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漂泊着的栖息地

戒恋人

青岚祭司  2006-6-7 发表



前言：面对荒诞的生活、疲惫的灵魂，西方现代派作家神情黯淡地制造了种种虚拟的真实《城堡》、《荒原》、《等待戈多》……他们以“虚无”来靠近生活、靠近生命。
    继之，美国当代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冒险的答案”①，即让整个社会“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②，让上帝来安抚这个放逐了“神圣”的社会。

    八十年代，这种“阴影”开始泛滥于中国。

    九十年代，《白鹿原》诞生。《白鹿原》同样描写了一系列错位与混乱、戏谑与荒诞、潜意识与生命原欲……然而《白鹿原》最终描写的是生命、生命存在及其状态，这是另一种“怀疑一切”的生存信念。


    一部伟大的作品是一个自足的世界。《白鹿原》选择了月光下的一片村庄、一座祠堂，并将人、神、鬼的灵魂和命运一起放在了这座村原上。作者坚信，这一混乱的混沌空间正是人类真实的生存空间。

    ——思想的暗房、政治的漩涡、生命的轮回，《白鹿原》的悲剧在于同时写出了白、鹿家族的生存困境和整个民族的生存困境；《白鹿原》的悲剧还在于苦苦寻觅的那座家园是漂泊着的一块栖息地，且已漂泊了数千年。


    一．文化悲剧意识

    《白鹿原》述说着文化母性的温情，同时又极其矛盾地控诉着文化宗教的暴力、文化崇拜的灾难。祠堂，像一座神圣的教堂，是白鹿原上村民们的精神家园。只是这些虔诚的教徒们的目光里只有恐惧，没有信仰。封建文化依靠“神权”的层层辐射作用在每一颗大脑柔弱的神经上，他们活着仅剩下了一种原始的生存欲望。

    作者笔下的白鹿原是一片没有日光照耀的灰蒙蒙的混沌空间，充满了迷雾以及一阵阵此起彼伏的喧哗与骚动。让人不禁想起那座遥远的、茂密的森林，那些半坡人以及那些粗笨的捕猎武器，他们载歌载舞，目光里注满了杀气，疯狂与真诚……

    德国哲学家兰德曼说过：“谁想知道什么是人，那么他应该，而且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文化。”③在这座白鹿原上，“天时地利人和”不仅传授着生存之道，而且诡异性地维护着一种秩序。白鹿村的田地即按天、时、地、利、人、和划分为了六个等级。另外，村民们似乎格外地相信雨神关老爷，相信风水、阴阳先生。原上自古还流传着一道接近咒语的预言——白鹿村的人口总是冒不过一千。这一月光下倦缩着的、心惊胆颤的世界，便是中国农村族长家长制下的一个小家园。

    祠堂在白鹿原人的眼里是一座神圣的殿堂，一种乡情亲情的回归和家的牵挂。宗法族规声色俱厉的同时，带着语重心长、苦口婆心般的呵护。“学做好人”、“耕读持家”、“忠义孝悌”，这些与祠堂一起接受顶礼膜拜的“乡约”也显然在历史中流淌着忠贞之血。

    这儿民风淳朴，著称“仁义村”，族长白嘉轩的胸怀正是文化的胸怀。修学堂、立乡约、交农、求雨、镇妖、义助贫弱、严传家训族规、拯救黑娃、善待鹿三，白嘉轩不畏王权强暴、不畏天灾人祸、刚强而不暴烈，并非一个简单的铁板青脸的卫道士。他一生义无反顾地深爱着白鹿原，无怨无艾，无所相求。除了白族长，原上还有那些豪义的乡绅（朱先生、冷先生），鹿三为代表的一代厚道、忠实、善良的农民……以及学堂里摇头晃身、诵读着“人之初，性本善”的学童。

    这是一个封建大家庭，长幼尊卑有序、主仁仆忠、父慈子孝。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拯救白鹿原。

    动荡的岁月里整个村原像一片匍匐在地的落难的龟壳，一块一块的裂纹和伤痕：想起白孝文便不由得想起黑娃，想起兆海便不由得想起白灵，想起绝望的朱先生便不由得想起气血蒙目的白嘉轩，想起田小娥便不由得想起爱情的灾难……

    作品《白鹿原》所要表达的正是这一母性文化的矛盾和无奈。封建文化的存在是一种悲剧，甚至一切文化的存在都是一种悲剧。

    漫长的岁月里，封建文化以一种逼真的形态诠释着一种抽象的理念，继而以强迫的形式使天下子民信服，以至敬畏，再使这种抽象的理念像“集体无意识”一样遗传到子民的血液里，在有意或无意的瞬间警示他们的灵魂——天子，天之子。如此般，文化在百姓的生活里仅仅意味着一种神秘而至上的、接近宗教教义的礼仪秩序。

    罗曼•罗兰说：“要有光！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人，必须有心灵的光明。”封建文化缺少的正是这种穿透一切“遮蔽”的光。这是一种理性之光，所照耀的不是黑暗的地方，而是虚伪的地方。尽管所谓的“仁者爱人”、“内圣外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永远都将是一种利人利己的美德。然而，在事实上，文化的本质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风化，一种相对的自由，一种私有财产，一种适合时令的华美外衣。

    以“鹿”为例，“鹿”一方面是一种受人膜拜的吉祥瑞物，另一方面是上林苑中帝王飞箭下的猎物。“鹿”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文化的虚伪、滑稽，低调。当文化赤裸裸地与权力结合之时，权力便显得愈加自由、威严、神圣。族长白嘉轩可以随手抽打族人的耳光，他儿子白孝文也可以。征壮丁之际白嘉轩家可以成为“免征户”，朱先生也可以用脸皮蹭掉丁役，鹿子霖家自不用说，甚至鹿子霖的干儿子们也可以逃脱这一劫难，任兵荒马乱的日子从他们门前经过。

    《白鹿原》直面正视的即是这一根深蒂固的宗教——文化。两千年来，这一宗教的暴力导致了一场愈演愈烈的悲剧。

    和平的岁月里白鹿原的村民们虔诚地膜拜着祠堂，动荡的岁月里他们更是不惜一切地将圣人推向神座。他们对族长有着与生俱来的膜拜，对“异类”分子有着彻头彻尾的仇恨和鄙夷，甚至父子反目也是道义之举（黑娃与鹿三、白孝文与白嘉轩、田小娥与田秀才），他们的生活是在一系列的扑风捉影中对悲痛疯狂地神秘化、扭曲化：鹿三为人忠义，相信命运之造化，因而一丝不苟地做着长工，一生仅做成了两件大事：一是交农起义，二是暗杀儿媳田小娥；白嘉轩相信风水，因而义无返顾地暗算了鹿泰恒，做了一生最大的一件亏心事；冷大夫常常在不知所措时想起阴阳先生，提着药罐说瘟疫不是病是邪气；仙草裤腰上系着三根用以辟邪的桃木棒槌，时刻准备着与她命运相同的六位女鬼决一战……尽管朱先生一再强调“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根本就不信神”，原上的人仍虔诚地称他为圣人、先知。他们以对待神的形式对待人，以对待桃符的形式对待饥谨、干旱、瘟疫，惧怕白狼便幻想着天狗的吉佑，仅以这些愚昧的形式表达着他们那饥渴的可怜的生存欲望。

    村民麻木到了“没有神经”，《白鹿原》中那团宗教式的神幻迷雾：白嘉轩新婚洞房里的六女鬼，窑洞里的绿头苍蝇和彩蝶，白灵托梦诉冤，鹿三中邪……正是作者对封建百姓的本原思维状态、文化意识，坦率直接地反映。——这是一种可怕的癫狂的宗教，在这一宗教里，小娥成了大逆不道的“祸水”、“狐妖”。那一场场关于她的与无关于她的混乱成为了白鹿原上人们闲谈的主题。惨死、冤魂、鬼蛾儿……小娥由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段段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

    白鹿原村民所虔诚皈依的正是这样一种扼杀了理性的、带有奴性和宗教性的文化。然而，《白鹿原》的真实意义并不只在于指控某一时期的文化。

    文化的黑暗意味着人类生命的一种毁灭，当白鹿村人的“野性”被严厉的禁闭在祠堂里时，白嘉轩成为了扼杀人类尊严的凶手。作为一个自由的生命，他已经死了。封建的抽象理念吞噬了他本真的人性，他的存在更像祠堂前的青脸石狮、祠堂里的红漆木柱、祠堂顶的彩绘瓦当。白嘉轩一生都在“一丝不苟”地做着族长，在他老练地以经验做出判断时，他发现眼前一片黑，白鹿村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劫难。因此，他苦心经营了一场拯救白鹿原的运动：乡约、学堂、耕读、孝义、仁爱……然而最终，他悲痛地发现灵灵不再是他的女儿，孝文不再是他的儿子……

    白嘉轩的一生代表着另一种悲剧，这一悲剧缘于文化的产生和存在。人类社会选择文化似乎是一种冒险。“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使人类向自由迈进了一步”④，相反，当文化成为一种自由的枷锁时，“为文化所化”则意味着一种灾难和反动，一种人性的毁灭，文化悲剧的真正沉痛和危险即在于此。

    《白鹿原》中的朱先生代表着一种正常的文化心态，“不读圣贤书，只知点蜡烧香怕是越磕头头越昏了。”然而，圣人的无奈终归是无奈，生活在这片故土上的芸芸众生终究还是把文化神话为了宗教：

    为了一场雨，族里的男人赤着膀子，一大片齐刷刷的像木雕泥塑似的跪伏在关帝庙前的烈日下，一跟焚烧的红亮亮的钢钎从族长的左腮穿到了右腮。年馑的日子里，野菜野草刚挣出地皮就被他们连根挖去煮食了，树叶刚绽开来也被捋去下锅了，先是柳树杨树，接着是榆树椿树。饿殍满地，瘟疫漫延，小娥窑洞前的平场上和原坡上，荒草野蒿之中出现了一片香火世界，万千支紫香青烟升腾。男人女人跪伏着作揖，走了一批又拥来一批……

    世代的农民还是将所有的欲望寄托给了祠堂和土地，他们还是按照自己祖辈的法子活着：白热的太阳、冰冻的雪地、祠堂、锣鼓、秦腔曲子、以及罂粟那妖逸的漫过了高原坡地的幽香……

    当谁也无能为力，隐忍地活着是不是一种反抗？历史仅仅允许一些人早熟，而不允许一个民族早熟？这些应是《白鹿原》面对文化悲剧的另一层发难，甚至作者大胆地提出了一种质疑：

    文化悲剧的存在是永恒的，文化的产生似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误区？


    二．历史悲剧意识

    《白鹿原》渲染着一种狂热悲壮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一方面来自于那群被压抑的仅剩下了生存欲望的村民，另一方面来自于那群斗志昂扬、激情澎湃、为信仰而生而死的英雄。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生存欲望，《白鹿原》的悲剧在于生活摧毁了迷狂没有信仰的人，也摧毁了真诚信仰坚定的人。历史以正剧的形式掩盖着闹剧的实质，胜利和失败多是瞬间的偶然。——这是人类生命的另一混沌空间。

    历史既然不允许人类早熟，那么也就不会允许一个相对的文明时代早熟。

    在历史真实中，“鏊子”是一准确形象的比喻。当白狼、乌鸦兵、盗匪、军阀……在原上扫荡过后，鹿兆鹏和田福贤之间摆着的用以闲玩的“狼吃娃”、“媳妇跳井”之类的游戏突然间变得严肃、寓意丰富，国共合作一夜间变成了史话。先是黑娃兆鹏的“风搅雪”捆住了田福贤，后是国共决裂田福贤的回马枪刺倒了黑娃，然后又是抗日、国共合作，接着是国共二次决裂，两党内部的“肃清”“肃反”运动以及两党之间的大决战。白鹿原的戏台成为了他们彼此间斗法的竞技场，田福贤、白嘉轩、黑娃、鹿兆鹏、岳维山、鹿子霖……原上有脸有面的人谁也没有逃掉，最后出场的白孝文更是不分你我，将黑娃和田福贤一起绑到了台上。——这是有别于祠堂崇拜的另一种残酷。

    《白鹿原》还原了一段段被理性玩弄和出卖的历史史实。

    鹿兆海是一名爱国青年，同时他是国民党员，他否认共产党“吃大户”的盲目，“把穷人煽动起来打倒富人，结果是富人被消灭了穷人仍旧受穷。”事实上，在“左”和“右”之间摆动，共产党鹿兆鹏的胜利似乎也并不是因为共产党政策的正确。这场争战中，共产党有共产党的骨干寥军长、鹿兆鹏，国民党有国民党的骨干岳维山、鹿兆海。他们都有坚定的信仰、思想、毅力和魄力，在“兵不厌诈”的战事中看不出绝对的道义。

    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混乱，“党派之争”有时就像孩子过家家一样索然寡味，然而规则却充满了暴力和血腥。作者没有选择正面交锋的大战场，而是将历史风云和家族生活融在了一起，根据地即是白鹿原，白鹿原即是“螯子”。

    《白鹿原》在乡情、亲情、爱情、友情之间演绎出了风云变幻中的这场动荡、混乱、错位，以及其间流离失所的生命。原上村民的苦难是不言而喻的，战争、赋税、饥谨、瘟疫、死亡，墓地里多了一片片新坟，祠堂里多了一柱柱香火。白鹿原上的村民什么也没搞懂，大概只能在轮番的征赋税、征兵丁运动中以及盛大的行刑台前感受到战火的距离和周身火辣艰于呼吸的燥热。

    此外，作者着重笔抒写了站在前方第一线的青年和后方第一线的文人。青年和文人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入了“戏”的重要角色：

    白鹿村的祠堂里孕育出了一座学堂，当白嘉轩以及白嘉轩的族人感到震惊和失落，不知“反正”后没了皇帝的日子咋过时，学堂里的孩子正诵读着“人之初，性本善”。白鹿原上的孩子是在这一片“天籁”之音中长大的，除了祠堂，便是学堂，最早的启蒙亦当围绕着仁、义、孝、悌。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冒着被父亲指责为“叛逆”的危险走出了白鹿原。

    “家”、“国”、“党”、“派”，自从这类文字进入历史，自从历史有了正、野之分，人类的生活便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一次次的反正、一次次的复辟。面对残酷的政治斗争，兆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地下党”，他的同学、同志被一批批的填了井。国民党埋了一批人，共产党埋了一批人，两党的“肃反”中糊里糊涂地埋了一大批人。

    活着的人快马加鞭赶到最后一站才明白南辕北辙的苦难。站在历史和生活的交叉点上，《白鹿原》演绎出了比革命更重要的生活，比历史更真实的命运：

    作者赋予了白灵一种美好而又奇特的色彩，她的血液里流淌着人类的热情、自由和生命，她是带着满腹的真诚来人间生活的。白灵的降生伴随着一片兵荒马乱的动荡和一丝悠长的纺织声，童年的她打破了乡村学堂里的单调，之后，她是白家唯一一个走进新式学校的人。这位乱世之中穿梭于风暴里的青年像秋天里的枫叶，只灿烂了一季。她死于一场残酷的内乱，面对以“革命”名义举起屠刀的“毕瞎子”，白灵的讥笑穿透着整个世纪。

    兆海是作者笔下另一个富于悲壮色彩的青年，他杀死了四十三名日本侵略者，却死在了自己同胞的手下。兆海像夏瑜一样躺在了孤坟里，坟头长满了蒿草。他一直想做一名军人，一名能真正救国救民的军人，他认定了枪杆子里出太平。他做了，然而他死了，死于另一场残酷的内乱。

    在爱情和理想之间，他迟疑着选择了理想。他想中国需要一场革命去结束围城的野蛮。他慢慢地用稚嫩的胳膊抬起了城墙下的堆堆血肉。事实上，爱情是他的生命，一切都可以调和，唯有他对第三者哥哥兆鹏的恨恨得不可调和。在白鹿原上他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去不返。

    《白鹿原》冷静近乎冷酷地再现了生活中本真的革命、本真的历史。那枚关于革命青年人生、爱情的“铜钱”成为了一种具有历史悲剧意义的不朽的墓志铭。

    失败的痛苦，献身的崇高，和解的幸福——一代人这样成长、死亡或成熟。《白鹿原》警示活着的人“铜钱之乱”绝非“黑色幽默”或书房里的恶作剧，这也许是作者对理性生活的一种憧想和呼唤吧！

    在描写政治青年人生际遇的同时，《白鹿原》从“一般人”的层面上展开了“鏊子”之难。

    作品中的黑娃没有革命者的信仰，但还是被历史、政治推到了第一线，他的死是历史中一种沉痛的代价。黑娃刚烈的秉性决定了他具有盲目的反抗意识和强烈的自卑意识，这从他的“冰糖情节”中可以看出。在黑娃选择了小娥之时，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封建宗法对他的惩处，退居寒窑，清贫度日。至此，他所有的梦想仍是过好平凡的日子，“买二亩地，再盖两间厦房”，他没有革命的欲望。此后，重情重义的黑娃在兆鹏的劝释下，参加了“革命”：烧粮台、农讲所运动、风搅雪……，直至最后背井离乡、流离辗转、沦落为匪，继之求生、逃难、招安、拜师、求学、革命、冤死。

    兆鹏选择了黑娃仅因为他具有旧时代人所罕有的胆魄，政治选择了黑娃仅因为他们土匪是白鹿原上第三支武装力量。因此，黑娃的“鏊子”之难是在所难免的了，尽管他没有信仰，他的一生只是简单地想挺起腰杆让自己的清贫日子过得好点。

    《白鹿原》中正面描写的文人之事并不多，最典型的两件当是八位老先生弃笔从戎宣言抗日以及九位先生退居学堂潜心编县志，然而却写出了自古文人的永恒心情和生活状态。乱世之中乾坤沉浮、生灵涂炭，恐怕文人也只能是更加的沉痛和沉默寡言，文人一想起家国便是一场灾难。

    朱先生饱读诗文，才名鼎鼎，清高儒雅，集文人传统美德于一身，既有“为天地立法……为万世开太平”的壮志，又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心志，亦与历代文人志士相同，有着绝对的智慧和独立的尊严，甚至同样一种朴素而又浪漫的治世理想。先生的一生充满着矛盾，介于出仕入仕之间、生活生存之间、大雅大俗之间、人事神谕之间，所有这一切都缘于一个文人对一种文化的关照和关怀。一茬一茬的征战面前，先生一语道破了“鏊子”之实。先生手推神像，怒言“不读圣贤书，只知点蜡烧香，怕是越磕头头越昏了”；先生敢与军匪玩“豆腐熬肉”的游戏；先生声称“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学生竟是一名土匪”……乱世之中恐怕也只有先生能真正透悟“好人难活”以及“学为好人”的不朽真谛，能从中捕捉到一缕痛苦的尊严和希望。

    黑格尔说过“无知者是不自由的”，自由距芸芸众生很遥远。事实上，自由距朱先生同样遥远。先生一生开始把自己关在书院里，后来把自己关在墓穴里。求学——授学——厌学，这是发自先生肺腑的一种沉痛和绝望。综观全篇，朱先生一生最为悲痛的一幕是得知兆海的真实死因——抗日英雄兆海死于内战，这一现实对朱先生的打击是真正具有毁灭性的。作为一个圣人，先生的一生明白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逃离了些什么，仅仅是“折腾到何日为止”吗？先生的死，让人想起蓄意谋杀自己的王国维。

    作者笔下的朱先生所秉承的是文人永恒的一种心情，在国共内战的白热化阶段，兆鹏向朱先生问及国共之事，朱先生说他只希望干裂的地上落一场透雨。比起热血青年兆鹏、兆海的果敢与坚定，朱先生的信仰只是一种关于生命的感觉，一种淡泊和宁静，然而先生捕捉到的却是回归人性本真状态的一种信念。这恐怕也正是《白鹿原》提及的一种与“鏊子”相对的诗意的栖息理想吧！

    《白鹿原》所描述的“鏊子”之难是人类社会长久的一种苦难，“鏊子”扭曲了人性，误导了人生，扼杀了生命。村民、乡绅、战士、文人、土匪……，所有有信仰的人以及没有信仰的人都输得狼狈、很惨重。原上的两大户首富鹿家彻底地衰败了，模范白家也被瓦解了，白鹿村的祠堂亦成为了摇曳中的殿堂。当原上的人急切地将朱先生推向神座时，朱先生已百口莫辩；当原上的人热切地围观着戏台上血腥的杀戮时，英雄已含冤而死。

    动荡的年月里，信仰是一种具有一定颠覆性和破坏性的概念，且往往降临在历史没有做好准备之际，《白鹿原》所描述的即是一段历史由“旧”到“新”的“悲剧地带”。在作者陈忠实所理解的关于信仰和历史的真实中，我们感知的的不只是一代人的苦难，一个民族的忧思，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的悲悯。《白鹿原》所状写的历史的悲壮感与苍凉感，是一种浓郁的生命真实感。


    三．生命自由意识

    《白鹿原》在扯下文化面纱以及历史旗帜的那一刻，已将人和人的家园暴露在了阳光下，那片冰冻着的压抑着欲望的雪原随之融化了，泥泞的黄土中长出了青青的麦苗和美丽的罂粟。“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的这一名言道出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人生不可避免的在为自由而冒险。——追溯到数千年前那座遥远的茂密的森林，那些半坡人以及那些粗笨的捕猎武器，他们载歌载舞，目光里注满了杀气，疯狂与真诚；后来的一天，他们突然称他为奴隶，并赋予了一个文明的理由……。这个理由即是后来的我们越来越熟悉的一种危机和现实，仅因为了这个理由，人类浴血奋战、流离失所了几千年，且并将继续下去。

    《白鹿原》在质疑宗教性文化以及闹剧性历史的同时，大胆地肯定了本真的生命原欲——生存和自由，这是一种生命的自由意识。作者在该层次的阐述上抛开了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意识约束，将人放在了第一位，从生命的角度讨论了人的生存及其状态问题。生与死，幸福与苦难同样是生命里的混沌空间：漂泊的家园、饥饿的屋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尊严、死亡的轮回、囚中的精神……《白鹿原》字里行间流淌的是一种大情怀与大悲悯。

    “白鹿”是《白鹿原》中一个唯美的生命意向，谈《白鹿原》不能不谈“白鹿”。综观全篇，不管是在村民的意念中，还是在白灵、朱先生的死亡预言中，“白鹿”总是以一种飞逝逃离的姿态出现，且“白鹿”的每次出没都意味着冥冥中一种力量的新生或消亡。“一只雪白的神鹿，柔弱无骨”，从原上飘过之后，“麦苗忽忽窜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了黑油油的绿苗子……正在奄奄一息咽气毙命的狸狐……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秃子老二的疤瘌头上长出了黑丝丝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得艳若桃花……

    “无独有偶”在《山海经》中记载有一个怪兽，名蜚，“其状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行水则竭，行草则死，见则天下大疫。”⑤如果说“蜚”是一种“死之诅咒”，那么“白鹿”当是一种“生之欲望”，象征着一种日月正气，一种不竭的生命力。

    《白鹿原》给予生活的重要暗示之一即是这种——带有神性的不可侵犯的生命力。在白鹿原上，“白鹿”是人们心中的守护神。当饥谨、死亡、瘟疫蔓延之时，原上人们祈祷着神鹿的佑护，扳着手指，一日一日挣扎了过来。神话也罢，传说也罢，事实上“白鹿”仅代表着村民一种朴素的生存信念。在谁也难以作为时，生活所剩的只能是一股正气的“守护”。

    作品不仅描写了白鹿原上沉重的“死亡色调”的生活，而且通过白鹿原的乡音乡俗描写出了原上人们质朴而又绚丽的“风情生活”。秦腔曲子的豪迈奔放、掷地有声受到白鹿村老少的衷爱。此外，原上还有清明荡秋千的习俗：

    碾盘旁两棵高耸的香椿树露出紫红色的新皮，新发的叶子散发着浓郁的清香，构成了一副理想的秋千架子。黑娃猴儿般灵巧轻捷地跳上踩板，第一个就把秋千荡到了极限。“鹿子霖一上秋千就引起了满场的喧哗。他不是以高度取胜，而是以花样见长。他一会儿坐在踩板上，一会儿又睡在上面，他敢于双足离开踩板，只凭双手攥住皮绳，并将身体缩成一团……”鹿兆鹏“动作不大协调，技术不熟练，但他很努力。”“白嘉轩总是在众人都试过一回之后才上架子。”这一天男女老幼不分，门族尊卑不论，都可以聚到碾场上来纵情谈笑，都可以到秋千架上表演一番。

    “荡秋千”是生命里的一种节日、一种游戏，一种忘情的“偷生”。原上人的生活很沉重，沉重到一无所有，却又抬不起头。很难想象他们欢呼着、颤抖着在空中穿梭的那种酣畅淋漓。那一瞬时的自由飞翔只能是生命欲望的一种鼓舞和驱动。《白鹿原》描述着这一群躲避苦难的生命，人心离乱的日子里，充满惊恐与荒凉的白鹿原上，他们的狂热，他们的膜拜似乎应该得到原谅和尊重，似乎真不能用麻木、迷信、迟钝……来形容他们。岁月是无法跨越的一堵墙，墙里的他们还是选择了偷偷地眺望。

    走出白鹿原的白灵、鹿兆鹏、鹿兆海是以革命者身份出现的叛逆型人物，生命的意义在他们面前变得神圣。他们为了自由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拥有非凡的活力与激情：白灵开朗活泼的性格、自然真诚的微笑、无拘无束大胆果敢的言行，兆海赤子般的热情、执著坚定誓死救国的信念。

    “天才的力量，来自囚居瓶中的命运”⑥，他们是黑暗中的白色精灵。作者笔下的他们不只代表着一种新生的文化理想，而且代表着一种新生的生存方式。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人类的激情、自由与生命，他们的诞生意味着时代力量轮回的开始。走出白鹿原的这些人是《白鹿原》中最富生命力的新鲜生命，原汁原味的生命。尽管他们会被残酷的烈火毁灭，然而他们的毁灭中酝酿着更强生命力的勃发。

    土匪是白鹿原上与革命队伍相呼应的另一帮“龙腾虎跃”的队伍。饿得不行了或有人命在身，总之，活不下去了就去做土匪。历史中的土匪烧杀抢掠，《白鹿原》上的土匪却是有情有义、杀富济贫，比起“乌鸦兵”和“军阀”要正义凛然很多。这是《白鹿原》抛开文化道德传统的一个突破，土匪的最高宗旨和百姓一样只是为了活着，所以他们得到了作者的宽容。大拇指郑茫儿激愤中杀人放火，纵是杀了人放了火，做了和尚，他还是冒险发起了“交农”的义举，他和二拇指黑娃一样是被逼上山的。围绕着生存，山上各帮土匪之间有争战，土匪内部有内乱，同时还面临着政治的“围剿”，大拇指即死于政治谋杀。

    《白鹿原》站在道义的立场上对这群落难的人寄予了同情和怜悯。用大拇指的话说，“能活这些年都是赚下的，往后活得越多就赚得越多……只有当土匪痛快”，这些饱受欺压的人为了生存而相聚而冒险。乱世中与其像植物一样自生自灭，还不如像土匪一样“自由自在”。——这是生命意识的另一种觉醒。

    《白鹿原》不仅描写了神谕、人事中的生命力量，而且描写了鬼蜮中的生命力量，鬼有鬼的容颜、鬼的语气、鬼的生命，鬼如同人一样身上流淌着一种力量。《白鹿原》全篇充满了魔幻色彩，鬼影与人可谓形影不离，原上的人似乎已娴熟了一种与鬼对话的方法：白嘉轩青年时即经历了一次人鬼恶战，他的亡妻女鬼们前仆后继地一次次出现在他的新婚洞房里，他不得不找阴阳先生去捉鬼。小娥生前是一个求生的弱女子，惨死后是一个求生的亡灵，她以“鬼附体”的形式诅咒着谋害她的人间。那场战斗中，小娥的鬼魂几乎占据了正义的上峰，后来原上的人惊恐地将那场弥天的瘟疫与小娥联系在了一起。作品中这些鬼蛾、鬼魂、绿头苍蝇、飞蝶……拓展了生命的存在空间，是对生命力量的一种凝聚升华，从另一个方面展现了生活的深度和透明度。然而，《白鹿原》写人写鬼、写生死永恒的真实用意最终还在于歌赞一种桀骜不逊、不卑不亢的生存欲望。

    此外，《白鹿原》通过白孝文的生存状态向人类社会发出了一个醒目的危险信号。作品中的白孝文是一个扭曲型的人物，和父亲白嘉轩比起来他是一个小人，和妹妹白灵比起来他是一个魔鬼。然而，就是这个人，也唯有这个人走出了白鹿原，又完好无损地回到了白鹿原。作者写此人物是一种冒险，白孝文的存在是对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一种挑战：白孝文由族长继承人一夜间沦落为“浪荡”之子，在白孝文一无所有沿街乞讨近乎饿死时，白家没有救济过他这个儿子。之后，孝文媳妇活活地饿死在白家的四合院里，白家也没有救济过她这个儿媳。这世上活着的人大概没有谁必须得去死，最终，“要脸的滚开……不要脸的吃舍饭去罗”，白孝文如此笨拙而又轻松地跨越了道德伦理的门槛，自由地寻觅着自己的猎物。他是在那次劫后余生，认识了死亡之后遽然成长起来的，身上的“反骨”丝毫不余地变成了“媚骨”。是生活使白孝文变得深刻，“死了一切就都完了……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再后来，白孝文患上了世间的一种绝症——丧心病狂。

    《白鹿原》将白孝文置于生活与历史的漩涡之中，在展现白孝文个人生命欲望的同时，展现了根植在一个人心底的残酷的生命原力。当人们用暴力肆无忌惮地玩弄笼中的“困兽”时，不知街上多少无辜的人将会遭受被“困兽”反噬的劫难。这应是《白鹿原》冒险创造白孝文的蕴意，那种暴力让人想起人类著称的“文明”。的确，这世上活着的人，没有谁必须得去死。

    当“神”已无能为力，那么“魔”度众生，白孝文的存在又何尝不是对生活的一种警示和反讽？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的这一名言道出的另一个事实即是：人生是一场为自由而战的悲剧。《白鹿原》所畅言的这种本能的生命意识和自由意识是人灵魂深处的一朵花蕾，圣洁带有神性，同时也阴毒带有魔性，像“白鹿”和“蜚”的存在一样。一个人自由和生存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另一个人囚困和死亡的理由，这意味着人类在争取自由和生存时冒着更大的危险，也意味着文化的悲剧和历史的悲剧是一种生存的悲剧。

   

    结语：

    《白鹿原》全篇是以混乱和错位制胜的，然而结尾却异常的平静，有一种与《红楼梦》相似的“白茫茫一片”的悲壮。文化、历史，包括《白鹿原》在美的维度里谱写的生命自由，一切都是悲剧性的，一切都足于毁灭人的家园。当人类在为生存而生存，就不能不寻找生存的理由，如同那些半坡人一样。古往今来，人类在为这个理由而生而死，文化是人制造的、宗教是人制造的、动荡是人制造的、战争是人制造的……混沌的天地间，突然一天，人发现自己其实不是站在大地上，而是站在自己的脚上。

    ——《白鹿原》具有这种“化”的力量，因为《白鹿原》依旧在寻找，寻找一座可以安置生命和灵魂的家园。   

   

    注释：

    ①《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丹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0页

    ②同上，第17页

    ③《现代资产阶级哲学》鲍戈莫洛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第47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

    ⑤《山海经校注》袁珂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

    ⑥《色之魅》丁建军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