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的困惑与问题的呈现——读《〈少年维特〉1945年以来的德国接受史》

Hermes

接受的困惑与问题的呈现——读《歌德长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945年以来的德国接受史》

叶 隽

　　 Wang Bingjun, Rezeptionsgeschichte des Romans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von Johann Wolfgang Goethe in Deutschland seit 1945,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Bern, New York, Paris & Wien: Peter Lang Europa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91

　　王炳钧负笈德国十年，竟然横跨了一个完整的1980年代，这部完成于德国汉堡大学的博士论文，似乎未曾在汉语世界得到介绍，就是德语圈中人也多半闻其名，而未曾谋其面，甚为可惜，国图有此收藏，其实应当关注。

　　此著虽然出版于1990年代初期，但无论是在接受史的研究上，还是在歌德研究领域，尚不失其视角的新颖。接受史的题目，近年来似乎做得太滥，往往是宏观论述“某国文学在中国”，这种题目当然不是不可以做，但对研究者必然有着极高的要求，不但理论素养要厚，而且应当已经做过许多前期的专题工作，需要宏通之史家眼光与踏实之细致功夫的结合，而且双重文化背景的占有、个人阅历的丰富，也都是很有必要的。

　　大题目与小题目，其实各有各的好处，但在素以严谨学风闻名的德国学界，若想做大题目，是极难的，也不易做好。所以，王氏以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入手（以下简称《维特》），反而符合“以小见大”的一般策略。

　　此书在导论（Einleitung）、结语（Zusammenfassung）之外，共为五章，分别探讨以下内容：1920—1940年代的精神史研究中的维特形象（Voraussetzungen. Das “Werther”-Bild in den geistesgeschichtlichen Forschungen der 20er bis 40er Jahre）、1945—1969年联邦德国文学史中的维特形象（Das “Werther”-Bild in der west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1945—1969）、1945—1969年民主德国文学史中的维特形象（Das “Werther”-Bild in der ost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1945—1969）、对“旧”与“新”烦恼的东西论争（Ost-West Kontroverse um die “alten” und “neuen” Leiden）、联邦德国文学研究的新方法论萌芽中的维特形象（Das “Werther”-Bild in neuen methodischen Ans?覿tzen der west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应该说，前三章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线索探讨其接受史，后两章比较出彩，是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在内的。但即便是前三章，也绝非仅仅梳理史实而已，我看重几点：

　　一是对前史的重视，专门辟出一章的内容来探讨1920—1940年代的所谓德国精神史研究，实际上是表明了一种理论自觉，即必须在德国精神史的框架中来理解所谓的维特接受问题。而所聚焦在于维特，背后关注的则是德国思想史与文学史的重大命题——即歌德接受问题。所以难怪作者开篇就要抓住20世纪上半期最重要的歌德专家贡多尔夫（Gundolf），来讨论他的歌德情结（Goethe-Mythus）；其后三节为精神史和思想史阐释（Geistes- und ideengeschichtliche Deutungen）、在实证主义与精神史之间（zwischen Positivismus und Geistesgeschichte）、“作品内在性阐释”的开端（Anfünge der “werkimmanenten Interpretation”）。事实上，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理念到“精神史”框架的整体形成，乃是德国现代学术的重要标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远远不够（虽然早期留德学人如蔡元培有所意识）。

　　二是对承继的把握。但这个问题其实要到了二、三两章才有明确的回应，就是后人选择什么样的传统。这两章虽然不得不因为德国的政治分裂而分别处理，但给学者提出的命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如何面对“学统”（作者此处用Anknüpfung an die Forschungstradition）。但我觉得这两章的分量稍嫌不足，虽然已经注意到了与传统的承继关系，但似乎仍过分依赖意识形态的两分法，将民主德国归为“马克思主义文学史观的建立”，论联邦德国则是“形式—结构分析的方法”。其实，1945—1969年间，恰恰是德国发生最剧烈变化的时期，不管是战后的一片废墟，还是后来的经济奇迹，都发生于此时期，可以考察的，还有诸如学生运动（1968）、民主德国的发展等等因素。这些社会历史背景，都必将对作为德国人精神史一部分的维特接受（请注意，其背后是歌德）有所影响，并可能产生关联。

　　三是提出问题的意识。作者显然不愿意简单地梳理历史，而是尝试在四、五两章以非常明确的问题方式来结构论文。虽然歌德自己并不太看重《维特》的价值（毕竟用六周时间完成的作品与毕生心血所系的“经典”，在创造者的心目中不会太一样；说到社会接受，那是另一回事），但此书在德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可还真的不容小视。从尼柯莱（Friedrich Nicolai）当初即做《少年维特的欢乐》（Die Freude des jungen Werter, 1775）到普伦茨多夫做《少年维特的新烦恼》（Die neuen Leiden des jungen W., 1972），都表现出维特已不仅是那个小说中的忧郁少年而已，而是对德国社会有着巨大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了。第四章把握“新旧烦恼”问题，应该说是很敏锐的。由此一问题，牵扯出时代变迁而造成的价值观差异，触及到现实社会问题与当下意识，更见手笔。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题目时，口子不妨开得尽可能小些，但尽可以做得“见山见水”，一派大家气象———即将学术研究的对象与时代关怀的问题意识高度地融合在一起。这在操作上固然有相当难度，在学术思路上却具有突破意义。

　　前段时间将精力逐渐由席勒转到歌德，接触到曼德尔科夫（Mandelkow, Karl Robert）的大作，不仅是那部水到渠成的《歌德在德国：一位古典作家的接受史》（Goethe in Deutschland-Rezeptionsgeschichte eines Klassikers），更是那套四大卷的宏富之材料汇编《批评者眼中的歌德：歌德在德国影响史资料》（Goethe im Urteil seiner Kritiker - Dokumente zur Wirkungsgeschichte Goethes in Deutschland）。这种“文史”兼备的治学方法，原是德国学者彻底性（Gründlichkeit）与精确性（Genauigkeit）的来源。而王炳钧1980年代负笈德国，正是在汉堡大学曼氏帐下接受指导。这代人与德国学者的结缘，亦同样是颇可探讨的学术命题。我不太明白的是，王氏为何竟“少出成果”，以此部博士论文的水准，日后应当卓有建树才对。但查诸实际，却不然；就是这部论文在汉语语境中亦少有人知，更未起到足够的范式意义，实在是很可遗憾之事。

　　一般而言，中国人到外国留学，治人文社科领域者，多半会选择与中国相关的课题，这本不足为怪，可一旦走到极端，即“有的留学生专选那些容易考试或教授容易对付的课程；有的留学生欺负洋教授不识中文，便选择有关中国的问题作论文，以便蒙混过关；还有的学生更聪明，出国前就把论文材料筹备齐全，甚至有的在国内预先把论文做好，出国后，只等缴论文，得学位，相当便捷；有的干脆找一两本中国古书改头换面翻译成外文去混学位”（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196页）。季羡林先生对此深以为耻，有过严厉的批评，并坚决表态不选择与中国相关的题目做博士论文。但作为一个异国的留学生，毕竟缺乏对象国的文化学术、思想涵养基础，真的选择完全陌生的研究对象，其实意味着付出太多的辛苦与汗水。当然，就此文而论，作者对德国学术传统的融入是相当自觉的，亦是成功的。但反过来似乎也有必要问一句，如此这般，就是对的吗？我指的是，如何构建一个具有中国自身学术传统的德语文学学科问题。

　　我以为即便在德语文学这个相对狭小的学科之内，有些问题仍值得提出细加思考。一个是德语文学在中国语境内究竟何为（或者说是汉语语境），它究竟是进入德国学术的海外分支（所谓“外国日尔曼学”）还是具有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外国学”？二是如何处理德语教学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三是如何促进中德文学与文化的沟通。从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设立德国文学门，德语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就中国大学来看，德语系（或专业）的方向大致三分，即语言、文学、国情，近来又逐步发展出翻译、文化、经济、外交等，这当然不错，但德语系的主要方向，仍应在于文学。因为从本质上讲，诸如经济、外交等专业内容，应由经济系、外交系、国际关系系去做，他们也专业得多。当然不妨设置课程，但不宜作为重点。如果这般立定原则后，那么德文学科的“定位”与“何为”问题，就相当突出。从此著的完成与功用来看，我们并非没有别出手眼的论著，但远远没有建成一个良好的学科传统与学术伦理。这样的选题意义与范式功用，自然不必赘述，但却又有几人注意到，并从中汲取养分？而苛求一句，作者又为何不将其介绍到汉语语境呢？

　　近来与德国学者私下交流，谈及国内前辈学者。对方的诘问（Was hat er denn geschrieben？[他究竟写了些什么？])令我抵挡不及。我们自然可以拿翻译做挡箭牌，但著述确乎零星可数。这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作为学者，我们该怎样确立自己的学术伦理？具体言之，作为一个中国的德文学者，我们该如何确立自己的学术伦理？

转自http://www.cbr.org.cn/mag/articles/0704/1181.html

[ 本帖最后由 Hermes 于 2007-8-20 06:50 PM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