不然，何来最不自由乎？文人之不自由，固其然也。常人之称文人，固当有所讳乎？称学人则可，称文人亦匪易，而得其实者，则非自封可知。

文人不出世，所以前世之已逝者，必成后世文人之“魂”，读其书，见其为人，知其言，冀图有以用之。王国维、陈寅恪之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成文人之楷模，学术之精魂也。后之继起者，非止学迈前贤，其知世之深，言学之精，论道之远，无不高远，此陈先生以文人而道文人，固谓王先生之逝，乃神州文化丧一身，王先生之亡，乃苦痛之愈甚。

而比观陈先生之苦痛，较之王国维亦更有甚：虽  目病躯，而草拟《柳如是别传》达百余万言。借女学以言古学，而 之一生撰述亦可贯以女学为中心，世固言陈先生拘于女学，何其偏也。

陈先生曾有一首诗《题赠冼玉清教授修史图》，其上半阕是这样的：

       流辈争推续史功，文章羞与俗雷同。

       若将女学方禅学，此是曹溪岭外宗。

   曹溪一宗，世为所知，岭外广大，禅化神州，固有已也。 女学之称，此独见于陈先生者，“著书唯剩颂红装”

陈先生之“文人观”，是不是古代儒家所倡之“圣人”有一同之处。这其实不用索解。从他深叹“不自由”既可获得的解？

为什么陈先生会深叹“最是文人不自由”？再叹“真信人间不自由”？而陈先生期待的“文人自由”又是什么？

众人皆知，陈先生一生，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国维纪念碑铭）为圭皋，而“读书不肯为人忙     ”并自奉为“平生所学宁堪赠 ，独此区区是秘方”（《1929年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赠言》）

这种“不肯为人忙”，说来轻巧，实践却太难、太难。这不仅是他能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办法。也是他吸取古今中外于一体的有效途径。值得注意的是，陈先生向则毕业的史学系学生特赠“读书不肯为人忙”的秘方，正表达了他对后世文人成长的期待。然而，在陈门诸弟子中，能得其文人之思，不肯为人忙得又有几人？能不为人所忙的又有怎人能为？

最近，我们读到了陈先生的弟子之一周一良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这位可以说直接出自陈门，而且又得自陈学许多的学者，从其一生的 行踪看，几乎都是为人忙了。以周先生之资，他有足够的能力知道并了解陈先生的学问与精神，但却未能履行陈先生的赠言。这是为什么？我想不用我来作答。

周先生是我素以钦佩的学者，他的著作可以说是精神与条理十分难得的 作品，说实在的，十多年来，北大教授中，周先生是我心仪最久的一位。但我也知道，周先生一生则颇费周折，他的几次顺从，给他带来的不仅是个人学问上的损失，更主要的是生命与精神的损耗 。然而，一切的顺从所带给他的还有一直到今天才有机会辨白叙明的委屈，但当人们明白了这一些，而宝贵的年华又向谁追讨？

更仔细一想，周先生固然两次“服从”都没有体现出“独立之精神”，然而，在那个时代，又有谁能真正独立？这也是周先生之所以只能成为学人而无法归为陈先生所期待的“文人”。然好在历史就象潮涨潮落一样，喧闹并不是永远的场景， 周先生总算有缘于八十年代归队治学了。但这一切，与陈先生所期待的，周先生所臻达的相差又何止道理计？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周先生等学人没能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视为这些学人的自渎，这正是陈先生所感叹的“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注脚。

这里，更反射出一个对“文人”的认同。作为学人，尤其象陈先生这样的一代学人，他们把“文人”这顶帽子看得很高、很重，而恰恰相反，在一些没有文化品位的人的眼里，则把文人这个圈子划得很大很宽。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文人是不可驾御的一类，而被驾御了的人则不可能真正成为“文人”。因此，象周先生这一代学人，就被“时代”“历史”所驾御了，甚至于没有愿与不愿的选择，也没有行与不行的讨论。一切服从了不仅是没有独立，而且没有价值，相反只是作为工具与喇叭的奴隶，并最终承受着历史的煎熬！

其实，周先生又何尝不想成为能“以独立之精神”、去发挥“自由之思想 ”的文人学者？但这种自由的获得又是何其艰，没有极大的勇气，深厚的积累，又何从去面对来自一个时代、一种制度、一个社会的压力？更何况当历史的表象并未呈现出其本身，而作为学人的自我也未能真正参透社会的主机，那么，这种独立的可能与需要又是那么的难以实现！

所以王国维先生最终失败了，他不得不“文化神州丧一身”，他无法直面他所承受的巨大苦痛，他要尘封他的精神，唤醒那些浑浑噩噩的学人，激发那些满怀壮志的少年。周先生他们失败了，他们还没有进入这种历史的门口，就再也没有机缘去“化成天下”，因为他们的“自由之思想”几乎从来就没有得以激发出现。因此，独立之精神也就无从产生。

但陈先生是成功的，尽管他再抗争，他再苦叹，这与鲁迅的孤独又何尝不出一辙？他终生贱履着学术与文化的“圣条”，并得以化而成之，以他博大的学术，塑造了一座庄严的学术圣殿——一座永远充满了启发与创新、贯穿着文化史核心的学术殿堂和文化灵魂。

当然，陈先生对“文人”自由的呐喊，并不止是对现实的批判，更是对文明社会与现代学术的一种期待。他奉思想之自由为真谛，以文化之探讨为宗教，对今天、对未来同样是富于启发，而且是必须坚持的。但冷观之下，我们今天的文人又在哪里，而我们又给了他自由吗？中国现代学术的历程还很短，但传统学术的命脉依然是传承的，然而更确切的讲，我们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没有文人在进行我们的文化探讨，我们就无从回答历史与现实的要求，而文人的思索如果受到现实的羁绊，那他会重新回归到历史的车轮之中。

对中华文明的迷蒙，对世界文明的抉择，我们已思考了近百年，但我们的探索依然不是让人释怀。文化的承传也日渐式微。而这，显非我们明天所能接受……

[ 本帖最后由 wmlfw 于 2006-12-31 10:05 PM 编辑 ]

北溟之鸟

想起了吴晗
文人莫名其妙地从政,下场却是那样,可悲啊.

susanzhu

舍不得，舍不得，不舍怎得！自由如此，万物皆此般。

Bernhardt

学乖一点，不久没事啦！比如黑塞……有本事自能冲出枷锁

古越

怎么说呢……不自觉地从政心理还是源于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