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卡夫卡与基尔凯郭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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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学者伯尔特·那格尔指出：“ 基尔凯郭尔对卡夫卡有一个向心力，这是无可争议的，卡夫卡本人也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1913年8月21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得到了基尔凯郭尔的《法官之书》。正像我所预料的那样，虽然，他的情况同我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我们俩还是十分相似，至少可以这样说，他和我生活在世界的同一边。他像朋友一样，证明我是正确的。”以后，卡夫卡又比较深入地研究过基尔凯郭尔。他在给朋友奥斯卡·鲍姆的信中说：“基尔凯郭尔是照耀在我几乎不可企及的地区上空的一颗明星。”

　　卡夫卡与基尔凯郭尔的确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的外部生活都平淡无奇，内心生活却丰富而又充满痛苦。他们的父亲都出身贫寒，但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后来都经商致富，跻身上流社会。他们与父亲的关系矛盾而复杂，既恨又爱。他们都遵从父命，上大学时选择了自己并不喜爱的专业：一个学神学，一个学法律。他们都有过订婚而又解除婚约的不幸，他们都对性生活充满恐惧。他们都依恋孤独同时又害怕孤独。基尔凯郭尔不是一个系统性哲学家，卡夫卡更没有系统的哲学思想：他们都非常关注个人，而不关注群众或者政治。基尔凯郭尔运用寓言、故事和叙事性譬喻来言说他的哲学，卡夫卡则认为他的全部创作就是“捏着生命痛处”的寓言。他们都身染肺病，卡夫卡去世时41岁，基尔凯郭尔则享年42岁。并且，他们的作品在当时都不能被人们所理解，而是到了存在主义那里才一起被发现，并被他们奉为精神先驱。

　　当然，卡夫卡与基尔凯郭尔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基尔凯郭尔在25岁时便与父亲彻底和解，而卡夫卡那封试图与父亲沟通的信却至死也未送到父亲的手中。基尔凯郭尔的父亲去世时给他留下了相当可观的遗产，使他一辈子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创作而衣食无忧，基尔凯郭尔有钱而又有闲；卡夫卡则终其一生是一位业余作家，他必须将大量宝贵的时间花费在保险公司的业务上，他一辈子都不得不为衣食问题而操劳，他无钱更无闲。基尔凯郭尔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卡夫卡则没有坚定而明确的宗教信仰。在论及基尔凯郭尔时，美国专家安德森说：“没有任何别的哲学家像基尔凯郭尔那样生活得近乎与自己的哲学一致。……基尔凯郭尔把他的一生都押在了他的信念上。他放弃了个人的幸福，放弃了与他人的真正交往，放弃了同时代人对自己的理解和赞成，把自己孤独的生存致力于揭露亲眼目睹的人类困境，致力于理解他自己对个人生活的指导原则的选择。这样的一生过去、将来和永远都包含着某种英勇的东西。”卡夫卡与基尔凯郭尔的最大不同也许在于：前者献身于文学创作，后者则委身于宗教。

　　卡夫卡与基尔凯郭尔都是孤独的，但他们孤独的原因、孤独的目的，乃至孤独的方式却并不相同。基尔凯郭尔作为面对上帝的个人，感到孤独；而作为渴望与上帝相遇的个人，又需要孤独。卡夫卡无所归属，所以他孤独；为了写作，他又需要孤独。基尔凯郭尔孤独，因为他是一个个体主义者。而生存个体的实现，需要以孤独为前提。除非你花时间独处，否则你不可能知道你是谁，也不可能判断出什么对你是重要的。虽然每一个个体的存在是历史的、现世的，并且被给予了种种现成的行为模式，但是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而选择本身是没有参照的、绝对的。因此，选择就是选择孤独，或者说孤独地选择。卡夫卡孤独，因为他失却了自己固定的身份和位置。他什么都不是，但他又什么都是；他无所归属，但他又是超越了归属的世界性作家。卡夫卡在给朋友布罗德的信中将他害怕孤独而又热爱孤独的矛盾心理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极度的孤独使我恐惧。实际上，孤独是我的唯一目标，是对我的巨大的诱惑，不是吗？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对我如此强烈渴望的东西感到恐惧。这两种恐惧就像磨盘一样折磨着我。”卡夫卡把握不了外部世界，便逃避、退却，一头隐匿在自己的私生活里，投入自己的有限的自我之中。卡夫卡因为身份地位的或缺不得已成了一个孤独的“个人”。

　　基尔凯郭尔有关恐惧的概念对卡夫卡显然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恐惧是基尔凯郭尔一生挥之不去、摆脱不了的概念，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恐惧的概念》。恐惧充满了基尔凯郭尔的一生。基尔凯郭尔对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他的将来充满恐惧，对他的罪恶，他的爱也充满恐惧。“恐惧”也是卡夫卡的基本概念。“在卡夫卡的日记和信里，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恐惧’这两个字。”卡夫卡说：“我的本质是：恐惧。”的确，对恐惧的逃避和期待其实就是卡夫卡的生存方式。卡夫卡的创作无疑可以看作是对基尔凯郭尔“恐惧”概念的形象描述。

　　卡夫卡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犹太教徒，但他也说不上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也总在祈祷。卡夫卡是一个总在怀疑的祈祷者。他认为，“写作是祈祷的一种形式。”卡夫卡通过写作表现了他的怀疑，又通过写作实现了他的祈祷。基尔凯郭尔是一个坚定的基督徒，虽然他对现世的基督教会有许多激烈的批评和嘲讽。他因为信仰，因而也充满激情。基尔凯郭尔认为，必须在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之间做出选择，二者必居其一，非此即彼，没有调和的余地。卡夫卡则认为，真正的冲突不是人的力量与神的力量完全对立，而是正常人生活和作家生活之间的冲突。卡夫卡不希望“非此即彼”的结局，而希望“即此即彼”，二者兼得。他逃避选择，只是在万不得已时他才选择了他最割舍不下的写作。

　　无论是何种方式的孤独，其结果都必然伴随着恐惧，而走出恐惧的最好方式、或者说最后方式，或许就是祈祷。由孤独到祈祷，卡夫卡和基尔凯郭尔走的是同一条路，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和终点并不一样。基尔凯郭尔写过一则寓言，题目叫《难以解读的信》。“假设某人拥有一封信，他知道，或者说相信，这封信中包涵着他认定的自己一生幸福之所系的信息，然而信中的字迹却暗淡而纤细，几乎难以辨认。于是，他会浮躁而焦虑地投入所有可能的激情去解读，一忽儿读出一种涵义，一忽儿又出现另一种解释。因为他相信，只要确切地读懂每一个词，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全篇。但除了最初的疑惑而外，他从没有得出过任何结论。他愈来愈焦急地凝望着那封信，而他愈是凝望，看见的就愈少。他的双眼有时会噙满泪水，这种情形发生得愈频繁，他看见得也就愈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上的字迹变得愈来愈模糊，愈来愈难以辨认，直至最终信笺本身也破碎无踪，留给他的只剩下眼中的泪水。”这里，不论信的内容寓意着什么，若以这则寓言来比拟卡夫卡的创作，大概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