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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交拜伦
1816 年的秋季，法国大文豪司汤达与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意大利相识。
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贝尔正和几位朋友在米兰斯卡拉剧院的包厢里看戏。这时一位黑头发、大眼睛、气宇轩昂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当人们听说他就是才华横溢、誉满全欧洲的诗人拜伦时，立刻肃然起敬。贝尔虽然没有象其他人那样表现出热烈的情绪，但对拜伦的大名，他是早已熟知，并且由衷敬佩的。
拜伦比贝尔小五岁，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一类文人。他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1805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他兴趣广泛，博闻强记，在大学二年级时，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懒散的时刻》。两年后又写出长诗《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辛辣地讽刺了当时英国具有消极浪漫主义倾向的“湖畔派”诗人。1809年大学毕业后，在英国上议院获得了世袭的议员职位。接着，他广游欧洲大陆，1811年回国，翌年开始发表轰动全欧洲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时年二十四岁。当他的脚步踏上意大利的土地时，他正在写作游记的第三章。
贝尔虽年长拜伦，但他们相识时，拜伦少年英俊，誉满天下气宇轩昂，贝尔只是一个文坛无名、失意的流亡者，所以在拜伦面前，不免有些自卑和拘谨。由此两人之间还出现过一次小小的误会。有一次，贝尔与拜伦一道从剧院出来，拜伦不想乘马车，想步行回寓所，但路又不熟，就向贝尔问路。贝尔感到让他一人走夜路不安全，同时他注意到拜伦有点跛脚的残疾，就竭力建议他叫一辆马车。话刚讲完，他立刻感到后悔了。要知道，跛脚这一先天的生理缺陷，是诗人最感痛苦，也最为敏感的。小时候的拜伦，怎么看都是标致的美男子。然而每当他走在街上时，老是听到有人这么说：“啊，多漂亮的孩子啊，可惜脚跛了。”这话总使他痛苦万分。如今贝尔无意之中触碰了诗人的痛处，悔之不及。只见拜伦高高的昂起头，用一种优雅的风度说，我并没有打听路途是否疲劳或危险，或应该乘什么车去，我只是打听方向。
当然这段小小的插曲丝毫也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特别是当拜伦了解到贝尔曾经是拿踊仑手下的一名军官，担任过要职，还参加过进攻莫斯科的战事时，更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于是，拿破仑就成了他们交谈的共同话题。贝尔真诚地向拜伦介绍他在拿破仑军队中服役的感受，讲他参加战争的经历。虽然贝尔是拿破仑的追随者，而拜伦却象英国大多数人一样对拿破仑抱有成见，但他们的谈话依然是热烈而诚恳的。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两个竟会面交谈了十一次之多。贝尔在谈话中，显得热情奔放，而拜伦则是一座喷射思想的火山，双方都感到受益匪浅。贝尔后来在回忆中说这些谈话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谈话”。
然而正如贝尔自己所觉察到的，他和拜伦彼此之间从不可能过于接近。因为他们俩的生活历悬殊太大了。拜伦少年得志，可说是一帆风顺，而贝尔却怀才不遇，半生坎坷。由于拜伦出身贵族，因而“显然缺乏真正的人生经历，并且他的高傲、他的地位、他的名声使他不能平等待人”。而这种贵族意识，是贝尔所最不能够接受的。贝尔的观察没有错，拜伦内心是矛盾而痛苦的。他总是企图将一个英国贵族和伟大的诗人集于一身。在一次聚会中，拜伦叙述着在本国受到的压抑和排谤，在场的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他出了个主意：您不妨先凑足四、五十万里拉，然后让人散布您的死讯，并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举行一个假的葬礼。这样就可以用一个人所不知的姓名，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生活。但在您真的死了时，您可以留下这样的消息：传说在三十年前就去世的拜伦爵士实际上就是我；英国上流社会是由一群笨蛋组成的，我轻而易举地愚弄了他们三十年。而渴望自由的拜伦似乎并没有把自己看得比贵族的头衔更为重要，他尖刻地回答说：“我的那个想继承我爵位的表弟一定会给你写一封热情的感谢信了。”后来马克思也断言：“拜伦要是活得再长一些，就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
贝尔虽然和拜伦成了朋友，但他对拜伦的贵族意识一直持批评态度。后来，当拜伦打听到德·司汤达男爵就是贝尔时，大为不满。因为他批评过他的贵族态度，自己却充当了男爵。但是他仍然认为贝尔是一个聪明的，具有独创性的人，是个难得的作家。
在意大利，贝尔和拜伦都非常同情和支持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统治者的斗争，共同参加了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在当时险恶残酷的斗争环境中，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但正是这样的斗争，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有一次，贝尔来到斯卡拉剧院门口，见一群人正在围着奥地利警察抗议示威。走近一看，原来奥地利警察逮捕了拜伦的秘书波利多里。因为波利多里看戏时要求坐在前排的奥地利警察摘掉帽子，而对方却置之不理，双方发生了冲突。于是波利多里就遭到了无理的扣押。贝尔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次抗议的队伍，并和拜伦一起跟随大家到警察局去讲理。警察当局自知理亏，找不到抓人的借口，迫于压力，只好宣布释放波德多里。那个奥地利警察恼羞成怒，忘了保密，竟声称拜伦曾是叛乱分子，并无意说出了他执行监视拜伦任务的情形。在回剧院的途中，拜伦走到贝尔跟前说：“我恐怕得赶快离开米兰了。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您向我提供的远征俄国的情况，使我受益匪浅，请接受我的感激之忱。⋯⋯”这俩位真挚的朋友从此分手以后，就也没有再见过面。
若干年后，拜伦读到了司汤达写的那篇引起轰动的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其中谈到作者与拜伦在米兰结交的情况，可拜伦说：“我记不得司汤达这个人啦。”别人告诉他，司汤达，就是那个贝尔，曾经和您一道走进斯卡拉剧院的包厢和孔法隆耶里的烧炭党支部。此时拜伦才晃然大悟。第二天，他就给贝尔写了一封热情友好的信，信中说：
“尊敬的先生，我现在才知道，我得感谢谁给予我以这么好的评价，因为我刚读了《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这本书。我现在才知道，它的作者司汤达先生就是您，亨利·贝尔！我想，无论您对这种回忆是否感到愉快，为了做到公平合理，我得向贝尔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在谈到我时用的那些言词，并提醒他回忆一下1816年间我们在米兰结识的情景。您给了我巨大的荣誉。但使我感到特别高兴的与其是您在书中对我的评价，毋宁是它的作者本人。我认出来了（令人万分惊讶的是，这又是由于一个纯属偶然的机会！）这位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您，是您给了我这样的评价，因为从米兰小组存在的最初几天起，我热切地力图赢得其尊敬的人正是您。我们两人就是在米兰小组里相遇的，而每当我回忆起它来时总是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从那时起，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死亡、流放和奥地利的监牢把您和我倍加爱戴的人全部都拆散了⋯⋯
“我请求您相信，尽管我们相处时间很短，但我一直保留着最亲切的回忆，并且期望着有一天我们将再度相逢。您的诺艾尔·拜伦”
可惜的是，一年以后，拜伦在希腊参加和领导希腊人民解放斗争时，有一次大雨中骑马出巡，感受风寒，不幸死去了，年仅三十六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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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7-5-12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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