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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十九世纪诗坛上的两颗巨星——雪莱和拜伦,是我国读者久已熟悉的了。他们在热情的诗歌中发出革命的号召,不知感动了多少心灵。要是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的诗歌活动的话:可以说,他们是革命浪漫主义者,也就是英国工人运动尚在雏形时期的代言人。关于这,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经说:“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是工人……”据马克思的女儿爱林诺说,马克思曾称雪莱是“彻头彻尾的革命家”。
在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社会面貌。社会迅速地分裂为一方面是贵族、资本家和极端富有者,一方面是赤贫的无产阶级;旧日比较稳固的中间阶层不断地分化,小工商业者或者上升,或者下降。社会进步的动力无疑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头上。但此时的无产阶级本身还是比较薄弱的,政权还强有力地掌握在贵族及资本家手里。在这种反动势力的统治下,工人运动尽管前赴后继,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没有成熟发展起来:例如,较早的路德分子破坏机器运动和较后的宪章运动,便是以本身的弱点而致失败了的。但英国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意愿和憧憬却坚强地存在着。就是基于这一憧憬,产生了英国文学中的革命浪漫主义。
诗人雪莱(1792-1822)出生在富豪的贵族家庭,他所进的学校也是专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的,先是在伊顿中学,一八一零进入牛津大学。可是,雪莱自始即对于当时由教会所严格控制的大中学教育深感不满。在牛津大学不过半年,便因为散发了自己所写的小册子《无神论的必要》而被学校开除出去。这激怒了他顽固的父亲,家庭从此和他断绝了关系,只保留对他微薄的金钱接济。他的未婚妻也和他解除了婚约。从此,自十九岁开始,雪莱就成了被上层社会排挤出去的流浪儿,但同时,一个日益坚决的革命者也逐渐成长起来。
生活的贫困颠沛,再加以社会的诽谤和迫害,却毫没有顿挫雪莱的坚毅的意志。他本人就像他所歌唱的“云雀”一样,带着欢乐的歌唱直飞向他所向往的天空,从没有回顾和反悔。在资产阶级看来,他是“疯狂的雪莱”,是“毒蛇”;十九世纪英国批评家马太·安诺德有一句“名言”论及雪莱说:雪莱是一个“美丽的然而不切实际的安琪儿,枉然在空中拍着他闪烁的银色的翅膀。”这就是某些评论家在最好的情况下所能看到的一切了!喜爱黑暗的人对光明是盲目的,因此安诺德认为雪莱的诗“缺乏内容”。可是,够了!让我们看看雪莱是怎样成长为革命浪漫主义者的吧。
给年轻诗人的心灵以深刻启发的,首先约有三方面的影响:一是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是阐述进步思想的书籍(政论方面如威廉·葛德汶的《政治的正义》、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哲学方面是诗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是当时英国和欧洲的社会及政治运动。
雪莱在中学和大学时期,对物理、化学和电学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且在自己的住屋中堆满了仪器,进行了很多试验。他认为自然科学会使人认识到自然界的秘密,帮助人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从而可以把人从“偏见”和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虽然在离开学校后,他就不再接触实验科学了,但对科学的爱好已经给他的推崇理性和对世界的唯物认识奠定了基础。
诗人早年的政治见解固然部分地阅读书籍而形成,但更主要的是生活本身使他认识到英国的现实。这,我们可以由他当时所写的书信中看出来。
离校不久,他到了凯斯维克,就是湖畔诗人华滋华斯在那儿歌颂自然之美的地方。但雪莱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我看到了悲惨的景象。工人们处于饥寒中。我们的士兵被派到诺丁汉去了……若果他们是为了去杀死当地任何一个饥民的话,让上天去诅咒他们吧。”他又写道:“在这凯斯维克,虽然风景是可爱的,但人们却可憎。厂主们带着他们的污浊伸进了这平静的山谷,以人的恶浊破坏了自然的美。来到这里的大家族们,他们荒淫的奴仆也有助于使道德整个沦丧。凯斯维克与其说是坎伯兰郡的一个村落,勿宁说更像伦敦的近郊。河里常常发现被不幸的女工所扼杀的孩子。”不久之后,他到了爱尔兰的首府都柏林,他写道:“在这以前,我从没有想到人间的悲惨可以达到如此地步。都柏林的穷人确实是最不幸最悲惨的了。在他们那狭小的街上,仿佛有成千人在一起蜷伏着——简直是一堆活人的垃圾。这种情景多么巨烈地震动了我!”
雪莱在写过《无神论的必要》攻击宗教的权威以后,次年(1812)二月十二日便带着新婚妻子海瑞特和自己所写的《告爱尔兰人民》小册子,到爱尔兰去鼓动当地的民族革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实际革命工作,对他此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告爱尔兰人民》里,他写道:“人们侈言贫穷不是恶端——他们定是没有身受,否则就不会这样想的。”“被统治者应该过问政府的工作。”“战争对你们的幸福和安全难道是必要的吗?穷人从国家的财富或疆域的扩展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从‘光荣’得不到什么,这个字眼不过是政治家用来掩饰他们的野心或贪婪罢了……穷人用自己的血、劳作、快乐和美德当作代价,来买这‘光荣’和这财富。他们为了这魔鬼的事业而战死沙场。可悲的是:下层人民所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不过为了使压迫者更凶残地压迫他们而已。可悲的是,穷人必须把那使他们全家免于饥寒的财物当作税款交出来。……许多丰衣足食无所用心的人们在斥责改革;狠心的、或者无所用心的人们啊,有多少人正在你们权衡利害时忍饥挨饿,有多少人正为了助成你们的快乐而死去。”
这篇文告的煽动力是显然的,尤其可贵的是,它的立论完全站在赤贫的无产阶级一方面。由于雪莱当时深受葛德汶的政论的影响,这文告的结论还是主张“节制、冷静、仁慈和自持能给你们带来美德,阅读、会谈和思索能给你们带来智慧,等你们有了这些,你们就可以反抗暴君了”。
爱林诺·马克思说得好,我们不能期望雪莱在他那时代就完全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复杂的过程及其严重后果。重要的是,“他竟能看出这种关系并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来权衡它。只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他称为社会主义者”。
雪莱很重视他的爱尔兰之行,他认为“不是最高贵的成功,就是最光荣的殉道”在等待他。他把《告爱尔兰人民》的小册子一面廉价在书肆出售,一面还亲自在都柏林以各种方式散发它。他的妻子海瑞特曾在给希钦诺小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相信,你要是看到我们怎样散发小册子,你会大笑的。我们把它从窗口投出去,又把它分发从我们街上路过的人。这样做时,真要把我笑死了,可是波西(即雪莱——译者)却严肃得很,昨天他还把一本小册子放在一个妇人的袍兜里呢。她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就走过去了”。除此而外,雪莱还把传单放在用木塞塞好的玻璃瓶中,置于海上任其漂流,或者用氢气球把它送往空中。
据当时报纸的记载,雪莱曾在都柏林的剧场中对爱尔兰的贵族们发表演说,效果非常好,很激怒了一些顽固派。
从当时的客观情势以及雪莱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来看,不消说,他是不会成功的。他的行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和监视,却侥幸没有被捕。他在一八二一年三月十八日写信给葛德汶说:“我已经把……出售的小册子收回,准备离开都柏林了。……我承认,我想组织无知的人民的计划是不和时宜的。……我不想再对文盲宣讲了。我将期待着我不可能参与的事件的发生,使自己成为因果中之因,而那个果将在我变成灰尘的许多世代以后出现的……”
这时雪莱才不过二十岁,便具有如此天才的远见!我们看到,他早年所形成的革命思想和对未来的坚强的信念,尽其一生未曾改变,并且与日俱增地贯穿在他以后的一切诗作中。他是一个热情而勇敢的革命家,但环境却不允许他在实际的革命活动中有所发展。因此他才转向写诗,开始以诗为武器,在思想上向私有制和反动派宣战。雪莱夫人在注释雪莱早年诗作(1814-1815)时,也有几句话提到这一点。她说:“在这以前,他主要想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因此写了一些文章向人民呼吁,号召人民争取自己的权利;可是现在,他开始感到,行动的时机在英国还没有成熟,只好以笔作为工具,来为较好的一日扫清道路了。”
诗人的这一决定是高贵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放弃了实际活动和政治斗争,诗人的蓬勃精力和热情不能朝革命最有力的方向去发挥,他的生活也无法和广大人民的生活相结合,这就自然而然引起了他的忧郁和自我怜惜的感情。这种感情在他以后的抒情诗中也屡见不鲜。
本集最早的七首诗,是诗人在爱尔兰之行前后写出的,鲜明地反映了他这一时期地革命思想。尽管这些诗是所谓“少年之作”(Juvenilia),在艺术上尚不成熟,一般雪莱的选集都不采用它们,可是,译者却觉得它们有特别可贵之处:和此后诗人的作品比较起来,是不是特别有一种蓬勃的朝气,一种未受挫折的天真呈现在这些崇高的诗思中,而是为后来的一些作品所无的?关于这,我不敢武断;但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些诗篇领会到诗人赴爱尔兰的革命行动,是被多么明朗的热情和战斗中的意识所推动着的!是的,这是一个革命青年所写的诗!它的魅力似乎也正在这里。译过这些诗以后,在看一八一四的《诗章》及随后的一些作品,显然生活中的失败和挫折已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诗人的心情了。从这时到一八二二年为止,诗人还活了九年,这九年中它虽然主要地以笔为武器,在思想上作战,但生活上的变化还是很大的,所受的打击也很多。他的第一个妻子海瑞特不能理解他的精神生活,而由于和葛德汶一家人的接近,他热烈地爱上了葛德汶的长女玛丽,两人在一八一四年七月私奔到瑞士,但同年九月因经济困难又回到英国。这一时期,雪莱为了躲避债主,一度住到小客栈里去藏身。次年祖父死去,有一小部分遗产归于他,经济情况才好转起来;但雪莱从未富有过,因为他一旦稍有进款,便要慷慨地接济友人。一八一六年,由于社会舆论的迫害,又鉴于国外生活比较低廉,他和玛丽再度去到瑞士,并在日内瓦和拜伦结识起来。不久患乡思又回到英国。就在这一年,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玛丽的妹妹范妮自杀而死,人们传说是因为单恋雪莱的缘故;接着,诗人的前妻海瑞特也投河自杀,遗下了雪莱的两个孩子,这成了涉讼的对象。她的家人声称诗人没有教养孩子的资格,而托利党政府以雪莱是无神论者为借口,竟剥夺了雪莱抚养子女的权利,把他们判给外人抚养了。诗人对此极为愤慨,便在一八一八年三月全家移居意大利,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英国。一八二二年七月八日,雪莱和友人威廉斯自斯培兹海港泛舟去雷亨,中途遇风暴,溺死海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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