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外国文学论坛

标题: 格非《卡夫卡的钟摆》 [打印本页]

作者: e_lan 时间: 2006-3-16 15:22
标题: 格非《卡夫卡的钟摆》
1.喜剧

弗兰茨·卡夫卡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话题，从他逝世不久一直延续到现在。许多声称从卡夫卡的作品中发现了至关重要的真理奥秘的人，包括那些宣称是禀承了卡夫卡衣钵的作家和诗人，有时只是发现了一些模棱两可的错误而已。对卡夫卡作品的误读始终存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卡夫卡的语言方式缺乏经验，不够审慎，人们习惯于从他的小说、随笔、日记中的片言只语寄托个人的想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们缺乏耐心（卡夫卡本人将这种惰性称为人类仅有的两大罪恶之一）。也有一些作家不堪卡夫卡被迅速神话化的巨大压力，干脆声称卡夫卡的小说毫无价值，一钱不值，应当将他从“经典文学”的殿堂中扫地出门。持有这样一种观点的人似乎很像卡夫卡小说中的那个急性子的K——他的不耐烦乃是由于急于想看到底牌，而握有底牌的人并未告诉他相关的信息，只是微微表露了一下暧昧的笑容。这种观点本身似乎不值一驳。我个人亦不认为卡夫卡是一个对任何人都重要的必须加以研读的作家，阅读卡夫卡的确对某些人的心智提出了挑战，有时还带来伤害。我们知道，匈牙利的著名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卢卡契亦曾对卡夫卡的作品不屑一顾。尽管个人的遭遇促使他最终改变了态度，然而发生在卢卡契身上的这一种转变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或必然性。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这样一个契机，从而缩短他们与卡夫卡之间的距离。

笼罩在卡夫卡身上最大的神话之一，就是卡夫卡是一个痛苦的精灵，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这种生活孕育之下的小说莫不如此。对于那些习惯于将作家的痛苦等同于其才智，用痛苦的试金石来丈量作品的光辉的批评家来说，卡夫卡及其作品无疑就是坚如磐石的论据。我不想忽略家庭、时代和社会的结构形态加之于卡夫卡的痛苦、荒谬和绝望感。然而，假如我们简单地将这种绝望感与他的小说的内容划上等号，这不禁妨碍了我们对卡夫卡小说的欣赏与诠释，也有违于文艺批评的一般原则。

比方说，莫扎特的一生充满了尖锐而持久的痛苦，但他的作品却既不晦涩，也不灰暗、绝望。假如我们抱着一种纯粹的寻求趣味的心理来阅读卡夫卡的小说，我认为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卡夫卡的那些迷人的故事并不缺乏趣味性。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看到一位女同学在读卡夫卡的《诉讼》时哈哈大笑，我问她有什么好笑的，她回答说，好笑的并不是K莫名其妙的被捕，而是那两位看守极其认真地吃掉了K的早餐！事实上，写完《诉讼》的第一章，将其朗读给他的朋友们听的时候，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笑得前仰后合。卡夫卡的幽默还不止于此，随着情节的深入，我们知道那两个名叫佛兰茨和维伦的看守每次奉命去捉人的时候照例要把遭逮捕人的早餐都吃个精光，——这可以解释他们为何那么兴奋，为什么起得那么早，吃早餐时为何那么专注和认真，仿佛吃掉“罪犯”的早餐是生活中唯一值得追求的乐趣。我们不应忘记卡夫卡是一个捷克人，也不应忽略那个滋养着哈谢克《好兵帅克历险记》的文学传统。我认为，帅克与卡夫卡笔下的K的确有几分相像。我甚至联想到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K的噩梦是吉诃德游历的另一个版本。而桑丘·潘萨就是《城堡》中K的两名“忠实”的助手。

卡夫卡的小说充满了戏剧性。由于小说披上卡夫卡特有的“寓言”的外衣，戏剧性的场景或情节反而不容易辨认，卡夫卡笔下的那些“事件”不论是发生在阴森的法院里，还是积雪覆盖的乡村、马厩、抑或是俄克拉荷马的露天剧场、处决犯人的采石场，都有一种浓烈的戏剧氛围。像《诉讼》这样的作品自始至终弥漫着乖张、怪异的戏剧冲突，这种冲突就如某种神话的变体，亦如生硬僵持的舞台剧的即兴彩排。然而，我认为这种冲突与传统小说的情节推进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与其说卡夫卡故意在文体上标新立异，还不如说，它是由卡夫卡独特的经验和表述方式决定的。如果我们在阅读习惯上完全适应了卡夫卡的叙述语态，那么《城堡》和《诉讼》完全可以像侦探小说一般地紧张、紧凑、张驰有度（也的确有学者将卡夫卡的作品与经典的侦探小说进行比较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的喜剧天才。在《诉讼》中，当K不厌其烦地向他钟情的比尔斯纳小姐表演被捕的过程，并借机抱着对方疯狂的亲吻的时候（他脑子里充满色情的幻想，试图叫出她的奶名），读者会和比尔斯纳小姐一样感到莫名其妙。我们不一定会笑出声来，但能够理解卡夫卡的幽默。

类似的例子在卡夫卡的《诉讼》中并不少见。在K看来是如此庄严肃穆的法庭竟然设在一座出租公寓的顶楼上，而审讯室的位置恰好是一对夫妇的卧室。丈夫兼作法院的听差。遇到开庭的日子，这对夫妇就要将屋子腾出来；如在平时，法院的办案人员与这对夫妇居然也能杂处一室：

“在半夜里，准是深更半夜了，我（女主人）一觉醒来，预审法官正站在我们的床边，用手遮着那盏灯，免得灯光照在我丈夫身上，这真是多余的谨慎，我丈夫睡得那样死，灯光根本不可能照醒他。我却吓得要叫起来，可是，预审法官非常亲切，提醒我要小心谨慎，悄悄地跟我说，他一直工作到现在，他是来还灯的，还说，他将永远不会忘记我睡觉的模样。”

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城堡》中K与弗丽达兼作婚房的那间教室。事实上，无论是婚房，还是教室，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景本身都会在刹那间突然改变自身的性质，而人物事先并不知道，这其中包含着这样一个暗谕：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可以随时互相改变角色和身份——就像《诉讼》中的K，一夜之间从银行襄理变成了一个罪犯，最后被滑稽地处死；而场景本身亦是可以互换的，卧室变成法庭，婚房变成教室，采石场可以变成刑场，而所有的场景最终都将变成一个小小的戏剧舞台，人物就像是从一场恶梦中醒来，睡眼惺松，几乎无法真正看清他所处的位置。

在《诉讼》中，那个自称能够帮助K疏通法官的画家，他的画室最终被证明是法院的办公室，而画家的床顶着通向法院的门，法官们进入他的画室办公，得从画家的床上爬过去。正如卡夫卡在《诉讼》中反复向读者所暗示的，一切都属于法院，一切都是阴谋，法院的存在早已超越了个人的理解力，任何的场景都是虚幻的，都是舞台大幕遮掩之下的一个阴暗的局部。就连K最后被处死的情景亦像一个滑稽戏的表演。两名刽子手一左一右地挟持着他，走向一个露天的采石场。那两个人紧紧地贴着他，“K夹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直挺挺地走着；现在，他们这三个人结成一体，如果有人把他们中的一人撞倒，那么三个人都要倒下”。K甚至在临死之前，还是想着那两个押他的人在演戏。

这里涉及到了卡夫卡叙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作为作家的卡夫卡与他笔下的人物K关系到底如何？尽管《诉讼》、《城堡》中的K可以理解为卡夫卡名字的一个缩写字母，而《美国》中的卡尔的名字也是以K开头的，尽管卡夫卡把自身的遭遇演化为一个多少有点抽象的寓言，但是我们还是不应在卡夫卡与K之间划上等号，正如我们不应把西西弗斯或莫尔索等同于加缪。卡夫卡的遭遇和命运的性质都可以在K这个人物身上得到充分的证明，但至少在一点上，卡夫卡与K形成了重要而微妙的区别。我认为，这种区别就是卡夫卡所处的位置要比K优越一些。这一区别在我看来，就是卡夫卡式的喜剧和幽默的源泉。

在卡夫卡看来，人由于他们受到的局限而无法看清他们面对的存在的“真相”，无法看到事物的全貌，这就使他“退化”到了动物的基本处境。卡夫卡小说中的动物形象是令人难忘的，无论是面对猫和捕鼠器的耗子，还是地洞中那个可怜的动物，它们实际上与法院和城堡门前无助的K处境是完全相同的。正如那些在遥远的中国建造万里长城的工匠，他们既无法理解这一宏伟工程的意义，也无法看到它的全貌，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砖石。而在某种程度上，人与动物的身份也是可以互换的，比如葛里高利一夜之间就从人变成了一只甲虫。这一情境使我们可以联想到庄子“朝菌不知晦朔”的那个著名的比喻。因此，从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再回过头看看除《诉讼》中的那个急性子的K，他竟然把一切都看得那么简单，把开脱自己的罪行看得如此轻松，并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到处奔走，而他的命运实际上早已注定。与“万里长城”宏伟蓝图相比，几块砖石可以拼出怎样一幅图像呢？

卡夫卡很喜欢用“一堆乱七八糟的积木”来形容主人公眼中的世界，而《诉讼》中的K直到临死之前始终没有看到任何“真相”，他眼前的街道、灯光、采石场和对面高楼依旧是一个任意拼合而成的废墟。K的挣扎，用卡夫卡的话来说，就是一只苍蝇的挣扎，他被粘在胶杆上，直到把腿扯掉，完全不能动弹为止。

这的确是一幕残酷的喜剧。正是对这一喜剧的书写，卡夫卡洞悉了我们所处的这个废墟的性质（而不是真相），用保罗·蒂里希的话来说，卡夫卡通过对废墟的认知和书写承担起了全部的荒谬。存在于K与卡夫卡之间的缝隙，透出一些模糊不清的亮光，从而它照亮了舞台的一角，开启了被岁月陈封的沉重的幕布。

作者: e_lan 时间: 2006-3-16 15:23
标题: 格非：卡夫卡的钟摆（2）
2.看门人

在《诉讼》的第九章，教堂的神父向K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乡下人要求人看守允许他进到法的门里去。守门人拒绝了他的要求，明确告诉他，现在不能让他进去。乡下人又问，以后可不可以进去，守门人说，有可能，但现在不行。乡下人决定等一等，等得到法院方面的许可以后再进去。守门人给了乡下人一个小矮凳，让他在门旁坐下，他就这样长年累月地等着。这期间乡下人做了很多尝试，包括将从乡下带来的礼物贿赂看门人，请求让他进入，但未能获准。最后，他的视力衰弱，日益苍老，生命即将完结。在临死之前，他招呼守门人过来，向守门人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所有的人都在努力达到法的跟前，可是，为什么这许多年来，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要求进去呢？”守门人答道：“这道门没有其他人能进得去，因为它是专为你而开的。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

这是寓言中的寓言。在K临被处死之前，作者特地安排他走进教堂，聆听神父冗长的讲道，看来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个寓言历来受到卡夫卡研究者的重视，有人甚至将它看成是卡夫卡一生创作的象征性说明。当然，关于寓言本身，也会有许多截然不同，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诠解。卡夫卡似乎不太愿意读者对他的作品（哪怕是局部情节）作出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解释。用瓦尔特·本雅明的话来说，卡夫卡尽一切努力来避免和防止对作品的诠释（本雅明《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通常的做法是，预先对被诠释的对象做出模棱两可的阐释，从而消解掉读者从这个对象中寻找“微言大义”的企图。比如说，卡夫卡写下这个乡下人与看门人的寓言之后，立即通过神父之口，对读者有可能发表的意见抢先一步加以注释，他是那么小心谨慎、那么细心，以至于解释本身使本来很清晰的寓言叙事立即变得混浊不清，面目难辨。

一边讲述故事，一边通过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对故事本身加以评述，是卡夫卡的惯常伎俩。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尽可能地消除掉叙事本身可能出现的道德或教谕的痕迹。卡夫卡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因为寓言意义的显示，必须依赖于寓言的特殊的解读方式，必须依赖于作者与读者之间在交流媒介——语言和语式方面达成的完美的默契。而正是对于这一点，卡夫卡没有信心。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卡夫卡的另一个深不可测的消除诠释可能的极端举动，那就是在遗嘱中告诉马克斯·布洛德，要求后者焚毁自己的手稿。本雅明对此猜测道：“兴许，卡夫卡在世时每天都困扰于不可解决的行为方式问题，困惑于无从释解的言体交流，临终时有意让他的同代人尝尝自制的药丸。”（瓦尔特·本雅明《弗兰茨·卡夫卡》）

然而，卡夫卡毕竟无法阻止读者对这个寓言作出自己的诠释和想像，也无法阻止读者从叙事的字里行间去猜测作者本人的动机、意图和种种暗示。读者的猜测不论准确与否，本来就是作者——读者之间永远存在的心理游戏。

在乡下人与看门人的这个寓言中，我觉得重要的并不是乡下人与法的关系：他是否应当进入，他能否进入，以及他为什么要进入；而是看门人针对这一关系究竟向乡下人作出了什么样的暗示。所幸的是，看门人作为法的官员，并不是一个冷漠、被彻底异化的腐朽官僚；相反，他的同情心尚未泯灭，他的好奇心跃跃欲试，他的性格十分活泼且易于让人接近。在这个寓言中，看门人时常去和乡下人拉家常，还给他搬来了一个小矮凳，以便让他舒服一点。甚至当乡下人说话嗫嚅不清时，他还能屈尊俯身聆听。至于乡下人与法的关系的性质，看门人至少向他作出了四次重要的暗示：

首先，当乡下人问他能否进入法的大门时，看门人的回答是：“现在不行”，言下之意，他最终是可以进去的，只是现在不行。其次，看门人看到乡下人朝法的大门里探头探脑地张望，他笑了起来，居然怂恿乡下人说：“如果你很想进去，那就不妨试试，暂且不管我是否许可”，这是一个近乎露骨的暗示，指出了另一个进入法的大门的途径。再次，当乡下人用带来的礼物试图贿赂看门人以便让他进去时，看门人的一番话更是意味深长。他说，“我收下来，只是为了免得让你认为，还有什么事情办得不周”。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解释：你已经是足够周到了，你想通过通常的渠道得到法的正式许可而进入大门的企图是行不通的。这句话还有一个言外之韵，那就是提前告知了对方，等待下去所可能会有的结局，那就是一无所获。最后，当休息人行将老死，渴望了解事情的真相，向看门人提出了一个十分唐突的尖锐问题时，看门人立即完全满足了他的愿望，告知了事情的真相。尽管这番话对乡下人来说显然是太迟了，但获知真相对一个行将死去的人而言，毕竟仍然是莫大的安慰。

在这个寓言中，看门人尽管是法的最低级的官员，但他还是“法”的一个部分。因此，这个故事不免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乡下人的地位与看门人相比，要卑微得多。他要进入法的第一道门槛，就首先必须征得看门人的同意，所以，守门人对乡下人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在教堂神父的眼中，情况有可能恰好相反。在神父所提出的某种解释中，守门人的地位连乡下人还不如，而事实上他是从属于乡下人的。神父的理由是：乡下人毕竟是自由的，只要他不进法的门，他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而且，乡下人坐在法的大门外的小矮凳上，在那里坐了大半辈子，他完全是自愿的。至少在这个寓言中，看不出有任何被强迫的成份。而守门人却由于职责所限被牢牢地束缚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能离开大门半步。既然那扇“法”的大门是为乡下人而设的，守门人显然就具有了某种附庸或道具的性质。他既不能离开，也不能进去（从他和乡下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其实对于门里面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而且，在乡下人还没有抵达这个门前的漫长的岁月中，他就必须一直守候在那里，不得离开半步（要是乡下人不来怎么办？乡下人可以随时前来，亦可以永远不来），乡下人的到来突然使他的生活有了变化。也就是说乡下人终于来了，给他提供了一个尽职的机会，并且赋予了他生活的全部意义。我们可以感觉到，乡下人的到来实际上也给看门人带来了喜悦。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对乡下人的殷勤、超越法规定的权限向乡下人表露出的自然关心和亲热。看门人职责的长短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乡下人何时到达，其二是乡下人何时死去。接下来的一个推论自然是：假如乡下人永远不来，看门人将虚度一生的年华。随着乡下人的死去，看门人的职责也就此终止。他有怎样一个结局我们不去说它，但作为一个看门人，其职业、生活的意义亦随之消失。因此神父总结说，看门人从属于乡下人，他的处境显然更为糟糕。更有甚者，看门人对这一逻辑本身，对于自己从属于乡下人这一事实毫无所知，反而以自己的一点实际并不存在的优越感而沾沾自喜，是十分可悲的。

当然，这一推论只不过是神父无数推论中的一个，他很快就用另外一种观点对这一推论进行了驳斥。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卡夫卡的某些意图。

看门人与乡下人的关系可以使我们马上联想到《城堡》中K与信使巴纳巴斯之间的纠葛：K要获得土地测量这一工作的正式许可（进入法的大门），就必须争取到信使巴纳巴斯的帮助。因为巴纳巴斯的职责就是在K与城堡官员克拉姆（看门人所指称更高一级的官员）之间传递信件。在K的眼中，巴纳巴斯是属于城堡的，就像看门人是属于法的一样。因此，K到了后来就把进入城堡、与官员克拉姆见面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巴纳巴斯身上。而对于信使巴纳巴斯来说，正是因为K的到来，他才得以获得在K与克拉姆之间传递信件这样一个差事。他的心里也许一直都在企盼着K的到来，以便获得这个职位。随着K的离去或死去，巴纳巴斯作为一个信使的职责也就到此为止。巴纳巴斯承担了为整个家庭洗刷罪名的艰巨任务，他比K更迫切地要求接近城堡当局，正是因为K的到来才给了他全部的希望。因此，K与巴纳巴斯的关系是一个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欺骗的悖论关系——他们两个人都深陷在一个毫无希望可言的巨大的骗局之中。与乡下人――看门人这个寓言一样，K最后通过巴纳巴斯的姐姐奥尔珈之口获悉了全部的真相，而巴纳巴斯却像看门人一样，对于这样一个骗局一无所知。

在卡夫卡所塑造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状况：每一个人物都不比另一个人物更优越，实际上他们都是废墟的影子。每一个人物的暂时性的地位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比如说，在《诉讼》中，负责逮捕K的那两个法的官员，在小说开始的时候，俨然是法的代表，拥有着无可置疑的权威，一副凛然不可冒犯的样子，但是到了小说的第五章，这两名办事员却遭到了更高一级官员（鞭笞手）的鞭打，还需要他们逮捕的对象K来帮他们求情。他们的地位比K还不如，他们从事这个职业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吃掉“罪犯”的早餐（抓捕一般都于凌晨进行）。再比如，《城堡》中奥尔珈的父亲原先也是城堡当局的一位卑微的官员，正因为他感到自己是属于法、属于城堡的，所以城堡当局举办的一个节日就成了他自己的节日，他有理由显示出某种优越感，让自己的两个女儿穿上漂亮的裙子来欢度“他们自己”的节日。但正是这个节日中一点小小的变故，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从一个官员变成了一个“罪犯”。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象征物，毫无疑问，这个象征就是《地洞》中的那个可怜的小动物：它们局限在自己的天地中，捱过的是一段被称为“生活”的囚禁生涯。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这个寓言。看门人是属于法的，他既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力对乡下人作出任何暗示。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他去这么做呢？神父的回答是看门人的好奇心和自负，甚至还有点头脑简单。因为这个看门人生来就比较容易让人亲近，性格中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他的所作所为显然不符合法的要求，因而是“犯了规”。而在卡夫卡的词典中，有一个专门的词语，用于描述这种“越权”或“犯规”，这个词就是“孩子气”。

卡夫卡特有的寓言的讲述方式几乎都是一个深刻的悖论。不是绝望，而是荒谬或让人无所适从，像地洞中的老鼠一样，不停地忙碌，最终筋疲力尽、一无所获。尽管对于K来说，失败的命运往往一开始就注定了，尽管这种荒谬现实的铁幕坚实而沉重，但亦并非毫无缝隙。“孩子气”有时就是对抗这一铁幕的出其不意的方式之一。我认为，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解读和研究卡夫卡的作品极其重要。就乡下人和看门人的这个寓言来说，乡下人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法”的正式许可上面，而看门人则明白地暗示他，这种正式的许可也许永远不会降临。这个可怜的乡下人没有能够理解看门人的暗示，也许是他“中毒”太深，让人不免感觉到，他的灵魂和躯体作为法的奴隶，已经明显地染上了废墟的色彩。我们反问一句，当时如果这个乡下人像看门人暗示的一样，不顾他的阻拦，直接闯进去，结果又将任何呢？在这个寓言中，卡夫卡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样一个假设已经超越了寓言意义的疆域。但我想，就卡夫卡的整体创作而言，他一直在试图说出或暗示出这个答案，至少他在尝试着对这样一个动机进行思考。

在《城堡》中，奥尔珈的妹妹，那个有点淘气、任性、倔强的阿玛丽亚就做出了“乡下人”没有敢做出的举动。卡夫卡对此的解释仍然是孩子气。当城堡的某一位官员粗鲁地向她“求爱”，用肮脏不堪的情书试图简单地征服她之时，阿玛丽亚的举动属于一种性质严重的“犯规”。她竟然撕毁了那位官员的情书，勇敢地进行了反击。顺便说一句，这位官员之所以会如此无理地向阿玛丽亚“示爱”，因为在他看来，这一行为本身就属于规则的一部分。据此我们可以理解，当阿玛丽亚孩子气的行为发生之后，城堡当局、家庭、邻里和社会组织结构所感受到得震惊是不言而喻的。从此之后，阿玛丽亚的整个家庭都陷入了“诉讼”中K所一度面临的处境：等候判决。不同的是，K很快就遭到处决，而阿玛丽亚一家的判决书却始终没有下达，惩罚也迟迟没有来临。但不惩罚本身就是一种惩罚。我们知道惩罚的前提是有罪，惩罚的后果则是宽恕，因此阿玛丽亚一家人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有罪，然后才谈得上接受惩罚，最后才是宽恕。卡夫卡的幽默感在于，阿玛丽亚一家人费尽心机所要获得的结果恰恰是证明自己有罪，就像《诉讼》中的K一路小跑奔向法庭的举动一样荒谬而可笑。

我们应该还记得，在《诉讼》中，当K去找画家了解自己案情的可能结局时，画家告诉了他两种结果，有罪判决和开释处理。其中开释处理又分为三种方式，即无罪开释、诡称无罪开释和延期审判。从K的结局来看，他不幸走入了第一种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而其他几种方式，《诉讼》中则没有机会展开，而《城堡》则多少弥补了这一空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城堡》是对《诉讼》的一次丰富和重写过程，两部作品的主题有着重要的承继关系。《城堡》中的K虽然不像《诉讼》中的K那样被明确判定有罪，但他始终没有获得生存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土地测量员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确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合法亦可称为“有罪”，K的所有挣扎无非是取得这个“合法性”，但“判决”却被无限期地推延了。我觉得，《诉讼》与《城堡》可以互相参照起来阅读。关于这两部作品的比较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我们不妨再问一句，《城堡》中的阿玛丽亚，假如采取《诉讼》中的“乡下人”的立场和姿态，与“法”或“城堡”当局合作，也就是说，心甘情愿地同官员恋爱，从而维持法的规则，那么结果会怎样？在《城堡》中，卡夫卡实际上已经作了清晰的回答，如果是那样的话，阿玛丽亚就会成为另一个“老板娘”。“老板娘”和“阿玛丽亚”，两种结局，哪一个更好？卡夫卡在这里真正陷入了沉默。很显然，卡夫卡对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兴趣，而实际上他也回答不了。因为任何一个回答都会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卡夫卡不愿意这么做。

[ 本帖最后由 e_lan 于 2006-3-19 20:29 编辑 ]

作者: e_lan 时间: 2006-3-19 20:41
格非：卡夫卡的钟摆（3）

黑屋子

瓦尔特·本雅明在谈及卡夫卡的小说时，有两个概念我认为值得重视，其一是“容器”，其二是“遗忘”。在本雅明看来卡夫卡的小说是一个巨大的，没有边际的容器，它连接着过去（记忆）与未来（压迫性的恐惧），它是一个多少有点暧昧的“中间地带”。有时，本雅明也把这个“中间地带”称为遗忘。他引用维利·哈斯的话来说，《诉讼》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是“忘却”。而K只不过是遗忘制造的无数精灵中的一个。“精神的东西，只要还能起一定的作用，就会变成精灵。而精灵又会变成只顾个人的个体，自我命名……”（瓦尔特·本雅明《弗兰茨·卡夫卡》）。K的意识，与卡夫卡小说中众多的动物意识一样，既无力又脆弱，其根本目的是宗教性的，也具有神经症的下意识强迫：把罪恶从记忆中抹掉。本雅明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论卡夫卡》中这样写道：“卡夫卡的作品像一个圆心分得很开的椭圆。这两个圆心一个被神秘体验（尤其是传统的体验）支配着，一个被现代大城市居民的体验支配着。现代市民清楚自己是听由一架巨大的官僚机器摆布的，这架机器由权威操纵着，而这个权威即使对于那些执行器官来说也是云里雾里，而对于那些它们要对付的人们来说就更模糊不清了。”本雅明所描述的卡夫卡的世界，是一个由传统宗教记忆和现代都市居民经验所构成的互补性的世界。那么，什么是传统的宗教记忆？它又是如何对一个现代社会的个体发生作用的呢？在卡夫卡的视野里，这个传统的宗教记忆并不是一个自足的、自明的、固定不变的实体，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记忆而言，也不存在着这样一个实体，用本雅明的话来说，“绝没有被吸收的教诲，也绝没有能够保存的知识”。而经由人们知识系统所保存的东西，比如书籍，以及对这些书籍的说明都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说，传统经验是卡夫卡小说的一个基石，那么这种经验的获得只能通过谛听。过去的声音由于年代久远已很微弱，它无疑增加了谛听的难度。当然问题还不止于此，很容易被我们的听觉所触及并吸收的声音往往是最没有价值的，而那些最难以辨认的声音才具有意义。因此，卡夫卡试图在传统的经验与现实经验之间找到妥协与和解的企图在一开始就变得十分艰难。因为过去的经验正是通过“忘却”而得以保存并被神秘地延续到了当代。理解这一点，对我们解读卡夫卡的作品至关重要。我们要获悉过去经验的真实，就必须对充斥着的各种噪音的声响加以谨慎的分辨，而分辨这种经验的过程同时也必须求助于我们对当代生活的认知。这里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表述。罗蒂认为，卡夫卡对知识和文字本身缺乏起码的信任感，这就带来了卡夫卡的谛听和表述上的双重困难，前者暗示了分辨的难度，后者则促使他采取一种与通常的叙事迥然不同的寓言体写作方式。
很显然，本雅明的分析是在“历时性”的范畴内展开的，也就是说，过去延伸到现在并开向未来。
在这里，“中间地带”这个概念的确意味深长，本雅明似乎是在向我们暗示：卡夫卡让传统的经验与自身感受到的未来的压迫直接对话，从而把“现在”抽空了。这个“中间地带”与其说是对“现在”的描述，还不如说是揭示了作者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摇摆。这里又涉及到卡夫卡小说的另一个核心词语，那就是钟摆。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专门加以分析。不过，尽管本雅明对卡夫卡的解读很有意义，而且《诉讼》、《城堡》这样的作品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他的判断，但我还是觉得本雅明把问题搞得过于复杂了。我想试图用一个更为简单的概念（从共时性的角度）或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比喻就是“黑屋子”。
我在阅读卡夫卡的小说时，有一种最常见、最根本的经验，那就是卡夫卡的小说都是一个个黑暗的、没有边际的开阔空间。这就如同我们在不经意的地方一脚跌进了一个黑屋子，由于我们通常是从日常经验耀眼的光线中直接进入这个黑暗地带，所以我们最为直接的感觉就是晕眩。等到我们的视线能够稍稍适应黑暗之后，我们才可以看见这个屋子里的一些物件。当然，它们也仅仅是一些物件而已。这些物件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摆放在这样位置，物件与物件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们一时还无法知晓。这些物件的形状、质地以及功能与我们通常所熟知的家具、摆设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因此，当我们刚刚看到它们时，会自然产生出陌生、反常化的效果：它们是什么？为什么摆放在这里？有何功用和意义？
反常化是卡夫卡小说细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前面谈到过作为婚房的教室，作为法院的起居室，作为刑场的采石厂，作为交媾场所的酒吧等等。卡夫卡小说中有很多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它们有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闲笔”，尽管它们与整个故事的关系并不是很大，但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卡夫卡的某些“习惯”。比如说，《诉讼》中的莱妮，她处于紧张状态的时候，总是要把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扯开。因为，有一层蹼状皮膜把这两个手指连接在一起，它们之间的皮一直连到两只短短的手指的最上端的关节；比如当K把他的手放到大学生的肩膀上去的时候，大学生立即本能地用嘴去咬他的那只手（这个大学生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某种凶猛的动物）；比如《判决》中的那个父亲，当格奥尔格试图将他抱起来放到床上时，父亲一直在玩弄后者的表链。由于父亲紧紧抓住他的表链不放，格奥尔格始终无法把他放到床上；再比如，在《乡村医生》中，围观病孩的那些来历不明的客人，“从月光下走进洞开的门，踮起脚，张开两臂以保持身体的平衡”，诸如此类，这些细节既带有神话的特点，又具有梦境的性质，与日常生活中被规范化了的人类习性构成了强烈的反差。
如果我们进一步展开分析，则可以发现，卡夫卡小说中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反常化的，都具有某种陌生化的效果。甚至包括人物的语言、行为、思考问题的习惯，多少有些夸张的形体动作都是乖张而离奇的，它们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判然有别。我们只要想一想《城堡》中的那两个幽灵般的助手，哪怕是他们走路时的滑稽姿势，即可充分了解卡夫卡的这一细节上的特点。当然，最为反常的还是卡夫卡小说故事的动机和推进方式。
这种推进方式，我们可以用黑屋子里面迷宫般的走廊或通道来表示。我的意思是，有些通道，看上去具有某种目的性和实际功用，但你一旦进入就会发现它深不可测。一个通道分出许多细小的分叉，它们通向黑暗的深处，乱七八糟，根本无法走到尽头，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就是一只下水道的老鼠，头晕眼花是它们基本的生存状态，而迷失则是必然结果。有时，通道或走廊绕了许多圈之后，又回到了起点。你会发现，当你精疲力竭地到达目的地之时，却意外地发现目的地就是出发之地。没有什么比这种情况更让人沮丧和绝望了。我认为，《城堡》中的K所面对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情境。他费尽心机试图抵达《城堡》，而从常人的观点来看，城堡并非不可抵达。因为当K站在积雪覆盖的村庄之中，城堡近在咫尺，似乎触手可及，但是，悲哀的是，他做了各种努力之后，他与城堡的位置仍然没有任何变化，它们之间距离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他固然没有失去什么，但什么也没有得到。《诉讼》中的K也是如此，洗刷罪名的举动并未带来任何值得安慰的结果，他与法院之间短短的距离（个人消弥罪过的动机与过程）被无限地拉长了。
卡夫卡的小说与传统的小说一样，都具有一个经典的结构模式：行为（使命）——困难（障碍）——困难的克服（矛盾化解或使命完成）。如果说，卡夫卡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叙事模式，那就是他把主体面对的困难与使命的完成之间的距离无限地延展了，也就是说克服困难变得不可能。而且任何个体都不会抵达目的地。我们发现，卡夫卡小说里的主人公大都具有过低估计困难的特性，比如《诉讼》中的那个急性子的K，他试图一下子解决事实上永远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城堡》中的那个土地测量员，我们应该记得，他是踌躇满志地踏上征程的。他向目的地进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他的信心不断被瓦解的过程，直至毁灭。这种头脑简单的特性与现实困难的严峻构成了巨大的反讽。这种反讽在《美国》中达到了顶峰。
主人公卡尔去乡间的一个商人家参加聚会，商人出于对卡尔舅舅（参议员）的敬畏与奉迎，当然尽其所有对卡尔大加善待，以至于对卡尔与自己女儿的暧昧关系视而不见。问题是，商人的态度到了当天晚上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卡尔感觉到了这种变化，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冷遇，因此，他仰仗着舅舅的权威，不断地向商人施加压力，甚至屡次威胁对方终止聚会，返回舅舅的住所。殊不知，商人正是因为突然接到舅舅的一个手谕，才突然改变对卡尔的态度的。这个手谕是由一个信使（又是信使！）送来的（卡尔离开舅舅去商人那里参加聚会的同时，这辆马车就出发了。卡尔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手谕的内容是将卡尔扫地出门，永远地抛弃他。因此当卡尔受到商人冷遇转而向舅舅求助时，舅舅的手谕就在商人的口袋里，当他以“回到舅舅那儿”作为要挟对方的手段时，他实际上已经回不去了。这的确是一幕悲惨的滑稽戏。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这个黑屋子。正如前面所说，这个屋子里面的物件具有某种反常式陌生化的效果——它构成了卡夫卡层出不穷的人物和细节，屋子里的通道或走廊也是曲径通幽，带有迷宫般的梦幻色彩——这恰好可以解释卡夫卡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的延展路径。就连屋子本身也似乎大得没有宽度和纵深感，它是一个包容一切的宇宙——这是卡夫卡驱动那些牵线木偶尽情表演的舞台，也是他自己难以摆脱的巨大沼泽。一般来说，卡夫卡笔下的场景都写得比较单调，问题在于所有的那些场景都仿佛被浓雾包裹。卡夫卡所显示出来的场景只是一个更大场景的局部，也许是局部的局部，另外，梦境的氛围也是一块盾牌，它使屋子里所有物在刹那之间失真，比如说，当素未谋面的神甫突然叫出“约瑟夫·K”这个名字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K的恶梦快要醒来了；而当葛里高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时，他其实并未醒来，只不过从一个梦进入另一个乌有之乡而已。
经由上述分析，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卡夫卡的这个黑屋子的一般性质。但我觉得我们还可以从以下这方面对这个沉睡在黑暗中的世界展开进一步的描述，其目的，是为了考察一下卡夫卡的修辞方法和写作技巧。众所周知，奥茨曾把卡夫卡称为“真正的圣徒”。这一评价不管是否妥当，至少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它所突出的是卡夫卡式的内心世界的痛苦、受制于忧郁症的文化视野、内在的紧张感；他对终极问题（比如罪与宽恕）的思考，对存在的关注，甚至是对未来的预言。我们慷慨地将“天才”这一桂冠加在他身上，往往就将他艺术上的独创性和匠心忽略或勾销了。我看过很多研究卡夫卡的论著，很少有人谈到他对于叙事文学的特殊贡献，更不用说对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展开分析。在这方面，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或许是一个例外。他有一篇谈论卡夫卡的演说，题目叫做《卡夫卡及其先驱》，这篇演说论述了卡夫卡在叙事上的几个重要的来源。
我认为，将一个作家所表现的内涵与叙事的形式分开来谈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有什么样的内涵和意图，就会产生相应的形式。反过来说也一样。卡夫卡的形式，借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说，并不是他的独创，他只不过改造沿用前人的叙事方式而已，但这一改造却照亮了曾经哺育着他的那个传统，给它注入了活力。让我们重新回到“黑屋子”这个比喻上来。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某种失忆症患者，《诉讼》和《城堡》中的K给人的感觉尤其如此。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将主人公设置为一个失忆症的患者并非卡夫卡的本意，到是符合现代某些流行小说的趣味。由于读者是遵循着主人公（人物）的视线来打量这个黑屋子的陈设的，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这样一个疑问：是这些陈设本来就显得陌生、反常，还是主人公的视线将它预先变了样？我们不妨来看看第二种情况，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主人公的心理、意识和记忆出现了问题，场景才会变得陌生而怪诞。突兀的细节和情节常常使读者产生这样的错觉：仿佛是主人公K的记忆遗漏掉了什么重要的内容，才会出现文本中怪诞的情节安排。而K和读者一样亦在努力地回忆，试图恢复黑屋子原先的真实面貌，寻找失去的记忆——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为已经来临的惩罚寻求一种罪过。毕竟从常理来看，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是不会遭到突然逮捕的。在这一点上，卡夫卡巧妙地利用了读者的心理，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悬念模式。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卡夫卡的小说叙事中，实际上充满了紧张感与冲突。戏剧性变化以及最为重要的神秘感。这些因素较之于传统惊险小说，其强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这种神秘感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知道，一般的侦探小说，在写作之初，小说的中心情节或案情经过，作家大多了然于胸，作家不太可能向新闻记者那样，将案情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显示什么，隐藏什么，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什么强化，什么省略往往就构成故事讲述的重要技巧。对于读者来说，案情本身无疑也是一个黑屋子，他只能看到这个屋子的某些局部。局部的叠加、组合最终将拼合出一幅完整的故事图样。悬念最终被揭开，紧张感得到释放，阅读过程也就完结了。在某些方面。卡夫卡的小说完全符合侦探小说的这一情节模式。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我们往往也只能随着叙事的聚光灯看到黑暗屋子的一个个局部，而且是不甚清晰的局部。一个悬念引出另一个悬念。所不同的是，我们读完了卡夫卡的小说，也无法拼合出整个故事，充其量，作家只是让我们窥探了一下这个屋子的漫无边际而已。悬念仍是在悬搁之中，除非我们把自己变成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否则我们将不会得到任何答案。

作者: e_lan 时间: 2006-3-19 20:43
格非：卡夫卡的钟摆（4）

钟摆

土地测量员K被城堡的迷宫折磨得筋疲力尽时，偶尔会想起自己的家乡。
淡淡的怀旧感尽管是稍纵即逝，可仍然向我们敞开了一段秘密。对于K来说，城堡所在的这个村庄是一个过渡性的落脚点——他接受邀请前来工作。也就是说，他有来历，也有去处，城堡只不过是他人生中的某个无关紧要的客栈。一个简单的推论是，假如K感觉到城堡并不需要一个土地测量员，假如他事事不顺，工作毫无进展，他完全可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或回到家乡，或另谋高就。K的情人弗丽达就曾经向他建议，让他离开这个地方，双双远走高飞。当K站在肮脏的雪地上遥望他的家乡时，K是否会想到这个“离开”的计划，我们不得而知。而且K从未就弗丽达的建议做出任何回答（也没有向读者做出解释）。反正他是呆了下来，把一个客栈似的异地当成了自己的故乡。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假如K向我们做出解释的话，他又会如何说明这其中的原委？
我们不妨将这个问题与《诉讼》中乡下人——看门人的寓言联系起来考虑。前面我们也曾讲到，乡下人要进入法的大门，他就必须获得法的许可，他为了获得法的许可，在那里等了一辈子，直至死去。临死前他向看门人所提出的问题十分尖锐，为什么别的人不要求进法的大门？我们也可以问（事实上我们一直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法的大门不让他进去，他回到乡下岂不是也可以吗？或者他干脆冲进去看看有什么结果，是不是也要比在法的门口老死要好呢？通过比较，我们知道，这个寓言与《城堡》中K的故事的主题是一样的。这里涉及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人；乡下人、K和卡夫卡。
乡下人之所以为了一个合法进入法门的正式机会而在等待中死去，按照神甫的解释，他是被欺骗了。也就是说，他以为只有一条途径（等待），同时他也认为自己必须进这扇大门，但实际情况是途径不止一条（看门人曾屡次暗示他，希望他明白这一点），他也完全可以不进去。遗憾的是，乡下人只到临死之前才要求获知真相。他意识到真相已经太晚了。假如早一点知道，他还会坐在门前死等吗？K的身份要复杂得多，他也不像乡下人那么纯朴。与《诉讼》中的乡下人一样，他竭尽全力地为自己所从事的土地测量这一工作寻求合法性，他也许无数次地想到过离开，何况他还受到了恋人弗丽达的催促，但最终还是选择留了下来。从表面上看他具有选择离开的自由，与乡下人相比他的自愿性更为强烈。那么，K这样做——老死在这个陌生的异乡，一如乡下人老死在法的门前，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他有着怎样的难言之隐呢？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去回答，先来看看卡夫卡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如何。卡夫卡在与马克斯·布洛德闲谈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世界（指的是绝望的个人充满自杀念头的世界）仅仅是上帝的一种坏情绪的产物，倒霉的一天而已。布洛德追问道：这么说，除了世界的这个表现形式之外，还是有希望的？卡夫卡笑了，他回答道：“噢，有充分的希望，无穷无尽的希望——只不过不属于我们罢了。”
这段对话历来为很多卡夫卡的研究者所重视，也曾被广泛引用。不过仔细想一想，这段话多少还是有些令人费解的。我知道，有许多人会从“时间”或“绝望的暂时性”这样一个古老的角度去分析这段话，从而得出结论说，卡夫卡的意思是说，困难是暂时的，上帝在这一天情绪不好（恰好被我们遇到了），并不意味着他的情绪永远坏下去。因此，我们还是大有希望的。因为上帝的情绪会好起来，我们应该耐心等待……。我以为这种理解中包含着极大的谬误，甚至可以说完全曲解了卡夫卡的本意。因为果真如此，卡夫卡为什么又加上一句“希望不是我们的”呢？这最后一句话该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卡夫卡把“我们”看成是另一类人。这些人的悲剧性恰恰是因为他们拥有了非凡的记忆力。也就是说，一个莽撞的人说不定径直走进了法的大门，不管是否得到许可，他就有可能获救；另一类人在城堡里没有得到工作的许可随即离开了那里，并顺带拐走了克拉姆的情妇，这有什么不好呢？但无论是卡夫卡，还是K，他们却都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只能选择留下的挣扎、等待，直至死去。
卡夫卡无疑是揭示了个体在这个世界上的绝望与荒谬感。但这个个体是“我”或“我们”（在很多场合它只指卡夫卡本人）。他从来不说，你们、他们甚至所有的人都没有希望。没有希望的是“我”。是那个可怜的落入猫与捕鼠器之中的耗子，他唯一的自由是可以选择被捕鼠器抓住，还是被猫吃掉。在这里，卡夫卡显示出了他的审慎和悲悯。灾难所粉碎的不是整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中的“我”或“我们”：“我们都充满了虚无主义思想，充满了自杀的念头——而这些念头是上帝的脑子里出现的。”卡夫卡这样说。我们说他有着非凡的记忆力，首先是指他对上帝（神秘经验）的记忆，这是不可磨灭的。上帝所降下的罪或灾难能够真切地被某一个有记忆力的人感觉到，当然隐秘的希望也只对这样的个体才会产生。
卡夫卡的故事是一个不发展的故事，从起点回到起点，或者说在被各种因素的纠缠中陷入了泥沼，剩下的就是一只秋千的摆动。那是写作《观察》时的卡夫卡。他很早就注意到了秋千的奇妙功用：在一个点与另一个点之间来回运动，所谓的变化也不过是摆动的幅度增大或变小而已。如果对幅度加以严格限定，它更像是一只钟摆。卡夫卡难以表达经验中，传统社会的记忆与现代城市居民的生活构建了两个极端之间的摆幅，当然，这两个极端我们还可以用以下的概念来代替：出发地与目的地，生与死，爱情与绝望，罪与惩罚（或赦免），诸如此类。
最后，我想来谈谈卡夫卡笔下的那些女性，幻想中的爱情，单调的欲望。粗一看，卡夫卡的小说中的情欲描写显得露骨和肮脏。《诉讼》或《城堡》中的K，几乎是每看到一个年轻的女性都会立即表露出性的饥渴和幻想，其行为更是粗鲁和突兀，比如莱妮、比尔斯纳、法院里遇见的陌生姑娘、听差的老婆、弗丽达、奥尔珈姐妹……在《诉讼》中，K的被捕弄乱了比尔斯纳小姐的房间，他要等她回来向她道歉并做出解释。
可实际的情况是，比尔斯纳小姐一回来，K就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抓住她的手：
K说着跑了出去，抱住她，吻她的嘴，接着又吻遍了她的脸，就像一只干渴的野兽用舌头尽情地吸吮一潭终于找到了的清泉。最后他又吻她的脖子，她的咽喉，他的嘴唇在那儿停留了好长的时间。“现在我要走了”，他说。他本来想叫出比尔斯纳小姐的奶名，可是他不知道。
K的举动多少有点让人诧异，因为比尔斯纳小姐几乎还是一个陌生人，K去找她是为了道歉，而不是深思熟虑的求爱。人物的举止发生了突然性的偏转，这样的例子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比比皆是。我们说过《诉讼》中的每一个年轻女人都会引发K扑向她们的强烈冲动，这不是什么爱情，甚至也不是欲望，而是来自某种动物的本能。我们再来看看K与莱妮之间的关系。K跟着叔叔去找一位有名的律师，以便帮助自己打赢官司。可到了那里之后，他立即就和律师的情妇好上了。他们两个人像胶水一样地粘在了一起，又像两头饥饿的动物互相撕咬着，将律师和他的叔叔撇在了一边。这并不是说K已经忘掉了他的官司，忘掉了律师的重要性，而只能说明莱妮这个女人（就像任何普通的女人一样）具有一种奇异的、不可抗拒的魔力，把K牢牢地吸引住了。这不禁使我们联系起《城堡》中的弗丽达。在城堡的阴暗酒店里，K与弗丽达一见面，就被对方深深地吸引。这个长相平平的姑娘只看了他一眼，K就觉得这目光已经把与自己有关的一切难题都全部解决了。他们很快地滚入了桌子下面，开始了疯狂的性爱。
米兰·昆德拉曾经提出，卡夫卡小说中的性行为，尤其在《城堡》中的K与弗丽达身上，呈现出来的完全是肉欲，没有一丝一毫的爱情。这种说法又显得过于绝对了。因为在《城堡》的结尾处，当弗丽达投入助手的怀抱时，K的失魂落魄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在《诉讼》中，当K走向刑场时，眼中浮现出来的秀丽倩影依然是比尔斯纳小姐。也有人指出，《诉讼》中的K勾引了莱妮，《城堡》中的K勾引了弗丽达，其目的是完全功利性的，因为莱妮是律师的情妇，是个“有办法的人”；而弗丽达是官员克拉姆的情妇，能帮助他完成自己的使命。这种解释从表面上来看，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们又如何解释K对其他众多女性的暧昧态度呢？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卡夫卡笔下的性与爱情，或者说这两个概念在卡夫卡那里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性。欲望是水面上的漂浮物，而在水底沉积的却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爱情。在卡夫卡那里，有一个比爱情更浮泛、也更具体的说法，即女性固有的神秘力量，仿佛是塞壬或约瑟芬充满魅惑力的歌声。女性是一帖清凉药和解痛剂，一道甘洌的清泉，这使得卡夫卡笔下的那些倍受压抑的主人公，一见到女人（不管她们长相如何），就迫不及待地要去抓她们的手，咬她们的脸，似乎希望以此来给自己注入活力。另一方面，像弗丽达、莱妮一类的女人，当她们把K作为一个欲望的对象时，情形也是如此，她们不是反复拧、抓、搓着K的手，就是像动物般的撕咬。交媾的目的不是肉体的欢愉（卡夫卡从不描写这种欢愉和满足感），而是为了尽情释放自己紧张的压力。在卡夫卡的世界里，爱情并非不存在，在一些场合它与压力的释放以及功利性的目的纠缠在一起，而在更多的场合，它成了一种奢侈的记忆。

作者: mu 时间: 2006-3-20 18:02
《卡夫卡的钟摆》很经典，我一直想找..顺便帖份读后感：

读格非《卡夫卡的钟摆》

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有学问的人，更需要有思想的人。没有思想不成为作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了一套“走近大师系列丛书”，是几位当代著名作家阅读经典作品的读书札记，展示了作为作家的思想者在阅读文学大师作品时思考文学、社会与人生的风采。格非的《卡夫卡的钟摆》是其中的一本。

《卡夫卡的钟摆》所论除废名外，全是外国作家，主要有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麦尔维尔、詹姆斯·乔伊斯、昂贝托·埃坷、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英玛·伯格曼、布努艾尔等。作者有着非常丰富的外国文学知识，对上述作家与作品的阅读与批评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如作者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价：“我感到托尔斯泰的作品仿佛一头大象，显得安静而笨拙，沉稳而有力。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热衷所谓的‘形式感’，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事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即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的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雕琢、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这些特征，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说它浑然天成，也不为过”，“驱使他（托尔斯泰）写作的动机并不是做一个一流的小说家，而是他那野草般丰富而深邃的思想惯性，再加上那野牛一般的体力和过人的精力，小说只不过是他发泄过剩精力的一个天然渠道。因此，我觉得他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也许更合适”（《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读如此优美而能深中托尔斯泰及其作品肯綮的文字，岂不是一种很高的艺术享受？如果没有对托尔斯泰作品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研读，是很难如此恰如其分地把握住它们的特质的。

宏观的会通来自微观的悉心体味。上述这种对经典作家作品整体的正确把握来自对它们的深入细致的阅读，格非对经典作家作品的创作意图、思想内容、叙事艺术、人物形象等等的剖析确乎都是非常精细而又独到的。即以列夫·托尔斯泰而论，他认为列夫·托尔斯泰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图解自我观念的作家”。又如在谈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一文中，作者能注意到历来研究者与教科书几乎都忽略了的人物查利·包法利，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认定“这个人物对作品主题的深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另一方面，作者对一个作家的评论，不是就这个作家而论这个作家，除了能把他们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文化氛围中去讨论之外，还特别擅长通过比较去凸现各自的特点，使所论立论视野宏阔，得其神髓。如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思想家，但他们表达思想意识的方法很不相同：“托尔斯泰小说中的思想是统一而和谐的，人物仅仅是作者手中的一个道具而已，它服从于作者的调遣，是作者本人思想的一个代言人，或者某个侧面或剪影，作者的主体性特别清楚。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既是客体，同时也是主体，人物大多不受作者的制约，也不代表作者，它只对自己负责”，“如果我们把列夫·托尔斯泰看成是一个思想的表现者或概括者，那么陀氏仅是一个陈述者”（《〈罪与罚〉叙事分析》）。这事实上事关不同作家不同的叙事风格，乃是通过严格的比较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格非在他所论及的作家中，经常喜欢作这样的比较。

格非虽然欣赏托尔斯泰对叙事艺术的漫不经心，但他本人是很重视小说的叙事艺术的。《卡夫卡的钟摆》是书中的一篇，以此作为该书的书名，在我看来，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作者对小说叙事艺术的特别关注。他在《卡夫卡的钟摆》一文中写道：“卡夫卡的故事是一个不发展的故事，从起点回到起点，或者说在各种因素的纠缠中陷入了泥沼，剩下的就是一只秋千的摆动。”卡夫卡有些作品的叙事风格一定程度上如同钟摆之运动。钟摆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叙事的代名词。他在论麦尔维尔的《白鲸》一文中也谈到“从《白鲸》的结构来看，它的情节几乎是‘不发展’的，或者说是发展得很慢”。诚然，作者所讨论的经典作家的叙事艺术，绝不局限在“故事的不发展”，他所谈叙事艺术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在《〈罪与罚〉叙事分析》一文中，他总结陀氏小说的叙事特征就有“复调小说”的形式、“全面的对话性”、“惊险情节”、作者的隐退、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等，并谈到对加缪、卡夫卡的影响；在论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时，指出乔伊斯借小说主人公之口说出他心目中小说的“史诗形式”；在介绍昂贝托·埃坷的《玫瑰之名》时，谈到作者对于文体的机智与敏感，该小说具有“语言与文化协商”的叙事氛围；在评述博尔赫斯时则指出其尝试用学术论文的方式写小说。如此等等。

全书分三部分：一是“点击大师”，如上所论，是对作家与作品的评论；二是“非常看点”，收录格非谈论文学写作的一篇文章；三是“相关链接”，介绍格非在国内外发表的主要作品以及他所喜爱的书籍。“非常看点”收录的论文的题目是《经验、真实和想象力——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学写作》。如果说“点击大师”部分是对历史上有关作家创作经验的总结而面向过去的，那么，此文是作者思考当下文学创作境遇而面向未来的，主要探讨全球市场化背景下消费社会中文学创作上的重要问题，体现了一个有责任感的当代作家对文学创作前景的忧虑与思考。格非得出的结论是，文学创作既不能迎合市场，也不能完全拒绝市场，而必须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去使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一切资源，并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写作视野中去，真正建立起个人与现实的有效关系，从而确立一种整体性的写作观念。（作者:钟明奇）

作者: kenshin 时间: 2006-3-20 18:07
只剩深秘的逻辑在摆动

呵呵

作者: e_lan 时间: 2006-3-21 15:38
原来求助的对象错了，呵呵：）
有劳管理员了！多谢！！

作者: 寒鸦 时间: 2006-8-9 22:06
一些关键词归结的很好！

作者: kenshin 时间: 2006-8-12 09:37
呵呵
那是
这是专业的啊

作者: 八和九生 时间: 2007-6-29 23:49
恩！喜欢格非，他的这本书有机会一定买来看看

作者: 繁柯 时间: 2007-6-30 21:56
读过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关于废名的，和许多人正相反，并不喜欢他。

作者: 想飞的猪 时间: 2007-7-1 19:49
或许K为什么不放弃城堡和卡夫卡为什么不放弃写作是一回事。

作者: kenshin 时间: 2007-7-1 21:49
对！
我支持这个观点的！

作者: 达达斯加 时间: 2007-7-14 01:43
标题: 有些经验很奇怪
这篇文章就让我想起这个
那些经验
是用来体会的
体会在先
完全超越思考
但不是不能
我用心的读卡夫卡
但是唯有一次
那一次我手头没有任何他的书
但是我想起了我度过的东西
突然想哭
但说不出原因
也并不是看到了什么真正的面目
就是想哭
感到彻底的伤心
现在想想
能有一会这样的感受真是快乐
哪怕其实只是自欺欺人也好啊

作者: kenshin 时间: 2007-7-18 15:02
呵呵
楼上的说的和我竟然那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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