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城市》选粹 亨利·皮雷纳

奥利维埃

第三章 城镇和城堡

九世纪时在西部欧洲那种基本上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中，是否有城市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以所给予城市一词的含义而定。如果所指的是一个地方，其居民不是以耕种土地为生，而是从事商业和工业，那么回答应该是“否”；如果我们把城市理解为一个社会，具有法人的资格，并拥有自己特有的法律和制度，那么回答也是否定的。反之，如果我们认为城市是一个行政中心或者一个堡垒，则我们不难相信加洛林时代几乎与其后的数世纪有着同样多的城市。这就是说存在于当时的城市没有中世纪和近代城市的两个基本属性——市民阶级的居民和城市组织。

每一个定居的社会，无论多么原始，也需要为它的成员提供一些集会的中心，也可以说碰头的地点。为着举行祭祀，开设市场，召集政治和司法会议，必须指定一些地方用以接待那些希望参加或必须参加这些活动的人。

军事的需要在这方面起了更大的作用。当外敌入侵之时，人们必须有避难之处，以便得到暂时的保护。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战争。有了战争几乎就有了堡垒的构筑。人类建造的第一批建筑物很可能是保护围墙。甚至在今天，几乎在一切野蛮部落中都可以见到这种围墙：无论追溯过去多远，情况照样如此。希腊人的卫城(acropoles)，伊特鲁立亚人、拉丁人和高卢人的重镇(oppida)，日耳曼人的城堡(burgen)，斯拉夫人的城镇(gorods)，象南非黑人的村寨(kraels)一样，开始时都只不过是聚会的地方，尤其是庇护所。它们的设计和修建自然取决于地形以及当地所有的材料。但是总的布局到处都是一样的，包括一块方形或者圆形的地方，围以用树干、泥土或石块做成的壁垒，有壕沟护卫，有大门出入。简言之，是一个围子(enclos)。我们立即会注意到，在现代英语和俄语中表示城市的词(town和gorod)，原意都是围子。

在平时，这些围子总是空着的。只当举行宗教的或世俗的典礼，或者战争迫使人们带着牧群到那里避难的时候，人们才涌到那里。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这些地方逐渐地由间断性的热闹变成经常性的热闹。庙宇建立起来了；地方长官或酋长设置了他们的邸寓；商人和工匠也来定居。当初只是偶尔作为集会中心的地方变成一座城镇，即这个部落全境的行政、宗教、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这个地方通常就以这个部落的名字命名。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许多社会中，特别是在古典时代，城镇的政治生活不限于城镇的墙垣之内。城镇实际上是为部落而建立的，部落的每一个人，无论居住在城墙之内或之外，都同样是城镇的公民。无论希腊或者罗马都没有过类似于中世纪的具有严格的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那种市民阶级。城镇生活与民族生活融合在一起。城镇的法律就象城镇的宗教一样为全民族所共有，城镇是全民族的首府，全民族以城镇为中心建立起一个独一无二的共和国。

因此城市制度在古典时代等于政府组织制度。当罗马帝国将其统治伸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时候，就把这种制度作为帝国行政制度的基础。 日耳曼人入侵以后这种制度在西部欧洲得以幸存[1]。毋庸置疑，五世纪以后很久，在高卢、西班牙、非洲和意大利仍可发现这种制度的痕迹。然而社会组织的没落，使得这种制度的大部份特点逐渐消失。到八世纪，无论十人团，或者城市志，或者城市保卫官都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伊斯兰向地中海推进，使得直到那时在各城市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活跃的商业不可能继续下去，因而迫使城市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落。但是这尚未判处城市的死刑。尽管城市缩小和萧条了，但是还继续存在。在当时的农业社会中，不管怎么说，城市保持着极大的重要性。如果想了解城市以后所起的作用，则必须充分了解城市当时所起的作用。

如前所述，教会根据罗马城镇的区划来建立自己的教区。由于教会受到蛮族的尊敬，因此当蛮族定居在帝国各省之后，教会得以将城市制度继续保持下来，因为教会是以这种制度为基础的。商业的中断和商人的离去对于教会组织并无影响。主教们驻节的城市变得更加贫困和人烟稀少，而主教们并未受到影响。反之，愈是普遍地由富变穷，主教们的权力和影响愈是显示出来。主教们因国家威信的消失而享有更高的威信；他们得到信徒的大量捐赠：加洛林王朝吸收他们参加社会的管理，由于这一切，主教们就同时凭借他们的精神权威、经济力量和政治活动而受到尊敬。

当查理大帝的帝国崩溃的时候，主教们的地位远未受到损害，仍然很巩固。那些摧毀了王权的封建王侯们，并未触及教会的权力。因为教会的权力源于神授，所以免遭损害。王侯们害怕主教们，因为主教们可以向他们投以逐出教会这项可怕的武器。他们将主教们当作秩序和正义的超自然的保护者来尊敬。在九和十世纪的混乱之中，教会的权势因而未经触动，而且教会当之无愧。为了与王权往后无力压制的私人战争的灾难作斗争，主教们在他们的教区内建立了上帝的和平制度[2]。

主教们的优势自然赋予他们的驻节地——即古代的罗马城镇——以特殊的重要性。拯救这些城镇免子毁灭的正是这一点。在九世纪的经济中，这些城镇实际上再无存在的理由。由于不再是商业中心，这些城镇十分显然地失去了大部份的人口。在墨洛温时代城镇还保留着的城市特性随着商人一起消失了。对于世俗社会来说，城镇再无丝毫用处。在城镇的周围，大领地自给自足。本身是建立在单纯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没有理由关心城镇的命运。加洛林王侯们的宫殿不是坐落在城镇，这一点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这些宫殿无一例外地在乡间，在王朝的领地内：在默兹河流域的赫斯塔尔、朱皮勒；在莱茵河流域的英格尔海因；在塞纳河流域的阿蒂尼厄、基埃西等等。埃克斯一拉一夏佩勒的名声不应引起对该地性质的错觉。该地在查理大帝时期暂时放射的光芒，仅仅由于它是皇帝喜爱的住处这一优越条件。在虔诚的路易统治末期，该地就沦为无关重要了。在四个世纪以后该地才成为一座城市。

政府对于罗马城镇的继续存在不能作出丝毫的贡献。作为法兰克王国的省的伯爵领地也没有各自的首府，正如王国本身没有一个首都一样。受托管理伯爵领地的伯爵不住居在固定的地点。他们经常在其辖区内巡回，以主持审判会，征收捐税和召募军队。行政中心不是他们的衙署，而是他们本人。因此无论他们在城镇中是否有官邸都无关紧要。由于他们是从该地区的大领主中召聘的，他们通常住在自己的领地内。他们的城堡如同皇帝的宫殿一样通常是在乡间[3]。

反之，教会的纪律迫使主教常驻一地，他们必须经常住在各自教区的主教教座所在的城镇。城镇虽然在世俗管理方面失去了作用，但是并未失去宗教管理中心的性质。每个主教管区仍然以其大教堂所在的城市为中心。从九世纪起，civitas(城市)一词的意义的变化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事实。这个词变成了主教管区和主教管辖城市的同义词。civitas Parisiensis一语既指巴黎主教管区也指主教驻节的巴黎市本身。根据这双重含义，人们还记得教会使古代的城市制度适合于教会的目的。

总之，在变得贫穷和人口减少的加洛林城镇所发生的事情，与四世纪时当“永恒的城市”不再是世界的首都时，在一个重要得多的舞台，在罗马，所发生的事情十分相似。皇帝们抛弃罗马去拉文纳，随后去君士坦丁堡，他们把罗马遗弃给教皇。罗马在宗教管理方面继续起着它在国家管理方面不再起的作用。皇帝之城变成了教皇之城。罗马的历史威望提高了圣彼得的继承者的威望。因为与世隔绝，他似乎更加伟大，同时变得更有权力。人们再只有看着他；旧的主人不复存在，人们再只有听命于他。他继续居住在罗马，使罗马成为他的罗马，正如每个主教使他居住的城镇成为他的城镇。

在罗马帝国末期，尤其在墨洛温时代，主教对于城镇居民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利用世俗社会的日益瓦解，接受或曰僭取了权力，对于这种权力，居民尽量避免提出异议，国家对此不感兴趣，而且也无法制止。教士从四世纪起开始享有司法和税收方面的特权，进一步提高了主教的地位。由于法兰克国王们大量地授予主教特免证书，主教的地位更加突出。根据特免证书，主教实际上摆脱了伯爵对他们的教会领地的干涉。从那时(即七世纪)起，他们被赋予对其人民和土地的不折不扣的领主权。除了他们已经对教士执行的教会审判权以外，又加上了世俗审判权，他们把世俗审判权委托给一个由他们建立的法庭，法庭的庭址自然固定在他们驻节的城镇。

在九世纪，由于商业消失，城市生活的最后痕迹随之消失，那些残存下来的属于城市居民的东西不复存在，这时，已经如此广泛的主教的权势变得无与伦比。从此以后，城镇完全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在城镇中事实上几乎再只有或多或少直接从属于教会的居民。

虽然没有非常准确的资料，然而还是可以猜测出这类居民的性质。他们包括大教堂以及聚集在其周围的其他教堂的教士；修道院的修士(他们来到主教管区的主教教座所在地定居，有时为数相当多)；教会学校的师生：最后还有仆役以及自由的或非自由的工匠(他们对于满足祭祀的需要以及教士日常生活的需要是必不可少的)。

（后略）
转自“比较城市史研究”网

奥利维埃

第六章 城市和市民阶级的形成



在任何一手眩明中，城市生活的发展都必须依靠工商业。气候、民族和宗教的差异，与时代的不同一样，对于这一事实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过去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帝国或阿拉伯帝国的城市是这种情况，今天欧洲、美洲、印度、日本或中国的城市也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的普遍性的原因在于必要性。城市事实上只有从外面进口食物才能生活。另一方面必须出口对等的或曰等价的工业产品，以与进口相适应。于是在城市与其附近地区之间建立起一种经常性的互相帮助的关系。商业和工业对于维持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进口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投有出口用交换品抵偿进口，城市就要灭亡①。

这种情况显然包括着许许多多的细微差别。商业活动和工业活动在城市居民中所占优势的大小因时因地而异。在古典时代，很大一部份城市居民是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生活或者依靠耕种他们在城外拥有的土地，或者依靠这些土地的收益，这一点为众所周知。然而下面说的同样确实：随着城市的扩大，工匠和商人越来越多。比城市经济较为古老的农村经济，继续与城市经济同时存在；农村经济并不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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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然只有处于正常情况下的城市才是如此。国家常常不得不供应那些人口过多无法自给的城市。例如，从共和国末期起罗马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罗马人口的增加是政治的原因而不是经济的原因所造成的。



中世纪的城市呈现出一幅非常不同的景象。商业和工业使城市成为当时的样子。城市在商业和工业的影响下不断成长起来。投有哪个时代有过象中世纪城市的社会、经济组织与农村的社会、经济组织之间那样鲜明的差别。看来以前从未有过象中世纪市民阶级那样的一个特别的和狭隘的城市人的阶级①。

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与前几章中谈及的商业复兴直接有关，前者是果后者是因，这是毋庸置疑的。商业的扩张和城市运动的发展非常明显地协调一致就是证明。商业发轫的意大利和尼德兰正是城市最先出现而且最迅速最茁壮地成长的国家。显而易见，商业愈发展，城市愈增多。城市沿着商业传播所经过的一切天然道路出现。可以说，城市的诞生和商业的传播亦步亦趋。开始时城市仅仅出现在海边和河岸。而后，商业渗透的面扩大，另外一些城市沿着联系这些最早的商业活动中心的横断道路建立起来。尼德兰的例子在这方面是很典型的。从十世纪起最早的城市开始在海边或默兹河和埃斯科河沿岸建立起来：两河中间的布拉邦特地区当时还没有城市。直到十二世纪，城市才沿着修筑在那两条大河之间的道路出现。到处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一幅比较着重标出商路的欧洲地图会与一幅比较着重标出城市的欧洲地图大致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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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肯定在中世纪稍晚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具有城市的名称，享有城市的特许权，然而其居民却更多地从事农业而不是从事商业或工业。但是这些城市是以后的时期形成的。我在这里所指的市民阶级，它一开始形成就处于城市生活动力中心的地位，而且一直处千这种地位。



或许中世纪的城市形形色色。每座城市都有各自的外形和特征。城市与城市之不同正如人与人之各异。然而我们可以根据某些一般的典型把城市分为若干类别。这些典型在基本特征方面彼此相似。因此并非毫无可能描绘西部欧洲城市生活的演进过程，我们将在这里试图做到这一点。这样描绘出来的图画必然过于简诸个性的概括。仅仅出现一个大的轮廓，恰如从山顶上看到的篇关于欧洲城市起源的文章中，考虑各个城市表现出的千差万别。城市生活最先仅在意大利北部和尼德兰及其附近地区为数相当有限的地方发展起来。我们只限于研究这些最初的城市也就够了，不必去管以后的城市形成情况，无论这些情况多么值得注意，总而言之只是重复的现象①。在下文中还将优先谈到尼德兰。这是因为该国比西部欧洲其他任何地区向历史学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有关城市演进初期的情况。

我们在前一章所努力描述的那种中世纪的商业组织，使其赖以存在的旅游商人必须定居在固定的地点。在两次旅行当中的间隙，特别是在海道、江河和公路不能通行的气候恶劣的季节，他们必然要聚集在某些地点。自然最先集中在那些交通便利，同时又能保证钱财和货物安全的地方。因此，他们去到最符合这些条件的城镇和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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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研究城市制度的起源的最重要的城市显然是最老的城市；市民阶级正是在那里形成的。力图依据后来较晚形成的城市(如莱茵河那边的德意志的城市)来解释城市制度的起源，那是一种错误的方法。从后来较晚形成的城市寻找城市制度的起源正如从“耶路撒冷会议”(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后在该城举行会议，确定把西欧封建统治制度强加于东方。——译者)寻找封建制度的起源一样不可能。



总之，这样的城镇和城堡为数很多。城镇的位置原取决于地形或河流走向，一句话，取决于自然环境，正是这一点决定商业发展的方向，因而把商人引向城镇。至于城堡，原是为着抵御敌人或供居民避难之用，自然不会不建在交通特别方便的地方。商人走的正是侵略者走过的路，结果是建来抵御侵略者的堡垒极其适合于把商人吸引到它们的墙垣跟前。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初的商人聚居地形成在那些大自然预先安排成为——或重新成为——经济流通中心的地方①。

有人可能会相信，而且有些历史学家确已相信，从九世纪起大量建立的市场(mercatus，mercata)是这些最早的商人聚居地形成的原因。尽管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似乎迷惑人，但是经不起推敲。加洛林时代的市场是简单的地方市场，常去的是附近的农民和少数的小贩。市场的唯一目的是供应城镇和城堡的生活必需品。这些市场每周只开市一次，其交易限于满星为数极少的居民的家庭需要，市场是为居民面建立的。这类市场一直存在，而且今天在成千上万的小城市和村庄中依然存在。它们没有那么强大的和广泛的吸引力足以把商业人口吸引到它们周围定居。而且我们知道，许多地方虽然有这类市场，但是从未上升到城市的地位。例如康布雷的主教和雷舍诺的修道院院长所建的市场就是这样，一个于1001年建于康布雷锡堡，另一个于1100年建于拉多尔夫泽尔。然而康布雷锡堡和拉多尔夫泽尔始终只是无足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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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皮雷纳：《中世纪城市制度的起源》(《历史杂志》，第57卷<1895年>，第68页)。



重的地方，使之成为城市的企图失败了，这正好表明这些市场缺少有时人们喜欢赋予它们的那种影响力①。

市集(fora)可以说是同样的情况，然而市集与市场不同，市集建来作为职业商人定期聚会的地点，使他们彼此接触，使他们在规定的时期汇合到那里。事实上许多市集的重要性非常之大。佛兰德尔的图鲁和梅西纳的市集以及法兰西的奥布河畔巴尔和拉尼的市集，直到接近十三世纪末始终位于中世纪的主要商业中心之列。这些地方没有一个成为名符其实的城市，因此这一点乍看起来似乎很奇怪。这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商业活动缺乏为坐商所必不可少的那种经常性。商人去到这些地方是因其位于从北海到伦巴第的国际干线上，而且因为地方王侯授予这些地方以特许权和特惠权。这些地方是来自南北的买主和卖主的聚集地点和交换场所；几个星期以后这些外来的顾客各自东西，要到下一年再回来。

或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实际上也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市集就设在形成商人聚居地的地方．例如里尔、伊普雷、特鲁瓦等地就是这样。市集肯定促进了这些城市的发展，但是不可以认为市集引起这些城市的发展。举出几个大城市就可以轻易地证明这一点。沃尔姆斯、施佩耶尔和美因兹从来不是市集的所在地；图尔内在1284年才有一个市集，莱顿到1304年，根特到十五世纪才有一个市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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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市场和商人》(《历史杂志》，第67卷<1898年>，第59页)；F．科伊特根：《德意志城市制度的起源的研究》(莱比锡，1895年)；S．里切尔：《市场与城市之间的法律关系》(莱比锡，1897年)。

② H．皮雷纳：《中世纪城市制度的起源》，第66页。



因此事实依然是：地理位置加上存在一个城镇或者一个筑有工事的城堡，看来是商人定居地的基本的和必要的条件。这种商人定居地的形成丝毫不是人为的。商业生活的第一位的需要——交通方便和安全——可以非常合乎情理地解释清楚这一点。在一个比较先进的时代，技术使得人们可以征服自然，尽管有气候或土壤方面的不利条件，人们也可以强行生存下去，这时或许可以根据急功好利的思想在任何地方选定城市的位置。但是当社会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从自然环境中解放出来的时候，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社会不得不适应自然环境，所以社会必须按照自然环境安排人们居住的地方。中世纪城市的形成几乎是一种显然由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现象，正如河流是由山脉形态和山谷走向所决定的一样①。

随着从十世纪起欧洲商业复兴的速度加快，建立在城镇之内或城堡脚下的商人定居地不断扩大。那里的人口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从一开始那里就表现出来的人口上升趋势，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到十三世纪末。事情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每一个国际转口的交通枢纽自然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商人增多的结果必然导致所有商人最先定居的地方的商人人数增加。因为这些地方恰好最有利于商业生活。其所以比其他地方更早地吸引商人，是因为更加适合商人的职业需要。就这样，下述事实可以得到最为满意的解释：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也是最老的商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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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只有地理环境是不够的。关于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见L．弗布夫勒：《大地和人类的进化》，第411页往下(巴黎，1922年)。



关于最早的商人聚居地我们所占有的资料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十和十一世纪的史书完全不注意社会和经济现象。因为史书专属神甫或修士编纂，自然根据对教会的重要性如何来权衡事件的重要性。世俗社会不引起他们的注意，除非关系到宗教社会。他们不可能忽视对教会有影响的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记述，但是他们怎么会留心写下他们既缺乏了解也缺乏同情的城市生活的起源呢①？偶而透露出的一点隐隐约约的情况，在谈到一次骚乱或一次暴动时所作的片言只语的评注，历史学家几乎总是不得不满足于这点资料。必须到十二世纪时才能从这里或那里参与著述的某个罕见的在俗教徒处找到稍微丰富一点的材料。特许状和册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资料之不足，然而起源时期的特许状和册据非常稀少，从十一世纪末期起，特许状和册据才开始提供稍微丰富一点的情况。至于城市的原始资料(就是说由市民写或编的)，十二世纪末期以前的一无所有。因此，虽然有一点资料仍然有许多东西无从得知，在引人入胜的城市起源问题的研究中，不得不常常借助于推理和假设。

关于城镇居民增加的详细情况，我们缺少资料。我们不知道最初移居到那里的商人如何在原有居民中间或旁边安家。城镇的围墙之内经常有一些空地，用作耕地和园圃，城镇起初必定向商人们提供一块地方，但不久这块地方变得太拥挤。肯定从十世纪起许多城镇中的商人不得不定居在城墙之外。在凡尔登，他们建起一个筑有防御工事的围子(商人区negotiatorum claustrum)②，用两座桥与城镇相连。在雷根斯堡，主教城的旁边建起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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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编年史者奥尔瓦的吉尔在提到1061年列日的主教授给于伊城特许权时指出了几点，但是“为了不使读者厌烦”，避而不谈其余部份。显然他想到的是教会的读者，他是为他们写的。

② 里歇：《历史》，第3册，第103页(约985年)：“商人区象城镇一样筑起围墙。默兹河将其与城镇隔开，架有两座桥使其与城镇相连。”



城(urbs mercatorum)。在乌德勒支，斯特拉斯堡等地也有同样的情况①。在康布雷，新来的人们在他们四周竖起木栅，不久又换成石墙②。我们知道，在马赛十一世纪初一定扩大了城墙的范围⑧。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例子不容置疑地证实从罗马时代以来未见扩大的古老城镇迅速扩展。

城堡居民增加与城镇居民增加的原因相同，但是所处的条件相当不同。城堡里确实缺乏可供新来的人们居住的地方。城堡只是四周用城墙围起面积狭窄有限的堡垒。结果是，由于缺少地方，商人们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定居在城堡之外。他们在城堡旁边建起一个外堡(forisburgus)，即一个郊区(suburbium)。这种郊区，有些文献还称之为新堡(novus burgus)，以别于与之相连的封建城堡即旧堡(vetus burgus)。特别是在尼德兰和英格兰，有一个用以称呼这种地方的词，极妙地符合它的性质——这个词叫做港口(portus)。

在罗马帝国的行政用语中，港口并不是海港，而是用墙围起来存放或转运商品的地方④。 这个词几乎一成不变地沿用到墨洛温和加洛林时代⑤。显而易见，一切适于用这个词的地方位于水道之上，而且这些地方设有商品通行税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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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斯特拉斯堡的老城市法中，新的居民点称为外城(urbs exterior)(F.科伊特根：《城市制度史的文献》，第93页，柏林，1899年)。

② 《康布雷主教言行录》(《德意志历史文献·著述》，第7卷，第499页)。

③ F．基内：《普罗旺斯政治制度史》，第212页。

④ 《法理汇要》，第16,59册：“所谓港口，乃四面围起之处，由此进出口商品。”塞维利亚的伊西多鲁：《词源学》，第14册，第8章，第39,40节：“因运出商品而谓之港口。”

⑤ 这个词在这里好象属于第二变格法，例如见《厄帕尔基生平》(《德意志历史文献·墨洛温王朝的著述》，第3卷，第557页)：“Navis ipsa，omnibus portis relictis， fluctibus valde oppressa etc．”(离开港口之后，船身被波浪冲击很甚。)(portus本属拉丁语第四变格法阳性名词，而上句中之portis属第二变格法阳性名词复数夺格——译者)



因此这些地方是码头，按照商品流通的常规，堆积待运到更远地方去的商品①。港口与市场或市集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市场和市集是买主和卖主定期聚会的地方，而港口是经常性的商业地点即不间断的转口中心。从七世纪起，迪南、于伊、迈斯特里奇、瓦朗西安和康布雷都是港口的所在地，因此是转运的地方②。八世纪的经济衰退和诺曼人的入侵自然毁坏了这些地方的商业。到了十世纪，不仅老的港口恢复生气，而且新的港口在许多地方建立起来，如在布鲁日、根特、伊普雷、圣奥梅尔等地。与此同时，在古英语的文献中出现port一词，用作拉丁文urbs和civitas(城市)的同义词，而且今天在所有说英语的国家的城市名称中还常常碰到 port这个词尾③。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地说明中世纪经济复兴和城市生活开端之间的紧密联系。它们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以致在欧洲最伟大的一种民族语中，一个表示商业地点的词，同时用来表示城市本身。而且古荷兰语也有类似的现象。在古荷兰语中使用poort和poorter两个词，第一个词的意义是“城市”，第二个词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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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十二世纪这个词还保留着码头的原义。“在布里萨克堡和斯特拉斯堡内无一般人称之为码头(Ladstadtt)的港口，只在布里萨克附近有之。”(根格勒：《古代城市法》，第44页)。

② H．皮雷纳：《中世纪城市制度的起源》(《历史杂志》，第57卷，第12页)。

③ 默里：《新英语辞典》，第7卷，第2部份，第1136页。



（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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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本书第一章。

[2]关于这种制度，见L．胡贝蒂：《上帝的和平与地上的和平的法律史的研究》(安斯巴赫，1892年)。

[3]这种情况在欧洲北部尤甚。相反，在法兰西南部和意大利。罗马帝国的城市组织未完全消失，伯爵们通常住在城镇。

转自“比较城市史研究”网

贵族罗兰

中世纪的城市是比较黑暗的，巴黎，伦敦这些城市比起古典时期的亚历山大城或罗马都逊色不少，街上没一条完整的路，泥土和老鼠是最常见的东西，当时的城市还不如乡村，至少乡村有城堡，城堡附近的农场和种植圆相对来讲比城市漂亮多了。

奥利维埃

古典时代的城市是庄园主的城市,罗马城虽然伟大但却是一座只进不出的城市,罗马的港口几次疏浚之后依然淤塞就是证据之一,以后的城市都是君主之都,虽然大却不是因为城市的缘故,而中世纪的城市是超越领主的力量的城市,是商业和手工业之城,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橄榄枝随小却是希腊的富足之源",中世纪的城市虽然狭窄,虽然拥挤虽然肮脏却是整个近代文明之母

贵族罗兰

商业和手工业之城，说不好听了就是奸商小贩的聚集地~说成是近代文明之母也太过了，更何况我是从美的角度看问题的。全盛时期的罗马街道极其干净美观，雄伟建筑比比皆是，阳光充足，人来人往，即使现代某些城市都比不上。中世纪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是欧洲文明的起点和雏形，城市和政治体系方面却不怎么先进（非常原始）。中世纪建筑比较令人称道的是两个：大教堂和城堡，至于城市，没人愿意在那里生活一天。

奥利维埃

大教堂不正是城市的中心么?大城市全地球到处都有,而独立的市民之城却只有欧洲有

奥利维埃

佛罗伦萨是奸商和小贩之城,但是当这些奸商和小贩不再是小贩的时候他们拆除了狭窄的街道建立了宏伟的教堂和敞廊.所谓文艺复兴如果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也正是这伙小贩舍得花钱的结果

贵族罗兰

城市中当然只欣赏大教堂，出了教堂外就是人间地狱了。
文艺复兴怎么也不能说是小贩的功劳，文艺复兴的先驱者和带动者是哲学家，文艺家，探险家和某些君王。

奥利维埃

意大利的小邦君主们不少和梅迪契家族一样是从商人起家的

贵族罗兰

那人类也都是从原始人起家的，我看这样看问题方法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