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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福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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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9-26 17: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楼拜得到同代和后代作家的一致推崇。如果有人敢说福楼拜的坏话,就证明这个人不懂文学。据说福楼拜追求一种科学冷静客观的文风,福楼拜的追求如果用一个词来表示,那就是:精确。
  
  其实这恐怕只是对语词的幻觉。
  
  词语是什么呢?它不过就是词语。
  
  在法语里面再精确的词,到我们这里就没办法保证它精确了。以前曾经精确过的词,到后来就不一定还精确了。词语离不开它的土壤,它的时代,它的地点。词语是变化的。现代汉语确立还不到一百年,它一直在变,这十几年就变化很大。“方面”不流行了,“层面”开始流行。“发扬”不流行了,“弘扬”比较流行。举不胜举。比较稳定的只有名词,鹿还是鹿,没有变成马。
  
  用词好像用抗生素一样,要不断加重分量才能够达到以前同样的效果。就说“精确”,以前是个高级词,“准确”才是普通词。现在“精确”成了普通词了,更高级的词是什么,我不知道,大概是“非常精确”,或者“非常非常精确”,或者“绝对精确”。这种趋势可以无限发展下去,到最后,“精确”的意思就等于“模糊”。这就好像我们以前一听说“电影演员”就崇拜得不得了,极个别知名度很高的演员才叫做“电影明星”,明星上面没有更高的级别。后来港台的电影电视一进来,“明星”就相当于原先的“演员”了,甚至还不如,明星上面还有不知道多少个层次。“红星”,“巨星”,“超级巨星”,“天皇巨星”,“国际天皇巨星 ”,或者干脆叫做“皇”或者“后”。这些“皇”和“后”还多得不得了,每年都要产生几个。新的产生了,老的并不退位,影视国君主制的秩序实在是有点混乱。
  扯远了。我要说的是福楼拜追求用词精确始终只是一种好的愿望。词语一离开它的土壤就变成了纯粹的词语,没有什么精确可言。我在李健吾翻译的《包法利夫人》里面就很难领会到这种精确。要说精确,我觉得海明威小说(的中译本)中的一些句子倒是给了我神奇的精确感。象这一句:“树枝上好像涂了一层冰。”
  
  话说回来,《包法利夫人》的译本好多地方还是给我一种很强的现场感。比如查理见爱玛小姐那一段,好几个镜头都具有一种视觉上的真实性。
  
  “阳伞是缎子做的,鸽子咽喉颜色,阳光穿过,闪闪烁烁,照亮脸上的白净皮肤。”
  
  我可以相见那种效果,因此喜欢上了白净的爱玛的白净。
  
  还有实习生向爱玛告别的那一场。“细皮嫩肉的脸庞,……,因为欲火如焚,红了上来。”
  
  此外,用描写是否精确这样的标准来评判小说是不合理的。描写一棵树有多少种方法?无数种。那么,精确地写又是什么意思呢?
  
  《包法利夫人》农业展览会那一段向来被人称道。省长特使的演讲与罗道尔夫的调情交错出现,在电影里这是可以接受的,在小说里我不认为这一段是一种特别成功的处理。福楼拜在这里明显是要讽刺官方的装腔作势,要让这种演讲与心灵世界的激情作对比,好衬托出这些调调的枯燥、愚蠢、死板,也可以说是衬托出现实世界的枯燥乏味和毫无价值。这个目的达到了。但因为干扰部分太长了,结果是,我就干脆把那些干扰因素跳过去不读。福楼拜好心写了那么长的演讲词,目的不是要别人不看吧?
  
  福楼拜喜欢这种干涉。爱玛找神父寻求精神帮助的一段也是这样处理的,莱昂与爱玛在城里教堂约会的那一段也是这样处理的。那两段都比农业展览会好。看来当初编辑劝福楼拜删去农业展览会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侯爵家的舞会那一场被认为是爱玛精神世界的重心,或者说爱玛由此失去了精神的重心。我对舞会本身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除了一些细节。描写有钱人的晚会那种没有节制的欢乐、喧哗、胡闹气氛,我印象最深的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爱玛参加的这场舞会没有那一场热闹。可能因为这是贵族家里,总还要讲点规矩,不像盖茨比那种黑社会暴发户,想怎么胡闹就怎么胡闹。
  
  爱玛死的一节我没怎么细看。据说福楼拜写这一段自己都哭起来了。福楼拜不像托尔斯泰那么忍心。托尔斯泰是个残酷的家伙,硬要把安娜的尸体展览出来给大家看。残酷,太残酷了。
  
  对于整个故事,特别是对于爱玛的死,我们能说什么呢?这是一个愿望与现实有差距的故事,是愿望不能实现的故事,是愿望注定要落空的故事。现实是无法改变的,人能够做的只有调整自己的心态,对现实低头。屈服是唯一的胜利方法。不屈服者必死。由此得到的教训是:认命吧。
  
  在物质的世界,在现实主义的世界,心灵的要求是非法的,这种要求只能落得个惹人耻笑的下场。
  
  福楼拜早期是一个超级浪漫主义者,比卢梭不差多少。看看《秋之韵》吧,这里的浪漫度、色情度、感伤度、激情度都达到很高值。以这些指标排名,这篇小说一定可以在小说史上排上前几位。
  
  后来,福楼拜变成了现实主义者。福楼拜是用钱把爱玛逼死的,不是用爱情或者别的东西,这样一来他就完成了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一个作家如果敢于写钱,就证明他不惧怕现实主义了。
  
  对于福楼拜这种趣味上的转变,我是这么看的。
  
  第一,早期浪漫主义那种缺乏节制的情绪宣泄后来让他自己感到羞愧,不自在,厌恶,所以转而追求冷静,客观,精确。这就好像一个原先讲话夸张的青年人,后来努力让自己变得讲话有分寸,最后变成沉默寡言的中年人。
  
  第二,正因为他早年把浪漫主义的压力发泄出去了,他才有可能转变到现实主义。
  
  福楼拜的转变是可以解释的。
  
  福楼拜从这种转变中得到了好处。与《秋之韵》相比,我比较喜欢《包法利夫人》。冷静客观的手法带来了一种理智上的优越性。我喜欢看认真的写实的油画,尽管里面并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很可能比有“意思”但是画得很糟糕的画更“有意思”一些。
  
  可惜小说做不到这一点。再冷静再客观,语言总还是要对一些事物下断语。小说不可能毫无“意思”,这是小说作为艺术的不幸。(不过在托尔斯泰看来,有一点“意思”,这正好是小说的价值所在。)
  
  福楼拜趣味上的转变并不像他自己讲的那样彻底,他的浪漫主义并没有完全消散,只是减弱了。与巴尔扎克比,福楼拜骨子里还是比较浪漫主义的。巴尔扎克的小说里面我不知道谁自杀过,他或者她不管怎么样总是挣扎着要活下去,没钱也要活下去。
  
  福楼拜后期的《萨朗波》也不是什么现实主义。这还是浪漫主义,只是浪漫主义的对象变了,不再是男女浪漫主义(但也没有排除这一点),而是古代英雄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家会去写古代吗?在一篇现实主义小说中,一个人会因为一种眼光而轰然倒地吗?
  
  《圣安东尼的诱惑》就干脆连小说的外壳也扔掉了,更不用说什么现实主义了。这是不能上演的剧本。这部小说对《尤里西斯》、《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有什么影响?这样的问题只有乔伊斯和福克纳本人才能回答。
  
  福楼拜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上是一个先锋派。这个人干什么都干得不错,浪漫起来很疯狂,现实起来很冷静,先锋起来很莫名其妙。福楼拜对于小说是虔诚的,他相信小说是一种值得为之奉献生命的艺术。这种态度值得作家们效仿。


[ 本帖最后由 子抗 于 2008-9-26 18:5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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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b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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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25 16:50 | 显示全部楼层
福楼拜的功夫没人敢说什么,但他的包法利夫人,说句外行话,感觉情节太拖沓了,许多的描写似乎是在炫耀自己的才能,当然这种才能确实值得炫耀,也不得不让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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