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结缘日本给我灵感

knowage

9月29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日本放送协会(NHK)共同举办了“中日网络对话·秋季对话”活动。本次对话以“文化加深中日理解”为主题，在一个半小时的网上对话中，在日本直播间的中国京剧院京剧武丑演员石山雄太和艺人大冢忍，与在北京直播间的中国著名作家莫言和歌手韩雪等四位中日嘉宾，通过互联网同中日两国网民一起感受对方的文化魅力，探讨如何加深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 　　莫言与日本结缘已经好多年，他的部分作品的创作灵感都来源于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活动结束后，《世界新闻报》记者专访了莫言。

knowage

和川端康成结缘

　　谈到日本文学，莫言坚信，《血疑》就是日剧，《铁臂阿童木》就是日本动漫。在与“80后”讨论起“哈日”话题时，莫言毫不露怯。他甚至会用自己的方式定义宫崎骏的动漫电影：“都有美少女形象，而且美少女的年龄界限比较模糊，而且美少女旁边总是有傻傻的男少年，而且他们之间一定会产生模糊的感情”。

　　1984年秋天，28岁的莫言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和那时许多文学青年一样，他第一次接触的日本小说，是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女》和《雪国》。“秋田地方的黑色的大狗站在河边的踏石上，伸出舌头舔着河里的热水。”《雪国》中这句白描，给当时初登文坛的莫言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于他至今仍可以在5秒内一字不差地将它背出。

　　“看到了川端先生的描述，我才意识到，狗、牛、羊、马，都可以成为小说中的形象。”此后，莫言开始了对家乡“高密东北乡”详尽到近乎一草一木的回忆和想象，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在川端对他的巨大影响下发表了。有意思的是，近20年后，导演霍建起根据《白狗秋千架》改编的电影《暖》，又获得了川端的认同反馈。2003年，《暖》不仅在日本取得了远高于国内的票房收入，还拿下了东京电影节金麒麟大奖。

　　1999年，《丰乳肥臀》日文版面世，第一次去日本的莫言踏上了伊豆半岛，走进了川端康成写作《伊豆舞女》的房间，“首先有一种缅怀先贤的仪式感，然后就非常感慨。当年读他的小说时，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一天来到这里。”随后几次去日本，他又两次参观了川端童年时的故居。在川端的故乡，当地的学校邀请他去演讲，台下年轻的女生们不停地问关于文学、童年、故乡等方面的问题。

knowage

日本书店中常有他的书

　　前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说过，在日本书店，很少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的作品，但莫言是个例外。莫言则对记者说：“这样说有点太客气了。其实，有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日文。一个作家的小说在外国受不受欢迎，原因很复杂。比如，有的小说是因为在国内挨了批评，外国出版商就介绍过去；有的则是文学的质量打动了某个译者。”

　　吉田富夫先生就是被莫言小说打动的日本人之一。这位在日本佛教大学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中国通”，目前正在翻译莫言去年的长篇新作《生死疲劳》，预计明年即将完稿推出。此前，吉田先生还翻译过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小说。

　　很长时间以来，“电影《红高粱》的原作者”是日本读者认知莫言的标签。不过，《红高粱》日文译本的出现，远早于吉田先生结缘莫言之前。当初，莫言对此也并不知情，第一个传消息给他的，是凭借执导该影片赢得国际声望的张艺谋。“张艺谋去东京参加电影活动，看到书店里卖我的小说，就买了两本回来给我看，我这才知道这个叫井口晃的译者。”但机缘不巧，莫言和井口晃至今未有任何接触。

　　莫言的祖籍是山东高密，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后，那里就沦陷为日军控制区。在《红高粱》的故事中，“杀鬼子”是个无法回避的情节。在莫言的家族史上，日本侵华留下的创伤真实而清晰。“我的爷爷曾经被日本兵用刺刀划过，脑袋上留了一道很深的沟。我的三奶奶也因被日本人恐吓，得了很严重的疾病。在抗战期间，我们那个村庄里经常拉警报，老百姓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炮弹，有时跑到高粱地里几天不敢出来。”莫言说，日本读者对“父老乡亲们，日本鬼子就要来了”这样的字句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心理，“这说明，那些日本读者有胸怀，有自省能力。”

knowage

感受中日民间友谊

　　除了农民与土地的纠缠关系之外，莫言平时也很关注中日关系，尤其是民间关系的进展。“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没有矛盾。中日之间这种扯不断、打不烂的联系，其基础是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以在中国学京剧的日本演员石山雄太为例，他在中国处处感受到了中日人民之间的这种友谊，他周围的中国人并没有问他的长辈有没有侵略过中国。至于极少数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行为，终究还是情绪化的表现，缺少真正的理智。”

knowage

8年来，莫言6渡日本，很多想法也在不断地自我修正。2005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里，收录着他的一篇名为《三岛由纪夫猜想》的文章。而今，他坦承自己当时对这位神秘自杀的文学巨匠的理解“非常肤浅”。

　　谈到中日两国加深文化理解的事宜，莫言表示，这是挡也挡不住的事情。“为使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中日两国之间应该在组织上、财力上有加深文化交流的大动作；在民间层面，中日学者和作家也要彼此持一种积极的态度，推动文化交流。”

　　《世界新闻报》：电影院里正在放映《太阳照常升起》。姜文说，早在这部电影开机前，他脑子里就有了电影里的所有画面。您的小说里有大量看起来非常可信真实的细节，也是事先在脑中看到它们了吗？

　　莫言：姜文的这部片子我还没看。我想，他作为电影导演，肯定会对画面、构图等问题考虑得更多些。而作家打腹稿有很多情况，有时是因为一个情节，有时是因为一个画面，有时是因为一句话。我很少打详细的腹稿，灵感来了就动笔。小说中的某些细节，比如妇女分娩，作家可以通过看妇科方面的书来补充知识，这样就不会犯严重的技术问题。但大多时候，作家需要想象力来完成描述。对于作家来说，想出一个故事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用无数的细节把故事撑起来。对细节的充分想象力，是职业作家的一大考验。

　　新闻对话：一个写小说的老百姓

　　《世界新闻报》：“80后”作家郭敬明不久前加入了中国作协，由于他曾被判抄袭，这件事情引起了争议。作为作协主席团的一员，您有何看法？

　　莫言：对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还是宽容一些吧！我觉得他其实心里已经后悔，只是小孩嘴巴硬。他不是赔给人家钱了吗？这说明他已经认错了，让他自我教育就可以了。就因为这么一个事情，就封杀他，就不让他进入作家群体，没有必要。宽容是永远值得提倡的精神。

　　放在文革时期，放在上世纪50年代，如果一个作家出了这种事情，他就永劫永世不得翻身，不可能再有写作的权利了。而现在，郭敬明还在写作，还在继续出书，这说明大家比过去宽容了。当然，批评的一方也有道理，批评和宽容缺一不可，这也是一种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世界新闻报》：今年，有教育部门对语文课本的篇目进行了一些改动，您对此有什么评价？

　　莫言：语文课本几十年不变，本身是不正常的。现在有了变化，课本时代气息更浓了，这是好事。但问题是，新入选的篇目会不会得到大家的认同，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现在还不好说。

　　《世界新闻报》：台湾的语文教育，半数以上课时都给了文言文，您对此有何看法？

　　莫言：我倒觉得未必要像他们一样留那么多。不过，说起台湾的国学教育，我觉得它和现代化技术手段结合得很好。我曾经去台湾明道中学参观，里面声光电设备，录像、幻灯非常齐全。他们给学生讲《黄鹤楼记》，会先放黄鹤楼的影像，给学生看很多相关资料。看完后，穿着和气质都像隐士一样的老先生开始朗诵课文。在几个课时里，学生完全沉浸在一种古典的氛围里，这种新旧结合的教育方式，可以说事半功倍，非常有效率。

　　《世界新闻报》：您曾说自己是“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

　　莫言：这其实是提醒自己，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别觉得作家有多了不起，有多聪明。作家并不比其他职业更高尚，就是一个老百姓，只不过很偶然会写个小说而已。我用这句话提醒自己，不要忘本，不要张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