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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之后,我的整个行动也开始发生变化了。在那之前,我只在上厕所的时候会出教室,其后,我每节课都要出去晃荡。因为每次都晃去厕所,而又并非每次都要小便,所以我每次都去洗手。此后我养成习惯,每过40多分钟就需要洗手,眼下写这些东西我就已经不知道洗了几次了。我的手总是干净的别人不敢碰。如果从她的教室(是的,在我眼里,这个班级就是她的班级,不是他们班,而就是她一个人的,那间教室也是她一个人的。别的人再多也只在我的眼里存在,完全不存在于我的心里。这当然不是说我敢于无视别的那么多人而直接走到她面前)前面路过,看见她不在,我反而会感到高兴,因为那就意味着我可以面对面与她相遇,而不是要隔着窗子加上一大堆桌子和人。在能与她面对面相遇的情况下,我一般都是先看她一眼,然后目无表情的望向别处,所以事实上,每次面对面看到她实际上只能看到一秒不到。还有一件事情是自那之后我广播操做的特别勤快,老师都开始表扬我。这是因为广播操那几分钟是我最稳定能看到她的时候,虽然注定只是个背影,而且总是很容易被人挡住看不到。当别人抱怨着从楼上走下去做操的时候,我总是在心里高兴地笑着。在兴奋之情的支配下,我自然做的很好。我注意过她怎么回家,结果失望的发现她家里离学校只有一分钟的路。我们吃饭不是在食堂,而是在自己教室,所以我有几次差点想去建议学校造个能让同学们在里面吃饭的食堂,而不是只负责烧饭的食堂。当时的头等大事是想办法知道她的名字,毕竟知道名字与不知道名字的感觉是完全两样的,如果不知道,那就只能用她去称呼,知道之后才可以在纸上写,在心中呼唤,为名字立一座心中的祭坛。当时我溜掉了一次早操,留在教室里,然后等人都走光了我跑去隔壁教室,失望的发现坐着好几个人,此后我发现那几个人从不去上操,于是我也就对早操时候去找她名字放弃了。此后等了很久,运动会给了我一次机会。运动会的时候无论是谁都回去操场上为参赛者加油,我便趁此机会在比赛进行的时候返回教室,趁机去到隔壁,找她的名字。我每天都要从窗外望她,自然清楚她的位置。我便来到她的课桌前,拿起她的一本书,知道了她的名字。然后我便带着羞愧与兴奋地心情离开了她的教室。在此之后,在纸上写她的名字也成了我一件一直做的事情了。我总是挑数学草稿纸来写,这样虽然不能保留,但也不至于被人发现。对我来说,双休日是次考验,事实上,上课就是次考验,我有许多次认真的考虑过换班级的可能性。当然,双休日的长度是次更加长的考验,有那么长的时间不能看到她使我常常希望学校能在双休日加课。真正的煎熬是几次假期,特别是寒假中过节的时候,那时候你真正想要见到的人不在,心里正受着煎熬,却得去向人问好、祝贺,这种滋味实在难受。我那时候喜欢把此时心中的渴盼与少时对一个玩具的渴盼作比较,觉得小时候很无知。现在觉得,所有的渴求因为给人造成的焦虑与急迫感都一样,而付出的努力也几乎一样,所以都没有区别。那时节我最大的焦虑是她到底认不认识我,无数次在心中酝酿着的谈话都是从这一句开始,我也始终想着她会不会知道我对她的渴盼,是否了解我的心意,这想想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可能根本不认识你的人却可以对你的行动、心理造成巨大的影响,她可以使你早睡以盼晚上可以早点梦到她,她可以使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免瞻前顾后,这些往往是身边人都不一定能影响得到的。或许上帝也是这样影响那些教徒的吧。虽然上帝可能确实不是真实存在着的,但上帝却可以影响教徒们不去做坏事,趋向于良心与正义。也许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心理距离,两个人很可能实际上生活在一起,心却离的很远,也可能离的很远,却可以影响这人细致入微。我爷爷也可以用来作例子,奶奶虽然死了很久,但却一直影响着爷爷,爷爷的举动总脱不了奶奶的影子。这固然是自由的枷锁,但也确实是所谓的羁绊,若一个人真的自由到离世界上所有人的心都很远,那实际上——如爷爷所说——这人等于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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