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

子抗

     [低技术水平精神病]
      
     我的精神病停留在这种技术水平：重机枪。
     重机枪架在二楼的窗口。我们埋伏在窗户后面。等一下敌人将走进这条狭窄的街道。小雨。低矮的街灯，一团模糊的光晕。灯罩边缘上凝结着水珠。石子路面潮湿，低洼的地方有积水，卵石微弱地反射着光线，看得出一颗一颗的。等一下重机枪子弹将要像暴雨一样倾泻在这一片石子路面上。没有直接射进人身体里面的子弹将与石子路面碰撞，跳起，转向，射进一些人的身体，或者，在街面上呼啸着乱窜，射进一些人的身体，或者最后跌落在地上或者嵌入石头墙壁，或者，射进一些人的身体。
      前来送死的是一些什么人，是革命军队还是反革命军队，是属于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还是封建贵族阶级，我一点都记不清了。我不知道我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反革命的士官生还是革命的工人和水兵。两者的区别主要在服装：士官生穿着整齐的呢子军大衣，工人和水兵们穿得乱七八糟，把他们统一起来的是胳膊上的红袖筒。红袖筒上好像写了一些什么字，但也好像没有。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袖筒到底是不是红色的。这是黑白电影。
     我并不知道我埋伏在这里对不对。可能我错了，我应该下去被别人杀死才是正确的。但是我的精神病拒绝我作那样的选择，我的精神病命令我埋伏在这里，准备杀人。理想的情况当然是，一方面我是好人，另一方面我又是杀人者，这样我杀起人来可以心安理得。现在这种不确定的状况让我不安。为了心安理得地杀人，我首先必须弄清楚这场屠杀的性质。我想知道这是好人杀坏人还是坏人杀好人，是凶残的专制势力（社会稳定力量）杀善良的自由势力（社会叛乱力量）还是刚好相反，是进步分子（狂热分子、极端分子、恐怖分子）杀反动分子（理智分子、温和分子、正常分子），还是相反。
     一切都模糊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重机枪。重机枪将要尽情扫射，子弹像暴雨一样撒向下面的石子路面。对方根本不可能做任何有效的抵抗。重机枪居高临下。
    我的精神病主要就在这里：到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该穿什么衣服，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但是重机枪马上就要疯狂地——欢快地——狂喜地——扫射。
      至于血，就算能看见，那也是黑白的，而且已经和雨水混在一起，看不出到底是血还是雨水。
      这是黑白电影。

[ 本帖最后由 子抗 于 2006-4-30 11:46 编辑 ]

Moderato

写得不错~喜欢这一类的文章~…………

[ 本帖最后由 Moderato 于 2006-5-3 18:07 编辑 ]

子抗

     [没有变形记]   

  那天早晨，我从床上醒来，发现我没有变成一只甲虫。

子抗

[晨雨，锌铁皮上的雨点声]

4：50，我醒来，听见外面在下雨。或者至少很可能是这样。从昨天晚上起空中就飘着雨雾，睡觉前我一直听见滴水的声音。空气潮湿，饱含水分，路灯下面雾的感觉特别明显，但是没有看得见的雨丝，也没有雨点声。滴水的声音由那些几乎看不见的雨雾凝聚成的，水珠缓慢滴落在锌铁皮雨棚上。但是到早晨4：50，昨夜的雨雾已经变成了早晨的小雨，雨点直接打击锌铁皮，沙沙声一片。外面有一个人走路。下雨天的早晨，4：50的时候，什么人会在街上走路呢？环卫工人？卖菜的？搞锻炼的？早起赶火车的人？偷情的人？小偷？一路想下去，我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可能这个时候在外面走路，只不过我平时没有想到。这时候的水泥路面一定是湿漉漉的。树被路灯照亮了，绿得很不真实，像是塑料制品。树背光的一面隐没在黑暗中，不知道树的边缘在那里结束。城市的夜空总是半透明的，楼群笼罩在幽暗的红光中，像是一种凶兆。有一个人站在楼顶，在红色夜空衬托下，那个人的影子显得扭曲、古怪、不真实，像是用毛笔随意画出来的。他浸泡在幽暗的红光中，身上没有被光线照亮的部分与黑暗融为一体。他看着发出红光的那一方。那一方的夜空被点燃了，似乎那边半夜里要升起一个太阳。他感到慌乱，他的心里没有着落。他不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隐约听见那边有一些声音，好像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同时发声，不知道他们是在喊叫，哭，还是唱歌。他仔细一听，声音又没有了。寂静重新统治了夜空，连风吹草动的声音都能听见。听，蚂蚁在爬：窸窸，窣窣。不过像这样下雨天的凌晨，夜空一定是漆黑一片。那个人，如果有那么一个人的话，我也看不见。而且为什么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呢？我看不见得有……后来雨小了一点，我又睡着了。

[ 本帖最后由 子抗 于 2006-4-30 11:40 编辑 ]

子抗

[中年地爱国]

回到家里，有人在等我。还是老许和老谢。还有一个，老许介绍说是他侄子，今年刚毕业，来找工作。学哲学的。

我们在家里喝茶。

我问小许：“这几年出了什么新哲学？”

小许笑着说：“老一套。我叔叔说你们读书那时候就是这些东西。”

老谢说：“现在这个时代哲学可以干什么？”

小许说：“运气好的，到中学去教政治，到公司去当文员。运气不好的今天到这里来了。”

老谢说：“哲学告诉我们，一切都要辩证的看，一切都在变化。今天运气不好的人，明天一定运气好。反之亦然。”

小许说：“那是过去的哲学。现在的哲学是，运气不好的人，他就一直运气不好。”

坐了一阵，老谢说：“出去走走吧。”

我们出来，诳了一下夜市，后来看见一家发廊，老谢提议进去按摩。我们四个人一起走进去。女老板赶忙站起来笑脸相迎，问明了是来按摩的，女老板要我们挑按摩女。一排年轻姑娘坐着看电视，看上去都差不多。我们每人挑了一个。

大家分开不同格子躺下来。

老谢隔着板壁对老许说：“老许你不怕带坏年轻人？”

老许说：“他还要我带坏？现在的大学生！”

老谢问小许：“小许，以前有姑娘摸过你没有？”

“没有。”小许说。

老谢问：“真的没有？不会吧？”

小许说：“真的没有。大学生也有我这样的。真的。”

老谢问：“感觉怎么样？第三类接触？”

“嘿嘿。”小许尴尬地笑了几声。“纯商业接触。”

老谢对小许说：“哈，你的第一次震撼灵魂的触摸就这么完了！”又对老许说：“你看看你看看！你毒害青少年，你还不承认！”

一个姑娘先笑起来，引得其他几个姑娘都笑了。

给小许按摩的姑娘笑着说：“那我就不摸他。我只掐他。”

小许没做声。老谢对他的姑娘说：“她掐小许是对的，你掐我就不对了。你要捏我，当然顺便也可以摸一摸我。你一捏我，我就舒服。我一舒服，我就越想舒服。我这次舒服了，我下次肯定再来舒服。我多来，你多赚钱，你的就业问题就解决了，中国女人民就有出路了，中国经济就发展了。我告诉你，你们按摩这个事情看起来小，其实一点都不小。中国的未来主要就看你们这个事业能不能兴旺起来。你们这个事情既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老谢向来喜欢在姑娘们面前高谈阔论。给我按摩的姑娘大概没有听过这种严肃的理论，她专心听隔壁老谢的话，样子看来听得很认真。

老许说：“老谢！继续！”

老谢干咳了两声，真的把声音提得更高一点，继续说：“所以，小许，虽然说你的第一次宝贵的触摸，你的处女摸，就这么完了，但是你也不要太伤心了，你要明白你的处女摸是贡献给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姑娘捏你的大腿，这个事情决不可以小看。要大看。要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来看。”

老许说：“要上升到腰部以上。”

老谢说：“对，腰部以上。不能停留在腰部以下，尤其是肚脐眼以下。”

老谢的姑娘说：“再下去一点行不行？”

“哎，你这个姑娘，不要打岔！”老谢说，“小许，你叔叔带你来是对的，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你以后要多来。我告诉你，躺不躺下来，这实际上是一个爱不爱国的问题。爱国主义这个事情，我计算过，大概总共有十七八种方式，最好的方式，最没有破坏性的方式，最富有建设性的方式，就是这一个：躺下来。特别是到了我跟你叔叔这个年龄。”

我这位姑娘弯下腰，小声问我老谢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他是说他爱国。”

老谢听见了，说：“对。我们这些人没有别的，主要就是爱国。”

老许对她的姑娘说：“你们发廊门口以后要挂一块牌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小许说：“每个姑娘身上也挂一块牌子：爱国主义教育辅导员。”

老谢说：“你们两个的建议都很好。老许你还有什么合理化建议？”

老许过了一阵子也没答话。老谢喊：“喂，老许。”

老许还是不答话。老谢又喊：“老许，睡着了？”

老许说：“少讲废话，专心爱国吧。”

姑娘们都笑起来。

老谢遵照老许的建议，不讲话了，专心爱国。过了一阵子，老谢夸张地呻吟了一声，可能是表示他很舒服。给我按摩的姑娘听见了，抿着嘴笑起来。

[ 本帖最后由 子抗 于 2006-4-30 11:42 编辑 ]

子抗

[暮雨中的散步，烤红薯的气味]

傍晚时候又下起小雨来了。孩子一定要出去散步，我就带她出去。

因为下雨，夜市上摊子稀少。

我闻到烤红薯的气味。她也闻到了。

“烤红薯！我要吃。”小孩说。

“刚吃过饭又吃？”

“就是要吃。好久没吃过烤红薯了。”

我也好久没吃过烤红薯了。我不想吃烤红薯，不过我喜欢烤红薯的气味。

我们走到烤红薯的摊子前。一个大汽油桶，上面摆满了烤红薯。我们挑了一只小的。她吃了两口就吃不下了，包起来，说带回去给妈妈吃。

我们走回去。

“爸爸你为什么不喜欢吃烤红薯呢？”

“谁说我不喜欢吃？”

“你就是不喜欢吃。妈妈说你不喜欢吃。”

“爸爸小时候吃红薯吃多了，后来就不喜欢吃了。”

“也是烤着吃？”

“蒸。有时候煮。”

“怎么煮呀？”

“剁碎，放在饭里面煮。放点盐。红薯饭。”

“那肯定很好吃。”

“还可以。”

“还可以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好吃。”

“我没吃过煮的红薯饭，”她失望地说，“下次叫妈妈煮红薯饭给我们吃。”

“好。”

“那肯定很好吃。”

“吃一点还可以，吃多了就不好吃了。”

“吃多了也好吃。”

“吃多了就不好吃了。以前那时候米不够吃。要是米够吃了，大家还是喜欢吃不掺红薯的白米饭。”

“那时候为什么米不够吃呢？”

“那时候就是这样。”

“为什么这样呢？”

“我也不知道。”

“爸爸那时候你有没有很饿很饿过啊？”

“有。有几次。”

“那是什么味道呢？”

“就是很饿很饿的味道。”

“那到底是什么味道嘛？”

“就是那个味道，很饿很饿。”

“哼，我就不知道那是什么味道。”

“你饿几次就知道了。”

她不再问了。过一阵子她忘记了这个问题，蹦蹦跳跳跑到前面去了。

[ 本帖最后由 子抗 于 2006-4-30 11:44 编辑 ]

子抗

      [在成为雕塑的大楼里]
      下午。晴。去工地。回程的路上我们走进一栋烂尾楼里休息。这栋大楼的主体结构已经竣工十年了，一直搁在这里，没有墙，没有门窗，没有水电管线，脚手架早已经拆了，剩下一个空空的钢筋水泥框架站在那里。二十多层的大楼，总体造型不错，远看好像一座巨型雕塑。从审美的角度讲，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建筑作品。建筑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应该让材料和结构本身来讲话，像金字塔和长城一样，质朴，不作任何修饰，框架就是框架，墙就是墙，石头就是石头，砖就是砖，水泥柱子就是水泥柱子。而且最好就这么空空荡荡，一千年以后还是可以用自己真实的结构、体积和质感来讲话。一座宏伟的纪念碑。符合第三帝国建筑师施佩尔的废墟美学原则。
      当然从别的角度考虑又是另外一回事。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得出不同的结论，这真是一件不好理解的事情。按理说世界既然是统一的，就只可能存在一种标准。
      赵工他们在议论腐败。腐败与这栋大楼的关系，腐败的干部与这栋大楼迟迟不能使用的关系，腐败的干部导致巨额国家资产浪费与腐败干部动用巨额国家资产来填补空洞之间的关系，等关系，之间的关系。他们不用腐败这个词，他们用自己创造的词汇来代替腐败。这些词汇是暗语，只有圈子内的人懂得暗语的意思。通过使用暗语，他们界定了圈子的范围。这种默契是愉快的，每次有人讲到这个暗语，人群就会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不过他们讲的腐败也就是一般的腐败，形式和内容都不新鲜。他们为陈旧的内容找到了一种崭新的表达形式，所以难怪他们那么愉快。
我听他们讲话。我对腐败了解不多，不能讲什么。我靠柱子坐着。外面阳光凶猛，天空看起来刺眼，但这里很阴暗，对比强烈，从外面看来你差不多是在黑暗中。风很大，很凉快，一点也没被阳光加热过。因为中午没有睡觉，因为喝了酒，因为天气热而这里这么凉快，我不知不觉靠着柱子睡着了。
      赵工叫我，我睁开眼睛。他递给我一根烟。我点燃烟，吸了一口。现在他们在争论到底有几套班子。他们相持不下，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从报纸上看来的讲法是五套班子。
      赵工得意了，因为我无意中支持了他。
      “五套班子！”赵工伸出右手，张开五指，在空中挥舞着，“你们看，你们看，五套班子！”
      赵工是一个有很容易激动的人，他挥舞着五指张开的右手，显得很有气势。我不怀好意地想，要是有六套以上的班子，赵工的手势就不好做了，就做不出这种气势来了，就有点滑稽了。
       我站起来，到处走了一走。水泥柱子上有一些粉笔字和画，是建造大楼的民工们留下来的。看看这些东西也很有意思。好比说这一首四言诗就很有水平：
         人在人上
          肉在肉中
         上下运动
         其乐无穷
       这不一定是写字的人创作的，很可能是他从别的地方看来的，是流传很广的一首无名诗人的著名作品。非常经典。按照任何一种标准，无论是作品的民间性，还是艺术价值，还是别的标准，这样的诗都可以收到《诗经》里面去。
      一些短语也很有意思。“我爱你！”这句话出现在这里显得特别感人。有一些像是流行歌曲的歌词，“愿生生世世拥有你！”，“想家的滋味！”，等等。现在用粉笔写在水泥柱子上，也比从歌星口里唱出来，显得感情更真切一些。
        还有愤怒的、悲哀的、抗议的声音：
         “下辈子不当打工仔！”
         “老板没良心不给工钱还我血汗钱！”
        “天下老板一般黑！”
       外面是夏天的南方的天空，低头可以看见烈日下的水泥路面和低矮整齐的行道树。理论上我相信混凝土路面板已经被加热，连路面下的基层也是滚烫的，或许有些潮湿，但不会有蚯蚓，那里是密实的。但实际上怎么样我并不清楚。我没有做过这样测试，也没有打着赤脚走过这样滚烫的水泥路面，用个人的办法，用普通人的办法，用人的办法，去感觉我工作的对像。我画过很多图，那些图最后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我一次没有用自己的手去振捣过哪怕一立方米的混凝土，我没有戴着草帽在南方的烈日下晒过一整天，我没有打着赤膊挖过沟。我的工作比他们的轻松得多，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比他们拿更多的钱。但是如果我真的不想多拿一点钱，很简单，我跟他们一起去挖沟就行了。还有很多人比我工作得更轻松，他们拿的钱更多。这跟什么能力什么学识跟什么什么都没关系，这是一种秩序。个别人转移身份改变不了这种秩序，政治学和经济学也解释不清这种秩序的内涵，这种秩序要比五千年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更为根本一些。
       我走了一圈回来，他们还在谈腐败。腐败与这栋大楼的关系，腐败的干部与这栋大楼迟迟不能竣工的关系……
       我插嘴说：“我不恨腐败。”
       赵工对他们几个说：“他不恨腐败！”
       他们笑起来。我觉得他们其实不认为我的话有什么可笑，只是经过赵工这么一重复，就显得可笑了。实际上我相信他们决不会觉得我讲话的内容可笑，这里面没有一个人真的会去恨腐败这样一种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他们之所以觉得我可笑只是因为我的表达方式可笑。恨，没有人这么讲话。恨，这个词在他们听起来是一种古怪的词语。
      “对！我不恨腐败，”我重复说，“腐败不是最可恨的，有些东西……”
       我以为他们会问我那是什么东西。但是他们都不问，我只好主动解释，我说：“有些东西……”
      赵工说：“你说还有什么东西比……”
      “不准讲话。”
      他们又笑起来。他们这一次哄笑更加清楚地表示出他们并没有任何确定的意思，只不过是觉得我这种态度可笑。在这种情况下，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可笑的。
       我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知道，就是那个意思。”
       我停住了。我想我如果继续讲下去，他们就不觉得我可笑，会觉得我可厌了。不能太认真。他们只不过想随便扯点什么闲话打发时间。所以最后我也跟着他们笑起来。

[ 本帖最后由 子抗 于 2006-4-30 11:33 编辑 ]

子抗

[一系列主义和一个被否决的排行榜]
   
      有人推门进来。
      是老许和老谢。很久没见到他们两个了。有几年我们经常在一起，后来分开了。问起来才知道，他们两个也是昨天才碰到一起的。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
      正好到下班时间了，我们一起下楼，在小雨中走到一条小路上，进了一家小餐馆。这条路很僻静。我们选了靠窗边的座位。大玻璃窗被薄纱遮掩着，偶尔有好看的姑娘打伞在玻璃窗外面走过去，引得我们三个人都转头去看外面。
      我们要了一瓶白酒。菜还没有上我们就喝起酒来了。老谢胖了，剪着短头发，显得容光焕发。他看起来精神不错，衣装齐整，金边眼镜熠熠生辉。老许还是瘦得像个鬼，留着长头发，马瘦毛长的，又蓄起了一部古怪的胡子，戴着不知道是过时的还是时髦的大黑框眼镜，看着像是今天刚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
     “还可以吧？”老谢问我。
     “老样子。你呢？”
     “不行，没本钱。有本钱也不知道干什么。前几年赚了一点，这两年又不见了。”
     “老许你呢？”我问。
     “也不行。三年换了四个地方，都是私人老板。你也知道，公家单位我们这样的人肯定进不了。想自己搞点事，也没搞起来。我们是真正的城市无产者，连农民都不如。农民至少还可以自己种粮自己吃。”
      老谢说：“老许近来变成了社会主义者。”
      老许说：“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变成了布尔什维克，这就是你的社会民主主义？”老谢说。
     “你把问题搞错了，”老许说，“完全搞错了。你要读点书。”
     “只有你才读书。”老谢嘲弄地说。
     “我也想读一点这方面的书，”我说，“老许，你给两本我看看。”
     “没有了。不见了。原来的书现在也买不到了。”
      我说：“没有书，这是问题。先得允许有各种各样的书，别的才好办。”
     “不见得就那么好办，”老谢说，“满街都是书也没用。书是没用的东西。”
     “什么东西有用？”
     “有用的就是有用的那些东西。历来就是这样。”
     “短期内可能是这样，长期来看书还是有用的，有时候可能还是主要的。”我说。
     “我们现在只能从短期看问题。都到这个年龄了，你还长期什么？”老谢说。
      老谢给我们每人派了一根好牌子的烟，又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讲究的打火机，给我们点燃了烟。我们闷声不响的抽了几口烟，干了一杯酒。
      “好久没有老张的消息了。他现在怎么样？”我问。
      老张以前也经常跟我们几个一起，后来没什么来往了。老张的情况比我们三个更麻烦一点。
      老许说：“老张完了。”
      “又进去了？”
      “那倒没有。他这个人完了。这么多年没有工作，没钱，垮了。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你肯定想不到。”
      “做了什么？”
       老许：“老谢你来讲吧。”
       老谢喝了一口酒，吃了一口菜，才说：“没什么。谁到了那个程度都免不了要出点什么事。”
       我就不问了。
       老谢说：“不讲那些了。难得见面，来！再干一杯！”
       “干了！”三个人齐声说。
        窗玻璃外面一个穿灰色套装裙的姑娘走过来，典型的所谓白领丽人的样子，身材超级的棒。她没打伞，用手包挡在头上遮雨，三辆步跳到雨棚下面，眉头皱起，脸上露出这种情况下常有的那种厌恶什么似的表情。她对着玻璃照了照镜子，掠一掠头发。她没看见我们或者是假装我们不存在。我们三个都毫不客气地看着玻璃外面的她。她转过身去，把漂亮的背影给我们看。可能是受不了我们这些人无礼的注视，她在玻璃前面站了一下子就走开了。
        老谢转过头，抽着烟，慢慢对老许说：“我就搞不懂你。以前你叫嚣要资本主义，好像资本主义一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现在资本主义来了，你又反对资本主义。”
        大概他们今天来我这里之前已经争论过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过是拾起原先的话题。
       老许说：“你根本不理解我。我看你从来没有搞清楚我的思想。你连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把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混为一谈。我提倡过专制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相结合吗？我以前是鼓吹过资本主义，但是实际上我当时的意思是市场经济。现在我确实修正了我的观点，我现在主张的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结合，合起来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叫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并不排斥市场经济。我从来不反对市场经济。我什么时候反对过市场经济？”
      老谢说：“你不要玩弄概念了，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
       老许说：“不对，不完全是。有区别。”
       老谢：“我觉得你是越来越糊涂。原来你倒还清醒，比如你当时就提倡资本主义，现在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你根本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的思想一锅粥。”
        老许：“我很清楚我要什么。你的思想才是一锅粥。你知道你要什么？以前你鼓吹计划经济，现在鼓吹资本主义。你什么都不要，你只会跟大流走。电视电面讲什么你就讲什么。你这种人最无耻！”
         酒已经喝了大半瓶，我们当年的老风气又复活了。以前我们几个在一起就要吵，每次都吵得收不了场，有一次老许和老谢吵得差不多要打架了。今天看来他们两个又要吵一场了。不过不管吵成什么样子，过一阵子大家又聚到一起来了。谁也离不开谁。对这些人来说，吵架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架吵的日子是难过的。。
       老谢敲着桌子说：“我无耻？我无耻？我是跟大流走没错。我以前觉得计划经济好，我当时就是那么认为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这么讲的，而且讲得很有道理。至少当时我觉得有道理。但是现在我的认识水平提高了，我现在认为资本主义好。跟大流走就是无耻？你要知道，老许，你这是在侮辱我。你侮辱的不只是我，你侮辱的是全体中国人民。中国人民都跟大流走，大家都知道只有跟大流才行。你看不起人民，你还谈什么民主？你是个伪民主分子，实际是你是一个反民主分子。你本质上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你自以为是个先知，其实你屁都不是。你的觉悟比不上菜场里卖豆腐的老太婆，连她都知道资本主义好。”
        老许认真了，脸色难看地对老谢说：“你不要骂人。”
        “是你先骂我无耻，”老谢说，“你以为你有资格反对什么？你连屁都算不上。”
         老许威胁说：“我再次警告你，你不要骂人”。
        老谢说：“你就是个小小小小的打工仔。你不行，那说明你自己没本事。”
        老许：“你有本事？你不是一个小小小小的打工仔？”
        老谢：“我没本事，我不怨别人。不像你，你不行就是因为人家亏待了你。有本事你上去啊，你去腐败啊，你去发财啊，到时候我们崇拜你。”
        老许：“你这个家伙，我当初是看错了你！”
        我看老谢的脸色被老许这句话刺激得很不好看了，赶紧说：“算了算了算了，不要吵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小小小小的打工仔。我们每次见面就吵，吵来吵去十几年还是老样子。争什么争？喝酒！”
        我们就专心喝酒。
        老谢对我说：“你近来又成了什么主义者。”
         “我没有什么新的主义，”我说，“要讲的都讲过了。不过我现在重新想起人道主义这个词，这个词好像失踪了。不管什么主义，现在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可能最好是去写点文章。不过，要写文章，你至少要读个博士，当个教授，我们这种人写的东西在别人看来根本不算东西。再说，同样的文章，他写没问题，你写问题就来了。”
         “网上呢？”老许说。
         “网上你也不要抱什么幻想。前一阵子那个女学生——”
          “我知道，我知道。”老许说。
         “还是这样，一点都没变。你要说问题，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我说。
          我们又喝了一阵子闷酒。
          老谢说：“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情况还是好的。”
          老许说：“我也没有说情况就糟糕到了那种程度。总的看起来是在向好的方向走。大方向肯定是在变好。一切无非是时间问题。”
          我忽然有一个主意。我说：“我们能不能这样？我们把人难以接受的东西找出来，按顺序排列，最不能接受的排在最前面，用这些指标来衡量一个社会。”
         “你试试看。”老许说。
         “首先，死，最难接受。所以人命随时不保的社会肯定是最不好的。”
         “那不一定，”老谢说，“生命诚可贵……”
          老许对老谢说：“你不要打岔，先听他讲完好不好？”
          我接着说：“第二，当奴隶，白天像牲畜一样干活，晚上关起来，没有人身自由，连命都是别人的，不是人，是畜生，人家拿鞭子抽你……”
         “这是电影里面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情况。”老谢说。
         “也可能真的有过。我们就假设有过吧，反正奴役肯定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自由第二。我的意思是说摆脱奴役。”
         “那不一定。你看《红楼梦》里面的丫鬟，过得多好。像小姐一样。那也算是半个奴隶啊。”老谢说。
         “《红楼梦》里面的丫鬟过得好？”老许说。
          “过得不好？”老谢说。
          “过得好？”老许说。
          “过得不好？”老谢说。
           变成纯粹的斗嘴了。
          “你们两个听我讲完好不好，我们现在不是说《红楼梦》。《红楼梦》也不是老谢你说的真正的历史。奴隶过得再好，她也是人家的，不是自己的。如果可以让你随便选择，你会选择当奴隶还是奴隶主？这个不用争了。不过，人要是没东西吃，他可能宁愿去当奴隶，只要奴隶主对他稍微好一点。也可能他会自愿去坐牢，那里至少有口饭吃。所以基本生活保障这一项可能要并列第二。再往后面走，第四——要找出第四简直不可能，很多东西都一样的痛苦，性饥饿……要不爱情……”
          谈到性饥饿，大家都变得积极了。
          “性饥饿排在第五，”老许说，“爱情痛苦第四。”
           老谢说：“唯心主义。爱情不可能排第四。爱情这个东西我估计要排到第七第八位以后。实际上爱情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那是性饥饿的一个附加问题。”
          老许说：“肉体痛苦容易治疗，精神痛苦很难。爱情痛苦应该在性饥饿前面。”
          老谢说：“反过来。精神痛苦无所谓，肉体痛苦才是实在的问题。再说，这可能是个年龄阶段的问题，我现在就不觉得爱情特别痛苦。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受了文学的毒害，把女人看得太浪漫，世界观有毛病。幼稚。”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现在反而不觉得性饥饿怎么痛苦了，”老许微笑着对我说，“可能真是年龄问题。”
          老谢说：“年龄问题。”
          我说：“年龄问题。”
          老许喝了一口酒，对我说：“你这套标准有问题。如果按照你这套标准，最后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不能接受的。纳粹统治你也可以接受，只要你不是犹太人，只要暂时不把你送进毒气室。”
         我说：“是啊，人的忍受能力太强了。”
         老谢说：“你这一套标准的问题不在老许讲的那里。你的问题是你总是站在弱势群体的视角看问题。你为什么不能换一个视角？如果我是奴隶主，我就觉得奴隶社会非常美好。我吃好的住好的，我的宫殿比你们现在这种可怜的房子壮丽得多。我叫你们去打仗，你们死了，我扩大了国土。我搞最美的姑娘，把全国的美女都选上来，搞完这个搞那个。我还很风雅。我唱歌弹琴，我还要写一些千古流芳的诗。我不单只自己搞艺术，我还保护你们这些文化人，让你们写诗的写诗，画画的画画，弹琴的弹琴，没有我的保护，你们这些人只能去讨饭，也就谈不上什么艺术创造。我们创造文化，你们等于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我们这些人创造的。以后人家说起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无非是说我的国土怎么广大，我的宫殿怎么华美，我写的诗怎么动人，我那个时代出过几个诗人，几个哲学家，几个米开朗基罗。我达到的高度就是一个民族的高度。你们凭什么反对我这样的社会？”
         老许说：“好得很！只有一个问题，你凭什么假设你是奴隶主？如果你刚好是奴隶呢？”
         老谢说：“那我只好自认倒霉。不过到时候我会想办法造反，自己上去当奴隶主，然后压迫你们。我们大家机会平等，谁都有机会成为压迫者。你有本事你也可以当奴隶主，你来压迫我。我问你，你凭什么要反对这么合理的社会？”
          老许说：“机会均等不等于合理。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纳粹分子，并不能证明纳粹统治是合理的。”
          老谢刚想辩解，老许截断他说：“你真是压迫成性。你为什么就不能设身处地站在不同人的立场上想一想，找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林肯说，我不愿意当奴隶主，所以我也不愿意当奴隶。这个道理很简单。”
         老谢说：“这个道理根本不是道理。人根本不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如果我是奴隶主，我就是奴隶主，我怎么可能假设我是奴隶，这样来考虑问题？你怎么可能用一个虚拟的情况来劝别人相信你的道理？走运的人就走运，倒霉的人就倒霉，没有可能换一个立场去考虑问题。”
          老许说：“哼，走运的不见得永远走运。”
          老谢说：“这也不是问题。一个人原先走运，后来不走运了，他自然会有改变立场。但是他不可能同时站在走运的人和不走运的人这两种立场来看问题。你为什么就不能张开眼睛看看现实呢？现实就是……，我告诉你，人类想了几千年也没想出一个什么好的标准来。标准写在历史书上，奴隶社会最好。”
          老许说：“奴隶社会这么好怎么又垮掉了呢？可惜你生晚了，当不成奴隶主了。不过你也要庆幸，你没有当奴隶的危险。”
          老谢说：“那也不过是好坏的可能性各一半。就好像赌博，你赌博可能输可能赢，但是你不赌博就根本没有机会赢。反正我告诉你，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标准是不存在。标准是强势者定的。这一点我想你没办法反对，这是铁的事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
          我说：“不过我相信还是有一些大方向是对的，比如说废除奴隶制度。”
          “那不一定。”老谢说，“说不定一千年之后大家又发现奴隶社会最好。那样的社会最自然，最合理，最符合人的本性，最有个性，最有成就，所以最好。”
         老许说：“什么叫合理？什么叫好？你觉得好的我不一定觉得好，我们觉得好的别的人觉得不好。如果你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你就没办法说一个东西好还是不好。”
          老谢说：“既然你也承认了每个人标准不同，那你说怎么建立一个普适标准？靠民主投票？开玩笑！如果要用民主投票的办法来建立标准，大家都会觉得流行音乐好，交响乐不好。这是你希望的结果？”
           老许说：“你又在混淆不同类型的问题。你这个人的基本概念不清楚，一塌糊涂。我没办法跟你谈。你真的要读点书才行。”
           老谢说：“又来教训我了！你到底又读了几本书？我告诉你吧……，算了，不讲了！跟你这种人讲话真是浪费我的时间。你这种人的脑袋是实心的，我教你也是白教。你的问题是缺乏起码的可教性。你其实连书呆子都算不上。人家博士教授才有资格叫做书呆子，你有这个资格吗？有吗？啊？”
          老许：“这样最好。你不想跟我讲，我也不想跟你讲。”
          “也是。算了。没必要讲这些了。”我说，“我只希望世界每个人都不随便稀里糊涂被别人杀掉或者关起来，每个人都衣食无忧，都自由，都满足，都幸福。”
          “乌托邦。”老谢摇着头说。
          “乌托邦。”老许也摇着头说。
          “乌托邦。”我也摇着头说。
            老谢说：“来，闲话少讲，为乌托邦干杯！”
           “干杯！”

[ 本帖最后由 子抗 于 2006-4-28 15:24 编辑 ]

子抗

[一个电话]
      
      我在发神经病。没有这种事，没有什么机枪，也不可能有什么扫射。这是上午，我在办公室里，站在窗户边，看着下面的街道。现在下雨，街道潮湿。耳朵里是每一座城市都有的混合了千百万种声音之后形成的背景性噪音。噪音低沉而持续，你一般不会去注意它的存在，只有从农村初到城市的人才能正确地感受到这种噪音已经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
      至于办公室里噪音，那是：1、一个人在讲话，在谈一个很重要的日常问题。2、空调机的声音。3，那几支嗡嗡叫的日光灯，它们这么忽明忽暗地闪烁已经有好几天了，不知道它们到底是打算亮起来还是打算黑下去。4、很多部电脑机箱内散热风扇的声音。以及5、刚响起的电话铃声。
      一位女同事接了。
      “你的。靓女。”
      我走过去接了电话。是靓女不错，是我堂妹。她今天结婚。我祝贺她。我当然要祝贺她。因为在她看来我的祝贺很重要，因为我阻扰过一次她的婚事。那次她本来要嫁给一个死了妻子的经理。当时她自己有点犹豫，她家里也有点犹豫，但基本上都同意了。双方来往有一段时间了，一桩好事眼看就要成了。没想到这时候亲戚出来讲话了。这里的所谓亲戚主要是指我的叔叔姑姑这一类有权讲话的人。你不要以为我的亲戚们不高尚，他们非常高尚。他们有明确而强烈的道德观，他们大体上保持着一种也许可以说是从49年到79年之间最正统的观念。他们对于现在被他们称为资本主义的现实有一种强烈的不满，他们最不满的事情就是官员腐败，但是在别的事情上他们与这个时代并没有太多不合拍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就绝对不会赞同什么自由民主。他们都是党员。他们都不错，在城市的不一定谋到过高于科长的职位，在农村的就多半当上了乡镇一级的次要干部。从某种含义上说他们是社会基层的中坚力量。
        我做事历来不大在乎亲戚们的看法，大概也早就被他们看成是叛逆，但这一次我奇怪地与亲戚们站在一边。我本能地反感这桩婚姻，那太不符合我的思维定势。在这一类问题上，我有一些相当固定的看法，我觉得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子是无耻的——如果这个老头子不那么有钱那就比较不无耻了。
      堂妹以前跟我谈过她的心事。她说，她原来喜欢过一个人。那个人后来当兵去了，后来不理她了，最后跟别的人结婚了。她很伤心。她觉得人生没有意思。她打算以后随便嫁个什么人算了。我当时劝她不要这样想，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好青年。
      我虽然远在它乡，过着城市无产者的生活，但由于种种讲不清的原因，加上我堂妹对我信赖，结果我成了最有影响力的反对者。那时候我刚好回了一趟老家，亲戚们一致怂恿我去我叔叔家，把这件事情的厉害关系讲清楚，让他们明白决不能贪图富贵，决不能做出这种有损家格和族格的事情来。他们讲得很严重，他们说：“我们家的姑娘不能卖身”。
      我去了叔叔家。几乎不需要我讲什么话，事情就被我和我的族人们成功破坏了。
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外一面，我后来才知道，那个经理的家里人也坚决反对他娶这么一个农村姑娘，连他读高中的孩子都反对。那位经理人是长得不怎么样，矮，黑，一脸疙瘩，但是也完全可以说是一个豪杰型的人物，不是一般俊俏风流小生可以比的。他家里反对也确实有道理。像这么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读过大学的女秘书们排着队想嫁他，他何必去娶这么一个只读过初中的农村姑娘呢？
      堂妹今天结婚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清楚。也许是个不错的奋发有为的青年，也可能就是个普通的小流氓。哪里都有这样的小流氓，她能够接触到的人中间最多的也就是这种小流氓，穷，但未必就有志气，天天和一群所谓朋友在一起打麻将赌钱嫖妓胡混，这么大了还靠父母吃饭，而他父母其实也很穷。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人当然也许长得不错，但对我堂妹好不好那就不知道了。而且可能人还长得很不行。但是也许是一桩很好的婚姻呢？也许堂妹遇上了一个她真心喜欢的人呢？难道她跟一个好青年在一起经历人生的种种欢乐和痛苦不是比一开始就去跟那个年过半百的经理要好得多吗？
      但是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呢？
      她今天结婚了。我希望她幸福。我祝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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