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 近 歌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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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是一个谜。作为日耳曼民族从中世纪以来就以野蛮、嗜杀、残忍、愚昧而闻名。到十八世纪，分裂的德国社会关系专制、猥琐而僵化；市民阶层苟且偷安、自私自利。当法国的资产阶级像鹰隼般翱翔时，德国资产阶级还如后院粪堆上的鸡，趴在封建朝廷的粪便上感到温暖和舒服。令我们想起德国有名的民间史诗《列那狐》，专横跋扈的“狮王”、贪婪愚蠢的“伊格蓝狼”和狡猾残忍的“列那狐”。

    真正的思想家和诗人从来就是庸俗现实的反抗者和超越者。正像象征“恶”的靡非斯特可以激发“善”一样，德国的庸俗造就了歌德的非凡。现实生活之庸俗难耐与无法改变逼使大批智者自形而下至形而上，从地面飞上云端！当法国启蒙学者忙于对付现实、勇敢地解决人间的一个个恼人的难题时德国的巨人们却站在奥林波斯山上俯邯瞰人生。人们常常感到惊异：在如此野蛮、愚昧，以梅特涅、希特勒作为显着特征的国度里，何以会出现灿若群星的思想文化巨人？歌德说过：“德意志民族的任务是在精神领域里征服世界”。日耳曼企图以武力统治世界的幻梦没有实现，而歌德的预言却实现了大半，只要想一想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歌德、贝多芬、巴赫……这一连串名字就足够了。

    正象歌德对黑格尔哲学评价并不高，而黑格尔却从歌德的《浮士德》中吸取了精神营养一样，在德国思想巨人中有一个从未理会歌德的人，歌德却公开承认自己深受他的影响。这就是康德。歌德说：“康德从未注意过我，我却走着与康德类似的道路”。而歌德与康德又是多么的不一样：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哲学家。诗人把哲学家视为感情冰冷的思维机器，哲学家把诗人看作智能低下的疯子。康德在哲学家中又是一个极端：一辈子足不出户，以思考、著述和数学为全部生活，一辈子打光棍，见了女人就心慌意乱；而歌德在诗人里也是个极端，不安心书斋，有广泛的爱好，有着充沛的感情，一生恋爱无数次，年近七十还给女人写含情脉脉的诗。康德完全生活在一个形而上的空灵世界里，而歌德却全心身地淹没在纷繁扰怀的世俗社会里。然而，就在这个迥然相异的性格中间，我们发现了某种文化上的血缘关系。

    康德说：“我渴望知识，不断地要前进，有所发现才快乐。”这不是“浮士德精神”的真谛吗？浮士德的勇气表现为既要享尽一切苦乐，又要追求超验的道德本体；康德的巨大勇气则表现为既同唯理论作战，又同经验论作战，以期接近人的文化心理之谜。。他反对论证上帝、灵魂的存在，因而受到教会的严厉抨击；但同时他又反对论证上帝的不存在，因而受到唯物论者的攻击。这种两难处境何等尴尬！但历史证明，康德所选择的这种两难处境，恰恰反映了他的卓越：广大的未知世界、浩淼的宇宙星空、冥冥之中为人们不了解的力量太多了。我们感得到康德的痛苦，他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理解，他关于“人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 的论点，至今依然保持着魔力。这大概是人们的“回到康德”的口号的理由所在吧。

    康德的对于人的内心宇宙全部复杂性的探索强烈吸引着歌德，因为歌德本人就是一个性格丰富到了难以捉摸的程度的天才，或者叫魔鬼。《歌德传》的作者艾米尔·路德维希这样概括青年歌德的性格：“既感情丰富又十分理智，既疯狂又智能超群，既云凶恶阴险又幼稚天真，既过于自信又逆来顺受。在他身上有多么错综复杂而又不可遏止的情感！” 那部令无数青年疯狂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里面其实有歌德自己的影子。歌德所经历的那段爱情曾使他陷入疯狂，被夏洛蒂拒绝以后，对生活的渴望与厌弃在他心中展开了激烈的搏斗。然而他没有像维特那样自杀。他曾在自己的床头放置一把价格昂贵的短剑，“吹灭蜡烛之前，我总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把这把锋利的剑戳进自己胸膛的几英寸深处。可哪一回也没有做到，最后终于自己嘲笑自己，抛掉了这种疑病式的装腔作势，决定活下去。”这是对生活的怯懦还是坚强？他从绝望的深渊里逃出来，开始寻找新的生活。这以后他多次遇到爱情与自由的矛盾。当他深深被封·施泰因夫人所俘虏时，他将情感变为诗歌创作的灵感的源泉，他说“最要紧的是不要失去自己”。爱情的最高点意味着自由的丧失，他常常因此而逃走，这种负心行为又使他异常痛苦，这种痛苦全部注入到《浮士德》中玛嘉丽特·葛丽卿的悲剧中去了。葛丽卿的悲剧是歌德爱情生活的忏悔录。

    在同自己的青春时代告别时，歌德对于包括《维特》等在内的创作、科学研究与个人生活作了如下反思：“我安详的审视着过去的生活，审视着那骚动、纷扰和对知识的渴望，审视着自己的那个营营逐逐，好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的青春。……在所有神的和人的事业中我表现的多么目光短浅！多少时光被我轻掷！——这时光不是用于有益的思考和创作，而是用于情感和那只能劫夺韶光的虚幻的热情。”这是歌德在向青年告别和走向成熟。但这种成熟并不意味灵魂的净化，而是在本来就复杂的性格中间又添进新的因素，使歌德的内心宇宙更加丰富，更加错综缤纷。但终究造就了卓越，歌德与康德，是十八世纪分别在日耳曼思想高山上战立着的巨人，一个站在日神阿波罗的肩上，一个站在诗人缪斯的肩上，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于是就有了《浮士德》。浮士德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当你在晚上准备进入梦乡的时候，突然从内心涌出一股感伤：这一天过得是那么贫乏、单调而无聊，没有激动人心的欢乐，也没有刺激肺腑的哀伤，想不出一点儿有价值的成绩和温暖心房的享受，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更可怕的是明天还会如此，日日月月，岁岁年年，似乎都笼罩着一种灰色。你望着灰暗模糊的屋顶，望着无边的黑夜，会提出一个问题：人活着为什么？一种强烈的要改变你的生命的欲望猛烈的撞击着你的心房，眼泪被欲火烧干了，一种没有明确目的的决心在你内心凝固下来，你几乎抱着“如此活毋宁死”的思想准备重新生活……这时，你已接近浮士德了。

   “如果寻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就应该去寻找死亡”，这是启蒙时代的人们对生命价值的强烈追求。因此，当浮士德在迷惘中找不到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便转而歌颂死亡，歌颂那可以使他摆脱猥琐的、爬虫式的生活、摆脱内心痛苦的毒药。他是那么迫不及待地要走向死亡……复活节的钟声复活了他内心的生命欲望。靡非斯特的到来点燃了他近乎于疯狂的热情。明知追随魔鬼，有坠入地狱的危险，他依然是那么兴奋：

你听呀！

快乐不是我所企图，

我要献身于酩酊，

于最苦的欢情，

于失恋的憎恨，

于爽心的沉沦，。

我的胸心，

已经解除了智的烦闷，

无论有怎样的苦痛他都欢迎。

我要在内心，在自我中深深领略，

领略尽全人类所赋有的精神，

至崇高的、至深远的，

我都要了解……

    他那颗在书斋中被麻木已久的心与其说去追求欢乐，不如说追求一种强烈的痛苦，因为没有痛苦的欢乐是肤浅的欢乐。因此，浮士德与魔鬼打赌、与魔鬼签约。在这里，歌德的浮士德与马洛的浮士德不同，他的浮士德早已不满足于人世酒色享乐，而要寻找更为广阔的生命价值，并不惜因此而毁灭。浮士德的信念就是歌德的信念：宇宙是无限的，人的发展也是无限的。人生的美酒犹如奔腾的莱茵河，痛饮不尽；人生的追求好似哈尔茨山的宝藏，取之不竭。停滞于人生旅程的某一瞬间，就意味着幸福的终止、毁灭的到来。歌德在浮士德身上体现的不断追求，已与卢梭时代不同。他的追求不是一任主观欲望驰骋，还包括对先验灵境——人的道德本体的追求。自然欲望与道德本体的和谐，是人与社会、人与人的自由和谐的前提。但是，歌德对浮士德提出的两方面要求常常是对立的，这就使得浮士德内心经常处于两难境地：

在我的心中啊，

盘踞着两种精神，

这一个想和那一个离分！

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中，

以固执的官能贴紧凡尘；

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

飞向崇高的先人的灵境。

哦，如果空中真有精灵，

上天入地纵横飞行，

就请从祥云瑞霭中降临，

引我向那新鲜而绚烂的生命！

    这就是有名的“浮士德”难题——怎么使个人欲望的自由发展同接受为求得社会和个人道德所必需的控制和约束协调起来；怎样谋取个人幸福而不出卖灵魂——即康德所探讨的自然欲求与道德律令之间的矛盾。在康德看来，道德的崇高是在遏制人的情欲中实现的。道德与情欲的冲突是绝对的。歌德的浮士德面临的正是这种两难处境，即“紧贴凡尘爱欲”与“先人的灵境”之矛盾，他追求的就是两者结合的“新鲜而绚烂的生命”。

    歌德的深刻在于他意识到把握无限未知的宇宙并非易事。浮士德以他尚未实现理想就已双目失明，并说出了那句会令他成为魔鬼奴仆的咒语“真美呀”，倒在地上险些被魔鬼掳走作为全剧的结局。这个结局不像中国的“愚公移山”那样乐观，但却表明了歌德的深刻。

   浮士德意识到这个悲剧性的结局，然而，他依然头也不回地追随魔鬼而去，就像那个明知巨石还要从山上滚下来，却决不停息，毅然把它推上山，如此往复，终日不息的那个西西佛斯。西西佛斯和浮士德同属一个家族，代表同一个精神！不过，浮士德显得乐观些，西西佛斯则更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