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寓言范畴的考古

Hermes

一、 对寓言范畴的考古
     
     我们对寓言概念的考古是为了探索这一概念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中的不同时期所具有的内涵。因此，对于“考古”这一术语的运用，对我们而言是借喻性的，而不同于福柯的界定——即考古是一种分析技术，旨在揭示构成和支配某一特定话语的各种规则。通过这种考察，我们既可看到本雅明对于寓言这一概念的设定，与其说是来自于一种对历史的继承，毋宁说是出自于二十世纪之初西方历史文化的独特话语环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一种矛盾的心境中，本雅明对西方传统的背叛。
     中文的“寓言”在英文中有三个与之相对应的词，它们分别是fable，parable和allegory，此三个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Fable和parable 是指那种短小的寓言叙述，借助于将万物人性化，或直接用人物作为载体，去传达字面之外的含义。这些含义通常是某种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训诫。Allegory则是一个内涵更大的词，它不仅包含了前二者，同时任何具有象征形式的叙述都可以称为allegory。也正是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任何文学叙述都具有寓言的特点，而这种导致全部文学泛寓言化的规定与本雅明对寓言的思考显然是相去甚远的。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fable，parable和allegory的起源是不同的，在差异中又有某种相似性。Fable源自于拉丁文fabula，意指“一段叙述”，其重点是在叙述上。Parable则来自于希腊文parabolē，意思是“置于一侧”，强调在比较或对比中，将故事与观念并置一起。而allegory则源于希腊文allos和agoreuein，意指“附加的言说”，更侧重于一种对语言迂回的委婉的运用方式。事实上，在希腊早期，用来表示一种隐含意义的词是hyponoia，而不是与allegory相对应的词，这暗示了前者出现的要晚一些 。
     从上述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些词的差异是鲜明的，但其共性也是明显的。首先，它们都是强调叙述过程及意义的展示。其次，意义不在字面内，而在字面外，二者存在一种清晰的对应关系。其三，意义因此是一种隐含的形式，而且这些意义，从早期大量的寓言创作中可以看出，应当是那些上升为普遍道德价值规范的教导。而这一特点，到了西方中世纪发展为一种对世界的寓言化思考，从而使全部中世纪宗教世界都成为寓言性的。这些对寓言的规范，正是后人认识寓言的起点。古典寓言追求意义与文字形式的完满结合，到了二十世纪的本雅明手中被打破了。本雅明将文字与意义割裂开，并宣判了古典意义的死刑，从主体内部，或者说从二十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中，发掘出了一个新的意义，赋予了文字形式。这个新生的，带着裂痕的结合体便是本雅明的现代寓言。
     古典寓言在中世纪的最佳传承者之一便是意大利人但丁。在给一位斯卡拉族的康·格朗德的信中，但丁在解释《神曲》的意图时，谈到了寓言：
     
     为了把我们所要说的话弄清楚，就要知道这部作品的意义不是单
     纯的，毋宁说，它有许多意义。第一种意义是单从字面上来的，第二
     种意义是从文字所指的事物来的，前一种叫做字面的意义，后一种叫
     做寓言的、精神哲学的或奥秘的意义。
     
     在但丁看来，字面指涉之外的意义，都是寓言的。而字面指涉之外既可以是形象事实，也可以是观念。一个突出的事实是，但丁并未对寓言与象征做明显的区分，二者在但丁手中似乎具有等效性。这种认识方式正与本雅明不同，后者不仅要竭力区分开象征和寓言，并且还要彻底解构象征，其目的自然是为寓言存在的合法化开辟道路。但丁的这种认识方式是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的。从基督教的教义来看，万事万物都是神显示其存在的启示。启示不仅存在于道德箴言中，更存在于草木虫鱼中。从对现象细微变化的体察中去感受神的无所不在，这就是寓言式思维。圣·托马斯·阿奎那即讲过：“达奥尼苏斯说，神是美的，因为神是一切事物的协调与鲜明的原因。” 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但丁的另外一句话，“从寓言来看全诗，主题就是人凭自由意志去行善行恶，理应受到公正的奖惩。”这样我们即明了寓言承载普遍教义的功效了。在但丁的手中，最后的奖惩来自于基督教的上帝。但到了本雅明手中，最后的审判则掌握在弥赛亚手中，只不过这个弥赛亚不是希望的化身，而是绝望的犹太宗教符号。
     对寓言和象征进行鲜明区别的，是德国人歌德：
     
     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现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由第一种程序产生出寓言诗，其中特殊只是作为一个例证或典范才有价值。但是第二种程序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或明指一般。
     
     歌德对寓言的认识有如下特点：其一，歌德认为，寓言是在“为一般而找特殊”，即从普遍的观念法则出发去寻找一个与之相符合的特定形象，这样,形象只是一个例证而已。其二，观念与形象构成一种完全对等的关系，“寓言把现象转化为一个概念，把概念转化为一个现象，但是结果是这样：概念总是局限在现象里，完全拘守在现象里，凭现象就可以表现出来。” 其三，在歌德看来，寓言的表现方法是违背诗的本质的，因为诗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而且只有如此，才会使现象拥有“纵然用一切语言来表现它，它仍然是不可表现的” 之特点。而这正是本雅明所谓的象征的特点。特别是当这种表现具备了“奥秘不可测的东西在一瞬间的生动显现” 之魅力时，它更是真正的象征了。其四，正因此，寓言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低级的思维方式，因为感性形象与理念不见得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无法如象征那样使思想与形式得到完美的统一。歌德的这一认识特点在黑格尔那里发展为一种极端。在黑格尔看来，寓言只是象征类型中较为自觉的一种，在寓言中理念与形象的关系是“彼此外在，异质和不太适应” 的。从建构其以绝对观念为核心的精神体系出发，黑格尔将象征视为绝对观念在形象领域中发展的初级形态，即理念尚未找到与之相符合的形象，形象覆盖了理念，使得理念处于隐藏状态。黑格尔的话中暗含了这样一个逻辑：象征是低级形态，而寓言不外是低级的低级。
     无论是歌德还是黑格尔对寓言所持有的观念，都是本雅明所坚决反对的。在本雅明看来，象征是“艺术哲学”世界中一位实施暴虐统治的“篡位者”。 而歌德等人的象征观念不外是中世纪象征观念、神学观念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翻版，它们不足以促进二十世纪寓言观念的诞生。本雅明认为全新的寓言观念之生成来自于克罗伊策与吉洛。
     克罗伊策对寓言的认识并未超越歌德多少，但他对符号的认识却直接启发了本雅明。在克罗伊策看来，符号有四个特点：瞬间性、总体性、本原的不可测知性和必然性。而瞬间性被克罗伊策视为象征符号与寓言符号的本质区别。所谓瞬间性是指一种如鬼魂般神秘的力量，它使我们在对符号的观照过程中遗忘了世界的存在，并在遗忘中感受到世界中蕴藏的丰富、完美与美好；它使我们感受到完满、幸福与喜悦。这正是象征符号所具有的。象征符号的清晰、简洁、优雅与美使得这瞬间性获得了一种永恒。这一切却是寓言符号所缺乏的。 在本雅明看来，瞬间性的缺失正是二十世纪现代寓言颠覆古典象征的重要力量；反抗完满、反抗整体、反抗统一，寓言走出了象征的巨大阴影，以一种叛逆的姿态迈上了社会文化舞台，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现状的缩影。
     卡尔·吉洛的贡献，本雅明以为是对符号形象的重视。正是借助于符号自身的物质性存在，声音被克服了；在声音符号中寻求瞬间性的生成的努力被击碎了。吉洛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在考察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过程中，逐渐发展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图形符号写作。在这一创作方式发展的过程中，字母文字中的语音因素被不自觉地克服了，而符号自身所具有的物质性存在方式则被凸现了出来。换句话说，视觉因素在破解符号含义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一特点，经过中世纪僧侣精神的浸泡，随后在巴罗克戏剧中重新突现出来。在古代巴罗克戏剧中，重视整个戏剧中的符号形象效果，而不是借助于声音与观众的交流，本雅明认为这正是现代寓言的规定。
     从上面所进行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本雅明的“寓言”范畴更多的是来自于一种主体的建构。本雅明只是从历史中拿来一个文学符号，即只是一个能指，而能指背后的古典意义则被本雅明彻底抛弃了，而由主体赋予这个能指一个新的涵义；这个新的能指深深地根植于西方二十世纪之初的那个独特的语境中，在个体、历史、文化、传统等诸多因子的自我分裂中，它以一种彻底破碎的形象展示在二十世纪的废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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