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场"林荫读书会"7月研读·《九三年》(2007)

梓桓

终于赶上了。先说一下我看的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1978年吉林第一次印刷，郑永慧译。似乎有些老得过分了，所以人名可能和现在译的不同，见谅。
看到最后郭文关于革命的见解真是不得不佩服雨果，那不可能实现吧。
老实说，不是很喜欢《九三年》，看到狂热我就本能地很害怕，尤其是见到血的狂热。
我想，到最后西穆尔登自杀不只是因为他精神上的儿子郭文死掉了，更是因为他听到郭文那席话所得的震动是毁灭性的。
以暴易暴的革命终为暴所毁，因之盲目，因之狂热，因之盲目的狂热，因之狂热的盲目。
大义下的杀戮，谁又有权力为了一己之愿牺牲他人性命，即使再卑污再渺小。这是我理解的人道主义。这个原则下朗德纳克也好西穆尔登也好都可饶恕又不可饶恕。矛盾。
历史，一幕幕，都太相似了，有谁去关心小人物的命运也就是我们自身的命运。
雨果也许也矛盾，但是人道主义与革命到底矛不矛盾。
从我手上这个本子看，几条线索串联着大场景的切换，但是有时有有时无的显得有些松散，可能是版本的问题，觉得语言很刻板，比如像对佛莱莎（母亲）的描写，语言很生硬，所以很不感人。我怎么觉得嘉义芒（叫花子）像似雨果的化身呢，悲天悯人者，又似苦行僧。

挪威甘菊

来的晚了。
     人都是有潜在暴力欲的。被战争、革命所挑逗，对自己说一声In the name of Justice！for the king! for the republique!以后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烧杀屠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么一个细节，口号方面：共和派那群巴黎人自然吼的是“自由 平等 博爱”，而朗德纳克他们在古堡中用的是“平等 博爱”——只差了一个“自由”。
    我个人的理解，这种写法的出处就是当时（雨果写作时）已经传遍西欧的那句话“Liberté, 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 ”—— 自由，多少罪恶借汝而行！
    朗德纳克代表了法国黄金时代遗留下来的德行；西穆尔登是坚定的革命者；戈万则是一位“革命队伍中的软弱分子“。革命本质是一场对于过去 对于传统的颠覆，问题是那是怎样的颠覆；革命果实需要捍卫，革命者们在捍卫的又是什么？宛如旧日罗马三巨头的罗伯斯庇尔他们
下场也和克拉苏他们没什么区别。为什么？为什么在所谓“自由 平等 博爱”带领下，由德拉克罗瓦的女神引导的人民依旧手起刀落，上砍丹东下砍妇孺？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共和国没有实现自由民主，如同他颠覆的波旁王朝一样。虽然有了进步。
   
    朗德纳克和侄孙战斗，和前神甫西穆尔登战斗，他们一边是为了恢复波旁王朝，为了几个太阳王的不怎么成器的后裔；一边是为了革命，为了保住自由果实。朗德纳克有罪么？从某种观点来看，大家都有罪。他应该得到宽恕么？应该。当他转身返回古堡时，他已经不是布列塔尼亲王、德·朗特纳克侯爵或者德·丰特内子爵，而是一个流着祖先高贵血液的强壮老人。各位认为他在被侄孙救出去以后还会在旺代地区领导反叛迎接英国人拯救伟大的传统么？我觉得不会了。因为在着火时他已经做出了选择。他选择了孩子，没有选择他更重要的“伟大事业”。
      
    革命成果也许是大于三个孩子的生命的。但如果革命需要通过牺牲孩子来捍卫，其合法性也就很难禁得住推敲了。革命是要流血的，问题是流谁的血？成年人之间的刀枪相见不该劈到孩子上，因为双方（保王和共和）希求的都是未来，他们想按自己的方式塑造未来。孩子是未来，孩子是无辜的，孩子们应该被拿来捍卫的，而不是被用来牺牲的。

    善良是不足以对抗邪恶的。只不过，当我们面对邪恶的时候，善良、人道应该是我们的最后底线。
   
    至于西穆尔登。他自己不是邪恶（至少他自认为），朗德纳克不是邪恶（至少在救了那些孩子后），戈万更不是邪恶。但是他必须杀朗德纳克，在朗德纳克脱狱后他必须杀了戈万。为什么？为了革命。为了革命，前神甫和前贵族与另一批前神甫和前贵族作战，把一批批穿着漂亮军装的孩子们在鼓点中拉上战场送他们去死，把一座座的城市化为灰烬。这就是他看到的革命！砍头！战争！屠杀！焚烧！这就是他看到的革命，这就是他保卫的革命！可“自由 平等 博爱”又在哪里呢？革命对他们的许诺在哪里呢？伟大的法国在自相残杀，而不是对着英国、西班牙、普鲁士、意大利和奥地利。这就是革命的终曲么？如果说革命的强硬就是杀人，那么和保王党又有什么区别呢？没有。
    所以他只能自杀。因为以前，他的敌人是保王党人；现在，他的敌人是全人类。
    其实他以及很多人都不必落到如此，一开始他们都有无数选择，只是都没有选择仁慈。选择仁慈有用么？在那个可怕的年代，温和的人是看不到早上的太阳的。
    所以西穆尔登是又一个伊俄卡斯达。这是场悲剧，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这场悲剧不仅属于1793年的法国旺代，也属于现在的所有人。
   
    附： 路易十六，死于1792年1月21日。断头台。罪名：“叛国罪"
         马拉，死于1793年7月13日。浴缸中被刺杀。
         丹东，死于1794年4月5日。断头台，罪名：“阴谋恢复君主制颠覆共和国”。
         罗伯斯庇尔，死于1794年7月28日。断头台。
         为路易十六、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行刑的是同一人。

[ 本帖最后由 挪威甘菊 于 2007-8-2 01:02 PM 编辑 ]

俄尔甫斯的猫

本次《九三年》研读活动第一阶段已经结束。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其中梓桓，挪威甘菊的发言格外发人深省，“大义下的杀戮，谁又有权力为了一己之愿牺牲他人性命，即使再卑污再渺小。这是我理解的人道主义”，“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共和国没有实现自由民主，如同他颠覆的波旁王朝一样。虽然有了进步。” 原打算将勋章同时颁发给二位，但由于挪威甘菊发言时间超过期限（7月31日），故本次特将“竖琴”荣誉勋章颁发给梓桓。

2007.8
牧场"林荫读书会"活动小组  组长俄尔甫斯

八和九生

555555555我还以为没有这个勋章呢，早知道我就认真读书了，我也想要……

小卷

嗯，正巧前一阵子老师推荐这本书，看了一下，随便说几句
主要的故事占的篇幅不是很多，但是对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刻画非常仔细，特别是对国民公会的描述，还原了那个时代的风貌，这可能也是因为雨果本来生活的时代就与大革命不是很遥远吧，而且他也进行了考察。个人觉得马拉、丹东和罗伯斯皮尔的辩论很有意思，体现了三个人的立场，尽管都是雅各宾派，但在这其中马拉是右派，丹东是左派，而罗伯斯皮尔算是中间派。
P.S.好像已经来晚了

原帖由 挪威甘菊 于 2007-8-2 12:50 PM 发表
Liberté, 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 ”—— 自由，多少罪恶借汝而行！

想起《双城记》了

[ 本帖最后由 小卷 于 2007-8-7 03:59 PM 编辑 ]

chinesepoet

其实我老早的时候也过这本书的读书笔记的，可惜一直没有时间打出来。错过了时间，真可惜

一缕书香

真正人道主义只是一种理想，甚至只是一种梦想。雨果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尝试，但其结果正如他自己的理性告诉他的结果必然是失败。在大革命时期，几个异样的灵魂为人道主义殉了葬，但大革命还要继续，仅此而已。

趁早寂寞

最近打算开读雨果的《悲惨世界》
这个读书会很好啊！会不会组织聚会呢？
可以定期不定期地召开一些读友聚会吧，比如在避风塘，一个人也无非18块钱，可以按地区来开，说不定可以开向全国。

torova

如果我能早点发现这里的，我的人生就不会那样

odour

雨果尊重历史，如实地展现了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描写出这场斗争激
烈而壮伟的场面。在小说中，保王党叛军平均每天枪杀三十个蓝军，纵火焚烧城
市，把所有的居民活活烧死在家里。他们的领袖提出“杀掉，烧掉，绝不饶恕”。
保王主义在一些落后地区，如布列塔尼拥有广泛的基础，农民盲目地跟着领主走。
他们愚昧无知，例如农妇米歇尔·弗莱夏既不知道自己是法国人，又分不清革命和
反革命；她的丈夫为贵族卖命，断送了性命；乞丐泰尔马什明知政府悬赏六万法
郎，捉拿叛军首领朗特纳克，却把他隐藏起来，帮助他逃走。农民的落后是贵族发
动叛乱的基础，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社会状况。面对贵族残忍的烧杀，共和军以
牙还牙；绝不宽大敌人。在雅各宾派内部，三巨头--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
虽然政见有分歧，但都一致同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他们选中主张“恐怖必须用恐
怖来还击”的西穆尔丹为特派代表，颁布用极刑来对待放走敌人的严厉法令。因为
要保存革命成果，就不得不用暴力来对付暴力。

    其次，雨果正确评价了雅各宾党专政时期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他把国民公会喻
为酿酒桶，桶里“虽然沸腾着恐怖，也酝酿着进步”。国民公会宣布了信仰自由，
认为贫穷应受尊敬，残疾应受尊敬，母亲和儿童也应受尊敬；盲人和聋哑人成为受
国家监护的人；谴责贩卖黑奴的罪恶行为；废除了奴隶制度；颁布了义务教育制；
创立了工艺陈列馆和博物院；统一了法典和度量衡；创办了电报、老年人救济院、
医院；创建了气象局、研究院。这一切措施都放射出灿烂的思想光芒，造福于人
民。大革命所进行的乃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想，是以先进的资产阶级文明代替愚昧落
后的封建体制。至今，上述各项措施继续起着良好作用，并普及到世界各国。

    对法国大革命和九三年的阶级生死搏斗的正确描写，是这部小说的基本价值所
在。雨果捍卫法国大革命，包括雅各宾派一系列正确政策的立场，鲜明地表现了他
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现出真知灼见。《九三年》以雄浑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十八世
纪末的法国历史面貌，是描绘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史诗。

    不过，对于雅各宾派的所作所为，雨果并没有完全加以肯定。雅各宾派为什么
会失败？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雨果也进行了哲理的沉思。在他看来，尽管一方
面是刀光剑影，以暴力对付暴力，但另一方面，应有仁慈，要以人道对人道或非人
道。他认为，雅各宾派滥杀无辜，没有实行人道主义政策，以致垮台。这一沉思表
现在小说结尾。人们历来对这个结尾争论不休，难以得出结论，小说的魅力却很大
程度来自于此。从艺术上看，《九三年》的结尾是出人意外的，同时写得扣人心
弦。

    叛军首领、布列塔尼亲王朗特纳克被围困在图尔格城堡，他要求以被他劫走、
作为人质的三个小孩来交换，请蓝军司令官戈万放了他，戈万断然拒绝。可是朗特
纳克得到别人帮助，从地道逃了出来。突然他听到三个孩子的母亲痛苦的喊声：三
个孩子快要被大火吞没了。朗特纳克毅然折回来，冒着危险，救出三个小孩，他自
己则落到共和军手里。戈万震惊于朗特纳克舍己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思想激烈斗
争，认为应以人道对待人道，便放走了郎特纳克。特派代表西穆尔丹是戈万小时的
老师，他不顾广大共和军战士的哀求，坚决执行“任何军事领袖如果放走一名捕获
的叛军便要处以死刑”的法令，铁面无情地主张送戈万上断头台。就在戈万人头落
地的一刹那，他也开枪自杀。

    西穆尔丹、戈万和朗特纳克是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他们之间的纠葛从政治
观点的敌对，转化而为是否实施人道主义的冲突。雨果认为：“慈悲心是人类共同
生活的残余，一切人心里都有，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朗特纳克的情况就是这
样，“那个母亲的喊声唤醒他内心的过时的慈悲心，”“他已经走入黑暗之中，再
退回到光明里来。在造成罪行之后，他又自动破坏了那罪行。”对此，戈万在沉思
时发现，“一个英雄从这个恶魔身上跳了出来”，朗特纳克不再是杀人者，而是救
人者；不再是恶魔，这个拿着屠刀的人变成了“光明的天使”；他赎回了种种野蛮
行为，救了自己的灵魂，变成无罪的人。

    小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像异峰突起，使矛盾达到白热化。如何处置与评价朗特
纳克和戈万的行为，构成了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引起读者不同的看法。毫无疑义，
与其说是戈万在沉思，不如说这是雨果的想法。倘若朗特纳克是个一般的保王党人
或一般的叛军指挥官，他舍身去救三个处在大火包围中的小孩，那么这还是可以想
像的。令人费解的是，朗特纳克是个异常冷酷的人，他出现时曾经毫不怜悯地枪杀
蓝军中随军的女人，正是他劫走了三个尚不懂事的孩子，作为向共和军要挟的人
质，也正是他要放火烧死他们，准备同归于尽。试问，这样铁石心肠的人，内心怎
么还能容纳得下人道主义思想？他怎么会在一时之间改变本性，产生人道主义？雨
果并没有描绘在这一瞬间，他内心的思想活动，因而读者也无从理解这一行动的可
信性。不能不说，雨果没有拿出充分的依据去证明这个恶贯满盈的人（或者说恶
魔）是怎么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所以，朗特纳克返回去救三个孩子的行动，
只是对作者的“慈悲心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这一观点十分概念化的图解。

    至于戈万，他的行动倒是描写得有根有据伪。雨果早有交代，说他在打仗时很
坚强，可是过后很软弱；他待人慈悲为怀，宽恕敌人，保护修女，营救贵族的妻
女，释放俘虏，给教士自由。他的宽大不是无原则的，他曾对西穆尔丹说，他赦免
了战败后被俘获的三百个农民，因为这些农民是无知的，但他不会赦免朗特纳克，
因为朗特纳克罪大恶极，即使是他的叔祖也罢。法兰西才是他的兄长，而朗特纳克
是祖国的叛徒。他和朗特纳克誓不两立，只能你死我活。然而，他又有一些想法，
与他的司令官身份很不相称。例如，他认为路易十六是一只被投到狮子堆里的羊，
他想逃命和防卫是很自然的，虽然他一有可能便会咬人。最主要的是，他认为“恐
怖政治会报害革命的名誉”，推翻帝制不是要用断头台来代替它，“打掉王冠，但
是要保护人头。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恕’字在我看来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
一个字……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必须做我们的敌人的敌人，胜利以后，我们就要做
他们的兄弟。”这些话为他后来的行动按下了伏笔，虽然是雨果的观点，但与人物
的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

    戈万的行动同雨果对雅各宾派的看法有关，雨果对雅各宾党的恐怖政治是颇有
微词的。在他的笔下，雅各宾党三巨头狂热多于理智，只知镇压，不懂仁政，语言
充满火药味，浑身散发出平民的粗俗气息。他们所执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条件下起
了作用，但同时也包含着弊病。戈万认为对旧世界是要开刀的，然而外科医生需要
冷静，而不是激烈，“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共和国不需要一个“怕人的
外表”。从这种观点出发，戈万放走朗特纳克是顺理成章的。应该说，雨果在小说
里发表的见解既非全对，亦非全错。对于保王党人的武装叛乱和残忍屠杀平民的行
为，革命政权只有以眼还眼，这样才能保存自身。但也无可讳言，雅各宾党矫枉过
正，存在滥杀现象，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宾党的专政维持不了多久，连罗伯斯比尔也
上了断头台的原因。据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考证，一七九四年，当局嫌断头机
行刑太慢，便辅之以炮轰、集体枪毙、沉船，一次就处死几百人。因此，雨果提出
胜利后应实施宽大政策，是针对革命政权的极端政策而发的，具有合理、正确的因
素。但戈万之所以放走朗特纳克，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敌人也能实行人道主义，共
和军就不能实行人道主义吗？这里，雨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的观点集中表现为
这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将革命
和人道主义割裂开来是错误的。革命与人道主义可以统一，而且应该统一起来。就
拿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这是对罪恶的、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清算，而代之以更人道
的社会制度；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比起封建主义的人身
依附关系。贵族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要前进一大步。然而，在有敌对阶级存在的
社会中，尤其在尚未取得最终胜利的紧急关头，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宽大无边的、
绝对的人道主义，否则就是对人民实行不人道。以朗特纳克来说，就算他果真救出
三个孩子，自己束手就擒，对于革命的一方来说，完全可以根据他的情况作出合理
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判决，而不一定非要处以极刑。当然，共和军不会这样处理。但
是，放走了他，后果会怎样呢？他必然与革命政府为敌，再次纠集叛军，攻打共和
军，屠杀无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罪行。从效果来说，戈万放走朗特纳克的行
动，对人民来说，是不符合人道原则的。以上分析说明，无论雅各宾党，还是雨果
本人，都未能处理好革命与人道的关系问题。

    西穆尔丹是作为戈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虽然他也是一个革命者。小说中，他
是革命政府的化身。尽管早先他是教士，但他爱憎分明，他能用嘴去吸一个病人喉
部的脓疮，可他决“不会给国王干这件事”。他认识到革命的敌人是旧社会，“革
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然而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没有人看见他流
过眼泪，他自认为不会犯错误，别人无可指摘。他既正直又可怕。他虽然崇高，
“可是这种崇高和人是隔绝的，是在悬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亲近人的崇
高；他的崇高的周围被悬崖峭壁包围着。”他忠于雅各宾党的信条和各项恐怖政
策，他向委任于他的国民公会保证：“假如那委托给我的共和党领袖走错了一步，
我也要判处他死刑。”他屡次警告戈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仁慈可能成为卖国
的一种形式。”他的誓言和警告都成了事实。在判处戈万死刑之后，他再一次同戈
万交锋。戈万纵横捭阖，畅谈他的理想，西穆尔丹无言以对，败退下来。他承认戈
万的话有道理，但是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内心处于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
“他有着像箭一样的盲目的准确性，只对准目标一直飞去。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
线更可怕的了。西穆尔丹一往直前，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他亲手处死了自己
“精神上的儿子”和学生、他的战友，最后在痛苦与惶惑中开枪自尽。通过他的悲
剧，雨果批判了只讲暴力，不讲人道，只知盲目执行，不会灵活处置的革命者。西
穆尔丹是有代表意义的、相当真实的一个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