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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The Giaour]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节选(勃兰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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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场主

发表于 2005-10-11 19:37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七 拜伦:热情奔放的个性

走进哥本哈根的托尔瓦森①博物馆,向右转弯,迎面映入我们眼帘的第一件艺术品,便是一位头发鬈曲、面容俊秀、气宇轩昂不凡的青年的大理石半身像——拜伦勋爵的半身像。在第12号陈列室里,我们看到了用石膏制作的同一件作品;第13号陈列室里则矗立着依据这座半身像(在拜伦死后)塑制的立像。让我们仔细看一看这座无疑是最逼真的半身像吧。在这座像的头和脸上,第一眼引起我们注意的物质是秀美和高贵,但是紧接着我们就会为一种充满强劲之力的表情所吸引,这种表情主要产生于眉宇间那永不宁静的颤动(那里时常会显示出有乌云密布,并有闪电穿过满天的乌云划破长空),也产生于炯炯目光中那使人不敢逼视的威严之气。这幅容貌表现了一种所向无敌的气概。

当人们记起托尔瓦森和拜伦气质不同,想到托尔瓦森多半从没有读过一行拜伦的诗句,再想到这位诗人并没有向这个雕刻家显示过他的性格美好的一面,当人们记起这一切的时候,就一定会认为这两位伟人有幸会面的结果是极其令人满意的。不用说,这座半身像所表现的必然是一种软弱无力和很不完整的形象,但纵使如此,拜伦性格的一个主要方面却被真实地和美丽动人地再现出来了,而人们本来几乎是不会期望特瓦尔森能把握住它的。表现田园风光是这们雕刻家真正的本行。当他从事于创作亚历山大凯旋进入巴比伦的题材时,他所创造的牧人、羊群、渔民、妇女、儿童和普通群众行列的形象,要比那位英雄本身的形象生动得多;他表现英雄业绩并不象表现田园风光那样得心应手,因此,有“恶魔”之称的复杂的现代典型那种战斗的气质,作为他的创作题材当然就更不合适了。可是,他居然理解了拜伦。他创作了这座半身像(不是那座立像),也就为他自己在世界上竖立了一座纪念碑;它是一件既配得上这位诗人也为艺术家本人增光的杰作,虽然居齐奥利伯爵夫人②和托马斯·穆尔对它并不满意。假如托尔瓦森真正认识拜伦,这件作品或许会更加出色;雕像的面容将会表现出所有熟识拜伦的人都深深感受到的那种坦率和迷人的风采。目前的雕像并没有把那种神采表现出来。但是,这位丹麦雕刻家的成功之处却在于,他透过那种在他看来是拜伦故意做作的郁郁寡欢的表情,向我们提示了深深掩藏在那种表情背后的痛苦、不安、天才、高贵和可怕的狂暴。

毫无疑问,比他晚一代的丹麦人正是在这个博物馆的拜伦形象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但是那里的雕像给与他们的印象,在他们的心目中却总是和诗人参观托尔瓦森画室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并且总是会使他们同时起起托尔瓦森的一句话:“他老是喜欢装出一种不幸的神态”③;他们往往会感到奇怪,象这样一位伟人何以竟不能做到完全表里如一。所以,丹麦人最初对这拜伦的看法就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犹豫不定的。而且至今还抱着这种犹豫不定的态度。他颇不适合于充当现时代的英雄。远比他作为诗人的伟大之处更能有效地激起我们的祖父母辈赞叹不已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当今一代人所憎恶的——例如所有那些有关拜伦的神话般的传说(它们确实使他的身世在我们面前变得模糊不清了),那种人人都模仿其领带式样的舞台英雄拜伦的形象,那种把手枪时刻带在身边、其情场角逐如同其诗歌一样出名的风流公子拜伦的形象,那种非常珍惜其爵位荣衔(而对于除承认精神贵族以久不承认其它任何贵族的一代人来说,这种爵衔并不会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的贵族拜伦的形象等等。而且,拜伦对文学创作所抱的那种写着玩玩的业余爱好者的态度(他有时候以为只有装出这种态度才不失自己的体面,有时候却真地抱着这种态度),显然也不是我们这个讲求实际的时代所称许的。

① 托尔瓦森(Thorvaldsen,1768/70-1844),丹麦雕塑家,新古典主义流派的代表之一。
② 拜伦的情妇。
① 蒂埃勒(Thiele):《浪漫主义者托尔瓦森》(Thorvaldsen I Rom),第一卷第342页。(原注)

对拜伦来说,以一种非职业性的态度从事他的艺术创作,事关他的荣誉。由于他的地位和他的事业(他在自己第一部诗集的序言里就是这样写的),他在自己创作生涯中半途辍笔的可能性是很大的。1814年,正当他的第一批叙事诗为他带来的声誉达到顶点的时候,他却下决心不再写诗了,并且不让再印售他已经写出的全部诗歌。可是一个月以后,他又写了《莱拉》。杰弗里①批评诗中主角的性格过于精雕细刻了。拜伦(在1822年的一封信里)反问说:“他们说的‘精雕细刻’是什么意思?我可是在1814年狂欢的日子里,从舞会和化装晚会上回家以后脱衣服的时候写出《莱拉》的呀。”我们感觉到,他是在强调自己创作时是信笔写来的,对以后的写作也没有什么计划,希望以此来表明两点:首先,他并不是一个职业诗人而是一个久经世面的人;其次,他那横溢的才华又不允许他成为一个写诗的业余爱好者。

虽然他在这项他决心以业余爱好者出现(这种决定在今天损害了我们对他的尊重)的事业中,他并没有能真正做到只是闹着玩玩,他在另一项他丝毫也不打算持这种态度的活动领域即政治领域中,却反而成了一个真正的业余爱好者。尽管他在需要采取政治行动的时候总是竭力想表现自己会处理实际事务,他的政治——不论是在拉文纳参加烧炭党人的起事,还是在梅索朗吉昂领导苏利奥特人②——实际上只是感情用事者和冒险家的政治。他决心去希腊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为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定做一批镶着他的羽饰和战斗箴言的镀金头盔。而现代的伟大政治家却是完全不同于此的人物:他们制订出种种计划,年复一年地固守着并发展着这些计划;他们执着不移地把这些计划贯彻到底而不为枝节问题所干扰;他们外表上不象英雄人物那样轰轰烈烈,但却有英雄人物那种百折不挠的决心。

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在我们和拜伦之间还挤进了一支由他的模仿者和崇拜者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他们模糊了这位已去世的伟人的真实面目,使我们对他产生了混乱的印象。他们的品质被转嫁到他身上,使得他代人受过,为这些人的种种缺点而受到指责。当文学界兴起一场反对这些歪曲了拜伦或者对他只有一知半解的人们——一些颓唐绝望的、因过度纵情声色而厌倦生活的、其作品朦胧迷离到无人能解的作家们——的运动时,拜伦伟大的名字也同这些人的名字一道受难,并且和这些渺小的名字一道被扫开了;而他的名字本来是应该有更好的命运的。

  乔治·戈登·拜伦生于1788年1月22日,他的母亲是一位热情而不幸的妇女,在他诞生前不久就和她那放荡、粗野的丈夫分居了。他的父亲拜伦上尉这个人曾一度作为近卫军军官在美洲服役,年轻时被人们称作“疯狂的拜伦老兄”。他曾经勾引卡马森侯爵的妻子和他私奔到美洲,在她的丈夫和她离婚后同她结婚,花光了她的全部钱财,并且肆意虐待她,使得她婚后没有几年便抱恨死去。以后,拜伦上尉带着小女儿奥古斯达返回英国,从纯粹改善处境出处,又同一位富有的苏格兰女继承人,盖特的凯瑟琳·戈登小姐结婚,从而使她成了迄今还享有世界声誉的诗人的母亲。刚一举行过婚礼,拜伦上尉就开始挥霍他第二个妻子的财产。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便把二万四千镑财产花得只剩下三千镑。于是,她抛下丈夫离开法国,自己回到伦敦,在那里生下了他唯一的孩子。由于一次据说是发生在孩子诞生时的偶然事故,婴儿的一只脚被弄残废了。

两后后,母亲带着儿子去苏格兰,在阿伯丁住了下来。拜伦上尉暂时收敛了一下他的放荡生活,尾随他们来到阿伯丁,打算从妻子那里再榨出更多的钱。她宽宏大量地留他住了一段时间,此后还继续互相往来,直到拜伦上尉为躲避债主被迫返回法国,在那里,他于1791年去世。当他的死讯传到他妻子耳中的时候,她伤心到近于发狂的程度,她的尖叫声高到大街上都能听见,因为她始终在爱着他。

① 著名杂志《爱丁堡评论》1802年创刊时的主编。
② 苏利奥特人(Suliotes),阿尔巴尼亚土著民族。

由此可见,难以控制的激情是拜伦的双亲身上全都具有的特点,只是在表现方式和强弱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而且,追溯到这两个人各自的祖先身上,我们也都看到了同样的气质:在母方的家族史上,则时而有英雄的冒险业绩,时而表现出不顾一切的放荡。拜伦的祖父约翰·拜伦海军上将,人称“天不怕地不怕的拜伦”,曾经参加过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海战,作过多次南海的探险航行,周游过全世界,经历过无数的艰难险阻;由于他每次航海都不会不遇到可怕的风暴,这种际遇使他在水手当中有了一个“坏天气老哥”的绰号。拜伦曾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祖父的命运作过比较。在诗人的叔祖威廉·拜伦勋爵的身上,这个家族的气质以最恶劣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威廉是一个生活放荡而又喜欢争吵斗气的人,有一次和邻居乔沃斯发生口角后,竟在一场双方不带助手的决斗中杀死了乔沃斯,结果弄得恶名宣扬。只是因为具有英国贵族的微分,他才得免于被决犯杀人罪;从受审以后,他一直住在纽斯泰德领地上,象麻疯病患者一样,人人都躲避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憎恨他,妻子也和他分居了;在迷信的村民中间流传着关于他如何为非作歹的种种可怕的故事,而且人们都相信这些传闻。

由此可见,诗人的血管里流有狂暴的血液,但这也是门第极高的贵族血液。从母系来说,他有权自称是渊源于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斯图亚特王族的后裔;从父亲来说,他是曾经跟随“征服者”威廉来到英国的诺曼贵族拉尔夫·德·伯隆的后代,虽然家族纹章上描画着私生子的标记(这一点拜伦从没有提起过)。当刚才提到的那位叔祖始而丧失独子、继而又在1794年丧失他唯一的孙子以后,“这个住在阿伯丁的腐腿的小男孩”(他的叔父就是这样叫他的),便很有可能同时继承纽斯泰德领地和该家族的贵族头衔了。

这个跛足的小男孩正是在有着这种远大前程的情况下长大成人的。他生来傲慢任性。当他还是个幼儿的时候,有一天因为他弄脏了一件新罩衣,他的保姆生气地责骂他,他那种“沉默的愤怒”(如他自己所说)就大大发作了:他的脸色立即白得象一张纸,双手抓起罩衣,从上到下把它撕成了两半。母亲对待他的态度也很少考虑到纠正他的这种癖性。她有时候把他大骂一顿,有时候又感情冲动地溺爱他。当她发怒的时候,她把自己由于丈夫对她的态度引起的满腔怨愤,全都发泄到他的头上;有时候,他甚至拿他的跛足作为责骂他的话题。这一肉体残疾所以会给小乔治的心灵蒙上一层如此黑暗的阴影,其过错部分就在他母亲身上;他听见过自己的亲生母亲骂他是“小瘸鬼”。施行扎绷带和各式各样外科手术的结果,只是加重了残足的畸形;这只跛足给他的内心造成了很大的痛苦,而这个自尊心极强的小男孩运用了他的全部意志力来隐藏他内心的痛苦,也尽可能地掩饰他的残疾。有时候,他不能忍受对他的跛足的任何暗示;另一些时候,他又会暗含辛酸地自己嘲笑自己的“瘸脚”。

虽然拜伦在学校里并不用功,可是从他一能够读书的时候起,他就养成了爱读历史和游记的浓厚兴趣;他憧憬东方的种子早在他的童年时代就播下了。他自己讲过,在十岁以前,他便读了六部有关土耳其的长篇作品,此外还读了苦干别的记述旅行和冒除经历的书以及阿拉伯故事集。他童年时代爱看的小说是约翰·穆尔①写的《泽卢科》,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青年,在父亲死后,他由于母亲对他的不良教育变得非常任性,养成了一副“象火药一样易于爆炸”的脾气。在这个和威廉·洛维尔②有几分相似的小说主人公身上,少年拜伦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在诗人的一生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物质之一,即对于异性的火热的吸引力,很早便显现出来了。他五岁的时候就和一个名叫玛丽·多芙的小女孩深情地相爱,以致他十一年后听到玛丽结婚的消息时,伤心得几乎全身都快痉挛了。

和骄傲、激情、忧郁以及对旅游远方充满幻想的憧憬结合在一起的,是他性格中起决定作用的另一种品质,即对于真理的热爱。这个长大成人后注定要和欧洲社会的伪善风气进行

① 约翰·穆尔(Jonn Moor,1729-1802),英国游记作家,小说家,其所着小说《泽卢科》(Zeluco)对拜伦写作长诗《查尔德·哈罗德游记》有所启发。
② 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蒂克所写的小说《威廉·洛维尔》中的主人公。

英勇抗争的小孩,有一种天真纯朴的特色。他那旁若无人的精神只是他一心追求真理的表现形式之一。有一天晚上,保姆带他上剧场去看《驯悍记》①。在凯瑟琳娜和彼特鲁乔对话的一场戏中,当彼特鲁乔坚持说凯瑟琳娜误把太阳当成了月亮的时候,小乔迪(他们当时都这样称呼这个孩子)竟从座位上跳起来大胆地喊道:“我说那明明是月亮幺,先生。”

乔治十岁的时候,他的叔祖拜伦勋爵去世。这孩子听到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跑到母亲那刊布,询问她是否注意到他变成勋爵以后有什么两样。当早晨学校里点名,第一次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勋爵”头衔的时候,他竟然激动得张口结舌,不能象平日那样回答一声“到”;他站在那里沉默了片刻后,忽然哇地一声哭起来了。拜伦最初——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感受到的如此强烈的喜悦,是一种虚荣心得到满足的快乐。但是,要想确切地理解他在这种情况下的激动情绪,我们还必须记住“勋爵”头衔在英国过去曾经以及现在依然意味着什么。这个国家的贵族本体就是由不超过四百名这类有爵位的人组成的——相当于德国王公的数目。在他们自己的田庄上,这些贵族拥有一种几乎是无限制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势;他们的地位和临朝执政的王公们相差无几,他们的财富也和他们的地位相当。然而拜伦的情况并非如此:拜伦没有私产,而纽斯泰德修道院的财产又处于败落状态,它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被抵押出去。

1798年秋天,拜伦夫人带着她的小儿子去纽斯泰德。当他们来到纽斯泰德庄门前的时候,他装作不熟悉这一带情况的样子,问那个看门的妇女,谁是他拉眼前这片田庄和府邸的主人。对她的答复是:这里的主人已经在几个月前去世了。“那幺谁是以后的继承人呢?”感到骄傲和幸福的母亲问道。“听说,”那个看门的妇人回答,“那是一个住在阿伯丁的小男孩。”“他就在这里,祝福他吧!”再也抵制不住自己的保姆喊了起来,一面转过身去欢快地吻着那个正坐在她膝上的小爵爷。
1801年,这孩子被送到哈罗公学去读书,这是英国深受贵族欢迎的规模宏大的几所公学之一。学校里实行的是严格的古典教育,充满学究气而枯燥乏味,因此对拜伦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而他和教师之间关系的紧张,其程度一如他和同学们之间友谊的强烈。“我和同学们的友谊,”他在1821年的日记中写道,“就我这方面来说是热烈的(因为我总是感情冲动的)。”作为一个朋友,他待人慷慨大度,并且喜欢充当保护人。有一天,当皮尔(未来的首相)正被一个高年级生(皮尔是他的“学仆”②)无情地鞭打着的时候,拜伦插进去干预,因为知道自己力气小,打不过那个蛮横的大男孩,所以低声下气地求他让自己承受一半皮尔要捱的鞭子。又有一次,小加特勋爵烤坏了面包片,一个级长为了惩罚他,竟用一块烧红的烙铁烫他的手,而在教师调查这件事的时候,他还不肯说出欺侮他的人的名字;这以后,拜伦便自愿收他做自己的学仆,答应决不虐待他。“我从此变成了他的学仆,”加特勋爵后来回忆说(见居齐奥利伯爵夫人的《回忆录》),“当我发现我有了一个多幺好心肠的主人时,我真是高兴极了,他时常送给我糖果和蛋糕,对我的过失也总是十分宽容。”拜伦在他的《懒散的时刻》诗集中,还为另一个他喜欢的学仆多赛特公爵写过一些优美动人的诗句,以纪念他们的学生时代。
当这个孩子回家度假的时候,他母亲对待他的态度还是象往日那样乖僻,她的脾气还是象过去那样暴烈;但是拜伦现在非但不再害怕她,反而时常忍不住要嘲笑这个小胖女人的咆哮。这时,她觉得摔茶杯砸盘子已经不足以解气,有时候竟操起火筷之类的东西飞掷过去。③

① 莎士比亚的一个剧本。
② 在哈罗、伊顿这类著名的英国公学,流行着一种“学仆”的陋习,即一个新入学不久的低年级生必须充当某个高年级生的仆役,为他服各种杂役,并时常会受到他的打骂。英国的许多文学作品都对此过过描写。
③ 狄斯累利在他的小说《维尼提亚》里,对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作了非常准确和生动的描绘,所以我从那部小说里摘取了一个场面附注在下面,只是略加压缩,并用真实的名字替换了那些虚构的名字(如卡杜西斯、普朗塔格奈特、莫佩斯等等)。这件事是一天早晨在纽斯泰德附近的一所乡间邸宅安纳斯莱发生的。一辆驿站的轻便马车赶到厅前,从车子里走出来一个矮小肥胖、面色红润、衣饰穿戴在华丽中透着粗俗的妇女。她带着一个大约十一、二岁的男孩,他的容貌和他的母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他面色苍白而身材纤细,有着一头乌黑、鬈曲的长发和一对包围的眼睛,那目光在偶然的闪烁之间,冲淡了他那可以说是有点害羞而阴郁的面部表情,使之略显得和蔼可亲。这是他们第一次来访。访问者满面疲劳和汗水涔涔地走了进来。

“这一路上可累坏了,”拜伦夫人扇着扇子坐下来的时候喊叫着,“天又是那幺热!乔治,好孩子,过来鞠个躬!我不是时常告诉你,当你走进房间,尤其是有外人在场的时候,你得鞠个躬吗?向查沃斯太太鞠躬!”
那个孩子不高兴地微微点了点头,但是查沃斯夫人那幺温文有礼地接受了他的致意,并且那么和善地和他讲话,使得他的脸色稍微开朗了一些,虽然他仍旧一声不响地坐在椅子边上,显出一副完全冷漠的模样。
“乡下的风景真美,查沃斯太太,”拜伦夫人说。……“安纳斯莱是一个叫人高兴的地方,完全不象那边的修道院。真的,我在那边真觉得寂寞,寂寞得可怕。离开原来的小镇和所有那些好心脾的邻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变化。新地方和我们原来住的杜维契大不一样;你说是吧,乔治?”
“我恨杜维契,”那男孩回答道。
“什么?你恨杜维契!”拜伦夫人叫起来,“哼,我敢说这太忘恩负义了,想想我们在那里有多少亲热的朋友吧!而且,乔治,我不是时常对你讲过,你不应当有任何记恨心吗?这可太坏了——查沃斯太太,您瞧,要我教育好这个宝贝孩子得多费心啊!”拜伦夫人转向女主人继续说道。“不过,如果他高兴,他是会和别的孩子一样听话的,你说是吧,乔治?”
拜伦勋爵面孔难看地笑了一笑,一屁股坐到那把很深的椅子的最里面,来回地晃荡着他那双已经够不着地面的脚。
“我相信拜伦少爷总是很听话的。”查沃斯夫人说。
“喂,乔治,”拜伦夫人接着说下去,“你听听这句话,听听查沃斯太太说的什么。你现在得记住,永远别做出什么事来让她改变看法。”
乔治撅起嘴唇,半转过身去背对着谈话的人。……
“乔治,好孩子,说话呀。我不是时常告诉你,你到人家作客的时候,应该开口讲讲话吗?我不喜欢孩子们嘁嘁喳喳地讲个不停,可是我喜欢别人对他讲话他就回答的孩子。”
“没有人对我讲过话。”拜伦勋爵不高兴地嘟囔说。
“乔治,好孩子,”他的母亲声音放庄重地说,“你记得答应过我要听话的。”
“喔!我又做错什么事了吗?”
“拜伦少爷,”查沃思夫人这时想岔开话题,“你喜欢看图画吗?”
“谢谢您,”那位小爵爷以一种较为有礼貌的语调回答说,“我希望别人不要管我。”
“您见过这样古怪的孩子吗?”拜伦夫人说,“不过,查沃思太太,我请您相信,如果他高兴,他还是能够做到非常讨人喜欢的。”
“讨人喜欢!”那位小爵爷嘴里嘟囔道。
“有时候我们在杜维契举行小小的茶话会,要是你能看到他那时候的样子就好了,”拜伦夫人说,“他那时候可真是茶话会上的一朵花呢。”
“不,我根本不是,”拜伦勋爵说。
“乔治!”他的母亲再次用庄重的声调说,“我不是时常对你讲过,不许你反驳别人的话吗?”
那位小爵爷压低嗓子,哼哼唧唧地表示不服。
“去年圣诞节演了个小戏,”拜伦夫人继续说下去,“他演得挺讨人喜欢。你从他现在坐在椅子上的模样,是不会想到他能演那幺好的。乔治,好孩子,你一定得听话。象一个大人的样子坐端正一些。”
“我不是大人,”拜伦勋爵不动声色地说;“我倒希望我是个大人呢。”
“乔治!”母亲说,“我不是时常告诉你,决不许你和我顶嘴吗?小孩子不应当和大人顶嘴。……你听到我的话没有?”她喊了起来,面孔气得由红变此,几乎就象要离开椅子去揍他的样子。
“听到了,大家都听到你的话了,拜伦太太,”那位小爵爷说。
“不许你喊我拜伦太太,你怎么能这样称呼你母亲;我不愿意由你来叫我拜伦太太。……我真想站起来好好教训你一顿,我教训过你的。唉,查沃思太太,”拜伦夫人叹着气说,同时眼泪也顺着面颊流了下来,“您可不知道我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为了把这个孩子教育好,我的心都快操碎了!”
“亲爱的夫人,”查沃思太太说,“我相信拜伦勋爵不会有旁的心,他只是想讨您喜欢。你的确是误会他的话了。”
“一点不错,她总是误会我的话,”拜伦勋爵用一种比较温和的声音说,但是撅着嘴唇,眼睛里泪汪汪的。
“看他又来劲了,”他的母亲一边说,一边开始嚎啕大哭……这时,她想起这孩子的种种远在可恶,不觉越想越气,冲过去就要把她的威胁付诸实施,而这也是她平素闹到最后总要采取的手段——狠揍他一顿。
她那个动作灵活的孩子对这种大发雷霆的阵势已经经历过不止一次,这时候早就及时地躲开了,并且把他的椅子挡在发怒的母亲面前;可是拜伦夫人继续冲过云,满屋子追赶着他;她在绝望之中,操起一本书来向他的头上掷过云;他把头一低,当那本书从他头顶上飞过去打碎了一面窗玻璃的时候,他竟象恶魔似的哈哈大笑。拜伦夫人又拼命地向他冲过来,她的儿子对她这种近于疯狂的愤怒有点害怕了,为了保护自己,他突然抓住查沃思太太做针线活的小桌子,猛地向她面前一推。她被桌腿绊得跌倒在地,气得简直发疯了,但是面色苍白的拜伦勋爵依旧态度顽固地站在一个角落里。(原注)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在发生一场如脚注里所描写的那种风波以后,一位金发女郞,微笑着走进房间、对这个无礼的孩子看上一眼便使得他的情绪缓和下来的情景吧,而在查沃斯家族(被拜伦的叔祖在一次臭名远扬的决斗中杀死的那个人的亲戚)的寓所安纳斯莱,当拜伦母子到那里作客的时候,这样的情景是肯定会经常出现的。拜伦十五岁时,那位金发女郎玛丽·安妮·查沃斯十七岁。他热情而嫉妒地爱着她。在舞会上,总有许多人请她伴舞,而拜伦由于跛足不能跳舞,看到她被别的男子搂着,内心非常痛苦。有一天晚上,拜伦听到她对自己的侍女说,“你以为我会把那个瘸腿的孩子放在心上吗?”这使他心中的痛苦达到了极点。虽然天色已经很晚,他还是冲出了屋子,迷迷糊糊地跑呀跑呀,一口气跑回了纽斯泰德。十三年后,在日内瓦湖畔的狄奥达蒂别墅里,他流着眼泪写下了一首题为《梦》的诗篇,诗中回忆了这段爱的往事,显示了早年的失恋在他的心头深深刻下的伤痕。①

每当母亲大发脾气的时候,拜伦越是聪明地保持一种讽刺的平静态度,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就越发变得反常。冲突的情景有时候非常可怕。有一件传闻破能说明他们彼此之间的猜疑已经严重到何等程度。据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奇事:一天晚上他们分手以后,两人都在夜间跑到药房里去,打听对方是否来买过毒药,并且关照药房里的人,要是对方来买的话千万不能卖给他(或她)。在他的书信里,拜伦曾经以一种忧郁的幽默笔调,描写他如何为家庭吵闹所苦而时常被逼得逃出家门的情景。他对任何人都没有丝毫透露过他打算离家远游,因为害怕(他说)引起“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的母亲的咆哮”。

1805年拜伦进入剑桥大学,在那里,他读书的时间不如他花在各式各样体育运动上的时间多,他从小就热心于参加这类体育活动,希望以精通各项运动技术来弥补他的身体缺陷。骑马、游泳、驾车、射击、拳击、打板球以及饮酒,是他决心 胜过别人的活动领域。他开始象一个花花公子那样放荡不羁;他时常带着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远足旅行,这个姑娘男扮女装,有时候充当他的侍从,有时候又冒充他的弟弟,有一次在布赖顿,他竟然无礼到就把她作为弟弟介绍给一个不了解他家情况的贵妇人——这类举动能够满足他那种青年人喜欢显示自己有胆量的虚荣心。

纽斯泰德修道院出租了几年后租借届满。那所房子一腾空,拜伦就搬进去住了下来。这是一所古老的、真正哥特式的修道院,附有餐厅和密室,其中最古老的建筑早在1170年就存在了。房屋和花园有一圈有雉堞的围墙所环绕。院子里有一口哥特式的水井。前面是一座花园,里面有一个大水池。在纽斯泰德,拜伦和他的朋友们怀着年轻人公然反抗和厌恶一切陈旧礼俗的情绪,过着一种放荡的、不时表现出执意要惊世骇俗的别出心裁的生活,而天才人物,正如历史显示的,在意识到他们自己正当的使命和目标以前,往往都会沈溺于这类别出心裁的癖好。这帮年轻人往往到下午两点钟才起床,然后击剑、打板毛球或者在大厅里练习手枪射击;用过正餐以后,接下去便是干一件使附近虔诚的居民大为愤慨的事:用一个头盖骨装满葡萄酒轮流传饮。这是园丁在掘地时挖出的某个老修道士的头盖骨,拜伦一时心血来潮,让人把它镶上银底座当做酒杯,随后,他和他的伙伴们也就时常打扮成修道士模样,一个个削光头发、念珠、十字架等服饰一应俱全,拿着这个头盖骨酒杯饮酒打闹,感到一种孩子气的欢乐。②可是,如果把这种举动只看成是年轻人(例如在医科学生当中)寻欢作乐时经常表现出的缺乏感情,那是不正确的,因为对拜伦这样一个人来讲,于欢宴闹饮之中看到这个“死亡的象征”,多半会起一种苦味刺激剂的作用。在为这个头盖骨而作的诗句中,他曾经写道:对死者来说,人的嘴唇的接触总是要比蛆虫的啮噬好一些吧。

拜伦如此放浪形骸,并非由于他过分兴高采烈。事实上,他就象大多数才能出众但尚未有机会一显身手的青年那样,由于面临着无穷尽的人生疑问而经常感到悲从中来;不仅如此,他还由于自己火热的性格和出身教养而整日郁郁寡欢。据说在他这段时期的生活中发生过两件事,这两件事在大多数拜伦传记的作者看来都显得非常凄凉。第一件事和他那条名叫“水

① 很能说明拜伦夫人性格特点的,是她把玛丽·查沃思结婚的消息告诉她儿子时的那种态度(那时,拜伦放弃了一切希望已有两年时间)。一位当时碰巧在场的客人追记下了这段轶事:“‘拜伦’,”她说,‘我要告诉你一件新闻!’‘说吧,什么新闻啊?’‘先把你的手帕掏出来,因为你就要用上它了。’为了让她高兴,他照她的话做了。‘查沃思小姐结婚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奇特表情在他那苍白的脸上掠过,他急忙把手帕放进口袋,装出一种毫不介意的冷漠神情说:‘就是这点儿事吗?’‘哟,我还以为你一定伤心透顶呢!’他没有回答她,不一会儿就谈起了别的话题。”他愈是不能对他的母亲流露真情,就愈加强烈地感到要把自己的感情和忧伤写到纸上。(原注)
② 纽斯泰德现在的主人,出于宗教理由,把这个头盖骨又埋葬了。(原注)

手长”的爱犬有关。1808年,他为这条爱犬的坟墓写了一篇极其愤世嫉俗的墓志铭,为颂扬自己的爱犬而不惜咒骂全人类,同时立下遗嘱(后来又取消了),希望自己死后和他唯一的朋友这条狗埋葬在一起。又一项表明他心情孤寂凄怆的证据,是他度过自己二十一岁生日的那种方式。这是表示他已经成年的一天,英国贵族遇到这个生日,照例要举行各式各样的欢庆活动——张灯结彩、大放焰火、举办舞会、摆酒设宴款待自己的全部佃农。拜伦举办了舞会和传统的烤整牛宴。可是,1809年1月22日这一天,在纽斯泰德修道院庄园的门前,并没有车水马龙的贵客光临;他的母亲、姐妹、保护人以及无论远房或近支的亲戚,一个人都没有来。拜伦本人则在伦敦的一家旅馆里度过了那一天。他在1822年的一封信里写道:“我是否告诉过你,我在自己成年的那一天吃了鸡蛋和熏肉,还喝了一瓶淡啤酒?因为它们是我偶尔喜欢尝一尝的东西。不过,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怎样对我的胃口,所以我只是碰上大喜庆的日子才吃它们——四、五年左右才吃一次。”
不言而喻,有钱总比贫穷更令人愉快,有亲戚朋友来祝贺道喜总不会象无家可归般的寂寞孤单那样使自尊心受到伤害,但是,如果同现代的每一个青年平民在踏入社会之初都必然要经受的困难、贫困和屈辱相比,这位青年贵族的失意处境便算不得什么了。拜伦所遭受的这些挫折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们很早就驱使他遗世独立,发展了他作为孤立的个人所具有的那些天赋,而假若他不遭受这些挫折,拜伦作为一个青年贵族便会随波逐流,完全为他那个阶层和门第的思想观念以及对于功名利禄的追求所吞没。

没有一件当时的伟大政治事件,或者由那个时代层出不穷的伟大政治变革所引起的欢乐或愤怒的激情,足以使拜伦脱离他在纽斯泰德所过的那种毫无目的的放荡生活。象福克斯之死,或者象前此不久并未给英国增添多少光彩的炮轰哥本哈根这类事件,都没有给这个青年留下任何印象,虽然在他年长以后,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项政治上的业绩或失误都会强烈地打动他。拜伦在索斯威尔小镇上的时候(从1806年夏季到1807年夏季),第一次尝试写诗,这些诗受到了他当时的密友——一群被称为“皮果特”家族的年轻人的赞赏。1807年3月,这些诗收入一本名为《懒散的时刻》的诗集出版。这本诗集里没有什么杰作威作福;少数几首真正表现出感情力度的诗篇,被大量幼稚的学生腔淹没了,那些诗有些是对学校古典诗歌教材和《欧辛集》的翻译和模仿,有些是描写爱情和友谊的感伤诗,但无论在思想深度或创作风格上都很不成熟。通过其中的一两首,我们这些事后聪明的现代读者可以明显地觉察出拜伦未来的个性和风格。在写给玛丽·查沃思的《致某女士》一诗中,有两节真正带有拜伦风格的诗行:

“但愿你是属于我的,而一切喧闹都归于沉寂——
但愿这由于青春的放荡而苍白了的面颊,
从没有被燃烧的情热染上病态的红晕,
而是在平静的家庭生活里焕发出神采奕奕。

但我现时还在寻求着别的欢乐,
严肃的思考将把我的灵魂驱向疯狂;
且在这无聊的人群和空虚的喧骚里,
排遣我胸中一半的忧伤。”

这些诗确实没有什么价值,而比比皆是的是那些愚蠢幼稚的注释、那装腔作势的序言,以及在扉页作者的名字前面加上“未成年者”的字样等等,都使这本诗集未免显得可笑。

1808年,当时评介文学作品的最高权威《爱丁堡评论》,针对拜伦的诗集发表了一篇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书评(该篇评论可能出自布鲁厄姆勋爵的手笔),“这位高贵的作者,”书评者写道,“特别喜欢标榜自己尚未成年;扉页上写了,底封上也写了。……假如可以对拜伦勋爵评头论足、迫使他把他的相当一部分诗歌拿到诗坛的法庭上来判明优劣,又假如所下的判决是不利于他的话,倘若他这个集子里的内容果真是当作诗来写的,他多半是要提出自己的抗议的。他会以尚未成年这一点为自己辩护,等等等等……可是,关于他自己的尚未成年所讲的一切,实际上也许是为了增强我们的惊奇感,而并非是想求我们评论时笔下求情。他的意思可能是说:‘看看一个还没有成年的人是多幺会写诗吧!这首诗实际上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写的,写那一首的时候还只有十六岁呢!’……其实,听到一个青年人从离开中学到离开大学这段时期写出了一些很蹩脚的诗,我们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确信,在英国有教养的人当中,十个有九个写过这类玩意,而那第十个人就可能比拜伦勋爵写出更好的诗。……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向他进一言:仅仅是最后一个音节押韵,即使再加上一定数目的音步——不,即使这些音步都很符合格律、都是扳着指头准确地数过的(虽然这种符合格律的情况并不多见)——也并不等于诗歌艺术的全部。一定程度的活泼清新,相当的想象力,是构成一首诗所必不可少的……等等等等。”
评论者对拜伦的忠告是:不要再写诗了,还是把他的才能和余睱更好地用到别的地方去吧。就一个以评价有志于文学者的作品为己任的人而言,这篇评论作为他对于一位划时代的英国诗人发出的忠告,虽然自有其一部分道理,无疑是大错特错了。但是就拜伦本身而言,这件事对于他却产生了再好不过的影响。这象是对他提出了挑战;这是对他的虚荣心的一个可怕的打击,唤醒了他那永为后世所记忆的品质——他的自尊心。一个看见他刚刚读完这篇评论以后是多么愤怒的朋友,曾经描写了他那种要与人拼死决斗的凶恶表情,并且补充说,雕刻家或画家很难想象出什么题材,能够比这个狂怒中的年轻诗人更具有一种凶猛之美了。
拜伦对所有的人都隐瞒了他激愤的感情。在一封大约写于这段时期的书信中,他对他母亲很看重这件事表示遗憾,并让收信人放心,说他自己的休息和胃口都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声称这些“纸上的文弹”只是教会了自己经得住攻击。但他在十几年以后是这样写的:“我现在还记得那个爱丁堡评论家对我第一部诗集的批评在我身上引起的反响——那是狂怒和反抗,那是要洗雪耻辱的决心,但不是灰心丧气,不是绝望。一篇恶狠狠的评论对一个乳臭未干的作者来说是一味毒剂,我所受到的抨击打倒了我——但是我又站了起来……决心要让他们那乌鸦嘴里吐出的预言破产,决心要向他们表明,尽管他们可以哇哇乱叫于一时,这决不是他们最后一次从我这里听到的声音。”就这样,外部世界突然对拜伦猛击一掌,第一次把这个年轻人纷乱散漫的激情驱进了一条渠道,使它们汇结成一种感情,一个目标。他以顽强的决心开始了工作;他白天睡觉,日落时起身,以免受到打扰;一连好几个月,他每天晚上都埋头工作,而且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埋头于写他那第一篇著名的讽刺诗。

这首诗是有名的,而且它变得有名是当之无愧的,虽然它的出名并非是由于它的机智和幽默(因为诗中根本不存在这两样东西),也不是由于它击中了要害(因为它作为一篇讽刺作品,大部分都是东一斧西一刀的胡砍乱杀),而是由于潜藏在诗的整体之中并且通过整体表现出来的那力量、那自我意识、那史无前例的大胆。评论家们的攻击第一次在拜伦身上激起了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不久即将变得永远支配着他的内心,这种感情首先使他完全意识到了他的自我,并且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即“独自反抗你们全体!”对于他,就象对于历史上其它好斗的伟大人物一样,这种感情是生命的甘露。“你们想不受惩罚地嘲笑我吗?你们想压垮我这个比你们全体加在一起都更加强大的人吗?”这是拜伦写作是反复地震响在他耳边的两句话。《爱丁堡评论》上的评论家们一向是颐指气使的,当他们辗碎一个肤浅的小诗人而把他象苍蝇似地扔到地上,或者是无意之中打落了一只可怜的小鸣禽时,他们从来也不会遇到受害者一方的反抗。受害者只能暗地里表示不服,或者是谦卑地惭愧自己缺乏才能。在这种情况下,随之而来的都将是深深的沉默。可是现在他们却碰到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的巨大力量和弱点正在于,他遭到不幸的时候从来不引咎自责,而总是狂怒地认为是别人给他制造了不幸。这一次,评论发表以后,接着也是长时期的沉默。但是时过一年半,突然发生了我们在维克多·雨果的诗里(《商旅》,载《惩罚集》)读到的情况:

“突然,在愈来愈浓厚,愈来愈弥漫的
一片阴郁的沉寂之中,
响起了一声拖长的可怕的咆哮,
啊,这是一头凶猛的狮子在吼叫!”

而诗里的比喻是正确的。因为这篇文字欠美、风格不雅并且缺乏机智的讽刺诗,与其说是一首歌倒不如说是一声怒吼。有着夜莺歌喉的诗人,当第一次听到自己唱出悦耳单调的时候,他是兴高采烈的士;丑小鸭在能够大显身手、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一只天鹅的时候,它是欢天喜地的士;然而,当幼狮从自己的吼声中得知它自己已经长大并且已经成为一头凶猛的百兽之王的时候,连它自己也惊呆了。所以,要想在《英国诗人与苏格兰评论家》中寻找那种稳稳地握住剑柄并且对准了确定目标的劈刺,纯属徒劳无益菌;这些伤痕并不是手造成而是用爪子撕裂的——但那是一头狮子的利爪。要找寻批评、节制和理性是徒劳的士;当一颗意图射杀它的子弹仅仅使它受了一点轻伤的时候,难道那头受伤的猛兽还顾得上什么冤有头债有主、还会考虑什么讲究策略吗?不会的!它眼看着自己在流血,这血模糊了它的眼睛;它只想以血还血,它只想复仇。它甚至不打算只寻找放枪的人世间;要是一群人当中有一个人射伤了这头幼狮,那一群人便整个遭殃了!英国所有的文坛名人,包括那些最伟大和最受欢迎的文坛泰斗——所有得到《爱丁堡评论》赏识并为该家杂志撰稿的人——在这篇讽刺里全都象小学生一样受到一个青年的鞭笞,而这个青年本身才二十岁,并不比一个小学生大多少。他们,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们,一个接一个地遭到鞭打。有许多尖锐的抨击并非不中肯。騒塞的《萨拉巴》①内容空虚并充满荒唐的幻想。而且騒塞的作品写得太多太滥;华滋华斯的诗索然寡味,正好证实了他自己的那种理论,即诗和散文没有什么不同;柯勒律治幼稚得象个孩子;穆尔的诗语涉淫秽等等——所有这些意见都理当受到重视。司各特的《玛
① 指騒塞的长篇抒情叙事诗《破坏者萨拉巴》(Thalaba the Destroyer,1801年出版)。
② 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公元前116-385)曾在其喜剧《蛙》中,批评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底斯(公元前525-156)的一些剧作,如嘲笑后者的《希波吕托斯》中的女主人公象个妓女等等。参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北京版),第16页。
密恩》也遭到攻击,这使我们想起了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底斯笔下主人公的嘲笑。②但是,诗中的大部分批评都十分轻率和粗暴,以致它们日后带给作者本人的苦恼,要比当时带给被批评者的苦恼大得多。在这首诗里,象拜伦的保护人卡利尔勋爵(拜伦不久以前还把诗集《懒散的时刻》题献给他,但他拒绝把拜伦引见给上议院),象日后全都成了拜伦好友的司各特、穆尔和霍兰勋爵这样一些人,都在一种判断力和完全从错误的前提出发的情况下被肆意辱骂,而这种批评之轻率武断,就其罕见的程度而论,也只有同一个拜伦那种惊人的知错即改的精神差可比拟:后来,拜伦一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便立即认错道歉,努力消除自己的谬见给人留下的印象。几年以后,他全部销毁了第五版,想以此抹去这篇讽刺诗的存在,尽管结果仍是徒劳。
与此同时,这篇作品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为它的作者恢复了名誉。
1809年初,拜伦已去伦敦居住,即是为了照管他那篇讽刺诗的出版,也是为了首次到上议院入席就座。由于他在贵族当中没有朋友做他的引见人,他不得人一反惯例地独自出席。他的朋友达拉斯先生描写过当时的情景。当拜伦走进上议院的时候,他的面色甚至比平时更加苍白,显出一副屈辱和恼怒的神色。大法官①埃尔顿勋爵伸出手来热烈地欢迎他并向他致意,但是拜伦勋爵无动于衷,他冷淡地鞠了一躬,仅仅把手指尖放进大法官的手里。由于受到冷遇,大法官不能再继续欢迎下去,只好回到座位上。于是,拜伦随随便便地坐到了一个空着的反对派席位上,在那里坐了几分钟,以表示他是属于哪一派的,然后便离开了。“我已经就过我的席位了,”他对达拉斯说,“我现在要到国外去。”
拜伦于1809年6月离开英国。正如他1808年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上所说,他长期以来一直感觉到,“如果我们除去自己的国家再没有见过任何别的国家,我们就没有给人类一个公平的机会——我们应该从经验而不是从书本上来了解它们。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亲身观察和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他这时首先去里斯本(参见《好哇!霍奇森!》一诗)。《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一章对辛特拉景色的描写,就是对于他短期逗留葡萄牙留下的印象的回忆。他和朋友霍布豪斯从里斯本出发,骑马去塞维利亚和加的斯游历,然后再从那里由海路去直布罗陀。
塞维尼亚虽有不少宏伟壮观的历史古迹,但都没有给拜伦留下任何印象,不论在那里还是在加的斯,只有妇女使他深感兴趣。形形色色的西班牙美女都倾心于他,使这个年轻人颇为得意,他特地人塞维尼亚带回来一绺长达三英尺的秀发作为纪念。直布罗陀由于是一座英国城市,当然被看成是一个“该死的地方”。
但是,尽管他所游历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古迹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已经开始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发生兴趣。他首先关心的是西班牙对英国的关系。《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头两章表明,他对英国的外交政策完全嗤之以鼻。他嘲笑英国人所说的“塔拉伐加大捷”,认为这次战役徒然丧失了五千士兵而并没有给法国人造成多大损害;他胆大到竟敢把拿破仑奉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拜伦从西班牙到了马耳他。关于这里的往昔岁月的回忆,曾经使瓦尔特·司各特老爵士为之神往,但是对这位年轻的贵族来讲,它们并没有比塞维尼亚的历史给他留下更多的印象。他完全缺乏浪漫主义的历史感觉,就象他丝毫不具有浪漫主义的民族感情一般。他所思念和向往的,并不是英格兰绿色的草原,也不是苏格兰多雾的山岳,而是绚丽多姿的日内瓦湖和波光粼粼的爱琴海。他不会对本国同胞的历史功业,例如“红白玫瑰战争”之类往事发思古之幽情;占据着他的脑海的是当代政治家;在往昔的岁月中,除去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那些伟大的斗争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感兴趣。对于他来说,古老的雕像不过是一块顽石;在他的眼里,活着的妇女要比古代的女神(就象他在《唐璜》里所说的,“要比那些无
① 大法官兼任上院议长。
聊的石头造的女偶像”)更加美丽;但是在马拉松古战场上,他深深地陷进了沉思,他在自己的两首长篇叙事诗里都歌颂了它的光荣历史。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当他游历伊萨卡的时候,他拒绝了一切请他游览岛上古代遗迹的建议;他对特立劳尼说:“我讨厌这些推崇古代的废话。难道人们以为我就不会有头脑清醒的时刻,以为我到希腊来就是为了再写出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吗?”向往自由的浪漫主义热情终于被讲求实际的精神吞没了。在拜伦身上,浪漫主义的感伤情绪宣告结束;在拜伦的身上,诗歌的现代精神开始崛起;因此,受到他影响的不仅是他本国,而且还有欧洲。
在马耳他,他被一位由于政治原因受到拿破仑迫害的、美丽的年轻妇女斯宾塞·史密斯女士深深地迷住了。他们两人之间产生了热烈的情谊,后来,拜伦在好几首诗里都写了纪念这种情谊的诗行(《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二章第三十节;《致费洛伦斯》;《相片簿上的题诗》;《雷雨时抒怀》;《途经安布拉奇湾有感而作》。)旅游者们从马耳他取道希腊西部抵达阿尔巴尼亚,正如拜伦在《查尔德·哈罗德游记》里所描写的,这个国家是“山峦起伏的野蛮人的温床”,

“(这里)出没着豺狼,兀鹰在山石上磨着利喙,
到处有凶禽猛兽,还有更凶猛的人在这里逞强。”

很能表明拜伦个性的一点是,在他首次出国旅游期间,他的足迹所到之处都是那些没有染上文明色彩、居民的个性几乎完全没有为礼俗所束缚的地区。由于气质上的近似,他很自然地受到了这类景色和这些生灵的吸引。就象华滋华斯的《鲁思》一诗中的那个青年人一样:

“他在那些地方耳闻目睹的一切
不论是多么怪异新颖,
总是亲切地和他心心相印,
好象和他自己的力量汇成一体,
使他那百感交集的灵魂如获知音。”

作为卢梭的嫡系弟子,他强烈同情一切还生活在“自然状态”①之中的种族。阿尔巴尼
① 拜伦在一节诗中描写过卢梭,那很可能是他本人的自我写照:
“狂放的卢梭,那个自我折磨的诡辩派哲人,
正是从此地开始了他命途多舛的一生,
那个教导人们忍受苦难的使徒,他的笔
使痛苦的厄运显得别有一番魅力而引人入胜,
从困境中磨炼出了那锐利无比的雄辩的才能。
然而他也熟知如何为疯狂的放纵敷上美丽的脂粉,
怎样使恶行和邪念经过崇高词句的藻饰而貌似神圣——
那些词句宛如一束束令人目眩神迷的灿烂阳光,
会催迫出人们一洒同情的泪水使眼眶迅速湿润。”
            ——《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二章第77节。
亚人当时几乎还是象他们的佩拉斯吉亚祖先一样的野蛮。他们的法律就是刀剑的较量,他们的正义观念就是冤冤相报的复仇。拜伦第一次看到阿尔巴尼亚人的时候,正碰上他们在集会,夕阳映照着他们威武的服装和他们的马匹周身上下华丽的披挂,战鼓在冬冬地敲打着,从穆斯林寺院的尖塔上传来一阵阵拖长声音的呼叫,报告人们晚祷的时辰已经来临——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如同我们在《天方夜谭》里读过的那种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事实证明,亚尼纳是一个比雅典更重要的城市。正是在前往亚尼纳(或者是从那里出发)的旅途中,拜伦一行被向导拋弃了。当他们被困在一片荒山野岭之中面临着饿死的危险时,拜伦以自己的大无畏精神鼓舞着所有别的旅客,而这种无所畏惧的大胆正是他处于一切危险境地中独有的特色。
他们到达首都的第二天,拜伦被引见给“土耳其的波拿巴”阿里·帕夏,他虽然野蛮残酷,拜伦却始终对他相当景仰。阿里站起来迎接客人,态度极其友好;他请拜伦转达他对拜伦母亲的致意,并且非常中听地恭维拜伦本人,说他从拜伦小小的耳朵、鬈曲的头发和白皙纤细的手上,一眼便看出拜伦是一位贵族。对阿里的访问为《唐璜》第四章的一些主要场景提供了素材。兰勃洛和另外若干个拜伦式的人物都是以他为原型的(维克多·雨果在《东方诗集》中也描写过他)。阿里对待拜伦就象对待一个宠坏的孩子,不断地送杏仁、甜果汁、水果和糖果给他吃,一天要送二十次。
由于这个国家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山贼,阿里特派五十名卫士护送拜伦游历阿尔巴尼亚各地。他那些野蛮的扈从变得越来越喜欢拜伦,以致在拜伦有一次发热生病的时候,他们竟威胁医师说,如果他治不好拜伦的病,他们就要杀死他。那个医师跑掉了——而病人也痊愈了。正是在这次旅途中,在阿尔塔湾海岸的一个山洞里歇宿之前,拜伦目睹了那伴着歌声跳起古埃及战争舞的场面,后来,他在《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二章第七十一和七十二节里描绘了那一场景,并由于它的激发而写出了美丽的《鼓手,鼓手!》之歌。
他在雅典停留期间,对于以埃尔金勋爵为代表的英国掠夺帕提侬神庙的文物一事深为愤慨,这使他写出了《米涅瓦的诅咒》一诗;他对英国领事几个女儿中的一个产生的短促恋情,①使他写出了短歌《雅典的少女》(这首歌中的女主人公即使在已经变成一个苍白瘦小的老太婆以后,还不断受到英国旅游者前来访问的打扰)。5月3日,拜伦表演了他出色的游泳技艺,用一小时零十分钟的时间,从塞斯托斯到阿比杜斯横渡了达达尼尔海峡,他在《唐璜》里写到这件事,而且终生以此为荣。
他在这次旅行中所看到的和所做过的一切,几年以后都成了他写诗的题材。有一天,在君士坦丁堡的街上,他亲眼看到一群野狗正在吞噬着一具尸体;《柯林斯的围攻》和《唐璜》第八章(围攻伊斯迈尔城)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所依据的正是这一真实场景。从游历过莫里阿河回到雅典以后,他的注意力似乎完全倾住于后来成为《异教徒》创作题材的一次恋爱事件上去了(参见列戈侯爵给拜伦的信)。我们所能知道的确实情况是:有一天,他从比雷埃夫斯河浴罢归来,路上碰见了一队土耳其士兵,正抬着一个被缝在袋子里的年轻姑娘,要把她扔到海里去,因为她胆敢接受一个基督教徒做她的情人。拜伦拿着手枪,强迫这支野蛮的队伍转回去,并且一半靠贿赂一半靠威胁,终于救出了这个姑娘。
这段旅游和冒险的经历并没有给拜伦带来他所缺乏的精神平衡。他从国外写回来的最后一批信件,流露出一种难以排解的忧郁。由于缺乏生活目标而产生的厌世情绪完全压倒了他。他感觉到,他是在背着一身重债、“拖着一副被几次猛烈的热病弄垮了的身躯”、向着一个没有任何朋友的国家归来。他预料只会有债主来迎接他。而真正迎接他的却是他的母亲病危的消息。他急忙赶往纽斯泰德想再见她一面,但她已经在他赶到的前一天死去。她的女仆看见他晚上一直坐在死尸旁边。透过关着的房门,她听到了拜伦的啜泣。她恳劝拜伦节哀,不料拜伦听了这句话反而放声大哭,并且叫道:“啊,拜太太,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朋友,
① 据另一些有关拜伦生平的材料记载,此处所说的“英国领事”就是一位希腊孀妇。
可是她现在也离开我了!”不过,他极不愿意让自己的哀伤被别人看到,这就足以使他不伴送他母亲的遗体去墓地。他站在修道院门前目送着送葬的行列离去,然后转向他的年轻的侍从拉什顿,要他把拳击手套取来,开始象平日一样和这个男孩练起拳来。最后,这场排解悲痛的拳斗似乎打得足够了,他才扔掉手套回房内休息。在他长时间陷入的忧伤之中,他立下一张遗嘱,再次宣称死后要葬在他的狗旁边。
拜伦的脚几乎还没有踏上故土,他的朋友达拉斯便迫不及待地问他,是否从这次旅行中带回了任何诗歌。这位相当缺乏评鉴眼光的年轻诗人,不无骄傲地拿出了一篇模仿蒲伯风格新写的讽刺诗《贺拉斯的暗示》。达拉斯先生对于这篇作品深感失望(这是颇有道理的)。毎二天早晨达拉斯交还这篇作品给的时候,问他的朋友是否还写过别的东西。拜伦交给他一些短诗,此外还有如他自己所说的“苦干节斯宾塞体的诗”,它们主要是描绘了他这次游历的国家。这后一部分就是《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头两章,在达拉斯的竭力怂恿下,它们立即拿去付印了。
在当今读者的心里,这头两章给人留下的印象很容易和后两章(六七年后才写成)造成的印象相互混淆黑白;可是,谁要想弄清楚拜伦思想发殿的脉络,就必须把前后两种印象互相区别蚈来。《查尔德·哈罗德游记》前后两章的鸿沟,正如同这篇诗的后半部分迥异于《唐璜》一样。
拜伦拿给达拉斯看的这苦干节诗歌单调和谐、感情真挚,而且有一些诗的气度相当恢宏;它们是诗人从这时起一直吟唱到他去世为止的那种内容充实而音律谐和的诗歌的滥觞。但它们仅仅是初见端倪地显示了这个十年以后声誉传遍全欧洲的人未来的模样。到这时为止,他的诗歌的主要内容还只限于对大自然作强有力的描写,奔放的激情很少爆发,仅仅偶而有所表现;在一个不经意的读者看来,这些诗节似乎只是表达出一个厌倦了世界的英国青年贵族旅游中的苦干印象,不过是由于风格的庄严而具有了一点儿高贵的色彩——因为《查尔德·哈罗德游记》就其格调而论是理想主义的和严肃的,正如《唐璜》是现实主义的和幽默的一样。
这些诗节所反映的情绪是一种单调的忧郁感。作为诗人,拜伦当时还没有成熟到那样的程度,即能够从一种感情跳向另一种恰恰和它完全相反的感情上去,以便使每一种感情都变得尽可能地强烈,然后再狠狠地给这些感情以打击——打击得愈重,他所造成的紧张感也就愈加使人透不过气来。但是,尽管我们当时还只能模糊地窥见这位诗人面容的轮廓,尽管我们当时还丝毫感觉不到它那尖锐的讽刺表情或者它那时而放肆时而欢愉的微笑,我们仍然能够从这种炽烈的青春伤感之中预见到面对着我们的是当时文坛上最强烈的个性。这篇诗里有一个凌驾于一切细节之上的自我,一个在任何感情中都没有失去它本身、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忘记它本身的自我。
当时文学界其它人物的个性都能够变形——能够变得虚无缥缈,能够化为行云流水,也能够变成某种概念的结晶;它们能够隐没在另一种个性的背后,或者化入宇宙的大我,或者完全消溶在从外界得来的感觉之中。但是唯独在拜伦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自我,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意识到它自身的存在,并且总是复归于它自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是一个激动不安的和热情奔放的自我,就连最不重要的诗行的动向都能使我们想起那个自我的情绪,犹如海贝的嗫嚅会使我们联想到大洋的怒吼一般。
查尔德·哈罗德(初稿中名为查尔德·布隆)是在一度浪费了青春年华之后满怀着阴郁的情绪离开故国的,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知心的朋友或亲人。这是年轻人对于人生感到一种厌倦,这是由他那倾向于忧郁的体质和健康状态引起的,也产生自对于享乐的过早的餍足。他的心中丝毫没有年轻人那种满怀信心的欢快,也没有对于寻欢作乐和名誉地们的追求;虽然他的人生经验并不丰富,他却自以为已经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而由于诗人和他笔下的主人公完全心心相印,因此他从来也不曾展起冷嘲的翅膀在主人公的头顶上作过片刻的翱翔。
所有这一切曾经给拜伦同时代的公众留下过强烈印象的东西,对于当今有批评眼光的读者来说,已经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吸引力不从心;显而易见,今天的人们崇尚务实,对朦胧的厌世情绪感到有兴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任何一个有眼力的人都不难看出,就这些诗而言,假面具——因为它确实是假面具——下面隐藏着的是一副严肃的并且忍受着痛苦的面容。这是一个隐士的假面具,揭开它,面具底下仍然是一个天生的孤独者!这副假面具就是有意夸大了的忧郁,抛开它,面具底下是真正的哀伤。哈罗德那件装饰着贝壳的巡礼者的外衣,也许只是一种化装舞会上的伪装,但是它所遮盖着的却是一个感情强烈、敏锐地洞察人生、忧郁地看待生活并且异常强烈地热爱着自由的青年。在查尔德·哈罗德那个比较好的自我中,没有一点不真诚的影子;拜伦本人就可以为他诗中主人公所思索的和所感受的一切作出回答。有些人或许会记起拜伦刚完成《查尔德·哈罗德游记》之后的所作所为,觉得在虚构的人物那种长年累月的郁郁寡欢和真实的诗人那种对于感官享乐的热烈追求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矛盾;对于这些人,我们的回答是:所以出现这种看起来自相矛盾的现象,其原因完全在于,拜伦在他那时写就的诗歌中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能够在《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开关几章里显示出他全部本性。那里的一切无疑都反映了拜伦本人,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与这个拜伦并存的还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世间;直到他写了《唐璜》,他才把就象他自己那样生活、思想和讲话的这另一个拜伦介绍进他的诗歌。这种自我描绘的不完整性决不应该被误解为装假和做作。
1812年2月,拜伦在议会里发表了他的第一次演讲。他为诺丁翰的贫苦织工们作辩护,当时,由于这些织工到处破坏剥夺了他们生计的机器,议会内提出要对他们施加严厉的惩罚。这是一篇显得稚嫩和雕琢的演说辞,但是生气勃勃而热情洋溢。拜伦十分擅长于为正在挨饿和绝望无告的群众进行辩护。他非常合理地向他的同胞们指出,只要把他们投票赞同为使葡萄牙人得以继续进行战争而拨出的的款项拿出十分之一,就足够救济打算以监禁和绞架来迫使他们沉默下去的那些穷人了。拜伦强烈而执着地痛恨战争,这是他那健全的常识所固有的特质之一,这种特质将溶化于他以后的诗歌之中;它为《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前几章增添了生气。
他在议会里发表的第二篇演讲,谈的是关于对天主教徒开禁的问题。虽然这篇演讲并不讨人喜欢,它却是一篇极好的发言而有信;在这篇发言里,拜伦先承认而后又以正确的逻辑驳倒了反对给天主教徒以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个论点,即如果这样做,岂不也同样可以给予犹太教徒以同特的待遇。拜伦在笔记簿中提到同一个宗教解放问题的时候,写了以下几句充满稚气和荒唐可笑的话:“在一次辩论天主教徒问题的时候,正当辩论得难解难分(我不记得是什么议题了)之际,忽然有人来催我赶快去赴一个舞会,而我,为了解放五百民从,我不得不——我得承认自己有点勉强——把这次舞会放弃了。”这类诙谐的言词(另一个例子是他说过这样的话:“归要结底,我们总得结婚;住到乡下去,一边读点地方报纸什么的,一边吻着自己的妻子和婢女,我再也想不出比这更愉快的生活了”)由于和《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忧郁情调大相径庭,因此使一些蠢人满有理由认为,在拜伦眼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但事实是,因为拜伦很年轻,又有些花花公子的脾气,他觉得表现自己的任何感情都有失体面;他不自觉地把圣伯纳德的一句话“毋饰己过,多隐己德”当成了自己的处世格言。
拜伦在议会的第一次演说颇为成功,因而引起公众对他的《查尔德·哈罗德游记》头两章加强了注意,那是在他刚刚发表演说两天以后出版的。《查尔德·哈罗德游记》引起了轰动,拜伦立即出了名——他成了伦敦社交界的新宠儿,成了1812年整个社交界为之倾倒的合法统治者。以伦敦最美丽、最显赫、最有才华和最有教养的居民为代表的这座都城,完全拜倒在这位二十三岁的青年脚下了。假如《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这头几章具有后一部分的特色,即具有深刻的独创性和强烈的真诚性的话,它们是不会那样轰动一时的。伟大的真诚和伟大的独创性从来也不会立即获得一般公众的喜爱。给一般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种狂放不羁,那种对人世及其种种声色之乐隐约表现出的厌倦;他们在一瞬间瞥见的那种力量,由于一种略带戏剧性的方式显示出来,因而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效果。
当时正是纨绔子弟寻欢作乐的鼎盛时期。伦敦社会的上层阶级,以波·布隆梅尔为举办各种欢庆集会的导师,正沈溺于自查理二世时代结束以来空前未有的奢侈和放荡之中。宴请和舞会、剧场、,赌桌、金钱的纠纷、恋爱的把戏、诱奸以及由此引起的决斗等等,占据了贵族阶层的日日夜夜。而拜伦则是当时 ——不,应该说是当年的宠儿。对于一个由于自身的空虚而深感苦恼和百无聊赖的社会来说,难道还会找到比拜伦更加适合它崇拜的对象吗?他是这幺年轻,这幺英俊,而且又这幺坏!他就象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那样,是一个危险的风流公子,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拜伦不具备司各特那种冰冷的性格和精神上的平衡,因此受不住各种诱惑和阿谀奉承。他听任时髦的潮流把他捧得出人头地,浮在它的表面上随波逐流。他的艺术家的气质渴望获得每一种情调的生活体验,而不排斥任何一种。他毫不费力地保持着他作为诗人的声誉;他短期的间隔中,他一篇又一篇地发表了他的叙事诗《异教徒》(1813年5月)、《阿比徒斯的新娘》(同年12月)和《海盗》(1814年元旦写完)。在这几部诗里,最后一种在一天之内就销售掉13,000册。在拿破仑退位时发表的那篇辛辣的《拿破仑颂》表明,拜伦在他潜心致志于诗歌创作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忘记当时的政治事件。1815年,他写了《巴里雪那》和《柯林斯的围攻》。这些作品所表现的那种新奇感、那种异国情调、那种情热,完全迷住了因为享乐过度而感到厌倦的伦敦的贵族社会。它们的作者成了举世瞩目的神奇人物。在客厅里,年轻的贵妇们由于拜伦有可能陪她们吃晚餐而欢喜得浑身颤抖,在晚餐桌上,她们几乎不敢动一动放在她们面前的食物,因为她们知道拜伦不喜欢看见妇女们吃东西的模样。拜伦要是在某个人的纪念册上随便写上几行题词,那本纪念册的主人就会成为大家嫉妒的对象。他的手迹本身便是一宗珍宝。人们谈论着所有那些他的爱情必然会给她们带来死亡的希腊和土耳其的妇女,而且不知道他坑害了多少做丈夫的人。他的额头和他那闪烁的目光暗示出他的邪恶。他的头发上不敷发粉,并且就象他炽烈的情欲一样狂乱。他在一切事情上都和普通人不同,他就象他笔下的海盗那样,是一个讲究节制饮食的人世间;有一天,在某勋爵家里,他不是对端上来的十一道菜一口都没有尝而只要了些饼干和苏打水吗?对那位以自己的厨师而自豪的女主人来讲,这是多幺使她难堪啊!在一个以有胃口大吃大喝为国民美德之一的国度里,这又是一种多幺惊人的怪癖!
我们看到了查尔德·哈罗德变成了唐璜。那个孤独的旅游者变成了客厅里的社交名流。对于年轻妇女们来讲,拜伦的地位、正值青春岁月的年龄和非凡的英俊,几乎比他的诗更加迷人。在《瓦尔特·司各特传》里,我们读到了司各特就他的这位兄弟作家个人的仪表问题发表的以下看法:“至于讲到诗人,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所有最优秀的诗人我都见过——可是,尽管彭斯有一双能够想象得出的最有神采的眼睛,我却认为,除去拜伦以外他们的容貌都称不上是艺术家心目中的出色人物。……他们的肖像画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神采是有的,但是表现不出来,不够光彩照人。唯有拜伦的容貌才是人们梦寐以求的那种最美的形象。”当时的一位美女在第一次看到拜伦的时候便情不自禁地对自己说:“那副苍白美丽的面孔勾去了我的魂灵!”①
毫无疑问,女人经常占去了拜伦的大部分时间和思想家;但是,《查尔德·哈罗德游记》里的苦干描写却引起了一些谣言,盛传他在纽斯泰德有一个情妇成群的后宫——其实,这个所谓的后宫里似乎只有一个女奴。关于他本人在国外经历过的爱情冒险故事,也被夸张到荒谬的程度而四处乱传。所有这一切造成的后果是,他真地被女人们包围了不得;他的桌子上每天都放满了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女士们写来的信。有一位女士化装成侍童来到他家里(大概是模仿《莱拉》里的凯丽德吧),许多妇女则是以不化装的本来面目来见他。他告诉梅德文:他结婚以后不多久,有一天就在他妻子的会客厅里见到三位已婚的妇女,他一眼便
① 这位美女就是卡罗琳·兰姆夫人。
看出她们“全是一路货色”。
这种被空虚的享乐以及能满足他的虚荣心的胜利包围着的生活,至少比平淡安静的处境更适合拜伦,因为正如他在《查尔德·哈罗德游记》里所说的,“对于游荡不定的心胸,静寂是一座地狱”。但是,在所有这一切兴奋的漩涡当中,他的心是不是真地激动了呢?看来并非如此。在这段时期深深吸引了他并且影响到他今后前途的恋爱事件,正如我们从他的书信中所看到的,不过是大漩涡里的一个小漩涡而已;作为一个小漩涡,它们吸引了他,但他仍然保持着一颗冷冰冰的心。
卡罗琳·兰姆夫人,一位出身良好的青年妇女,是那位日后被称为梅尔本勋爵的政治家的妻子,她早就渴望着结识《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作者。她生就一种狂放不羁、爱好幻想和经常处于激动之中的性格,这使她反抗一切种类的束缚,而只是随着一时的感情冲动行事,因此,她从这些方面来讲和诗人在精神上是很相近的。她比拜伦年长三岁,披着一头秀发,有着亭亭玉立的身材和温柔甜美的嗓音;她待人接物虽有些矫揉造作,风姿却极其迷人。她在拜伦的生活里扮演了冯·卡布尔夫人在席勒的生活里扮演过的角色。①她和拜伦的关系招来了许多议论,因此她的母亲想尽一切办法来切断这种关系。卡罗琳夫人终于被说服到爱尔兰去旅行。拜伦给她写了一封告别信(她容许摩根夫人抄下了这封信),这封信具有他尚未成熟的那段岁月所特有的风格,任何一个对人的内心感情略有了解的人在其中都不会找到真挚的爱的语言。这使我们想起了汉姆雷特写给俄菲利霞的那封措词暧昧的书信,
“如果我那当着你的现流下的、你也知道我一向不轻易洒落的泪水——如果我那由于要与你别离而深深感到的激动,你在整个这一段最令人兴奋的交往之中必定已经觉察到的、那直到与你别离的日子临近时才并发出来的激动——如果我已经说过和做过的、并且仍然万分愿意去说和去做的一切——还不足以表明我现在对你并将永远对你怀有何种真实感情的话,亲爱的,我便再拿不出任何别的证据了。……难道天上或人间还有什么比你的心很久以前便属于我更会使我感到幸福的东西幺?你是知道的,为了你,我乐意舍弃人世间的以及坟墓彼方的一切,难道由于我强制压抑着这种感情,我的动机就要遭到误解幺?哪些人知道这一点以及他们会如何去利用它,我都毫不介意——我的心是向着你的,而且只向着你,我的心就是你的心。我过去曾经是你的,现在仍然是你的,心甘情愿地、毫无保留地服从你,尊敬你,爱你,我的灵魂永远陪伴着你,不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论你自己可能作出或者愿
① 在摩根夫人的《回忆录》里,我们看到了卡罗琳·兰姆夫人本人所作的关于她和拜伦最初结识时的以下生动记述:“威斯特摩兰夫人在意大利认识了拜伦。这时她承担起把拜伦介绍给大家的工作。妇女们一下子便把他包围得水泄不通。在此以前,我一直没有听到过关于他的任何情况,直到有一天罗格斯(因为罗格斯、摩尔和斯宾塞都是我的情人)对我说:‘你应该认识认识那位新诗人,’于是,他把《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手稿拿给我看。我读了手稿,那就足够了。罗格斯说,‘他一只脚有毛病,是个跛子,而且喜欢咬手指头。’我说,‘哪怕他丑得象伊索,我也要认识他。’有一天晚上,在威斯特摩兰夫人家里,妇女们全都扬起头来看他。威斯特摩兰夫人把我领到他面前。我仔细地对他打量了一下,便转身走开了。我在日记里记下的看法是:‘疯狂——坏东西——认识他是危险的。’过了一两天花板;我正和霍兰勋爵夫妇坐在一道,忽然仆人报告他来访了。霍兰夫人说,‘我一定要把拜伦勋爵介绍给你。’拜伦勋爵说,‘这种介绍前几天已经作过了;我能问一下您拒绝它的原因吗?’他请我允许他以后来看我。第二天他果然来了。罗格斯和摩尔正站在我身边;我坐在沙发上,刚骑完工马回来,浑身龌龊,冒着汗气。一听说拜伦勋爵来访,我赶紧跑出屋子去洗澡。我回来的时候,罗格斯正在对拜伦说,‘拜伦勋爵,你真幸福。卡罗琳夫人一直是带着满身尘土和我们坐在一起的,可是一听说你来访,她就忙着打扮去了。’从那时起,大约有九个多月,他几乎都住在梅尔本公馆里。当时,那里是一切欢乐的中心,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伦敦的全部上流人士每天都要在那里聚会。没有比这件事更时髦的了。拜伦在显身手,把这些人全都给迷住了。”这些以速记的准确性所作的描述,使人们对当时伦敦社交界的时髦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了一个最具体的了解。(原注)
意作出什么决定。”
听到几个月后拜伦自己主动结束了这种关系,恐怕谁也不会惊讶吧,因为他的爱情从来也不过是一种镜中的幻影而已,这种爱情在镜子里模仿着火焰的种种摇荡和跳动,自身却没有任何光和热。不久以后,卡罗琳夫人在一次舞会上又遇见了拜伦,她被拜伦的冷淡态度气疯了,随手抓起了她能抓到的第一件锐器——有人说是一把剪刀,有人说是一块碎破碎片——想用它割断自己的喉咙。在这次自杀未遂以后,她(据居齐奥利夫人说)曾经向一个贵族青年“许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诺言”,条件是要他向那个负心汉提出决斗并把他杀死。然而过不多久,她自己却上门拜访她那个旧情人去了,“而且丝毫也没有割断她自己或是他的喉咙的意图”。他当时不在家。她在拜伦的桌子上看到一本书,就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一些话,这些话激发了在拜伦日后的诗中屡屡出现过的警句:“永远记住你!”
狂热地谋求报复的卡罗琳夫这时候拿起笔来,写出了小说《戈伦那翁》,这部小说是在拜伦最不幸的时刻,即他的妻子刚刚和他离异以后问世的,而且是引起公众对拜伦大肆责难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这部书引用《海盗》里的两句诗作为它的卷首题词:

“他遗留下一个名字给后来的千秋万世,
只具有一种美德而却有一千种罪孽,”

把拜伦描绘成一个极端邪恶和虚伪的十足的恶魔,具备他笔下的主人公身上所具有的一切最坏的特点。不过,或许是为了给她自己的一度倾心于拜伦作辩护吧,这位女作家也不得不给与他某些令人赞美和非常迷人的品质。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假如当初在他的言谈举止之中,他暴露出了男人们身上那种十分令人讨厌但又是屡见不鲜的放肆和狎昵,她早就会畏缩躲开了不得;但是她要躲开的是什么呢?不是一切妇女早晚总要见惯个的那种粗俗的阿谀奉承,那种轻浮的逢场作戏般的爱情表白,而是一种既温文而雅又使人愉快的尊重,一种既体贴入微又不显得低三下四的殷勤,一种并不经常流露同时却十分迷人的柔情蜜意——而且除去这一切,还有他那非凡的想象力,他那惊人的智能和机敏的才华,都令人望尘莫及。”
1817年,当拜伦住在威尼斯的时候,《戈伦那翁》的一部意大利文译本送到当地出版。检查官在弄清楚拜伦勋爵有元反对意见之前,拒绝批准印行该书。拜伦向他表示没有反对意见。在拜伦勋爵的传记里,以后只有一处地方再次提起过卡罗琳·兰姆夫人。一天,当伴随着拜伦遗体(是从希腊运回国的)的送葬行列缓慢地从伦敦向纽斯泰德行进的时候,路上遇见了一对骑着马的贵族男女,那贵妇人询问将被埋葬的人是谁。她听到答复以后,便从马上晕倒下来。她就是《戈伦那翁》的女作者。
拜伦这段轻佻放荡的伦敦生涯,被他一生中最带有致命后果的一件事——他的结婚我——打断了。他所过的那种生活并没有促使他对妇女产生很多尊重,但他所爱的妇女却是他喜欢在自己的诗里描绘的那种忠贞不渝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物。偶然成为他的妻子的那个妇女,是一位富有的从男爵的独生女,安妮·伊莎贝拉·米尔班克小姐,她有着一种强烈的英国人的固执性格。拜伦被她的纯真和谦逊吸引住了,同时又为借助她的财产重建纽斯泰德的希望所诱惑。拜伦第一次向她求婚被她拒绝,这使拜伦很恼火;但是不久以后,她又主动开始和拜伦友好地通信,这又使拜伦着了迷。在这段时期,拜伦有一次心血来潮,以一种不可原谅的轻率态度写了一封向她求婚的信,由于一个朋友认为这封信“写得太漂亮了”,不发出去未免可惜,拜伦也就真地发了信,而她却答应了他的求婚。
由于完全不足取的动机——虚荣心的动机,想增加自己财产的庸俗动机,拜伦冒冒失失地结了婚,但婚后的情况并不比所预期的更坏。他在订婚期间的心情是比较愉快的。“我现在当然是在热恋着,”他写信给一个女朋友说,“而且如同一切处在那种感情激动状态的单身汉一样地痴情。”他写给另一个朋友的信里说:“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一星期以前订婚了。昨天我遇见年青的弗先生,他也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也订婚了。”他在这段时期写的信都非常幼稚,假如我们把信里的话信以为真,我们就会认为拜伦这时的唯一苦恼只是在结婚时必须穿一件蓝色的上衣,可是,当婚期一天天临近时,他变得越来越坐卧不安了;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早就传染给他一种对结婚的恐惧。他在举行婚礼时的感觉,在他写的《梦》一诗中曾经得到描绘,他告诉梅尔文,他当时浑身颤抖,对别人的问题答复得语无伦次。
被拜伦称做“糖水月”的一段时期,并不是在没有乌云笼罩的情况下度过的。拜伦结婚两个月后,从他们夫妇伴随着岳父母居住的乡村邸宅里写信给穆尔说:“我现在过着一种单调的和死气沉沉的日子,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吃水果,散步,玩一些枯燥乏味的纸牌戏,打呵欠,试图读一点陈旧的年鉴和日报,在海岸上拾贝壳,看着花园里矮小的醋栗树慢慢地长高。”几天后他又在信中说:“我在这里过得很舒服——耐着性子听那种讨厌的独白,可是老先生们却把这叫做‘聊天’,而我那位虔诚的岳父大人每天晚上都要‘聊天’——只有他拉小提琴的那个晚上是例外。不过,他们都很亲切和好客……贝尔很健康,总是心情愉快,而且举止得体。”
诗神的飞马开始感觉到遭受桎梏的苦恼了。可是,这对年轻夫妇不久就去伦敦居住,他们在那里大摆排场,大肆挥霍,置办了好几套马车和驾车的骏马,经常举行豪华的宴会,直到拜伦的债主开始来向他讨债。拜伦夫人的一万镑嫁资象阳光中的露水似地消失了,接着拜伦新近继承的八千镑也很快花光。情况糟到使拜伦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藏书。为了让拜伦保住藏书,出版他的作品的默里送给他一千五百镑作为稿酬,可是拜伦出于一种爱面子的荒唐的考虑,竟然把支票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八个月内接连来了八次法院的强制清理债务,最后,连睡床也被搬走了。
1815年12月,正当拜伦夫人生她的女儿阿妲的时候,他们就处于这样的境遇之中。
不用说,那位一贯养尊处优的年轻女继承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会落到这般地步。这对夫妇的婚后生活最初决不是不幸福的。他们一道乘马车出去产,丈夫下车去访亲会友,年轻的妻子就坐在马车里耐心地等着。她给丈夫代表写信,帮他抄写诗歌(其中有《柯林斯的新娘》)。但是很快便产生了一些小的误会。在拜伦写作的时候,拜伦夫人似乎总是喜欢问他问题或者和他讲话,这就打断了他的文思,因此时常惹起他大发脾气,而拜伦夫人认为这是极不应该的。她婚后不久就亲眼看到拜伦时常会突然火冒三丈,并在盛怒中做出许多乖张的事,这是她过去从没有见过的。有一次,她看到拜伦在盛怒之下把怀表扔进火里,并且用火筷把表打成碎片;还有一次,也不知道是为了开玩笑还是手枪走火,拜伦竟然在她的房间里开了一枪。而且没有过多久,她也感受到了嫉妒的痛苦。她了解拜伦多次扮演过恋爱事件主角的风流名声,她对拜伦和卡罗琳·兰姆夫人之间的关系知道得尤为详细,而卡罗琳还是她自己的近亲。而且,对他的家庭和睦说来不幸的是,拜伦又成了德鲁里·雷恩剧场经营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他由此而同女演员、女歌手以及芭蕾舞演员们发生的事务往来,也使他那位端庄的太太懮心忡忡。一个被她收买了的人(拜伦勋爵在《一篇素描》中对此人作过描写)开始充当起她的私人侦探,偷着搜查拜伦的抽屉,私读他的信件。除去这些,另外还有一件不愉快的事,留待以后再读。
经丈夫同意,这位年轻的妻子在生完孩子大约一个月后,离开了他们那不安定不幸福的家,去看望她的父母。但是,她几乎还没有踏进家门,她的父亲便通知拜伦说,说她再也不回到他那里来了。在旅途中,她给拜伦写过一封信(现在已经印出),信的开头是“我最亲爱的人”,结尾也很亲热。因此,拜伦的惊讶是可以想象的。他给岳父回信说,在这件事情上,他不能承认父母的权威,他必须听到他妻子本人的意见。结果,她的回信也表示了相同的意思。后来,在1830年,拜伦夫人曾公开宣称,她那时所以用一种可怜的语气给丈夫写信,是因为她当时认为拜伦已经失去了理智,而假如事实证明她的看法是正确的话,她将作为忠实的妻子忍受一切,可是,如果情况并非如此,她便不能再和他继续一道生活。
拜伦于1817年所写的一篇小说的一个片断,证实了她的这番话并非虚妄:“几天以后,她带着我的儿子动身去阿拉贡看望她的父母。我以前去过阿拉贡,所以这一次没有立即陪伴她去……在旅途中,唐娜·约瑟弗给我写来一封非常亲热的信,告诉我她们母子一路平安。她到达别墅以后,又给我写来一封更亲热的信,用一些充满爱情而且是相当撒娇的话催促我立刻到她那里去。可是,正当我准备从塞维利亚出发的时候,我收到了第三封信——这是她父亲唐·约瑟·迪·卡多索写来的,以非常客气的证据要求我解除我和她女儿的婚约。我以同样客气的语气答复他,我不同意这样做。第四封信来了——这是唐娜·约瑟弗的信,她在信里告诉我,她父亲的信是特别按照她的愿望写的。我回信请问她这样做的理由,她用快信答复说,这件事谈不上有什么理由,也没有必要提出任何理由——可是她又说她是一个受到伤害的最贤淑的妇女。我又问她为什么给我写来前两封那样亲热的信,要我到可拉贡去。她答复说,那是由于她认为我已经失去理智,已经不能够照管好自己,因此,假如我当时一个人上了路,而且顺利地到达唐·约瑟·迪·卡多索家里的话,我会在那里看到世界上最温柔的妻子以及——一件给疯子穿的紧身衣!”
拜伦被妻子拋弃的消息一经传开,公众对他的态度便突然完全改变了。他当初出版《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时候,曾经在一个早晨醒来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出了名;现在,也是在一个早晨醒来以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身败名裂,被社会当成了无赖汉。
造成这种激剧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嫉妒——并不是那种被古人视为伟大人物灭亡之原因的神对人的嫉妒,而是人间的同类所怀有的卑鄙龌龊的嫉恨之心。拜伦站得太高了;他太伟大了;尽管有各式各样的缺点,他从没有沦落到和那些庸俗呆笨的名士同一水准;由于坚信自己的能力和命运的一帆风顺,他从来不屑于交结能够给他以保护的朋友,也从不注意自己树立了多少敌人。他的敌人早就多得难以计数了。在嫉妒他的人们当中,最主要的是他文学事业上的竞争者;而在许多嫉妒之中,作家的嫉妒是最恶毒的一种。他曾经嘲笑过他们,曾经把他们称为颓废时期的文人,曾经夺走了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已经获得的名声,并且使另外一些人不再有可能出名——为什么唯独他应该受人崇拜和赞美,而他们却枉自梳洗打扮了一番,永远得不到他们所梦寐以求的桂冠呢?因此,要是能够把他从名誉的黄金宝座上拉下来,使他也陷入他们自己所立足的泥潭里,那该是多么痛快啊!
很久以来,在宗教和政治方面,拜伦早就遭到了正统派的怀疑和暗中的憎恨。在《查尔德·哈罗德游记》中,那两节以最谨慎的字眼对我们死后还能再到朋友一事隐隐约约地表示怀疑的诗句,已经引起了人们一片惊叫声——简直是异端邪说!为了反对这短短的两节诗,有人写出了整整一部名为《反拜伦》的专着。以《致一位哭泣的贵妇人》为题,附在《海盗》第一版书末问世的那两节诗,更是招来了全体托利党人对他的猛烈攻击(那是拜伦写给夏洛蒂公主的,诗人就她的父亲摄政王在政治上背叛了自由党一事,对因此而伤心的这位皇族少女表示慰问)。但是,在这以前,拜伦一直凭借着他对于人们的心灵所肯有的富于魅力的影响而得到保护,就好象穿戴着一身无形的甲冑一样。他的私生活中的这一不幸事件使甲冑露出了一个弱点,于是他的敌人们便趁虚而入,煽起公共舆论的全部力量向着这一处弱点猛烈攻击。
拜伦夫人及其家族的生活方式,是一贯受到英国舆论特别赞赏的那种名门家风,因此便不难令人相信,迫使这样一位妻子不得不离开他的那个人一定是一个恶魔。传开了各式各样的流言蜚语;这些流言蜚语一经产生便不胫而走,并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任意添枝加叶。它们的声音从一种窃窃私语变成一种叫喊,又从一种叫喊逐渐变成了震耳欲聋的喧嚣。这是人人都听过的那种由卑鄙和愚蠢协力炮制、由蒙昧无知和蓄意中伤一唱一和地参加演奏、并且由怨毒之心以其最刺耳的颤音来增强演出效果的大合唱!
嫉妒在这种场合作为伪善的走卒,并因此而领得奖赏。经过精美修饰的伪善直到十九世纪——也就是说,当宗教反动时期还在继续的时候——还是一种社会力量,就其威力而论,它和十六世纪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它所使用的手段,而不在于这些手段使用的范围和效果。它通过舆论发挥作用,而舆论则变成了拜伦在《查尔德·哈罗德游记》里所说的那种东西,即

“一种万能的力量——它的帷幕
以黑暗笼罩了大地,直到正义与邪恶
变得难分彼此,于是人们都愕然失色,
唯恐自己的见解放射出过多的光华,
担心自己的自由思想会成为罪状,
而这个世界也委实过于明亮。”

至于伪善,拜伦感到自己一个人的嗓音还不足以唱出符合他本来面目的颂歌,所以他在《唐璜》里发出了“呵,需要四十位牧师的喉咙”的呼叫:

“哦,需要四十位牧师的喉咙来合唱
对你的牧歌,伪善呵!哦,对你唱一首赞美诗,
要你赞颂美德——但决不想去实行
——那样声调高昂!哦,为了歌颂你,
要把天使们的喇叭全都吹响!”

出现这种局面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拜伦正处于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旧事物正在消亡的时代,一个眼看着各种古老的宗教和生活伦理正在崩溃的时期;在他那个时期,一种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古老的神学理论已经在科学的冲击之下变得破绽百出,不再能依靠它自身固有的真理来支持住自己,因而不得不依附于上层阶级因袭的道德,并且为了从中求得支持而把这种道德弄得尽可能地严格;在他那个时期,教会权威和心胸狭隘的社会保守主义二者都变得摇摇欲坠了,因而它们千方百计地相互扶持。如果对十九世纪头两个十年中欧洲社会心理的历史作一番鸟矙,我们实际上便可以看出,似乎伪善的整座大厦——其基础是在法国流亡文学的著作中奠定的,它在德国浪漫主义派作家的作品中稳步上升,最后在法国的反动时期升到了令人眩目的高度——现在突然倾倒,一下子全压在拜伦一个人的头上了。
麦考莱①在他评论摩尔所着《拜伦传》的文章里就这个问题写道:“英国公众经常会周期性地发作出一阵维护道德的疯病,再没有比这样一种发作更可笑的景象了。私奔、离婚和家庭争吵这类事情通常是很少引起注意的。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某件丑闻,谈论个把天,然后也就忘了。可是,每隔六七年,我们总要闹上一阵子维护道德的热狂。每到这个时刻,我们就不能容忍宗教戒律和礼法遭到破坏了;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败坏道德的行为了;我们就要教训那些放荡的人,让他们知道英国民族是如何珍视家庭纽带的重要性的了。于是,某个倒霉的人就会被挑选出来作为赎罪的牺牲品,虽然他丝毫也不比成百上千个其罪过得到宽赦的人更加堕落。如果这个人有子女,就要把子女从他身边夺走;如果这个人有职业,就要免除他的职务,他将为上层阶级所摒弃,并将遭到下层阶级的唾骂。事实上,他颇象一个代替王子领受鞭笞的伴读书童,据认为,把这个代人受过者狠狠地鞭打一顿,同一阶级的所有共创违规者就都受到了足够的惩罚。于是我们由于自己的严厉而洋洋自得,并且满怀骄傲地把英国所建立的崇高的道德标准和巴黎人的淫佚放荡加以对比。最后,我们的怒气发泄尽了。被我们当作牺牲品的那个人毁了,心碎了。于是,我们的道德也就安静下来,又复沉睡六七年之久。”
① 托尔斯·巴·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文学家,史学家。
如果说导致拜伦突然名誉扫地的原因很复杂,促成这种结果的手段却是简单的。这理由报刊来完成的,因为报刊在这种场合下是唯一有效的工具。早在抨击拜伦致夏洛蒂公主那几首诗的时候,已经有好几家报刊趁机散布关于他的种种流言,而且不止一家报刊一直在定期地中伤他。现在,通过匿名发表文章的办法,它们全都可以放肆地议论和攻击拜伦的私生活了。当时,匿名写文章在英国报刊上仍然很流行,尽管这样做不够光明磊落并且因此而流弊丛生。匿名的真正意义只在于:那种几乎没有资格拿笔的最无聊的文字匠和谎言编造者,通过匿名的办法便可以吹起道德舆论的喇叭,让遭到损害的美德的声音传遍千家万户。同时,由于在仅仅发行几千份的一家报纸上由一个匿名作者写点文章,也还不足以构成舆论,所以这个作者可以采用几百种方式,以各种各样的化名在十来家不同的报纸杂志上大造声势。结果,只需要有一个无聊文人更可以为整个新闻出版界提供足够多的谎言,以卑劣的造谣中伤使一个人变得为舆论所不齿;因此不难想象,本来就仇敌林立的拜伦现在所遭受的攻击具有多么浩大的声势了。报刊上给拜伦起了无数的绰号,仅他本人记得的就有尼禄、阿皮修斯①、卡利古拉②、海利奥加巴努斯③和亨利八世④等等——也就是说,他被指责为残酷得不近人情,野蛮到疯狂的地步,兽性地和违反自然地贪色好淫;总之,对他进行卑劣攻击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些罪名中最可怕的一项,甚至在当时就已经见诸于各种报刊,就是那玷污了他最亲爱的人美丽的名字的攻击——指控他乱伦。而对于这一切攻击,他竟不能作一句答辩!他不能降落到和那溅了他一身的污泥去战斗。
各式各样所谓的丑闻在人们的口中辗转流传。当德鲁里·莱恩剧院的女演员马丁夫人离婚以后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时候,她竟被观众的嘘声轰下了台,仅仅因为有一个毫无根据的传闻,说她和拜伦之间有某种暧昧关系,其实她和拜伦只谈过两次话。至于拜伦本人,他甚至不能平安无事地出现在街头。他在去上议院的路上,遭到一大群人的侮辱;在上议院里,也无人理睬他。
由于不可能进行辩护和反驳,拜伦无路可走;他尽管一向恃才傲物,这时也只能低下头悄然离去。“我感到,”他写道,“假如人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和咕哝着的一切全是真事的话,我就不配住在英国;假如这些全是造谣中伤的话,英国就不配让我居住。”1816年4月25日,他乘船离开故土,活着的时候再也没有回来。
正是从这一刻起,拜伦走向伟大境界的岁月开始了。《爱丁堡评论》给予他的打击,第一次激发了他的智力活动。这一次新的打击则使他成了一位战斗的骑士。这次事件被拜伦本人视为他自己最大的不幸,可是他在此以前所写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和他在此以后所写的东西相提并论。这种不幸经由历史的神奇安排降临到他头上的,从而使他不再被人当做偶像崇拜。得以从那种不健康的影响之下迅速解脱出来,并且斩断了他和当时的社会以及社会精神之间那种令人销磨斗志的联系,使他能够比其它任何人都具有更多的战斗资本和更大的战斗力量,以唤起人们对当时的社会和社会精神迸发出会导致它们灭亡的敌对情绪,而这正是拜伦的历史使命。
① 阿皮修斯(Apicius),古代罗马的饕餮者,因贪口腹之欲而耗尽家财后自缢。
② 卡利古拉(C.Caligula)古罗马皇帝,以残暴著称。
③ 海利奥加巴努斯(Heliogabalus),古罗马皇帝,以残暴、好色和耽于反自然的淫行著称。
④ 亨利八世,英国中世纪国王,以性格暴躁、态度野蛮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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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拜伦:隐遁于自己的内心世界

当他第二次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孤独的漫游者的时候,拜伦又专心于那部曾经再现了他青春时期伤感情绪的游记体诗篇了。他续写了《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第三、四章。回想起往日的岁月,他又一次体验到了那青春时期的感情。可是,经过这段间隔,那感情的深度和广度已经和往日在不一般!第一、二两章里鸣奏的和声是由三种单调组成的——孤独的音调、懮郁的音调和爱好自由的音调。现在,这三种音调的每一种都已经比过去清晰得多和响亮得多。

贯穿着这部作品前半部的,是那种导致了对大自然之爱的孤独感。独自“静坐在岩石上,对着滔滔的河水与广漠的荒原沉思冥想”,攀登上渺无行迹的山峦,俯矙着泡沫飞溅的瀑布——这不是孤独,而是和大自然的精神交流;真正的孤独是飘泊于“吵吵嚷嚷的、拥挤而杂沓的人群”之中,既不被人爱,也没有所爱的人(《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第2章第25、26、27节)。我们提起的这几节诗的感叹,可能是由于诗人回忆起自己在美丽的苏格兰山区度过的童年而引起的,或者是他访问了“孤寂的阿索斯山①”上的隐士住屋以后的感怀。这仍然是一种类似华滋华斯式的对大自然的孤寂之爱,来源于诗人对一个陌生的、由不熟悉的男男女女组成的世界的恐惧。华滋华斯的感情和拜伦的感情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华滋华斯是以一个乡村居民和风景画家的态度默默地和细细地口味着大自然给予他的印象,而拜伦则是以一个城里人充满憧憬的神经质的热情去拥抱它;此外,华滋华斯最欣赏幽闲静寂的大自然,而拜伦则喜爱大自然愤怒发威的奇景壮观。

在这部作品的后半部,诗人的孤独感在性质上已经起了变化。当初,哈罗德是作为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青年希望孤独地和大自然做精神上的交流,而他现在则是在已经第一次环游了人事的世界之后,作为一个成年人怀着这种愿望,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显着的差别。现在,他逃向大自然寻求避难所已经不再是出于对人类的恐惧,而是出于对他们的憎恶。在入世不深的人看来显得那幺温良敦厚、那幺正直无私、那幺文质彬彬和富有骑士风度的上流社会,一个大都市最上层的社交界、对他显示了自己的另一面——这另一面是有趣的,但并不美丽。他知道了一个落魄的人能指望寻得多少友谊,他懂得了一个为自己的前途盘算的人唯一能精确计算出来并加以利用的力量,只能是世人的自私自利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所以他再次躲进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他这时候写的诗不是供那些喜欢合群的人阅读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即便是短时期地体验过不与世人交往的滋味;如果他为了避开同类而不惜远离自己的家园去寻求一个崭新的世界和崭新的天地;如果他自愿离群索居,看见走过来一个同类就会觉得自己这一块纯洁、自由的小天地里出现了一个污点——在这样的人的灵魂里,拜伦抒情的感叹将会引起共鸣。

查尔德·哈罗德是一个孤独者。他已经懂得自己“是一个最不适合与人群为伍的人”,因为他做不到“随声附和……决不肯让他的思想屈服于他自己所反对的一切而随波逐流。”但是,

“哪里有崇山峻岭,哪里就有他的朋友出现,

哪里有波涛翻滚的大海,哪里就是他的家园……

沙漠、森林、洞穴、浪花上飞溅的泡沫,

都是他的伴侣;它们所说的是一种共同知晓的语言,

比用他的本国语言写就的典章文籍更加清晰,

他也经常地把这些东西拋到一边。

而去细读那被阳光照在湖面上的

大自然的书卷。”

置身于世人当中,他往往萎靡不振,就象是一只被剪去双翼的野生的兀鹰。但是就他来说,

① 阿索斯山(Athos),希腊爱琴海边的高山。

远远地避开人类并不就是憎恨人类。他所以要“把心儿深深地浸没在它自身的源之中”,并不是因为有所不满或者蓄意挑衅,而是唯恐自己的心“在密集的人群中变得过于灼热”,以致在顷刻之间


“使自己生命的岁月染上致使的瘟疫,

由于我们自己的灵魂趋于枯萎,

而让我们全身的血液都化为眼泪。”


他感到还是离群索居,从而与周围的自然界溶为一体更好一些。巍峨的山峦对于他是一种“脉脉含情的抚慰”,而人群喧嚣的城市对于他则是一种折磨。高山、天空和大海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而他也是它们的一部分,爱着它们是他最纯洁的幸福。在茕茕孑立的孤寂中,他其实是最不孤独的;在这种时刻,他的灵魂意识到了宇宙无穷这一个由它自身得到纯化的真理。哈罗德没有爱过这人世,这人世也没有爱过他。他感到自豪的是,他没有“奉承过它那恶臭的气息”,未曾向它的偶像屈膝下拜,没有装着一副笑脸去应酬周旋,也未曾对庸众的喧嚣随声附和。他虽厕身于他们当中,却不属于他们一类。但他希望人世和他客客气气地分手。因为“我确实相信”,他说,


“虽然没有亲眼目睹,我相信有许多事并非虚妄,

世上的确有不使人受骗的希望,

也有真正的美德带着慈悲心肠,……

也会有一两个人表里一致,从不把人欺诓。”①


孤独感逐渐变成了懮郁感。这种音调也曾在头两章里响起过,但头两章里的懮郁不过是年轻人的不满情绪而已。虚度了青春年华的他,就象是一个冷漠而懮伤的哈姆雷特,手里拿着一具死人的头盖骨,站在阿齐里斯的墓前,哀叹着人生的空虚和荣誉的毫无价值——这个年轻的诗人还从没有尝过荣誉的甘美,事实上,他最渴望获得的东西正是他那幺咄咄逼人地从哲学上进行辩论、假装着谴责和蔑视的荣誉。现在,他已经尝过了名扬四海的滋味,真正懂得了从这种食物里能够汲取到的营养是如何贫乏。

他的心


“犹如一面破碎的明镜,那玻璃镜片

已经碎成了无数小块,映出了

一个人的千百个身影,它虽然不变,

但却随着镜片的碎裂而愈小愈细。”


他在极其深切的沮丧之中转向了大自然的浩淼的洪波——那海洋、那一望无垠、奔放不羁的海洋一扫他胸中郁积的块垒,给予他的苦难以安慰;他在童年时代曾经用手抓住过大海的鬣毛,而大海也象是骏马熟悉自己的主人一样地熟悉他。他爱大海,因为大海是不可征服的,因为连流逝着的永恒岁月都无法在它的额头镌刻下皱纹,它直到今天还在滔滔翻滚,就象它当初在宇宙洪荒之际滔滔翻滚于天地之间一样。可是,自然界的一切景象都使他记起了人世的悲欢。从遥远的天际传来的隆隆雷声,在他听来就象是警钟在鸣响;“我心头的钟声就是失眠——假使我是在休息。”就连那波平如镜的秀丽的涅密湖,也不能给他的内心带来平静和甜蜜;在他看来,涅密湖“平静得恰象是深深埋藏在心底的仇恨”(第4章第173节)。

① 《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三章第一一四节。(原注)

他的懮郁实际上变成了满腔怒火。假如他能够把自己的全部激情都“溶注入一个字眼,”他将会说“那个字眼就是闪电。”“绝对不要安闲!”是他的处世箴言。“静默对于一颗激动着的心来说无异是一座地狱。”他的灵魂里藏着一团火,一旦燃烧起来便不会熄灭,它的火焰将愈升愈高,愈烧愈猛;对于心中燃烧着这样一团火的一切人来说,它是一种致命的狂热。


“这就造成了许多疯狂的人物,他们又以

自己的狂热感染世人,使人们疯狂;

叱咤风云的征服者和争霸称雄的帝王,

创造各种教派和演说理论的宗师巨匠,

还要把那些诡辩的哲学家、诗人和政治家们统统算上,

他们全都不愿意平静地安度自己的时光,

竭力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激起翻腾的巨浪,

他们愚弄世人,又被世人目为荒诞痴妄,

他们被人羡慕,但又是多幺不值得被羡慕的对象!

啊,他们的内心是多幺痛苦!剖开其中一人的心胸,

便是一座会使世人醒悟,不再去追求荣誉和权势的课堂!


他们的呼吸犹如狂飙,他们的生命好似风暴,

他们驾御风云,结局往往是跌落坠倒,

但却是那样习惯于、迷恋于投入斗争的漩涡,

一旦逃脱了过去的苦难,平静的晚年逐渐来到,

他们就会感到郁郁寡欢,觉得凄凉而无聊,

于是在这样的心境中死去,就象一盏

无人添油的灯,火焰在摇曳中缓慢地熄灭掉,

或者象一柄被扔弃的剑,逐渐腐蚀掉自己和身躯,

耻辱地长满锈痕,失去它原有的光毫。”


接着,哈罗德以更加绝望的音调呼叫:


“我们从青春时期就枯萎凋零,剩下苟延残喘的光阴,

疾病缠身——福泽无份——饥不得食,渴不得饮,

虽然直到最后,在濒临死亡的惨境,

还有一个如我们最初所寻求的幻影仍在把我们诱引——

但一切都太迟了——这样我们就遭受了双重的不幸。

爱情、名誉、贪欲、野心——全都一样,

无一不是可鄙的邪恶和毫无价值的幻影,

因为它们虽然名称相异,却都是转瞬即逝的流星,

而死亡就是它们的火焰熄灭之处冒起的黑色的烟云。

…………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畸形的天地——其中的

万象并不谐和一致——是一种严酷的天意,

是一块洗刷不清的罪恶的污渍,

是一棵无限伸展的毒树在摧残着树下的一切,

大地就是它的根,天空就是它的枝干和树叶,

象洒落露珠一样在人们的头上降下瘟疫——

洒落下疾病、死亡、奴役——一切看得见的灾劫,

更坏的是,还有那无形的灾难令人战栗。”……


在《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第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对自由的热爱(长诗的琴弦上弹奏出的第三种曲调)已经升华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能够摆脱开人世间的苦难(德国人称之为“世界的苦难”)使诗人的灵魂完全沉浸于其中的绝望情绪。它之所以具有这种力量,是因为它提出了一项实际的目标。在他第一次游历葡萄牙期间,查尔德·哈罗德便曾经深有感触地呼喊过:“啊,但愿这些山峦能维护一个生而自由的种族!”他还对西班牙人大声疾呼:


“醒来吧,西班牙的儿郎!醒来吧!前进!

听吧,这是你们古代的骑士女神呼叫的声音。”


也是在他这第一次旅行当中,他对着那总是在指望别的国家援助的被征服的希腊人这样大声疾呼:


“世世代代做奴隶的人们!你们可知道

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自己拿起枪刀;

必须举起右手,才能把征服者打倒?

难道高卢人或者莫斯科人会给你们伸张公道?

不!他们也许会击败你们的骄傲的掠夺者,

可是自由的传动决不会为你们明烛高烧。

…………

除非雷斯德萱①的勇敢精神又一次复兴,

除非底比斯再出现一位伊帕密伦达斯②那样的将领,

除非雅典人的孩子又被赋予一颗坚强的心,

除非希腊的母亲们重新生育出一大批俊杰豪杰,

你才能够重振国运,否则那样的日子决不会来临。”


但是,他当时对自由的热爱还纯粹属于五种政治性质;这是一个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目睹别的国家不能摆脱异邦的奴役而产生的愤怒,而这种奴役是他自己的国家做梦也决不会想到能够接受的。

现在,他进上步懂得了自由这个字眼更广泛、更充分和更普遍的含义。现在,他感觉到自由思想是一切精神生活首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


“然而让我们大胆地思索吧;放弃

我们思想的权利就是卑鄙地拋掉理智——

因为思想是我们最后的、唯一的避难之地,

至少这一处地方公然将属于我自己。

纵使这神圣的机能,从我们出生的时候起,

① 古代斯巴达别称。

② 底比斯,古希腊彼阿提亚的国都。伊帕密伦达斯,约生于公元前418年,死于公元前362年,著名的民民主政治家和战功卓著的将领。

就一直深受着束缚和折磨——被限制,被禁闭,

只能在黑暗中发育,唯恐趔的光辉

会过分明亮地在那一片幽暗的心田上倾泻,

但光明终难遮蔽,漫长的岁月和高明的技艺

终将剔除那使人愚盲的阴间的云翳。”


而且他的意思不仅仅是要思索,而且是要行动。他向伟大的复仇者“时间”发出呼吁;他向这位复仇者倾诉他自己曾经如何以平静而骄傲的心情承受了世人的憎恨——曾经如何经受了形形色色的恶意攻击,


“从严重的罗织罪名到细小的背信弃义,

…………

从诽谤者唾沫飞溅的一片狂吠,

到少数卑劣小人的窃窃私语,

以及那蛇蝎似的一群喷吐出的更加阴险的毒液”——


最后,他以这样一句祈祷作为结尾:“但愿我的灵魂所经受的这番折磨并不是毫无意义!”

现在,当他看到罗马城的巨大废墟,他个人的哀愁便逐渐淡薄而最终化为乌有了;怀着一种夏多布里安使他的作品《殉教者》①的主人公所具有的萨尔比西乌斯②那样的心情,他感觉到,和那种使希腊的城市一个个荡然无存的命运相比,他个人离合悲欢的身世实在算不了什幺。他写道:


“啊,罗马,我的国土!灵魂的城!

逝去的帝国遗留下的孤苦的母亲,

心灵的孤儿们必定会对你向往,

同时深深地隐藏下他们胸中卑微的不幸。

…………

那位罗马的不朽人物图里乌斯的同乡好友航行的路途,

我少年时代浪迹天涯时也曾经走过。③”


而当他不仅仅满足于思想的自由,进而把注意力转向实际问题,以致一心一意地投入当时伟大的政治斗争中去的时候,他便不再局限于对于已逝去的一切重复着陈腐的祈祷,或是仅仅向威尼斯大声疾呼地警告,指责她已经使自己多少个世纪的光荣沦落进被奴役的泥潭,甚至

① 《殉教者》(Les Martyrs),长篇史诗,写成于1809年,以中世纪的神秘传奇与古代神话为题材。

② 此处指的是罗马著名文学家和政治家,图里乌斯·西塞罗的好友,罗马人塞维乌斯·萨尔比西乌斯。当西塞罗的女儿夭亡里,萨尔比西乌斯致函慰问西塞罗,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从亚细亚归国途中,……我开始眺望周围许多城邦的远景:爱琴那在我后边,密加拉在我面前;比拉乌斯在右,柯林斯在左;所有这些城市往日都曾经繁华一时,声名远播,而今却业已化为废墟。目睹此种情景,不觉感慨系之,悲从中来!唉,唉!每逢我们的一位友人死于病榻或战场捐躯,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总是多幺难受和痛苦啊,然而此时此地,我们眼前横陈着这幺许多城市的尸骸,我们的感受又当如何?……”以此来劝慰西塞罗开阔心胸,以哲人的达观来抑制一已的悲哀。

③ 见上注。

认为她倒不如完全被淹没在波涛之下还稍能保持体面。不,他已经不再以此为满足,而是大胆地向强大的权势,向滑铁卢的战胜者们发动了攻击,他鄙夷地把这些战胜者形容为:“和那位一度使不可一世之辈纷纷俯首屈膝的人物①相比,他们不过是一群模仿猛虎的庸犬”;接着,他又从当时欧洲波澜壮阔的一系列斗争的表面政治现象上笔锋一转,进而探讨它们内在的社会意义。

显而易见,他说,法兰西已经连根拔除了多年因袭的偏见,使“那些从开开辟地以来便长存于世的古老的一切”统统化成了一片废墟,但结果却落得个徒劳无益,就在这同一片废墟上重新修起了地牢和帝王们的宝座。“可是这种情况决不会长久维持。”人类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即使法兰西“醉醺醺地喝着人血而呕吐着罪恶,”


“但是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而仍飘扬空工,

招展着,就象大雷雨一般勇敢地顶逆狂风;”

你的号角虽也中断,余音逐渐消亡,

仍然是暴风雨过后最嘹亮的声响;

你树上的花朵虽凋零殆尽,树皮也饱受斧钺摧残,

看起来那样伤痕遍体,真个是粗陋不堪,

但是树浆依然保存——而且种籽深深地埋入了土壤,

甚至已经深深地播入北国的胸膛;

因此,一个更加美好的奏将会把

更加甜美的果实献上。”

而关于他自己,诗人是这样写的:

“然而我生活过来了,生活得也并非空虚徒劳,

我的心或许会变得萎靡不振,血液中的热焰不再燃烧,

我的躯体或许会在激烈的痛苦中逐渐毁掉,

但是在我的灵魂里确实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素质,

虽然不为人们所感知,却经受得住时间和磨难的煎熬,

我死而它犹存,正象一张无声的七弦琴

长留在人们记忆中的音调。”


于是,在这部美丽的诗篇里所表达的三种主要的感情——孤独感,懮郁感以及对自由的热爱——便逐渐汇合成一种更伟大的感情;随着每一章诗篇的写就,诗人的心胸变得愈来愈开阔,感情愈来愈深刻。华滋华斯把他的自我和英格兰化为一体;司各特和穆尔在他们的诗歌里表达了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感情;但是拜伦的自我却代表了普遍的人性;它的懮愁和希望正是全人类的懮愁和希望,当这个自我以一种男性的强有力的风格隐缩进自身之中,在一段时期内完全为孤独的哀愁所浸没的时候,那种哀愁便扩大成为对人类一切苦难和哀愁的深切同情;那个坚硬的、自私的自我之壳破裂了,从中迸发出了对自由炽热的爱,这种爱强烈地感染了和诗人同辈的整整一代人,使他们的思想境界开阔了。现在,诗人的心和宗教信仰已经一脉相通,因此他大声疾呼:

“古代波斯人把他们的祭坛修建在高原

和俯矙大地的山峦之巅,

这一切并非偶然。……

……来吧,把那些哥特式、希腊式的

圆柱庙堂和安放偶像的神殿

① 指拿破仑。

和大自然敬神礼拜的场所——大地和蓝天

比较一下吧!不要死守住自己的蜗居留恋眷眷,

不要把你信仰的天地限制得那样狭小,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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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11 19:39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是全部的吗?
太谢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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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0-11 19:42 | 显示全部楼层
Originally posted by 独孤杨过 at 2005-10-11 07:39 PM:
这是全部的吗?
太谢谢你了!!!!!!


还有一段(别谢我啊,要谢就谢byronrike,这么长都是他录入进去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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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0-11 19:42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 拜伦:革命的精神

在浏览了滑铁卢战场之后,拜伦取道莱茵河前往瑞士,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月,大部分都是居住在日内瓦附近。在那里的一所供膳公寓里,他第一次遇见雪莱。雪莱比拜伦小四岁,在《麦布女王》出版的时候,他曾经送给拜伦一部,但是随着这本书寄出的一封信送错了地方,于是他们之间没有进一步来往。雪莱比拜伦先到日内瓦两个星期,由玛丽·葛德文以及她那个总是热情地崇拜拜伦的异母姐妹简·克莱蒙特陪同。拜伦的私生女阿利格拉便是他和这们年轻女士短期关系的收获。
和雪莱的交往在拜伦的心灵上产生了一系列他可能接受的最强烈、最深刻的印象。首先是雪莱的人格和人生观给他留下的强烈印象。在雪莱身上,拜伦第一次接触到了一个思想完全现代化和完全解放了的人。拜伦尽管是一位天才,能够把一切和他的气质相投合的事物都融化进自己的思想,他所接受的教育却并不完备,无论在哲学或文学上都是如此;指导着他行动的从来都是同情心而不是信念。现在,雪莱站到了他的面前:这是一位早已摆脱了怀疑观念、焕发着使徒般的热情的、真正的人道主义鼓吹者。周旋于伦敦社交界的放荡生涯和私生活的不幸所造成的沉重负担,使拜伦一直得不到心灵的平静或闲暇来思索人生或者改造人类的问题;他过去一直太关心自己了。现在,在他的文学生涯中,正当他的自我开始扩展视野的时刻,他遇到了一个精神上经受过火之洗礼的人。他欣然接受了新的影响;在他这时所写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明显地察觉到这种影响。《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三章里无数泛神论的感叹、无疑全都是和雪莱谈话的收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文字写得很美的一节(第三章第一百节),在那一节诗里,自然界的万物都被认为是“不灭的爱”的体现——而“不灭的爱”正是雪莱关于爱和美是支橕着世界的神秘力量的那种理论中的用语。在他的一篇日记里,拜伦得自雪莱的泛神论思想已经走得非常远,以致他写出了这样的话:“环绕着克拉伦斯以及对面的梅勒利埃山峦的一切景物所体现出来的情感,同仅仅是个人间的爱恋之情相比,属于一种更高和更广泛的范畴;这是意识到有一种最广阔最高尚的爱存在着的感情,意识到我们自身和这种爱所体现的善化为一体并且意识到了这种爱的荣耀的感情;这是宇宙的伟大法则,在那里,这种爱更加凝缩了,但表现得同样明显;同时,虽然我们深知自己是它的一部分,我们却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存在而融化于整体的美之中。”

在《曼弗雷德》的精灵出现的场面里,也可以看到雪莱的影响,特别是这部诗剧的第三幕,那是按照雪莱的意见改写的。至于《该隐》,即使雪莱并没有实际参与写作(雪莱本人证实了这一点),假如拜伦没有见过他,作品肯定也绝不会写得象现在这样。

这两位诗人一道参观了锡隆古堡,并且饱览了它周围的美丽景色。①在这里,拜伦感受到了第二个将使他的诗作从中得到收获的强烈印象——对阿尔卑斯山的印象。拜伦刚从伦敦客厅牢狱似的窒息人的气氛中走出来,现在得以长久地眺望那千年不化的皑皑白雪和那高耸入云、挺立在人群顶空的巍峨的山峰,这对于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在诗歌创作上堪称拜伦先驱的夏多布里安憎恶阿尔卑斯山,因为阿尔卑斯山的雄伟使他的虚荣心感受到压抑,而拜伦置身于这些峰峦之间却感到十分惬意。

《曼弗雷德》是拜伦这一时期感受了大自然的印象的直接成果,它的最令人赞叹之处就在于它是一幅无与伦比的阿尔卑斯山风景画。泰勒曾经武断地讲过一句语气很重的话,即认为拜伦在《曼弗雷德》里所写的阿尔卑斯山精灵不过是一些戏台上扮演的神而已,可是当泰勒这样说的时候,他自己并没有到过瑞士。
确实,比起这里,再没有别的环境能够在同样的程度上影响人的心灵倾向于把大自然人格化了。就连普通的游客都感受到了这种影响。我还记得,我自己有一天黄昏站在里吉峰的顶端,正在向下眺望着山麓美丽的湖泊和那紧贴着湖面飘动的水蒸气的雾霭。突然,在远

①      锡隆古堡在日内瓦湖畔。十六世纪的瑞士爱国志士庞尼瓦曾被囚禁在这座古堡里达六年之久。拜伦曾写有长诗《锡隆的囚徒》。

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小团厚实的白云。片刻以后,当这团白云到达皮拉图斯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一大片雾气腾腾的云块。这片云块以令人惊骇的速度向前飞驰,张开它那垂天的云翼遮蔽了整个苍穹。在它向湖面逐渐下沉的时候,它裹住了无数山峰,笼罩住连绵起伏的山脊,充塞于千百道深涧幽谷;然后,这一片浓云更加广阔地向四外扩展,始而如阵阵轻烟回旋着升向天空,继而象沉重的铅块向城市和乡村的顶端坠落,把一切色彩都消抹干净,使天地之间只剩下了单调的茫茫一片灰幕。皑皑的白雪,青翠的树丛,阳光映照下云蒸霞蔚、五采斑斓的光和色都被吞没了,于一剎那之间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仅仅在一瞬间以前还在随意地巡视着无涯天空的人们的眼睛,这时却好象受到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不由得紧紧盯住这混沌空蒙的云团,而它则以一颗开天辟地时期的星球那风驰电掣的速度穿过天空,飞快地向眺望者逼近。它象是一支天国的大军,于影影绰绰之中但见千万名武士骑着展开双翅的沉默的飞马,以密集队形向前奔腾,其摧枯拉朽、排山倒海的气势远非任何一支人世间的军队可比,它又象是亚细亚的游牧民族或者匈奴王阿提拉的千军万马,铁蹄所过之处,一切都被扫除得荡然无存。假如你是北欧人,这时便不由得会想起播散云雾和冰雹的瓦尔齐里女神的队伍。

①云雾一抵达里吉峰,那里的眺望者便彼此都看不见踪影,一个接一个从同伴的视线中消失;冷湿的雾气地裹住了每一个人,封闭住他们的嘴,沉重地压迫着他们的胸膛。

这一类自然现象使人想起了在曼弗雷德面前出现的精灵。拜伦当时的日记整段整段地被他用进了自己的诗里。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他信笔写下的日记原文就其文笔之摇曳多姿而论,丝毫也不亚于他以同样的内容写就的诗句。“抵达格木达沃德;午餐后继续骑马登山,行抵更高的冰川——该处冰川犹如一团被冻结凝固的飓风(在《曼弗雷德》一诗中,由于诗韵的关系,写成“转瞬之间被冻结凝固的暴风雨翻滚着的泡沫”)。星光熠熠,景色秀美,但山间小径委实崎岖难行!……偶有微弱的闪电,但整天风和日朗,犹如上帝创造天堂乐园时之天气。穿行过叶败枝残业已完全枯凋的一从松林,树干裸露,树皮剥落,光秃秃的枝丫无一丝生气;仅仅一个冬天便造成了如此凄凉的景象——这一派衰败没落的景象不禁使我油然而想到我自己和我的家族。”所有这些词句后来只略加修改,便都变成了他的诗行。
拜伦和雪莱在一道度过的日子是大有收获和颇为愉快的,可是,假如没有他们的一些同胞讨厌的干扰,他们本来会更加幸福。这些人出于好奇,一直尾随着他们的足迹,不断窥探这两位诗人的行动。英国的游客们往往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礼态度强行闯入拜伦的住所。当这种行动遭到阻拦的时候,他们便拿着望远镜站在海岸边或者大道上守候,或者越过园墙向室内偷看;旅馆的侍者往往被收买,就象后来威尼斯的船夫一样,向外面传播两位诗人的一切生活情况。第一项传播开的谣言便是:拜伦和雪莱同他们的两个姐妹“互相淫乱”;这样的谣言愈传愈骇人听闻,以致最终把两位诗人描绘成了恶魔的化身。因此,我们读到下面的报导,自然就不会感到怎样惊异:据说,有一天在斯达尔夫人家里,当通报拜伦来访的时候,一位虔诚的英国老太太,小说家赫维夫人听到这个名字竟然吓得晕过去了,好象——用拜伦的话来说——‘魔鬼陛下’本身就要来临一样。”
在我们看来,当时人们对于拜伦竟然会这样害怕是十分荒谬的。要理解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们便有必要来研究一下他在日内瓦湖畔停留期间最后一项强烈的感受,也就是他在原原本本地知悉某一种诽谤他的流言的内容以后的感受。这种谣言已经在英国流传了一段时间,而且被普遍地信以为真。这就是比彻·斯陀夫人在六十年代大肆宣扬的那类故事(据她讲,那是由拜伦夫人亲自向她秘密透露的,据说“那位夫人讲这件事的时候,她那幽娴静淑的面容闪现了天使般圣洁的光辉”云云),也就是关于拜伦和他的异母姐姐奥古斯塔·李之间存在着乱伦关系的传说。随着岁月的推移,确信这种关系存在的想法在拜伦夫人的心里愈来愈根深蒂固(正如发表于1869年的一篇题为《美多娜·李》的作品所证实的那样),以
① “瓦尔齐里”是北欧神话中由女神组成的一支侍卫军,她们白肤金发,闪光的头盔和胸甲光彩夺目,一手持盾牌,另一只手握着烈焰熊熊的火矛,以云为马驰过战场上空;不断播放着大雾和冰雹。
致当奥古斯塔的女儿美多娜处于困境来向她求助的时候,她竟然毫无顾忌地当面告诉美多娜,说美多娜的父亲并不是李上校而是拜伦勋爵。拜伦夫人同时还答应以后长期负担她的生活费用——可是她后来并没有兑现这一诺言。
拜伦离开英国的时候,显然完全不知道或者说几乎完全不知道这种流言。他可能没有把报纸上攻击他的文章全部读遍。他自己写道,只是在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以后,他才全部听到了他的敌人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文章,他并且责备朋友们不应该把这许多事都瞒着他。正是在瑞士的时候,他知道了这一切。因此,知道了这一背景,我们便不难理解他当时写给奥古斯塔的那些诗篇的全部意义了。在《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三章里,我们看到了以下这一节诗行:

“正如刚才所说,还有一颗温柔的心
和他的心紧紧相连,连结它们的纽带
远胜过教堂中世俗的联姻;
纵然并非夫妇,那种爱纯洁而坦荡,
两心永不分离,世人恶毒的诽谤又有何妨?
感情的纽带在打击之下越发坚强,
虽然这打击最易使女性心惊胆丧;
任海枯石烂,这种爱永不会改变,
伫立在异国他乡的海滨遥相祝愿,
他的心向那另一颗心倾诉他别离的思念。”

《诗寄奥古斯塔》也表达了类似的感情,而那行“尽管受到诽谤,你却坚定不移”的诗句(见他写给她的第二首诗)表明,奥古斯塔也同样知道这些骯脏的谣言。
现在,我们也同时明白了何以拜伦会在瑞士突然对拜伦夫人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在他们夫妇刚一分居的时候,拜伦曾经写道:“我不相信世上还会有比拜伦夫人更好、更聪慧、更温和、更可爱或者说更计人喜欢的人了”,他并且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归咎于自己的粗暴和不善于体贴别人;但他现在却只看到她性格中的缺点;正是在上文刚刚提过的那种诬陷所产生的强烈影响之下,拜伦才开始了对一个妇女的不光彩的斗争(而如果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背景,这场斗争看上去就会是完全不可谅解的了),并在《唐璜》第一章里的唐娜·伊涅兹身上为他的妻子画下了逼真的肖像。
针对拜伦夫人的那些决定性的而且是真正毁灭性的证据,是1869年在《评论季刊》上被披露的。她在分居以后写给李夫人的七封信和便笺全都被发表出来了,这些信笺里充满了温柔的情意以及表明这种情谊永远不会改变的保证。信里说,得悉李夫人和拜伦勋爵在一起对她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我还可以做你的妹妹吗?我现在必须放弃享有这种资格的权利了,但我并不认为这会改变你一贯对我我的亲切感情。”“当我说,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你的情谊始终是我最珍视的,是最能够增地我的幸福的,至少我在这一点上讲的是真心话。这种感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即使你今后责怪我,我对你的家也丝毫不会减少。”这些就是拜伦夫人写给李夫人的话,而在许多年以后,她却对这位妇女大肆攻击,硬说李夫人是把她从她丈夫身边赶走的罪魁祸首。拜伦夫人和李夫人之间的这种友好通信,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拜伦去世。拜伦最后一封未写完的信是这样开头的:“我最亲爱的奥古斯塔,几天前我从你和拜伦夫人那里听到了关于阿达健康状况的消息。”事实上,奥古斯塔始终是他们夫妇之间的调停人。但拜伦夫人后来却硬要我们去相信,她一贯认为奥古斯塔就是给她带来不幸的人之一,是一个乱伦的罪犯等等,这是多么荒唐的谎言和疯狂啊!
对,正是疯狂,因为正如《评论季刊》所指出的那样,“最初,拜伦夫人对她那位有才华的丈夫的行为作不出别的解释,而只能假设他是疯狂;现在,好象是出于某种因果报应,对于拜伦夫人自身的行为,慈善的道德家们同样找不出其它任何解释,而只能假设她也是疯狂。但是,他们夫妇两位的疯狂有这样一种显著的差别:拜伦是病态地夸大他自己的罪恶,拜伦夫人则是病态地夸大她自己的美德;拜伦的偏执狂表现为要想变成他实际上不可能变成的罪犯,而拜伦夫人的偏执狂则是希望变成她实际上不可能变成的圣徒。……拜伦在疯狂的心境中竭尽全力自我污损他本人的名誉,而拜伦夫人的自我妄想却总是驱使她去损害所有和她最亲近并且本应该是她最心爱的人们的名誉,这两种谵妄症究竟哪一种更危险或者更不可爱呢?”①
因此,瑞士在拜伦脑海中留下的最后印象,便是这种诽谤会使人精神崩溃的最恶劣印象,他的思想总是围绕着这种谣言团团打转,而他身上的艺术家气质也越来越为它所吸引。乔治·桑曾在她写给圣伯甫的一封信里,以简洁的笔触描述了她自己以及一般诗人们的气质。她是在谈论哲学家尤夫罗瓦——他曾经表示过要人把他介绍给乔治·桑的愿望,但是乔治·桑对于这位极端严格和缺乏想象力的道德家却有些害怕。她写道:“我有一两次问过自己:吃人肉是不能被准许的吗?你对你自己讲过:无疑存在着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吃人肉也许是可以被准许的。可是尤夫罗瓦却对他自己这样说:从来没有任何人产生过这种念头等等。”——这是关于诗人的气质不同于观察家和道德家的气质所下的一个聪敏的定义。
拜伦属于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往往听凭自己的想象力和思考力任意驰骋而不加任何约束;他非常喜欢沉思冥想,而且任凭自己的幻想触及为一般人所害怕和回避的事物。他曾经抓着一把匕首狂呼:“我希望能体验一下犯了凶杀罪是什么滋味,”——这件(曾经令人毛骨悚然的)有名的轶事所意味着的无非就是这种胡思乱想,不过如此而已。故意让自己的思想沉浸在伴随着罪恶的恋爱产生的犯罪感之中,就如同想象自己犯了杀人罪以后是什么心情一样,对于拜伦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例如异教徒和莱拉,都犯了某种神秘的谋杀罪;而且,如所周知,人们很快便认为拜伦本人也犯有他笔下的主人公所犯下的那种罪行。甚至连年老的歌德也被涌进他耳中的这类流言所迷惑,以致认为(在他评论《曼弗雷德》的文章中)那些说拜伦在佛罗伦萨如何胡作非为的荒唐传闻“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虽然拜伦事实上只在那里停留过一个下午。那个荒唐的传闻说:拜伦在那里曾经和一个已婚的年轻女子通奸,结果那女子被他丈夫杀死了,而她的丈夫又被拜伦杀害。正如同当时的公众看了莱拉的悲剧风貌,往往认为这就是拜伦本人犯了杀人罪的证据一样,今天的观众看了曼弗雷德的绝望神态以及该隐和他妹妹的成婚,也往往会认为这些就是拜伦有乱伦罪的凭证。因此,无怪拜伦和穆尔曾经打算写一部虚构的《拜伦勋爵传》,准备在那本书里描写捧勾引了无数的妇女和杀死了无数的男人,以便用这种比谣言传播者造的谣言更加荒唐得多的手法使他们闭嘴。后来,两人只是由于害怕公众会对这样的游戏文章信以为真才放弃了原来的打算。
在拜伦和雪莱的谈话当中,兄弟姊妹之间的恋爱很可能是他们经常议论的话题,而且,从雪莱本身当时也为这个无益的问题所烦扰的事实来看,他们经常议论及此就更加是可能的了。最使拜伦感到愤怒的事,莫过于那些信奉《圣经》的正统基督徒在兄弟姊妹恋爱问题上所显示的那种虔诚的恐怖模样了,因为在他们所信仰的《圣经》里就有这样一个内容:人类的祚最初是一男一女,以后正是靠兄弟姊妹之间的通婚来繁殖的。因此,他在《该隐》一书里特别强调了该隐和阿达是兄妹的事实,并且让卢息弗向阿达解释说,她对她哥哥的爱并不是一种罪恶,虽然她的子孙后代如果产生同样的情热就将是一种罪孽;对于这番议论,阿达非常合乎逻辑地回答说:

①《评论季刊》,1869年10月号,参见卡尔·埃尔泽(Karl Elze)的杰作《拜伦勋爵》第179页。(原注)
“本身不是罪恶的罪恶
是什么东西呢?罪恶或者美德
是环境能够造成的吗?”

《曼弗雷德》和《该隐》是上文所谈的那些心理因素的产品。《曼弗雷德》是两部作品中较次要的一部。它不能和歌德的《浮士德》并驾齐驱,虽然《浮士德》是在它的启发下写出的而且经常被归为一类。歌德自己说过,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作出一篇精彩的演讲。事实上,从那以后,人们已经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大量的论述,而在这类论述中,就我所知道的来说,泰勒的文章要比其它任何人的文章都更加具有独到的见地和才华。
只有在一点上,《曼弗雷德》超过了《浮士德》。在批评家看来,要判断一部作品不同部分的价值大小,最有把握的一条标准就是,要看他读过这部作品不同部分的价值大人,最有把握的一条标准就是,看他读过这部作品一段时间以后,还能记起哪些部分而忘掉了其余的内容。我肯定地知道,在我读完《曼弗雷德》一年以后,我还能记住的作品的部分内容,就是书人主人公临死时的场面,曾经对自己作了那么严厉的裁决的主人公,先是斥退了修道院长,拒绝了他假惺惺地要对曼弗雷德讲的那番安慰之词,然后又高傲而轻蔑地把那些邪恶的精灵从他面前赶走,他和这些精灵毫无共同之处,也从来不曾让它们拥有一星半点控制他的权力。这个人迥然不同于那个把自己出卖给靡非斯特并且在地神面前跪下的浮士德,他们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显著的。比起那位德国诗人来,这位英国诗人的心目中有着一种独立的男子汉气概的更加崇高的理想;拜伦笔下的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男子汉,歌德笔下的主人公则只是一个典型的普通人。死去时和活在世上一样孤独的曼弗雷德,同天堂和地狱 都一样地无缘。他是自已的起诉人和审判官。这就是拜伦充满男子汉气概的伦理观点。他要一直攀登到那已经超过雪线、不容人类的弱点和委曲求全有任何立足之地的孤独的高峰之上,他的灵魂才能够自由地呼吸。而阿尔卑斯山的景色正是适合他的主人公活动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背景,他笔下的主人公那严峻的野性和这类山野风光正相投合。
但是在《曼弗雷德》里所显示的,只是拜伦的天性里以自我为中心的一面。他那博爱众生的同情心在《该隐》这部作品里才第一次充分地表现出来。《该隐》是拜伦的信仰的自白——也就是说,是他的全部怀疑和全部批评的自白。我们知道,他既不象雪莱和德国的大诗人们那样通过思考而具有一种解放了的、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不具备现代作家那样的有利条件,不能把他自己关于过去和今天的信仰问题的观念和想象置于已经为自然科学和《圣经》的科学考订所确证了的事实的基础上;当我们记起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便不能不赞叹拜伦的作品在探讨人生的一些最重大问题上所显示出来的智力和认真精神了。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个人,拜伦在自由思考方面正如他在政治方面一样,都不是一个内行。他那令人赞叹的推理能力使他反对和理性相违背的信仰;但是,正象十九世纪初期——也就是说,当宗教和科学在其发殿过程中取得显著的进展以前——的大多数伟大人物一样,他既对一切抱怀疑态度同时又十分迷信。早在童年时代,宗教就被弄成了使他十分厌烦的东西;他的母亲总是定期地硬拉他上教堂,而他在极度厌烦的时候,便用针戳他的母亲作为报复。到青年时代,他对英国教会以三十九条教规为内容而死死拘泥于字面的信仰感到十分厌恶;他在笔记本中写道:“教我不要去运用理性而只是去信仰,那是毫无用处的。那就等于是让一个人不要醒着而只是永远昏睡。”对于永恒的地狱烈焰的信仰是一个被他拿来取笑的永恒的话题。他在1822年写给穆尔说:“你还记得当一些乡下人上书给腓特烈大帝,控告他们的副牧师在讲道时不该否认地狱里种种酷刑的存在,腓特烈大帝是怎样答复他们的吗?那话是那样讲的:‘如果我的施劳森豪森地方忠实的臣民们乐意接受永恒的处罚,那就随他们的便吧!’”他在《唐璜》里还写下了这样几句使他的同胞们大惊失色的诗行:

“毫无疑问,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甜酒和真正的宗教
含有更多的麻醉人的酒精了。”①

他厌恶教士。据特列劳尼讲,拜伦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教士们什么时候爱护过天才?如果他们的黑袍队伍里有一个人敢于独立思考,那个人就会象斯特恩或者斯威夫特那样被赶出他们的行列或者遭到摒弃”;穆尔也提到过拜伦的这样一句激愤之词:“这些下三滥的教士们要比所有不信教的人对宗教造成的损害还要大。”不过,尽管他嬉笑怒骂地发了这一通议论,他对宗教的感情还是犹豫不定的。他还不敢确认雪莱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的那些结论,而且特地把自己的小女儿送到一所修道院里去读书,以便使她不为他和雪莱夫妇之间怀疑宗教的议论所影响。雪莱写的一封文词优美而极有特色的信,明确地证实了拜伦在宗教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态度。他写道:“拜伦勋爵给我读了穆尔写给他的一两封信,在这些信里,穆尔很客气地谈到我;不用说,听到一位我引以为荣地承认其才干高出于我的人对我的称赞,我只能感到受宠若惊!不过,穆尔在谈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似乎不赞成我在宗教问题上对拜伦勋爵的心灵造成的影响,并且把《该隐》这部作品里出现的基调归因于我的建议。……我知道你是理解穆尔的。请你告诉他,我在这部具体作品上确实对拜伦勋爵不曾有过丝毫的影响;假如我有过这种影响的话,我肯定会运用它从他的伟大的心灵里抹掉关于基督教的种种臆想,因为尽管他具有理性的思考力,这些臆想似乎仍然经常不断地萦回在他的脑际,潜伏在那里等待着他患病或者烦恼的时候来主宰他的心灵。《该隐》一书是在许多年前构思的,在我去年于拉文纳和他见面以前就动笔写了。我对这部不朽的作品丝毫没有插手,没有起过一点点哪怕是间接的影响,这对我来说该是多么愉快的事啊!”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个人,拜伦在那个人们普遍关心的大问题上,并没有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所以,下面的事实也就给我们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在他的诗赶时髦,拜伦的天才竟以那样一种方式主宰了他的心灵,以致使他在自我思辩中成为伟大的胜利者,能够用绝对明确的态度去中肯地剖析各项重大问题。在被宗教正统思想窒息得失去生机的1822年的欧洲文学中,《该隐》的问世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是预告大叛逆来临的先驱;或许只有十四年后斯特劳斯的《耶酥传》在科学界造成的影响差可比拟。德国的伟大诗人们在他们那开明的希腊主义运动中,丝毫没有触动正统的宗教信仰。而这位不如他们开明的诗人是被拘囚在宗教教条的牢笼里的,他烦躁地在笼子里不断地转圈,就象一头被囚禁的野兽一般,不断地震撼着这个囚笼的栅栏。
《该隐》不是一篇由灵感触发的急就章——不是一部疾风暴雨、电闪雷鸣式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拜伦完成了一项对气质上热情奔放的人来说是最最困难的任务——这项任务的完成确实是道德观念最大的胜利——他使自己的激情得到了疏导,也就是说,他让那狂暴的感情之激流起到了滋润心田的作用。这部戏剧是经过深思熟虑写出的作品——是进行了深耕细作的思考之作,是具有那种能穿透一切的尖锐性和洞察一切的推理力的作品。在这里,比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更适用歌德让拜伦讲到他自己(就象《浮士德》第二部中的欧福良)②的一句话:他厌恶一切可以轻易获得的东西,而只喜欢必须经过艰苦奋斗才能赢得的事物。但
①      拜伦提到的关于腓特烈大帝轶事中的这段话,一定是我在达伦贝尔的《元帅阁下的颂歌》中见到的一个故事。*……
参见《腓特烈大帝与H·戴·卡特及卢齐西尼侯爵的谈话》,弗里茨·比绍夫博士编,1885年,莱比锡。(原注)
②     *以下略去一段法语译文,因与本书主题无关,故删去未译。
③      歌德在《浮士德》第二部中所创造的形象欧福良,是浮士德和海伦所生之子,他放荡不羁,追逐少女,参加革命战争,后因飞得太高而坠地身亡。这个形象事实上就是拜伦。
是,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完全是在冷静的控制之下运转着的思维机械的槌击和捣碾,其实是由一种灼热的、燃烧着的想象力在推动着的,而处在这一切的正中央的,是一颗剧烈跳动着和啜泣着的心。拜伦从自己的信仰那里得到的帮助,正象他从自己的怀疑主义那里得到的帮助一样多。他完全不加雕琢地采用了他在圣经《旧约》里找到的故事。他不是把故事里的人物当作象征性的形象,而是当作真实存在过的人来写的,并且是真心实意地这样自待他们的——他的怀疑主义精神是一贯攻击一切宗教传统的,而这篇作品却接受了宗教传统。此外,难道拜伦本人在他的理智和感情方面,不就是一个《旧约》类型的人物吗?当他受到朋友们的安慰或者责难的时候,他的灵魂里就会迸发出象约伯那样的哀鸣和《诗篇》里那种要求复仇的吶喊。《希伯来之歌》证明,给作品主人公披上犹太人的外衣是多么自然地投合他内心情感的表现形式。
由此可见,拜伦在一段时间内是真心实意地承认宗教传统的地位,并甘愿让自己的理性俯首就范于它的羁绊的;可是在《该隐》里,我们看到人的理性正在这种羁绊之下挣扎着,反抗着,并在这种挣扎与反抗之中被刺得鲜血淋漓,遍体鳞伤。而使这种景象更加具有悲壮色彩的是,这种情况下的人类理性还是一种年轻的、新诞生的理性。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每一天太阳的升起使他产生的强烈印象,都会使他犹如在世界刚刚被创造出来的第一天看到旭日东升那样;与此类似,对于拜伦来说,所有的怀疑和问题都是如此新颖,以致可以让它们由第一个提出问题的人和怀疑者的口中说出来。所有这一切怀疑和不平,都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哀叹过人生的残酷和传统的荒谬悖理的人们的连绵相续而后形成的。然而,尽管它们是由第一个反抗者在这部作品里喊出的几千年悲苦的积累,是千万代以来自由的人类精神在正统宗教的酷刑室内越来越加重的苦难,他仍然是那样富有独创性和朴实无华地把它完全表现了出来,好象千百万人冥思苦想的探索一下子就被第一个思维着的头脑完成了一样。这就是《该隐》一诗中那些非常醒目的矛盾中的第一种。
在这部戏剧中,还揭露了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一切自相矛盾之处,并且证实了这种传统作为整体来说和理性是完全不兼容的,一句话,这部戏剧对正统教义展开了隐藏的攻击。但是,诗剧中的这一部分今天已不能引起我们的多大兴趣,因为人类从1821年以来已经有了如此长足的进步,以致在驳斥《创世纪》神学理论时所展示的那一切深言奥义给予我们的印象都非常平淡无奇,就象是围绕着是否相信神话传说中的“狼人”进行的争论那样。同时,拜伦也无意于让人们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些攻击;不言而喻,拜伦自然不是存心要写渎神的文字,他决不想嘲弄一个被他自己视为至高无上和包容了森罗万象的存在物。实际上,该隐所反对的仅仅是那种把大自然的秩序看作一种道德秩序,认为善并非人类生活的目标之一而却是人类生活之先决条件的信仰。必须记住的是,人类语言中充满了一些在过去的时代里形成的词汇,后来人们由于语言只有这些词汇而不得不使用它们,但是对于这些词汇的理解已经在漫长的岁月中变更了许多次。譬如象“灵魂与肉体”、“永恒”、“超度”、“天堂”、“第一次诱惑”、“第一次诅咒”等等。拜伦在他的诗里保留了《创世纪》里的所有这些词汇。因此,拜伦这部诗剧里第二个发人沉思的矛盾,就是这部诗剧的精神实质和它的字面涵义之间经常存在着的内在的不协调。这第二种矛盾完全唤醒了已经为第一种矛盾所震撼的读者。①
①      雷南就这个问题写道:“甚至可以认为,对我们哲学家来说,使用另外的词汇更为可取,因为那些抽象的词汇所不能充分表现出真实的存在,这就会造成极大的麻烦,完全截断诗的源泉,使我们同那些在许多方面很容易运用自如的朴素的词汇完全分离,‘上帝’一词包含着人类的尊严,这就成了他的一付经常使用的万应灵药,在那些美丽的诗句中频频出现,结果便完全打乱和拋弃了语言习惯。他把这一语汇完全溶入了‘美德’、‘美’和‘良好的道德’等等词汇里,而那些词实际上毫无意义。他告诉人们,他爱上帝,他无意于触犯上帝,而人们居然也奇特地理解了这一点。‘上帝’、‘天意’‘永生’以及其它一些更古老的词汇,经过反复强调,能够精确地表示出哲学上的涵义,但却不能进一步代替它。”见《宗教史研究》第418页。——(原注)[此段注释的原文是法语,从略。]
这篇诗剧不仅揭露了一般的正统教义对上帝的信仰内容十分空洞,与此同时,诗剧也以感伤的情调展示了人类的存在所
经受的无涯的苦难。对于隐藏在这种感伤背后的东西,人们已经给了它一个空空洞洞毫无意义的名称——“悲观主义”,而它的真实涵义却是对于无可否认的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除去对那种只是为了毁灭才去创造的力量表示愤怒以外,在拜伦灵魂的更深处还存在着一种全体人类有义务相互同情的情感——对于一切既不可能加以解救、又同样不可能不意识到的苦难的同情。《该隐》是一部诗人一切悲剧——人的降生、受难、犯罪和死亡的事实——之源的悲剧。
拜伦的心里萦绕着《圣经》神话,亚当被驯服了;夏娃被恐惧所压倒;约伯是一个温和柔顺的男孩子,该隐则是年轻的人类的化身——思索着、怀疑着、有着自己的欲望和要求。他要参加通常的感恩仪式了。为着什么去赞美和感恩呢?为了生命?然而我不是总有一天要死去的吗?我是不是还在伊甸园里呢?我为什么就该受苦呢?为了亚当的破戒吗?

“在这件事上我做了些什么呢?——我那时还没有降生呢,
我并没有期求降生,也不喜欢由于那降生
而给我带来的境遇。为什么他屈服于
蛇和女人的引诱呢?或者说,虽然屈服了,
为什么就要受苦呢?在这件事上有什么意义呢?
树栽下了,可是为什么不是为他栽的呢?
既然不是为他栽的,为什么又要把他放在树旁,
放在枝叶长得最秀美的中央那块地方呢?
对于这一切问题,他们仅仅有一个回答:
‘这是他的意志,而他就是善。’我怎么知道这一点呢?
难道因为他是全能的,就必然是至善的吗?”
   
善不会创造恶,而除去恶以外,“他”还造出别的什么东西呢?即使假定恶能导致善,哪又为什么不立即就创造出善呢?“他”“在不幸中增殖着自己”,可“他”去是幸福的。为什么可以做到独自幸福,由于自己是唯一幸福的而感到幸福呢?而这正是“他”的本来面目——“一个权力无边无际的和铁石心肠的暴君”。
我们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丝毫价值。“好吧,”该隐说,“既然我没有丝毫价值,难道我还必须毫无价值地充当伪善者,装出一幅甘心情愿去受苦的模样吗?”一切人敌视一切人,一切人都要死亡,几乎一切人都得遭受疾病的折磨,都得受苦爱难——这些就是禁树结出的果实。人的命运不是太不幸了吗?那个致命的苹果只给我们带来了一件好的礼品——理性。但是,既然心灵遭到了一个使人变成奴隶的肉体的束缚,“受制于那些十分骯脏和令人生厌、最丑恶和最渺小、其最大的满足也不过是一种升官的堕落,一种使人丧失力量的和卑污的欺骗的欲求”,谁又能够为这种心灵感到自豪呢?在这个悲惨的小星球上,在这个“以处于蒙昧状态——一个视知识如毒药而加以禁绝的无知的天堂——为快乐”的生物居住的场所,我们所继承的不是天堂而是死亡。啊,一想到所有这一切苦难还要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眼看着这最初洒下的泪水今后还要永无休止地流成一片汪洋,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因此,倒不如抓起这熟睡中的婴儿把他摔死在崖石上,从根本上堵死苦难的源泉,这难道不更好些吗?根本就不让这个孩子生出来,不是还要好千万倍吗?是什么人胆敢让孩子降生到这样一个世界上来的?而要我为之去感恩和赞美的却正是这样的存在!
这就是该隐被迫奉献祭品时的心情;而这主要是被卢息弗诱发出来的,因为卢息弗宁愿忍受苦难的折磨,也不愿意陷入那种在“在赞美诗、竖琴和谋求私利的祷告声中不断顶礼膜拜的死水一潭的苦闷”之中。他自己就曾这样说过:

“谁会为了恶本身带来的悲苦而一心去追求恶呢?
没有一个人——决不会这样,之所以追求恶,
那是因为恶乃一切生物与非生物借以产生之酵母!”

卢息弗也不是靡非斯特。除去开过一次小玩笑而言,他是十分严肃和认真的。不!这个卢息弗实际上是光明的创造者,是科学的天才,是骄傲而勇敢的批判的精灵,是从类最好的朋友,他由于不愿意说谎或阿谀奉承而被赶下宝座,但他始终坚强不屈,因为他正如他的敌人一样是永恒存在的。他是自由的精灵,不地,值得注意的是,他所体现的并非那种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光明正大的斗争,而是那种能够煽起阴郁的谋叛者以不正当的方法骈追求自己目标的感情——一种在1821年的欧洲流行于当时感到绝望的向往自由的青年朋友之间的感情。
蒲鲁东在他所写的《革命与教会中的正义》一书中,向着贝桑松大主教大声疾呼道:“自由就是你们所谓的反基督分子。所以,来吧,撒旦哟!你这位被才教士和国王痛恨的恶魔,让我拥抱你,让我把你紧紧地按在我的心上!你这位被祝福者啊,你所做的事并不总是光明正大和善良的,但是只有你的业绩才使宇宙具有意义。如果没有你,正义将是什么呢?将是一种本能。理性呢?将是一种习惯。人呢?将是一种动物。”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撒旦纯粹成了自由批判的精神;所以,如果拜伦的诗歌因此被称为“撒旦派”或“恶魔派”作品,它们满可以带着这个名称而丝毫用不着羞愧。
借助于卢息弗的力量,该隐的一部分行动是发生在超自然的领域内的;因为那个精灵将他的门徒运过了空间的深渊,给他看了各式各样的世界以及这些世界上的居民,让他看到了死亡的王国,并且帮助他穿过未来的迷雾看到了还没有降生的一代代人类。他既不要求该隐对他盲目信仰,也不要求该隐对他盲目服从。他并不说:“信仰我,你就不会沉沦!怀疑我,人就必然毁灭!”他并不要求该隐以信仰他作为得救的条件;他既不要求对他顶礼膜拜,也不要求对他感恩戴德;他打开了该隐的眼睛。
该隐回到了地上;于是,第一个叛逆者留下了第一个杀人者,让他独自陷入无穷尽的沉思和怀疑。该是供奉祭品的时候了,他必须选择一处祭坛。祭坛对于他算得上什么呢?眼前是那么多的野草和乱石。他厌恶受痛苦的景象,因此他不愿意屠杀无辜的牲畜来供奉一个嗜血的上帝,而只在祭坛上摆了大地的果实。①
“假如必须用祭坛才能请来你的大驾,
必须用供品才能够博得你开恩,那就接受它们吧!
…………
假如你喜欢血,那在我右边冒起青烟的
牧羊的神龛,已经为了供奉你而在流着血了;
……假如一个没有牺牲品的神龛,一个没有染血的祭坛,
可以博得你的好感,那就请你看它一眼!并请你照看
那装点这个祭坛的人,他是——完全如你造成他的时候一样,
他毫不追求那些必须下跪祈祷才能获得的奖赏。”
    于是,从天上落下一团火,吞噬了约伯供奉的牺牲,那火焰贪婪地舐着祭坛上的血。但是一阵旋风吹倒了了该隐的祭坛,使果品撒落到地上,因此他不禁问道:难道上帝喜欢听母羊在羊羔从她们的身边拖去屠宰的时候发出的悲鸣吗?难道喜欢欣赏“那凄惨而无知的牺牲品被虔诚的利刃宰割的时候所遭受的痛苦吗?”该隐的血液沸腾了;他开始拆毁那触犯了上
①      在这里,雪莱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原注)
帝的祭坛。约伯过来拦阻他。“当心点,”该隐喊道,“你的上帝喜欢血!”结果,为他的愤怒、他的不幸、他的命运所驱使,他陷进了上帝有意给他设下的陷阱:虽然他连“杀人”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都不懂得,他却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杀了人,从而亲手给他的同类带来了死亡——当卢息弗把人类的未来显示给他看的时候,单是“死亡”这个字眼就曾使他感到毛骨悚然。这一行为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他就后悔了,因为爱一切人的该隐对约伯更是十分疼爱。但尽管如此,随之而来的仍然是诅咒、判决、放逐和永远打在该隐身上的烙印。
该隐身上的烙印是人类的烙印——受苦受难和永生不灭的标记。拜伦的诗剧表现了以受苦受难的、不倦地追求着和奋斗着的人类为一方,以指挥着天使大军、驾驭着雷霆闪电和狂风暴雨的上帝为另一方的二者之间的斗争,而上帝软弱的臂膀不得不放开一个拼命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出来的世界。为了毁灭这个违抗他的世界,他让人类血流成河,他让他的教士们点燃起成百上千个烧死殉道者的火堆;但是该隐从火堆的余烬里完好无损地升起,以他那永恒的轻蔑鞭打着这些教士。该隐是思考着的人类,这个人类以它的思想之剑劈开了古老的“苍穹”,看到了数以百万计的天体在远远超出耶和华那辚辚震响的雷车的高处自由地滚动。该隐是劳动着的人类,这个人类正在满脸汗水地创造着一个新的更加美好的伊甸园——不是那个一片愚昧的伊甸园,而是一个充满知识与和谐的人间乐园;这个人类在耶和华寿终正寝以后还将长期生存下去,并将把从死亡中复活的约伯紧紧地搂在怀里。①
《该隐》是题献给瓦乐特·司各特爵士的,他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拜伦的诗神从来还没有飞翔得象现在这样高,而且预先答复了看来可能对作者发动的攻击。可是,这并没有能阻止住人们为这部诗剧的问世悲叹不已,把它看做是英国的灾难。在诗剧付印之前,默里就曾经恳请拜伦对内容作某些修改。但是拜伦写信答复道:“要是改了那两节诗,就会使卢息弗谈起话来象是林肯郡的主教,而那是不符合卢息弗的性格的。”诗剧一出版,便立即有人偷印,因此默里吁请埃尔顿勋爵颁发命令保护他对这部作品拥有的版权,可是大法官拒绝了这项申请,其理由可简括如下:“本法庭与我国其它法庭相似,确认基督教为国家法律之一部分,因而保护著作权之司法系以此为基础。鉴于该出版物有意毁谤其所述及之‘圣经’历史,故而对该书著作权之受侵犯问题不予保护。”这样,《该隐》——正象骚塞写的《瓦特·泰勒》一样——便被视为一部如此离经叛道的作品,以致法律连它的著作权都不给予保护。
与此同时,穆尔则写信给拜伦说:“《该隐》是一部了不起的、令人恐怖和永远难忘的作品。假如我没有估计错的话,这部作品将深深地铭刻在世人的心底里。”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判断。
① 参见勒松·德·列塞尔:《野蛮派诗歌》,“该隐”章。(原注)
Tout ce qui est vrai est démont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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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0-11 19:46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一 喜剧与悲剧的现实主义

到1816年的秋天,当一群群英国游客开始象潮水一样涌来瑞士的时候,拜伦勋爵再也不愿意在那里住下去,于是和青年时代的旅伴霍布豪斯先生同住意大利。在米兰,他遇到了贝勒,当时目光最锐利的观察家之一。连这样一个人也立刻被拜伦强烈地吸引住了,这确实是拜伦的诗人丰采具有非凡魅力的一个有力证明,因为贝勒一向稳重谨慎,不轻易对别人表示热情,而且也很快看出了拜伦的举止言谈有做作之处。贝勒写道:“1816年秋天,我在米兰的斯加拉剧院路易·德·勃莱姆先生的包厢里看到了他。当拜伦正在静听迈耶尔写的歌剧《爱莲娜》的时候,他的目光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从来还没有见过这么美、这么富有表情的眼睛。即使在今天,我只要回想起那副应该由一位大画家画下来的天才人物的神情,我的眼前便立刻会浮现出那英俊非凡的容貌。……当时我是怎样地兴奋啊!……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面目的表情,那是体现了天才与威力的一种沉静偷窃的气概。”
从米兰,拜伦又到威尼斯,拜伦喜欢这个地方胜过其它一切城市,他在《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第四章里,在《马里诺·法利哀洛》、《弗斯卡利父子》和《别波》里都曾歌颂过威尼斯,而《别波》就是在威尼斯写出的。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为深沉的失意所压倒,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希望把一切全都忘却。意大利那使人心醉神迷的气候和空气仿佛具有魔力似地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作用。他那时二十九岁,风华正茂。威尼斯以它那美丽的妇女、它那放荡的习俗和它那南国地方的一切风情,招引着官能的放纵和享乐。对于幸福和享乐的热烈憧憬,本来就是拜伦天性的一部分;此外还必须记住的是,他那与世抗争的脾气也被完全唤醒了。既然别人已经对他造谣中伤,说他干尽了一切下流勾当,那么,这一次又何妨就让他的国外同胞们有一点真实消息写回国去,让国内的那些老妇人这一次真正有理由惊骇得晕过去呢?反正不管他的真实行为是好是坏,那些人总是要写东西回去骂他,那些老妇人听了以后总是要晕过去的。
他在威尼斯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雇一艘平底快艇和一名船夫,在剧院里订一个包厢和寻找一位情妇。情妇毫不费事地便找到了。他曾以要一个商人的家里租房居住,商人的妻子玛丽安娜·赛加蒂当时才二十二岁,据拜伦描写,他有一对又大又黑的东方美人式的眼睛,“看上去完全象一头羚羊”。她和拜伦是那样热烈地彼此爱恋着,以致拜伦竟让霍布豪斯一个人先去罗马。“我本来是应该一道去的,”他写道,“但是我恋爱了,我必须留下来还掉这笔债。”这位年青的美人强迫拜伦陪着她参加四旬斋前嘉年会期间各式各样的狂欢活动。他象威尼斯本地人一样,把每个夜晚都消磨于纸醉金迷之中,但是由于害怕肥胖,他仍然坚持着平日那种进食极少的习惯,只吃蔬菜和水果,同时为了保持体力而不得不大量地吞喝他所嗜好的饮料——糖酒和水。因为他这时正在完成《曼弗雷德》。当我们读到下面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不禁为他当时生活的失去目标扼腕叹息。这件事就是:为了给一切的喧闹和狂欢以平衡,为了使他一天的生活能有一个重心,他每天都要在桑·拉扎罗的亚美尼亚寺院里呆上几小时,向僧侣们学习亚美尼亚文。每一天的上午就是这样度过的,下午从事体育运动,主要是骑马。他让人把他的几匹马送到了威尼斯,经常和雪莱以及别的朋友们渡过海到利多岛上去骑马兜风。
我们在雪莱的《朱利安和马达洛》长诗中读到了关于在这类骑马出游时的时刻两位诗人交谈的回忆。夕阳西下,他和拜伦在群岛的一个岛屿上,看见一座阴沉沉的没有窗户的高大建筑物,背后衬托着火红的天空,象黑暗的浮雕似地矗立着。从那座建筑物顶部敞开的塔楼上传来了一口钟的铁舌当当的鸣声。拜伦说道:

“我们看到的
是疯人院和它的钟楼吧,
……每天的这个时辰,
渡海的人们总会听到那召唤每一个疯人从他的小屋里
出来晚祷的钟声。……
就象那黑暗而凄凉的大钟一样,
灵魂悬挂在一座闪耀着天堂之光的塔楼上,
必定在敲击着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愿望,
让它们于下界相会,
在一颗破碎了的心的周围,
并且祈祷——就象疯人那样祷告,
究竟为了什么——他们却全不知晓。”

对于拜伦本人这一段时期的生活,再也找不到比以上的诗句更好的写照了。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在这段时期,拜伦的一切欲求和愿望都象疯人一样,每天只有一次在疯人院钟声的召唤下稍事集中。
只是在威尼斯不健康的空气影响下害了一场厉害的热病之后,拜伦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玛丽安娜·赛加蒂一段时光,去弗拉拉和罗马作了一次短期旅行。可是在回来以后,当他发现赛加蒂卖掉了自己送给她的珠宝,并且利用她作为自己情妇的身分尽可能多地捞取私利的时候,他对赛加蒂的狂热的恋情便冷落了下来。他在刚来到威尼斯的一段时间内,曾时常出入于上流社交界,其主要聚会地点是在有教养而爱好文艺的阿尔布里齐伯爵的公馆里,现在他则完全摆脱了这个圈子对他的束缚。他在大运何畔租下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邸宅做自己的住所兼厩舍。这所邸宅很快便成了一座妇女众多的藏娇金屋,其中最受宠爱的皇后是一个出身低贱的年轻美妇人玛加丽塔·珂戈妮,由于她的丈夫是一位烤面包师,所以她被称为拜伦的“弗纳林娜妇神”①。她的面孔具有“古代威尼斯美女的特色”;虽然高了一些,她的体态也是婀娜多姿的,穿起民族服装来十分得体。她具有威尼斯下层阶级固有的天真纯朴和喜欢开玩笑的脾气,而且由于她不既不识字又不会写字,所以她不会用书信来烦扰拜伦。她很嫉妒,当她发现有别的妇女陪着拜伦的时候,会毫不容情地撕下那些太太们的假面具。只要她觉得合适,她就来和拜伦相会,而很少考虑时间、地点或者有什么人在场。拜伦写道:“当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我正和某夫人‘有关系’,有一天晚上在多洛,那位夫人仗着有几个女友陪同,居然愚蠢到想威胁她。……玛加丽塔掀开了自己的面纱,用威尼斯语非常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你不是他的妻子,我也不是他的妻子;你是他的情妇,我也是他的情妇;你丈夫的老婆偷人,我的丈夫也一样。险些以外,你还有什么权利来责怪我呢?要是他爱我胜过爱你,那是我的过错吗?’说完了这段理直气壮的话以后,她便扬长而去,丢下了一大群听众和某夫人,让她慢慢地去口味她们之间的这段对话。”不久以后,玛加丽塔就俨然以拜伦住所的家庭主妇自居,她把公馆的开支削减了一增以上,穿著一件带拖裙的罩袍,戴一顶插着羽毛的帽子(这是使她的虚荣心得到最大满足的服饰),殴打女仆,私拆拜伦的信件,而且为了能侦察出哪些信是妇女们写来的,真地学起了字母。她以她那种狂暴的方式爱着拜伦。有一次,拜伦乘船出海旅行,遇到了暴风雨,当他平安返回的时候,玛加丽塔看见他以后那股狂喜的劲头,就象一只母老虎喜欢她的虎崽子一般。后来,她的飞扬跋扈变得愈来愈厉害,以致使拜伦不得不打发她回家。听到要赶她走,她先是拿起一把匕首扑过去和拜伦拼命,而后又在愤怒和绝望之中投进大运河寻死。后来她终于被救起来送回家去。拜伦把她的事写了一封长信告诉默里;他知道,他写给他的出版商的信会象公文一样在许多人的手中传阅,而他通过自己的放纵行为获得的乐趣,有一半就是他知道这些事必定会在英国造成轰动一时的丑闻。
① 弗纳林娜(Fornarina),罗马人崇拜的女神之一,司谷物烧烤,又称“掌炉女神弗纳克斯(Fornax)”。
从上面提到的这封信上很容易看出,放荡的威尼斯生活并没有完全吸引住他;他对所有这一切的喜剧性的一面看得十分清楚。而这段生活实际上有利于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和诗人的成长。他国内的朋友们为他这样损害他自己的名誉和尊严感到绝望,但是这一段在阳光灿烂的意大利的天空之下,置身于裙钗脂粉堆中尽情寻欢作乐的放荡生活,却给他的诗带来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风格。在他青年时代的创作中,他曾经以一种绞心的痛苦和悲哀描写过生活的低潮;在《别波》中,春潮却突然汹涌上涨了。《别波》反映的是以欢笑和戏谑为背景的真实的生活。他青年时代的伤感带有某种单调的色彩,并且有许多矫揉造作之处。而在《别波》这部作品里,他的天才似乎经历了一个“蜕皮”的过程,已经从幼稚迈向成熟。不断变化的主题和基调打破了往昔那种单调的气氛,开心的大笑驱除了一切不自然的做作。他青年时代的讽刺总是显得过分刻毒,完全缺乏优雅的风度和幽默感。现在,由于他自己的生活在一个短时期内具有了某种放荡狂欢的玩世不恭的性质,风度优雅的诗神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于他的诗行之间,应合着那叮当作响的幽默的铃声翩翩起舞。
《别波》就是一部“威尼斯狂欢节”式的酣畅淋漓的作品。拜伦就象是另一们帕加尼尼①,他偶然发现了这个主题,于是以他那神圣的琴弦把它表现为飞扬的乐声,并且赋予它以许多大胆而独创的变调,给它装点上珠光宝气,金碧辉煌的花饰。他曾以得到一篇以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们为题材的用英语写的喜剧诗,在这部作品里,约翰·胡卡姆·弗里尔阁下模仿了以八行诗体写成的卷首诗(伯尼对《愤怒的奥兰多》的解说性改作)。阅读弗里尔的作品激起了拜伦试图以同样的方式写出一些东西的愿望,结果写出了《别波》,它那完全独创的新意消除了被模仿的原诗的一切痕迹。现在,他终于找到了适合他的创作意图的形式,他运用起来最为得心应手的武器——“八行体”,其中前六行诗句交叉押韵,构成内容充实的主体,结尾两行联句则是时而诙谐打趣、时而点明主题、时而故意在遣词造句上显得滑稽可笑、时而以辛辣的笔触放出讽刺的利箭。
这首诗又是写的什么内容呢?内容其实是很简单的,就象阿尔弗莱·德·缪塞的《纳摩纳》或者十六年后(1833)巴鲁丹·穆勒以颇为相似的风格写出的《达塞林登》一样。故事本身也没有什么意义,讲的是一个威尼斯人出海远游,一去不归,他的妻子以为他一定死了。当他突然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和另一个男子象夫妇一样生活了很久。他曾经被卖给土耳其人当奴隶,回来的时候仍然是一身土耳其人的打扮;在一次化装舞会上,他发现了自己的妻子,她正在那位已经当了她好几年新夫的伯爵的怀抱里。这对伴侣从舞会上归来,刚一踏出他们的平底快艇,便看到那位丈夫正站在他自己的家门口。这三个人一开始都不免感到惊讶,但稍稍定一定神以后,便要了三杯咖啡,开始用以下的风格谈话了。劳娜说:

“别波,你的异教徒名字该怎么叫?
天啦,看你这满嘴大胡子真把人吓一跳!
你怎么在外面呆上那么长的时光,
你不明白这可是非常荒唐?

“你现在是不是真地成了一个土耳其人?
你是不是又跟别的女人结了婚?
他们是不是真地拿手指头当叉子吃饭?
啊,你这件披肩真好看——确实好看,
你得把它送给我!听说你不吃猪肉,”等等等等。

这番话就是这位丈夫实际听到或者只打算听到的全部解释了。因为他不能再穿著土耳其人的
①      尼·帕加尼尼(1784-1840),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
服装在外面走,于是他从劳娜的“骑士仆从”也就是伯爵那里借了一条裤子穿,最后,故事在有关各方面全都和和气气地相处中圆满收场。这部作品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性,但它是拜伦为写他的杰作《唐璜》——在他的作品中似乎是唯一的一部包含了整个人生那广阔无垠的海洋,包含了它的疾风暴雨和灿烂阳光,包含了它的盈虚盛衰的诗篇——而作的准备和研究。
这时,拜伦的朋友们用尽一切办法想让他回英国,希望借此使他摆脱掉他正在过着的那种生活。可是,他不但不肯回国,反而卖掉了他年轻时发誓闷出卖的纽斯泰德修道院(售价九万四千英镑)。事实上,他对回英国去的想法是那样深恶痛绝,以致他对自己死后的遗体会被运回国去的想法都不能容忍。“我相信,”他写道,“他们是不会想到‘把我用盐腌起来带回克劳德或者布伦德巴斯霍尔’的。我敢肯定,我的骸骨决不会在一座英国的坟墓里安息,我的尸体也不会化为英国的泥土。我想信,在我临终的时候,要是我想到我的朋友们会卑鄙到把我的尸体运回你们的国土,这种想法会让我气得发疯。要是我有办法,我都不会让自己的尸体去喂养你们的蛆虫!”
但是这时候发生了一起偶然事件,以出人意外的方式结束了拜伦在威尼斯所过的那种一夫多妻式的生活——这件事成了拜伦生活的转折点。1819年4月,他被介绍给拉文纳的甘巴伯爵的女儿,特丽莎·居齐奥利伯爵夫人,她当时才十岁岁,刚嫁给一位已经年满六十,当过两次鳏夫的居齐奥利伯爵。这次见面是在双方本来都不太乐意会客的情况下发生的,年轻的伯爵夫人那天晚上觉得累了,很想回家,而拜伦当时也不愿意结识新交,他们勉强同意彼此见见面,只是为了满足一下女主人的愿望。但是,他们刚一交谈,一星后来永未熄灭的火花便立刻穿透了两个人的灵魂,使他们心心相印。伯爵夫人日后写道:“他那高贵的和无比俊美的面容,那声调,那风度,那千百种光彩照人的魅力,使他显得那样超凡出众,那样迥然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人,因此他不可能不在我的心头不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从那天晚上起,在我此后留居威尼斯的整个时期,我们每天都见面。”
几星期后,特丽莎不得不陪丈夫回拉文纳。与拜伦的别离使她受到极可怕的刺激,以致她在第一天的旅途中竟晕过去好几次;她病得很厉害,到拉文纳已经憔悴不堪。这时候,她母亲的去世也给她带来很大悲痛。从威尼斯到拉文纳沿途,伯爵拥有好几所别墅,他平日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旅行的时候,总习惯于挨次在这些别墅里停一停。现在,这位陷入情网的伯爵夫人每到一所别墅便给拜伦写一封信,以最热烈、最伤感的词句诉说她和拜伦别后的绝望情绪,恳求他到拉文纳来。回到拉文纳以后,她的一切情感都彻底起了变化,她对这些变化所作的描写是非常动人的。她说,从前她心里只记挂着舞会和筵宴,现在,爱情已经完全改变了她的心境,她变得希望孤独,喜欢孤独了。她愿意按照拜伦的愿望,“回避一切社交,专心于读书、音乐、家务、骑马”,一句话,只做那些她知道是拜伦最喜欢的事。愁肠百结的相思使她害了一场危险的热病,并且显示出肺病的征兆。随后,拜伦来到拉文纳。他见到伯爵夫人卧病在床,看上去病得很重。他写道:“我非常担心她是得了痨瘵之症。……所以,凡是在某种程度上为我真正所爱的一切人和一切东西,看起来都是这样的不幸。……假如我现在的‘女朋友’有个三长两短,我的热情就要永远冷却了——这是我最后的爱情。我已经过够了放荡的生活,这是我过去的生活道路必然导致的结果,不过,我总算从罪恶的放纵里至少是获得一个好处,那就是有机会去爱——在纯洁的意义上的爱。”伯爵对这位年轻的外国人采取的态度使一切人都感到惊讶。他对拜伦优礼有加,每天都用一辆“六驾马车”来接他出去闰同兜风,就象拜伦自己所说的“惠廷顿带着他的猫”一样。
这是拜伦的一段幸福时光。他的这一次完全倾心的而且得到了充分报偿的恋爱,复活了他青春时代的一切感情。那首很美的、表现了具有骑士风度的深挚感情,以“但愿我在青春时代就毁灭吧”的祈祷结尾的《写给波河的诗》,就是这种新的激情最初的收获。他真挚地、全心全意地恋爱着,象一个青年人那样变爱着,绝对没有一边恋爱一边跳出自己的感情之外冷眼旁观,或是企图超越于自己的感情之上。八月份,伯爵夫人跟阴随着丈夫到他的另一所邸宅小住一段时期,拜伦每天都去看她,坐下来翻翻她的藏书,在书上写点什么,这样,她的房间就总是开着。有一天,他在一本名叫《柯林涅》的书的最后一页上写了下面这段话:

“我最亲爱的特丽莎:我在你的花园里读了这本书——亲爱的,你当时不在,不然我就不会读它了。这是一本你心爱的书,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你是不会看懂我用英文写的这些字的,别人也不会看懂——这就是我没有用意大利文写出这几行字的原因。但是你会认出这是谁的笔迹,他是在多么狂热地爱着你啊!你会猜想出,在一本属于你的书上,他所能想到的只会是爱情。“爱情”这个字眼在一切语言里都是美丽的,但是在你的国家的语言里尤其美丽,“Amor mio”,多美啊,这个字眼里包含着我现在和将来的全部存在。不时地想着我吧,当阿尔卑斯山和海洋把我们隔开的时候,但是高山和大洋闷会真正把我俩隔开——除非你愿意如此
拜 伦。
1819年8月25日写于波隆尼亚”

我们毋需把拜伦写给卡罗琳·兰姆夫人的告别信拿来和我则短简里的辞句作比较;人们会立刻感觉到,这是一种更加真诚的爱的语言。
九月份,居齐奥利伯爵因事去拉文纳,留下年轻的伯爵夫人和他的情人在波隆尼亚自由自在地接触,而且当医生让伯爵零售价去尤其休养的时候,他也同意让拜伦在旅途中和她作伴。拜伦在威尼斯附近的拉米拉有一所别墅,他把这所别墅交给伯爵夫人使用,并且和她住在一起。关于在旅途中和随后这一段时期的情况,她在拜伦死后曾写信给穆尔谈起过。她写道:“但是我不能再沉湎于这些幸福的回忆之中了——今昔的对比实在太可怕了。假如有一个正在过着天堂美好岁月的幸福的精灵,忽然被贬谪到这个世界上来经受人间的一切苦难,今昔之间的对比给他带来的痛苦,也不会比我从听到那个可怕的消息、永远失去了再见他一面的希望——而我珍视他对我的一瞥胜过人世间一切幸福——的时刻起所经受的痛苦更加可怕。”
这位女性挽救了拜伦,使他没有为堕落的放荡生活所毁灭,全世界都应该为此而感谢她,但是,她本人却由于住进了她情人的别墅而立即为意大利的社会所不齿。按照当时意大利的道德法典(德·司汤达的意大利故事集在这方面有极生动的描写),一个年轻的已婚女子允许有一位“男朋友”,事实上,他几乎被人当作她的丈夫看待,但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必须尊重若干表面上的规矩,而这些规矩现在去被居齐奥利伯爵夫人破坏了。
居齐奥利伯爵夫人之所以置舆论于不顾,并非出于轻浮。她是用富用诗意的眼光去看待她自己和拜伦勋爵之间的关系的;她认为,把一位高贵而有天赋的诗人从下贱的交游圈子的羁绊中解救出来,恢复他对纯洁的、自我牺牲的爱情的信念,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她希望自己能够对他起一位女诗神的作用。她非常年轻,非常美丽——皮肤白皙而有一双乌黑的眼睛,身材短小而匀称悦目。曾经在比萨附近的罗莎别墅里为拜伦画过肖像的美国画家韦斯特,对伯爵夫人作过如下描绘:“当我正在挥笔作画的时候,透进光线来的那扇窗户突然变暗了,接着就听到有人叫了一声‘多美啊’。我转过身去,看到一位美丽的女性正屈着身子向里面张望,因为外边的地面和窗子底恰好一样平。她那金黄色的长发披散在她面庞的四周和肩头,秀丽的脸上挂着微笑,再经她身后灿烂的阳光加以衬托,构成了一幅我所见过的最富有浪漫色彩的头像。”伯爵夫人愈是希望自己不仅仅被看作拜伦许多情妇中的一个,她就愈加致力于把拜伦写的诗引向一种比他当时的创作领域更加高尚和更加纯粹洁的境界。
一天晚上,拜伦坐着翻阅《唐璜》的原稿(其中有两章是在他结识伯爵夫人之前写成的),她倚着他的肩膀,用手指着他正翻到的那页纸上的一句诗,问是什么意思。“第一章第一百三十七节上一句偶然巧合的诗把她吓了一跳,”拜伦写道,“我告诉她那句诗的意思是,‘没什么,不过是你的丈夫来了’。当我有些加重语气地用意大利语说出这句诗的时候,她吓得一下子站了起来并且惊呼,‘天哪,是他来了吗?’她还以为说的是她自己的丈夫呢”不过,这个偶然的巧合却引起了她对《唐璜》的好奇心;她读了头两章的法语译文;诗里许多猥亵的内容使她纤细的情感受到震惊,因此她请求拜伦不要再把这首诗继续写下去。拜伦立即答应了他的“女独裁者”的要求。这是居齐奥利伯爵夫人第一次对拜伦的创作直接施加的影响——而这肯定不是有益的影响;但是她很快便收回了自己的禁令,条件是没有写出的那部分不能再包含任何猥亵的内容。这一时期从拜伦如泉的文思中涌现出来的一系列优美的诗篇,就是他和伯爵夫人这段同居生活的美丽动人和永远难忘的纪念品。他在《唐璜》里撕破一切心造幻影的面纱和无情地嘲弄多愁善感的那种态度,伤害了伯爵夫人女性的感情,因为女性从来也不愿意看到自己心造的幻影因遭粗暴的践踏而破灭,只要这些幻影还能够给生活蒙上一层美丽的外衣。
所以,居齐奥利夫人作了最大的努力,不让拜伦写那些有意要摧毁对人性和人生价值的信仰的作品。她本人是一位怀着浪漫主义感情喜欢从事伟大事业的女子,是一位满腔热情的意大利爱国主义者,因此,她引导拜伦选择的总是那些旨在提高她本国同胞的心灵、激励他们把自己的祖国从异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主题。正是为了满足她的愿望,拜伦才写了《但丁的预言》,并从《神曲》的《地狱篇》里翻译了关于“里米尼的法兰彩斯”的著名插曲;正是在她的影响之下,他才写了两部以威尼斯历史为题材的剧本,《马里诺·法里奥》和《福斯卡里父子》,这两部剧本虽然是用英语写的,但是就它们的风格和主题而言,与其说是属于英国文学,倒不如说是属于拉丁语系文学,正如它们事实上是属于意大利的舞台而不是属于英国的舞台一样。它们是具有激昂慷慨的政治目的的尼古丁,在格律上用的是漫不经心的、有时候听上去甚至颇为刺耳的抑扬格,意在运用尽可能强烈的手段,以唤醒沉睡的意大利爱国志士万众一心地起来反抗压迫者。这些剧本是具有舞台效果的。与此同时,为他钟情于伯爵夫人的最初印象所激动,他还写了《马扎帕》,其女主人公就用了她的名字;她的人格也被直接地移植到了他这一时期所制造的两个最优秀、最美丽的女性形象——《该隐》中的阿达和《沙达那帕拉斯》中的米拉的身上。
在居齐奥利伯爵夫人的身上,拜伦发现了过去经常浮现于他的脑海之中、但在他早期的叙事诗里总是不能自然地描绘出来的最理想的女性形象。他曾率真地对布莱辛顿夫人亲自谈到他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他如何把他的理想加以人格化的方式。“我讨厌瘦女人,”他说,“但不幸的是,所有的或者几乎是所有丰满的女人总显得手脚臃肿,因此我不得不求助于自己的想象力来创造我笔下的美人,而我在自己的想象之中总是能找到她们。我不无自傲地认为,我笔下的莱拉、朱丽佳、古耐尔、梅多拉和海蒂将永远能证明我的审美趣味;她们都是我的幻想的光辉创造物,既有圆圆的、丰满的身段,又有纤细的、修长的四肢,这种互不协调几乎达到了罕见的乃至绝无仅有的地步。……你必定已经注意到,我把我笔下的女主人公描写得极其文雅,同时又十分淳朴并且缺乏教育。你知道,文雅和缺乏教育实际上是互不兼容的,至少我历来看到的情况总是这样;所以,你看,在这里我又一次不得不求助于想象力。”这类两种互不兼容的特点于一身的人物,固然是极其美丽动人,但也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这些美丽的女主人公几乎产生不出任何现实感,就这一点而言,她们和她们所崇拜的男主人公十分相似。
从《异教徒》到《柯林斯的围攻》,拜伦的叙事诗是属于浪漫主义类型的,但是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火热的恋情的恋情在男女两性一句话来说——“被感情的风暴阻留在浪涛里的海草”,但这是一些宁愿继续在狂风大浪中颠簸沉浮而不愿平静地昏睡着的海海草。他们的爱并不是寒冷的气候所产生的那种冷冰冰的爱;他们的爱“犹如火山喷发的熔流”。最能够体现这类现在已显得完全过时的拜伦式人物的特点的,就是那位心地高贵的海盗;他骄傲任性,目空一切,报复心之重达到了残忍的地步,但他的良心又往往为悔恨所啮噬,并且是如此光明磊落,以致宁愿自己去忍受最野蛮的酷刑的折磨,也不愿去杀死一个正在熟睡的仇敌。这位外貌神秘诡谲、举止充满戏剧性、对女性表现出无限侠义心肠的有趣的海匪,是拜伦笔下正好和席勒创造的卡尔·莫尔①相对称的人物。一个拘泥于宫廷礼俗的守法民族的君主不能充当拜伦的理想人物;这样一种生活里不可能存在那些浪漫主义的功业,那些陆地或海上的冒险生涯。所以他选取了一个海盗首领,在这样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所必然养成的种种品格之外,加上了他自己灵魂中最美好的特质。这个惯于在血泊中跋涉的海盗,当他看到爱着他的年轻的苏丹娜额头上有一块小小的血迹,竟然战栗着从她身边走开——这并非因为象康拉德那样的人真地会为这么一点小事战栗,而是因为拜伦本人看到这么一点小小的血迹会打着赛战躲开。有人曾经很聪敏地指出,拜伦青年时代这些诗歌中的所有男女主人公对一般读者所以具有惊人的吸引力,其真正原因正在于他们的行动全都越出了常轨。作品中的抒怀部分所表现的激情和零星穿插于各处的(几乎总是在读校样的过程中插进的)神来之笔的诗行,并不比那些从人的本性上讲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行为更能震撼读者的心弦。这就象那些大胆的杂技演员,当他们以自己身躯不自然的扭曲作出种种惊险表演的时候,观众不由得会赞叹不已——拜伦早期诗歌的情况正与此类似。
然而,即使是在这些人物的身上,也反映了拜伦的理想中某些更加美好和更加深刻的特质。康拉德在苦难中的不屈不挠预示了曼弗雷德的刚强坚毅,他的不愿向命运低头正如该隐之不愿屈膝于卢息弗、唐璜之不愿屈膝于古尔佩霞一样。莱拉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始终没有从拜伦的灵魂里消失过的感情,即对于比自己处境更不幸的人的同情,虽然这种感情主要表现为对暴君的痛恨;而在《异教徒》和《柯林斯的围攻》中,我们都看到了对于希腊解放的渴望。事实上,出于命运的奇异安排,诗人本身后来恰恰是作为他所描写的这些狂徒暴客的指挥官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血管中奔流着的海盗的血液使他始终不能安静下来,直到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海盗首领,就象他的祖先诺曼人一样。即使说所有这些亡命徒(不论是领来土耳其人反对本国同胞的叛徒阿尔普,还是对自己的贵族宣战的莱拉)都纯粹是诗人头脑中幻想的产儿,他们的性格里仍然具有一种真实的特征,这在那些热恋着他们的人的身上也都有所显示:他们都能够骄傲地忍受可怕的命运。《别波》中的幽默代表着一种诗歌形式,在这里,朴实自然的文风克服了拜伦早期作品里的矫揉造作。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在他的严肃诗篇里,这种感情逐渐吞没了其它一切同情心)代表着另一种诗歌形式,在这里,生活的真实感战胜并取代了他的浪漫主义。
这种情感在他和英国决裂以后变得越发强烈。《锡隆的囚徒》描写了高贵的庞尼瓦的受难情景:在一间地下室的土牢里,有整整六年之久,他一直被一条短得使他无法躺下来的铁索拴在一根柱子上,并且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以同样的方式被锁在柱子上的兄弟们死去,而不能伸出手去帮助他们。接着写出的是《马扎帕》——一匹烈马飞奔着穿过森林,越过草原,鬃毛滴着汗水,两胁冒着热气,马背上绑着一个青年,他是刚刚从爱人的怀抱里被拖走的,这时不知道爱人的生死下落,而自己则面临着可怕的命运,忍受着干渴、疼痛和耻辱的折磨。到这时为止,拜伦一贯喜欢绘声绘色地描写那些在酷刑中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可怕场景;纵使这类苦难里蕴含着一种精神因素,纵使作品里的主题提供了一个描写英雄个性的机会(就旬庞尼瓦的受难那样),他仍然把大部分笔墨用来描绘纯属于肉体方面的痛苦。但是从现在起,意大利伟大的殉道者们激起了他的同情心,他的悲剧观念也因而得到了升华。
在《但丁的预言》一诗中,他这样描写了诗人的命运:

“许多人都是诗人但没有留下姓名,
因为所谓‘诗’不过是出于
过分强烈的善或恶的感情
而去创造,去追求一种生活
① 席勒所写剧本《强盗》的主人公。
使之超出于我们的命运,
并且成为新的普罗米修斯,从天庭
盗下火种给与新的人群,接着就——悔恨莫及地——面临
给与别人欢乐而自己得到的却是痛苦
和鹫鹰啄食给与者心脏的厄运,
并在徒然地浪费掉自己极高的天赋之后,
被铁索锁在海滨孤寂的岩石上长年幽禁。”

同时,拜伦还让那位和他自己一样被不公正地流放国外的大诗人发出如下的感叹:

“啊,象我这一类的人总是命中注定
要在生活里受尽煎熬,备尝艰辛,
心儿将被磨碎,斗争和挣扎无止无尽,
直到了此残生,死去时孤苦零仃。”

关于塔索,拜伦已经写过诗。把歌德的《塔索》和拜伦的《塔索的哀歌》加以比较,即便是肤浅地稍加比较也就足以使我们看到,绝望地遭受苦难这一题材对于拜伦的幻想具有多么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歌德笔下的塔索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是情郎,是诗人,他置身于弗拉拉宫廷美女如云的社交场中,在那里,他既是幸福的也是不幸的,既被人崇拜也遭人凌辱。拜伦笔下的塔索则完全是孤独的,落魄的,被摒弃于社会之外的,虽然十分清醒却被关进了疯人院,是他先前的保护者们残酷打击的对象:

“我爱一切孤独——可是绝对没有想到
会过着这样一种我不知道该算是什么的生活,
除去一群疯人和看管他们的暴虐的‘君主’,
我和一切生灵的联系全被切断——假如我曾经是
他们的同伴,我的心就会象他们的一样,
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腐烂而坠入坟墓。
可是,谁看见过我在挣扎,谁听见过我在狂呼?
或许在这样一间囚室里,我们要比那
遇难船只的水手流落在荒郊的海岸上更加痛苦,
因为整个世界毕竟还都呈现在他的眼前,
而我的世界却只局限在这可怜的角落,
面积不会超过两倍于他们将给予我的停尸所。
那个水手即便毁灭了,仍可以抬起眼珠
以他临终的一瞥向苍天表示自己的愤怒,
而我却不愿抬起我的眼睛来作这样的控诉,
虽然我这土牢的屋顶已经把天空严严地遮住。”

弗拉拉的宫廷,那个曾经是卢克尼奇亚·波尔吉娅①居住过的地方,那个曾经在文艺复兴时期演出过一幕幕情欲冲突和残酷暴行的舞台,在歌德的笔下一变而成为一个微型的德意志魏玛公国,在那里,一切都弥漫着十八世纪最文雅的人道主义精神;而磁石般吸引着拜伦① 卢克尼奇亚·波尔吉娅(1480-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名的贵妇人和政治活动家,因一生三度结婚而声名狼藉。
的,却是他所认为的弗拉拉公爵那具有革命精神的野蛮行为,因此,他的诗也就成了一篇反对诸侯们的蹂躏正义和暴虐统治的宣言。
在《法斯卡利父子》这部诗剧里,我们看到拜伦又一次描写了悲剧性的受难,同时作了更加强烈的控诉,虽然他在这两方面做得都显然有点过火。在这部悲剧里,父亲被迫判处他的爱子去经受酷刑室的折磨,作为悲剧主角的儿子几乎在整个剧情进展中都横躺在拷刑台上,而当他刚刚从拷刑台上站起来的时候,却因为听到自己被放逐而立即心碎地死去。在《法斯卡利父子》中,就象在他写的其余悲剧中一样,拜伦似乎是出于有意挑战,仿效了严格遵守亚里士多德古典法则的法国戏剧的写法。由于他确信这是唯一正确的写法,他竟大胆提出了一个似乎是荒谬而可笑的论点,即认为英国在以前没有任何真正的戏剧。
这种情况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惊讶,人们不明白,何以拜伦竟会象当时其余一切英国诗人一样,是一个明显的自然主义者。这意味着:比起花园来,他更爱森林;比起文明人类来,他更爱天真淳朴的初民;比起表示激情的陈腔旧调来,他更爱发自内心而不加雕琢的恋歌;同时,人们也不明白,何以这同一个拜伦竟然会如此热烈地崇拜蒲伯,崇拜那一小群包括萨缪尔·罗格斯和克莱布①在内的仍然信奉古典传统的人,这种崇拜甚至达到了亦步亦趋地去模仿古代戏剧格式的程度。
事实上,拜伦崇拜蒲伯的第一个原因可以从拜伦反其道而行之的抗争精神中去寻找。他所鄙视的“湖畔派”诗人不断地谩骂蒲伯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解释他何以偏要把蒲伯捧上天,称蒲伯为一切英国诗人中最伟大的诗人,并宣布他愿意自己出钱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诗人遗骨厅为蒲伯建一座纪念碑(他因为是天主教徒而不得埋骨于该地)。第二,我们必须记住,哈罗公学的传统从没有失去它们对拜伦的影响,而在哈罗公学,蒲伯始终是被奉为诗人之典范的。第三点要记住的是,拜伦自身在文学批评的见地上有极大的欠缺,例如他竟对布莱辛顿夫人说过,莎士比亚之所以出名有一半是因为他出身贫贱。此外还有若干使拜伦把蒲伯引为知己的其它因素:蒲伯也有残疾,同时,尽管他有残疾,仍然面目俊秀;蒲伯不是英国国教的信徒,并且是上流社会的诗人;而且,他的残疾使他具有了一种喜欢冷嘲热讽的幽默感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拜伦对他产生同情。最后一点是,拜伦对拉丁民族所特有的注重修辞的文风怀有个人的偏爱(这可能由于他自己是诺曼人的后裔)。
拜伦拥护旧时代的艺术理论而在其它一切问题上却都属于进步党派这一事实,使他和阿曼德·卡雷尔②有某种相似之处,后者虽然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持有最解放的见解,在文学上却象前者一样抱残守阙,仍然忠实于陈腐的古典主义。由于他们两人在大部分精神世界的问题上都采取了十八世纪法国的观点,所以他们在这种法国观点唯一表现了守旧立场即“美文学”立场的领域也以它为准绳便不足为奇了。毋庸置疑,拜伦理论上的无定见显然对他的意大利题材的读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这些诗剧都是由独白和宣言组成的。拜伦的天才加上居齐奥利伯爵夫人的爱国主义所能传达给它们的,也不过是极少量的诗的灵感而已。
但是在《该隐》和《沙达那帕拉斯》的创作过程当中,居齐奥利伯爵夫人却成了她希望成为的拜伦的诗神。
《该隐》一剧中的精华是阿达这个人物。时常有人说,拜伦作品中的男性人物都彼此相似,但批评他的人却较少注意到他所创造的女性形象是怎样各不相同。阿达不是一个女性的该隐,虽然她是唯一可以想象得到的该隐的妻子。女性中和该隐相类似的人物是《天堂和下界》一诗中那位高傲的、具有挑战精神的阿霍丽巴玛。该隐举目所及看到的都是毁灭;阿达看到的却是万物的生机、爱情、萌芽的种子破土而出的力和幸福。在该隐眼中,那在小恩诺克的头顶舒展开枝叶的柏树是一棵表示哀伤的树,而阿达所看到的只是它以绿荫给孩子遮
①      萨·罗格斯(1763-1855)和克莱布(1754-1832),都是和拜伦同时代的英国诗人。
②      阿曼德·卡雷尔(Armand Carrel,1800-1835),法国作家,政论家。
阳。当该隐绝望地向他自己和阿达表明,世上的一切邪恶与不幸都将通过恩诺克传来的时候,阿达却说:

“哦,该隐,看看他吧!看看他是怎样充满了
生命、力量、青春、美丽和欢乐吧,
看他多么象我——多么像你、在温柔的时候。”

对阿达的描写着墨不多,她的全部台词加在一起还占不满八开本的一页篇幅。当该隐必须在爱和知识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阿达给他的规劝是:“啊,该隐,选择爱吧!”当该隐杀死亚伯,作为凶手被一切人诅咒和唾弃而茕茕孑立并对阿达叫喊着“离开我”的时候,阿达的回答是:“啊,我不能离开你,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拋弃你了。”而且拜伦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几乎是字字句句都照抄《圣经》,只是有时候把某个人说的话放到另一个人的嘴里。在《创世纪》里,受到上帝诅咒的时候,该隐说过“对我的惩罚超过了我能够忍受的程度”这一类的话;可是在拜伦的剧本里,当天使可怕的诅咒落到该隐身上的时候,他却站在那里一言不发,而是阿达提高了嗓音大声悲呼:

“这种惩罚使他无法忍受,难以想象 ,
看哪,你们把他永远驱离了地上的家乡,
再也不能把上帝的慈容瞻仰,
他将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罪人而东躲西藏,
永远孤独地飘泊,流浪。”

这正是《圣经》里出自该隐之口的一番话。拜伦以天才的眼光,从这短短的几句话里,从《旧约》的这一团泥土上看到了整个人类的身影,并且只靠他自己的手,用这团泥土塑出了世上第一个可爱的妇女的形象。
使我们感觉到——而且是更加强烈地感觉到——年轻的伯爵夫人的影响的另一个人物是米拉,《沙达那帕拉斯》里的希腊女奴。《沙达那帕拉斯》是拜伦所写的历史悲剧里最优秀的一部。高傲的沙达那帕拉斯蔑视他本国同胞和整个世界,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而一味地沉溺于放荡的淫乐。他轻视所谓的帝王武功;他无意于为追求青史留名而让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流血,并且不希望自己象他的祖先们那样被当作神来崇拜,他那种随随便便的宽宏气度达到了轻率的程度。他从一个谋反的祭司手上夺下了剑以后,竟把剑还给了那个祭司,并且说了这样的话:

“收回你的剑吧,要知道
我欣赏你的舞刀弄剑甚于你的祈祷
——虽然这两件事对我都是烦扰。”

当他的英雄虎威眼看着一天天被那种放纵于酒色的生活消磨殆尽的时候,他所宠爱的伊奥尼亚女奴米拉下决心要挽救他。米拉哀求他重新振作起来,做好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保卫自己的准备。对米拉来讲,她之爱他和她本身之作为奴隶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样大的痛苦。

“我为什么爱上这个人?我们国家的年轻女郎
一向只把英雄汉放在心上。可是我的祖国又在何方?
奴隶失去了一切,只有她脚上的铁索锒铛作响,
我爱他,这成了那长长的锁链上最沉重的一环令人心伤——
爱一个人而对他并不敬仰。……
可我想,当我觉得他被他本国的那些野蛮人
痛恨的时候,我对他的爱就越发强烈地充满心房。”

但是,当敌人攻进王宫,沙达那帕拉斯扔掉了碍手碍脚的笨重的长剑和那“象小山一样压在他的额上”的面盔,光着头轻装投入最激烈的战斗中心,又恢复他那英雄本色的时候,米拉就象卸下了一副压在她心上的重担而终于胜利了:

“这不是耻辱——不——
爱上了这个人并不是耻辱
…………
……假如阿尔西底斯①
曾经因为穿过吕底亚人奥姆菲尔的女装,
摆弄过她那卑贱的纺线杆而在一生中留下耻辱的一章,
那么,当他度过从幼年到成人被当作女孩子养育的时光,
忽然一跃而变成一位赫拉克里斯,
从宴会上跳起来冲向激烈的战场
仿佛那倒是一张爱情的温床,
他确实就配得上
一位希腊少女做他的情人,
一位希腊歌手把他的事迹尽情歌唱,
一座希腊坟墓作为他的纪念碑
而使他英名远扬。”

在这里,拜伦好象是在预言他自己的命运。而且,诗人不也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虽然结交过一千个妇女,但是在此以前从来也没有理解过一个真正的女性的心吗?

“米拉:你就要懂得你从来也不能懂得的东西了。
沙达拉帕拉斯 :那便是——
米拉:一颗心真正的价值。
沙达拉帕拉斯:我已经证实过一千个——
一千个,还有一千个。
米拉:是心吗?
沙达拉帕拉斯:我想是的。
米拉:没有一个!你会懂得的时间可能就要来到了。”

象米拉一样,年轻的伯爵夫人把那比肉欲的享乐更具有男子气概的目标放到了她的情人面前;象米拉一样,她把情人从一种玷污了他那高贵的伟大的心灵的堕落生活中解救了出来。
我们在前文谈到:这对情人居住在威尼斯附近的拉米拉乡间别墅里,在那里,拜伦在干着许多别的事情的同时,写了一部献给托马斯·穆尔的回忆录,打算把这部回忆录作为一笔遗产赠送给穆尔的小儿子,但后来又在拜伦家族的怂恿之下把文稿烧掉了,其原因从来没有
① 即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尔克里斯。
得到过令人满意的解释。安居于拉米拉的平静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居齐奥利伯爵突然下定决心,要使眼前的事态告一结束。伯爵夫人不愿意离开拜伦,其结果便是和丈夫分居。经她的家族同意,她放弃了财产和社会地位,每年领一小笔赡养费,但分居的条件只有当她继续住在她父亲家里的时候才有效。在这里,拜伦通常部是陪伴她度过晚上;他爱听她弹奏或者演唱一曲莫扎特或者罗西尼的作品。在1821年正月和二月这段时期,他的日记的主要内容就是千篇一律地重复着这样一些活动项目:“骑马——放枪——用餐——写作——访友——听音乐——闲谈——回家——读书。”
只要居齐奥利伯爵还在扮演着一个有可能采取复仇行动的角色,拜伦所处的环境里就包含着危险和刺激的因素,而这正是他生活中的甘露。他自以为:他所以没有在骑马出游的路上遭暗杀,是因为对手知道他带着手枪并且枪法高超;他所以没有在家里遭暗杀,是因为吝啬的伯爵舍不得花钱,不愿意为雇一名第一流的枪手而花二十个斯库迪①。现在,这种刺激已经结束,但是立即又为另一种更加高尚的新刺激所取代。
当时,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处于沉寂状态,但这是一种酝酿着大风暴的沉寂。在拿破仑的统治被推翻以后,那些所谓“受上帝保佑”的旧统治者们便又立即开始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在普施恩泽的改革中体现出来的法国的影响将被扫荡干净,往昔的暴政苛规将要重新施行。随着“神圣同盟”的形成而来的欧洲大反动期间那难以忍受的压迫,驱使意大利人结成了广泛的秘密反抗网;仿共济会形式组织起来的伟大的烧炭党人的秘密结社很快便出现于全国。
伯爵夫人介绍拜伦加入了密谋集团。整个甘巴家族都加入了这种秘密团体,伯爵夫人的哥哥彼得罗,一个热心肠的二十岁青年,最终陪伴拜伦去希腊的诗人的热烈崇拜者,是这类社团最热情和最有学识的领导之一。烧炭党人的密谋活动在拜伦看来是诗意盎然的政治。英国那死气沉沉的谇政治曾使他极端厌恶,而这种密谋活动却使想象力丰富的拜伦受到强烈的感染。他在秘密团体中被推举到很高的位置上,成了一个叫“亚美利加”的地方分会的首领。他向密谋者源源不断地提供武器,并向那不勒斯的“立宪”政府捐献一千个金路易②,作为对“神圣同盟”作战的军费。他在书信里直言不讳地痛责奥地利暴君。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奥地利当局的眼中钉;他的书信被拆开检查,《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的意大利译本在意大利的奥地利统治区被查禁;而且,正象拜伦自己完全了解的那样,警察也受到唆使要暗杀他。但尽管如此,他仍然镇静自若地每天骑马外出。在这种场合,就象他在另外某些场合一样,他的举止和谈吐都表现出了一种甘愿牺牲的英雄主义和幼稚的无所畏惧相混合的特点。他写给默里的信里就出现出某种很有趣的孩子气。他写道:“我不知道他们拆开我的信以后是不是看得懂;如果他们看得懂,他们就会从我写得极清楚的笔迹中看到,我认为他们是一伙流氓恶棍,是十足的野蛮人,他们的皇帝是一个大傻瓜。”在当局宣布凡是被发现藏有武器的人家都将受到严惩的时候,拜伦把所有密度者的武器都藏进他的拉米拉别墅里,使这所别墅成了一座常备的武器库。橱柜和抽屉里都塞满了革命宣言和宣誓书。他料想当局多半不敢搜查一位英国上际议员的住所,而他的想法是对的。
对于当局来说,把他驱逐出境要比拘禁他更容易办到,只要命令甘巴伯爵在二十四小时内出车就可以达到目的。由于分居协议的条件之一是,年轻的伯爵夫人如果不和父亲住在一道,她就必须进修道院,所以当局确信他们采取的步骤是摆脱掉拜伦的最有把握的办法。特丽莎听到这项命令以后写给她情人的信是这样收尾的:“拜伦!我真绝望了!——如果我必须在这里和你分离而不知道我何年何月才能和你重新相见,如果我忍受这样残酷的命运是你的意愿,那么我就决心留下来不走。他们可能把我送进修道院;我将会死去——可是——可是你又无法帮助我,我也不能怨你。我不知道他们对我说了些什么,因为过度的刺激压倒了
①      斯库迪(Scudi),意大利旧时金币。
②      从1640年到法国大革命时通用的一种法国金币。
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不是因为我害怕眼前的危险,而只是——我呼唤上天作证——只是因为我不得不离开你了。”①
    拜伦通过他的婚姻获得了一笔财产(说来奇怪,拜伦竟坦然地接受了这笔财产),通过变卖纽斯泰德田庄又获得了另一笔收入,另外,在这段时期,他还从默里那里得到了他的诗为他挣得的两万镑版税,这就使得他处于一种能够大规模施舍行善的地位。他打算离开拉文纳的消息传出去以后,附近一带的贫民向教皇使节呈递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允许拜伦留下来。然而,正是民众对他的这种爱戴使政府更加认为他是危险人物。他从拉文纳迁居到比萨。托斯坎尼政府和教皇国的政府一样,也十分害怕拜伦和甘巴一家,因此很快便来了另一次驱逐,于是这一行人又前往热那亚——拜伦在意大利的最后居留地。
① 据居齐奥利夫人在1868年出版的长篇著作《从日常生活的抵触中看拜伦勋爵》,虽然并不能真正帮助我们理解拜伦的性格或艺术,却令人感动地显示了伯爵夫人对拜伦的爱情之强烈和深厚。在她看来,对于世人急诊不休的所谓拜伦的人品问题,用一句话就可以解答:拜伦是一位天使——象天使一样俊美;象天使一样善良;在一切方面都是一位天使。这部厚达一千一百页的宏篇巨著分为若干章,每章分别以他的一种美德为标题:这一章是献给他的慈善的,另一章是歌颂他的谦逊的等等。谈及他的缺点的那章,则以一种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证明,他身上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缺点。对拜伦人身的描写正象对拜伦性格的描写一样,通篇充满了溢美之词。关于他的声音、鼻子和嘴唇的美,都各有详细的论述。她难以理解,人们硬说拜伦瘸腿或者跛足,象这样无耻的诽谤怎么会传布得如此广泛?他的跛足是非常轻微的,以致无法察觉出究竟哪只脚有毛病;拜伦勋爵的鞋匠还保存着当年在纽斯泰德为爵爷制靴的楦头,他能够证明拜伦的跛足是极轻微的(还附了这位鞋匠的书面证辞)。同样难以理解的是,有人硬说拜伦勋爵的头发后来已经开始秃顶,象这样愚蠢的谣传怎么会有人相信:确实,他额上的头发是相当稀疏的,但那纯粹是因为他愿意剪掉的,另一种不值一顾的谎言是:硬说他的腿非常细瘦。诚然,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年,他的腿要比年轻的时候略瘦一些,可是,对于一个把大部分闲暇时光都消磨在马背上的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可值得注意的呢?——当我们想到这部书是在拜伦已经死增四十年之后出版的,我们便不得不承认激发作者写这部书的那种爱情是多么地强烈而持久。(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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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0-11 19:58 | 显示全部楼层
以上全文来自:http://cq.netsh.com/eden/bbs/743046/
The Giaour(拜伦研究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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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11 20:00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是全部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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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0-11 20:18 | 显示全部楼层
恩,这就是全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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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牧场看守人 at 2005-10-11 19:42:


还有一段(别谢我啊,要谢就谢byronrike,这么长都是他录入进去的啊!)

是danjierous录入的,天荒是她,另外那个是我。
I no longer have to do without now,
all colors are translated
into sounds and smells.
And they ring infinitely sweet
like tones.
why should I need a book?
The wind leafs through the tree;
and I know what passes there for words,
and sometimes repeat them softly.
And death, who plucks eye like flowers,
doesn't find my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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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版|Archiver|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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