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与巴尔扎克的“高下”（转）

ak1789

雨果与巴尔扎克的“高下”
　　
　　　
　　
　　○　蔡 毅
　　
　　雨果与巴尔扎克是世界文坛的两位巨人，也是法国文坛的顶级人物。他们在我心中的位置，几乎是超越一切无人可及的。若论读书，我读他俩的小说最多也最喜爱。所以到巴黎后的一件重要事，就是去拜访他们，感谢他们给予我知识智慧和人生之丰富营养，向他们献上我最崇敬的一束鲜花、一片心意。但是此行却引发了我对雨果与巴尔扎克“高下”的思考。
　　
　　雨果纪念馆在巴黎市中心孚日广场6号，孚日广场是亨利四世建的王宫庭院，17世纪的府邸，离我住的国际艺术城较近。刚到巴黎的第二天我就去朝拜他老人家，后来又专程去看过他两次。那幢古旧的红砖寓所于我已是熟门熟路，非常亲切的地方。外表看上去已古老陈旧，内里全然是豪华典雅的建筑，一踏进去就能感觉一种富足、大宅门的气派。楼上楼下四层，有多间房屋，都镶金镀银，装饰华丽，墙壁用红色丝绒或其他彩色贴纸包裹，家具全是些考究的雕饰繁丽的物品，还有一间屋全用中国家具装饰，瓷盘瓷瓶、高背太师椅，俨然一种浓烈的东方情调。雨果1833年至1848年在这儿度过了15年光阴，写下了大量作品，故居内留有他的部分手稿、书籍插图和书信，还有他亲手绘制的家人肖像，亲手制作的木雕家具。雨果是个奇才，他身为贵族，家境优越，却像个平民同情劳苦大众，像普通工匠般热爱劳动，他画的画和他做的家具若不特别说明，你会以为是他收藏的艺术品，可见水平很高。几番流连他之屋内，我都在揣度他之内心，这是个怎样的俊杰伟才啊，既具有磅礴超世之多种才华，又禀有良好之品德操行，从未听到过他有任何劣行恶举。生于贵族之家，将军之门，却毫无权贵浮华傲人、装腔作势的习气，一生为摧毁人间的不平事，为推翻当时那个荒谬的悲惨世界而奔走呼号，奋笔疾书，生时为文坛领袖，死后化不朽精灵，这人活得太光辉灿烂，令你不能不钦佩崇仰。
　　
　　巴尔扎克纪念馆离我住所太远，也难找。所以我对他的拜访就晚了许多，不好意思。那是到巴黎一个多月后，有朋友相约，我才得以成行，一酬心愿的。
　　
　　巴尔扎克纪念馆坐落在巴黎16区的帕西，那是一片高级住宅区，上流社会的有钱人许多就聚集于此。不过巴尔扎克的“家”就俭朴多了，它位于rue Raynouard快到尽头的一个斜坡处，打开门就得下坡，然后才进入院子。建筑不大，从雷努阿尔街看上去是一栋平房，但从后面的贝尔东街才看得出它其实是一座三层楼房。这就使它还具有另一道门的出口，一旦债主上门索债，他便可从后门逃之夭夭。这屋子的质量与陈设就没法与雨果故居相比了，一切都平民化了。老屋间架小，楼梯狭窄，看不到什么贵重之物。巴尔扎克生前生活奢侈，负债太多，为躲债，他在巴黎至少有十处以上的住所，狡兔十窟，那也是不得已的事。这一故居，他在此度过6年时光，创作完成了《贝姨》、《邦斯舅舅》等作品。馆内收藏有他的全集和各种作品，那套全集仅从装潢来看就远不如雨果全集威风，雨果那套烫金精装书就像书中贵族，气派高雅，现在来看都可称豪华；巴尔扎克全集则土头土脑，如同凡人。馆内陈列着罗丹等雕塑家为他做的大小塑像，还有他钟爱的咖啡壶，他坐过的桌椅，他出版小说的插图挂了一屋子，那些刁钻、贪婪、狠毒、吝啬、虚伪、狡诈、满肚子算计、一心想往上爬，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人物呼之欲出，生动极了。我虽不能一一辨识，但一看都有种似曾相识感，毕竟许多书都读过。当他们以集大成的方式赫然列于我面前时，我目眩神摇，噤口无言。他们就是拥有数千号人物的《人间喜剧》中的“神魔鬼怪”、“英雄豪杰”，每一个都是一绝，让你无法小视。
　　
　　巴尔扎克的手稿我看得仔细，还选择着拍了三四张照片。从潦草零乱修改得漫漶一片的手稿上看得出，这位高产高质作家写作习惯的确好改动，传说他送往印刷厂校对的稿子都常常被改得面目全非，以至拣排工啧有烦言，苦累不堪。他说：“最苦的事是修改。”这流露出的不只是他对文字的要求严格，精益求精，也表明他虽为高产大师，但其构思创作心血流淌，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文思缠绕，歧路徘徊，从模糊到清晰，从思想到语言的转换，对任何人都不是轻松之事。须再三斟酌推敲，七添八补，瞻前顾后才会有满意的表述。比起来，雨果稿子的改动就少多了。他或许是属于思虑周密后才动笔的人。巴尔扎克显然是边写边构思，一路铺着去，回头再来收拾的人。
　　
　　巴尔扎克故居好的是有个狭长小院，院内长着茂密的树木，与后面贝尔东街狭长的石子路和街灯相映成趣。遥想当年巴尔扎克写作累了，出门就可舒身养眼，赏花观树，那绝对是件快意之事。文人生活条件的好坏，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他创作的数量、质量、情调与面目。我觉得这是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看过巴尔扎克故居后我总在想，按说他的作品，主要是小说，数量超过雨果，论读者面大概也超过雨果，质量嘛，各具情味互有高下各有千秋，可为何他身后享受的待遇却不及雨果，雨果是被法国作为法兰西历史上最杰出的伟人之一安葬于先贤祠，供千秋万代的后人瞻仰学习；巴尔扎克则未能获此殊荣，至今还冷清地躺在拉雪兹公墓。他们生前是同一时代的双子星座，死后得到的评誉却差别不小，这究竟是为何呢？雨果有《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海上劳工》、《笑面人》煌煌四大名著，巴尔扎克也有《高老头》、《贝姨》、《搅水女人》、《欧也妮•葛朗台》一大批响当当名著足以抗衡。应该说若从人物之生动典型，故事之跌宕精彩，作品之深邃广博和巨大影响来看，巴尔扎克在哪一点上都不会输给雨果的，但为何他最终的声誉地位却远不及雨果？这决不是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而是个耐人寻味的大问题。
　　
　　一个天才拼死拼活流血流汗奋战一生，终于攀上了艺术之高峰，坐上了这一领域的最高宝座，按说志得意满功成名就已不得了，那是让千百万凡夫俗子艳羡不已的事，可置身已在极高处，举首还有在上人，这就让你有些疑惑不解，有些气愤不平了。咱哥俩生前称兄道弟，你好我好，凭什么你死后又会高我一截，压住我了呢？要知道人不光有生前的名利追求，还会有死后流芳百世、进入不朽者的美誉追求，这是一种更高更大的愿望，中国人说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人生“三不朽”、“千秋万代名”，讲的都是这一件事。死人可以不管这类问题，他管也没用。活人则可以管管，应该想想，尤其是一个学者、研究者，他应该思考是什么造成了“人比人，比不成”的道理——生前评价、名声之不同与死后待遇、荣誉的区别。
　　
　　按我个人的理解，巴尔扎克若不敌雨果的地方可能在于，他是从社会底层通过血战才功成名就的，无论是书中或生活中都不及雨果那么居高临下从容优雅，而更多一些市俗气、烟火气。雨果生活富足地位崇高，生前就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的文坛领袖，是自创一体开宗立派的浪漫派首领，所以他的作品有种俯视尘寰，洞彻历史的味道。巴尔扎克则属于孤军奋战，一个人打天下，一支笔横扫天下的豪杰，从影响来看他是现实主义的最高代表，可实际生活中他根本无任何地位可凭，无任何权势可借。一个人生前地位的高低肯定会影响到他死后的名声，生前之权势，虽带不进棺材，却能带给评誉，大人物之死造成的影响与波及面与小百姓之死造成的余波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死后是完全的无声无息，还是仍享有某种特权，比如搞了多大范围的送葬祭悼活动，引起媒体和舆论怎样的评价争议，在多大范围内仍使人们念念不忘，屡屡提及，这些必然与生前的地位密切相关。虽然卢梭说过：“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但那不过是种理想，是种愿望，其真实的情况是人生来就不自由，也不平等，死也同样的并不自由平等。普通草民能与帝王贵胄相比吗？蚂蚁之死能与大象相比吗？肯定不能。巴尔扎克与雨果相比，他天生就不利，生前就输了一截。
　　
　　我说生前身份地位会影响死后之待遇评价，你别不在意，这只要看一下现在呆在先贤祠的几位作家，从伏尔泰到左拉，从大仲马到马尔罗，他们生前就是身居显赫地位的人。伏尔泰是18世纪启蒙文学的巨擘，是整个法国乃至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精神领袖。雨果是将军之子，曾入选法兰西院士，任第三共和国国会议员。左拉是19世纪下半期法国文学自然主义的巨匠，马尔罗担任过新闻部长与国务部长，唯有卢梭出身平民，一辈子坎坷受欺辱，但他作为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作家，在精神领域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那也是无人可及的。
　　
　　由于地位的关系，巴尔扎克与炎凉世态靠得太拢，与恶浊社会贴得太近，这既使他具有比雨果更详实地了解社会的五脏六腑，了解生活具体琐碎方方面面的优长，也使他根本做不到应有的超越和离尘出世，所以他的作品缺少优游不迫与旷达大度，夹杂着牢骚不满，也散播出些怨气戾气，这便影响到作品的纯正与品位。比如他塑造的伏脱冷就比雨果塑造的沙威要粗野赤裸裸和没教养，他写的好人就赶不上卞福汝主教那么德高行优超凡脱尘慈光普照。他揭露社会描绘人间比雨果要冷要狠毒。直白了说，他写的恶比美更多更强大，雨果则即使在暴露恶与丑时，从不忘向人展示希望和光明的另一面，其作品的基调绝对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美终究会压倒丑，成为主宰性的力量。写丑还是写美，注重表现善还是表现恶，给人希望、信心和力量，还是给人郁闷、痛苦与绝望，是区分两类作家不同的标准。人们之所以需要文学艺术，更多还是想从中获得真的启迪、善的滋养、美的享受，而不是再从中去体味假的可恨、恶的残酷、丑的难看可怕。人性是趋利避害，喜美恶丑的，所以谁能给人们带来光明欢乐喜悦，人们就乐于把掌声献给他，把鲜花抛向他。相反，谁若给人们带来的是阴暗沉闷痛苦，谁可能就会遭到拒绝与冷遇。
　　
　　另外，巴尔扎克欠债躲债之举做得也太难看，与现代观念、现代信用制度格格不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巴尔扎克却反其道而行之，变着戏法地躲逃债务，且屡犯不改，这绝对是做人的亏欠，无人能为之辩护遮掩的。不论你是赫赫文豪还是巍巍大师，毛病就是毛病，污点就是污点，谁也解救不了你的。你只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好自为之，否则就会遭到“打折”、“扣分”的待遇，这不会有任何含糊的。现代信用制度对那些撒谎与欠债不还的人惩处极为严厉，它根本容不得一个人有这方面的坏脾气，只要犯过一次撒谎或欠债不还的事，就铁板钉钉记录在案，成为终身抹不掉的污渍，极大地影响到社会对你的评价。巴尔扎克此类事不仅多而且突出，这就让人觉得他品行欠佳，道德有亏。人们可以原谅一个人行为有错，但很难原谅一个人道德有疵。时间、历史、读者和大众对有的事极为宽容大度，既往不咎；对有的事又极严厉极挑剔，决不姑息纵容，所以当声誉评价与道德问题联系在一块时，它就显得更复杂，更难缠，谁都把握不定。比如有的文人招蜂惹蝶倚红偎翠携妓嫖宿，或是朝三暮四玩弄女性，往往不被视为毛病，反传为美谈，这是对文人才俊的格外优待，换成普通人，往往早就一棍子打死了。所以名人们有时享受着比常人更宽泛的自由，有时却又被限制要求得极为严苛，几乎是用道德楷模的标准在衡量你，一点也不能出格，一事也不能犯规，否则就被盯住不放，非闹你个不依不饶沸沸扬扬。道德评价本不该参与到对一个人事业成就的评判中，但它总会暗中在掣肘，在放大或缩小着对人的评估，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谁也没法改变的。
　　
　　当然，我所想的只是从一个狭隘视角看到的问题，当我把它提出向巴黎朋友请教时，他一口就回答这没什么好比的，说法国选谁有权进先贤祠，那是由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们说了算，他们是知识精英的代表，是社会评判的最终裁决，他们重视的是此人对法兰西文化法兰西语言的贡献。巴尔扎克是大众作家，通俗作家，他当然不能与雨果相比。这理由一出口，我就愣了，那一刻真像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我根本就没朝这方面想过，也从未将巴尔扎克视为通俗文学作家，于是他这说法让我哑口无言，不同意也找不出话来回答。朋友不是搞文学的，不可能懂得文学之奥妙，巴尔扎克与雨果之区别，哪里会是通俗与高雅、大众与精英的区别，他们都共同是法兰西文学的顶尖代表，是将法语运用发展到极至，以致让后人感到绝望和难以超越的大家。两人风格肯定有差别，但风格之差决不是性质之差。所以原因决不会是出在通俗与高雅方面。再退几步说，大仲马倒真是通俗文学作家了，他不也破例进入了先贤祠，而且是最近的事，这清楚表明，即使是通俗作家，也并不影响他之够格不够格。所以这位朋友的话可以算一个理由，但却不见得是合理的解释。这也意味着我对此问题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解释，还得努力探寻啊！
　　
　　此后我又找到另一个法国朋友讨教，他说巴尔扎克没法与雨果相比，巴只是个普通小说家，很一般。雨果则除小说外，写诗写戏剧，戏剧写得好啊，他的作品充满思想，影响极大。在替我作翻译的他的太太是个中国人，她认为翻译的作用很大，翻译得好，在中国影响就大；翻译不好，影响就小。这马上使我想到巴尔扎克的作品多是傅雷所译，傅雷是大家，他的译作自然没说的，好！雨果的作品则是李丹、方于、陈敬容、罗玉君、鲁膺好几个人所译，质量相较肯定参差不齐，这当然也会影响阅读和传播效果。
　　
　　当我向第三位法国朋友请教时，她明确说雨果是贵族文学精英文学的代表，巴尔扎克则是平民文学的代表，他的小说语言粗糙，表达不好。这又是一种观点。它间接支持了第一位朋友的观点。即谁高谁低，那要看他对法兰西文化法兰西语言的贡献。我们中国人皆是通过译作去认识巴尔扎克和雨果的，这便难免受很大局限，谁都知道译作非原作，翻译只是一种语言的对位转述，再好的翻译也不过是原作的七折八扣，美文不可译，精神不可译，诗意、情趣特难译，所以依据译作去评判一个人，就像拿张照片去选美，那太不可靠，太易上当受骗。
　　
　　法国朋友的这类说法各有道理，促使我作进一步的思索。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和观念通常是以“主义”、“流派”来区分高下优劣的，20世纪后半期，中国特别推崇现实主义，贬抑浪漫主义和其他流派，因此对巴尔扎克的评价自然会高过雨果，加上巴尔扎克写的多是市俗生活，他又受到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高度赞誉，这就给人们造成了巴尔扎克比雨果更高大的印象。这种评判受制于意识形态，官方色彩很浓，却未必正确。要想真正评判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最好是抛开“主义”、“流派”的框限，破除意识形态之蒙蔽，只看其人其作，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与头脑感受，而少理睬外界的鼓噪与起哄。附加物一多，便作不出客观评价。由此说来，对任何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本国人的评价一般要比外国人的评价更真切更可靠，因为他们看的是真人，读的是原著，而外国人依据二手资料去打分，隔岸观火，雾里看花，终究离得远，隔膜大，恍恍惚惚难以透彻。
　　
　　排除干扰，我想到应从写作立场和写作态度来看两人之差别。巴尔扎克站在保皇党的立场，想要恢复过去存在的道德原则，他说：“我写作参照永恒的真理，即宗教和君主政体，当代的事故都强调二者的必要，凡是有良知的作家都应当致力于使回到这两条大道上去。”他把君主专制和宗教当作救世灵药，这显然褊狭错误，与时代进程背道而驰。雨果则从早年保皇党的立场一变而成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场，同情和赞颂劳动人民，反对教权，反对复辟，批判道德败坏穷奢极侈的贵族阶层。他说：“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悲惨世界》作者序）他勇敢地行进在一条光明大道上，而成为时代的先驱。
　　
　　如果说雨果整个创作的中心词可用“悲惨”二字，或“悲惨世界”来代替，由于身处悲惨，眼见悲惨，所以他要与之拼搏战斗，他要控诉和捣毁人间种种的不公平不公正不人道，为创建一个公正光明的时代而努力；巴尔扎克整个创作的中心词则是“喜剧”，或“人间喜剧”。他与雨果同处一个苦难深重、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时代，他也看到了社会的污七八糟和荒诞无稽，但他醉心于喜剧的创造——纸上艺术世界的营造，关注的是：“怎样能使得代表一个社会的有着三四千个人物的喜剧变得有趣呢？”考虑的是：怎样写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故事，引人入胜，让观众喜闻乐见。“悲惨”与“喜剧”，主题不一，情调、韵味也大相径庭，它们内在地决定了作家关注重点与立场态度的不同，深刻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倾向与目的追求。“悲惨”是沉重痛苦的，面对悲惨就必须严肃以待，承受苦难，自觉担当。“喜剧”则轻松快乐，可嘻嘻哈哈一笑了之。虽然巴尔扎克说过：“教育他的时代，是每一个作家应该向自己提出的任务，否则他只是一个逗乐的人罢了。”但他一生的活动基本就没有超出过文学创作的范围。他自己说：“我所要描绘的总永远是生活。”“艺术家的使命就是创造伟大的典型，并将完美的人物提高到理想的高度。”他比雨果更专注更勤奋更敬业，创造的人物画廊无比丰富、生动、繁杂与完美，然而由于全身心沉浸于喜剧的构建，就淡忘了自己作为公民的担当和艺术家应有的责任。
　　
　　冥思玄猜中，我突然醒悟，仅从两位文豪的创作目的、写作立场、技巧、风格、语言方面是难以比出高低来的，春兰秋菊各有胜擅，谁也无法专美。但若能就两个人的灵魂来作一比较，看作家灵魂的质地与分量，看作品的精神境界与思想价值，那就容易见出媸妍美丑。
　　
　　灵魂是管总和最根本的，它透露出的信息、气味与散发出的光辉，最确凿最可靠。从这思路一审视，我看到雨果具有泛爱众生，悲天悯人之情怀，他同情弱小，体恤下层，既能把自己之爱心施与一朵花，一棵草，一只虫，也能将自己的胸襟包容天地宇宙，用幽奥之心灵与自然万物神秘对话交往。只要看一看他在《悲惨世界》里对苦役犯冉阿让和幼小孤儿珂赛特的态度，看一看他在《笑面人》中对流浪者窝苏斯、盲女蒂的关爱，以及对脑满肠肥、奢靡腐化的贵族王孙们的指斥控诉，你就知道他的心里是充满仁爱和善良的。他独自一人时，“虔诚，恬静，爱慕一切，拿自己心中的谧静去比拟太空的谧静，从黑暗中去感受星斗的有形的美和上帝的无形的美。那时候，夜花正献出它们的香气，他也献出了他的心，他的心正像一盏明灯，点在繁星闪闪的中央，景仰赞叹，飘游在造物的无边无际的光辉里。”（摘自《悲惨世界》第69页）雨果说过一句话：“生命不是取，而是予。”他还说：“一切都是为了大家。”这些话道出了他的人生态度与精神品格，也道出了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我们透过这些话和他的作品，能看到一颗伟大的心，一个高尚而美丽的灵魂。这灵魂圆润丰盈，浑然一体，既柔软又坚挺，既博大又透明，有似水的一面，也有坚硬如钢的另一面；平时间它灵动活泼，一团和气，特殊时它电闪雷鸣，溢火喷金。雨果就是这么一个用爱心来拥抱全人类的人，他虽白发苍苍，却慈祥而威神，是一位饱经沧桑，坚定仁厚的长者。与他接近，你会感到满座春风，心身畅怡。他的作品受着神光的烛照，闪耀着纯洁的火焰，弥漫着芬芳的气息，因此他写的世界再悲惨，也能给读者留下激情与瑰丽、正义与公理。他写的命运再残酷，也能给我们温馨与抚慰、道德和良知，能温暖我们的人性，使我们重新鼓起对生命和人类的信任。
　　
　　巴尔扎克却怎么看都只是个天才的小说家，是个个人奋斗者，他从不具有为国为民的远大抱负。他野心勃勃心雄血烫，腰粗臂胖壮得像条公牛。他不无骄傲地宣称自己是“文学上的拿破仑”，拿破仑用剑没有完成的，他要用笔去完成。他不满足于让生命缓慢地死气沉沉地流逝，而要它像激流那样呼啸着向前奔腾一泻无遗，他周旋于上流社会的社交场所，不知疲倦地与生活搏斗，毫不吝惜地挥霍自己的精力，毕生追求光荣和财富，梦想和一位有贵族头衔、有无数财产的妇人结婚，就在他刚刚如愿以偿时，死神便召见了他。
　　
　　巴尔扎克是个天才的社会解剖家，又是个无所不知的神。他的眼风能把别人心里最隐蔽的秘密看得雪亮，他的感官能测知最遥远的思想。他发掘恶习，解剖热情，描绘情欲，痛斥虚伪，探索人，行走于灵魂、心、脏腑、头脑与各个人内在的深渊，剥除假面具，与现代社会展开殊死肉搏。他对人性剖析得入木三分，对世界了解得一清二楚，比伏脱冷还要深刻全面。他最善于写欲望的交战，善于写那种复杂而猥琐的情欲，善于写恶棍、坏蛋、无赖、强盗、骗子和追名逐利的野心家，他让我们看到荣华富贵背后的丑陋，纸醉金迷之下的肮脏。他在刻画卑鄙恶毒、阴险残忍、嫉妒吝啬、懦弱愚蠢时，能让你脊背发寒，毫毛直竖。他在讲述人欲横流的社会中如何捞钱，如何享受，如何利用一切关系往上爬时，能拿钢铁般的利爪把读者之心撕得粉碎。他把人心中最黑暗，人性中最卑劣的东西展现给人们看，看后却使我们满腹狐疑，不知该效仿谁，该向何方迈步。他深刻地揭示了人情世故和社会的真相，无情地批判社会和人类，让你感到一种善良不敌邪恶，“兽性”压倒“人性”的灰心。他的作品透彻地写尽人世间的争斗暗算，充溢着淋漓磅礴的生命元气，但却有几分野性与残酷，有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可怕。他的心思深不可测，有许多晦暗不明的东西。他的灵魂太硬太冷，混浊而波浪起伏，尖刻多，仁蔼少，因缺少爱与善，缺少悲悯情怀，没有一道欢乐之光而有所残缺。你看不见他灵魂的颤动与一呼一吸，因而也感知不到他真正的喜怒哀乐，无意间却嗅出了丝丝缕缕的庸人气息。由于他对民众态度冷漠，对贫穷缺乏悲悯同情；由于他以跻身上流社会，安享荣华富贵为荣，对金钱、美女、荣誉有种无厌的贪欲；由于他未能在思想境界上突破文学之限，进入更广大的人类精神领域，所以他能使我们眼明，但不能使我们心善；能帮我们理智，却不能帮我们德高，更不能给予我们批判世界的热情和承担患难的力量。所以，他始终只是19世纪法国社会忠实的书记员，是描绘人类典型的杰出画家，是善恶事件的优秀登记员，而未能成为法兰西民众的挚友，时代的精神导师。
　　
　　雨果则认为：“诗人担负着灵魂的责任。”文学问题之中有着许多社会问题，每部作品本身就是一个行动，作家与文学“负有一种民族的使命、社会的使命、人类的使命”。他把文学作为观察社会的窗口和改造社会的武器，热烈地介入最敏感最前沿的生活与政治，长期投入反专制独裁的斗争，他敢于伸张正义，以个人的思想力量和人格力量与整个黑暗腐朽的社会对抗，向一切奴役人的规章制度开火。他同情弱小，抨击权贵，当英法联军侵略中国，抢劫并焚毁圆明园时，他拍案而起愤怒批判强盗的罪恶行径。他十分关注世界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既在自己的作品中灌注了崇高的道义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又以巨人般的思想烛照时代，引领着民众和历史前进，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成为社会良心和责任的承担者，人道主义和民众利益的捍卫者。因此，他之贡献，决非伟大的小说家、戏剧家、诗人、画家和演讲家等头衔所能涵盖，而同时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人道主义者和“民族诗人”，是社会正义、道德、良心的承担者与实践者，是法兰西的圣灵，人民的代言人，是人类的眼睛、耳朵和双手。如此一比较，雨果与巴尔扎克人格气象不同，心思灵魂不同，雨果之高于巴尔扎克，成为法兰西民族精神的永恒雕像，成为对法国乃至人类历史发展起过重大影响与作用的伟人，就是没有一点疑义的，当之无愧的。
　　
　　2002年被称为“雨果年”，联合国在世界范围内组织了丰富多彩蔚为壮观的纪念活动，隆重纪念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诞辰200周年。早在119年前，当雨果逝世的那一刻，全法国都在哭泣，所有地区下半旗为雨果致哀，数十万人涌上街头，伴随雨果的灵柩走过凯旋门，进入先贤祠。隆重的国葬从清晨一直进行到深夜，人们在以不同方式向这位以自己全部天才奉献给人类利益的伟大诗人告别。这是何等感人的场面啊，其中蕴藏着何等巨大的力量，才能使它感动万众，绵延至今。这让我想到：如果灵魂只是局限于一己肉身之关怀，它必然就会随着肉身之死而灰飞烟灭；如果灵魂包藏高贵，弥散着芬芳的光辉，牵系着无限存在和绝对价值，它就不会随肉身之死亡而熄灭，反而能一直在人间飘荡扩散，氤氲永存。雨果之类文豪其实就是不朽的魂灵，文学的魂灵，他们之魂灵与他们流光溢彩的作品一样，将永远伴随着天地自然，万代流芳，泽惠人世。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293088/
亮点是三楼

fantalisy

巴尔扎克从来都不是和雨果处于一个级别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