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个帖子~~《基督山伯爵》的~~可惜是繁体的

JuanFT7

已经转换为简体了~~By 牧场看守人

《基度山恩仇记》是大仲马的代表作之一，属于当时的「报刊连载小说」。十九世纪初期，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随之报刊连载小说也应运而生，这是报纸吸引读者订户的重要手段。一部吸引人的报刊连载小说有时能使报纸的订数激增，数以十万计。写报刊连载小说的作家有大仲马、欧仁．苏(1804～1857)、苏利埃(1800～1847)、费瓦尔(1817～1887)等一大批，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直接影响了巴尔札克、雨果、乔治．桑等作家，这些大作家汲取了大仲马等人的艺术手法，以丰富自己的创作。更重要的是，报刊连载小说「在这一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它在整个浪漫主义时代深深地改变了文学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也极大地促使十九世纪成为小说的黄金时代。」报刊连载小说为十九世纪法国小说的空前繁荣并达到发展顶峰作出了贡献，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从这个大背景来考察《基度山恩仇记》，才能给这部小说以恰如其分的地位。

把《基度山恩仇记》看作通俗小说的典范作品是确当的，因为这部小说具备了优秀的通俗小说的一些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对于一般的小说创作无疑也有借鉴作用。


《基度山恩仇记》的第一个艺术特点是：情节曲折、安排合理。

大凡成功的通俗小说，无不是情节曲折，波澜起伏的。《基度山恩仇记》在这一点上堪称典范。小说一开卷就紧紧吸引住读者。主人公唐泰斯远航归来，准备结婚；他年轻有为，做了代理船长，前程似锦。可是，他的才干受到船上会计唐格拉尔的嫉恨，在唐格拉尔的策划下，他的情敌费尔南向当局告了密，诬陷他是拿破仑党人。于是飞来一场横祸；在他举行订婚仪式时，他被当局逮捕。恰巧他的案件牵连到检察官维勒福的父亲，维勒福为了保护其父，将唐泰斯毫不留情地打入死牢。这一富于戏剧性的开场正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为下文跌宕起伏的情节打下了合理的基础。紧接着唐泰斯在黑牢里的经历更是写得有声有色，这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唐泰斯在狱中一度满怀希望，以为维勒福会公正地释放他，随后希望破灭，他起了轻生的念头。他在牢里巧遇法理亚神父，通过地道互相往来，这段奇遇极富传奇意味。法理亚不幸中风死去，唐泰斯计上心来，钻进包裹法理亚尸体的麻袋，终于逃出虎口。看到这里，谁都会屏住呼吸，为作者的巧妙构思拍案叫绝。这只是小说的序幕。小说正文是写唐泰斯的报恩和复仇经过。唐泰斯根据法理亚的指点，发现了宝库，成了亿万富翁，改名为基度山伯爵。他得知摩雷尔船主曾为营救他出狱真心实意地出过力，并资助过他父亲，是他的恩人。在船主处于破产境地、准备开枪自尽时，他及时地伸出了援救之手，为船主还清债务，并送给船主一条崭新的帆船。小说着重写基度山伯爵的复仇经过，大仲马匠心独运之处，在于把三次复仇写得互不相同，各异其趣，但又与三个仇人的职业和罪恶性质互有关连。莫尔赛夫夺人之妻，出卖恩人，结局是妻子离他而去；他身败名裂，儿子为他感到羞耻，不愿为他而决斗，他只得以自杀告终。维勒福落井下石，害人利己，又企图活埋私生子，结局是自己的犯罪面目被揭露，妻子和儿子双双服毒死去，面对穷途末路他发了疯。唐格拉尔是陷害唐泰斯的主谋，又逼得唐泰斯的父亲贫病饿死，他靠投机起家；基度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受骗，终至破产，并让他忍受饥饿之苦，他被迫把拐骗的钱如数退出。这样不同的结果使复仇情节不致呆板，而是富有变化。读者料想不到会是如此结局，读完之后，掩卷再思，又会觉得这样的结局再好不过，不能不击节叹赏作者的巧于安排。

大仲马并不满足于基本情节的离奇曲折，因为小说篇幅很长，只有这样单纯的情节仍会显得单调。于是他在其中穿插了不少惊险紧张的场面，例如卡德鲁斯在风雨之夜谋财害命，杀死首饰商，夺取了五万法郎；在罗马近郊神出鬼没的绿林好汉，利用狂欢节进行绑架活动；维勒福的私生子安德烈亚从苦役监踏入上流社会，最后事情败露，再次被捕入狱；卡德鲁斯夜入基度山伯爵府邸偷盗，竟被安德烈亚刺杀；维勒福夫人为了夺取遗产，下毒害人，但基度山伯爵暗中保护瓦朗蒂娜，先让她假死，然后转移……这些次要情节险象环生，具有奇峰突起，迂回曲折，大起大落的艺术效果，而又不游离于主要情节之外。这种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写法运用得恰到好处，每一个小插曲都写得很紧凑、很精彩，但又没有喧宾夺主，相反，是为主要情节服务的，或者说，是主要情节中的一环。因为它们都与主人公有关，大多数还是他直接操纵的，所以小说情节繁复而不散漫，读来只觉得描写精彩纷呈，而无冗长拖沓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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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度山恩仇记》的第二个艺术特点是：光怪陆离，熔于一炉。

这部小说触及的社会生活面极其广阔，上至路易十八的宫廷、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下至监狱的阴森可怕和犯人的阴暗心理、绿林强盗的绑架和仗义疏财，也有市民清贫的生活，这些全都得到了精细的描绘。

小说对各个社会阶层的描写具有绚丽的色彩，不是浮光掠影式的扫描，而是有一定深度的写照。在描写宫廷时，作者用揶揄的笔触去对待路易十八。这个经历了二十多年流亡生活，如今登上宝座的国王，处在风雨飘摇的地位中。虽然他竭力保持国王的威严，但一遇突发事件便惊慌失措。平时他手捧古典著作，以显示博学和有哲学头脑，其实他相当麻木不仁，不知脚下的火山即将爆发，十分昏聩。作者寥寥几笔就写出了路易十八本人的特点和他的宫廷风尚。小说对上流社会的描绘是丰富多采的。大型舞会和豪华婚礼场面令人眩目，尤其婚礼仪式上的签名透露了时代的风习。宴会上「水陆罗八珍」，其奢华和耗费异常惊人；价格高昂的骏马在贵族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往往用来炫耀主人的富有，而游山玩水、观看歌剧演出又是公子哥儿不可或缺的消遣活动；金碧辉煌的客厅和名画的陈设是显露财富的一种手段，实际上他们缺乏慧眼，艺术鉴赏力庸俗不堪；为了争夺财产，连检察官的夫人也不惜屡次下毒，以谋财害命；最具特色的是关于金融投机的描写，这方面的刻画似乎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也不多见。唐格拉尔的金融投机活动以及唐格拉尔夫人和德布雷的合伙金融投机，揭示了银行家跟政府当局暗中勾结的内幕。他们窃取了重要的政治情报，及时购买或拋出公债券和国库券，从而赚取了数十万法郎乃至百万法郎的巨款。他们之间是彼此利用的关系，必要时可以妻子为钓饵，丈夫且容忍妻子的偷情行为；合作的一方到了无利可图时，也就毫不容情地与情妇一刀两断，各奔东西。小说对上流社会的描绘是淋漓尽致的。

在描绘下层社会方面，同样有独到之处。小说对牢狱生活的描写精细入微，将一般读者一无所知的犯人生活展示出来；从对犯人的切口恰如其分的运用，可见作者对这些社会渣滓的生活也是了解的。小说关于苦役犯摇身一变，企图通过婚姻改变社会地位的描写，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巴尔札克笔下的伏脱冷当上了公安机关的处长，确实是一种社会现象，拿破仑第三就依靠一批地痞流氓和社会渣滓爬了上去。值得注意的是，大仲马把绿林大盗跟一般盗贼严格区分开来。罗马近郊绿林好汉的首领瓦姆帕是牧童出身，善恶分明，往往只打劫为富不仁的豪绅。他平时喜爱阅读凯撒的《回忆录》和普卢塔克的《名人传》，表明他有高尚的志趣和较高的文化修养。同是下层人物，他和他的手下跟安德烈亚、卡德鲁斯等苦役监逃犯迥然不同。此外，小说对一般老百姓和公务员也有入木三分的描绘。诸如失去了儿子之后宁愿饿死的唐泰斯的老父亲，快报站中热衷于园艺的发报老头，知足常乐的马克西米利安夫妇，收养安德烈亚的科西嘉人贝尔图乔及其善良的嫂子等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小人物。《基度山恩仇记》虽然说不上对社会百态有全面的写照，却也是关于复辟王朝、尤其是七月王朝时期的一幅社会风俗画卷。

还应指出，《基度山恩仇记》富有地方色彩和异国情调。作为浪漫派作家，大仲马异常热衷于描写法国和外国的风土人情。地中海沿岸的走私船和走私贩子东躲西藏的生活，他们以大海和小岛作为活动据点，与沿岸各地有密如丝网的联系，他们甚至与绿林好汉也有勾结，他们豪爽的性格是与飘泊不定的生活分不开的。科西嘉岛民强悍的复仇意识与善良品质的奇异融合，也构成了地方色彩中具有魅力的方面之一，贝尔图乔为哥哥复仇，一路追杀维勒福，而他的嫂子像爱亲儿子一样抚养安德烈亚，百依百顺，就是一例。另外，保持西班牙风俗的加泰隆尼亚以渔业为生的宁静日子，展示了这个少数民族与法兰西人民不同的生活风貌。至于异国情调，在这部小说中更是突出。罗马狂欢节车水马龙、万头攒动的疯狂场面；假面具和奇装异服的大展览更是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狂欢节开始前的处决犯人则不可思议，富有神秘色彩。罗马竞技场上的优美夜景和绿林好汉古怪的接头方式也令人神往和不可捉摸。再如希腊战争中这一段富有浪漫色彩的插曲，阿里．泰贝林的被出卖和惨遭杀害，他的妻子和幼女被叛徒费尔南卖给了奴隶贩子。这段插曲把当时吸引欧洲人注意的希腊战争写进小说之中。此外，基度山伯爵的仆人阿里曾因触犯苏丹禁令被割去舌头的残酷刑罚，把北非的风俗也勾勒了一笔。

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和斑斓夺目的地方色彩、异国情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大仲马能将广阔的视野与浪漫主义的艺术趣味熔于一炉的杰出技巧，这种特点是与小说的传奇性紧密相连的。将上层社会生活与下层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描写，目的之一是为了制造传奇性，在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1842～1843)中已经有过尝试，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在《巴黎的秘密》中，对社会底层的描写很难说是暴露社会的黑暗面，小说中对流氓、匪徒、妓女、苦役监犯人的描写带上了浓厚的猎奇意味，作者明显地站在维护社会秩序的上流人士的立场上，居高临下、鄙夷不屑地对待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大仲马则不同，他对绿林好汉、走私者有好感，因此，他对下层人物的描写比较符合生活真实。更不用说他插入了对政治仇恨和金钱作用的描写，在思想上略高一筹。更重要的是，大仲马这种全景式的描写以丰富多采的色调作为点缀，能满足不同阶层的读者的兴趣，这是《基度山恩仇记》能赢得广大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基度山恩仇记》的第三个艺术特点是：结构完整，一气呵成。

多卷本的长篇小说有各种各样的写法。有的头绪繁多，像一棵大树一样，枝繁叶茂，又如一座花园一样，曲径通幽，四通八达，在那些力图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中，往往采用这种手法，如《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就是这样。但这种手法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显得枝蔓太多，七零八碎，而导致结构上的失败。还有一种是先写主要人物，随着他的经历逐渐引出其它人物，其它人物的活动与主要人物的活动密切相关，构成了一个整体。这种写法颇为常见，其优点是脉络清楚，重点突出，叙述自然。如《约翰．克利斯朵夫》、挪威女作家温塞特的《克丽丝汀》就属于这一类。近代有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则采用倒叙的回忆手法，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长达三百多万字，由主人公醒来后躺在床上回忆的往事所组成。《基度山恩仇记》的结构类似第二种，但又不尽相同。它一开卷就引出几个主要人物，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构成了小说的全部内容，前面四分之一的篇幅写主人公被陷害的经过，后面四分之三写主人公如何复仇。

这种结构非常清楚明晰。前面部分只能算是个楔子。正是这个楔子引出了后来的复仇情节，前者为后者的基础，因而两者是紧紧衔接在一起的。至于复仇情节，虽然分成三条线索，但彼此交叉进行，并且交叉而不乱，叙述有条不紊，每条线索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后才汇合到一起，写来环环相扣，步步深入。

问题在于，作者在组织基本情节的时候，是怎样处理大量的插入情节的？因为处理不好的话，基本情节就会被插入情节所淹没。尤其《基度山恩仇记》是一部报刊连载小说，这类小说往往会为了吸引读者而插入一些游离于主题和基本情节之外的枝节，从而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难能可贵的是，《基度山恩仇记》避免了这种弊病。在大仲马笔下，大量的次要情节都同主要情节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或者说，次要情节被有机地组织到主要情节的基干之中。例如，从31章到38章，小说突然变换了环境，转到意大利的罗马，描写利用狂欢节进行活动的绿林好汉。乍看似乎小说离开了基本情节，再看下去，小说引出了基度山伯爵的仇人莫尔赛夫的儿子阿尔贝。阿尔贝被绑架的事件成为基度山伯爵返回巴黎，进入上流社会的一条导引线。仅此一点，这段情节还不能说是十分必要的。直到故事末尾，唐格拉尔席卷巨款潜逃到意大利，落到了这伙绿林好汉之手，他们用一餐饭付十万法郎的办法迫使唐格拉尔吐出全部赃款。至此，前面那段插曲便成为不可缺少的情节，与基本情节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再举一个插入情节的例子，唐泰斯出狱并寻得大宗财宝以后，曾去寻访卡德鲁斯以证实唐格拉尔和莫尔赛夫怎样写密信的经过。卡德鲁斯这时是小酒店老板，他的再出现有了沟通上下情节的作用，并通过他的口，介绍了一些人物的经历，简化了交代过程。从卡德鲁斯那里又引出一个人物──安德烈亚。基度山把他从苦役监弄出来，作为他复仇的工具。安德烈亚成了意大利的贵族子弟，出入巴黎上流社会。处于拮据状态的唐格拉尔想招他为女婿，以摆脱困境。他败露身分后，在法庭上揭露了维勒福正人君子的丑恶面目。卡德鲁斯和安德烈亚的故事写得很吸引人，同时与唐格拉尔、维勒福等主要人物的经历紧密交织在一起，成为主要情节发展的纽带。由于次要情节安排得当，所以这部小说能保持酣畅始终、首尾贯一。

作品结构关系到作家对现实生活作出怎样的集中概括，并用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基度山恩仇记》由于做到了结构的严密、紧凑、清晰，而产生了一气呵成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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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的产生经过，也可以看出大仲马这种善于编织故事的杰出才能。大仲马在一次到地中海作狩猎航行时，在厄尔巴岛附近发现了基度山这个小岛，他被岛名所吸引，产生了要以此作为他下一部小说的书名。机会来了：一八四三年，出版商要他写一部《巴黎游览印象》。大仲马从一则真实的社会新闻得到启发。这则新闻的材料来自巴黎警察局档案(1830～1838)，由珀金写成《被揭露的警方：钻石与复仇》。大仲马从中发现了F.皮科的故事。皮科被错判为英国奸细，关押了七年，于一八一四年出狱。一个名叫法理亚的神父遗赠给他一笔财产，他依靠这笔财产来复仇，杀死了三个仇人，最后，那个给他提供内情的揭露者又被他暗杀了，揭露者临死前作了忏悔。皮科是唐泰斯的原型。这个真实的故事与《基度山恩仇记》只能说大致相似；经过了大仲马的艺术加工后(据研究，小说由马盖和菲奥朗蒂写出初稿，再由大仲马加工和定稿)，小说才成为真正的艺术品。大仲马对原来这个真实故事的改动，有几处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是时代的改动，原来发生在一八○七年至一八一四年之间，即在第一帝国时期。小说改为一八一五年之后，也就是说在复辟王朝时期(关在黑牢里)和七月王朝时期，把揭露的矛头对准了复辟王朝的黑暗窳败，而不是去抨击拿破仑政权。其二，小说主人公在狱中待了十四年而不是七年，用以加强主人公遭遇的悲惨，为他的复仇的合理性增加分量。其三，小说主人公不是期满释放，而是逃出来的，潜逃过程显示了作家的丰富想象力。其四，基度山伯爵的财产不是由法理亚神父遗赠的，而是在神父指点下发现的，而且数目大得不可比拟，这样写能增加小说的传奇性。其五，基度山是根据法理亚神父的分析了解到自己的仇人是谁，并经过自己的核实，他的复仇经过完全是作家杜撰出来的，最后，他根本没有亲手杀死仇人，否则难以脱身；其它次要情节也是作家虚构的。上述几个方面的改动能给人以启迪，显示了大仲马如何成功地将生活中的原型和故事进行艺术加工，《基度山恩仇记》是一个出色的范例。

可是，在进行艺术虚构时决不能违反生活真实，否则就会流于荒唐无稽，导致艺术上的失败。大仲马是非常注意情节安排的合理可信的。以唐泰斯在黑牢中的经历为例，这座紫杉堡监狱阴森可怕，作者的描述异常具体细致，读者彷佛身临其境，看到主人公如何在他的牢房里生活。为了描写这一环境，大仲马曾经去游历过这个地方。他说过：「有一件事我是不会贸然去做的，这就是我没有见过的地方，我不会写到我的小说和戏剧里……为了写作《基督山恩仇记》，我又到加泰隆尼亚和紫杉堡去过。」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大仲马严谨的写作态度。黑牢的环境写得如此真实，是同作者的实地观察分不开的。

环境的真实是艺术真实的第一步。艺术需要虚构，但虚构也要符合真实。后者似乎需要更多的艺术匠心。这里面，细节的真实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一个细节的疏忽往往导致整个情节的失实。《基度山恩仇记》在描写挖地道这个细节上就处理非常得妥贴。试想，挖地道所出的土是相当可观的，这些土倒在一个废置不用的小房间里，等填满了，就捣碎土块，一点点从窗口拋洒出去，随风送到远处，洒落在海里，不留下任何痕迹。这两处交代是颇有说服力的，足以打消读者心里的疑问。另外一个细节也写得很有分寸，唐泰斯要经过长途游泳才能逃离监狱，然而，他在牢里待了十四年，一个没有活动的人不可能有足够的体力游完这段距离。作者当然考虑到这一点，他留下了几处伏笔，写唐泰斯平时如何锻炼体力，其中挖地道也是一种方式，加之他是一个熟练的水手，深谙水性。这样，当写到他在海里游泳逃脱时，就顺情合理，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再一个例子，唐泰斯成为基度山伯爵以后，他需要具有教养，否则就不能出入于交际场所。作者也事先交代了他向法理亚学习各种知识的细节，并把他复仇的时机推迟到若干年之后，这时基度山已完全摆脱了下层人物的谈吐举止，并掌握了各种复仇本领，如他是个击剑和射击能手。这样就避免了不合理的描写。大仲马对细节的处理大半是相当巧妙的，毫不令人感到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