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双城记》第三部《风暴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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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密号

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秋，那从英格兰去法兰西的旅客在途中缓缓前进。即使在现己被推翻的不幸的法王还高踞宝座的全盛时期，旅客们也会遇到太多的麻烦阻碍他们的行程：糟糕的道路、糟糕的没备、糟糕的马匹，何况此时势易时移，还有了新的障碍：每一个市镇的大门和乡村税务所都有一群爱国公民，他们手中那国民军的毛瑟枪早以最大的爆炸力准备好了发射。他们挡住过往行人进行盘问，查验证件，在自己的名单上找寻他们的名字，然后或放行、或挡回、或扣押，一切取决于他们那反复无常的判断或想象，一切为了那还在曙光中的共和国的最大利益——那统—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
　　查尔斯·达尔内刚在法国走了不到几法里便开始明白，除非自己在巴黎被宣布为良好公民，否则，便再也没有通过这些乡村公路回家的希望。现在他已是无论如何非到巴黎不可了。他明白，每一个不起眼的村落在他身后关上的大门、每一道落下的普通的路障都是一道横亘在他和英格兰之间的铁闸。他从四面八方所受到的极其严密的监视使他感到，即使被收在网里或关在笼里送往巴黎，自己所失去的自由也不会比这更彻底。
　　这种无所不在的监视，不但在—段旅程上要阻拦他二十次，而且在一天之内还要耽误他二十次。有时是骑马赶来把他追了回去，有时是赶到前面挡住他的去路，有时又是骑马同行看管着他。那天他在公路上一个小镇筋疲力竭地躺下时，已只身在法国旅行了许多日子，可距离巴黎还是很远。
　　若不是随时想到受难的加伯尔从修道院监狱发出的信，他是再也没有力量继续前进深入重地的。他在这个小地方的警卫室所遇到的严重麻烦使他感到自己的旅途上已出现了危机。因此当他半夜三更从被指定过夜的小客找叫醒的时候，并不太惊惶失措。
　　叫醒他的是一个畏畏缩缩的地方官员，还有三个戴着粗糙的红便帽、衔着烟斗的武装爱国者。他们在床边坐了下来。
　　“外逃分子，”那官员说，“我要把你送到巴黎去，还派人护送。”
　　“公民，我没有别的愿望，只想去巴黎，护送倒可不必。”
　　“住口！”一个红帽子用毛瑟抢枪托敲打着被子吼道。“别吵，贵族分子。”
　　“正如这位好心的爱国者所说，”那怯生生的官员说道，“你是个贵族公子，因此必须有人护送——还必须交护送费。”
　　“我别无选择，”查尔斯·达尔内说。
　　“选择！你听他说些什么！”刚才那凶狠的红帽子说，“护送你，不让你吊在路灯杆上，这难道还不好么！”
　　“这位好心的爱国者说的话总是对的，”那官员说。“起来，穿上衣服，外逃分子。”
　　达尔内照办了，然后被带回了警卫室。那儿还有些戴粗糙的红便帽的爱国者。他们正守在篝火旁吸烟、喝酒、睡觉。他在那儿付了一大笔保护费，便在凌晨三时跟护送人一起踏上了泥泞不堪的道路。
　　护送人是两个骑着马的爱国者，戴着缀有三色徽章的红便帽，背着国民军的毛瑟抢，挎着马刀，一边一个陪着他走着。被护送者控制着自己的马，但他的缰绳上却松松地系了另一根绳子，那一头挽在一个爱国者的手腕上。他们就像这样冒着打在面颊上的急雨出发了。马蹄踏着龙骑兵式的沉重步伐在市镇的凹凸不平的街道上和市外深深的泥泞里吧哒吧哒走着。就这样走完了通向首都的泥泞的路，除了马匹要换、速度不一之外再没有什么变化。
　　他们在夜里走路，破晓后一两个小时便休息睡觉，黄昏又再出发。护送人穿得极破烂，用干草裹着赤裸裸的双腿，也用它披在褴褛的肩上挡雨。这样叫人押着旅行，使他感到很不舒服。有一个爱国者又常喝得醉醺醺的，粗心大意地提着枪，也使他随时感到威胁。除此之外查尔斯·达尔内并没让种种不便在胸中唤起过任何严重的恐惧。因为他经过了反复思考，认定这种情况跟一桩还不曾审理的案子的是非无关。到他提出申辩时，那修道院监狱的囚犯可以证实。
　　但是等到他们黄昏来到波维城发现街上挤满了人的时候，他却不能不承认形势十分严峻了。一群阴森森的人围了过来，看着他在即站院子里下了马，许多喉咙大叫道，“打倒外逃分子！”
　　他正要飞身下马，却立即停住，重新坐好了，把马背当作最安全的地方，说：
　　“什么外逃分子，朋友们！你们不是亲眼看见我是自己回法国来的么？”
　　“你是个该死的外逃分子，”一个钉马掌工人手拿郎头暴跳加雷地穿过人群向他奔来，“你还是个该死的贵族分子！”
　　驿站长插身到那人和骑马人的缰绳之间（那人显然想去拉马缰）劝解说，“让他去，让他去，他到了巴黎会受到审判的。”
　　“受审判！”马掌工摇晃着郎头说，“好！判他个卖国罪，杀头。”人群一听便大喊大叫，表示赞成。
　　驿站长正要把他的马往院于里牵，达尔内却挡住了他（这时那醉醺醺的爱国者手上还挽住达尔内的缰绳的一端，坐在马鞍上没动），等到听得见他说话了，才说道：
　　“朋友们，你们误会了，再不就是受了欺骗。我不是卖国贼。”
　　“他撒谎！”那铁匠叫道，“自从法令公布之后，他就成了卖国贼。他的生命已交由人民处理。他那受到诅咒的生命已不是他的了！”
　　此时此刻达尔内在人群的眼里看到了一种冲动，仿佛他们马上就要扑到他的身上来。驿站长急忙把他的马牵进了院子，护送者的两匹马紧挨着他，把他夹在中间。驿站长关上了那摇摇晃晃的双扇门，并上了杠。钉马掌的在门上砸了—郎头，人们嘟哝了一会儿，却再也没做刊什么。
　　“那铁匠说起的是什么法令？”达尔内向驿站长道了谢，跟他一起站在院子里时问道。
　　“有那么回事，是出售外逃人员财产的法令。”
　　“什么时候通过的？”
　　“十四日。”
　　“我离开英国就是那天。”
　　“大家都说这只是其中之一，还会有其它的法令出台——即使是现在还没有——，要放逐所有的外逃分子，外逃回国的人也一律处死。那人说你的命不是自己的，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现在还没有这些法令吧？”
　　“我能知道什么！”驿站长耸耸肩说。“可能现在就有，也可能以后才有，都一样。你能希望什么？”
　　他们在阁楼里的干草上休息到半夜，等到全城都入睡之后再骑马前进。在这次荒唐的骑马旅行中他发现许多日常事物发生了近于虚幻的荒唐变化，睡眠很少似乎并不是其中最小的变化。在荒凉的路上经过了寂寞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往往会来到几间可怜的村舍面前。村舍不是沉浸在黑暗里，而是闪耀着火光，村民们在半夜三更像幽灵一样手牵着手围着一株枯萎的自由树转着圈子，或是挤在一起唱赞颂自由的歌。所幸在波维城的那天晚上人们睡觉去了，否则他们是难以脱身的。他们继续前进，走向孤独与寂寞，叮叮当当地穿过提前来到的寒冷与潮湿，穿过全年没有收获的变得贫瘠的土地。土地上出现的变化是：烧掉的房屋的黑色废墟和爱国者巡逻队的突然出现——他们在所有的道路上执勤，猛然从隐蔽处钻出来，收紧缰绳站住。
　　清晨的阳光终于在巴黎的城墙前照到了他们身上。他们走近的时候路障关闭着，并有重兵把守。
　　“这个囚犯的证件在哪儿？”卫兵叫来的一个神色坚毅的负责人间。
　　查尔斯·达尔内听到“囚犯”这个难听的字眼当然不高兴，便请求对方注意他是法国公民，自由的旅客，是因为时局动荡被人硬派绘了保卫人员的，而且为此付了费。
　　“这个囚犯的证件，”那人根本没听他说的话，仍然问道，“在哪儿？”
　　证件在醉醺醺的爱国者帽子里，他把它拿了出来。那人看了看加伯尔的信，表现出几分惊诧和意外，仔细地打量了达尔内一会几。
　　那人一言不发离开了护送队和被护送的人，走进了警卫室，这三个人骑着马等在城外，查尔斯·达尔内提心吊胆地望了望四周，发现城门是由警卫队和爱国者共同守卫的，后者比前者要多得多。他又发现虽然运送给养的农民大车和那一类的车辆及商贩进城很容易，出城却十分困难，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人也很难。等着出城的有一大群各色各样的男男女女，自然还有牲口和车辆。对人的检查很严格，因此人们通过路障十分缓慢。有的人知道距离检查到自己的时间还长，便索性倒在地上睡觉，或是抽烟。其他的人则有的谈话，有的步来走去。他们无论男女，都一律戴着红便帽，缀着三色帽徽。
　　达尔内在马背上观察着这一切，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发现自己站到了那个负责的人面前。那人指示誓卫队打开路障，给了那醉酒的和清醒的护送队员一张收到被护送者的收条，然后要他下马。他下了马，两个爱国者牵着他那匹疲倦的马，掉转马头走了，没有进城。
　　他随着引路者走进了一间警卫室。那里有一股劣质酒和烟叶的气味，士兵们和爱国者们有的睡着，有的醒着；有的醉了，有的没醉，还有的处于睡与醒之间、醉与未醉之间的种种中间状态，或站着或躺着。警卫室的光线一半来自越来越暗的油灯，一半来自阴沉的天空，也处于一种相应的暖昧状态。办公桌上公开放着表册，一个相貌粗鲁、皮肤黝黑的军官负责着这一切。
　　“德伐日公民，”军官对带领达尔内的人说，同时拿起一张纸准备书写。“这个外逃分子是埃佛瑞蒙德么？”
　　“是他。”
　　“你几岁了，埃佛瑞蒙德？”
　　“三十七。”
　　“结婚了没有，埃佛瑞蒙德？”
　　“结婚了。”
　　“在哪儿结的？”
　　“在英国。”
　　“理所当然，埃佛瑞蒙德，你的妻子在哪？”
　　“在英国。”
　　“理所当然，埃佛瑞蒙德，我们要把你送到拉福斯监狱。”
　　“天呐！”达尔内惊叫起来。“你们凭什么法律关我，我犯了什么罪？”
　　军官抬起头来望了望。
　　“你离开法国以后我们有了新的法律，埃佛瑞蒙德，和新的定罪标准。”他严峻地笑了笑，继续写下去。
　　“我请你注意，我是自觉到这儿来的，是应一个同胞的书面请求来的，那封信就在你面前。我只要求给我机会办事，不能耽误。这难道不是我的权利么？”
　　“外逃分子没有权利可言，埃佛瑞蒙德。”回答是麻木的。军官写完公文，重读了一遍，撒上沙吸了墨水，递给了德伐日，上面写着“密号”。
　　德伐日用公文对囚犯招了招手，要他跟着走。囚犯服从了，两个武装的爱国者形成一支卫队跟了上去。
　　“跟曼内特医生的女儿结婚的，”他们走下警卫室台阶往巴黎城方向走去，德伐日低声问道，“就是你么？那医生原来在巴士底狱做过囚犯的。”
　　“是的，”达尔内惊诧地望着他，回答道。
　　“我叫德伐日，在圣安托万区开酒店。你也许听说过我吧？”
　　“我的妻子就是到你家去接他父亲的，是么？”
　　“妻子”一词好像提醒了德伐日什么不愉快的事，他突然不耐烦地说，“以法兰西的新生儿、锋利的断头台小姐的名义说话，你是为什么回到法国来的？”
　　“我一分钟以前作了回答，你是听见的。你不相信我说的是真话么？”
　　“是对你很不利的真话，”德伐日皱紧了眉头，眼睛笔直望着前面说。
　　“在这儿我的确给弄糊涂了。这儿的一切我都从来没见过。变化很大，很突然，很不公正，我完全给弄糊涂了。你能帮帮我的忙么？”
　　“不行，”德伐日说，总是笔直望着前面。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回答么？”
　　“也许能，但得看是什么问题。说吧！”
　　“在我被这样冤枉送进去的监狱里，我能跟外面自由通信么？”
　　“你以后就知道了。”
　　“不会不让我申诉就预先定罪把我埋葬在那儿吧？”
　　“你以后就知道了。可那又怎么样？以前别人不也同样在更恶劣的监狱里被埋葬过么？”
　　“可并不是我埋葬的，德伐日公民。”
　　德伐日只阴沉地看了他一眼作为回答，然后便坚持沉默，继续往前走。他像这样陷入沉默越深，要他略微软化的希望便越少一—也许那是达尔内的想法。因此他赶快说：
　　“我必须通知现在在巴黎的一位绅士台尔森银行的罗瑞先生，告诉他一个简单的事实，我已经被投入拉福斯监狱。不加评论。这事对我极为重要，这一点你比我更明白，公民。你能设法办到么？”
　　“我不能替你办任何事，”德伐日固执地回答，“我只对我的国家和人民尽义务，我发过誓要为他们工作，反对你们。我不愿意为你办事。”
　　查尔斯·达尔内感到再恳求他己是枉然，自尊心也受到了伤害。他们默默地走着，他不能不感到老百姓对押着囚犯在街上走已经习以为常，连孩子们也几乎没注意他。几个过路人转过脑袋看了看；几个人向他摇晃指头，表示他是贵族。衣着考究的人进监狱，已不比穿着工装的工人上工厂更为罕见了。在他们经过的一条狭窄、黑暗和肮脏的街道上，有一个激动的演说家站在板凳上向激动的听众讲述国王和王族对人民犯下的罪恶。他从那人嘴里听到的几句话里第一次知道了国王已被软禁，各国使节已离开巴黎——除了在波维之外，他在路上什么消息也没听到。护卫队和普遍的警惕把他完全孤立了。
　　他现在当然知道自己所陷入的危险要比他离开英国时严重得多，也当然知道周围的危险正在迅速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他不能不承认当初若能作几天预测，他也许便不会来了。其实他从刚才的情况推测所产生的担心还远不如后来的实情那么严重。前途虽然险恶，毕竟还不知道，正因为不知道，所以还糊里糊涂抱着希望。只等时针再转上几圈，那历时几天儿夜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将给收获季节涂上了一个巨大的血印。那才是远远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呢，有如十万年前的事一样。对那“新生的锋利的女儿断头台”他还几乎连名字也不知道，一般的老百姓也不知道。那马上就要出现的恐怖活动也许连后来参预的人也还难以想象。温和的心灵即使作最阴暗的估计，也很难猜想出那样的局面。
　　他很担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受到痛苦，会跟妻女惨痛分离，甚至认为那已无法避免。可是更进一步他却再无明显的畏惧。他就是怀着这样难堪的不安来到了拉福斯监狱，进入了阴森的监狱大院的。
　　一个面部浮肿的人打开了一道结实的小门，德伐日把“外逃分子埃佛瑞蒙德”交绘了他。
　　“见鬼！外逃分子怎么这么多呀！”面部浮肿的人叫道。
　　德伐日没有理会他的叫喊，取了收条，带着他的两个爱国者伙伴走掉了。
　　“我再说一遍，真他妈见鬼！”典狱长单独跟他的妻子在一起时说道，“还要送来多少！”
　　典狱长的老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说了一句，“要有耐心，亲爱的！”她按铃叫来的三个看守都响应这钟情绪，一个说，“因为热爱自己呗。”在那样的地方作出这样的结论，可真有些不伦不类。
　　拉福斯监狱是个阴森森的地方。黑暗、肮脏，因为肮脏，到处散发着被窝难闻得可怕的臭气。由于管理不善竟会那么快就把全监狱都弄得那么臭，真是奇特。
　　“又是密号！”典狱长看看公文嘟哝，“好像我这儿还没有胀破似的！”
　　他把公文怒气冲冲往卷宗里—贴，查尔斯·达尔内只好等了半个钟头让他消气。达尔内有时在尽有拱门的十分牢固的屋子里踱踱步，有时在一个石头座位上休息休息，总之无法在长宫和他的部下的记忆里产生印象。
　　“来！”长官终于拿起了钥匙串，“跟我来，外逃分子。”
　　在牢狱凄清的微光中他的新负责人陪着他走过了走廊和台阶，几道门在他们身后哐哐地关上，最终走到了一个有着低矮的拱顶的屋子，屋里满是男男女女的囚犯，女囚犯坐在一张长桌边后书、写字、打毛线、缝纫和刺绣，大部分男囚犯则站在椅子后，或是在屋里闲踱。
　　由于把囚犯跟可耻的罪恶和羞辱本能地作了联想，新来的人在人群前畏缩了。但是在他那离奇的长途跋涉之后却出现了最离奇的经历：那些人立即全部站了起来，用那个时代最彬彬有礼的态度和生活中最迷人的风雅与礼仪接待了他。
　　监狱的幽暗和监狱的行为奇怪地笼罩了人们优雅的动作，使它在与之不相称的肮脏和痛苦的环境中显得不像在人间。查尔斯·达尔内仿佛进入了死人的行列。满眼是幽灵！美丽的幽灵、庄严的幽灵、高雅的幽灵、浮华的幽灵、机智的幽灵、青年的幽灵、老年的幽灵，全都在荒凉的河岸上听候处置，全都向他转过因为死亡而变了样的眼睛——他们是死了才来到这儿的。
　　他一时吓呆了，站着一动不动。站在他身边的典狱长和行动着的看守在一般执行任务时虽也看得过去，但跟这些悲伤的母亲和妙龄的女儿一对比，跟芳姿绰约的佳丽、年轻的少妇和受过优秀教养的成熟的妇女等人的幽灵一对比，便显得异常粗鄙。在他一切的经历之中，这个充满幽暗身影的场面使他的沧桑之感达到了极点。毫无疑问，这全是幽灵；毫无疑问，那漫长的荒唐旅行不过是一种日益加重的沉疴，是它带他到了这阴暗的地方的。
　　“我以在此处相逢的不幸的伙伴们的名义，”一个气派谈吐都雍容华贵的先生走上前来，“荣幸地欢迎你来到拉福斯，并对你因受到灾祸落入了我们的行列深表慰问。但愿你早日化险为夷。在其它的场合若是打听您的姓氏和情况恐怕失于冒昧，但在这儿能否有所不同？”
　　查尔斯·达尔内集中起注意力，字斟句酌地作了回答。
　　“但愿你不是密号？”那人说，一面望着在屋里走动的典狱长。
　　“我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但我听见他们这样叫我。”
　　“啊，太不幸了！太遗憾了！不过，要有勇气，我们这里有几个人起初也是密号，可是不久也就改变了。”然后他放开了嗓门说，“我遗憾地转告诸位一一密号。”
　　一阵喁喁私语表示着同情，查尔斯·达尔内穿过屋子来到一道铁栅门前，典狱长已在那几等候。这时许多声音向他表示良好的祝愿和鼓励，其中妇女们轻柔的关切声最为明显。他在铁栅门前转过身子，表示衷心感谢。铁栅门在典狱长手下关上了，幽灵们从此在他眼里永远消失。
　　小门通向一道上行的石梯。他们一共走了四十步（坐了半小时牢的囚犯计了数）。典狱长打开一道低矮的黑门，他们进入了一个孤立的囚室。那几又冷又潮，寒气袭人，却不黑暗。
　　“你的，”典狱长说。
　　“我为什么要单独监禁？”
　　“我怎么知道。”
　　“我能买笔、墨水和纸么？”
　　“给我的命令中没有这一条。会有人来探望你的，那时你可以提出要求。现在你可以买食物，但别的不能买。”
　　牢房里有一张椅子，一张桌子和一床草荐。典狱长在出门前对这些东西和四堵墙壁做了一般的检查。这时面对着他靠在墙上的囚犯心里忽然闪过一种飘忽的幻想：那典狱长面部浮肿，全身浮肿，肿得吓人，像个淹死了、泡胀了的尸体。典狱长离开之后，他仍然飘飘忽忽想着，“我也好像是死了，扔在这儿了。”他在草荐前站住，低下头看了看，带着恶心之感想道，“死去之后身子就跟这些爬来爬去的活物为伍！这就是死的第一种状态吧！”
　　“五步长，四步半宽，五步长四步半宽，五步长四步半宽。”囚徒在牢房里走来走去，数着步子。城市的怒吼像捂住的鼓声，夹杂着阵阵狂呼传来：“他做过鞋，他做过鞋，他做过鞋。”囚徒继续丈量，只是加快了步伐，想让他的心灵跟着身子一起回避那句重复的话。“小门关掉之后便消失的幽灵群。其中之一是一个穿黑衣的少妇，靠在窗户的漏斗状斜面上，一道光照着她的金发……为了上帝的缘故，咱们骑上马继续去吧！从还有灯光照亮的人们还没有睡觉的村子穿过去！……他做过鞋，他做过鞋，他做过鞋……五步长四步半宽。”种种零乱的思想从心的深处跳了出来，翻腾起伏。囚徒越走越快，他顽强地计着数，计着数，城市的吼声有了变化——仍像捂着的鼓隆隆地响，但在升起的声浪中，他听见熟悉的声音在哭号。

G.Z.D

台尔森银行设在巴黎圣日耳曼区，是一幢大厦的侧翼，由一个院落与外面相通，用一堵高墙和一道结实的门跟街道隔断。这幢大厦本属于一个大贵族，他原先住在这儿，是避难时穿上他家厨师的衣服越过边界逃掉的。现在他已成了个逃避着猎人追捕的野兽。可是在他“轮回转世”之前他却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当初要用四个精壮汉子给他的嘴准备巧克力的大人，刚才提到的那位厨师的服侍还在外。
　　大人逃掉了，那四个精壮大汉便以时刻准备好心甘情愿地割开大人的喉咙来洗清拿过他高薪的罪行，那是要奉献到曙光中的共和国祭坛上去的——统一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大人的住宅当初只是暂时查封，后来就没收了。因为形势发展极快，一个法令跟着一个法令迅猛下达，到了秋季九月三日的夜里，执行法律的爱国者委员们已占领了大人的大厦，给它挂上了三色徽记，在华美的大厅里喝着白兰地。
　　若是在伦敦的台尔森银行有了幢巴黎的台尔森银行那样的大厦，那是会气得负责人发疯、在报纸上弄得他声名狼籍的，因为银行的院子里若是有了栽着桔树的箱子、柜台头顶上若是有了长着翅膀的小爱神，那责任感强烈而且极重体面的不列颠负责人将如何解释？可是那些东西又是的确存在的。台尔森把小爱神用白粉涂掉了，但天花板上还有一个小爱神穿着凉爽的薄绡，从早到晚望着银钱（这倒是他的一贯行径）。这个异教徒娃娃和他身后的挂了帏幅的神态，嵌在墙壁里的镜子，和那些年龄还不算大、稍受诱惑就在公共场合跳舞的职员，若是在伦敦的隆巴底街难免会弄得银行破产。可是法国的台尔森银行尽管有着这些东西，却照常生意兴隆；只要时局平静，不会有人见了便大惊小怪抽走存款的。
　　今后哪些钱会从台尔森银行取走？哪些钱会永远留在那儿，再也没人想起？哪些金银器皿和珠宝饰物会在台尔森的仓库里失去光泽，而它的寄存人则在监牢里憔悴或是横死？有多少台尔森银行的帐目在人世会无法结算，只好转到另一个世界去处理？那天晚上没有人能说清楚，贾维斯·罗瑞先生也说不清楚。他怀着这些问题苦苦思索了许久。他坐在新燃起的木柴火边（那年遭灾歉收，偏又冷得很早），他那诚实而勇敢的面庞上有一种阴影，那阴影比头顶上摇晃的灯光所能投射的、比屋里一切所能扭曲反射的都要深沉—一是恐怖的阴影。
　　他在银行里住了几间房。他对银行当局的忠诚使他变成了银行的一部分，像一株结实的长春藤。偶然的机会使他们从爱国者那儿对大厦主楼的占领获得了某种保证，但是耿直的老人对此却从不寄予希望。院落对面的游廊之下有一个宽大的停车场，那位大员的几部马车居然还停在那儿。两根廊柱上固定有两支火炬，正火光熊熊地燃烧着。火光下外面的空地上有一个巨大的磨刀石。那东西草草安装，似乎是从附近的铁匠铺或其它车间匆匆搬来的。罗瑞先生站起身来望着窗外，看到这些无害的东西，不禁打了个寒噤，又回到了炉火边的座位上去。他原先不但打开了玻璃窗，而且打开了外面的横格百叶窗，这时他又把两层窗户都关上。他已冻得全身发抖了。
　　高大的墙与结实的门外传来了城市常有的嗡嗡之声，偶然插进一种难以描述的铃声，那铃声妖异、鬼气，仿佛是某种性质特别的反常的东西正往天上飞升。
　　“谢谢上帝，”罗瑞先生交叉着双手说，“幸好我在这个可怕的城市里没有亲人。愿上帝怜惜危险中的人们！”
　　大门的门铃立即响了。他想，“是那些人回来了！”便坐在那儿静听。可是并没有他所预料的冲进院子的喧嚣，大门反倒砰的一声关上了，一切又归于平静。
　　心里的紧张与害伯刺激了他，使他为银行担起心来。形势的剧变自然会令人担心，也使人紧张害怕，不过他那地方倒是门卫森严。他站了起来，想去找保卫大楼的可靠的人，这时他的门却突然开了，闯进来两个人。一见来人他大吃一惊，倒退了回来。
　　是露西和她的父亲！露西向他伸出了双臂，脸上带着常有的集中而紧张的真诚，仿佛是造物主有意印到她的脸上，要她在这个生命的重要关头表现出力量似的。
　　“怎么回事？”罗瑞先生弄糊涂了，喘不过气来。“出了什么事了？露西！曼内特！究竟是什么事？为什么到这儿来了？是怎么回事？”
　　她脸色苍白，神情慌张，死死地盯住他的脸，在他的怀里喘着气，求他说，“啊，亲爱的朋友！我的丈夫……”
　　“你的丈夫，露西？”
　　“查尔斯。”
　　“查尔斯怎么了？”
　　“在这儿。”
　　“在这儿，在巴黎？”
　　“到这儿好几天了——三四天吧——我不知道是几天——我方寸太乱。一桩善行使他不辞而别，来到了这儿。他在城门边给逮捕了，送到牢里去了。”
　　老人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大叫，几乎同时，大门的门铃再次响了，一阵喧嚣的脚步声和话语声冲进了院子。，
　　“有什么事，这么喧闹？”医生说，转身向着窗户。
　　“别看！”罗瑞先生叫道，“别后外面！曼内特，有生命危险，别碰百叶窗。”
　　医生转过身子，手还在窗户上，带着一个勇敢的冷笑说：
　　“我亲爱的朋友，在这城市的生活里我有一张护身符呢！我曾是巴士底的囚徒。在巴黎——不仅是在巴黎，在法国——无论是谁，只要知道我曾是巴士底的囚徒，都是不会碰我的。他们只会拥抱我，怀着胜利的感情把我抬起来，热情得叫我受不了。我往日的痛苦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能顺利通过一切路障，让我知道了查尔斯的下落，而且把我送到了这儿。我知道会这样的；我知道我能帮助查尔斯摆脱一切危险。我就是这样告诉露西的。——那是什么闹声？”他的手又放到了窗户上。
　　“别看！”罗瑞先生迫不及待地叫道。“不，露西，亲爱的，你也不能看！”他伸出手搂住她。“别那么害怕，亲爱的。我向你们庄严宣誓，我并不知道查尔斯受到了伤害，甚至没有想到他已来到了这个要命的地方。他在哪个监狱？”
　　“拉福斯。”
　　“拉福斯。露西，我的孩子，你办事一向勇敢能干，现在必须镇静，并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办，因为有许多你想不到、我也说不出的问题要靠镇静才能解决。今天晚上采取任何行动都已无济于事，因此你决不能出门。我这样说，是因为为了查尔斯我必须要求你做的事是极其困难的。你必须立即服从，不能动，不能出声。你必须让我把你送到后面的屋子里去，好让我跟你父亲单独谈两分钟。这事生死攸关，你千万不能耽误。”
　　“我服从。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我只能照办，没有别的办法。我明白你的真诚。”
　　老头儿亲了亲她，催她进了他的房间，锁上了门，然后匆匆回到医生面前，打开了窗户和一部分百叶窗，把手搭到他手臂上，跟他一起往院子里望去。
　　他们看到一大群男女：人数不多，没有挤满院子，总共不到四十或五十人，距离也不近。是占领大厦的人让他们从大门进来使用磨刀石的；他们安装那东西就是为了这个。这地方方便而且僻静。
　　可是，那是些多么可怕的人！干的又是多么可怕的工作呀！
　　磨刀石有一对把手。两个男人疯狂地摇着。磨盘一转动他们便扬起脸，长发往后耷拉，那样子比涂得满面狰狞的最可怕的野蛮人还更恐怖，更残忍。他们装上了假眉毛和假八字胡，狰狞的脸上满是血污和汗渍，由于狂呼大叫而弄得面部歪扭，由于兽性的兴奋和睡眠不足瞪得眼睛骨碌碌转。两个暴徒不断地摇着，粘结的头发时而甩下来遮在眼睛上，时而甩回去挂在后脑上。几个妇女把酒递到他们嘴边，让他们喝。血在洒落，酒在洒落，磨刀石的火花在洒落，形成了一片血与火的气氛。放眼看去，那群人没有—个不是满身血污。他们脱光了上衣，你推我挤，往磨刀石靠近。他们四肢和身上满是淋漓的血迹和脏污；他们穿着的破布烂衫也沾满了血污。男人们像妖怪一样挂满了抢来的女用花边、丝绸和彩带，那些东西也浸渍了浓浓的血污。他们带来磨利的战斧、短刀、刺刀、战刀也全都有殷红的血。有些砍缺了的大刀是用条条薄绡和撕碎的衣服缠在持刀人手腕上的，材料虽不同，却都露出同一种殷红。使用武器的狂人把武器从大片的火花中抢过来便往街上冲时，同样的殷红也在他们疯狂的眼里出现———那种眼睛任何一个还没有变成野兽的人见了都恨不得一枪瞄准，把它消灭，即使少活二十年也情愿，
　　这一切都是在转瞬之间看见的，有如快被淹死或处在别的生死关头的入所看到的世界—一如果那世界存在的话。两人离开了窗口，医生在他的朋友死灰色的脸上寻求答案。
　　“他们在处死囚犯，”罗瑞先生低声说，四面瞥着关紧的屋子。“如果你对你的话有把握，如果你的确有你自认为具有的那种力量——我相信你是有的——把你自己介绍给这些魔鬼吧！让他们带你去拉福斯。也许来不及了，这我不知道，但再也不能耽搁。”
　　曼内特医生捏了捏他的手，没顾得戴上帽子就冲了出去。罗瑞先生重新关好百叶窗时，他已到了院子里。
　　他那飘拂的白发，引人注目的面庞和把武器像水一样向两边分开的满不在乎的自信很快就让他进入到磨刀石周围的入群正中。活动暂时停顿，他匆匆地低声说起话来，声音隐约，听不真切，罗瑞先生随即看见他被包围了起来，站在二十个男人的行列正中，这些人肩靠着肩，手扶着肩把他簇拥了出去。人群高叫着“巴士底囚徒万岁！到拉福斯营救巴士底囚徒的亲人！让巴士底囚徒到前面去！到拉福斯营救囚徒埃佛瑞蒙德！”一千条喉咙叫喊着响应。
　　他心惊胆战地关上了百叶窗和玻璃窗，拉上了窗帘，然后匆匆跑去告诉露西，她的父亲得到了人民的帮助，已去寻找她的丈夫去了，同时却发现露西的女儿和普洛丝小姐已跟她在一起。很久以后，当他夜静更深坐在那几望着她们时，才想起自己并未因她们的出现而惊讶。
　　这时露西已摸住他的手昏倒在他的脚下。普洛丝小姐已把孩子放在他的床上，自己的头也渐渐垂到美丽的孩子枕旁。啊，那可怜的妻子痛哭着度过的漫漫长夜呀！啊，她的父亲一去不归、音讯杳无的漫漫长夜呀！
　　黑暗中的大门门铃又两度响起，人群又冲了进来，磨刀石再次旋转，再次发出兹兹之声。“什么事？”露西害怕了，叫道。“别作声！士兵也在这儿磨刀，”罗瑞先生说，“这地方现在是国家财产，是当作武库之类的东西用的，亲爱的。”
　　一共来了两次，但第二次磨得没有力气，而且断断续续，接着便天亮了，他从攥着他的手中解脱出来，小心翼翼地往外看，一个人正从磨刀石旁的路面上茫然地四面窥后。那人满身血迹，仿佛是从战场上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重伤士兵。不久，这位精疲力竭的杀人者便在朦胧的曙光中看到了大人的一辆马车，并向那华丽的交通工具走去。他钻进车里，把自己关了起来，在那精美的车垫上休息去了。
　　罗瑞先生再次望向窗外时，地球这大磨刀石已经转动，太阳已在院里映出一片血红。那小磨刀石却还孤零零地站在清晨静谧的空气里，猩红一片一—那猩红却不是太阳染成的，太阳也带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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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时间一到，在罗瑞先生办惯业务的心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他无权让一个在押的外逃分子的妻子停留在台尔森银行的屋檐下，给公司带来危险。为了露西和她的孩子他可以拿自己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去冒险，但由他负责的巨大公司却不属于他，对待业务责任他一向是个严格的办事人员。
　　最初他想过德伐日，想再找到那家酒店，跟老板商量在这座疯狂状态下的城市里安排一个最安全的住所。但是那令他想起德伐日的念头同时也否定了他：德伐日住在骚乱最严重的地区，无疑在那儿很有影响，跟危险活动的关系很深。
　　快正午了，医生还没有回来。每一分钟的耽误都可能给台尔森银行带来危险。罗瑞先生只好跟露西商量。她说她父亲曾说过要在银行大厦附近租赁一个短期住处。这不但不会影响业务，对查尔斯也是好的，因为即使他被释放出来，也还没有离开巴黎的希望。罗瑞先生便出去找住处。他在一条小街的高层楼上找到了一套合适的住房。那楼靠着一个萧条的广场，广场周围高楼的百叶窗全都关闭，说明住户早走光了。
　　他立即把露西、孩子和普洛丝小姐搬到那里住下，尽可能为她们提供了舒适的条件——比自己的条件好多了。他把杰瑞—一他那脑袋很能挨几下——留给她们看门，自己便回去了。他为她们又是着急又是痛苦，日子过得极其缓慢沉重。
　　日子好难挨，一天终于过去，银行下班了。他又回到前一天晚上那屋里思考着往下的步骤。这时他听见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不一会儿，一个人已来到他面前。那人目光犀利地打量了他一会儿，便叫出了他的名字。
　　“愿为你效劳，”罗瑞先生说，“你认识我么？”
　　这人身体结实，深色鬈发，年纪在四十五至五十。因为想得到回答，来人重复了一下刚才的话，也不曾加重语气：
　　“你认识我么？”
　　“我在别的地方见过你。”
　　“也许是在我的酒店里。”
　　罗瑞先生很感兴趣，也很激动。罗瑞先生说：“你是曼内特先生打发来的么？”
　　“是的，是他打发来的。”
　　“他怎么说？他带来了什么消息？”
　　德伐日把一张打开的纸条递到他急迫的手里，那是医生的笔迹：
　　“查尔斯安然无恙。我尚难安全离此。已蒙批准让送信人给查尔斯之妻带去一便条。请让此人见地。”
　　纸条上的地址是拉福斯，时间是一小时前。
　　“跟我到他妻子的住地去一趟，好吗？”罗瑞先生大声读了条子，高高兴兴放下心来说。
　　“好的，”德伐日回答。
　　德伐日的回答奇特而机械，可是罗瑞先生几乎没注意到。他戴上帽子，两人便下楼进了院子。院子里有两个妇女，一个在打毛线。
　　“德伐日太太，肯定是：”罗瑞先生说，约莫十七年前他离开她时她几乎是同样的姿态。
　　“是她，”她的丈夫说。
　　“太太也跟我们一起去么？”罗瑞先生见她也跟着走，问道。
　　“是的。让她来认认面孔，认认人。为了他们的安全。”
　　罗瑞先生开始注意到了德伐日的生硬态度，便怀疑地望了他一下，然后带路前进。两个女入都跟了上来。另一个女人是复仇女神。
　　一行人尽快穿过了途中的街道，走上了新居的楼梯，被杰瑞放进门去。他们看见露西一个人在哭。她一得到罗瑞先生带给她的有关她丈夫的消息便高兴得发了狂，攥住交给她条子的手不放——她却没想到那只手晚上对她的丈夫干过些什么，若是有机会又有可能对他干什么。
　　“最亲爱的—一鼓起勇气来。我一切如常。你约父亲对我的周围很有影响。不能回信。为我吻我们的孩子。”
　　寥寥数语，再也没有了。但收信人已是喜出望外。她离开了德伐日转向他的太太，吻了吻一只干着编织活儿的手。那是一种热情的、挚爱的、感谢的女性动作，但那手却毫无反应——它只冷冷地、沉重地垂了下去，又开始编织起来。
　　在和那手的接触中有某种东西很令露西扫兴。她正要把字条往胸衣里放，却怔住了，两手停在了脖子边，惶恐地望着德伐日太太——那个女人正冷漠地、无动于衷地瞪着她那抬起的眉头。
　　“亲爱的，”罗瑞先生急忙解释，“街道上常常出事，虽然未必会波及到你，但德伐日太太却想见见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保护的人，跟她认识一下一—到时才能认得人，我相信是这样，”罗瑞先生说。他说着这些安慰的话，却也在犹豫，因为三个人的生硬表情给他的印象越来越深。“我说得对吧，德伐日公民？”
　　德伐日阴沉地望了望他的妻子，只哼了一声表示默认，却没说话。
　　“你最好把可爱的孩子和我们的好普洛丝都留在这儿，露西，”罗瑞先生竭力从口气和态度上进行安慰地说，“我们的好普洛丝是个英国小姐，不懂法语，德伐日。”
　　这位小姐有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她比任何外国人强；她这信念也绝不会因任何苦难和危险而改变。此刻她抱着膀子出来了，用英语向她第一个瞧见的人复仇女神说，“晤，没问题，冒失鬼！但愿你身体还不错！”她对德伐日太太则咳嗽了一声——那是不列颠式的，可那两位谁都没大注意。
　　“那是他的孩子么？”德伐日太太说，第一次停下编织，用编织针像命运的手指一样指着小露西。
　　“是的，太太，”罗瑞先生回答，“这是我们可怕的囚徒的唯一爱女。”，
　　德伐日太太和她的伙伴的影子落到了孩子身上，似乎咄咄逼人、阴森可怕，吓得她的母亲本能地跪倒在她身边的地上，把她搂在怀里。于是德伐日太太和她伙伴的阴影似乎又咄咄逼人、阴森可怕地落到母女俩身上。
　　“够了，当家的，”德伐日太太说。“我见到她们了，可以走了。”
　　但是她那勉强控制的神态中却已露出了隐约不明的威胁，虽只是些蛛丝马迹，却也使露西警觉起来。她伸出一只哀求的手拉住德伐日太太的衣服：
　　“你会善待我可怜的丈夫吧！你不会伤害他吧！如果可能，你会帮助我见到他吧？”
　　“在这儿你的丈夫跟我无关，”德伐日太太完全不动声色地望着她，回答道，“在这儿跟我有关的是你父亲的女儿。”
　　“那就请为了我怜悯我的丈夫，也为了我孩子怜悯他！我要合拢双手祈求你的怜悯。你们几个人里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你。”
　　德伐日太太把这话当作一种赞扬，望了望她的丈夫。一直在不安地啃着拇指指甲望着她的德伐日立即板起面孔露出严厉的样子。
　　“你丈夫在那封短信里说了些什么？”德伐日太太瞪了她一眼，笑着说，“影响，他说了有关影响的话么？”
　　“我的父亲对我丈夫周围的人有影响，”露西匆勿从胸衣里取出信来，惊惶的眼睛望着提问题的人，没有看着信。
　　“他的影响肯定能放他出来的！”德伐日太太说。“那就让那影响发挥作用吧！”
　　“作为妻子和母亲，”露西极其真诚地说，“我乞求你怜悯我，不要使用你的影响反对我无辜的丈夫。用它去帮助他吧！啊，大姐，请想一想我吧，作为妻子和母亲！”
　　德伐日太太一如平时冷冷地望了望乞求者，转身对复仇女神说：
　　“自从我们跟这孩子一样大以来—一甚至还没有她那么大以来，我们见过的妻子和母亲还少么？我们就没有想到过她们么？我们不是还常常见到她们的丈夫和父亲被关到监牢里，不能跟她们见面么？我们不是一辈子都在看见自己的姐妹们受苦么？看见自己受苦，孩子受苦，没有钱，没有穿的，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受痛苦，受压迫，受轻贱么？”
　　“我们就没见过别的东西，”复仇女神回答。
　　“我们受了多年的苦，”德伐日太太的眼睛重新回到了露面身上，“现在你想想看！个把妻子和母亲的苦对我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她又继续打起毛线走了出去。复仇女神跟着她。德伐日是最后一个出去的，他关上了门。
　　“勇气，亲爱的露西，”罗瑞扶她起来说。“勇气，勇气！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一切还算顺利一一比最近许多不幸的人不知要强多少倍。振作起来，要感谢上帝！”
　　“我希望，我并非不感谢上帝！但那可怕的女人似乎给我和我所有的希望笼上了阴影。”
　　“废话，废话！”罗瑞先生说，“你那小小的勇敢的胸怀里哪儿来的这种悲观失望呢！一道阴影，那算得了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露西。”
　　尽管他这样说，德伐日夫妇的态度也留给了他一个阴影，他在心里的隐秘之处也十分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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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内特医生直到离开之后的第四天早上才回来。他把那段可伯的时间内发生的许多事都对露西成功地保了密，许久之后她才听说一千一百个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已被群众杀死。这场恐怖勾当让四个白天和四个夜晚阴云密布。她周围的空气也都充满了被害者的血腥味。她只听说有人进攻了监狱，所有政治犯都遭到危险，有些人被群众抓出去杀死了。
　　医生要求罗瑞先生严格保密（其理由他其实不用细讲），然后告诉他说，人群把他带过了一个屠杀的现场，来到了拉福斯监狱。他在监狱里看到一个自封的法庭开庭。囚犯一个个分别被押了上来，由法庭迅速下命令集体处死或是开释．也有少数几例又被送回了牢房。他被引路的人送到了法庭上，自报了姓名和职业，又说曾在巴士底狱受到没经过审判的秘密监禁达十八年之久。审判官席里有一个人站了起来证明他所说的是事实，那人就是德伐日。
　　他看了桌上的花名册，肯定了他的女婿还存活着的囚犯名单里，于是苦苦请求审判官们——他们有的睡着了、有的醒着、有的满身血污、有的干净、有的清醒、有的醉了——保全他的性命、给他自由。由于他是已被推翻的制度的引人注目的受害者，他们对他表现了慷慨而疯狂的欢迎，而且同意立即把查尔斯·达尔内带到这个无法无天的法庭审讯。达尔内差不多快被释放时，有利于他的潮流似乎受到了某种没有解释的阻挡（医生没弄明白），于是秘密开了个小会，交换了几句话。然后坐在主席座位的人便通知曼内特医生，囚犯还须扣押，但因为医生的缘故，要作安全扣押，不受侵犯。随即一声令下，囚犯又被带走，关进了监牢。医生于是强烈要求批准他留下，以便保证他的女婿不至因恶意或偶然被交给暴民。（暴民们在大门外要求杀人的叫嚣曾多次淹没了审判的发言）他得到了批准，便留在了流血的大厅里，直到危险过去。
　　他决定对他在那儿所见到的景象，包括仓促进餐和睡眠在内，只字不提。囚徒们被砍成几块时人们那疯狂的残忍令他吃惊，可同样令他吃惊的还有囚犯得救时人们那疯狂的快乐。他说有一个囚犯获得释放，来到了街上，却叫一个野蛮人误伤，挨了一长矛。有人求医生去给那人裹伤，医生从同一道大门走了出去，却发现伤者躺在一群撒马利亚人手臂上，而撒马利亚人却坐在被他们杀死了的人的尸堆上。在这场恶梦里这群人以光怪陆离的前后矛盾的态度帮助了医生，以最和善温柔的关心照顾了伤号，为伤号做了一个担架，而且小心翼翼地把他抬离了现场，然后又抓起武器投入了一场屠杀。那屠杀非常可怕，医生甩双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却还是在中途昏了过去。
　　罗瑞先生听着推心置腹的密谈，望着现已六十二岁的朋友的脸，不禁担心起来，害怕这种恐怖的经历会引发往日那危险的疾病。可是，他却从来没见过他的老朋友像现在这个样子，有现在这样的性格。医生第一次感到了他经历过的苦难原来是一种力量和权威。他第一次感到他已在那熊熊的烈火里锻炼成了钢铁，现在可以打破他女婿的牢门，把他救出来了。“往日的一切都通向一个好的结果，我的朋友，并不完全是浪费和破坏。当初我心爱的女儿帮助我恢复了健康，现在我也要帮助她恢复跟她一体的最亲爱的那个部分。我要靠上天的帮助完成这一工作！”这就是曼内特医生此时的情况。贾维斯·罗瑞看到了他那燃烧的目光、坚定的面容、沉着有力的表情和态度。当他心目中医生过去的生活似乎永远像一座多年停摆的时钟，可现在他确信他又以被废弃后所积蓄的沉睡的精力嗒嗒地走了起来。
　　即使当时医生要克服的困难比现在还要大得多，在他那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困难也是会退让的。当他坚持在内科医生岗位上时，他的任务是为各种层次的人治病：自由人和不自由的人、有钱人和穷人、坏人和好人。他聪明地运用了他的影响，不久便成了三个监狱的狱医，包括拉福斯监狱。他现在可以安慰露西说，她的丈夫没有再受到单独监禁，而是跟其他囚犯监禁在一起；他每周都要跟他见面，并从他的唇边直接带给她甜蜜的消息；有时她的丈夫自己还给她一封亲笔信（虽然从不由医生转交），但却不准她给他写信，因为在有关监狱的种种想入非非的怀疑之中，最想入非非的怀疑是指向有海外亲友或跟海外有长期联系的外逃犯的。
　　医生的这种新生活无疑是坐卧不宁的，然而精明的罗瑞先生却看出有一种新的自豪感支撑着他。那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高尚的自豪，不曾沾染不当的色彩。但是他却像观察珍奇事物一样观察着他。医生知道，在那以前在他女儿和朋友的心目中，他过去的牢狱生活都跟他的苦难、困顿和弱点相联系。现在不同了，他知道那过去的考验已给了他力量，而女儿和朋友正把查尔斯最终安全获释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力量上。他为这一变化而欣喜。他领着头前进，让那两人像弱者依赖强者一样依赖着他。他跟露西往日的关系现在颠倒了过来。颠倒那关系的是他切身体会到的感激，挚爱之情。她为他做过那么多事，现在他能为她做一点事，他为此自豪，此外别无理由。“看起来很希罕，其实很自然，也很正常，”罗瑞先生友好而精明地想道，“领头前进吧，亲爱的朋友，继续前进吧，你是最合适的人。”
　　尽管医生努力奋斗，从不松懈，想让查尔斯·达尔内获释，或至少得到审讯，但是，当时的社会潮流却太迅猛激烈，使他无法抵挡。新的时期开始了，国王受到了审判、判了死刑、砍掉了脑袋，那“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向武装进攻的世界宣布了“若不胜利宁可死亡”。巴黎圣母院巨大的塔楼顶上黑色的旗帜日夜招展。三十万人的大军为抗击全世界的暴君响应号召从法兰西各地猛然崛起，仿佛田野上遍撒了龙齿，结满了果实：从山上也从平原上；从岩石上，也从碎石上和冲积土壤上；在南方明朗的天空之下，也在北方积云的天空之下；从丘陵里，也从森林里；从葡萄园，也从橄榄地；在剪过的草地上，也在气过的庄稼地上；沿着广阔的河流的结着果实的河岸，也沿着海岸的沙滩，到处都结出了龙齿的果实。有什么个人的忧患能抗衡“自由元年”的滚滚洪流呢—一那洪水是从下面涌起的，而不是从天上落下的，天上的窗户紧闭着，而不是敞开着！
　　没有休止，没有怜悯，没有和平，没有宽松的休息，也不计算时间。虽然昼与夜总按创世的第一个昼夜便存在的常规循环不已，其它的计算却已不复存在。一个民族像高烧病人一样发出了狂热，时间是无从把握的。一时刽子手举起国王的首级让人民观看，打破了整个城市不自然的沉默；又一时，几乎像在转瞬之间，他那面目姣好的妻子的首级又捧了出来。牢狱中八个月凄惨的寡妇生活与苦难已让她花白了头。
　　按照在这种情况下流行的奇怪的矛盾法则，时间是漫长的，虽然它火烧火燎地飞逝着。京城里的革命法庭，全国的四五万个革命委员会，还有那剥夺了自由或生命的一切安全并把善良无辜者交到邪恶的罪犯手里的嫌疑犯法，沾满了无处申诉的无辜者鲜血的监狱，这些新东西刚建立不久便已形成了固定的秩序和性质，几周之间已仿佛成了历史悠久的成规。其中的佼佼者则是一个仿佛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世界的地基里冒出来的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的狰狞形象．——那位犀利的小姐，芳名断头台。
　　它是俏皮话的主题：“治疗头痛的最佳良药”；“药到病除，使你头发永不花白”；“它让你的皮肤特别娇嫩，顷刻苍白”；“国家级剃头刀，一切脑袋保证剃光”；“谁要亲吻断小姐，往小窗户瞧一眼，一个喷嚏就栽进她口袋里。”它是人类复兴的象征，取代了十字架的地位。它的模型被佩带在扔开了十字架的胸口上。凡是十字架叫人否定的地方，它就受到膜拜和信仰。
　　它剃掉的脑袋太多，它污染的土地和它自己都成了红糊糊臭烘烘的一片。它可以像个拆卸玩具一样分成零件给年轻的魔鬼玩，而到形势需要时又可以重新装配使用。它让雄辩者说不出话来，让强有力者跌倒在地，让美与善遭到废弃。二十二个声名显赫的朋友，二十一个活的，一个死的，它在一个早上把他们全砍掉了脑袋，只费掉了二十一分钟。《圣经·旧约》中的那个大力士的名字落到了使用那东西的官员头上，但是那位官员有了这个武器却比他的同名人还要强有力，眼睛也更瞎，每天都在拆除着上帝的殿堂。
　　医生在这样的恐怖行为和恐怖人物之中昂首阔步地行走。他深信自己的力量，谨慎地坚定自己的目标，从不怀疑自己最终能救出露西的丈夫。然而强大而深沉的时代潮流匆匆地流过，猛烈地卷走了时光。医生虽仍照样坚定自信，查尔斯却已在狱中度过了一年零三个月之久。那年的十二月，革命越来越凶残疯狂。南部的条条河流堆满了夜间被暴力淹死了的尸体；南部的冬季的太阳下囚徒被成排成排成片成片地枪杀。医生仍然在恐怖中昂首阔步地行走。那时的巴黎城没有人的名气比他更高，也没有人的处境比他更奇特。在医院里和监狱里他沉默寡言，温和亲切，是个少不了的人；他用他的医术为杀人者和受害者同等地服务，但却是个局外人。在他救死扶伤之际，当年巴士底囚徒的外表和故事使他远离众人。他从没受到过怀疑，也从没受到过传讯，仿佛他的确是大约在十八年前就已死去、现在才复活的，或者索性是一个行动于活人中间的孤魂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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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露西无时无刻不感到断头台明天就会砍掉她丈夫的头。囚车每天都载满了死刑犯，颠簸着沉重地驰过街道。可爱的姑娘，漂亮的妇女；棕色头发的，黑色头发的，花白头发的；年轻的人，壮实的人，衰老的人；贵族出身的，农民出身的，都是断头台小姐的一杯杯红色的美酒，都是每天从监狱可憎的黑暗地窖里取出、来到阳光下、通过街道给小姐送去消解她的馋渴的美酒。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最后一项可要容易办到得多：啊，断头台！
　　若是那突然的横祸和时间的飞轮把医生的女儿吓了个目瞪口呆，使她只好怀着失望静待结果到来的话，她的遭遇也不过是和千百万人的遭遇相同。但是，自从她在圣安托万区阁楼里把那白发的头搂到自己青春的胸前以来，她一向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在受到考验的时候尤其如此，正如一切沉默忠诚善良的人一样。
　　在她们搬进了新居、父亲开始了常规医疗工作之后，她就把她那小小的家庭安排得井井有条，仿佛她丈夫就在身边。一切都有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时间。她跟在英国家里全家团聚时一样按时给小露西上课。她用一些小花样来欺骗自己，装出相信全家即将团聚的样子——她为丈夫早日回家做些小准备，给他准备了专用的椅子，把它跟他的书放在一边。除此之外，她还专为一个亲爱的囚徒庄严祷告，那人跟许多不幸的人一起生活在监牢里死亡的阴影之下。那几乎是她所能用言语倾诉、宣泄自己沉重的心曲的唯一的途径。
　　她的外表变化不大。她跟孩子都穿类似丧服的朴素的深色服装，却全都跟欢乐日子里的彩色服装一样，收拾得整整齐齐。她鲜活的脸色没有了，以前那专注的神情经常出现而不再是偶然一现了。除此之外，她仍然很漂亮，很美丽。有时她在晚上亲吻她父亲时会哭出声来，泛溢出全天压抑的忧伤，而且说她在上天之下唯一的依靠就是他了。他总是坚定地说：“他遭到的变化没有不让我知道的，我知道我能救他，露西。”
　　他们的生活改变了，几个礼拜后的一天晚上，父亲一回家就告诉她：
　　“我亲爱的，监狱里有一个高层的窗户，下午三点钟查尔斯有时可能到那儿去。若是你站在街上我告诉你的那个地方，而他又到了窗口，他认为他有可能看见你——但他能否到窗口，却得由许多偶然因素决定。不过你是看不见他的，可怜的孩子，即使看见了，也不能有所表示，因为那对你不安全。”
　　“啊，告评我地点吧，父亲，我每天都去。”
　　从此以后，不论什么天气，她总要到那儿去等两个钟头。时钟一敲两点她已站在那儿了，到了四点才断了念头离开。若是天气不太潮湿或不太恶劣，能带孩子，她便带了孩子去。平时她一个人去，但是从没有错过一天。
　　那是一条弯曲小街的一个黑暗肮脏的角落。那里唯一的房屋是一个把柴锯成短段便于烧壁炉的工人的小棚屋，此外便只有墙壁。她去的第三天，那人便注意到了她。
　　“日安，女公民。”
　　“日安，公民。”
　　这在那时是法定的招呼形式。不久前在较为彻底的爱国者之间不自觉形成的这种模式，现在已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
　　“又在这儿散步了么，女公民？”
　　“你看见的，公民！”
　　锯木工是个小个子，手势特别多（他以前干过补路工）。他望了望监狱，用手指了指，叉开十个指头放到脸前，代表铁栏杆，装出窥看的滑稽样子。
　　“可这跟我没有关系，”他说。他又去锯木柴了。
　　第二天，他探出头来找她，见她一出现就跟她打招呼。
　　“怎么、又到这儿来散步了么，女公民？”
　　“是的，公民。”
　　“啊！还有个孩子！她是你妈妈么，小女公民？”
　　“我要回答是的么，妈妈？”小露西靠近她，低声问。
　　“回答是的，乖乖。”
　　“是的，公民。”
　　“啊！不过，这可没有我的事。我的事是锯木头。看见我的锯子了么？我把它叫作我的断头台。啦，啦，啦；啦，啦，啦！他的脑袋掉下来了！”
　　他说着话，木柴掉了下来，他把它扔到篮子里。
　　“我把我自己叫作木柴断头台的参孙。又看这儿！噜，噜，噜；噜，噜，噜！这个女人的脑袋掉下来了！现在，是个小孩。唧咕，唧咕；噼咕，噼咕！小孩脑袋也掉下来了。满门抄斩！”
　　他又把两段木柴扔进篮子，露西打了个寒颤。要想在锯木工工作时到那儿去而不被他看见，是不可能的。从那以后为了取得他的好感，她总是先跟他说话，还常常给他点酒钱，他也立即收下。
　　这人好管闲事，有时在她凝望着监狱的屋顶和铁窗、心儿飞向丈夫而忘了那人时，她会立即回过神来，却见那人一条腿跪在长凳上望着她，手中忘了拉锯。“可这不关我的事!”那时他又往往说，马上又拉起锯来。
　　无论在什么天气——在冬天的霜雪里，春天的寒风里，夏天炙热的阳光里，秋天绵绵的细雨里，然后又是冬天的霜雪里，露西每天都要在这里度过两小时，每天离开时都要亲吻监狱的墙壁。她去六次，她的丈夫也许能看到她一次（她的父亲这样告诉她），有时也可能连续两天都能看到，有时也可能一两个礼拜都看不到。只要他有机会看见她，而且碰巧果然看见那一种可能性她情愿一周七天，每天去站一整天。
　　这样的活动又把她带到了十二月，她的父亲仍然在恐怖之中昂首阔步地走着。一个微雪的下午，她来到她总要去的角落。那是一个疯狂的喜庆日子。她来时见到房屋点缀了刺刀，刺刀顶上点缀了红便帽，屋上还挂着三色彩带，还有标准的口号（字母也常用三个颜色书写）：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
　　锯木工那可怜的铺面太小，整个门面也塞不下这条标语。不过他还是找了个人给他歪歪扭扭涂上了，写到“死亡”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他在屋顶插了枪和便帽，那是好公民必办的事。他还把锯子摆在一个窗户里，标上“小圣徒断头台”，那时那伟大锋利的女性正受到普遍的崇敬。劈柴店关了门，主人也不在，露西一个人。她松了一口气。
　　但是那人离得并不远，因为她马上就听见一阵骚动和一阵叫喊传来，心里不禁充满了恐惧。顷刻间，一大群人从监狱墙角转出，锯木工也在其中，他跟复仇女神手牵着手。他们的人数不少于五百，可跳起舞来倒像有五千个妖魔鬼怪。除了自己的歌声他们别无音乐，只能踏着流行的革命歌曲的节拍跳着，节拍踏得很凶狠，仿佛是统一了步调在咬牙切齿。男人跟女人跳，女人跟女人跳，男人跟男人跳，碰见谁就跟谁跳。最初，他们只不过是一片粗糙的红便帽和粗糙的破毛料的风暴，但到他们挤满了那地方、停止了前进在露西身边跳的时候，便变成了一片发着呓语的疯狂可怖的幢幢鬼影。他们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彼此叭叭地击掌，彼此揪抓着脑袋，单人旋转，双人旋转，直转到有的人跌倒在地。这时没有倒下的又手拉手围成圈子旋转，圈子破了，又捉对儿旋转，四个人旋转，直转到突然停步。于是重新开始，又是击掌，又是揪脑袋，又是拉手，扯来扯去，反方向旋转，再牵成大圈反方向旋转。突然站住，稍停，重新踏起节拍，排成街道一样宽的长排，低下头，举起手，尖叫着向前飞扑。就是厮杀也不及这种舞蹈的一半可怖。这是一种堕落得无以复加的游戏。当初原很纯洁，后来却具有了这种鬼魅的形象。一种健康的娱乐变作了促使血液狂奔、知觉混乱、心肠狠毒的手段。依稀可见的几分优美使得这种舞蹈益发丑恶了，它表现出一切本质善良的东西已经遭到多么严重的扭曲与败坏。舞蹈中露出了少女的胸脯，几乎还未成年的美丽却疯狂的头、精巧的脚在血污的泥泞中蹒跚踏步。这一切都是脱了节的时代的象征。
　　这就是卡尔马尼奥拉舞。舞蹈过去了，只留下露西心惊胆战、不知所措地站在锯木工屋前。轻盈的雪片悄悄地飞着，堆积得又白又柔软，仿佛从来就没出现过这场舞蹈。
　　“啊，父亲！”她放下捂住眼睛的手，发现他站在面前，“多么残酷丑恶的景象。”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我见过许多次了。别害怕！他们谁都不会伤害你的。”
　　“我并不为自己害怕，父亲，可我一想到我的丈夫，他还要听凭这些人摆布就——”
　　“我们很快就可以使他不受他们摆布了。我离开他时，他正往窗户爬去，我便来告诉你。这儿没有人看见。你可以对那最高的一个斜屋顶飞一个吻去。”
　　“我要飞吻，父亲，我把灵魂也一起飞给他。”
　　“你看不见他么，可怜的孩子？”
　　“看不见，”露西说，急得直哭，吻着他的手，“看不见。”
　　雪地里有脚步声，是德伐日太太。“向你致敬，女公民，”医生说。“向你致敬，公民。”她信口回答。再也没有话。德伐日太太走了，像一道阴影掠过白色的路。
　　“把手臂给我，亲爱的。为了他的缘故，摆出欢欢喜喜、勇敢坚定的神气从这儿走过去。走得好。”他们已走过了那地点。“不会不起作用的。明天就要审讯查尔斯了。”
　　“明天！”
　　“不能浪费时间了。我已做好了准备，还有些预防措施，必须在他已经到庭时才能采用。他还没有接到通知，但我知道马上就会通知他的。明天审讯，同时把他转移到巴黎裁判所的附属监狱。我的情报很及时。你不会害怕吧？”
　　她几乎回答不出话来，“我相信你。”
　　“绝对相信我吧！你提心吊胆的日子快要结束了，亲爱的。审讯结束后几个小时就会把他放回你身边的。我已经把他保护得严严实实。我得看罗瑞去。”
　　他却站住了。他们听见了沉重的车轮声，非常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一部，两部，三部。三部死囚车载着可怕的货物在寂寂的雪地上走掉了。
　　“我得看罗瑞去，”医生带了她走向另一条路，重复道。
　　那可靠的老人还坚守着他的岗位，没有离开一步。许多财产在充公或收归国有时常常要咨询他和他的帐册。凡能为原主保留的，他都设法保留。台尔森银行代管的财业有多少，世界上没有人比他知道得更清楚，但他守口如瓶。
　　暗红与黄色的彩霞以及在塞纳河上升起的雾气表明夜已来临。他到达银行时天已几乎黑净。当年宫廷显贵那庄严的宅第已破败不堪，很少有人居住。在庭院里的—堆尘土和灰烬之上是几个大字：国家财产。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
　　跟罗瑞先生一起的是谁呢？椅子上那骑马装是谁的？——那人不肯叫人看见。罗瑞先生刚从谁那儿激动而吃惊地跑了出来，把他心爱的人儿搂到怀里？他转回头提高了嗓子往他刚才出来的屋里说道，“转移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明天审讯。”那是她刚才结结巴巴说出的话，他又是在向谁重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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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五位审判官、一个国民检察官和立场坚定的陪审团组成的可怕的法庭每天开庭。他们每天晚上发出名单，由各个监狱的典狱官向囚犯们公布。典狱官有一句标准的俏皮话，“号子里的人，出来听晚报喽！”
　　“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
　　拉福斯的晚报终于这样开始了。
　　叫一个名字，那人就走到旁边一个地点去，那是专为这种名列生死簿上的人准备的地方。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有理由知道这种习惯。他见过成百的人这样一去不复返。
　　他那浮肿的典狱官念名单要戴眼镜，一边念，一边看犯人是否到位，每念一个名字都要停顿一下，然后再继续念，直到念完。念了二十三个名字，回答的只有二十个；有一个已死在牢里，被人忘掉了；另外两个早已上了断头台，也被人忘掉了。宣布名单的地方就是达尔内到达那天晚上犯人搞社交活动的屋子——有圆穹顶的。那批人在大屠杀中全死光了—一那以后他还曾想念过他们，却再也没见到过他们—一都死在断头台上了。
　　有匆匆的告别的话和祝愿，但很快便结束了——因为这是每天的例行公事，而拉福斯的人那天又忙着准备晚上的一个罚钱游戏和一个小型音乐会。有关的人挤到铁栅边去掉眼泪，可是计划中的文娱项目却少了二十个人，需要增补，而关门时间又已临近。时间太短了，到时候公用房间和走廊就要由獒犬通夜占领。囚犯们远远不是麻木不仁或缺乏同情心的，他们这种生活态度只是当时的条件逼成的罢了。同样，虽然有微妙的不同，某些人又无疑曾受到某种狂热和激动的支使去跟断头台作过徒然的斗争，结果死在断头台上。这并非言过其实，而是受到疯狂震撼的公众在心灵传染上的一种疯狂病。在瘟疫流行的时候，有人会受到那病的秘密吸引，产生一种可怕的偶然冲动，要想死于瘟疫，人们心里都有类似的奇怪倾向，只是有待环境诱发而已。
　　通向裁判所附属监狱的通道不长，但很黑暗；在它那满是蚤虱虫鼠的牢房里度过的夜晚寒冷而漫长。第二天，在叫到查尔斯·达尔内的名字之前己有十五个囚犯进了法庭。十五个人全部判了死刑，整个审讯只用了一个半小时。
　　“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终于受到提审了。
　　他的法官们头戴饰有羽毛的帽子，坐在审判席上，别的人主要戴的是佩三色徽章的红色粗质便帽。看着陪审团和乱纷纷的观众，他可能以为正常秩序颠倒了过来，是罪犯在审判着正直的人呢！城市中最卑贱、最残忍、最邪恶的，而且从来没缺少过那份卑贱、残忍和邪恶劲的人现在成了主宰全场的精灵。他们或品头论足，或鼓掌喝彩，或大叫反对，或猜测估计，或推波助澜，一律是肆无忌惮。男人大部分带着某种正规武器，女人有的带短刀，有的带匕首，有的则一边看热闹，一边吃喝，许多女人打着毛线。在打毛线的妇女中有一个人手里打着线、腋下夹着线团，坐在前排一个男人身边。自从他离开城门之后，他便没再见过那男人，但他马上想起那就是德伐日。他注意到那女的在他耳边说过一两次话，便估计她是他的妻子。但是这两个人最令他注意的是，虽然都尽可能坐得离他近一点儿，却从来不瞧他一眼。他们好像下定了顽强的决心等待着什么，眼睛只望着陪审团，从不望别的。曼内特医生坐在庭长席下面的座位上，衣着朴素跟平时一样，就囚犯所见而言，只有他和罗瑞先生跟法庭无关，穿的也是日常服装，而不是粗糙的卡尔马尼奥拉装。
　　国民检察官控诉查尔斯·达尔内为外逃分子，按共和国流放一切外逃分子、潜回者处死的法律应判处死刑。法令公布日期虽在他回到法国以后，但不能影响判决。此时他已在法国，而法令又已公布，他已在法国被捕，因此要求判他死刑。
　　“杀他的头！”观众大叫。“共和国的敌人！”
　　庭长摇铃要求肃静，然后问囚犯是否曾在英格兰居住多年。
　　毫无疑问。
　　那么他就不该算是外逃分子了，是么？他该怎么称呼自己？
　　他希望按法律的意义和精神解释，不属外逃分子之列。
　　为什么，庭长要求知道。
　　因为他早已自愿放弃了他所憎恶的一个称号，放弃了他所憎恶的一种地位，离开了他的国家，到英国靠自己的勤劳度日，而不是靠负担过重的法国人民的勤劳度日。他放弃时，目前为法庭所接受的外逃犯一词尚无人使用。
　　对此他有何证明？
　　他提出了两个证人的名字：泰奥菲尔．加伯尔和亚历山大．曼内特。
　　但是他在英格兰结了婚，是么？庭长提醒他。
　　是的，但对象不是英国人。
　　是法国女公民么？
　　是的。按出生国籍是的。
　　她叫什么名字？家庭？
　　“叫露西．曼内特，曼内特医生的独生女。这位好医生就坐在卡尔马尼奥拉装：一七九二年左右在法国流行的一种服装，宽翻领短上衣（它本身就叫卡尔马尼奥拉衫），配黑色长裤，红色便帽和三色腰带。那儿。”
　　这句回答对听众产生了可喜的影响。赞美这位有名的好医生的叫喊声震动了大厅。受到感动的人们极其反复无常，几张凶恶的脸上立即珠泪滚滚，可刚才他们还咬牙切齿地瞪着他，仿佛按捺不住，要立即拉他上街杀掉。
　　查尔斯·达尔内按照曼内特医生一再嘱咐的路子踩着这危险路上的每一步。医生的谨慎意见指引着他面前的每一步，让他对每一个细节都做好了准备。
　　庭长问他为什么到那时候才回到法国，而没有早些回来？
　　他没有早些回来原因很简单，他回答道，因为他放弃了财产，在法国无以为生，而在英国他以教授法语和法国文学度日。他之所以在那时回来是因为一个法国公民的催促和书面请求，那人说明他若不回来他就有生命之虞。他是为了挽救一个公民的生命回来的，是不计一切个人安危来作证、来维护真理的。在共和国眼里这能算作犯罪么？
　　人群热情地高叫道，“不算！”庭长摇铃让大家肃静，可人们并不肃静，仍然叫着“不算！”直到叫够了才自行住嘴。
　　庭长问那公民是谁。被告说那公民便是他的第一个证人。他还很有把握地提起那人的信，那是在城门口从他身上取走的，他相信可以在庭长的卷宗中找到。
　　那信就在卷宗里——医生早安排好了，并向他保证过一定能找到。审讯到达这个阶段，找出了那信宣读了，又传公民加伯尔作证。加伯尔证明属实。公民加伯尔还极尽委婉和礼貌之能事暗示说，由于共和国的众多敌人给惩治敌人的法庭制造麻烦，形成了压力，他在修道院监狱稍稍受到了忽视，实际上己在相当程度上被法庭那忠于祖国的记忆所忘却，直到三天前才受到审讯。审讯他时，陪审团宣称由于公民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自动投案，回答了对他的指控，陪审团感到满意，因此释放了他。
　　然后传讯了曼内特医生。他崇高的声望和清晰的回答给了人们出色的印象。他继续指出被告是他在长期监禁获释后的第一位朋友，在他和他女儿客居海外时，他一气留在英国，对他俩一片赤诚，关怀备至。他又说，那儿的贵族政府很不喜欢被告，实际上曾经以英国的敌人和合众国的朋友的罪名对他进行过审判，意图杀害。医生依靠直接事实的威力和他自己的真诚，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地介绍了上述情况，于是陪审团的意见跟群众的意见统一了。最后他请求让此时在场的．，个英国人罗瑞先生作证。罗瑞先生曾跟他一样在英国那场审讯中作过证人，可以证明他对该审判的叙述属实。这时陪审团宣布他们听到的材料已经足够，若是庭长满意，他们可以立即投票了。
　　陪审团逐个唱名投票，每投一票群众便鼓掌欢呼，大家众口一词支持被告。庭长宣布被告无罪。
　　于是出现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场面。那是群众有时用以满足他们反复无常的心理，或是为了表现他们的宽容和慈悲的一种冲动，或是用以对消他们的暴戾恣睢和累累血债的。这种极不寻常的场面究竟产生于上述哪一种动机没有人说得清，可能是三种动机兼而有之，而以第二种为主吧！无罪释放的决定才一宣布，人们便热泪滚滚，跟别的场合热血直流时差不多。凡是能扑到他身边的人，不分男女都扑上来跟他拥抱。经过有损健康的长期囚禁的他差不多被累得昏死了过去。这也同样因为他很明白，同是这一批人，若是卷入了另一种潮流，也会以同样的激烈程度向他扑去，把他撕成碎块，满街乱扔。
　　还有别的被告要受审，他得退场，让出地方，这才使他从种种爱抚中脱出了身。下面还有五个人要同时以共和国敌人的罪名受到审判，因为他们并没有用言论或行动支持过它。法庭和国家在达尔内身上失去的机会很快就得到了补偿。达尔内还没离开法庭，那五个人已被判处死刑，二十四小时之内执行，被押到了他身边。五入中的第一个举起一根指头——那是监狱里常用的“死亡”暗语——告诉了他，这时他们全都接下去说，“共和国万岁！”
　　的确，那五个人再也没有观众陪他们活动了，因为人们在达尔内跟曼内特医生出门时已挤在了大门口。人群中似乎有他在法庭上见到的每一张面孔。只缺两张，他四处寻找，却没找到。他一出门，人群又涌向了他，又是哭泣，又是拥抱，又是喊叫，有时轮着班来，有时一涌而上。一片狂热直闹得脚下河边的河水也仿佛跟人们一样发起狂来。
　　人们从法庭里或是从某间屋子或过道里抬来了一张大椅子，把他塞了进去。他们在椅子上拉开了一面红旗，在椅背上捆上了一根长矛，矛尖上挂了一顶红便帽，便用肩膀把他用这辆胜利之车抬回了家，尽管医生一再请求都没挡住。他的周围涌动着一片乱纷纷的红便帽的海洋，从那风暴的深处掀起了许多死于这场海难的人的面影，使他多次怀疑自己是否已是神智不清，正坐着死囚车往断头台去。
　　人群抬着他向前走，像一个荒唐的梦中的游行队伍。他们见人就拥抱，并指出他叫人看。他们在街道上绕来绕去慢慢走着，用共和国的流行色照红了白雪覆盖的街道——他们也曾用更深的颜色染红了白雪的街道。他们就这样抬着他来到露西居住的大楼。她的父亲赶在前面去让她作好准备。等到她的丈夫下车站直身子，她便在他怀里晕了过去。
　　他把她搂在胸前，让她那美丽的头转向自己，背着喧嚣的人群，不让他们看到她的嘴唇跟他的眼泪融合到一起。有几个人开始跳起舞来，有的人便立即响应。院子里回荡起卡尔马尼奥拉歌的曲调。然后他们从人群里找了一个年轻妇女塞进空椅子当作自由女神高高地抬了起来。人群又横流放肆，泛滥到邻近的街道、堤岸和桥上，卡尔马尼奥拉歌吸引了每一个人，把他们卷了进去。
　　达尔内紧紧地握住医生的手，医生胜利而骄傲地站在他面前；他又紧握了罗瑞先生的手，罗瑞先生才从奔流的卡尔马尼奥拉队伍里挤过来，挤得气喘吁吁；达尔内亲了亲小露西，小露西被抱起来，她用小胳膊搂住他的脖子；他拥抱了永远热情忠诚的普洛丝，是普洛丝抱起小露西给他亲的。然后他才把妻子抱到怀里，带到楼上房里。
　　“露西，我的露西，我平安了。”
　　“啊，最亲爱的查尔斯，让我按照我的祷告跪下来感谢上帝吧！”
　　全家人都虔诚地低下了头，在心里致敬。等到她再次扑到他怀里时，他对她说：
　　“现在告诉你的父亲吧，最亲爱的，他为我所做的事是全法国没有人能做到的。”
　　她把头靠到父亲胸前，跟许久以前父亲把头靠在她胸前一样。父亲因为能报答女儿而感到快乐，他所经受的苦难得到了报偿，他为自己的力量而骄傲。“你不能软弱呀，我亲爱的，”他抗议道，“不要这样发抖，我已经把他救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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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把他救出来了。”这不是他常常从其中惊醒过来的梦，他确确实实在家里。可是他的妻子还在发抖，还为一种沉重的莫名的恐惧笼罩着。
　　周围的空气粘稠黑暗，人们狂热冲动，急于报复，无辜的人不断因为莫须有的怀疑和恶意的中伤而丧命。无法忘记的是，每天都有许多跟她的丈夫同样无辜、同样受到疼爱的人遭到了不幸，而她的丈夫只是侥幸地逃脱了。因此她虽然觉得应当轻松，却总无法轻松下来。冬日的下午，夜的阴影已逐渐降落，却仍有疹人的死囚车在街上隆隆走过。她的心不知不觉地随之而去，在被判死刑的人堆里寻觅着他，于是她把他现实的身子搂得更紧，颤抖得也更厉害了。
　　为了让她快活，她的父亲对她这种女性的弱点表现了一种带优越感的同情，那表现十分有趣。现在再也没有阁楼、皮鞋活、北塔一Ｏ五了！他完成了他为自己确定的任务，实践了诺言，救出了查尔斯。让他们都来依靠他吧！
　　他们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不但是因为那种生活方式最安全、最不至于被人看不惯，而且也因为他们并不富裕。查尔斯坐牢的整个过程中都得付看守费，用高价买低劣的食物，还要支援更穷的难友。由于上述原因，也由于不愿家里有个间谍，他们没有雇佣人。在大门口充当门房的一男一女两个公民有时给他们帮帮忙。杰瑞成了他们家的日常听差，每天晚上都在那儿睡觉——罗瑞先生已把他全部拨给他们使用了。
　　统一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有一条规定：每家门上或门柱上都需用足够大的字母清楚书写该户每个居民的姓名，书写高度要便于看见。因此克朗彻先生的名字也就在楼下的门柱上放着光彩。那天下午暮色渐浓时有着那个名字的人出现了。他刚监督着由曼内特医生请来的一个油漆工在名单上加上了“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的字祥。
　　在笼罩着那个时代的普遍的恐怖和猜疑的阴影之下，日常的无害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跟许多家庭一样，医生小家庭的日用消费品是在晚上到各个小商店少量购买的。人们都不希望惹人注意，尽量避免造成闲言闲语，或使人眼红。
　　好几个月来普洛丝小姐和克朗彻先生都执行着采购任务。前者带着钱，后者提着篮子，每天下午大体在路灯点亮时出发去购买家庭必需品。跟一个法国家庭相处了多年的普洛丝小姐若是个有心人，原是可以把他们的话学得跟自己的话一样好的，可是她并无这种打算。因此，她说那种“瞎扯话”（她喜欢这样叫法国话）的水平也就跟克朗彻先生差不多了。于是，她买东西的办法是：把一个名词囫囵地扔到店老板头上，不作解释，若是没说对，她就东看看西看看，把东西找到，抓在乎里不放，直到生意做成。不论那东西是什么价，她伸出的指头总比商人少一个，认为那就是公道的价，总能得到点便宜。
　　“现在，克朗彻先生，”普洛丝小姐欢喜得眼晴都亮了，“你要是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
　　杰瑞嘶声嘶气地表示愿为普洛丝小姐效劳。他身上的铁锈很久以前就掉光了，一头铁蒺藜却依然如故。
　　“要买的东西各种各样，”普洛丝小姐说，“时间很宝贵。还要买酒。不管到哪儿买酒，都看到这些红脑袋在欢欢喜喜地祝酒呢！”
　　“他们是在为你的健康祝酒，还是为老坏蛋的健康祝酒，我看你也说不清楚。”杰瑞回答。
　　“老坏蛋是谁？”普洛丝小姐说。
　　克朗彻先生觉得有点扫兴，解释说他指的是“老撒旦”。
　　“哈！”普洛丝小姐说，“他们的意思不用翻译我也懂，他们只有一句话，整人、害人、半夜杀人。”
　　“小声点儿，亲爱的，求你，求你，小心点儿！”露西叫道。
　　“对对对，我小心，”普洛丝小姐说，“可是在咱们之间我可以说，我真希望在街上再也不会到处都碰见洋葱味和烟草味的拥抱，抱得我都快要断气了。小鸟儿，你可千万别离开壁炉，等我回来！照顾好你刚救回来的亲爱的丈夫吧！你那脑袋就像现在一样靠在他肩膀上别动，直到你又见到我的时候！在我走之前，我能问个问题么，曼内特医生？”
　　“我看你可以自由发问，”医生笑吟吟地说。
　　“天啦，别谈什么自由了，我们的自由已经够多的了，”普洛丝小姐说。
　　“小声点，亲爱的！又胡说了不是？”露西抗议道。
　　“好了，我的宝贝”普洛丝小姐使劲地点着头说，“关键在于我是最仁慈的陛下乔治三世的臣民，”她说起那名字便屈膝行礼，“作为臣民，我的格言是：粉碎彼辈之阴谋，挫败彼辈上诡计，王乃我希望之所在，上帝佑我王无虞！”
　　克朗彻先生一时忠诚之情激荡，也像在教堂里一样跟着普洛丝小姐沙声沙气地念了起来。
　　“你的英国人味儿还挺足的，我很高兴，虽然我也希望你那喉咙不那么伤风，”普洛丝小姐称赞他，“可是问题在于，曼内特医生，我们还有机会从这个地方逃出去吗？”——这位好大姐对大家都担心的事一向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可现在却采取这种偶然的形式提了起来。
　　“我怕是还没有。那对查尔斯会有危险的。”
　　“唉——啊一一嗯！”普洛丝小姐一眼瞥见她心爱的人儿在火光中的金发，便装出欢喜的样子压下了叹息。“那我们只好耐心等待了。就这样吧。正如我弟弟所罗门常说的，我们必须高昂着头，从低处着手。走吧，克朗彻先生！——你可别动，小鸟儿！”
　　两人走了出去，把露西、她的丈夫、她的父亲和小家伙留在明亮的炉火边。罗瑞先生马上就要从银行大厦回来了，普洛丝小姐刚才已点起了灯，却把它放到了一个角落里，好让大家享受熊熊的炉火，不受灯光打扰。小露西双手搂住姥爷的胳膊坐在他身边，姥爷开始用比耳语略高的声音给她讲故事。讲的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神仙打破监牢的墙壁救出一个囚犯的故事，那囚犯曾经帮助过神仙。一切的调子都低低的、静静的，露西感到比任何时候都轻松放心。
　　“那是什么？”她突然叫了起来。
　　“亲爱的！”她父亲停止了故事，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别慌。你心里太乱！一点点小事——什么事都没有——也都叫你吃惊！你呀，还算是你爸爸的女儿么？”
　　“我觉得，父亲，”露西脸色苍白，口气犹豫地解释说，“我听见楼梯上有陌生的脚步声。”
　　“亲爱的，楼梯静悄悄的，跟死亡一样。”
　　他刚说到“死亡”，门上砰地一响。
　　“啊，爸爸，爸爸，这是什么意思！把查尔斯藏起来，救救他！”
　　“我的孩子，”医生站起身子，把手放在她肩上。“我已经把他救出来了。你这种表现多么软弱，宝贝！我去开门。”
　　他捧起灯，穿过中间两间屋，开了门。地板上有粗暴的脚步声，四个头戴红便帽、手执马刀和手枪的粗鲁汉子走进屋来。
　　“公民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第一个说。
　　“谁找他？”达尔内回答。
　　“我找他。我们找他。我认得你，埃佛瑞蒙德，今天在法庭上见过你。共和国再一次逮捕你。”
　　四个人把他包围了，他站在那儿，妻子和女儿紧靠着他。
　　“凭什么我再一次被捕？告评我。”
　　“你只须立即回到裁判所附属监狱就行。明天会审问你的。”
　　医生被这群不速之客的降临弄得目瞪口呆，他手上棒着灯，仿佛变成了捧灯的雕像。他听完这话才行动起来，放下灯，走到说话人面前，不算不温和地揪住了他那羊毛衬衫宽松的前襟说：
　　“你说你认识他，可你认识我么？”
　　“我认识你，医生公民。”
　　“我们都认识你，医生公民，”另外三个人说。
　　他满怀不安一个一个地望了他们好一会儿，才降低嗓门说：
　　“那么，你们可不可以回答我他刚才提出的问题？那是怎么回事？”
　　“医生公民，”第一个人不情愿地说，“圣安托万区的人认为他已受到告发。这个公民就是从圣安托万区来的。”他说时指着第二个进来的人。
　　他所指的人点了点头，补充道：
　　“圣安托万告发了他。”
　　“告发他什么？”医生问。
　　“医生公民，”第一个人还带着刚才那不情愿的情绪说，“别再问了。既然共和国要求你作出牺牲，作为一个好爱国者你无疑是乐意奉献的。共和国重于一切。人民高于一切。埃佛瑞蒙德，我们还忙着呢。”
　　“还有一个问题，”医生请求道，“你可否告诉我是谁告发他的？”
　　“这可是违反规定的，”第一个人说，“不过你可以问这位圣安托万区的人。”
　　医生转过头望着那人，那人不安地站着，抹了抹胡子，终于说道：
　　“不错！是违反规定的。不过告发他的——严重告发他的——是公民德伐日夫妇。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什么人？”
　　“你还要问吗，医生公民？”
　　“要阿。”
　　“那么，”圣安托万区的人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说，“你明天就会知道的，现在我是个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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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普洛丝小姐并不知道家里的祸事。她穿过几条小街走过了九号桥，心里计算着要想买的东西。克朗彻先生拎着篮子走在她身边。他们走进路边的大部分店铺，东看看西看看，对于成群结伙的人提高警惕，对谈得激动的人群敬而远之。那是个阴寒的夜晚，薄雾笼罩的河面灯光白炽耀眼，噪音震耳欲聋，表明了铁匠们为共和国部队制造枪炮的平底船就在那儿。跟那支部队玩花头或是在其中得到非分提拔的人要倒霉了！但愿他的胡子还没有长出来，因为“国民剃刀”总会给他剃个精光的。
　　普洛丝小姐买了几样东西，买了点灯油，又想起他们还需要买点酒。他们在几家酒店看了看，来到了“共和古英豪布鲁塔斯”的招牌下。那地方离国民宫（亦即两度的杜伊勒利宫）不远，那里的景象引起了她的兴趣。它看去要比她们已去过的类似地方安静一些，虽然爱国者的便帽也红成一片，却不如别的地方红得厉害。她探听了一下克朗彻先生的口气，觉得跟自己意见相同，便在这位“骑士”护送下往“共和古英豪布鲁塔斯”走去。
　　这两位带点外国味的顾客走进了朦胧的灯光里，经过了口里衔着烟斗、手上玩着软沓沓的纸牌或泛黄的多米诺骨牌的人，走过了一个光着上身、满身烟尘、大声读着报的人和他的听众，走过了人们挂在世卜或放在手边备用的武器，也走过了两三个躬着身子睡觉的人一一他们穿着流行的高肩粗布黑短衫，像是几头酣睡的熊或狗。他俩对这些都不加理睬，径直走到了柜台边，交代了要买的东西。
　　他们正打着酒，角落里有—个人跟另—个人告了别，站起身来要离开。这人必须跟普洛丝打个照面才能出去。普洛丝小姐一见到他，却鼓起掌来，而且发出尖叫。
　　在场的人立即全部站起身子。最大的可能是发生了争吵，有人被杀了，大家都以为会看见什么人倒下，却只见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彼此望着。男的具有法国人和地道的共和派的一切外形特征，女的显然是个英国人。
　　“共和古英豪布鲁塔斯”的信徒们对这个虎头蛇尾的事件发表了什么意见，普洛丝小姐和她的保护者即使竖起耳朵也只能听见一大片喧嚷，跟听见希伯莱文或查尔底亚神谶差不多。可是两人正在惊讶，对那喧哗并未注意。必须指出，不但是普洛丝小姐又吃惊又激动，不知所措，就连克朗彻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不过他的惊诧似乎别有道理。
　　“怎么回事？”那位使普洛丝小姐尖叫的人说话简短，口气很烦恼，声音也很低，说的是英语。
　　“啊，所罗门，亲爱的所罗门！”普洛丝小姐拍着掌叫道。“多年不见，也没有听到过你的消息，却在这儿碰见了！”
　　“别叫我所罗门。你想害死我么？”那入悄悄地、紧张地说。
　　“弟弟！弟弟！”普洛丝小姐放声痛哭。“我难道就这么对不起你，你竟问起我这样残忍的问题来？”
　　“那就收起你那爱管闲事的舌头吧，”所罗门说，“你要想跟我说话就出来，付了酒钱出来吧。这人是谁？”
　　普洛丝小姐摇着她那满是爱意却又沮丧的头，流着眼泪对于动于衷的弟弟介绍道，“克朗彻先生。”
　　“让他也出来吧，”所罗门说。“他难道认为我是个幽灵么？”
　　从克朗彻先生的样子后来，他倒真像是见到了幽灵。不过，他一句话也没说。普洛丝小姐流着泪好不容易才从午提包里摸索出了酒钱付了。这时所罗门转向并和古英豪市鲁塔斯的跟随者们，用法语解释了几句，大家便各回座位去干自已的事去了。
　　“现在，”所罗门在黑暗的街角站住说，“你要做什么？”
　　“我还是那么爱他，可我的弟弟对我却冷淡得那么可怕！”普洛丝小姐叫道，“跟我见了面就像这样没有一点热情表现么？”
　　“行了，行了，倒霉！”他用自己的嘴唇碰了碰普洛丝的嘴唇。“现在你该满意了吧？”
　　普洛丝小姐一声不响，只是摇头哭泣。
　　“你若是以为我会吃惊的话，”她的弟弟所罗门说，“其实我并不吃惊，我早知道你在这儿；这儿的人大多数我都知道。若是你真的不想害我一一这我有一半相信一—就趁早去干自己的事，也让我干我的事去。我忙着呢，我是公事人，”
　　“我的英国弟弟所罗门，”普洛丝小姐抬起泪汪汪的眼睛惋惜地说，“是全国天分最好最了不起的人，却跑到外国来当公事人，又遇上这样的外国佬！我倒宁可看到这可爱的孩子躺在他的——”
　　“我早说过了，”她的弟弟插嘴叫道，“我早就知道你想害死我。我正是一帆风顺，我的嫡亲姐姐却要想害得人家来怀疑我。”
　　“慈悲的老天爷不允许的！”普洛丝小姐叫道。“我总是巴心巴肝地爱你，永远爱你，亲爱的所罗门。我可以再也不见你，只要你跟我说一句真心实意的亲热话，只要你说我们俩彼此没有生气，也没有隔阂，我就再也不来耽误你。”
　　善良的普洛丝小姐呀！姐弟俩疏远的责任竟仿佛落到了她的身上！好像罗瑞先生多年前在索霍时并不知道她这个宝贝弟弟是花了她的钱才跑掉的似的！
　　不过，他还是说了句亲热的话，态度勉强，居高临下，若是两人的长处和地位颠倒过来，她可是绝不至于如此的（这在全世界都一样）。这时克朗彻先生却拍了拍他的肩膀，沙声沙气发出了一个出人意外的怪问题：
　　“我说！能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么？你究竟叫约翰·所罗门，还是叫所罗门·约翰？”
　　那公事人突然怀疑地转过身来——这人至今没说过话。
　　“说呀！”克朗彻先生说。“说呀，你心里是有数的。”（附带说一句，他心里其实无数）“约翰·所罗门，还是所罗门·约翰？她是你姐姐，当然知道你的姓名，她叫你所罗门。可我又知道你叫约翰，这你明白。这两个哪一个在前？还有普洛丝这个姓，也请你解释解释。在海那边你可不姓这个！”
　　“你这是什么意思？”
　　“唔，我也弄不清楚我的意思，因为我想不起你在海那边的姓。”
　　“想不起？”
　　“想不起。不过我可以发誓，它有两个音节。”
　　“真的？”
　　“真的。另外一个人的姓只有一个音节。我认得你。你在老贝勒是个在法庭作证的密探。以谎言之父，也就是你爸爸的名义回答我，你那时叫什么名字？”
　　“巴萨，”另一个声音插了进来。
　　“就是这个名字，我敢以一千镑打赌！”杰瑞叫道。
　　插嘴的人是西德尼·卡尔顿。他两手背在骑马大地的下摆里，站在克朗彻先生身边，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跟在老贝勒时一样。
　　“不要吃惊，亲爱的普洛丝小姐。我昨天晚上就到了罗瑞先生住处，他倒是吃了一惊；我们双方同意在一切正常之前，或是在用得着我之前，我哪儿都不露面。我到这儿来是想求你的弟弟赏光谈一谈的。我希望你有一个职业比巴萨先生更好的弟弟。为了你的缘故，我真希望巴萨先生不是监狱里的绵羊。”
　　“绵羊”是那时牢房里的黑话，意思是由典狱长控制的密探。那脸色苍白的密探脸色更苍白了，他问他怎么竟然敢一—
　　“我告诉你，”西德尼说，“一个小时或更早以前我在观察附属监狱的墙壁时发现了你。你从那里出来。你有一张很好记的面孔，而我又善于记住面孔。你跟那监狱有关系，这叫我很好奇。我有理由把你跟一个现在很不幸的朋友的灾难联系起来（其中的道理你不会不知道），我便跟着你来了。我紧跟你进了酒店，坐到了你身旁。我从你肆无忌惮的谈话和你的崇拜者们公开散播的谣言毫不费力就推断出了你职业的性质。这样，我偶然涉足的一件事便似乎逐渐变成了我的一个目标，巴萨先生。”
　　“什么目标？”密探回答。
　　“在街上解释怕会惹起麻烦，甚至危险。你能否赏光让我占用你几分钟时间密谈几句？比如在台尔森银行办公室？”
　　“是要挟我去么？”
　　“啊，我说过那话吗？”
　　“那我为什么要去？”
　　“倒也是，你若是不能去，我也就不愿意说了。”
　　“你的意思是不愿意说么，先生？”密探迟疑不决地问。
　　“你很理解，巴萨先生。你不去我是不会说的。”
　　对他心里长期秘密思考的问题和要对付的人，卡尔顿那满不在乎的神气极有利于表现他的敏捷与技巧。他那老练的眼光看清了这一点，而且充分地利用了它。
　　“你看，我早告诉过你不是，”密探抱怨地望了他姐姐一眼，“我要是出了事就是你害的。”
　　“好了，好了，巴萨先生，”西德尼叫道，“别忘恩负义了。要不是因为我非常尊重你的姐姐，我是用不着采取这种愉快的方式提出这个想让双方满意的小小建议的。你跟我去银行吗？”
　　“我倒想听听你的想法。好吧，我跟你去。”
　　“我建议先把你姐姐安全送到她住处的街角。让我搀着你的手，普洛丝小姐。这可不是一座好城市，在这种时候你没有人保护是不能上街的。既然你的保护人认识巴萨，我就打算邀请他也跟我们一起到罗瑞先生家去。想好了没有？走吧！”
　　普洛丝小姐随后就回忆起，而且到死也还记得，在她用手握住西德尼的胳膊、抬头望着他的脸、请求他不要伤害所罗门时，她感到那胳膊有一种鼓舞的动作，他眼里也有一种激动的表情。这不但对消了他那满不在乎的神气，而且改变了他，使他高大起来。只是那时她注意力分散，一方面要为那不值得她爱的弟弟担心，一方面还要听西德尼友好的保证，所以对自己的感觉并没有认真注意。
　　他们把她留在街角之后卡尔顿便领路往罗瑞先生住处走去。那地方只有几分钟的路程。约翰·巴萨，或是所罗门·普洛丝，走在他身边。
　　罗瑞先生刚吃完晚饭，正坐在一两小块木头燃出的快活的火焰旁。他也许是在火光里寻找当年那位年轻得多的台尔森老人吧！那人在多佛的乔治王旅馆里也曾凝视过红色的炭火，可那已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一行人走进屋，他回过脸来，看见个陌生人，脸上不禁露出意外。
　　“普洛丝小姐的弟弟，先生，”西德尼说。“巴萨先生。”
　　“巴萨？”老人重复道，“巴萨？这名字叫我想起了什么——这脸也叫我想起了什么。”
　　“我告诉过你，你那脸容易让人记住吧，巴萨先生？”卡尔顿冷冷地说。“请坐下。”
　　卡尔顿自己坐下时向罗瑞先生皱了皱眉头说，“那次审判的证人。”他为罗瑞先生填补了迷失的环节。罗瑞先生立即想了起来，用并不掩饰的厌恶之情望了望新来的客人。
　　“普洛丝小姐认出了巴萨先生，他就是你听说过的很爱她的那位弟弟，”西德尼说，“他也认了姐姐。我带来了更坏的消息。达尔内又被逮捕了。”
　　老人大惊失色，叫道，“你说什么！我离开他还不到两个钟头呢，那时他还好好的。我正打算回他那儿去！”
　　“可他还是给抓走了。什么时候的事，巴萨先生？”
　　“若是已被捕的话，就是刚才。”
　　“巴萨先生的话是最权威的，先生，”西德尼说，“我是从巴萨先生喝酒时告诉他一个绵羊同伙时知道的。他跟提供信息的人才在监狱门口分了手，眼见他们被看门的放进牢去的。达尔内已再次被捕，这已无可怀疑。”
　　罗瑞先生精通业务的眼睛已从说话人的脸上看出了再谈这个问题只是浪费时间。他感到慌乱，却也明白某些事得靠此时的冷静，便竭力镇定，没有说话，只认真听着。
　　“现在我相信，”西德尼对他说，“明天曼内特医生的名字和威望还能对达尔内大有帮助——你刚才说过明天他会第二次受审，是么，巴萨？”
　　“是的，我相信是的。”
　　“明天医生还可以像今天一样对他大有帮助。可也未必尽然。我向你承认，罗瑞先生，曼内特医生竟然无法制止这次逮捕，这很，叫我震惊。”
　　“他可能事先并不知道，”罗瑞先生说。
　　“这一事实就令人吃惊，想想看，他跟他的女婿有多么亲密！”
　　“确实如此，”罗瑞先生承认了，一只手着急地摸着下巴，两眼着急地望着卡尔顿。
　　“一言以蔽之，”西德尼说，“这是一个铤而走险的时代，这个时代为粉而走险的赌博下着铤而走险的赌注。请医生去赌赢家，我来赌输家吧！在这儿谁的生命都不值得赎买。今天被抬回家的人，明天就可能被处死刑。现在，我决定下的赌注就是在形势最不利的时候把一个押在附属监狱里的朋友赢回来，而我想要击败的朋友正是巴萨先生。”
　　“那你可得有一手好牌呢，先生，”密探说。
　　“我要瞧一瞧手上有什么牌——罗瑞先生，你知道我是个粗线条的汉子，我希望你能给我一点白兰地。”
　　酒放到了他面前，他喝下了一杯，又喝下了一杯，这才沉思着推开酒瓶。
　　“巴萨先生，”他以确实在看着手上牌的人的口气说下去，“监狱里的绵羊，共和国委员会的特派员，有时管牢，有时坐牢，永远是密探和告密者。因为是英国人，所以更有价值得多。因为英国人比法国人干这种差使更少引人怀疑。不过这位英国人在老板面前用了一个假名。这可是一张有分量的牌。此时受雇于法兰西共和政府的巴萨先生当年却受颜于法兰附和自由的敌人—一英国的贵族政府。这张牌很精采，在这个引人怀疑的天地里可以作出一个明白得像白天的推论：巴萨先生仍然拿着英国政府的津贴，做着匹特的密探，正是大家谈得很多、却难得抓到的那种潜伏在共和国内部的无恶不作的英国奸细。这可是一张所向无敌的牌，你听懂了我的牌没有，巴萨先生？”
　　“我不明白你的打法，”密探回答，有些不安了。
　　“我打出一张Ａ：向最近的地区委员会告发。看牌，巴萨先生，看你有什么牌。别着急。”
　　他拉过酒瓶，再斟上一杯，一口灌下去。他看出那密探很怕他真喝醉了马上去揭发。看明白了这一点，他又倒了一杯酒灌下去。
　　“仔细看看你的牌，巴萨先生。慢慢打。”
　　密探那手牌比卡尔顿猜到的还要坏。他看到了西德尼·卡尔顿根本不知道的输牌。他在英国丢掉了那份体面的差使——是因为多次咬着牙作伪证失败，而不是因为那儿不需要伪证。我们英国人夸耀自己鄙视干涉隐私和密探行当的种种根据，其实是新近才出现的。巴萨心里明白，他跨过海峡到法国来当差，起初是在自己的侨胞之间做套诱和窃听的工作，后来逐渐干到法国人当中去了。他在被推翻的政府下曾做过圣安托万区和德伐日酒店的密探，曾经从密切注视着的警察当局得到有关曼内特医生的幽囚、释放和历史的资料，以便跟德伐日夫妇搭讪、从而作亲近的谈话，结果却碰了一个大钉子，败下阵来。他一想起那可怕的女人心里便发毛，那女人跟他谈话时老打毛线，老是一边动手指，一边不怀好意地望着他。以后他在圣安托万区曾见过她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她所织下的记录揭露别人，而那些人的生命则一律被断头台吞掉。他跟当初干过同样差使的所有同行都知道，他一直就不安全；他已被紧紧地拴在了斧头的阴影之下，想逃也是逃不掉了。他也知道尽管他竭尽反复无常、狡猾欺诈之能事，为统治时局的恐怖活动火上加油，但要叫那斧头落到他头上只需要一句话。他可以预见只要他因刚才向他提示的严重问题受到揭发，那可怕的女人就会提出那要命的记录来控诉他，粉碎他生命的最后希望——那女入的冷酷无情他早已见识过多次了。何况干秘密活动的人都是孬种，偏又摊上这么一手黑牌，难怪他掂量着牌时早已面如死灰。
　　“你好像不太喜欢你那手牌呢，”西德尼非常镇定地说，“你玩不玩？”
　　“我看，先生，”密探转向罗瑞先生，露出一副最卑躬屈膝的神态，“老先生年高德劭，希望您向这位比您年轻得多的先生说说，请他无论如何高抬贵手，别打他那张Ａ了。我承认我是个密探，而这又是大家瞧不起的行当—一虽然密探总得有人做。这位先生既不是密探，又何苦降低身份去刺探别人的隐私呢。”
　　“再过几分钟，巴萨先生，”卡尔顿看看表，自己作了回答，“我就要毫不客气地打出我的Ａ了。”
　　“我有一种希望，两位先生，”密探说，他总想引诱罗瑞先生加人谈话，“两位对我姐姐的尊重——”
　　“为了表示对你姐姐的尊重，没有比让她摆脱这样一个弟弟更好的办法了，”西德尼·卡尔顿说。
　　“你这样想么，先生？”
　　“我已经完全下定了决心。”
　　密探那圆滑的态度跟他那身故意装得粗鄙的打扮出奇地不协调，也许跟他平时的态度也不协调。可他那圆滑却在卡尔顿的莫测高深面前碰了个大钉子——卡尔顿在比他更高明更诚实的人面前都是个谜呢！——密探犹豫了，圆滑不下去了。他正在不知所措，卡尔顿又恢复了刚才那玩牌的神气：
　　“我现在又想了想，的确，这几我还有张好牌没报——这牌也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你那绵羊同伙，那位朋友，说是在乡下监狱里吃草的，那人是谁？”
　　“法国人，你不认识的，”密探赶紧说。
　　“法国人，呃！”卡尔顿思考着似乎根本没有注意他，虽然重复着他的话。“唔，也许是吧。”
　　“的确是，我向你保证，”密探说，“虽然这并不重要。”
　　“虽然这并不重要，”卡尔顿以同样的机械方式重复道——“虽然不重要，确实不重要，不重要。可那张脸我确实见过。”
　　“我看不会的，我相信不会的，不可能，”密探说。
　　“不——可——能，”西德尼·卡尔顿回忆着，斟着酒（幸好那杯子不大），“不——可一—能。法语说得挺好。可我总觉得像个外国人，是么？”
　　“是外省口音，”密探说。
　　“不，是外国口音，”一道光线清楚闪过他心头，卡尔顿一掌拍在桌上。“是克莱！化了装，可还是他。我们在老贝勒见过面的。”
　　“那你就太冒失了，先生，”巴萨说时笑了笑，笑得他那鹰钩鼻子更歪了。“你可让我占了上风。克莱，事隔多年，我可以不用隐瞒了。我承认他是我的搭挡，可他已经死了好几年。他最后一次生病时我还照顾过他的。他葬在伦敦乡下的潘克拉斯。那时野蛮的民众很不欢迎他，使我无法亲眼见他入土，可是送他的遗体进棺材我却帮过忙。”
　　说到这儿罗瑞先生发现墙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的魔影，顺眼看去却发现是克朗彻先生。他的头发全都倒竖起来了。
　　“咱们还是清醒一点，”密探说，“讲个公道吧。为了告诉你你错得多严重，设想得多没根据，我要给你看一张克莱的埋葬证明，碰巧从那以后我一直带在记事本里，”说时他勿匆取出那证明打开。“这不是么。啊，你看看，你看看！你可以拿过去看，这可不是伪造的。”
　　此时罗瑞先生看到墙上的人影拉长了，克朗彻先生站起身子走上前来，头发笔直地耸起，即使他那时叫杰克造的屋里的那头母牛下垂的角顶了个跟头，他的头发也不会竖得比现在更直了。
　　克朗彻站到巴萨身边，没有被他发觉，像个鬼国的差役一样碰了碰他的肩头。
　　“那么那个罗杰·克莱，大爷，”克朗彻先生板着面孔平静地说，“是你把他放进棺材的么？”
　　“我放的。”
　　“可又是谁把他掏走的呢？”
　　巴萨往椅背上一靠，结结巴巴地说，“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从来就不在棺材里。不在，他不在！他要是进过棺材可以砍我的头。”
　　密探回头望望另外两人，两人都以难以描述的惊讶望着杰瑞。
　　“我告诉你，”杰瑞说，“你们在那棺材里放的是铺路石和泥土。别跟我胡说什么你埋了克莱了。那是个骗局。我知道，还有两个人也知道。”
　　“你们怎么会知道的？”
　　“那有什么关系？啐！”克朗彻咕哝道，“我对你早就一肚子气。你们欺骗生意人，真不要脸！我拿半克朗打赌，一定要抓住你的喉咙掐死你。”
　　情况忽然急转直下，西德尼·卡尔顿和罗瑞先生大出意外，弄得莫名其妙。他们请求克朗彻先生别生气，作个解释。
　　“下回再解释吧，先生，”他躲闪道，“现在解释不方便。我要坚持的是，他分明知道克莱从未进过棺材。只要他敢说他进了，我就拿半克朗打赌，一定要抓住他的喉咙掐死他，”克朗彻先生把这看作是一种宽容的建议，“否则我就出门去告发他。”
　　“唔，我看出了一个问题，”卡尔顿说。“我手上又有了一张新牌，巴萨先生。你跟贵族政府的另一个密探有联系，这人跟你过去的经历相同，却多了一段神秘，装过死人，又活了过来！这可是外国奸细的监牢密谋，是反对共和国的。在愤怒的巴黎，空气里弥漫着怀疑，你只要一被揭发，准死无疑。一张大牌——肯定能送你上断头台的！你打算赌一赌么？”
　　“不赌！”密探回答。“我认输。我承认我们很不受那些蛮横的暴民欢迎。我是冒着被按在水里淹死的危险逃出英格兰的。克莱也是四面受到追捕，若不搞假出殡是逃不掉的。不过这个人究竟是怎么戳穿了骗局的，我觉得简直是奇迹中的奇迹。”
　　“别去为那家伙费脑筋了，”战斗性很强的克朗彻先生反驳道，“跟这位先生打交道就够你麻烦的了。听着！我再说一遍！”——克朗彻先生忍不住要夸张地炫耀一下他的豪气，“我敢拿半克朗打赌，一定要抓住你的喉咙把你掐死。”
　　监牢绵羊把目光从他转向了西德尼·卡尔顿，下了更大的决心说，“问题已经告一段落，我马上要上班去了，不能迟到。你刚才说有一个建议，是什么请说出来。不过，对我要求过高是没有用的。若是要求我利用职权拿脑袋去冒额外的风险，那我倒宁可试试拒绝的风险，而不是同意的风险。总之，我的选择就是这样。你说铤而走险，在这儿双方都是可以铤而走险的。记住！如果我认为合适，我也可以揭发你们，我可以凭赌咒发誓躲开那石头墙壁，别人也可以。现在说吧，你要我干什么？”
　　“要你干的并不太多。你在附属监狱管牢房么？”
　　“我跟你一句话说断，逃跑是根本不可能的，”密探坚定地说。
　　“我并没有要求你让谁逃跑，你干吗要这样回答？你在附属监狱管牢房么？”
　　“有时管管。”
　　“你愿管就可以管。”
　　“只要我愿意，我可以随便进出。”
　　西德尼·卡尔顿又斟满了一杯白兰地，慢慢倒进壁炉，望着酒洒在火上。酒倒完，他站起身子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在这两位面前说话，因为我这手牌的威力不能光让你和我知道。到这边这个黑屋子里来吧，我俩单独谈谈。”

G.Z.D

西德尼·卡尔顿跟监狱绵羊在隔壁的黑屋里谈话，声音很低，外面完全听不见。罗瑞先生却带着相当的怀疑和不信任打量着杰瑞。那位诚实的生意人承受这眼光的样子更叫人放心不下。他老是把支撑身子的两条腿换来换去，仿佛他长了五十条腿要一条一条地去检查似的。他也检查手指头，那副专心致志的样子也很令人生疑。罗瑞先主的眼光跟他的眼光一接触，他就用乎捂在嘴上咳嗽起来，咳声短促，咳法也特别。据说这种病胸中一尘不染的人是很少得的，即使有，也不多。
　　“杰瑞，”罗瑞先生说，“过来。”
　　克朗彻先生一只肩头在前侧着身子走上前来。
　　“你除了送信还干过什么？”
　　克朗彻先生思考了一会儿，又仔细地瞧着他的老板，忽然得到一个辉煌的灵感，回答道，“带点农业性质的活儿吧！”
　　“我心里很担心呢，”罗瑞先生伸出食指指着他，“担心你使用受人尊重的了不起的台尔森银行作幌子去干很丢人的违法活动。你若是干了，回英国之后就别想我还拿你当朋友，也别想我为你保密。台尔森银行是不准人糟踏的。”
　　“我希望，先生，”克朗彻先生涨红了脸恳求道，“我有幸给您干点零活，直干到头发全白。就算我干过那样的事——我没说干过，只说就算干过——我也希望像你这样的厚道人在打算跟我过不去时多想一想。就算是干过吧，也得考虑到那可不是一方面的事，而是两方面的事。现在医生捞的是金币，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却连一个铜板也捞不到——一个铜板！不，连半个钢板也捞不到—一半个钢板，不，半个铜板的一半也捞不到！—一那钱一溜烟存进了台尔森银行，医生却斜着一双能治病的眼睛偷愉地瞅生意人。医生们马车进马车出——啊，跑起来也是一溜烟，若不是更快的话。他这不也是糟踏台尔森么？吃母鹅要加酱，吃公鹅怕也得要加酱才行吧！还有个克朗彻太太，一有理由就跪下来祷告，反对他做生意，弄得他倾家荡产，倒霉透顶，至少原来在英国是这样，以后还会是这样。而医生的老婆却不用祷告——你见过她们祷告么！就算祷告吧，也不过是祷告别人多生几回病。你说这个不对，难道那个就对么？还有，就算有那么回事吧，残仪馆的人要钱，教区办事员要钱，教堂执事要钱，私家守夜人也要钱，全都要钱，全都贪心不足，到末了还能落得几个？就算落下了几个，也发不了财，阔不起来的，罗瑞先生。但凡能不干，早就想不干了，可已经干上了——我是说即使是已经干上了。”
　　“啊，”罗瑞先生叫道，反倒多少宽容了些。“我现在一看见你就毛骨悚然。”
　　“我没说有那回事，可就算有吧，”克朗彻先生接下去说，“我恭恭敬敬向你提个建议。”
　　不要支吾其辞了，”罗瑞先生说。
　　“不，我不，先生，”克朗彻先生回答，仿佛没有比那话跟他的思想行动更远的了，“我决不支吾其辞，我要恭恭敬敬向你提个建议，先生，如果你愿意，海那边那法学会板凳上坐着我的儿子，以后他长大成人，就给您老跑腿、送信，给您老办杂事，直办到您老归天，只要您老愿意要他。就算是干过了（我仍旧没说真干过，我不会对你支吾其辞的，先生），也让那孩子接替他爸爸的位子，照顾他妈妈吧。别毁了那孩子的爸爸，千万别，先生，就让他爸爸去当个正经的挖坟匠，诚心诚意挖坟，往里面埋人，算作是对当初挖坟往外面抬人这事儿（就算抬过吧）认个错，相信他永远会埋得严严实实的，”克朗彻先生说，一面用手臂擦着脑门上的汗，表示他的发言已近尾声。“我要恭恭敬敬向你建议的就是这个，罗瑞先生。这周围的事吓死人了，天呐，多少人丢了脑袋，多得连帮人下力都跌了价，还有许多别的。见了这阵势谁都得认真想一想呢！就算有那么回事吧，我求你记住我刚才说的话——我原可以不说的，可我说了，为的也就是求个平安。”
　　“这倒算说了真话，”罗瑞先生说。“现在你就别再说了。你若是悔改了，有行动表现，够资格作朋友，我还认你作朋友。但不是口头上的，口头上的我再也不听了。”
　　克朗彻先生用指关节敲敲自己的前额，这时西德尼·卡尔顿和密探从黑屋出来了。“再见，巴萨先生，”前者说，“咱俩就这样定了，你用不着怕我什么了。”
　　他在壁炉前的椅子上坐下，面对着罗瑞先生。两人单独相对时，罗瑞先生问他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若是囚犯出了问题，我保证能见到他，一次。”
　　罗瑞先生脸色一沉。
　　“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卡尔顿说。“要求过高会连他的脑袋也放到斧头下面去的。那就正如他所说的，即使叫人揭发了，也不会比这更糟糕了。这显然是我们处境的弱点。无可奈何。”
　　“但是，如果法庭上出了问题，”罗瑞先生说，“光见面是救不了他的。”
　　“我并没有说救得了他。”
　　罗瑞先生的眼睛逐渐转到炉火上。他对他心爱的人的同情和第二次逮捕的沉重失望使他的目光暗淡下来。他难以承受近来的忧伤，不禁深感自己的衰迈，眼泪随之潸然而出。
　　“你是个善良的人，真诚的朋友，”卡尔顿说，改变了口气。“请原谅我注意到了你的感伤。我不能坐视我的父亲流泪而无动于衷。即使你是我的父亲，我对你的哀伤也只能尊重到这种程度了。其实这场不幸跟你并没有关系。”
　　尽管他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又恢复了一向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但他的口气与抚慰都带着真正的感情和尊重。罗瑞先生过去从没见到过他较为善良的一面，此时见了不免觉得意外，便向他伸出手去，卡尔顿轻轻地握了一握。
　　“还是谈谈可怜的达尔内吧，”卡尔顿说，“请别把这次见面或这种安排告诉露西。这办法并不能帮助她见到达尔内。她可能以为是在不得已时给他送去东西，让他抢在用刑之前自杀呢！”
　　这想法很出乎罗瑞先生意外，他立即看着卡尔顿，想看出他是否真有那种想法。好像是真的。他回望了他一眼，显然明白了他的想法。
　　“她可能想得太多，”卡尔顿说，“每一个念头都可能给她带来痛苦。别把我的事告诉她。我刚到时就告诉过你，最好别让我跟她见面。不见她我仍然可以竭尽全力给她一点我力所能及的帮助。我希望，你打算到她那儿去？她今天晚上一定非常痛苦！”
　　“我现在就去，马上。”
　　“我很高兴，她离不开你，也很仰仗你。她现在怎么样？”
　　“很着急，很伤心，但很美丽。”
　　“啊！”
　　这一声叫喊又悠长又凄楚，似是长叹，又似是呜咽。这使罗瑞先生的目光落到了卡尔顿脸上，那脸正对着炉火，一道光亮（也许是一道阴影吧，老人弄不清）迅速从他脸上掠过，有如在风暴初起的晴朗日子从山边掠过的乌云。他抬起一只脚要把一块快要崩塌的火光熊熊的小柴块推回炉里。他穿了一身流行的白色骑马装和一双长统靴。浅淡的眼里映着火光，使他的脸看去非常苍白，没有修剪过的棕色长发松松地披在脸旁。他对那火的满不在乎的神态很奇特，罗瑞先生急忙警告他，此刻燃烧的柴块虽已被脚踩碎，靴子却还踏在炽热的炭火上。
　　“我忘了，”他说。
　　罗瑞先生的眼睛又被吸引到了他的脸上。他注意到那张天生的漂亮面孔上笼罩了一片憔悴的阴影，这使老人清晰地面忆起法庭上囚徒们的神色，那神色在他的心中记忆犹新。
　　“你在这儿的公事快办完了么，先生？”卡尔顿对他转过身去说。
　　“快完了。我终于办完了我在这儿所能办的事。昨晚我正要告诉你，露西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我希望把一切都处理得万无一失，然后离开巴黎。我有个假期，我准备去度假。”
　　两人都沉默了。
　　“你这么长寿总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岁月的，是么，先生？”卡尔顿若有所思地说。
　　“我七十八岁了。”
　　“你这一辈子做了许多事，总是踏踏实实、坚持不懈地工作着，受人信任、尊敬和器重。”
　　“我从成年以来就是个办事的人。实际上我可以说从儿童时代起就已是个办事的人了。”
　　“你看你，七十八岁，处在多么重要的地位，你离开之后会有多少人想念你呀！”
　　“想念一个孤独的老单身汉么！”罗瑞先生摇头回答，“没有人会为我哭泣的。”
　　“你怎么能那样讲？她难道不会为你哭么？她的孩子难道不会么？”
　　“会的，会的，谢谢上帝。我想的跟我说出的并不完全一样。”
　　“这是一件应该感谢上帝的事，是么？”
　　“当然，当然。”
　　“若是今晚你能真心实意对自己孤独的心说，‘我完全不曾赢得任何人的爱和眷恋、感激和尊堂，不曾在任何人心里引起过柔情，没做过任何善事，没做过对人有益、令人怀念的事！’那你那七十八年岂不成了七十八个沉重的诅咒么？”
　　“你说得对，卡尔顿先生。我想会的。”
　　西德尼又把目光转向炉火，沉默了好一会几说：
　　“我想问问你：——你的儿童时代好像很遥远么？你坐在你母亲膝盖上的日子是否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说时他的表情柔和起来。罗瑞先生回答道：
　　“二十年前倒觉得很远，可到了这个年龄反倒不远了，因为我是做圆周运动的，越是靠近终点，也就越是靠近起点了。这好像是为踏上最终的路做着善意的安慰和准备。现在我的心常为许多长期沉睡的回忆所感动，是关于我年轻美丽的母亲的。（我现在是多么衰老呀！）我想起许多往事，那时我们称作世道人心的东西对我还显得虚无缥缈，我的缺点也还没有固定。”
　　“我懂得你的这种感觉！”卡尔顿惊叫，忽然容光焕发，“这样你便感到更幸福了么？”
　　“但愿如此。”
　　说到这里，卡尔顿站起身子去帮他穿外衣，停止了谈话。“可是你还年轻。”罗瑞先生又回到这个话题。
　　“是的，”卡尔顿说。“我年轻。可是我这种年轻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我活够了。”
　　“我才活够了呢，我相信，”罗瑞先生说。“你要出去么？”
　　“我跟你一起步行到她家门口。你知道我的这种流浪汉习惯，我是闲不住的。如果我在街上转上很久，你也不用担心。早上我又会出现的。你明天要去法庭么？”
　　“不幸的是，要去。”
　　“我也要去，但只是去当听众。我的密探会给我找到地方的。扶住我的胳膊，先生。”
　　罗瑞先生扶住他，两人下楼走到街上。几分钟之后他们来到了罗瑞的目的地。卡尔顿在那儿跟他分了手，却在附近留连不去。大门关上之后他又走到门前，摸了摸门。他听说过她每天都要去监狱。“她从这儿出来，”他四面望望，“往这边走，一定也常踩在这些石头上。我跟着她的脚步走走吧。”
　　夜里十点钟他在拉福斯监狱前露西曾数百次站立过的地方站住了。一个小个子锯木工已关上铺子，正坐在店门口抽烟。
　　“晚安，公民。”卡尔顿经过时停下打招呼，因为那人好奇地看他。
　　“晚安，公民。”
　　“共和国情况如何？”
　　“你是说断头台吧。棒着呢！今天已是六十三个。马上就要满一百了。参孙和他的部下有时抱怨说太累了。哈，哈，哈！参孙真会开玩笑。好一个剃头匠！”
　　“你常去看那剃头匠——”
　　“看他剃头？经常去，每天都去。多灵巧的剃头匠！你见过他剃头么？”
　　“没有。”
　　“在他活儿多的时候去看看吧。想想看，公民。今天他两袋烟工夫不到就剃掉了六十三个头呢！两袋烟工夫不到，真话。”
　　这位傻笑着的小个子取下烟斗，解释他是怎样替刽子手计算时间的。卡尔顿心里闪过一个念头，真恨不得一拳揍死他。他转身要走。
　　“可你不是英国人，”锯木工问，“虽然你一身英国装。”
　　“是英国人，”卡尔顿再次停步，回头作答。
　　“你说话像个法国人呢。”
　　“我在这儿读过书。”
　　“啊哈！地道的法国人！晚安，英国人。”
　　“再见，公民。”
　　“你得去看看那巧妙的玩艺儿，”小个子坚持自己的看法，在他背后叫道，“还带个烟斗去！”
　　西德尼走出他的视线不远，便在街心站住了。他就着闪烁朦胧的路灯在一张纸片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然后驾轻就熟地穿过几条黑暗肮脏的街道——街道比平时肮脏多了，因为在恐怖时期就是县堂皇的大街也没有人打扫——来到一家药店前站住了。药店老板正在关门，那是在一条弯曲的上坡路边由一个不老实的昏聩的小个子开的一个不老实的昏暗的小店。
　　他走到柜台前招呼了老板一声，便把字条放到他面前。“咻！”药店老板看了条子低低地吹了声口哨，“嗨！嗨！嗨！”
　　西德尼·卡尔顿没答理。药店老板又问：
　　“是你要么，公民？”
　　“我要。”
　　“你得注意，要分开使用，公民。你知道合用的后果么？”
　　“很清楚。”
　　几包药分别包好后递给了他。他一包一包放在内展上衣的口袋里，数好钱付了帐，小心地离开了药店。“在明天到来之前，”他说，抬头望望月亮，“再没有别的事要做了。可我是睡不着的了。”
　　他这话是在飞速漂移的流云之下大声说出的，态度再也不是满不在乎，也不是懒散多于轻蔑，而是表现了一个厌倦者的决心。他曾旁徨漂泊，也曾作过斗争，却老是走投无路。现在他终于找到了路，看到了尽头。
　　很久以前，他在早年的竞争者中以头角峥嵘、前程远大著称的时候，曾随着父亲的灵柩来到墓前—一母亲多年前早已去世一一此刻，当他沿着黑暗的街道在重重的黑影里蹀躞，任月亮和流云在他头顶漂移时，父亲墓前庄严的词句忽然涌现在他心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仰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仰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孑然一身的他滞留在一个由斧头统治的城市里，心里禁不住为当天处决的六十三个人，也为关在牢里明天、后天、再后天待决的无数人感到痛苦。那联想的链条，那令他回想起了当年的词句，有如从深海拔起了一根连着生锈的船锚的链条，是很容易追溯的。可是他没有去追溯，只是反复念诵着那几句话，往前走去。
　　西德尼·卡尔顿怀着庄严的兴趣望着还有灯光闪烁的窗户，窗里的人能得到几小时平静便忘却了四周的恐怖，要睡觉了。他望着教堂的塔楼，那儿已没有人作祈祷，因为多年来以牧师身分出现的骗子手、强盗和花花公子已普遍使人深恶痛绝到了宁肯自我毁灭的程度。他望着远处的墓地，墓地大门上标明是划拨给“永恒的休息”的。他望着爆满的监狱，望着街道，一批批囚犯就是沿着这些街道走向死亡的。死亡早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断头台的行动在世人心里已引不起什么冤魂不散的凄惨传说。他怀着庄严的兴趣观察着这个在喧哗激怒之中落入夜间短暂休眠的城市，观察着它的生命与死亡。他再度行过了塞纳河，踏入了灯光较为明亮的市街。
　　街上马车稀少，因为坐马车可能引起怀疑，上流社会的人早把脑袋隐藏到红便帽之下，穿上沉重的鞋，蹒跚地步行。不过戏院仍然满座，他经过戏院时，人群正欢笑着往外涌，议论着往家里走。戏院门前有个小姑娘正和她的妈妈一起穿过泥泞要过街去。他抱起了孩子送她过街。在那怯生生的手臂放松他的脖子时，他要她让他亲一亲。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仰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仰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此时道路悄寂，夜色渐浓，《圣经》的词句伴和着他的脚步的回音，在空中回荡。他心里一片宁静，一念不兴，只偶然伴随着脚步在嘴里重复那些词句，可那些词句却永远在他耳里震响。
　　夜色渐渐淡去，他站在桥头，听着河水拍打着巴黎岛的河堤，堤边的房屋与大教堂在月光下泛着白光，融浑交汇，有如图画。白日冷清清地到来了，像从空中露出了一张死尸的脸。然后夜、月亮和星星便淡成灰白，死去了。一时之间，大千世界仿佛交给了死神统治。
　　但是，辉煌的太阳升起来了，仿佛用它那万丈光芒把夜间令他沉重的词句直接送进了他的心窝，给了他一片温暖。他用手肃然地遮住眼睛，迎着阳光望去，看到一道光桥架在空中，把他和太阳联结起来，阳光下河水波光粼粼地熠耀着。
　　清晨静谧之中的澎湃的潮水是那么迅疾，那么深沉，那么可信，有如意气相投的挚友。他远离了房舍，沿着河边走去，竟沐着太阳的光亮与温暖，倒在岸边睡着了。他醒来站起身子，还在那儿逗留了一会儿，望着一个漩涡漫无目的地旋卷着，旋卷着，终于被流水吸去，奔向大海——“跟我一样！”
　　一艘做生意的小艇扬起一片色调如死叶般柔和的风帆，驶入了他的视线，又驶出了他的视线消失了。那小艇的踪迹在水中隐没时，他心里爆发出一个祈祷，祈求慈悲对待他的一切盲目行为与错误。那祈祷的结尾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他回到银行时，罗瑞先生已经外出。这善良的老人的去向不难猜测。西德尼．卡尔顿只喝了点咖啡，别的什么都没喝，再吃了一点面包，然后洗了洗，换了衣服，让自己清清爽爽，便到法庭去了。
　　那只黑色的绵羊（许多人一见他便吓得躲开）把他塞进入群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去时，法庭里正是一片喧哗与骚动。罗瑞先生在那儿，曼内特医生在那儿，她在那儿，坐在她父亲身边。
　　她的丈夫被押进来时，她向他转过眼去，那目光是那样有力，那样鼓舞，那样充满钦敬的挚爱与怜惜的柔情，却又表现了她为他而具有的勇气。那目光在他脸上换回了健康的血色，使他一顾一盼都神采奕奕，使他的心活跃起来。若是有人注意到了露西的目光此刻对西德尼．卡尔顿的影响，便也会发现她对他的影响也正跟对她的丈夫一模一样。
　　在那不公正的法庭面前很少有保证听取被告申诉的程序，甚至根本没有。若是一切的法律、手续和仪式当初不曾受到这样恣意的践踏，致使这场革命的自杀性的报复把它们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眼前这种革命就不会发生了。
　　每一双眼睛都转向了陪审团。陪审团员全是跟昨天、前天、明天、后天、大后天——样的坚定的爱国者、优秀的共和主义者。其中有一个人最引人注目，那人一脸饥渴、迫不及待，手指头老在嘴边抓来挠去，那样子给观众巨大的满足。那是圣安托万区的杰克三号，一个嗜杀成性、食人生番式的、满怀血腥的陪审员。整个陪审团有如一群为审判鹿而集合起来的恶狗。
　　每一双眼睛又转向了五位法官和公共检察长，今天这里完全没有偏私，只有一片凶残暴戾、不讲情面、杀气腾腾、公事公办的神气。每一双眼睛都转向人群中的另一双眼睛，称许地向对方眨眨眼，点点头，又再向前望去，聚精会神地听着。
　　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昨日开释，昨日再次受到指控，重新被捕。控诉书昨夜已交该犯本人。该犯以共和国的敌人、贵族、出身残暴贵族家庭嫌疑受到揭发，该犯所属家族已因使用现己被剥夺的特权无耻欺压百姓而被剥夺法律保护。根据剥夺法律保护条令，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依法当处以死刑，绝无宽贷。
　　公众检察官的发言极简短，大意如此。
　　法庭庭长提问，被告受到的是公开揭发，还是秘密揭发。
　　“公开揭发，庭长。”
　　“谁是揭发人？”
　　“有三个人揭发。欧内斯特．德伐日，圣安托万区酒店主。”
　　“好。”
　　“泰雷兹．德伐日，上述德伐日之妻。”
　　“好。”
　　“亚历山大．曼内特，医生。”
　　法庭里爆出一片震耳的喧嚣，曼内特医生在喧嚣中从座位上站起来，面色苍白，浑身发抖。
　　“庭长，我向你提出愤怒的抗议。这是伪造，欺骗。你知道被告是我女儿的丈夫，而我的女儿和她所爱的人在我眼中比我的生命还要宝贵。这位硬说我揭发了我女儿的丈夫的人是谁？在哪儿？”
　　“曼内特公民，安静。不服从法庭的权威是能叫你失去法律的保护的。至于说比你的生命更宝贵么，对于一个好公民而言，没有什么能比共和国更宝贵的了。”
　　这番申斥获得了高声的喝彩。庭长摇铃要求安静，然后激动地讲了下去。
　　“即使共和国要求你牺牲你的女儿，你的责任也只能是拿她作牺牲。肃静，往下听！”
　　一片疯狂的欢呼随之而起。曼内特医生坐下，眼睛四面望着，嘴唇发抖。他的女儿更靠近了他。那满脸饥渴的人搓搓双手，又用一只手在嘴边抓挠了起来。
　　德伐日出庭。法庭肃静到能听见他发言时，他迅速叙述了囚禁的故事。他从孩子时起就在医生家工作，医生获释时被交给他。他的陈述受到以下的简短审查。法庭工作一向十分迅速。
　　“你在攻占巴士底狱时表现良好，是么，公民？”
　　“我相信如此。”
　　这时人群中传来一个女人激动的尖叫，“你在巴士底是最出色的爱国者，你为什么不说？你那天在那儿是个炮手，那受到诅咒的要塞被攻垮时，你是最早冲进去的。爱国者们，我说的是真话吧！”
　　那在听众的热烈赞扬声中像这样促进了审讯过程的是复仇女神。庭长摇铃，受到鼓动、头脑发热的复仇女神尖叫道，“我才不理你那铃声呢，”因而她再次受到赞赏。
　　“向法庭报告那天你在巴士底狱做的事吧，公民！”
　　“我知道我所说的囚犯曾被关在一间叫作北塔一Ｏ五的牢房里，”德伐日低头望了望他的妻子，她站在他证人席的台阶下面，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我是从医生那儿听说的。他在我的照顾下做鞋的时候只知道自己叫北塔一０五，别的名字都不知道。我那天开炮时已下定决心，只要攻下了要塞，一定要去检查那间牢房。我跟一个公民在一个管牢的人带领之下爬上了牢房。那公民现在是在座的一个陪审员。我很仔细地检查了那屋子。我在烟囱的一个洞里发现了一块被取下又重新安好的石头，从那里面找到了一份手稿。这就是。我曾研究过曼内特医生好些笔迹，把那当作一项工作。这份手稿确实是曼内特医生的手迹。我把曼内特医生这份亲笔手稿呈交庭长处理。”
　　“宣读手稿。”
　　死一样的沉默和安静。受审的囚徒满怀爱意望着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不断焦灼地从他望到自己的父亲；曼内特医生目不转睛地望着朗读者；德伐日太太目不转睛地盯着囚徒；德伐日目不转睛地望着看得正高兴的妻子；法庭上其他的眼睛都专注地望着医生；医生对他们却一个也没看见。法庭宣读了那份手稿，全文如下。

G.Z.D

“我，不幸的医生亚历山大·曼内特，波维市人，后居巴黎，于一七六七年最后一个月在巴士底狱凄凉的牢房里写下这份悲惨的记录。我打算把它藏在烟囱墙壁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下了极大的功夫才挖出了这个隐藏之地。在我和我的悲哀都归于尘土之后也许会有人怀着怜惜之情在这里找到它。
　　“我是在被幽禁的第十年的最后一个月用生锈的铁尖蘸着从烟囱刮下的烟炭和木炭末拌和了我的血很吃力地书写的。我心里已不再存有希望。我从自己身上的可怕征兆看出，我的神智不久即将遭到破坏。但我庄严宣布我现在神智绝对清楚，记忆完全准确，我所写下的全是事实，我可以在永恒的审判席位上为我所写的最后记录负责，无论是否有人会读到它。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第三周一个多云的月夜（我想是二十二日夜），我在塞纳河码头边一个行人已稀的地点散步，想借霜冻的空气清凉一下。“那地方距我在医学院街的住处有一小时路程。这时一辆飞驰的马车从我身后赶来，我怕被它撞伤，急忙闪到路边，让它过去，车窗里却伸出一个头来，一个声音命令车夫停下。
　　“车夫一收马缰，车停下了，刚才那个声音叫着我的名字，我答应了。那时马车已在我前面颇远，在我走到车前时，两位绅士已开门下了车。我观察到两人都用大氅裹紧，仿佛不愿叫别人认出。他俩并排站在车门边，我观察到他们跟我年纪相仿，也许略小一点，而且两人的高矮、神态、声音和面貌（就我所能看到的部分而言）都十分相像。
　　“‘你是曼内特医生么？’一个说。
　　“‘是的。’
　　“‘曼内特医生，以前住在波维，’另一个说，‘年轻的内科医生，最初原是外科专家，近一两年在巴黎名气越来越大，是么？’
　　“‘先生们，’我回答道，‘我就是曼内特医生，你们过奖了。’
　　“‘我们到你家去过，’第一个说，‘运气不好，没找到你，听说你可能往这个方向走，便跟着来了，希望能赶上你。请上车吧！’
　　“两人架子都很大，一边说话，一边走了上来，把我夹在他们和马车车门之间。两人都带着武器，我却没有。
　　“‘先生们，’我说，‘对不起，但我一向是要事先了解是谁赏光要我出诊，病号的情况如何的。’
　　“回答的是第二个说话的人。‘医生，你的病家是有地位的人。至于病人情况，我们信服你的医术，用不着我们介绍，你自己会知道的。行了，请上车吧！’
　　“我无可奈何，只好服从，一言不发上了车。两人也跟着上来了——第二个人是收了踏脚板跳上来的。马车掉过头，用刚才的速度飞驰而去。
　　“我是按实际情况复述这次谈话的，字字句句都如实记录，这我毫不怀疑。我控制了我的思想，不让它游离我的工作。我如实准确地描述了一切。我在这里划上暂停号，把我写下的文件隐藏起来，准备以后再写。”
　　“马车把街道丢在后面，穿过北门关隘进入乡间道路。在离开关隘三分之二里格时——当时我没有估计距离，是在下次通过时估计的—一马车离开了大路，在一套独立的宅院前停下了。我们下了车，沿着花园潮湿柔软的小径走去。那儿有一温泉水，由于无人管理，已经溢流出来，流到宅院门口。拉了门铃却无人立即开门，等到门开了，引我来此的其中一人便用他那厚重的骑马手套揍了来开门的人一个耳光。
　　“这个行为并未引起我多大注意，普通老百姓像狗一样挨打我已司空见惯。但是，另一个人也生气了，伸出胳膊又揍了那人一家伙。这时我才第一次发现他们是孪生兄弟。
　　“住宅的门锁着。两兄弟之一开了门让我们进去，然后又反锁上了。从我们刚在院落大门下车时起我就听见楼上屋里有哭喊声。我被径直带进了那屋子。上楼时那叫声越来越大，我发现一个病人躺在床上，害了脑炎，发着高烧。
　　“病人是个绝色美女，很年轻，无疑刚过二十。她头发蓬松披散，两臂用带子和手巾捆在身体两侧。我注意到这些捆绑用品都来自男人的服装。其中之一是穿礼服用的绣有花边的围巾。在那上面我看到一个贵族纹章和字母E。
　　“这一切是我在研究病人的第一分钟发现的，因为病人在不断挣扎时已翻过身子把脸转向了床边，让围巾的一角卷进了嘴里，有被窒息而死的危险。我的第一个动作是伸出手来解除她的危险；在拉开围巾时，巾角上的刺绣落入了我的眼里。
　　“我把她轻轻翻过身来，双手放在她胸上，让她平静，也让她躺好，同时看看她的脸。她瞪大了眼睛，神志不清，不断发出尖锐的呼喊，反复地叫着：‘我的丈夫，我的爸爸，我的弟弟！’接着便从一数到十二，然后说，‘嘘！’像这样周而复始，次序不变，态度也不变。除了那固定的停顿之外一直没有住口。
　　“‘这种情况有多久了？’我问。
　　“为了区别两个弟兄，我把他俩分别叫作哥哥和弟弟。我把那最权威的叫哥哥。哥哥回答道，‘大约从咋天晚上这时候开始的。’
　　“‘她有丈夫、父亲和弟弟吗？’
　　“‘有一个弟弟。’
　　“‘我不是在跟她的哥哥说话吧？’
　　“他非常轻蔑地回答道，‘不是。’
　　“‘她近来有什么跟数字十二有关的事么？’
　　“弟弟不耐烦地插嘴道，‘十二点钟！’
　　“‘你们看，先生们，’我说，我的手仍在她胸口上，‘你们像这样把我带了来，我是无能为力的！我若早知道是来看什么病，就可以带好应用的药品。像现在这样，只能是浪费时间。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哪几有药呢。’
　　“哥哥望了弟弟一眼，弟弟傲慢地说，‘有个药品箱。’他便从一间小屋里把它取了出来，放在桌上。”
　　“我打开几个药瓶，嗅了嗅，用嘴唇碰了碰瓶塞，这里的药除了本身就是毒药的麻醉剂之外，并没有我要用的药。
　　“‘这些药你不放心么？’弟弟问。
　　“‘你看，先生，我会用的，’我回答，就再也没说话。
　　“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想了许多办法把我要用的药给她喂了下去。因为过一会儿还得用药，现在也要观察疗效，我便在床边坐了下来。有一个很胆小的怯生生的妇女在服侍（她是楼下那人的妻子），此刻退到了一个角落里。那房子非常潮湿腐朽，家具也很平常——显然是最近才临时使用的。窗前钉了些陈旧的厚窗帘，想要挡住那尖叫声。尖叫继续有规律地发出，‘我的丈夫，我的爸爸，我的弟弟：’数到十二，然后是‘嘘!’病人很疯狂，我没敢解掉捆缚她双臂的带子，却也作了检查，设法不让她疼痛。病人溅出的唯一令我鼓舞的火星是我放在她胸前的手产生了抚慰的效果，有时能让那身躯平静一点，但是对尖叫却没有作用：没有钟摆比它更准时的
　　“因为自以为我的手有这种效果，我在床边坐了半个小时，弟兄俩在旁边看着。后来哥哥说：
　　“还有一个病人。’
　　“我吃了一惊问，‘是危重病么？’
　　“‘你还是自己去看吧，’他满不在乎地回答，说时拿起了一盏灯。”
　　“另一个病人在另一道楼梯后的一间房里。那房间在马厩的上方，也可算是一种阁楼。楼顶有低矮的天花板，一部分抹了石粉，剩下的部分却空着，露出瓦房顶的屋脊和横梁。那是堆放麦秸和干草的地方，也放木柴，还存放着一堆埋在沙里的苹果。我穿过那地方来到病号面前。我的记忆精确无误。我用这些细节来审查我的记忆力。在我被幽禁快满十年的此刻，在巴士底狱我的牢房里，那天晚上的景象全都历历如在我眼前。
　　“一个英俊的农村少年躺在地上的干草里，头下枕着一个扔在地上的垫子。他最多只有十七岁。他右手捂着胸口躺在地上，咬紧牙关，圆睁着双眼望着头顶。我在他身边跪下一条腿，却看不见他的伤在哪里。我可以看出他因锐器刺伤，快要死去了。
　　“‘我是个医生，可怜的朋友，’我说，‘让我检查一下吧。’
　　“‘我不要检查，’他回答，‘随它去。’
　　“伤口在他捂住的地方，我说服他拿开了手。是剑伤，受伤时间大约在二十至二十四小时以前。但是即使他当时立即得到治疗也已无术可治。他正在迅速死去。我转过眼去看那位哥哥，只见他低头望着这个英俊少年的生命在消逝，只如看着一只受了伤的鸟或兔，一点也不像看着跟他相同的人类。
　　一这是怎么回事，先生？’我问。
　　“‘一条小疯狗！一个农奴！逼着我弟弟拔剑决斗，把他杀了——倒像个贵族一样。’
　　“那答话里没有一丝怜悯、痛苦，或是人类的同情。说话人似乎承认那个卑贱的生物死在这儿不太方便，认为他还是像虫子那样默默无闻地死去为好。对于那少年和他的命运，他根本不可能表示同情。
　　“他说话时，那少年的眼睛慢慢转向了他，这时又慢慢转向了我。
　　“‘医生，这些贵族非常骄傲。可我们这些卑贱的狗有时也很骄傲。他们掠夺我们、侮辱我们、殴打我们、杀死我们，可我们有时也还剩下点自尊心。她——你见到她了么，医生？’
　　“虽然距离很远，但那尖叫在这儿也还隐约可闻。他指的就是那尖叫，仿佛她就躺在我们身边。
　　“我说，‘我见到她了。’
　　她是我姐姐，医生。多少年来这些贵族对我们的姐妹们的贞操和德行就拥有一种可耻的权利，可我们也有好姑娘。这我知道，也听我爸爸说过。我姐姐就是个好姑娘，而且跟一个好青年订了婚，我姐夫是他的佃户。我们都是他的佃户——站在那边那个家伙。那另一个是他的弟弟，是一个恶劣的家族里最恶劣的人。’
　　“那少年是克服了最大的困难才集中了全身的力量说出话来的，但是他的神色却起着可怕的强调作用。
　　“‘我们这些卑贱的狗就要挨那些高贵的家伙的抢掠。站在那边的那个家伙，他抢夺我们，逼我们交苛捐杂税，逼我们给他们做事、不给报酬，逼我们到他的磨坊磨面。他的鸡鸭鹅大群大群地吃我们少得可怜的庄稼，却一只鸡鸭都不准我们喂养。他把我们抢得干干净净，我们若是有了一小片肉，只好闩上门，闭上窗，提心吊胆地吃，怕被他的人看见拿走—一我说，我们给抢得、逼得、刮得太苦了，我爸爸对我们说生孩子很可怕，我们最应当祈祷的就是让我们的妇女不要生育，让我们悲惨的种族灭绝！’
　　“被压迫者的痛苦像烈火一样爆发燃烧的情况我还从来没看见过。我原以为它只能隐藏在人们心里的什么地方呢！可现在我却在这个快要死去的少年身上看见了。
　　“‘不过，我姐姐却结婚了。那时她的情人在生病，可怜的人，她却嫁给了他。她想在我们的农家屋里—一这家伙叫它狗窝——照顾他，安慰他。她结婚才几个星期这家伙的弟弟就看见了她。他看中了她的漂亮，要求这家伙把我姐姐借给他使用——在我们这种人当中丈夫算得了什么！这家伙倒很愿意，但是我姐姐却又善良又贞洁，对这家伙的弟弟怀着跟我一样强烈的仇恨。为了逼迫我的姐夫对姐姐施加影响，让她同意，这一对弟兄干出了些什么样的事呀！’
　　“那少年一双眼睛原先望着我，此时却慢慢转向了我身边那个人。我从这两张面孔上看出那少年的话全是真的。就是此刻在巴士底狱里我也还能看到两种针锋相对的骄傲彼此的对峙。一面是贵族的骄傲，轻蔑，冷淡；一面是农民的骄傲，被践踏的感情和强烈的复仇情绪。
　　“‘你知道，医生，按照贵族的权利，我们只是些卑贱的狗，他们可以把我们套在车辕上赶着走。他们便这样把我姐夫套上车辕赶着走了。你知道，他们有权让我们通夜在地里轰青蛙，不让它们干扰老爷们高贵的睡眠。他们夜里逼迫我姐夫在有害的雾气里干活，白天又命令他回来套车。可是我姐夫仍然不听他们的。不听！一天中午他被从车轭上放下来吃东西——若是他还找得到东西吃的话——他呜咽了十二声，每一声呜咽正好有一声钟声相伴，然后便死在我姐姐怀里。’
　　“若不是有他倾诉冤情的决心支持，人世间是没有力量让他活下去的。他的右手仍然紧握着，捂住伤口，逼退了逐渐加重的死亡的阴影。
　　“‘然后，那弟弟得到了这家伙的同意，甚至帮助，把我姐姐弄来了，尽管她告诉了他一件事——我知道她一定会告诉他的，这事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马上也会知道的。他的弟弟把我姐姐带走’了。他拿她寻开心，消遣了几天。我在路上看见她路过，把消息带回家里，我爸爸便心碎而死。他满腹冤屈，却一个字也没说。我把我的小妹妹（我还有个妹妹）带到了一个这家伙找不到的地方，她在那儿至少可以不做他的奴仆。然后我便跟踪他的弟弟来到这里，昨天晚上刻进了院子——一条卑贱的狗，手里却有一柄剑。阁楼的窗户在哪儿？就在这旁边么？’
　　“在他眼中全屋黑了下来，周围的世界越缩越小。我向四面望望，看到麦秸干草踩得乱成一片，似乎这里有过搏斗。
　　“‘我姐姐听见我的声音，跑了进来。我要她在我杀掉那家伙之前别靠近我。那家伙进来了，先是扔给我一些钱，然后便用鞭子抽我。可是我却用剑刺他，逼他跟我决斗一—虽然我是条卑贱的狗。他拔出剑来保护自己，为了保住性命，他施展出了浑身解数。我使他把他那剑折成了几段，因为那上面染上了我卑贱的血。’
　　“刚才我曾在干草堆里瞥见一把折成几段的剑。那是贵族的佩剑。在另一个地方，还有一把老式的剑，似乎是士兵用的。
　　“‘现在，扶我起来吧，医生，扶我起来。他在哪儿？’
　　“‘他不在这儿。’我扶起少年，估计他指的是那哥哥。
　　“‘他！这些贵族尽管骄傲，他却害怕见我。刚才还在这儿的那个人呢？把我的脸转向他。’
　　“我照办了，抬起少年的头靠在我的膝盖上。但是少年此刻却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力气，完全站直了身子，逼得我也站了起来，否则我便扶不住他。
　　“‘侯爵’少年圆睁了双眼对他转过身去，举起右手，‘等到清算这一笔笔血债的日子，我要你和你全家，直到你的种族的最后一个人对这一切承担责任。我对你画上这个血十字，记下我的要求。等到清算这一笔笔血债的日子，我要你的弟弟，你那卑劣种族中最卑劣的家伙，单独对此承担责任。我对他画上这个血十字，记下我的要求。’，
　　“他两次伸手到胸前的伤口上，然后用食指在空中画着十字。他举着手还站了一会儿，手落下时人也倒下了。我放下了他，他已经死了。”
　　“我回到那年轻妇女身边时，发现她仍按刚才的顺序一成不变地吃语尖叫。我知道那种情况还可能继续许多小时，十之八九要在坟墓的沉默里才能结束。
　　“我又让她服下刚才用的药，然后在她身边直坐到深夜。她的呼喊仍然尖利，她的话语仍然清楚，顺序也从不改变。总是‘我的丈．夫，我的爸爸，我的弟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嘘！’
　　“从我初见她时算起，她一直喊叫了二十六个小时。其间我曾离开过她两次。在我又一次坐到她身边时，她开始虚弱下来。我竭尽全力帮助她，但愿能有几分希望，可是不久她便昏沉了，像死人一样躺着。
　　“仿佛是一场可怕的漫长的风暴终于过去，风停了，雨止了。我放下了她的双臂，叫那个妇女来帮助我整理好她的容貌和撕开的衣衫。那时我才发觉她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妊娠迹象，也是在那时我对她怀着的一点点希望终于破灭了。
　　她死了吗？’侯爵问，我还是把他称作哥哥吧。那哥哥刚下了马，穿着靴子进到屋里。
　　“‘没有死，’我说，‘但看来是要死了。’
　　一这些卑贱的家伙精力多么旺盛呀！’他低头看她，好奇地说。
　　“‘痛苦和绝望之中存在着极其强大的力量！’我回答他。
　　“他听见这话先是笑了笑，可马上便皱起了眉头。他用脚推了一把椅子到我的椅子面前，命令那仆妇出去，然后压低了嗓子说：
　　医生，在发现我的弟弟跟这些乡巴佬有了麻烦之后，我推荐了你来帮忙。你很有名气，是个前程远大的青年，也许懂得关心自己的前程。你在这儿见到的一切是只可以看、不可以外传的。’
　　“我只听着病人的呼吸，避而不答。
　　“‘你给我面子，听见我的话了么，医生？’
　　“‘先生，’我说，‘干我这种职业的人对病家的话都是保密的。’我的回答很警惕，因为我的所见所闻使我心里很痛苦。
　　“她的呼吸已很难听见，我仔细地把了把脉，摸了摸胸口。还活着，但也只是活着而已。我回到座位上回头一看，两弟兄都在注视着我。”
　　“我写得非常吃力，天气很寒冷，我非常害怕被发现后关到漆黑一团的地牢里去，因此，我得压缩我的叙述。我的记忆没有混乱，也没有失误。对我和那两弟兄之间的对话，我能回忆起每一个字和每一个细节。，
　　“她拖了一个礼拜，在她快死的时候，我把耳朵放到她的唇边，听见了她对我说的一些音节。她问我她在哪儿，我回答了；她问我是谁，我也回答了。我问她姓什么，她却没有回答。她在枕上轻轻摇了摇头，跟她弟弟一样保守了秘密。
　　“我告诉那两弟兄她的病情已急剧恶化，再也活不到一天了。这时我才有了机会问她问题。在那以前，除了那个妇女和我之外再也没有让她意识到还有别人在场。而只要我在场，那两兄弟总有一个警惕地坐在床头的帘子背后。可到那以后，他俩对我可能跟她说些什么仿佛已不在乎了。一个念头闪过我心里：我大约也快死了。
　　“我一直感到两弟兄都以弟弟曾跟一个农民（而且是个少年）决斗为奇耻大辱。他们唯一关心的好像只是这事非常有辱门风，荒唐可笑。我每一次看见那弟弟的眼光都感到他很憎恶我，因为我听见了那少年的话，知道了许多内情。他比他哥哥对我要圆滑些，客气些，但我仍看出了这一点。我也明白我是那哥哥心里的一块病。
　　“我的病人在午夜前两小时死去了——从我的表看，跟我初见她的时刻几乎分秒不差。她那年轻的悲伤的头轻轻向旁边一歪、结束了她在人间的冤屈与悲痛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她身边。
　　“那两弟兄在楼下一间房里不耐烦地等着，他们急着要走。我一个人坐在床前时就已听见他们用马鞭抽打着靴子，踱来踱去。
　　“‘她终于死了么？’我一进屋哥哥便说。
　　“‘死了，’我说。
　　“‘祝贺你，弟弟，’他转过身子说出的竟是这样的话。
　　“以前他曾给我钱，我都拖延不肯接受。现在他又递给我一纸筒金币，我从他手里接下，却放到了桌上。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什么也不收。
　　“‘请原谅，’我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收。’
　　“两弟兄交换了一下眼色，却对我点了点头，因为我正在对他们点头。我们分了手，再也没有说话。”
　　“我很厌倦，厌倦，厌倦—一痛苦使我憔悴不堪。我无法读我这只瘦骨嶙峋的手写下的文字。
　　“清晨一大早那筒金币又装在一个小匣子里放在了我的门口，外面写着我的名字。从一开始我就在焦虑着该怎么办，那天我便决定写封私信给大臣，把我所诊治的两个病号的性质和地点告诉了他。实际上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部讲了。我明白宫廷权势的意义，也知道贵族的种种豁免权，也估计这件事不会有人知道，但我只想解除良心上的不安。我把这事严格保密，连我的妻子也没告诉。我决定把这一点也写在信里。我并不懂得我所面临的真正危险，但我意识到若是让别人知道了，卷了进来，他们也可能会遇到危险。
　　“我那天很忙，晚上没来得及写完信。第二天我比平时早起了许多，把它写完了。那是那一年的最后一天。我写完了信，信还摆在面前，便听说有一位夫人等着要见我。”
　　“我要想完成自己规定的任务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天太冷，牢房太黑，我的知觉太麻木，笼罩在我身上的阴云也太可怖。
　　“那位夫人年轻漂亮，令人倾倒，看去却已寿命不长了。她十分激动，向我介绍自己是圣·埃佛瑞蒙德侯爵夫人。我把那少年对那哥哥的称呼跟围巾上的字母E一对号，便不难得出结论：我最近所见到的便是那位贵族。
　　“我的记忆仍然准确，但是我不能把我跟侯爵夫人的谈话都写出来。我怀疑自己受到了更加严密的监视，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受到监视。侯爵夫人半靠发现、半靠推测明白了那残暴事件的主要情节，也知道了她丈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请我治疗的事。她并不知道那姑娘已经死了。她非常痛苦地说，希望秘密地对那姑娘表示一个女人的同情。长期以来这个家族遭到了许多含冤受苦者的痛恨，她希望这不至引来上天的震怒。
　　“她有理由相信这家还有一个小妹妹活着。她的最大愿望便是帮助那小妹妹。我除了告诉她确实有这么一个妹妹之外说不出什么其它的话，因为我此外一无所知。她来找我的动力是希望我信任她，把那小妹妹的名字和地点告诉她。可是直到眼前这悲惨的时刻我却对此一无所知。”
　　“这些七零八碎的纸不够用了。昨天他们从我这几拿走了一张，还警告了我。我今天必须写完我的记录。
　　“她是个富于同情心的好太太，婚姻很不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呢！小叔子不信任她，不喜欢她。在他的势力之下大家都跟她作对。她怕他，也怕她的丈夫。我送她下楼来到门口时，她的马车里有一个孩子，一个漂亮的孩子，大约两三岁。
　　“‘为了孩子的缘故，医生，’她流着眼泪指着孩子说，‘我愿竭尽我可怜的一点力量进行弥补。否则他继承下来的东西对他绝不会有好处。我有一种预感，对这次事件若是没有作出清清白白的弥补，总有一天是会叫孩子来承担责任的。我仅有的一点可以称作个人所有的东西只是一些珠宝首饰。若是能找到那小妹妹，我给孩子的平生第一个任务就是把这点珠宝连同她亡母的同情与哀悼赠送给这个受到摧残的家庭。’
　　“她吻了吻孩子，爱抚着说，‘那是为了你好呢。你会守信用么，小查尔斯？’孩子勇敢地回答道，‘会的！’我吻了吻夫人的手，她抱起那孩子爱抚着他离开了。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她。
　　“由于她深信我知道她丈夫的姓名，所以提起了它，我在信里却井未提名道姓。我封好了信，不愿交给别人，那天便亲自去付了邮费。
　　“那天晚上，亦即那年除夕晚上九点钟，一个穿黑衣的人拉响了我家的门铃，要求见我。他轻乎轻脚跟在我年轻的仆人欧内斯特．德伐日身后上了楼。我的仆人走进屋子，我跟我的妻子——啊，我的妻子，我心里最爱的人！我年轻美丽的英国妻子！——正坐在屋里，她看见那人不声不响站在他身后，而他是应当留在大门外的。
　　“他说圣奥诺雷街有人得了急病，不会耽误我多少时间，他有马车等候。
　　“那马车便把我带到了这儿，带进了我的坟墓。我刚出门，一条黑色的围巾便从身后勒紧了我的嘴，我的双手被反剪了起来。那两个弟兄从一个黑暗角落走出，打了一个手势，表示已验明正身。侯爵从口袋里取出我写的信，让我看了看，一言未发，在举起的风灯上点燃、烧掉了，又用脚踩灭了灰烬。我被带到了这里。带进了我的坟墓。
　　“若是上帝高兴，在这些可怕的岁月里曾让那铁石心肠的弟兄之一想起给我一点有关我最亲爱的妻子的消息，哪怕是一句话——她究竟是死是活——我也能认为上帝还没有完全抛弃他们。但是现在，我却相信那血十字已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上帝的怜悯已全没有他们的份。我，亚历山大·曼内特’，不幸的囚徒，在一七六七年的最后一夜，在我无法忍受的痛苦之中，对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直到他们家族的最后一人，发出我的控诉。我向这一切罪孽得到清算的日子发出控诉。我向上天和大地控诉他们。”
　　手稿一读完便爆发出一片可怕的喧嚣。是渴望与急切的喧嚣，喧嚣中除了“血”字之外别的话都听不清。这番叙述唤起了那个时代最强烈的复仇情绪。这种情绪的锋芒所向是没有一个人头不会落地的。
　　当初在巴士底狱缴获的纪念品都曾被抬着游行，而德伐日夫妇却把这份手稿隐藏起来，秘而不宣，等待时机。这是为什么？可这样的法庭和这样的听众是不想追究的。这个受人憎恨的家族的名字长期以来就受到圣安托万的诅咒，而且被列入了死亡名单，这也是用不着追究的。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的德行和功勋能在那一天的那个地方抵挡得住那样的控诉的冲击。
　　使那注定要灭亡的人特别倒霉的是，那控诉他的人是一个声望很高的公民，是他自己的亲密朋友，他妻子的父亲。人群的一个疯狂理想是追效一种颇有问题的古代道德，以自我牺牲作为人民祭坛上的祭品。因此，庭长便说（他若不这样说，他的脑袋在他肩上也保不住）那善良的医生是会因为根除了一个令人憎恶的贵族家庭而更加受到共和国尊敬的。他无疑会因为把他的女儿变作寡妇、把外孙变作孤儿而感到一种神圣的光荣和快乐。此话唤起了一片疯狂的激动和爱国的狂热，此时人类的同情已荡然无存。
　　“那医生在他周围不是很有影响么？”德伐日太太对复仇女神笑笑说，“现在你来救他吧，医生，来救他吧！，
　　陪审团员每投一票，便掀起一片鼓噪。一票，又一票；鼓噪，又鼓噪。
　　全票通过。从心灵到血统的贵族、共和国的敌人、臭名昭著的人民压迫者，押回附属监狱，二十四小时之内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