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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文波
对于中国读者，米沃什（1911—）已经是非常熟悉的诗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他的作品翻译过来散见于各类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后来是老诗人绿原翻译的他的一本诗《拆散的笔记薄》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今年又有诗人张曙光翻译的《切·米沃什诗选》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当然，像他这样的诗人，再多翻译一些过来也是很好的。因为在二十世纪的诗歌版图中，米沃什的确是占领了很大一块疆域的诗人。现在欧美一些评论家把他称为在世的最伟大的诗人。先不说“最伟大”一词意味着什么，米沃什是不是当得起这样的赞誉，只说他长达七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始终保持了高质量的写作，并且在变化中越写越好，最后给人诗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感觉，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人不能不赞叹。纵观二十世纪，像他这样在如此长的时间保持旺盛的写作精力的诗人还有谁？叶芝、卡瓦弗斯，或者艾略特？叶芝是五十六岁以后才写出自己最了不起的诗篇，但他前期的作品不是那么好，卡瓦弗斯只有很少的作品，艾略特尽管影响了一个时代，但诗的开拓意义更大。算来算去，真没有谁比得过米沃什。哪怕是从偏爱的角度我也要这样说。
我的确是很佩服米沃什的创造力的。读他早期的诗作，被他的尖锐、粗厉，大胆所吸引；读他晚年的诗作，又被他的清晰、明皙，深入所折服。但无论是早期诗还是晚期诗，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米沃什始终把人性的关怀放在了第一位。他所倾力创造的诗的世界，是人与道德的关系、正义的关系的世界。说他是非常具有道德感、同情心，一生都在倾力反抗邪恶的诗人，也许有人不会同意，但这是确实的。因为从米沃什的诗作中，我们总是能够读出他确定的、有力的关于善恶的评判，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肯定。尽管他的写作同样具备从波德莱尔以降，现代主义诗歌对诗艺的全部要求，其技术性亦达到了相当复杂的程度，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变成玩花招的诗人。相反，无论是对意象、对结构的使用，都没有以牺牲诗歌意义的准确，只追求形式的纯粹为代价。它们呈现在我们面前，总是那么直接，那么干脆，那么明确，让人觉得真是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而我们都知道，大多的现代诗人，甚至是一些非常了不起的诗人，总不免有晦涩的毛病，容易成为别人攻讦的弱处。但米沃什哪怕在他最复杂的诗中也没有这样。
我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读他的《二十世纪中叶画像》、《梦痕集》等诗时的印象。这些诗写欧洲的现状，写战争，写弱小民族在强权下的生存苦难，非常有力量，使我们如临其境地看到了悲剧是怎样产生的，也让我们看到词语能够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达到它与人类正义的契合。我这个人很难记住别人的诗句，但到今天仍然记得这样的句子：“他们命令我们收拾东西，因为房子要烧毁 / 还有时间写信，可是那信在我身上 / 我们放下包袱，靠墙坐下 / 他们盯着，当我们将一把小提琴放在包袱上 / 我那些小儿子没有哭。严肃与好奇 / 一个士兵拿来一桶汽油。其他的在撕下窗帘。”(《梦痕集》) 这里没有一句诗不是简单的，没有复杂的意象，也不是什么象征。但是，它们非常清晰地让我们看到了对人类美好生活的破坏。米沃什真是不动声色，仅仅用“他们命令我们”、“还有时间写信，可是那信在我身上”、“我的那些小儿子没有哭，严肃与好奇”这样细节明确的句子，便让我们体会到了自由丧失的锥心之痛。人们都说最好的诗总是那些分寸感恰当的诗，的确是这样。在叙述的分寸上，米沃什总是让我感到能限制的很好。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用力过猛，不会依靠语言在比喻意义上的不断修饰来突出诗句。只要小小的一点细节我们就被震撼。
因此，我一直认为米沃什是诗歌细节的大师。而说到诗歌的细节，这实在是非常重要的诗歌要素，一首细节生动的诗应该让我们不单看到画面似的形象，也应该让我们从中体会到情感的具体发生。譬如这样的作品：“我动身去意大利时正好在收割之后。/ 1913那年麦考密克收割机 / 第一次开过我们的田野 / 留下的残茬一点也不像收割者的长柄镰留下的。/ 同一列火车，但在三等车箱，/ 我的杂役约塞尔去格罗德诺的亲戚家。/ 我在那里吃晚饭，/ 在小吃部，橡胶树下的一条长桌上。/ 我记起当火车穿过阿尔卑斯 / 的隘口跨越涅曼的高架桥。/ 我被水声吵醒，在珍珠般灰蓝色的泻湖的光辉中，/ 在那个旅行者忘了自己是谁的城市。/ 在忘川的水边我看到了未来。这是我的世纪？/ 另一片大陆，我们和约塞尔的孙子坐在一起 / 谈着我们的诗人朋友。赋予了形体，/ 重新年轻，却和我年老的自我相同。/ 多么奇异的装束，多么奇异的街道，/ 而我自己不能说出我所知道的。/ 我闭上眼睛，我的脸感到了阳光，/ 这儿，现在，在圣马可市场喝着咖啡”。（《1913》），不管是谁来阅读这样的诗，他都能清晰地看到一幅幅图画般的景象在眼前出现。正是在这些不断更叠的图画般的场景中对回忆的清理，米沃什让我们感到了记忆的可贵，时间总是要消失的，要带走我们的生命，但不管消失怎么发生，仍有留了下来的东西被我们所珍视，是什么呢？也许就是一次旅行，也许还不仅仅是旅行本身，而是多少年过去后我们还能回忆它。
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语言组织。说实话，我为这样的诗着迷。因为它没有什么说出的道理，但通篇都让人感到有道理。其实，米沃什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大诗人，就在于他用语言具体地讲述了人类情感对事物感知的隐秘。有人说米沃什的诗非常具有哲理，具有宗教感。这一点是说对了的。但更深入地讲，这种种“具有”实际上来自于他总是能够发微入幽地探察到事物与人类关系的最深处，说出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生存的状况。譬如《寂寞研究》这样的诗：“沙漠长途水渠的一个守护者？/ 沙中要塞的一个人的班组？/ 不管他是谁。黎明时他看到起皱的群山 / 灰烬的颜色，在融化的黑暗之上，/ 浸着紫罗兰色，加进流动的胭脂，/ 直到它们立起，变得巨大，在桔黄色的光里。/ 一天又一天。在他留意前，一年又一年。/ 那些光辉，他想，为了谁？为我一个人？/ 在我死后很久它仍将在这里。/ 什么在一只蜥蜴眼中？或被一只候鸟看到？/ 假如我是全人类，他们本身就没有我？/ 他知道叫喊没有用，因为他们没人会解救他”。如此的诗句对人的震撼力是强大的。因为这不光是人在自然面前的寂寞，还在于人处于被遗忘的境地所感到的绝望。“假如我是全人类，他们本身就没有我？”这样的诗句让人怎么能够忘记呢？
而米沃什曾经多次说过，诗歌是对遗忘的反抗。对遗忘的关注也使得米沃什的诗具有编年史一样的性质。这是人的心灵的编年史，它们相当准确地记录了面对着动荡、变化的世界，面对着宗教、历史，一个人的全部理解。我一直认为二十世纪的诗人没有谁在这一点上比他做得更好。因为哪怕是一首回忆母亲的诗，他也能让我们看到具体的历史带给人的心灵的伤痛：“在不存在的国度里我母亲的 / 那些瘦弱的关节肿胀的膝盖。/ 在我第七十四个生日时想到了它们 /……这也适合我。使我从死亡中复活 / 重复着那些在我活之前的人们的希望，/ 他们和她，和她痛苦的死亡可怕地一致。/ 在靠近但泽的村庄，在黑暗的十一月，/ 两个悲惨的德国人，年老的男人和女人，/ 立陶宛的疏散者，染上了斑疹伤寒 / 和我在一起吧，我对她说，我的时间很短了。/ 你的话现在成了我的，在我内心深处：/ 现在一切似乎成了一场梦。”（《和她一道》）本来，生命的死亡是自然规律，但死亡如果变成人无法释怀的噩梦时，造成死亡的便不仅仅是自然力量，而是人类自身制造的灾难。而且，这首诗在技术上有着让人感兴趣的对话角色的转换，母亲当年说过的话因为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头脑里，这样的话也变成了自己的话。记忆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呀！
我甚至认为，正是对记忆与诗的关系的格外强调，使得米沃什的诗歌具有了非常明确的现场感。这让我们看到他那些即使是与宗教有关的诗，也不仅仅是对宗教意义的抽象说明，而是与个人在现实世界的生活有关。欧洲人普遍的宗教情怀落实到米沃什的作品中，便不再是单纯的祈祷，而是关于永恒与尘世关系的分析，以及对人在寻找终极救赎时做出的努力的赞叹：“愿百里香和薰衣草的香气 / 在途中陪伴着我们到一个省份，/ 它不知道自己多么幸运 / 因为在地球所有隐秘的角落，/ 它曾是唯一一个被选中和降临过的。/ 我们走向那个圣地，却没有征兆引导。/ 直到它现出自身，在一个群山间的牧人的山谷，/ 看上去比记忆更古老，/ 靠近在洞穴中嗡嗡作响的窄河。/ 愿美酒和烤肉的味道随着我们 / 就像我们经常在空地上欢宴时那样，/ 寻找着，没有找到，收集着传闻，/ 总是被那一天的光辉所宽慰。/ 愿温柔的群山和羊群的铃声 / 使我们记起我们失去的所有事物，/ 因为我们在路上看着，爱上了 / 在转眼间就会消失的世界。”二十世纪的诗歌中真是很难看到如此美妙的赞美诗了：这是对信仰的赞美，也是对人自身的赞美。尽管神迹并不显现，但是寻找的过程本身就充满欢乐，虽然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确不美好，但它毕竟是属于我们的世界。
正是这种已经能够非常宽容地看待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既了解恶的原因，也洞悉美的所在，使米沃什越是往后写下的诗篇，越是让人感觉到达了真正的澄明。我个人非常喜欢他晚年的一些诗，像什么《黄色自行车》、《在中午》、《桌子两首》。这些诗里有对人生的理解，有对生活的感恩，有对永恒的赞美。是啊！像如此的诗句：“要是我用一个舞步，我的爱人，/ 迈出汽车，一辆黄色自行车倚在树上，/ 要是我用一个舞步走进花园，/ 北方的花园，缀满了露水和鸟叫，/ 我们的记忆就会变得孩子气，只留下我们需要的：/ 昨天的清晨和黄昏，并不很远。/ 不过我们想起一个女孩，有着同样的黄色自行车 / 常常对它讲着爱抚的话。/ 后来在黄杨树篱间的花床中，/ 我们看见一座雕像和有雕刻家姓名的牌子。/ 我们沿着台阶走向一个湖 / 一个好像来自古老民谣的湖，/ 平静，在云杉树林的半岛之间。/ 就这样普通人的记忆又一次拜访我们。（《黄色自行车》）。读这样的诗怎么不让人感动呢？对一件小小物品的注视，也能勾起人对曾经存在过的生活进行回忆，并怀着喜悦的心情看待眼前的一切，并发出赞美之辞，这真的是人在历经沧桑过后才会做出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对时间的认识带来的赞美。
读这样的诗歌总是让我感到亲切。感到不那么沮丧。而我之所以一再地从米沃什身上体会到他作为大诗人的存在，也就在于他总是能够在多方面满足我们的阅读。这一点就像他自己在晚年的一首长诗《诗的六篇演说辞》里所总结到的那样：“当然，我正安慰着你，也安慰着自己。/ 没有太多的安慰……”是的，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安慰我们的事物已经越来越少。但好的诗歌永远是抚慰人类灵魂的最有效的精神药品。所以在任何时候“让我们读诗吧”这样的劝告都是值得对每一个人说出的话：“在一家山间旅店，高过栗子树的绿荫，/ 我们三人挨着一家意大利人 / 坐在水平排列的松林中。/ 附近一个小女孩在井中汲水。/ 天空中响着燕子的叫声。/ 喔——，我听到内心的歌声，喔——，/ 多好的中午，它不会重现，/ 此刻，我坐在她和她的身旁 / 以往生命的各个阶段 / 和摆在方格桌布上的葡萄酒一同到来。/ 岛上的花岗石被大海洗刷。/ 我们三人是一个自我喜悦的思想 / 科西嘉夏天树脂的清香伴着我们。”（《在中午》）在对这样的诗歌的阅读中，人真的会深深的感动，并发现语言是多么的神奇，当它们被准确、恰当地组织起来时。
而说到恰当，这是值得多说一些的话题。在我的理解中，恰当的组织语言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指词汇的选择的准确，另一个则是指诗歌内部结构上转换的有效性。怎样在有限的篇幅中使诗歌最大可能的获得更大容量，这是非常需要考究的手艺上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一些诗尽管立意很好，但最后写得却不好，一个方面就是没有在结构上做好，另一个方面则是词汇选择上的失当。我认为结构上没有做好是非常要命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会认为有些诗非常吸引人，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的结构让人感到奇妙。譬如米沃什的这首诗：“一个小女孩在看一本书，照片上有只猫 / 戴着毛绒绒的项圈，穿着绿天鹅绒的外套。/ 她的嘴唇鲜红，在甜蜜的幻想中半张着。/ 发生在1910年或1912年，画上没有日期。/ 马乔里．C．墨菲画的，一个美国人 / 生于1888年，和我母亲差不多年纪。/ 我注视着这幅画，在格林奈尔，爱荷华，/ 世纪的末尾。那只戴着项圈的猫 / 在哪？女孩在哪？我要见她吗？/ 一个擦着口红的木乃伊，敲击着手杖。/ 可这张脸；一个小扁鼻子，圆圆的两颊，/ 那么打动我，有点像我半夜时突然醒来 / 在身边的枕头上看到的脸。/ 那只猫不在这里，他在书中，书在画里。/ 没有女孩，可她在这儿，在我面前 / 从不会消失。我们真实的相遇 / 是在童年时期。惊奇唤醒爱情，/ 一个动人的思想，一只穿天鹅绒的猫。”（《有一只猫的照片》）。在这首观看一张旧照片的诗中，现实与回忆在不断地叙述中交织，已经让人感到界限是如此的模糊，或者说没有了界限。这里面隐藏的是什么，当然是语言转换的技艺，在一种看似非常简单的叙述中，藏匿着的却是非凡的控制力。我个人是非常向往这种东西的。也一直希望能够写出既简单又深透的诗。但我知道，这不是一日一夕之功，甚至不是千日万夕之功。
我一直认为：在写诗这样的人类精神活动中，有些东西是不可能求来的，哪怕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技艺。在很多情况下，技艺的获得并非是一种习练的结果，它仍然是一种来自于人的洞察力的天然能力。重要的是，当这种天然的洞察力与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结合起来，并因而生发出对事物的深邃体察时，就很可能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并进而在我们写作的过程中产生关键性的力量，使我们在谈论事物的性质、意义时，不需要那么拐弯抹角，把精力放在一词一句的表面效果的追求上，而是直接、干脆、简单、准确地呈现出来就行了。这就像有人所说：站在什么样的高度说什么话。这是对的。虽然我们可以说诗歌需要技艺，但诗歌的技艺永远不是单纯的对语言把握，在修辞的方式上做文章的技艺，而是支配理解力——语言与事物关系的技艺。我从来不相信一个没有看到事物存在症候所在的人能够写出非凡的诗。更进一步地说：诗歌的技艺不是“奇技淫巧”，它只能是在洞察到事物的真正内涵时，寻找言说的最佳途径的技艺。很显然，这一最佳途径理所当然地包含了美、道德、正义的呈现。而米沃什的诗告诉我的，正是如此。
（孙文波 诗人 北京）
转自成言艺术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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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6-6-14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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