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和田叶子：幻国

Bernhardt

多和田叶子
Yoko Tawada
幻国
(Die HalluziNation)


Bernhardt 译


【作者简介】1960年生于东京，本科在早稻田大学研修俄语文学，又在汉堡大学研读德语当代文学并获得硕士学位，在苏黎世大学获博士学位。1987年出版德日双语诗集《你在之处无物》。1993年以《入赘的狗女婿》获芥川文学奖。《夜车上的嫌疑人》获2003年谷崎润一郎奖。德语著作有诗文集《欧洲开始之处》（1991），小说《浴场》（1989）《裸眼》（2004）《在波尔多的姐夫》（2008），小说集《旅途中的墨鱼》（1994）等。1996年获沙米索奖，2005年获歌德勋章。现居柏林。

最后，当人们通过一条管道被送入机器之前，他们需要再检查一下护照，大多数护照封面上都有古老的动物标识，有一些乘客归属于雄鹰的图腾，有一些的封面上有一个十字，是一个反色的红十字，也就是医院的反面，意味着康复。一个拿着这样护照的乘客骄傲地展示着它的封面，但是检查员并不在乎国籍，只在乎护照照片。
在行李检查之前就得进行护照检查了，但是有一些人他们的脸经常会变，所以在进入机舱之前还得把护照照片和本人进行对比。
在飞机场人们的面貌大同小异，又无聊，又紧张，和笼罩候机厅里的声音之云一样。喇叭里时常传出一些大同小异的女性声音，她们报告航班号，或者传唤一些旅客的名字，可是他们最后还是会错过班机。哪怕是那些戏剧化的飞机晚点，也会毫无情绪起伏地播报出来，又被墙壁不痛不痒地吸收进去。乘客们无助地瘫坐着等待着旅程迟来的开始，在这种氛围中我不止一次地被这种想法震惊：这可能就是我的最后一天了。
穿着制服的女士翻阅着我的小本子，我今天看起来像我护照上的照片么？我的头发太长了，因为最近没空去理发店的靠椅上小坐一会。此外，因为吃了泰国菜里的辣椒，我的嘴唇也胀起来了，而且发红发烫。我拍照的那一天我的嘴唇特别薄，特别苍白，因为那是个寒冷的冬日。最糟的是我现在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一般我都把它放在卧室里的。我尴尬地把我的眼镜脱下。穿制服的女士咧嘴笑了，她说，这个无关紧要。
我的护照封面上有一朵菊花。这是日本皇室的徽章。但我和皇室毫无关系。为什么上面不放外务省的标志呢？可能是印刷错误吧。不过我这本护照也只有这个封面让我不喜欢了。它的其他页面让我感到骄傲。因为他们与我的归属没有关系，他们只和我的旅程有关系。我在塞内加尔逗留的情况，是用多汁葡萄颜色的印戳盖上的。在第十九页上有那个雄鹰标记之国的居留证明，上面用圆圆的手写体写着“unbefristet”（无限期），在德语区域以外没有人看得懂，这上面的水印看起来要比欧元钞票上的水印更加精细。加拿大有一片残破的枫树叶，在正当中写着入境的日期。但我并不是强行进入加拿大才把这片枫叶弄破的。俄国人把他们的签证正好贴在美国工作签证旁边，就好象他们要融为一体似的。这是两个最丰满的签证贴。而捷克则化为了两个谦逊抽象的字母。C和R也许可以表示其他东西，但是在上面加了一勾，准确来说是在C这个字母上加了一勾，那么这无疑就是捷克语了。在十七页上有三个紫藤颜色的保加利亚印戳，四十七页上又能看到两个同样的保加利亚印戳，但是是杜鹃色的。大概保加利亚的官印颜色也会依四时而变吧。在中国签证旁边有中国的印戳，但是韩国印戳盖得更加结实。那个名字像斯拉夫国家的施威夏特，它的印戳只留下一圈墨迹。上面飞机的图案已经磨损得不成样。施威夏特这个国家在哪里？不对，这只是一个机场，不是一个国家。或者说奥地利是个机场？那么瑞士就是飞机了。瑞士没有印戳，尽管我经常去瑞士。
七这个数字可以给人带来普遍的幸运。在机身上写三个七，这些工程师的主意真好。他们说这是模型编号。为了找到这个幸运的数字，之前可真得花大功夫，要做不少模型草案呢。工程师们做出了这么大的努力，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乘客，就是那乘护照之便，穿越界限到达天空之客。在这之前他们还得进行通过仪式。比如说，他们要把登机牌撕开：这是给神明的祭礼。我的名字在空乘的手上，而我现在还只是一个座位号，应该要自愿地服从天道。通常来说大多数有自我意识的乘客都不会喜欢自己被人赶进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吧。但是坐得挤一点，总比被人从这个空间扔出去的好，所以他们闭嘴了。在外面扩展着那个令人害怕的异国的世界：自由的天空。飞行的时候我自由么？就不要再把自由强加给天空了吧。在我的双膝之前有一个小包，里边放着一张安全信息页。它被塑封起来，这样就不会有人再去妄想用自己的圆珠笔更改信息册上的内容了。
一生中人很少会见到关于安全的书面信息。就是在隧道里也不会有，虽然隧道无比地危险。至少在瑞士有一种体裁叫隧道文学（比如赫尔曼·博尔格的《人造的母亲》或者迪伦马特的《隧道》等等），他们教导我们认识隧道中的危险。为什么别的国家的人就不这么做呢？
在飞机上有书面的安全信息，所以在飞机上人感觉最安全，这个信息页是由一连串的图示和漫画形象构成的。这样人们就不会因为语言知识的缺乏而丧命。此外那些只读漫画的年轻人也会被这安全信息吸引。毕竟他们承载着未来。在折页上也有不带对话框的漫画。那些人物看起来并不像动画里的海蒂那么健康。他们不会发出声音，连名字也没有。他们的鼻子，眼镜和嘴巴只画到别人能认出来的程度。信息页详尽地向我们展示了在各种危急关头如何自救。可是他从没有提到敌人的名字。也没有用图画展现坏人的嘴脸。因为没有与之相应的图示。我们不再生活在譬喻的时代，而是生活在图示的时代。是谁把我们的氧气吸走了，谁折断了飞机的翅膀？谁在喷射火焰？谁发送错误的电波干扰飞行员？耶利米亚斯·哥特黑尔夫一定会说，那是一只从发动机舱爬出来的黑蜘蛛。
首先要让自己的周边井然有序，因为有序乃是安全的保姆。把手提包放在座位下面，把桌板收起来，座位调至垂直位置。这时我总是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位子底下的空间不属于我，而是属于别的某个人，某个素未谋面的人可以把他的黑色公文包放在我的身体下面，只是因为他坐在我身后。尽管我不会知道，包里那些纸券上标示的钱款到底属于谁，但是我还是得在那些有价证券上面窝好几个小时，就好象老母鸡孵金蛋那样，到最后自己一无所获。我是无罪的，其实根本不需要为自己辩护，又没有人谈到罪。金钱总该是中立的，不是坏的。这是非常不舒适的乘坐感受，但是对此也无法可想，因为我们这些乘客已经彼此牵连在一起了。我也把我的箱子放在了前座男人的位子底下，我不喜欢他的后脑勺。但愿他的座位不要突然崩塌，不然他得降落在我的电脑上，到那个时候存在里面的文章将会被他的重量压毁。
我坐在过道旁边。右手边的扶手我可以独享，但是左手边的我只好和我的邻座公用。为什么要和一个银行家公用这么狭窄的一条扶手？说他是银行家大概是个不实的指控。一般来说银行家都不会坐在我的身旁，他们应该坐在帘子后面，出发之前可以享用一瓶依云水，十分钟之前就会有人端上用瓷碗乘放的饭菜。过一会他们又能穿上塑料拖鞋，喝一杯威士忌。那如果我的邻座不是银行家，他又是什么人呢？我都不知道他说哪种语言。他沉默地望着窗外，既不看书，也不看报。我想不起《能干的法布尔》的主角是怎么能一下子就认出他身边坐着的是一个德国人。一定有什么方法，能在万分紧要的时候辨识出陌生乘客的国籍。他把自己的右手肘斜放在扶手上。他难道比我对这扶手有更多的权利？谁身上的肉更多，就更有权利占据着狭窄的扶手？谁买的报纸版面更大，就有权利把手臂展得更宽，为了能一下子读完长长的标题？德语报纸版面要比英语的大。但是报纸对我们这里的情况没什么影响。因为他和我都没有拿报纸。我不想在飞机里读报纸，如果这是我的最后一天，那么这些转瞬即逝的信息对我有什么用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全带。幸好我们不必和邻座绑在一块。右边的安全带有一个金属的蛇头，左边的安全带有一只空眼。我错把邻座的空眼和我的空眼一起拿了。两只眼多出了一只眼。我的蛇头呢？我确定我正坐在它上面，它正皱巴巴地畏缩在我的背后。我抬起屁股想把安全带拿出来，头却撞到了前座椅背上。前座乘客偏转头来致以责备的目光。可是这当儿我没法道歉，因为我的耳机从胸前滑下去了，我把它拿起来，它的黑色缆线还是勾在我的鞋尖上。因为我已经没地方放耳机，我只好把它挂在头上。可是它挂不住，因为今天我的头太圆了，我的头发又太滑了。我尝试着把耳机的两端往耳朵里塞得更深。可这两个塑料指头按得我很不舒服。现在肯定还没有开始放音乐，因此现在就把线插进插孔没有意义，但是插头就这么在空中吊着，会打扰我系安全带，所以我把它插进了插孔里。这时候一个小孩开始用划破空气的声音哭泣。可现在还早着呢，大多数小孩是正要起飞前的那当儿才开始哭闹的。大概这个小孩哭是因为别的原因。我左边的安全带呢？这当儿我的邻座手里正拿着我左边的安全带。他是个强盗，他想要把我的蛇头和他左边的蛇头系在一起。两个头多出了一个头。他应该知道的。他真是个强盗，至少他扮演着强盗的角色。在飞机上这可不是什么好活计。我们现在得要保护自己、防范危险，这危险和这种可笑的抢夺行为可没有关系。他的蛇头和我的蛇头不想在一起，但是我的邻座并不放弃，而每一次蛇头都平静而又民主地跑开了，我耐心地等到我的邻座最终认识到他的尝试毫无意义。批评同飞的乘客，这是不优雅的，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充满错误的乘客。骂人是奥地利人最爱的一门技艺，而德国人的任务则是批评，所以他们都不是好乘客。飞行本身就已是狂妄自大的表现，在飞机里就别再争吵了，因为一点言语的火星就能把我们一直压抑着的戾气引爆。我知道我的邻座没有带刀子，连指甲钳也没有带，但是只要他手上有安全带，那么危险还是在的。
我也没有瑞士军刀了。我的第一把瑞士军刀已经降落在波士顿的一个垃圾桶里了，我的第二把在伦敦，第三把在杜塞尔多夫。全世界飞机场的垃圾桶里都停放着瑞士的徽记，就好象它是危险的譬喻一样，这是不对的。
我有一段时间曾努力要让自己能在恰当的时间想得起把口袋里的刀放进托运行李里。但是要想到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东西是很困难的。要是我的胃不疼，我就不会去想它。我的小刀没有弄疼过我，它也从没有把我扎伤。我就是偶尔用它剪一剪上衣上的线头，或者削个苹果。
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讲的是以前监狱生活是怎样的，我不是说单人间，而是一个几个犯人共同生活的空间。逼近他们的地方要比我们大得多。在机舱里我们活得比在囚房里还要局促。此外还经常得被绑着。每个囚犯都有饭吃，这样犯人就不会想着要逃走。这里的双层窗虽然没有栅栏，但是没有人可以活着把他打开跑走的。可人们还是自愿地走上飞机，而且还为此掏钱。想飞行得花很多钱，因为在飞机里坐着，这值得。可以过逼仄而昂贵的生活，这是一种特权。
空姐问我想喝什么，好像我还有权利塑造我的个人生活。“我想喝茴香茶。”“我们没有茴香茶”——“那就洋甘菊茶吧”“这里可不是医务室。”银色的餐车上有四个抽屉，但是里边没有我想喝的东西。我不确定我能不能重获一个名字。43-B，这是我所在的地方，也是我所是。我存了那么多钱，花了那么多钱，就是为了获得这么一个身份么？在起飞之前我急切地想和一位朋友打电话，或者是刷牙，或者是买一本平装书。但是机内没有书店，也不能在飞机里刷牙，打电话是明令禁止的。飞行过程中要关闭一切电子设备，不然飞行员的电子仪器就要被绝望的乘客们那难以测定的波长侵扰。喂喂，听得见我么？我是不是那个和你昨天一起探头往炉子里看的那个人？炉子里起初很黑，但是你发现了打开炉内灯的开关，金属盘子被照得和歌剧舞台一样亮，在铝箔纸上站着两位歌女，她们看起来像是两团白面团。他们变得越来越大，并且逐渐变得金黄。她们是什么？我是不是和你一起把它们吃了？我是我们中的一个么？或者我一直都是一个孤独的乘客？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我们在我们这些乘客中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号码，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为此我们并不需要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因为不可能把乘客们按照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国籍分门别类。就是在八十年代，也不是所有共产党人都会去莫斯科，相反，那些全球化的反对者经常飞往纽约，佛教徒则常常往罗马飞。我们既无法把目的地，也无法把飞行风格和飞行动机按照国籍分门别类。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数不清的梦和梦魇，而这些梦和梦魇与彼此无关。迫使我们呆在一起的，并不是国籍，而是空间。
有良好的规则的话，那么人是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很好的共处的。比如严禁在厕所吸烟。当氧气面罩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应该首先给自己戴上，然后再给孩子戴上，不管孩子愿意不愿意。不应该先去救孩子，这很重要，因为没有氧气的情况下，孩子可以比成年人存活更长，如果成年人先给孩子戴上面具然后又昏倒的话，孩子肯定不会救他。不是因为他恨成年人，而是因为他不明白面具和氧气，氧气和昏迷之间的关系。戴着面具的时候不可以吸烟，这么说貌似是多此一举，但是在紧急状况下，烟民们会希望自己能破例吸一次烟，他们会想，大家从氧气面罩里获得了足够的氧气，那么就不用担心多一个人吸烟会不会污染余下的空气了。
如果飞机紧急迫降，所有人都得深深弯下身子，尽管前面没有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没有神明的宗教。神圣的是安全。也有烟民在这种情况下也要吸烟。因为在这种身体姿态下没人看得见自己的邻座是不是在吸烟。而且在水面迫降的时候没有着火的危险。吸烟者们都是经验丰富的乐观主义思想家，为了阻止他们蓬勃生长的幻想，就必须不厌其烦地历数所有不能吸烟的状况。规矩我们大家都要遵守。因此我们不需要哈布斯堡贵族那样的大老爷们。更确切地说，他们正坐在头等舱，穿着塑料拖鞋呢。
还有重要的注意事项：在这种危机状况下，女士们必须脱下自己的高跟鞋。我曾经看过一部哥斯拉电影，哥斯拉把一个女人吞下去，然后把高跟鞋吐了出来。它不喜欢吃高跟鞋。女乘客们要在紧急状态下把自己献给那只看不见的怪兽，就得首先把自己的高跟鞋脱掉。有一些童话故事告诉我们，可以通过献祭处女的血肉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早先在一些国家，就已经有人努力要以技术手段掌控自然。我们只需要把高跟鞋脱掉就可以了。这更加有效，最重要的是更加环保。
当我在城里的鞋店里看到高跟鞋的时候，总会想到紧急迫降，我特别想问售货员：“如果紧急迫降的时候要脱掉高跟鞋，那买高跟鞋干嘛呢？”最好还是买牢靠的步行鞋。难道我们登高的时候不需要步行鞋么？我们现在所处的高度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飞机是一条隧道，直奔宇宙。
我这一辈子恐怕没法切身体会一次迫降了。飞机坠毁的可能性非常低，按照统计数据，平均要六十年才能这样死一次，还得是天天都飞的情况下。与之相比，开车就好象是一场血红死亡与黑暗生命的轮盘赌，骑自行车则是一件更不安全的事情。而按照保险公司寄给我的杂志来看，自己的住所里发生的事故是最多的。谁要是想没有危险地活着，那就应该立刻离开自己的住处，登上飞机。至于飞向哪里并不重要。因为关键是安全，不是目的地，也许还有一种让人舒服的团体感。我们内心都准备好了迎接共有的死亡。但我们当然不是计划好了去送死的。我登上飞机，就好象一个年轻而有理性的男子因为别人告诉他不会上战场所以当了兵一样。我们是一个飞行社区，计划上没有意外二字。
只要我们和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我们就会感到安全，尽管空中的寒冷足以致死。当我们必须要打开舱门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在我们这里，所有的门都是紧急出口，我们其实都不想打开他们，除非有紧急情况逼着我们这么做。外部世界总是充满敌意的。也可能我们着陆在水上，那么信息页上也有让人宽心的指示信息。应该事先穿好救生衣，救生衣前面有一些细细的棉带子。我不清楚自己能不能这么快就把他们系好。为什么就没有带搭扣的的救生衣？系这些带子是很复杂的事情，和做数学家庭作业一样。
把救生衣在身上系紧之后，就得吹那两个小尾巴上给救生衣充气了。最重要的是不要在机舱内充气，我不清楚是不是所有的乘客在如此紧急状况下还会考虑到这点。大多数人肯定还没出舱就充气了，这样他们就进退两难了。紧急出口离我的座位不远，我一定要第一个跑出机舱，然后才给自己的救生衣充气，最后优雅地降落在救生船上。但是万一背后跳过来一个忘了脱高跟鞋的女人，用她那尖尖的鞋跟踩碎了我的脑袋，那么我也就白忙活了。
此外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每个座位底下都有救生衣。他们不也老是说：在危难时刻，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社会救助么。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不想让空姐察觉到我的怀疑。所以我故意让信息页掉在地上，趁着捡东西的时候往座位下面看了一眼，那里没有东西能让我觉得是救生衣的。大概别人都有救生衣，就我没有。我也很想吹那个小尾巴，把自己变成一个圆鼓鼓的充气人，坐在救生艇里，这是信息页上最好看的一个图：十三个充着气的人坐在一艘黄色的救生艇里，看起来就像一幅田园画，巨大的飞机在旁边漂过，就好象一条大鲸鱼。这里很安静，水是天蓝色的，天上飘着云朵。

坠落了？我现在究竟降落在哪里？我并没有坐在救生艇里，而是在雪地里，周围是高耸的群山。其他的乘客不见了，我独自一人紧急迫降了，我已经想不起是出于什么紧急情况迫使我降落的。我感觉有点发晕，不过并不感到痛苦。紧急迫降还不受伤，肯定已经很了不起了，也就是说我的安全是高品质的安全。不过我马上惊恐地意识到没有人会对此感兴趣。树枝在日光闪烁下颤抖着，而雪闻起来有家的味道。我跟随着一只陌生动物的脚印往前走，因为这里不再有图示指点道路，而我终究是没有学会阅读自然的符号。云不会给我提供信息，湿润的树皮也不会。因此当我远远地望见化工区的轮廓时，顿时感到轻松了不少，因为我可以到那去问我该上哪儿找举办我那个活动的城市。我突然想起一部很久以前偶然听到的广播剧，剧中的罗伯特·瓦尔泽走了三天三夜，最后走到自己的朗读会场。因为他没有钱买车票。与他相比我甚至买了机票，但这并没有减低我死亡的危险。要是我跟主办方说起我个人的坠落，他们会说什么呢？我还得走多久？如果坐飞机的话从这个国家的这一头飞到那一头用不了一个小时。但是我是个步行者，必须走进这里的每一条褶皱，如果把瑞士熨平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国家，会让荷兰人都羡慕。但我现在要走进这些褶皱里，主动地让自己迷失在各种细节当中，而不是去伸手去拿熨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