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冲击波——纪伯伦评传》[中] 伊宏（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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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自己的主！”

正像二十世纪初的许多东方作家，纪伯伦也深深受到西方哲学，特别是尼采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他的思想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他剔除了自己思想感情中的哀怨、哭诉、柔弱成份，把一股阳刚之气注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事实上，这转变早在一战前就开始，但一直到一战基本结束，纪伯伦的思想才进入到一个新高度成熟区。无疑，尼采是纪伯伦孤独的最大抚慰者，也是他步入创作新阶段的引路人。纪伯伦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是的，尼采是一位巨大，真正的巨人！你愈去读他，就愈增加对他的爱。或许他是现代所有灵魂中最活跃。最自由的灵魂。他写出的东西，在今在认为伟大的许多东西消逝之后，仍将长存。……读读《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因为这本书在我看来，是我读到的所有世纪的书中最伟大的一本书。”

但纪伯伦对于尼采的哲学并非全盘接受，并像传声筒一样去宣扬它们的。他认为尼采先于他“三百年”“摘去了他曾经将要采摘的那棵树上的果实”。纪伯伦与尼采一样，认为人类要“向前”并“向上”发展。但如果说尼采的终极目标是鄙视、憎恶人类的“超人”，那么纪伯伦的则是具有博爱之心的“神性的人”。尽管纪伯伦的诗文中出现过一些激烈的言词，甚至在《致同胞》中还说过“如今，我恨你们了！”那样过头的话，但这属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那种“恨”，其出发点依旧是爱。《暴风雨》成书于 １９２０ 年，全集收集了纪伯伦在一次大战前后所写的３１ 篇短文，其中一篇《苏尔班》为短剧形式。

《暴风集》是纪伯伦最有力度的散文诗集。纪伯伦把这个集子定名为《暴风集》并不是偶然的。纪伯伦特别喜欢象征着反叛、革命、翻天覆地变化的暴风雨。在大自然的狂风暴雨中，他的内心激荡之情能够得到共鸣与抒发。有一次，暴风雨骤然而起纪伯伦对他的朋友说：“我像它！人为什么不像霹雳闪电这般说话、写作？我愿站在高山之巅，像刚刚出生时那样浑身赤裸，我愿死于风暴之中。”当时，世界正处于巨大的政治风暴之中，一次大战的风云，使西方和东方都受到空前的震动，纪伯伦的灵魂深处也掀起了“一场猛烈的革命”。他敏锐地感觉到，一个世界性的变革时代到来了。“狂风呼啸这是我所喜欢的。……我的感觉受到激励，我的心儿在悸动，我走向工作，她握着我的手——‘她’就是风暴。”

正是在这样的炽热中，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散文诗诞生了。这个集子荟萃了许多名篇，大都是针对东方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政治问题而写的。《掘墓人》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篇。纪伯伦以超现实的笔法，描绘了一个敢于“亵渎太阳”“诅咒人类”、“嘲笑自然”的“疯狂之神”的形象。他没有什么偶像，只膜拜自己，并大声宣称“我是自己的主！”在这个阿拉伯文学史上，这是一个空前大胆的艺术形象，实际上正是纪伯伦人的理想具体化，是消除一切奴性痕迹的自立自强的人。

纪伯伦在《掘墓人》中提出了“埋葬活尸”的口号。他借“疯狂之神”之口说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苟且偷安的人，他们没有独立的思想，“在风暴面前战栗而不与它一同前进”，这些人无异于行尸走肉。纪伯伦由此为诗人们找到了最合适的工作，即带领大家挖掘坟墓，埋葬“死人”与“活尸”。纪伯伦本人无疑是一直致力于这工作的。

关于东方，东方痼疾的论述，是《暴风集》中最有价值、最具普遍意义的部分。纪伯伦在《麻醉剂和解剖刀》一文中坦率地指出，“东方是一个病夫”。不仅如此，东方在“灾病轮番侵袭”下，竟已“习惯了病痛”，甚至把自己的灾难和痛苦看成是“某种自然属性”。纪伯伦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方人太爱听甜言蜜语，以为一切揭病灶、下良药、动手术的行为都近于疯狂。
对于这一点纪伯伦是深有感触的。东方的“病人”是如此，东方的“医生”又如何呢？纪伯伦发现，东方的医生很多，但大多数只开些能减弱而不能治愈疾病的“临时麻醉剂”。从文中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纪伯伦以这些只开“麻醉品”的庸医来影射那些政客、宗教家、学者，甚至普通教师、邻人与亲朋。他们自己也是病人，又怎能治愈他人呢？纪伯伦形象地描述了阿拉伯乃至东方世界的现状：由于麻醉剂的效力，“东方”在柔软的床榻上可以沉睡一辈子，而当一个清醒者向他大喊，希望他能摆脱这种状态时，他却认为这是一个“粗鲁的，自己不睡也不让别人睡的家伙”，并且对自己的灵魂说，这是一个叛教者，正在败坏着青年一代的道德，用毒箭伤害着人类。可见，这些医生的麻醉剂非但不能根治东方的病症，而且使东方的病情恶化了，以致病夫低制一切的治疗，敌视那些企图将其从昏睡中唤醒的人。纪伯伦在《龋齿》一文中发挥了这一思想，他借牙科医生对东方民族的龋齿仅仅进行表面修补，裹上金壳的无用之举，将粉饰太平的行为与民族的衰亡联系起来。

纪伯伦在《暴风》一文中道出了真正想为东方治病的医生们的悲剧。显然纪伯伦对此是有切肤之痛的。他主张用“解剖刀”挑开东方遮掩的病灶，用果断的“手术刀”切除那危险蔓延的痈疽，从而达到治标治本的目的。纪伯伦本人是一贯如此行事的，这才是真正的爱与忠诚。但他得到的却是嘲骂和诅咒，被宣布为“人道主义的敌人”！因此，纪伯伦在文中形象地描写出了“时代病夫”竟然从被子里伸出手掐死医生的可怕情景。在这篇文章中，纪伯伦所表现的愤怒超过了痛心。但这种愤怒终究也是以爱为出发点的。《奴性》也是《暴风集》中的名篇。纪伯伦尖锐地指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不自觉地通过某种形式，成为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奴隶。他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写道：“自我降生始，七千年过去了，我所见到的尽是屈辱的奴隶和带镣铐的囚犯。”然而这些奴隶们却顺从地跪在偶像面前，被奴性支配而不自知，因此纪伯伦写道：“我发现奴隶主义昂首阔步于各地的祭悼队伍之中，人们奉之为神灵”。纪伯伦看出一种奴性从属于奴性，存在着一个奴性的阶梯：“劳工是商贾的奴隶，商贾是大兵的奴隶，大兵是官宦的奴隶，官宦是国王的奴隶，祭司是偶像的奴隶。”而偶像不过是“坚立在骷髅堆上”的“一把泥土”而已！

纪伯伦列举了奴性的种种表现形式，有“哑巴式”，“聋子式”，“佝偻式”，……不一而足，而“其最出奇者，则是将人们的现在与其父辈的过去拉在一起，使其灵魂拜倒在祖辈的传统面前，让其成为陈腐灵魂的新躯壳，一把朽骨的新坟墓。”

喋喋不休，夸夸其谈，喜欢坐而论道，不愿起而行道，这是纪伯伦发现和憎恶的另一个东方社会现象。他揭露“那些政治家们”言辞娓娓动听，说得天花乱坠，完全是为了蒙蔽公众耳目，那些神父、教士们口口声声训诫别人，而自己从来并不身体力行”。在《言语与夸夸其谈者》一文中，纪伯伦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指出，真理的声音淹没在夸夸其谈的汪洋大海之中，令有思想的人分外苦恼。纪伯伦叹道：“我的思想就丢在言语和夸夸其谈者中间”了！他忍无可忍地喊出：“我已厌烦了言语和夸夸其谈的人！”在《致大地》一文中，纪伯伦强调了民族自我更新的意义，他针对东方民族沉溺以往光荣，总爱夸耀自己悠久历中的心理与行为，说出“准不把自己往昔的功绩忘却，必将元所创新”，这一名句。纪伯伦指出，“谁不用自己的力量扯下自己的腐叶，必将日益衰亡。”因此，纪伯伦呼唤暴风雨，目的是“用风暴武装，以现代战胜过去，以新的压倒旧的，以强大征服软弱。”纪伯伦在《雄心勃勃的紫罗兰》一文中，以寓言的形式表现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即“存在的目的在于追求存在以外的东西”——理想。一株纤弱的紫罗兰想变成高大灿烂的玫瑰，以了解自己“有限天地”之外的事情。她超越了“知足”这难以超越的障碍，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尽管她的奋斗最后以悲剧靠终，但她带着“胜利的微笑”死而无憾。其它平庸的紫罗兰们对此是大不以为然的。但对于“野心勃勃的紫罗兰”来说，她已经历过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光，再无遗憾了。

《暴风集》是纪伯伦最优美的散文诗集之一。他一改往日语言纤细柔弱的风格，而以火、以风暴锻铸出简洁、有力的文字。纪伯伦呼唤着摧枯拉朽的变革风暴的到来。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旧世界的“掘墓人”，一个号召人民摆脱奴性，反抗压迫的革命者。这本书出版后，不仅再次冲击了海外阿拉伯侨民界，也给阿拉伯本土同胞带来很大震动。

１９２３ 年，《暴风集》的延续——《珍趣篇》出版了。这本书不是作者本人与出版商联系编定、出版的，而是由一位叫尤素福·托玛·布斯塔尼的阿位伯出版家在埃及阿拉伯人书局编辑出版的。由于它是从散见各处的纪伯伦的作品中选辑的，所以最初的版本在内容上与纪伯伦的某些集子有重复。《珍趣篇》是一个内容丰富、体裁多样的综合性集子。它包括三十六篇作品，其中散文诗十六篇，韵诗十四首，文学论文与评论五篇，剧本一个。这些作品也大都写于一次大战前后，在内容与主题上与《暴风集》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散文诗而言，此集中最重要的篇章首推《你有你们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这是一篇立意深刻、气势壮阔、形式新颖、文采璀璨的妙文。通篇以大体相近的句式，对应重复，一气呵成，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纪伯伦的爱国主义和美好的社会政治理想。

纪伯伦采取叙述加对比的手法，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黎巴嫩。你有你们的黎巴嫩及其难题，我有我的黎巴嫩及其瑰丽。纪伯伦指出，他的敌对者缔造的黎巴嫩，是解不开的“政治死结”。针对在土耳其残酷统治下的黎巴嫩，被政客出卖，被教会欺骗的现状，纪伯伦写道：“你们的黎巴嫩”是“宗教首领、军队司令的棋盘”，是“形形色色的教派和政党”，是无休止的“谎言”和“辩论”。这样的黎巴嫩不会长久，它很快将走向灭亡，就象奄奄一息的朽翁。纪伯伦心目中的黎巴嫩，则是瑰丽无比的大自然，是“悠远的思想”、“炽势的感情”、“神圣的语言”，是“青年抱负，中年的决心，老年的睿智”，是“朴素而袒露的真理”。在纪伯伦心中，这些都是被黑暗一时遮盖了的黎巴嫩的本色，这样的黎巴嫩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光辉的前途的，就像是“生气勃勃的青年”。

在纪伯伦看来，黎巴嫩的儿女应能代表黎巴嫩“岩石中的意志，巍峨中的高贵，流水中的甘美，空气中的芳馨”，即具有黎巴嫩人传统的优秀品格，他们应该让自己的生命成为“黎巴嫩血管里的一滴血”。这些儿女们包括为黎巴嫩作出贡献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也包括“把自己的灵魂倾注于新杯中的诗人”，他们是“风吹不灭的灯，时蚀不腐的盐”，是迈着坚定步伐奔向真善美的人。

这篇散文诗表达了纪伯伦热爱祖国的一颗拳拳之心，具有无比的生命力，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并将显示出跨世纪的魅力。

《珍趣篇》中还有许多篇章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独立与红毡帽》，通过一位同胞为了强调自己的“独立”和“尊严”，拒绝在法国客轮餐厅脱下他的红毡帽这件小事，引发出纪伯伦对民族心理的深刻透视和剖析。他指出，“精神上和心智上均受奴役的民族，是不能靠他们的衣着、习俗成为自由的”，同胞们的不幸正在于“他们反对结果而未曾注意到原因”。纪伯伦呼吁同胞不要在小事上盲目争“独立”，要争“技术独立”与“工业独立”。他说这是“悬于每个人头上”的问题。在当时，能这样清醒地看到并大胆指出民族奋起的先决条件的人是不多的。可见纪伯伦是注重事物的本质的。在《皮壳与内核》一文中，纪伯伦把他的这个观点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他指出，生命不在于它的“表象”，而在于它的“内蕴”，事物不在于它的“皮壳”，而在于它的“内核”，人不在于他的“面孔”，而在于他的“内心”。对于宗教、艺术、社会与个人，也应首先看到它（他）们的内部本质。这些在今天看来，不见得有多少让人特别惊奇的地方，但在那时，宗教家、政治家、“学者”都唱着动听的歌曲，糟糠与精华难辨，对于那些东方人，尤其轻信的阿拉伯人，的确是一种及时而可贵的忠告吗。

纪伯伦在同胞中一直是一个孤独者。他的孤独是果实累累无人采摘的孤独，是一个慷概的给予者找不到接受者的孤独，是缺乏知音、缺少理解者的孤独。在《我的心重负着累累果实》一文中，纪伯伦向人们披露了作为精神富有的孤独者的秘密。文章情真意切，使人们更深地了解纪伯伦本人。通过《我的心灵告诫我》、《完美》、《孤独》、《更辽阔的海洋》等文，纪伯伦引导读者进入一个辽阔而深邃的精神世界。在这里，纪伯伦时而是哲学家，谈论现象与本质；时而是道德家，表达无私给予者的烦恼；时而是美学家，探讨“完美”的终极意义；时而是心理学家，寻求诗人孤独的原因和心灵沟通的道路……他和他的心灵为伴，巡视着这个世界，希望找到一个涤荡污垢的大海，他们找到了，但海滩上充斥了世间的俗人与各式各样的装腔作势者，于是他们离开那里，又去寻找“更辽阔的海洋”。

《珍趣篇》的确是名副其实的“珍闻与趣谈”。在这里纪伯伦展示了他丰富的精神世界，提出许多新颖而有价值的见地，令人深思而有所得。可以看出，这时纪伯伦的笔已不像过去那样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了。随着一次大战的结束，纪伯伦的主题也渐渐从“破坏”转移到“建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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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出版《风暴集》的 １９２０ 年，纪伯伦和侨居北美的部分阿拉伯海外文学家共同发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笔会。这是阿位伯海外文学家的第一个文学团体，也是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团体。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晚，纽约的侨民文学家在《旅行家》周报编辑部聚会，共同商讨旅美阿拉伯文学的现状和发展方向问题。出席会议的除纪伯伦外，还有米哈依勒·努埃曼·纳希卜·阿里德拉希德·阿尤布、阿卜杜勒——麦希赫·哈达德、纳德拉·哈达德、威廉·卡茨菲里斯等六位作家。他们分别来自黎巴嫩和叙利亚，是一批经历曲折、抱负远大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他们原先把纳希卜·阿里德主办的《艺术》杂志作为发表作品的园地。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个刊物被迫停刊，后来也未能恢复起来。于是他们又围聚在另一个阿拉伯文刊物《旅行家》周刊周围，把这个杂志作为展示他们思想和艺术成果的舞台。他们的文学素养、创作能力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文学爱好相近。爱与憎的感情相似，在艺术上和心灵间有某种契合。在这个小小的文学群体中，纪伯伦显示出他的才力过人。他不停地写作，发表诗文，成为他的文学之友的楷模。

在 ４ 月 ２０ 日的这次聚会上，纪伯伦和他的朋友们达成了如下共识：为使阿拉伯文学摆脱僵化和停滞，使之成为民族生活中的积极有效的力量，必须为阿拉伯文学注入新的精神。侨民文学家应当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为实现阿拉伯文学的历史性转变而共同奋斗。

他们的热情越来越高。紧接着又于 ４ 月 ２８ 日在纪伯伦的住所举行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上次的七位作家外，还增加了一位，名叫伊里亚斯·阿特拉。他们讨论得非常热烈。最后通过了正式成立笔会的决议。与会者一致选举纪伯伦为会长，努埃曼为顾问，卡茨菲利斯为司库。这样一个在纪伯伦领导下的阿拉伯文学团体就在北美的特殊环境下诞生了。

纪伯伦、努埃曼等代表了旅美派文学家的基本方向。他们主张，真正的文学是从生活土壤中汲取营养的文学。真正的文学家应具有敏锐的感觉、严密的思想、远大的目光，而且应能阐释社会生活的变化及其对自己心灵的影响。他们为笔会规定的宗旨是：为阿拉伯文学的肌体注入“活的灵魂”，用新精神抵制旧精神，把阿拉伯文学从古老陈旧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他们认为，确立新精神并不是要割断与古人的一切联系，相反，卓越的古代诗人和思想家是后人寻求启示的泉源。

纪伯伦还为笔会设计了一个会徽。这个会徽设计得十分别致。在圆形图案的中央有一本打开着的书，书上写着这样新颖的口号：“上帝（真主）有一人间宝库，钥匙便是诗人之舌”。书的上方有一轮太阳当空悬挂着，书的下方是一盏灯，灯的右边是插入墨盒中的笔，左边是墨水形成的光焰。在圆形图案下方，是笔会的名称，上面是用类似库法体的阿拉伯文写成，下面则是用英文写成。

笔会的章程、会徽和口号，显示出旅美派文学家的奋斗目标和作“上帝”代言人的崇高使命感。他们要用自己的舌与笔，打开人间宝库，建起文学丰碑。

纪伯伦是笔会的中坚和旗手，他一直积极组织和参加笔会的各种活动，用精美的作品去充实笔会的文学专号。他和大家一起精选纸张、设计封面、整理材料、确定版式、悉心编辑。笔会的创作活动通过新闻报刊的各种渠道，及时传回阿拉伯各国，它的影响逐渐扩大，纪伯伦的声名也更远播四方了。纪伯伦的作品，代表了笔会的思想艺术最高成就，显示了旅美派文学的成熟性和多样性。他的作品是东西方文化、东西方精神交流的桥梁。在纪伯伦和笔会的影响下，不久之后南美的马西、阿根廷等地也涌现出一大批阿拉伯侨民文学家，并且也成立了自己的文学团体。安达鲁西亚文学团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团体。

阿拉伯本土的革新派文学家，对纪伯伦为首的旅美派文学给予充分的肯定。埃及的阿卡德、马齐尼等笛旺派批评家认为，旅美派文学家在特殊的环境里写出生活的智慧，表现出对文明的一种信仰。但也有人对旅美派文学家特别是纪伯伦提出严厉的指责与批评。他们有的从语言方面提出责难，说旅美派文学家的语言偏离了阿拉伯语的“根本”；有的从宗教道德方面进行攻击，说纪伯伦等企图摧毁宗教大厦和世俗权力，甚至企图摧毁家庭。在旅美侨民文学家中也有一些人对纪伯伦的文学创新不能很好地理解，甚至抱挑剔和敌对态度。

笔会的文学活动十分活跃，持结了十余年。纪伯伦始终是支撑这一文学团体的脊梁和砥柱。他在笔会成立的前一年即 １９１９ 年，曾在信中对埃及《新月》杂志的伊米尔·泽丹说，他过去二十年在写作和绘画上所做一切，只不过是“一种准备”，“一种愿望”。他谦虚地说，“至今我还没有做一点值得留在阳光下的事情。我的思想之果尚未成熟，我的网尚沉在水中。”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巨大，决心用自己的“网”捕获到最多最有价值的猎物，也希望自己的思想果实日趋成熟。正因为如此，在 １９２０ 年组建笔会后，他更加奋发，更加苛严地要求自己，即使身体只能支撑四、五个小时，但他仍然努力争取用九个小时从事写作与绘画。他认为，在一个文学家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梦想”，“让自己的天才结出果实。”

纪伯伦发现自己面前“有一千零一件工作”，因此加快了自己的生活节奏。他不但自己努力创作新作品，而且鼓励笔会的同位们努力创作。努埃曼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去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他得悉后很是着急，生怕这个文学天才淹没在其商业活动中，从而远离了文学世界。他急忙写信给努埃曼，以诙谐委婉的语调表达了对朋友的关心和希望。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米沙：

在地上的欲求和天上的目标间徘徊游荡的人啊，愿上帝赐你晨福！我听到你的声音在市场和广场上喝：“看货啊！”我听见你用悦耳的声音高声呼唤着：“快来呀！看白洋布啊！快来呀！看有印花布呀！看有龙涎香呀！”你的声调很优美。米沙，我知道天使正在听你喝，正在把你的呼唤记录在不朽之书上。

我对你的“辉煌成功”感到高兴。但我害怕这成功！我害怕，我担心，因为它可能把你带入商业世界中。谁要是进入其中，他就很难再回到我们的世界来了！今晚我将和纳希卜、阿卜杜革——麦希赫在这个禅房聚会。啊，但愿你和我们在一起，米哈依勒！——啊，但愿你和我们在一起！……纪伯伦十分巧妙地表达了他的忧虑，他对友人的一片真情溢于文表，令
人感动。

在笔会成立之前的十多年间，纪伯伦发表了散文《音乐短章》，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叛逆的灵魂》、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散文诗集《泪与笑》、长诗《行列》和用英文写出的寓言诗文集《疯人》。在笔会成立的当年发表了《风暴集》、《先驱者》。在 １９２０ 年后则连续发表了《先知》（１９２３）、《珍趣篇》（１９２３）、《沙与沫》（１９２６）、《人子耶稣》（１９２８）等散文诗集，和诗剧《大地之神》（１９３１）。此外，他还写出了散文诗集《流浪者》和《先知园》，以及剧本《国王与牧人》。不过它们都未能在他生前发表。《流浪者》和《先知园》分别于 １９３２ 年和 １９３３ 年发表，《国王与牧人》则只作为《努埃曼全集》中的附录问世。

不论就数量还是就质量而言，他在笔会成立后的十年间的创作，都超过成立前的十多年。至于艺术形式，前期是以小说为主，后期则以散文诗为主。他在散文诗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他在其他文学领域的成就，这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先知》的出版，更奠定了他在阿拉伯文学、东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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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３ 年，纪伯伦的哲理散文诗集《先知》在美国纽约正式出版了。这本诗集是纪伯伦写出的最优美、最深刻的作品之一。它出版之后立即引起轰动。短短数年内，《先知》被译成法、意、俄等近二十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受到各国读者的好评。这部散文诗对于纪伯伦，正如《吉檀迦利》之于泰戈尔，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正是这部作品，给诗人带来世界性声誉，使他当之无愧地置身于二十世纪东方乃至世界最杰出的诗人之列。纪伯伦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他主张应当用“血”来写作。《先知》就是他用多年的心血浇灌出的绚丽的艺术花朵。为了完成这本书，纪伯伦花费了多年时间以便精益求精，甚至不惜以健康为代价。

纪伯伦从青年时代就开始酝酿这部作品了。据一些资料记载，最早的稿本是他在黎巴嫩用阿拉伯文写下的，这时他才十八岁。二十岁时，他在美国波士顿，曾给母亲读过他写下的《先知》。母亲当时对他说：“孩子，太好了！不过还没到发表的时候。”又过了十年，在纪伯伦定居纽约并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之后，他写出了这部作品的英文初稿。《先知》曾多次修改，在其正式出版前的五年内，纪伯伦又曾五易其稿。他虽然在 １９１８ 年 ５ 月 ６ 日前已完成《先知》中的十六章节，但剩下的部分（不足整个作品总量的一半）却又足足用了五年时间才完成，可见纪伯伦精雕细刻的功夫。１９２０ 年纪伯伦曾向友人谈起创作《先知》燃起的热情，他说：“这本书现在充塞了我的生命，我睡觉时梦着它，醒来时想着它，吃喝时仍是它。”１９２１ 年春，纪伯伦累倒了，但他不愿放下手头的工作，他带着《先知》的稿子去波士顿进行“治疗”。他对朋友表露心迹道：“我怎么办呢？难道放弃写作和绘画吗？难道丢下《先知》吗？——它还是一个婴儿——是我们精神至今孕育的最好婴儿。不，我将干到底！即令我的生命随着它的结束而结束也罢！”

《先知》是一位严肃的作者以严肃的态度为严肃的读者进行严肃的思考而写下的一部严肃的作品。

在创作《先知》的这一时期，纪伯伦的思想正经历着一次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在这以前，在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纪伯伦对人生没有感到别的，只感到压抑、忧愤、痛苦，孤独。儿时家庭的破落、离散，侨居异国后的陌生感与生活的艰难，母亲与兄妹三人的不幸病逝，沉重的债务，祖国在土耳其异族统治下的灾难，在贫穷之手摆布下的命运，由此造成的终身疾病……等等，这一切造成他悲苦的心境，并把他推向生活和社会的对立面，他成了一个愤世疾俗者，“一个叛逆的灵魂”。在那时，对人生，对社会，他的憎超过了他的爱。

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混乱的逐渐结束，随着人们对人类自身前途所抱希望和信心的恢复，也随着纪伯伦个人生活境况的好转，他的思想开始朝着“建设”的方向发展了，他对人类的爱又逐渐占了上风。正是这种爱促使纪伯伦像完成一件伟大使命似的运完成《先知》的创作。正如阿拉伯文坛权威的评论家努埃曼所指出的：“他开始发现生活之美，开始思考如何用语言、线条和色彩把他在他的新世界里看到的美传达给人们。”在这之前，纪伯伦曾认为生活是“空虚的”或“虚妄的”，甚至说生活是一个“娼妇”，诱惑和欺骗着世人，但现在，他却认为生活是蕴蓄着光明的，“生活是多么慷慨！她的馈赠是多么灿烂辉煌！”他开始歌颂他看到的——或者说他想要看到的——生活了。

《先知》描述的是，艾勒——穆斯达法滞留阿法利斯城十二载，他一直企盼着接他的船到来，载他回归他生长的岛上去。这年九月第七天，他出城登高远眺大海，看见故乡的船在烟雾中徐徐驶来。他无限喜悦，却又感到一种悲哀。他不想离开这度过漫长岁月的地方，不忍心告别那给予自己更深的生命渴求的人们。然而，大海在召唤，故乡在召唤，他不能再迟留了。
城中的男女都来送行。他们簇拥他来到圣殿广场，请这位“上帝的先知，至高的探求者”在离别之前为他们讲说真理，披露他们的“真我”，告诉他们“关于生和死中间的一切”。

他怀着诚挚的感情，回答着一个又一个提问。发问者有男人、妇女、老者、青年，有农夫、织工、教师、有法官、律师、诗人、学者。他们问爱情、婚姻、孩子、友谊，问法律、自由、宗教、善恶……而他既有训诫，又在启导。

他终于回答完所有的问题，水手们立刻起锚开船，向东驶去。送别的人发出悲吼，如同角声在海面上奔越。对他始终怀着诚信的女子艾尔美差，凝望着，直到那船渐渐消失在烟雾之中。

《先知》谈及的是人类从古至今乃至未来都关心或将关心的自身问题。在隽永清新的诗句中，凝结着纪伯伦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闪耀着这位诗人哲学家的智慧火花。纪伯伦认为，在人类自身之中有一种“无穷性”，他称为人类本性中的“巨大”，即“神性”。与此同时，人类身上也有一些“不成人性”的东西，他称之为“未成形的侏儒”。介乎二者之间的才是所谓的“人性”。他认为人类应发展，人性应升华。在《先知》中，作者借主人公之口提出，人类不应作“在日中匍匐取暖，在黑暗里钻穴求安”的初级动物，而应捕捉飞翔在天空的“大我”、“真我”，目标是向着无穷性——“神性”过渡，成为具有“神性”的人。人只有这样规定自己的目标，才算是爱了生命；只有这样，人类才伟大。

一个哲学家不一定要成为一个诗人或作家，但一个作家或诗人却应该是一位哲学家。纪伯伦是无愧于“诗人哲学家”这个称号的。纪伯伦关于人性发展的观点，神性人的理想，显然是受到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但并不是对后者的亦步亦趋。纪伯伦的“神性的人”与尼采的“超人”有所不同，前者更强调“爱”，更重视“施予”。

纪伯化在《先知》中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爱”。他说：当爱向你们召唤的时候，跟随他，虽然他的路程艰险而陡峻。爱除自身外无施与，除处身外无接受。爱没有别的愿望，只要成全自己。

显然，纪伯伦谈论的“爱”与社会上流行的爱不同。在封建社会，“爱”是一种恩赐或奉献；在资本主义社会，“爱是一种商品和交易，纪伯化对这种爱的交易，爱的商品化深恶痛绝。他希冀着一种“不占有，也不被占有”的爱，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相互尊重的关系，包括男女纯洁的爱情。更可贵的是，纪伯伦把爱与“劳动”联系起来了。他在《先知》中有这样的名言：

我说生命的确是黑暗的，除非是有了激励；
一切的激励都是盲目的，除非是有了知识；
一切的知识都是徒然的，除非是有了工作；
一切的工作都是空虚的，除非是有了爱。

纪伯伦把爱工作与爱生命看成同一件事，这与那种以享乐为目的的爱是完全不同的了，纪伯伦追求的是一种“给予的”爱，高尚的爱，也即他所说的“无限的爱”。“在工作里受了生命，就是通彻了生命最深的秘密。”在纪伯伦看来，爱与生命是不可分的。

在纪伯伦心目中，爱与美是紧密联系的，在《先知》中，当一位诗人请艾勒——穆斯塔法谈美；智者反问道：“你们到处追求美，除了她自己做了你的道路，引导着你之外，你如何能找到她呢？除了她做了你的语言编造者之外，你如何能谈论她呢？”

这是在告诉诗人，只有美才能引导人们找到美的所在。人们关于美的种种谈论，并不一定能反映出那美的客观存在。针对八个人对美的理解，智者指出，他们只是谈论着各人“那未曾满足的需要”：伤者需要仁爱，忧苦者需要温柔，大雪阻挡的人向往着春天，炎夏挥镰者盼望着秋收季节的到来。纪伯伦认为，“美不是一种需要，而是一种欢乐。”这是说，他不把个人欲望的满足等同于美。他把美比作“发焰的心，陶醉的灵魂”，显然是指精神美，这种美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是一座永远开花的花园，一群永远飞翔的天使”。

纪伯伦提出美即生命的主张，他说：在生命揭露圣洁的面容的时候的美，就是生命。但你就是生命。……美是永生揽镜自照。但你就是永生，你也是镜子。这就是说，人类与美是同一的，生命和美是同一的，审美对象与美是同一的。这种将爱与美当作必要条件的生命哲学，贯穿《先知》一书的始终。他从生命的流动与永恒中把握美的本质，可以说，纪伯伦开辟了阿拉伯美学领域的新天地。

纪伯伦终生是一位自由的讴歌者和追求者，因此，“自由”也是《先知》一书的主旋律之一。纪伯伦自由观的核心，不仅仅是废除了不公正的法律，不仅仅是打倒暴君，而且是以“奴性”的消灭为前提的人类精神上的解放。纪伯伦是“奴性”的敌人，他憎恶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这一丑恶现象。他指出，有些人“在诛戮他们的暴君之前卑屈，颂赞”，他看到社会上的“最自由者，把自己像枷铐似地戴上。”

纪伯伦已经看出整个人类都是不自由的，“要求自由的愿望”的存在正是意味着不自由的存在。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纪伯伦写道：

……当那求自由的愿望也成为羁饰，你们不再以自由为标竿为成就的时候……
当你们的白日不是没有牵挂，你们的黑夜也不是没有愿望与忧悉的时候，……
……当那些事物包围住你的生命，而你却能赤裸地无牵挂地超腾的时候，你们才自由了。

纪伯伦认为“奴性”是自由的大敌，生命的大敌。它使人的“灵魂”禁闭在躯壳之内，房舍之中，而不能翱翔云端，与风同游。纪伯伦呼唤自由、批判奴性就是呼唤人类“无穷性”的实现，就是呼唤生命力的解放。他热烈希望人类能驾着“理性与热情”的“舵”与“帆”，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他的这些见解，曾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激励过许多争取民族独立的阿拉伯的青年，至今仍是阿拉伯思想宝库中的珍品。

《先知》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引起文坛轰动。朋友们在纽约为纪伯伦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祝贺他取得巨大的成功。纪伯伦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贺信和贺电，热烈的祝贺有的来自所认识的人，有的来自他不认识的人；有阿拉伯人，也有其他民族的人；有的来自他侨居的美国，有的来自世界各地，他们都对作者表示钦佩，对《先知》作高度的评价。其中一些读者，特别是怀着理想主义的女读者，一时对纪伯伦达到了崇拜的程度，称他为“超群出众的人的典范”，“带着全部精神美和生命美的人物”，“超越人类和超越生命的巨人”，等等，有的甚至把他看作先知的化身。《先知》不仅为一般读者所欢迎，而且也为许多知识界人士所欣赏。当时，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所学院的院长，曾亲自写信纪伯伦，请求他允许把《先知》中的一句诗镌刻在自己学院的一口大钟上，那句诗是：

昨日是今日的回忆，
明日是今日的梦想。

由于《先知》的成功，纪伯伦达到了他成就和劳誉的顶峰，获得了精神上极大的安慰和补偿，他欣慰地告诉朋友：“当上帝把我像石子似地抛向神奇的大海时，我在海面上溅起了层层浪花；但当我沉落海底时，我变得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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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伯伦风格

　
《先知》是纪伯伦思想成果的精粹，也是纪伯伦艺术风格的典型。纪伯伦在《先知》中展示了他复杂的宗教哲学观。

他认为世界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精神的存在。尽管他曾声称“我是自己的主”，但在他心目中，始终为“上帝”保留着位置。不过纪伯伦相信的不是“天”上的宗教，而是“地”上的宗教，或者说是一种自然神——泛神论。在《先知》“宗教”篇里他这样说。

假如你要认识上帝，就不要做一个解谜的人。
不如举目四望，你将看见他同你的孩子们游戏。
也观望太空；你将看见他在云中行走，在电中伸臂，在雨中降临。

纪伯伦是理性的崇拜者，在《先知》中，他写道：“上帝安息在理性中”，同时他又说“上帝运行在热情里”。于是他的上帝成了理智与热情的综合体，既是思考者，又是创造者。

纪伯伦还提出，宗教是“一切的功德，一切的反省”，是“凿石或织布”时，灵魂中涌溢的“叹异”和“惊讶”。这里，他把宗教和社会、劳动联系起来了，他实际上认为宗教是精神的反思，是对劳动的赞叹和肯定。他认为不能把宗教信仰与人生事业分开：“谁能把他的信心和行为分开，把他的信仰和行为分开，把他的信仰和事业分开呢？”也不能把上帝和“自
我”分开：“谁能把时间展在面前，说：‘这时间是为上帝的，那时间是为我自己的；这时间是我灵魂的，那时间是我肉体的’呢？”可见，纪伯伦是以人为中心塑造他的上帝形象的。他把宗教等同于生活，上帝等同于人。实际上，纪伯伦否定了宗教卫道士心目中最神圣的信条。

纪伯伦的人生观还主要表现在他对“生与死”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他认为“生和死是同一的，如同江河与海洋也是同一的。”死并不可怕，“除了在风中裸立，在日下消融外，死还是什么呢？”

从人的“无穷性”出发，纪伯伦发现了生命的永恒性，在《先知》的结尾处有这样的字句：

不要忘了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一会儿功夫，我的愿望又要聚些泥土，形成另一个躯壳。
一会儿的功夫，在风中休息片刻，另一个妇人另一个躯壳。
一会儿的功夫，在风中休息片刻，另一个妇人又要孕怀着我……

有一些评论家由此认为，纪伯伦是相信“轮回说”的，但事实上，纪伯伦相信的是一种“精神轮回”，或者说“真理不死”，在他口里说出的或在他心中激荡的知识和真理，必将在另外的人或下一代人身上再现、长留。这样看去，就不一定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生命的自信。纪伯伦在讨论人生时，特别强调“施与”。他认为给予是自然的、必须的，施与是“相信生命和生命丰富”的表现。他的施与不是恩赐，而是一种义务。

在果实，贡献是必须的，正如吸收是树根所必须的一样。”他也规劝接受施与者“不要肩起报恩的重担”，因为这是“把重轭加在你自己和施者的身上。”这是对基督教关于施舍与报恩的教义的否定。关于人生，纪伯伦还谈到婚姻、孩子、教育、友谊等内容。他赞美生死“永远合一”的婚姻，但提醒人们“在你们的合一之中，要有间隙”，即要保持彼此的独立性。他不认为孩子专属父母——

“你们的孩子，……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
他们是凭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
纪伯伦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发表了最有独创性的见解：
“你们可以给他们爱，却不可给他们以思想。……因为他们的灵魂，是
住在明日的宅中，那是你们在梦中也不能想见的。
“你们可以努力去模仿他们，却不能使他们来像你们。”

这是完全与传统观念相对立的主张，的确可以称得上教育思想的一次革命。扼杀儿童天性和窒息青年思想的做法，往往打着“爱”的旗号。而纪伯伦一针见血地指出“生命是不倒行的，也不与昨日一同停留。”纪伯伦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先知》是纪伯伦风格的典型。纪伯伦热爱真理，推崇理性，但他的作品并不因为洋溢着哲理思想而显得枯燥无味。相反，他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赋予《先知》以极为浓郁的抒情气息。这一抒情性笼罩着整个作品，形成一个特殊的艺术磁场，只要你进入其中，就会被他所吸引。不论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还是城民们的送别话语；不论是警策告诫，还是诱导启迪，都是那么深沉，那么带有感情色彩。
在序曲部分，当主人公艾勒——穆斯塔法看到故乡的船在烟雾中驶来时，“他的喜乐在海面飞翔”。但当他意识到就要离开“度过了悠久的痛苦的日月和孤寂的深夜”的阿法利斯城时，忽然感到“一阵悲哀袭来”。离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不是今日我脱弃了一件衣裳，乃是我用自己的手撕下了自己的一块皮肤。”这些词句将离别之情写得格外真切。而送别的
话语又是这样的感人：“我们深深地爱了你。不过我们的爱没有声响，而又被轻沙蒙着。但现在他要对你呼唤，要在你面前揭露。”纪伯伦善于将人的感情诗化，哀伤与痛苦也被他染上超凡脱俗的色彩，显得格外动人。《先知》通篇都处在情与理的和谐交融之中，使人仿佛走进了一个超妙的世界，随着气氛与色调的转换，内心激荡起层层涟漪，在感情的波澜起伏里，体味着诗情画意之美。

新奇美妙的比喻一向是纪伯伦擅长的写作手法。在《先知》中几乎每一页都可找到生动的比喻，而这些比喻又往往特别深刻，成为格言或警句：“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从弦上发出的生命的箭矢”，“你的朋友是你有回答的需求”，“思想是天空中的鸟，在语言的牢笼里，也许会展翅，却不会飞翔”，等等。这些比喻，表明纪伯伦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反映出他对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具有细微的观察与深刻的认识，对思考对象本质有特殊的把握。这些生动而深刻的比喻，为纪伯伦的思想安上了翅膀，使这些思想能轻快地飞进人们的心田。

《先知》的语言也很独特，这种语言风格被人们称为“圣经式的语言”，是纪伯伦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知》的语言既传达了严肃的训示，又包含着诚挚的关怀：既有冷静的启迪，又有热烈的希望，读来给人一种亲切感。它似潺潺的流水，涤荡着人们的心灵；又如阵阵的清风，拂去了人们的烦恼。《先知》的语言，体现着文学语言的双重功能：既负载着作者的深刻思想，又体现着作者的成熟技巧；既达理，又传情，内容和形式终于完美地统一在这位语言大师的手里了。纪伯伦是一个阿拉伯人，却用英文写出了跻身世界文学之林的杰作，这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虚实结合，象征的笔法得，是纪伯伦的命手好戏。在《先知》中，这一手法显得更成熟了，纪伯伦在这部作品中，使用了整体象征与部分象征两种方式。就整个作品来说，可以看出其象征意义，是“神性”与常人的对话，是呼唤人性的升华，呼唤人的无穷性的实现。就作品中的个别部分来看，只要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纪伯伦的生平，也能看出其象征意义。例如，当我们了解纪伯伦自 １９１１ 年寓居纽约到 １９２３ 年完成《先知》正好是十二年时，就不难理解主人公“在阿法利斯城等候了二十年”的含义了；当我们知道纪伯伦与玛丽·哈斯凯尔的友谊与爱情史后，我们也就会明白《先知》中为什么多次出现一个名叫“艾尔美差”的女子了；当我们知道他是如何日夜思念自己的祖国美丽的黎巴嫩时，我们对主人公强烈的思归的深沉感情也就完全理解了。

这部作品可称之为“经典性”的或“里程碑式”的作品。纪伯伦在这部作品中是以一位智者、一位“先知”、一位“至高的探求者”的身份出现的，他要回答的问题，或者说他想要人们去思考的问题，涉及到“生和死中间的一切”，这就造成了《先知》时空背景的广阔性。

纪伯伦在这部作品中力图站在历史的、可以俯瞰世界的高度，直接面向全人类讲话。这是一件危险的事。一个人没有精深的思想，竟企图对全人类说话，必然全成为笔柄。纪伯伦却敢于承担这充满危险性的任务。这是因为他自信自己掌握了“爱与美”的真理，发现了“生与死”的秘密。他在《先知》中不是重复别人的声音，而是使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

纪伯伦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知者。他明白地指出“不要说我找到了真理。只要说我找到了一条真理。”在尾声部分，他还对人们说：“哲人们曾来过，将他们的智慧给你们，我来却是领取你们的智慧”，“你们将生命的更深的渴求给予了我”。他承认，人们给他的比他给人们的更多、更慷慨。他明确指出“我不过用语言说出你们意念中所知道的事情”。可见，纪伯伦并不想做一个骄狂者，尽管他对自己所说的一切充满了自信，但他交不认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

纪伯伦在思想上力求深刻，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这一点在《先知》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他用全部心血浇灌出来的一株奇葩。它格调高雅，意境深邃，既有深思，又有美文，还充满温馨，它将人类引向生命的峰巅，从而俯瞰世界。审视人生，同时又得到爱与美的陶冶，正因为如此，《先知》一问世，就引起西方的一片轰动，被称为“东方赠予西方的最美好的礼物。”人们在俱乐部和家庭中公开朗诵它。《芝加哥邮报》这样评论《先知》：

“……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读了此书，竟不默默地接受一位伟大的哲学，竟不欢唱从心中涌溢出的音乐，那么，就生命和真理而言，这个男人或女人，确已死亡。”

后来当冰心女士看到《先知》一书时，对它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利的文词”留下“极深印象”，因此抱病将《先知》赶译出来。

《先知》是纪伯伦的一部顶峰之作，是纪伯伦送给人类的一块无价之宝。阿拉伯著名文学评论家努埃曼称之为“长青树”，说它“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的土壤里，只要人类活着，这株大树就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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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思“先知园”
　
早在创作《先知》时，纪伯伦就考虑着一个庞大的计划了。而当《先知》出版时，他已构思好另外两部作品的框架与主题。他曾向好友努埃曼透露过这个计划，他在信中说：

“《先知》是一部奇特的书，多少人为它欢欣鼓舞！但它只是一个序幕，因为我在这本书中仅只谈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今天，在我的脑子里装着另外一本书，我将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我称它为《先知园》。还有第三本书，我将阐明人与上帝的关系，我已给它起名为《先知之死》。这样，三本书就将形成一个完整的环。

尽管纪伯伦已多次表示将完成这个“三部曲”的计划，但是他的创作活动太忙了，他的身体又多遭灾病，致使他的计划屡屡受到冲击，受到延误。在他死前仅只完成了《先知园》，而《先知之死》则成了永久的遗憾。“先知园”即“先知的花园”，是主人公的诞生之处，又是他思归之所。艾勒——穆斯塔法告别了他长住十二载的阿法利斯城后，乘着从家乡开来的船返回东方，登上自己出生的岛屿。他被故乡的同胞簇拥着，回到久别的家宅，在长眠着他父母的那座花园里，静思默想了四十个昼夜。然后他打开园门，迎入九位愿以他为师的客人。他和他们一起散步，共同探讨人生的问题。这些弟子，受制于平凡的生活和有限的知识，对他的深奥的人生哲理缺乏感悟的理解。他们不懂得生命的统一，万物的统一，看不出生命形式的多样性，以绝对的目光去看待“生物”与“死物”，在生命中没有“死亡”，有的只是生命形式的不同与转化。

弟子们虽然也在提出问题，寻求答案，但他们的心都惦记着各自的俗务。有的甚至人在园中，心在“闹市”，急欲寻找离去的理由。这使艾勒——穆斯塔法感到不可名状的孤独。夜幕低垂，夜色沉沉，他信步走到母亲的坟前，坐在一棵高大的雪松下。他对着浩渺的夜空，从孤寂的灵魂深处发出大声的呼喊。他叹道：

我的灵魂重负着成熟的果实，谁来采摘？谁来快乐地分享？难道没有一个心地善良而慷慨的斋客，以我献给朝阳的第一份厚礼作其开斋的早餐，从而减轻我的丰裕吗？
我的灵魂与陈年的醇酒一样盈涌，难道没有一位焦渴者前来取饮？

夜更加深沉，他的灵魂也愈益隐没于黑暗中，他的灵魂像一团浓雾。他再次大声呼喊：

“我的灵魂重负着它成熟的果实，
现在，有谁前来享用，饱其口福？
我的灵魂洋溢着清洌的酒香，
现在，何人前来取饮，以消沙漠的酷暑？
但愿我是一株不开花也不结果的贫弱的树，
因为丰裕的痛苦甚于贫脊的痛苦！
富有者找不到施与的对象的痛苦，远甚于求索
者找不到施主的悲悉！
但愿我是一口枯井，
人们往井里抛掷石头；
因为这总胜于我是一眼活泉而人们经过无人取饮。
这枯井也许比人人经过而不予理睬的活泉更有用。
但愿我是一根被践踏的芦苇，
它也胜过一把银弦的七弦琴——
它的主人，没有弹奏的手指，
而主人的孩子又个个失聪！”

纪伯伦以极为艺术的手法和极为感人的语言，表达了一个不被理解的思想家的苦恼和孤独。这是一种由丰裕和成熟带来的痛苦，一种找不到采摘对象、施予对象的痛苦，一种“无”胜于“有”的痛苦。

在《先知园》中，纪伯伦发挥了他独特的生命哲学。当有的门生抱怨“生命总是苦涩地对待我们的希望和欲求”时，主人公艾勒——穆斯塔法说：“我们常常给生命冠以悲苦的名称，其实那只是我们自己晦暗而痛苦。我们常常认为生命空虚而无益，其实只是我们的灵魂迷于荒野，我们的心过分沉醉于自我。”

他虽然常常有孤寂之感，但对生命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他热爱生命，能看清生命的目标。他认为，生命虽在“深奥、崇高、遥远”，但又是“近切的”，当生命放声歌唱时，“聋人也能听见”；当生命大步走来时，“盲人也能看见”。

纪伯伦在《先知园》中和他在《先知》等作品中一样，热烈地传播着爱的福音。不过在《先知》中，所强调的是一种“给予”的爱，而在《先知园》中，则强调“接受的爱”，强调了“给予”与接受”的统一，“爱”与“被爱”的统一。他的主人公反复告诫他的门生：

记着我的这些话吧！我教导给你们的其实不是给予，而是接受；不是拒绝，而是履行；不是屈从，而是唇边带着微笔的理解。……我教你们的是包容全人类的“大我”。从给予的爱到接受的爱。完成了爱的统一。“被爱”与“接受”，本来是消极的，但在这里转化为和“爱”与“给予”同样是积极的了。没有“被爱”的响应，“爱”达不到它的终点；没有“接受”，“给予”也就成了无的放矢。

“给予”的哲学和“接受”的哲学彼此成全，互为补充，成为纪伯伦生命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纪伯伦在《暴风集》中曾提出“我是自己的主！”那时他是个激烈的反叛者，埋葬“活尸”的“掘墓人”。在《先知》中，他要人们不要把“上帝”当成“谜”，因为在游戏的孩子、飘游的云朵和微笑的花丛中，都能看到“上帝”的影子。那时，他是个由以“破坏”为主变为以“建设”为主的智者，医治灵魂的医生。如今，在《先知园》中，他又作出“少读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上帝，多读些我们可以理解的彼此，这才是明智之举。”他说：

你们都愿带着幻想升入云端，以为那便是至高之处；你们都愿跨越浩瀚的大海，以为那便是至远之处。但是，我告诉你们，当你们在大地播下一粒种子，你们便达到了更高之处；当你们向邻人欢呼晨光之美时，你们便已跨越了更浩瀚的海洋。”

在他看来，人与人的交流，实际上应是“神”与“神”的交流，因为人可以升华为“神性的人”。他主张“最好谈论并理解彼此，邻人对邻人，一位神明对一位神明。”

在纪伯伦的存在哲学中，“人”占了一个突出的地位。人与上帝不再是“奴仆”与“主人”的关系，而是一种共存共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一关系。这无疑受到东方古老的“天人合一”、“梵我合一”哲学的影响。“超越死亡”——这是纪伯伦在他这部作品中提出的最重要的目标和最有意义的思想。《先知园》中有时也出现一些比较低深的调子，但从作品总
体上看，是激励人类向上的。主人公宣示的是“飞翔的真理”，提倡的是生命的“欢乐”和“微笑”。号召的是变为“智者”和“强者”。他对弟子们说：“我的同伴们可亲可爱的人们！要勇敢，不要畏缩；要心胸开阔，不要褊狭。”他在与他们告别时宣布：“我将超越死亡，继续生存，并将在你们耳畔歌唱。”

“超越死亡”是纪伯伦生命哲学中的最强音！由于《先知园》是纪伯伦的最后一部遗作，所以，“超越死亡”也是他留给人类的最后遗言和最大希望。

“花园”，是东西方文学中时常出现的“典型环境”。它是一个自然空间，是大自然的代表。人在花园中即人置身于自然中，象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交融。

然而，花园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空间，一个哲学空间。先知的花园，是先知智慧的孕育者和启示者，是他感情的寄托。先知园是四季的象征，希望的象征，也是生命不死、生命永恒的角象征。

在《先知园》中，主人公智慧汩汩如泉涌，思绪纷纷似海潮。主人公的心灵与智慧全部都受启于自然。自然成为人类的教师，自然法则成为人类的法则。树木的枯荣，花朵的芬芳。朝露与阳光，轻风与雾霭，都呈现出不寻常的意义，都透露出生命的信息。纪伯伦是大自然之子，从小就热爱大自然，依恋大自然。大自然中他最重视两件事，一是横扫腐朽的疾风暴雨，一是万物常新的生命不死。《先知园》表现的主要是这种不死的哲学。

《先知园》完成于 １９２９ 年初，正式出版于 １９３３ 年，即纪伯伦逝世两年之后。这是他最后一部正式发表的作品。有的研究者认为，纪伯伦因病未能写出《先知园》的定本。《先知园》中的某些部分，是最后七年给纪伯伦当秘书的女友芭芭拉·扬女士加进去的。加进去的东西多是纪伯伦过去用阿拉伯文写出的东西。这种说法，不是毫无根据的，不过纪伯伦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　２６日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曾明白告诉对方，《先知园》这本书“已经完成”了。所以，无论如何，《先知园》在纪伯伦生前已经具有纪伯伦赋予的生命形式，别人只是帮助这一已经成形的生命顺利出世而已。《先知园》由十六个长短不同的章节组成。这十六个章节大体上可分为三部分。前两节写主人公回归故里时的内心激动和受到的欢迎，有较多的内心独白。最后两节，写他与他的弟子、同胞言别，有较多的哲理训诫和喟叹。介于这两部分之间的十几个章节，则是主人公对弟子们所提问题的答疑解惑，是作品的主干。和在《先知》中一样，主人公艾勒——穆斯塔法具有教师、向导、哲人、预言家几重身份。《先知》和《先知园》有内在联系，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而且在艺术结构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先知》以“送别——答问赠言”为主轴，《先知园》则以“重聚——答问——言别”为主轴。《先知》突出的是离别之情，《先知园》强调的是“重聚”之情。读《先知园》必须先读《先知》，才能对其中的思想内容有全而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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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伯伦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是一位画家、艺术家。他的人生是靠着“诗”与“画”这两只翅膀飞翔的。在这二者之中他并没有表现出对哪一方面有偏爱，他对二者的重视程度几乎可以说是一视同仁的。他的诗才伴着艺才，他的艺才促着诗才，他集诗与艺于一身，是名符其实的“诗人艺术家”或“艺术家诗人”。

他一生共创作了大约七、八百幅画，其中有油画、水彩画、炭铅画、人物素描和速写。他的画充满了象征与哲理，是他文学创作的形象化解释。他文学作品中的几乎全部思想主题，都在这些画中得到了艺术的再现和深化。他的画主要以人体、特别是赤裸的人体为表达手段，很少有单纯的风景画或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绘。纪伯伦还喜欢肖像画，他为同代名人和他的亲人、女友、同胞画了许多肖像画，其中有现实主义的写真，也有把现实人物与幻想事物结合起来的超现实画面。

纪伯伦的许多画是以其作品的插画形式问世的。《先知》就有十二幅插画，其他作品中的插画数量不等，也有比较多的如《人子耶稣》、《大地之神》，都有十多幅，也有比较少的，如《疯人》，只有三幅。以画集形式出版的作品只有一部，即 １９１９ 年出版的自选集《画二十幅》。除了上面提到的插画和这本画册外，纪伯伦的画大都分散在各处——一大部分在黎巴嫩贝什里的纪伯伦博物馆，约有四百五十多幅，其中约有一百多幅为头象，另外则在美国的博物馆、纪伯伦的亲友和他们的后代手中。纪伯伦逝世后，玛丽·哈斯凯尔遵照他的遣嘱，把他的大部分作品转赠给他的故乡人民，同时还允许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了纪伯伦的五幅名画。这五幅画中有一幅题为《向着无限》或《走向永恒》，画的是母亲卡米拉逝世时的那一瞬，这是纪伯伦最珍视的画之一。

在纪伯伦的眼里，艺术家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飞翔的精神使者。他的绘画大都涉及永恒生命的主题，他把一切都尽可能纳入世界统一性的哲学框架中，纪伯伦真正做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油画、水彩画和炭铅画，虽然表现形式多样，色调不同，但他创造的意象和风格大体上都是一致的。特别是在象征和隐喻方面，更有相似性或一致性：巨人代表人类的理想，象征“神性的人”，大山瀑布代表生命的进程；森林树木代表生命的空间和存在的方式；赤裸的人体代表赤裸裸的生活现实或赤裸裸的真理。在以人体为主的画中，有向上飞翔的、云中漂游的、天上俯视的，那是真理、爱与美的化身，是人类精神的升华、神圣化。也有彼此扭曲、重迭繁附、苦苦挣扎的人体，这些则代表了社会和传统对人类的羁绊、囚禁、制约，象征着人类的不自由，表现了人类社会的复杂、苦难的艰辛。人体的上升表现了自由和对理想的追求，地下或洞穴中的蜷曲伏卧，则代表了人类的“侏儒性”、不成熟性和兽性。

在纪伯伦的画中，以流云、高山、瀑布、大海、岩石、洞窟、旷野、飞鸟、草木等为背景，造成庄严或冷峻的气氛，充满哲学蕴义，令人不能不去思考、捕捉画面背后的内涵。

欣赏纪伯伦的画的过程，往往给人这样一种感觉：自己是在和画家进行一次哲学对话。对画的内蕴的探索，就像是一次生命方程式的习解，极神秘，极富情趣，能获得丰富的审美享受。

纪伯伦的插画，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花边装饰，而是和作品形成有机统一体，每幅画又都具有独立品格，可以成为单独欣赏的对象。《先知》的十二幅插画，张张精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画虽然一般没有题目，但细细品昧，都可触到其本质意义。《先知》的封面，是主人公的头像，目光深邃，似乎在注视着人生，披散的头发，犹如一轮神圣的光圈，映照出主人公无限的智慧和深沉的思想。《先知》的最后一幅插画，被称作“创造的手”，整个画面中央突现出一只巨手，掌心向前，指尖向上，掌心中央有一只睁开顾视的眼睛。在手的四周，是许多彼此勾连重叠的翅膀（有时又被看成是耳朵），组成圆形风圈，如气流回旋飞舞。在这一风圈外，又有一个由众多人体组成的大的圆圈，是生命的云雾。在这幅画中，手代表了创造，代表了劳动的行动，眼睛代表了观察、关怀和理智与思考。整个画面象征着理智与热情的完美结合，象征着清醒的热情和有目的的创造。有人认为这是创造世界的“上帝”之手，但从《先知》的哲学宗教观看，可以理解为“巨人”或“神性的人”的手。罗丹创造过“上帝之手”，显然纪伯伦受到启发，除《创造的手》外还创造了《燃烧的手》等作品。

《生命之树》是纪伯伦为《人子耶稣》所作的一幅插画。整个画面是一丛欣欣向荣的树木，它的根部是人和某些鸟兽，它们与生命之树的枝干紧密相联，结为一体。在峥嵘向上的树枝间缀满了累累果实，显示出生命的勃勃生机，丰富与成熟。在树丛的中央，被繁枝硕果围抱着的是与主干合为一体的立着的人，他俊雅而高贵，是“人子耶稣”或先知的形象。右臂手指抵着下巴，若有所思，双目深邃，注视着前方，似乎洞悉生命的一切奥秘。在画面的四周是对称的几组飞旋的翅膀，象征着生命的升腾飞翔。这幅画面充实、富有浓郁的生命气息，构思新颖别致，主题突出了人与大自然或“神”与大自然的和谐与合一，是纪伯伦自然观、人生观和宗教哲学观的生动体现。女性是纪伯伦绘画的最重要的主题。但他画笔下的不是那种色欲和放荡的女人，不是炫耀肉体的各个细部的女人，而是女性的象征、符号或影子。这些女性形象虽然多为裸体，但超越细节，显得特别纯洁，有时特别神圣。如《天母》、《给予》等画中的中心人物就是如此。

纪伯伦画中的女人在容貌和外形上常常都很相似，她们实际上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既有他母亲的影子，又有玛丽的影子，是他的理想女性的聚合体。这些女性形象代表着母性的慈祥、温蔼、护爱和智慧，或体现着恋人的青春、友谊和爱情，她们是爱与美的化身，是世界完美性、统一性的体现者。

纪伯伦曾对玛丽说过，“我的一生只认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你！”还说，“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我要求女性的一切”。所以，在纪伯伦的画中，时常出现玛丽·哈斯凯尔的影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纪伯伦的画中很少有成年男性，偶尔出现的父亲形象，往往是面目晦暗不清，有时则是掩面于黑影之中。表现积极的、行动的男性，主要是青年男子，体态均称，气宇不凡，有的昂首阔步于侏儒之中，有的展翅飞翔于山海之上，有的悠然歌唱于森林之间。他们代表着“巨人”、“高人”、“神性的人”，是自由、正义、理想、幸福的追求者。然而他们的理想往往受羁于人间的贪婪、欲望、愚昧和迷惘。例如，在题为《自由》的那幅画中，有一位展翅欲飞的青年。他奋力向上，却难以离开地面，因为人的两脚被各种绳索所缠绕。那绳索正是地上的欲望。

关于宗教的画也很有创意。纪伯伦反对宗教和教派的纷争和对立，他认为所有的宗教实际上应是一个宗教，即“美”的宗教，“生命”的宗教。他有一幅很著名的画，画面上是一座宝塔，塔顶由三个头像组成，左面是古埃及主神“瑞”，右面是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主札拉图斯特拉，中间是佛教中的“菩萨”——释迦牟尼。菩萨头上顶着一个球，据说象征着无垠的现实。宝塔的中央，菩萨的胸口上是被钉孔的耶稣，他的两只手分别搭在瑞神和札拉图斯特拉的肩上。在耶稣的双臂以下直到宝塔的下方是形形色色的人形，这些人形弯腰屈体、掩面似泣。在画面的最下方，是缠绕着人的脚的毒蛇。

这幅画的蕴义很深，似乎在告诉人们，历史上所有的宗教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它们怎样才能把人类从屈厚痛苦中拯救出来。宗教出现已有好几千年，人类仍然饱受着苦难，这是为什么？

当纪伯伦的画集《画二十幅》１９１９ 年正式问世时，美国女评论家艾莉丝·拉菲尔在其序言中作了很高评价。她说，“东方和西方的价值，以独特而平易的表达在此交融”，“尽管纪伯伦是个象征主义者，但是他并没有局限于那些传统的表达形式中。”她还指出，纪伯伦创造着一种“东方型”绘画，在纪伯伦的艺术中“没有思想与感情之间的矛盾纷争，因为二者平等而牢固地确立了它们的地们。”这位评论家宣布：在彼此对立的艺术倾向之间“升起了一种纪伯伦艺术，它高踞于学派纷争之上，超越了古典主义的模仿和受局限的浪漫主义的约束。”

纪伯伦曾经表示，他将以这本书“结束一个时代，开辟一个时代”。他开辟的时代，是以艺术象征主义和哲学为主导的新时代。

既然他的人生哲学是“摘去面具，赤裸裸地站在阳光下”，那么，他艺术创作追求的目标，必然是求真，求自然。他用赤裸的人体表现人的自然本性、真实本质，无遮无掩，无限坦荡。有些人不理解纪伯伦，他们不能从他的人物形象中看出其哲学内涵，因而对那些裸露的人体形象作粗浅的判断。对此，纪伯伦曾经说过：“我们不能教会人们懂得艺术和赤裸的清澄和纯洁……因为我们不能推着人们走向生活的广场，而应由他们自己前往。”纪伯伦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或出发点，可以用他这些话来归纳，而最能说明他的观点的，是下面这句话——生活是赤裸裸的，赤裸的身体是生命最近和最美的象征。纪伯伦认为，心灵本是纯朴简单的，心灵的表现也应是纯朴简单的。他要表现的正是这纯朴赤裸。他多么想变得自然朴素，多么盼望脱尽遮掩粉饰。他所希望的、所追求的乃是“白壁无瑕的赤裸！暴风雨中的赤裸！十字架上的赤裸！哭泣而不掩饰泪水的赤裸！，笑而不羞于笑的赤裸！”（《致梅娅·齐亚黛》，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 ５ 日）

除此以外，纪伯伦对绘画艺术还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提出绘画是从“思想”中寻求色彩的，应当把灵魂注入到颜色中。他认为画家应深谙“长宽高的涵义”，这样才能阐释清楚事物“内在隐蕴”。纪伯伦的绘画创作过程，有一些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地方。１９２０ 年 ８ 月，他曾向玛丽描述过他作画的过程。他说：“我在作画时，思想是飘忽不定的。我不能立即说出我画出的画的意义，只有在几小时之后，我才能说出它的含义。这和我写作时的情形完全不同。画画和说话迥然不同，我写着的东西，在写下它们之前，我就知道它们的含义了。”

这真有点奇特和不可思议，但画家是不会说慌的。他写作时坚持一种深思熟虑的方式，在作画时却采取自由挥洒、任情发挥的方式，更显出他的艺术浪漫气质。

纪伯伦的艺术天赋比他的写作才能更早地显露出来。据他的一些亲友回忆，他从小就喜欢在房间墙壁上涂涂抹抹。据他本人 １９１３ 年 ８ 月回忆，他 ６岁时就爱上了画画。他那时曾有一个存放玩具、石块和笔的地方。“我画得很快，画满了纸。每当我缺纸时，我就在墙上画。”

在巴黎学艺，使纪伯伦的艺术天赋得到了最好的发挥，他成了一名具有自己思想和风格的画家。纪伯伦举办画展成名之后，他也未降低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标准。人们在他画出的画中看出了艺术价值，１９１４ 年 １２ 月他画出一幅题为《伟大的统一》的画，开价两千五百美元，在当时是相当贵了。在绘画艺术个人风格的建立上，纪伯伦有所借鉴。他受影响最大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近、现代的威廉·布莱克和罗丹。在这些大师身上他学会了用视觉手段打动观众感情的方法，同时又注入了自己的哲学的思想。

纪伯伦很重视自己的绘画创作，其重视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对他的文学创作。在阅读纪伯伦的文学作品时，必须欣赏他的画，这样才能对他的成就有比较全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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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眠雪松下

　
１９３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这颗阿拉伯文坛巨星在美国纽约殒落了。黎巴嫩失去了一个忠诚的儿子，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诗人和画家。这不仅是阿拉伯文学界与艺术界的损失，也是东方文学界的损失。

哈利勒·纪伯伦一向身体不好，常常抱病工作。他非常热爱文学与绘画创作，尤其将写作看成是自己神圣的使命。前半生的贫穷与艰辛和后半生的过度劳累，使纪伯伦的身体已不胜重荷。在纪伯伦给友人的信中，常常提到他受到疾病的侵袭。他患有心脏病和胃病，还常常受到牙痛的折磨。这些病慢慢地蚕食他的身体。但不到万不得已，纪伯伦是从不肯放弃手边的工作的。１９２５ 年，纪伯伦的病势加重。在友人与医生的劝说下，纪伯伦决定换一换环境，于是离开纽约，回到波士顿，住在妹妹玛尔雅娜家中疗养。玛尔雅娜对于这个仅有的亲人极为关心，想尽各种办法来恢复兄长的健康。她经常准备一些家乡的可口食品来增强纲伯伦的食欲。在妹妹的劝说下，纪伯伦与来访者常常进行一些娱乐活动，并且在夏日的清晨或傍晚做些室外活动。经过玛尔雅娜的精心护理，纪伯伦的病情有所好转。但他不等完全康复，便又奔回纽约，继续他的创作了。

无疑，不知疲倦的工作摧毁了纪伯伦的健康。１９２８ 年，纪伯伦受到了他所称的“夏日风湿症”的侵袭，痛风症与关节炎折磨着他，使他的健康大受影响，但纪伯伦坚持创作。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纪伯伦又病倒了，主要病症是小腿痛与牙痛，但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１１ 月，这种糟糕的状态使纪伯伦感到“生命不多，大限将至”。于是他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工作。将全部时间用于绘画与著述。他不愿意去医院。他咨询过很多医生，医生要求他停止写作与绘画一年，好好休息，但纪伯伦无法做到。他离不开他的神圣事业。每次接受完治疗，精神刚刚有所恢复，他便利用这一段两次病发之间的时间，利用他暂时再次拥有的力量进行工作。结果他的病情愈发加重了。１９３０ 年，纪伯伦似乎再也不可能恢复他一直渴望的健康了。他迅速地憔悴下去，吃得更少，身体也更见消瘦，这令他的朋友们极为担心。他们不知道，纪伯伦已经了解到自己患的是肝病，但他向朋友们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波士顿的一位医生曾建议过动一次手术，但纪伯伦最后还是拒绝了。３ 月 １３日，他立下了自己的遣嘱。

纪伯伦对生活还没有失望，“疼痛没有使他的手麻痹，死亡的恐惧也并没有给他的想象套上镣铐。”他仍旧不懈地利用每一点时间来完成新作《大地之神》与《先知园》，他不肯屈服于死亡。他热爱生活，也热爱生命，因为他需要他的生命之光照亮他创作的道路。

纪伯伦憎恶一切软弱的表现，在他患病期间，他总是独自与病魔作战，不肯让他人看出他遭受着怎样的痛苦。他的朋友们从没听到过他发出“哼呀”、“哎呀”的叫苦声。在他们面前，纪伯伦总是压抑住自己的呻吟声。而他也很少让朋友去他那里看望他或照顾他，除非病痛已到了他不能忍受的程度。孤独又占据了他的心，消磨着他的精神力量，而纪伯伦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产生出对抗病魔、忍受痛苦的耐力的。当朋友看到他如此衰弱而痛心时，他反而安慰他们，说自己染疾不深，仅仅是重感冒未愈而已。当朋友恳求他放弃工作，安心养病时，他回答说“……绘画和写作，除了这两件事，生活就没有了意义。它俩是我唯一的安慰。”

纪伯伦始终没离开自己的“禅房”，他与死神争夺每一分、每一秒。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纪伯伦一直没把波士顿的妹妹玛尔雅娜叫来照顾自己。因为他知道她在那里也有许多事情，而他不愿打扰她的生活，使妹妹为自己劳累、操心。为了不使妹妹担心难受，他甚至一直没向她透露自己的病情。同样，他也拒绝了朋友想来照顾他的要求。１９３１ 年 ３ 月，纪伯伦的诗剧《大地诸神》正式出版。这使纪伯伦几乎又振奋起来，他在给玛丽的信中透露他正在赶写另一部书，预计十月出版。但纪伯伦没有想到，他已经没有机会完成这全书了。这天早晨，女佣人安娜·琼斯按照惯例登上楼梯，给纪伯伦送来早饭。她打开房门，看到纪伯伦脸色发黄，煞是难看。她心里有点发慌，问了一句，就马上跑出去找邻居利奥诺贝尔·吉考伯兹太太。这位太太原住纪伯伦的隔壁，后来搬远了一些，但两家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吉考伯兹太太立即和医生联系，请医生快点赶来。医生来后，立即给纪伯伦进行诊断，他要求立即把纪伯伦送往医院。纪伯伦开始不同意，但最终还是让步了。不过他只同意次日把他送往医院。

午后时分，芭芭拉·扬女士来了。她一直陪着纪伯伦，和他谈话。他向她谈到已经完成和尚未完成的工作。纪伯伦激动地说：“在走出这间屋子之前，这双手还有许多事要做啊！”

晚上大约在八点半左右，吉考伯兹太太再次陪医生来看望病人，大家再次催促纪伯伦去医院，但纪伯伦就是不肯，他坚持要在画室度过这一夜。芭芭拉·扬女士一直守护着纪伯伦。他向她谈起黎巴嫩，谈呀、谈个没完。他还谈到自己逝去的母亲，谈到在波士顿的妹妹玛尔雅娜。他海阔天空几乎谈到了所有的事情，可就是不谈自己的病情。他有意避开疾病的话题。他的精神显得很活跃，然而谁知道他已走在生命的尽头。第二天上午十时左右，他被送入格林威治村的７大道第１１街的圣芳心（文森特）医院。也许是医院或者大夫打了电报，纪伯伦的妹妹玛尔雅娜赶到了。她来纽约之前曾和她的两位亲戚、璐丝·迪亚什和阿萨福·乔治进行联系，然后乘第一班火车径直奔赴纽约。

当她赶到医院时，人们告诉她，她的哥哥已处在昏迷状态，不能辨人了。大夫还说，他已尽力而为，但现已束手无策，病人看来是不行了。芭芭拉·扬女士已经与《叙利亚世界》杂志部编辑部联系，这是纽约发行的一个月刊。“米沙”——纪伯伦的好友努埃曼接到电话，被这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惊呆了，他马上赶赴医院。

芭芭拉·扬向努埃曼介绍了发生的情况，努埃曼极力控制着自己，他问道：“纪伯伦曾表示过要接受忏悔和接受弥撒吗？”芭芭拉·扬回答说：“一个女教士问过他是不是天主教徒？他用嘶哑的声音回答了她：绝对不是！”当他陷入昏迷时，纽约马龙教派教堂——优素福圣教堂的执事弗朗西斯·瓦基姆来了。他在病危者面前提高嗓门呼叫道：“纪伯伦！纪伯伦！”
但纪伯伦没有回答。神甫反复大声叫着，芭芭拉·扬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对努埃曼说，她真想有人把这个破坏这一神圣庄严时刻的家伙扔出医院。纪伯伦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他的呼吸渐渐微弱下去，周围一片寂静……

芭芭拉·扬女士与米沙·努埃曼一直守护在他的身边，在隔壁房间里有纪伯伦的妹妹玛尔雅娜和她的两个堂兄弟，还有一直没有离开过的吉考伯兹太太，以及活利姆·布劳恩·马鲁尼先生和艾迪勒·瓦特森小姐等。１９３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晚十时五十分，黎巴嫩的伟大儿子，阿拉伯民族引以为荣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朋友，离开了这个他既恨又爱的世界，年仅四十八岁。用他的话说：他的有限生命回到他向往的“无限”之中了，就像江河最终汇入大海。

据努埃曼记载，一项病理检查显示，纪伯伦死于肝硬变和肺结核。玛尔雅娜给正住在佐治亚州的玛丽·哈斯凯尔打去电报，电报在星期天早上 １１ 点送到玛丽手中。她的丈夫米尼斯一直知道玛丽与纪伯伦之间的关系，但他对此并非安全没有芥蒂。因此他对玛丽这次离开，去参加纪伯伦的葬礼，没有表示什么热情。不管怎样，玛丽搭上中午 １ 点 ３５ 分的火车在第二天到达波士顿。

纪伯伦的逝世引起海内外人士的震动，在黎巴嫩更成为给全国带来哀痛的噩耗。

在他逝世后，他的遗体停放于利肯斯顿大街殡仪馆两天。有成千的人去向他的遗体告别。这些凭吊者不分宗教、年龄和国籍，都来向这位黎巴嫩的儿子表示敬仰。之后，遗体覆盖着鲜花于星期一在笔会成员的护送下运往波士顿。火车于五时抵达塞义达·乌尔滋教堂，主要杜维希神甫到车站迎接。然后把由叙利亚国旗围裹的灵柩运往叙利亚妇女协会。这天晚上八时，玛丽也来了。在那里，乌龙派教堂中举行了追悼会。许多社会名流赶来参加，以表达他们的崇敬与哀悼之情。许多阿拉伯青年担任守灵荣誉卫士。许多人哭倒在棺前。教堂中挤满了凭吊者，一片肃穆。

４ 月 １４ 日星期二，在塞义达·乌尔兹教堂举行追悼会。然后长长的出殡队伍走出教堂，把纪伯伦的灵柩送往一个山岗；大家商量决定将灵柩在此暂放一段时间。玛尔雅娜不愿将哥哥埋在美国，决心按哥哥的遗愿将哥哥的灵枢送回祖国。让哥哥置身于故乡的苍松翠柏之间。

４ 月 １６ 日，夜班火车载着玛尔雅娜·玛丽·哈斯凯尔和露兹·迪亚卜等重返纽约。次晨抵达。她们在一旅店稍稍休息后，径直去纪伯伦的画室，整理他的遗物、遗稿。之后，玛丽·哈斯凯尔·玛尔雅娜和芭芭拉·扬又一同去到威廉·萨克斯律师事务所，和这位律师商讨纪伯伦的遗产管理问题。大家一致同意，让芭芭拉·扬女士留住在纪伯伦的寓所，直到一切后事处理完毕。他们初步估定了纪伯伦遗产的价值共约五万美元。他们又打开纪伯伦的遗嘱。这一遗嘱主要涉及自己著作权、版税、画作、财产的继承与处理问题，他特别委托玛丽·哈斯凯尔将他的遗画全部转交他故乡贝什里的同胞。这一遗嘱得到忠实的执行，纪伯伦的大部分画后来运回黎巴嫩，藏于纪伯伦博物馆。

玛丽·哈斯凯尔当时曾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联系，请艺术鉴赏家来鉴定纪伯伦的画，以便从中选出部分作为该馆永久性珍藏品。博物馆最后选出五幅，它们是：①约翰·曼斯菲尔德头像；②艾伯特·莱德尔；③向着无限（纪伯伦之母像）；④从时间里诞生；⑤永恒的生命。玛丽在纪伯伦的遗物中，发现了她写给纪伯伦的信。这些信有数百封，是他们二十多年友谊和爱情的结晶和证明。她最初和芭芭拉·扬商量，想销毁它们，但她又不忍这样做。她珍惜这些不仅对她本人，而且对文学史家来说无比珍贵的信件，于是把它们带回萨法纳，将它们与纪伯伦写给自己的信一起珍藏。直到后来，这些信被赠与北卡罗来纳大学。

１９３１ 年７月２３ 日，纪伯伦的灵柩覆盖着黎巴嫩和美国的国旗，从波士顿到普罗维登斯。二百多位从纽约、波士顿赶来和普罗维登斯本地的黎巴嫩人，在霏霏的小雨中默默地候在码头。一个精美的花环放置在棺材的基座上，它寄托着居住在普罗维登斯的七百多位黎巴嫩人的哀思。在葬礼的哀乐声中，妹妹玛尔雅娜与两个堂兄弟将纪伯伦的录柩护送上一艘海船。海船启锚，缓缓地驶离美国海岸，向遥远的黎巴嫩驶去。四个星期之后，即 ８ 月 ２１日星期五，灵柩低达贝鲁特港，受到军礼的迎接。各届人士，甚至政府的高级专员也都来迎接。在做过祈祷后，灵车和护灵队伍向纪伯伦的家乡缓缓进发。沿途受到最诚挚的悼念和迎接。从贝鲁特到贝什里的约五十公里的路程。当灵车行至阿尔巴萨时，约有两百多辆汽车和一百多名骑手赶来护送纪伯伦的灵柩。直到夕阳西下，彩霞满天的黄昏时分，灵车终于到达贝什里村。家乡的同胞已为纪伯伦搭起用鲜花和芳草装饰的灵台和牌楼，欢迎他们伟大儿子的归来。几队威武骠悍的贝都因骑士，迎上并引导着灵车。这场面更象一次胜利的凯旋而非葬礼。

纪伯伦二十多年来一直盼望着重返自己的祖国，他曾有几次几乎要真的动身了。但他已习惯了纽约的艺术创作环境，难以割舍自己的“禅房”，终未能成行。他曾经写道：

我的心向我要求它的尊严，我的思想向我要求它的自由，我的身体向我要求它的安宁。除非在黎巴嫩，否则我决不可能把我的心的尊严、思想的自由和身体的安适追回。

今天，他回来了。他安眠在黎巴嫩雪松环抱的古老的玛尔·谢尔基斯修道院的岩室吉。他的金属棺椁上罩着玻璃隔罩。在棺椁的上方悬垂着一个纪念牌，上面用阿拉伯文写着：“这里安眠着我们的先知纪伯伦”。“我们的先知”一词可能显得离他的同胞太远了些，于是人们很快将“我们的先知”改为“在我们中间”。这一改动只涉及字母上下的几个小点，所以很容易。于是那个纪念牌变为：“这里，纪伯伦长眠在我们中间”。纪伯伦终于安息了。他的成就引人注目，他的声名经久不衰，他献出了自己全部心灵的珍宝，他俘虏了东方和两方千百万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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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全，打印出来，慢慢品味。

殇卿

拜读ing

Romanticism

认真阅读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