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弗兰茨·卡夫卡（一）

塞壬的沉默

波将金

据说，波将金患有抑郁症，多少有点规律性的复发。在复发时，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而走近他的房间则是严格禁止的。从来没有人在宫里提起过这种疾病，更有甚者，人人都知道如果对此稍加暗示，就会因招惹女皇叶卡捷琳娜的不满而失宠。一次，这位大臣的抑郁症复发持续了非同寻常的一段时间，并导致严重的障碍；办公室里的文件堆成了山，需要波将金签署，而女皇又催逼着要这些文件。高级官员们黔驴技穷了。一天，一个叫舒瓦尔金的小文书碰巧走近了这位大臣行宫的侯见室，看见国家大臣聚聚集在那里，和往常一样的呻吟着，抱怨着。“怎么啦，诸位陛下？”热心的舒瓦尔金问。他们向他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并为不能把他排上用场而表示遗憾。“如果就这么点问题的话”，舒瓦尔金说，“那就把文件交给我吧。”由于没什么可损失的，大臣们同意把文件交给他，舒瓦尔金把一叠文件夹在腋下就出发了，穿过长廊和走廊，来到了波将金的寝宫。他没有停止脚步，也没有费心敲门，便转动了门把；门没有锁。半明半暗之中，波将金身穿破旧的睡衣正坐在床上咬指甲。舒瓦尔金走到鞋子台前，把笔蘸饱了墨水，没说一句话便把笔塞进了波将金的手中，同时把一份文件放到了他的膝盖上。波将金双目空空的盯着这位入侵者；然后，仿佛在梦中一样，他开始签字，一份又一份的文件上都签署着舒瓦尔金……舒瓦尔金……舒瓦尔金……。

这个故事早在200年之前就预示了卡夫卡的作品。笼罩这个故事的疑云也就是卡夫卡的迷。办公室和登记处，发霉的，破败的，漆黑的房间，都是卡夫卡的世界。热心的舒瓦尔金，对一切都漫不经心，最后落得个两手空空，就是卡夫卡的K。在遥远而不能接近的房间里昏昏欲睡的，不修边幅，无所事事的波将金，就是卡夫卡作品中那些掌权者的祖先，他们或是住在阁楼里的法官，或是住在城堡里的大臣，不管他们身居什么样的高位，他们总是已经堕落或者在正堕落的人，甚至是最底层的，最下流的看门人和老朽的官员，也可能会猝然而惊人的掌握全部大权。他们为什么无所事事？他们是地图册上用肩膀支持地球的那些人的后裔吗？也许这就是他们每一个都把头“深埋在胸前，因此，人们几乎看不到他们的眼睛”的原因，就像肖像中的城堡人，或孤独中的克里姆一样。但是，他们肩扛的并不是地球，这只不过是因为甚至最普通的物体都有重量。“他们的疲倦是战斗后的罗马斗士的疲倦，他们的工作是粉刷办公室的一角！”乔治·卢卡奇曾经说过，今天，为了制作一张像样的桌子，你必须得有米开朗琪罗的建筑天才。如果卢卡奇想到的是年龄，那么，卡夫卡想到的就是宇宙时代。粉刷墙壁的人要移动这些时代，甚至在他最微不足道的运动中，在许多场合，而且常常出于奇怪的原因，卡夫卡的人物拍打着双手，曾有一次说出了一句漫不经心的话，即这些手“实际上是蒸汽锤”。

我们在恒定而缓慢，或升或降的运动中遭遇的这些掌权者。但是，当他们从最深重的腐朽---从父辈那里升起时则是最可怕的。儿子安抚无精打采的，年老力衰的父亲，他刚刚把父亲扶上了床“别担心，你全都盖好了。”“不”，父亲喊道。他打断了儿子的话，扔掉毯子，那股力量使毯子飞出来时全部展开，然后他在床上站起来。他只有一只手撑着天棚来稳住身子。“你想给我盖好，我知道，小流氓，可我还没有全部盖上，既是我只有这么一点力气，对付你也足够了，甚至太多了……可是，感谢上帝，一个父亲是不需要学习就能看穿儿子的把戏的。“……他不用任何支撑就站起身来，乱踢起来。他的眼睛中闪着深邃的光……”这么说你知道了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还有别的东西了吧，在此之前你只知道你自己！没错，你是个天真的孩子，可是无疑你一直是个恶棍！”当父亲甩掉了毯子的负担之后，他也甩掉了一个宇宙的负担。他必须使宇宙时代运动起来，以便把古老的父子关系变成活的有结果的东西。可那是什么结果呀！他判儿子溺水而死。父亲是施以惩罚的人；罪过吸引着他就仿佛吸引法庭官员一样。有很多事物表明官员的世界和父亲的世界对卡夫卡来说没什么不同。这种雷同并未给这个世界带来荣誉，它包括愚钝，腐烂和肮脏。父亲的制服沾满了污点；他们的内裤是肮脏的。污秽是官员们的一个因素。“她起初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为公众的办公时间。：给前面的台阶上弄点土”---一个官员是这样的回答他的问题的，他可能有点烦，但这使她明白了许多事。”肮脏是官员们如此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属性，以至于人们几乎可以把他们视作为巨大的寄生虫。这当然不是指经济语境，而是指理性和人性的力量，这一族就是靠这些力量维持生计的。同样，卡夫卡笔下奇怪的家庭里父亲靠儿子养肥自己，像巨大的寄生虫躺在儿子身上。他们不仅仅损害儿子的力量，而且还蚕食儿子生存的权利。父亲施行惩罚，但他们同时有是控告者。他们所控告的儿子的罪过似乎是一种原罪。卡夫卡给这种原罪下的定义比儿子对其他任何人都合适“原罪，人类古老的非正义，包括人的喋喋不休和报怨，即他始终是非正义的受害者，原罪的受害者。”但是，谁被谴责犯下这种遗传的罪恶——即生产后裔的罪恶——如果不是儿子谴责父亲的话？惟其如此，儿子就是犯罪者。但是，我们不能从卡夫卡的定义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谴责是有罪的，因为这种谴责是虚假的。卡夫卡没有在任何地方谈到谴责是错误的。这里发生作用的是一个用不完结的过程，任何诉讼理由似乎都比不上父亲借以求助于这些官员和法庭的理由更黑暗的了。一种无止境的堕落并不是他们最糟的特征，因为他们的本质就在于，他们的贪污腐化是提供面对他们的人类精神的唯一希望。诚然，法庭掌握着法律书籍，但却不允许人民去读。“这个立法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K揣摩着说，“人们不仅仅在无辜中而且在无知中收到审判。”法律和明确的规范在史前的世界上还没有书写出来。人们在不存戒心的情况下违反法律，因此可以改过自新。但是，无论对不存戒心者的打击多么严重，在法律的意义上的僭越却不是偶然的，而是致命的，是在这里以起全部的含混性出现的一种命运。在对古代命运观念的一次粗略探讨中，赫曼·科恩得出一条“不可逃避的结论”:“命运的规则似乎是引起和导致破坏这些规则的东西，即玩忽职守。”法律权威们也同样如此，他们的法律程序是直接针对K的。这使我们远远超越在12块牌匾上刻写法律的时代而回到史前的时代，书面法律是战胜这个世界的最初战功之一。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书面法律包括在书本中，但是这些书却是秘密的，以此为基础，史前的世界更加无情地行使其统治权。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法律和家庭的状况具有很多方面的接触点。在城堡山脚下的村庄里流行一句颇具启迪的格言。“我们这里有一句你可能熟悉的格言：官方决策和年轻姑娘一样的羞涩。”“这是一种正确的看法”，K说，“一种正确的看法。官方决策和姑娘们甚至还有其他共同特点。”这些特点中最突出的是愿意献身于任何事，就像K在《城堡》和《审判》中所遇到的羞涩的姑娘们一样，在家庭内部就像在床上一样的放荡的姑娘们。他在每一个拐角都能碰到她们，其余的人几乎没有给他带来任何麻烦，就像征服那位酒吧女郎一样容易。“他们互相拥抱着，她那娇小的身体在K的手中滚烫发热；在K总是努力控制结果但却毫无结果的一种无意识状态中，他们滚出很远，重重的撞在了克拉姆的门上，然后，他们躺在那里，地板上到处散扔着啤酒瓶和其他垃圾。许多个小时过去了……这期间，K不断感到他迷了路，他游荡者，来到了以前没有任何人游荡过的地方，甚至哪里的空气和家乡的空气也没有东同之处，这里的全部新奇可能会使人窒息，然而，在这样的一个令人陶醉得失常的地方，你禁不住要继续走下去，甚至迷失的更远。”对于这样一个新奇的地方我们将有更多的话要说。值的注意的是，这些妓女一样的女人似乎绝不是美丽的。相反，在卡夫卡的世界里，美似乎只出现在阴暗的地方——比如，在被控告的人当中。“这当然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条自然法则，仿佛……不可能是罪过使她们迷人……也不可能是正义的惩罚使她们在期盼中变得迷人……那就一定是那些对她们的控告显示了她们的美。”



从《审判》中可以看到，这些程序对于被控告通常是无望的——甚至在她们有希望获得释放时也是无望的。也许正是这种无望使她们显出美来——这是卡夫卡作品中唯一受宠的人物。至少这与马科斯·布罗德所讲述的内容是一致的。“我记得”，布罗德写到，“与卡夫卡的一次谈话是从当代欧洲和人类的衰落开始的。‘我们是进入上帝脑中的虚无思想，自杀思想。’卡夫卡说。这使我首先想到了诺斯替教的生活观：上帝是邪恶的造物主，世界就是他的堕落。‘噢，不’，卡夫卡说，‘我们的世界只是上帝的一种坏脾气，他的一个坏脾气。’‘那么，在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的这种显示之外就仍然还有希望。’他笑了。‘噢，有很多希望，无限的希望——但不是我们的希望。’”这些话为卡夫卡作品中这些极端的陌生的人物搭起了一座桥梁。这些不是动物，甚至不是像猫羊羔或者奥德拉岱克这样的杂种或想象中的生物；他们仍然生活在家庭的魔力之下。格利高里·萨姆萨在父母的家里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甲虫，这不是偶然的，那个一般是小猫、一般是羊羔的动物原来是父亲的遗传，这也不是偶然的；同样，奥德拉岱克也是家长关怀的对象。而那些“助手”却不在这个圈子之内。

这些助手属于一个人物群，他们不断出现在卡夫卡的全部作品中。这个族群包括在《冥想》中被剥去伪装的骗子；卡尔·罗斯曼的邻居，夜里出现在阳台上的一个学生；和生活在南方小镇从来不厌烦的那些傻瓜。他们生存在朦胧之中，这使人想起罗伯特·瓦尔瑟短篇中的人物于中出现的那种不确定的光。（瓦尔瑟是《助手》的作者，卡夫卡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在印度神话中，有一些天国的生物，一种未完成状态中的存在物。卡夫卡的助手们就属于这种存在物：既不是其他的任何人物群的成员，也不是他们的陌生人，而是从一个人物群到另一个人物群之间的信使。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摆脱自然的养育，所以才“在一个角落里两件旧时女裙大小的地板上安顿下来。……他们的宏图大志……就是尽可能使用最小的空间。为此目的，他们在不断的进行各种实验，抱起胳臂，盘起腿，紧密的蜷缩在一起；在黑暗中，人们在他们的角落里所能看到的就是一个大球。”正是对他们及其同类，对这些笨手笨脚的出于未完成状态的生物来说，仍然还有希望。

可以从这些信使的活动中微妙而非正式的识别出来的，是以压抑和令人沮丧的方式对这一整个生物群施行的法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存在拥有一块坚实的地方，那些坚实的，不可分割的轮廓。没有一个不是上升或下降，没有一个不与其敌人或邻居进行身份交易，没有一个不完成其规定的时间然而却尚未成熟，没有一个不是筋疲力尽然后却仅仅出于漫长生存的开端。在这里谈论任何秩序或等级是不可能的。甚至我们在这个语境里所想到的神话世界也比不上卡夫卡的世界那样年轻，他一直巴望着神话的救赎。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确信一件事的话，那就是，卡夫卡并未屈服于这个世界的引诱。一位当代的尤利西斯、他让那些塞壬“在他那固定在远方的注视之下”走掉，“那些塞壬仿佛在他的意志面前消失了，而就在他和她们最接近的时刻他再也感觉不到她们的存在了”。在古代世界的卡夫卡先驱中，即使我们以后将遇到的犹太人和中国人中，不应该忘记这位希腊人。无论如何，尤利西斯位于神话和童话之间的分界线上。理性和奸诈把欺骗插入神话之中，它们的力量已不再是战无不胜了。童话是讲述如何战胜这些力量的传统故事，在对辩证法家来说，当卡夫卡继续写作传奇时，他所写的正是童话。他把一些小骗术插入故事中；然后用它们证明“那些不充分的、甚至幼稚的措施也能用来拯救一个人。”他以此开始了“塞壬的沉默”的故事。卡夫卡笔下的塞壬是沉默的，他们拥有“甚至比她们的歌……更可怕的武器……沉默”她们把这种沉默用在尤利西斯身上。但是，卡夫卡如是告诉我们，他“满脑子诡计，是这样一只狐狸，甚至命运女神也不能穿透他的盔甲。尽管在这里人的理解超越了自身的深度，但他也许真的注意到这些塞壬是沉默的，反对前面提到的对她们的故弄玄虚，而女神们不过是一种盾牌而已”。

卡夫卡的塞壬是沉默的。也许因为对卡夫卡来说，音乐和歌唱是一种表达，或至少是一种逃避的象征，一种希望的象征，从那个中间的世界——既是未完成的又是普通的，既是舒适的又是愚蠢的世界——来到我们这里，那个世界也就是助手们的家。卡夫卡就仿佛成了一个少年，要开始了解恐惧究竟是什么。他已经进入了波将金的宫殿，最后，在深宫的小室里，他遇见了约瑟芬，那只会唱歌的老鼠，他这样描写那歌声：“那里有些是我们可怜短暂的童年，有些是失去而永远不会再来的幸福，但是，也有积极的当代生活，它的微不足道的快乐，无数的然而确是真实的、无法遏制的快乐。”

塞壬的沉默

一张童年的照片

有一张卡夫卡童年时期的照片，“可怜短暂的童年”里一张罕见的感人的肖像。它也许是在19世纪的一家照相馆里拍照的，画面上的垂帘和棕榈树，挂毯和画架，这位男孩被放在一个相似暖房的背景之中，传一套紧身的、带有许多边饰的、几乎令人发窘的儿童套装。棕榈叶在背景中隐约可见。而且，仿佛是为了使这种饰有挂毯和热带风景更加干热和湿热，那位模特儿左手拿一顶超大号的、宽边的西班牙帽。那双无限悲哀的眼睛支配着事先为这双眼睛准备好的风景，而一只大耳的轮廓看上去似乎在倾听各种声音。

“要成为红皮肤的印第安人”的炽烈愿望可能在某一点上抵消了这种深切的悲哀。“如果你只是一个印第安人，时刻保持着警觉，而且，骑在一匹奔驰的马上，因为根本没有马刺，扔掉缰绳，因为根本没有缰绳，几乎看不到前面的土地，而视其为刈平的一片荒野，而马的头颈已经无影无踪了。”这个愿望中包含着许多内容。它的实现将泄露它的秘密，而这只能在美国实现。《美国》是一个特殊的案例，这已由其主人公的名字所表明。在早期小说中，作者除了用含糊的缩写外从没有使用过其他的称呼，而在这部作品中他以全称在一个新大陆上经历了一次再生。他在俄克拉荷马自然剧院经历了这次再生。“在一个街角，卡尔看到了一张广告画上写着下面的布告：俄克拉荷马剧院从今天早上六点到午夜将在克雷顿赛马场招聘演员。俄克拉荷马大剧院互换你！这是唯一的一次互换，就在今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为了前程，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吧！我们欢迎每一位来者！我们剧院雇佣每一个人，为每一个人安排合适的角色，如果决定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将此时此地就祝贺你！但要抓紧，赶在午夜之前到来！午夜12点大门将关闭，而且永不再开！让那些不相信我们的人见鬼去吧，快到克雷顿来！”这张布告的读者是卡尔·罗斯曼，卡夫卡小说中主人公K的第三个也是比较幸福的一点的化身。“幸福”在俄克拉荷马自然剧院等待着他。那实际上是一个赛马场，正如“不幸”曾经在谈的房间一块狭窄的地毯上困扰着他，在那里，他就像在“赛马场上一样”到处奔跑。自从卡夫卡写出了“为绅士赛马师的反思”；自从他让那位“新律师”把腿高高抬起，迈着使大理石都振动了的步伐登上法院的台阶；自从他强迫“乡道上的儿童”抱起胳臂、迈着大步穿过乡村之时，这个形象就是他所熟悉的了；甚至“由于困倦而精力分散”的卡尔·罗斯曼也常常“太高地，费时地，无用的跳跃起来。”因此，他获得欲望客体的地方只能是一个赛马场。

这个赛马场同时也是一个剧院，这就提出了一个难题。然而，这个神秘的地方和丝毫没有神秘感的、透明的、单纯的人物卡尔·罗斯曼却是互相协调的。因为卡尔·罗斯曼是透明的、单纯的、没有性格的人物，仿佛弗朗茨·罗森慈威格在《救赎之星》中所说，在中国，人们在精神诸方面“仿佛缺乏个性，以孔子为古典的化身的贤人观念模糊了性格的个体性；他是真正的无性格的之人，即是说，普通人……中国人的特征完全不是他的性格，而是一种非常基本的纯洁的感觉。”不管怎么理智地表达，这种纯洁的感觉都可能是衡量姿态行为的一种特别敏感的标准；俄克拉荷马自然剧院无论如何都使人回想起中国戏剧，那是一种姿态戏剧。这种戏剧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把事件分解成姿态的组成因素。进言之，卡夫卡的许多短篇研究和故事只有在作为多幕戏而在“俄克拉荷马自然剧院”上演时才能充分理解它们的含义。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确实认识到，卡夫卡的全部作品构成了姿态的符码，而这种符码对于作者来说肯定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任何明确的意义；相反，作者试图在不断变化的语境和实验组合中从这些因素衍生这样一种意义。剧院是这种组合的逻辑地点。在论《兄弟相残》的一篇未发表的评论中，沃纳·克拉夫特颇有见地的把这篇小故事中的事件看做是舞台情节。“戏已经准备就绪，实际上是用一生铃响宣布的。这种方式分非常自然。维斯离开了他的办公楼。但是，这声门铃，作者明确的告诉我们，是”过分响亮的一声门铃，它响彻了全称，直冲天庭。“正如这个过分响亮的门铃响彻天空一样，卡夫卡人物的姿态对我们习惯的氛围来说也过于有力，因而突破了这个环境而进入更广阔的领域。卡夫卡的技巧越是熟练，他就越经常地避免在普通环境中采用这些姿态或予以解释。我们在《变形记》中读到：“坐在办公桌旁，居高临下与雇员谈话，是一种奇怪的行为，为此，这个雇员必须相当靠近，因为老板听力困难。”《审判》早已把这种动机抛在后面了。在倒数第二章中，K在大教堂的第一排停下脚步，“但是牧师似乎认为那段距离太大；他伸出一只胳膊，用明显弯曲的食指指着恰好在布道经坛前面右侧的一个位置。K在那个地方做了下来，在那里，他得使劲的仰着头才能看到牧师。”

马克斯·布洛德说过，“对于他，十分重要的、具有那种现状的世界是隐而不显的。”卡夫卡对姿态最是视而不见。每个姿势本身都是一个事件，甚至可以说是一出戏剧。这戏剧发生的戏台是世界剧场，冲着天堂天放。另一方面，这天堂仅是背景，欲探索其内在法规就如把戏台的布景画镶上框架，挂在画廊供人欣赏。如艾尔·格里克，卡夫卡在每个姿势后面撕开一片天空；也如格里克这位表现主义艺术的典范，姿态在卡夫卡那里是最为关键，是事件的中心。对敲响别墅大门有责任的人吓得走动时身躯都弯曲起来，这是中国演员表演恐惧的方式，但并没有人惊惧。在其他篇章中K自己也进行一些表演，但并没有充分自觉。“慢慢地，他的眼睛并不往下看，而是谨慎地抬起，他从桌上取下一份文件搁在手掌上，慢慢将文件交给那位先生，同时自己也站起来。他心中茫然，做出这姿势只是得一旦他提交了彻底免罪的请求，就得如此动作。”这动物似的姿势糅合极端的神秘于极端的简洁。我们可以读了很多卡夫卡的动物故事而浑不知这些故事根本不涉人事。当我们遇见动物的名字，像猴子、狗、地鼠，我们从书中惊起，意识到这已经远离人世的大陆。卡夫卡总是如此，他使人的姿势剥离传统的支持，然后提供一个令人寻思不尽的命题。

奇怪的是，即使发端于卡夫卡的哲理故事，这种寻思也绵绵无期。以《在法律面前》这一寓言为例。读过《乡村医生》的读者，也许对故事中混沌不明之处印象极深。但这会将他引到此寓言里卡夫卡有意要诠释的所在，让他深思不绝吗？《审判》中的牧师是这么做了。在一个意味深长的时刻，似乎小说除了寓言的展开别无他旨。“展开”具有两层意义：蓓蕾绽开为花朵，此一义。但我们教小孩折叠的纸船一展开就成一纸平面，此第二义后一义的展开真正适于寓言。将寓言展开抚平，把意义攥在手心，这是读者的快乐。然而，卡夫卡的寓言则是前一义展开，如花蕾绽开成花朵。这就是之所以他的寓言的效果类似诗章。这并不是说他的散文篇什完全属于西方散文形式的传统。它们之于哲理教训，更近似犹太法典的传说之于法律经典。他的散文不是寓言，但又不容望文生义。它们易于延引摘录，可以用于澄清意义。但是，我们何尝拥有卡夫卡的寓言故事可以阐明的教训，拥有K的姿态和动物举止可以澄清的哲理？这哲理教训根本不存在。我们只能说时不时发现一些暗示：卡夫卡也许会说这是传递教训的遗迹，而我们也同样可将其意义视为预备哲理的先兆。无论如何这关乎人类社会中如何组织生活和工作。此问题对卡夫卡愈是晦暗难解，他愈是穷追不舍。如果拿破仑在艾福特和歌德的著名谈话中认为政治可以取代命运，作为这观点的翻版，卡夫卡将社会结构视为命运。不仅在《审判》和《城堡》中卡夫卡在庞大的官僚等级中面对这命运。而且在更具体的、艰巨得无法估量的建筑工程中也瞥见命运。在《中国的长城》中他描述了这令人敬畏的建筑计划的模式。

“这城墙将作为防卫，应历时久远。因此建筑上精益求精，运用了记载中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的建筑智慧。建筑者的个人责任感不可一日松懈，这是完成工作不可缺少的条件。当然，搬土运石的劳役可雇用目不识丁的劳工，国人中男人、女人、儿童，凡是想卖力挣钱者皆可征用。但即使是监督四个劳工也要有一个经过建筑行业训练的人……我们——这里我以众人的名义说话——并不了解自己，直到细读了上方的指令才顿开茅塞。我们于是发现，没有这个领导，无论我们的书本还是常识都不足以承担通力合作的整体计划中最微小的任务。”这样的组织有如命运。梅特尼科夫在他著名的《文明和历史河流》中勾画了这种巨型组织。他的文字可以出自卡夫卡的手笔。“大运河和黄河堤坝，”他写首，“肯定是几世几代精密组织的联合劳作所成。在这种不寻常的情况下，挖沟或筑坝时最微小的不慎和自私的行动，都会成为社会性的罪恶，变成广泛社会灾祸的源头。结果，一条赋予生命的河流，以死亡的痛苦为代价，要求大多互不相识，甚至互怀敌意的人群紧密地、长期地合作。它给每个人判以苦役。这工作的用途只有经漫长的时间才能揭晓，期设计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常常是不可理喻的。”

    卡夫卡愿为普通人中的一员。他时时处处被拥挤到理解的极限，他也喜欢把别人推向这极限。有时他似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判官一样声称：“这样我们面对着一个无法理解的奥秘，我们才有权传布它，让人民懂得，重要的不是自由和爱，而是谜团，是秘密，是他们必须俯首听命的神秘，要俯首听命，无须民考，甚至可以昧着良心。”卡夫卡并不总是回避神秘主义的诱惑。他日记中有一则写到他遇见鲁道夫·施坦纳。在发表的版本中这段描述至少并不反映卡夫卡对施坦纳的态度。他是避免采取明确的立场吗？他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当然不排除这一可能性。卡夫卡有为自己创造寓言的稀有才能，但他的寓言从不会被善于明喻者所消释。相反，他尽一切可能防备对他作品的诠释。读者在他作品中得小心谨慎而行。我们得牢记卡夫卡诠释上述寓言时显示的阅读方式。他的遗嘱是另一个例子。鉴于当时情形，卡夫卡要销毁他的文学遗著的嘱咐真是深不可测，应与法律前的守门人的回答同样仔细地推敲掂量。兴许，卡夫卡在世时每天都困扰于不可解决的行为方式问题，困惑于无从译解的言传交流，临终时有意让他同代人尝尝他们自制的药丸。

卡夫卡的世界是人世剧场，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上了戏台。布丁的真味在于人人都被俄克拉何马剧团录用。入门的条件是什么无从确定。表演才能是最明显的标准，却好像无足轻重。但这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申请人所应具备的条件是能自我表演。他们若有必要能够达到自称能胜任的角色，这已是不可能。扮演这些角色的人们在自然剧场中寻求一个位置，恰如皮兰德娄的六个人物寻找一个作者。对所有这些人这个剧场是最后的庇护所，亦不失为他们的拯救。拯救并不是存在的奖金。如卡夫卡所言，对一个前程“被自己的前胸骨阻塞的人”，拯救是最后的逃脱之径。这剧团的法则包含在《致学院的报告》中一个了不起眼的句子里：“我模仿人们，因为我在寻找出路，别无他意。”在审判结束前，K多少领会了这一层。他突然转向戴着大礼帽来押他的两位先生，问道：“‘你们在什么剧团演戏？’‘剧团？’一位先生问道，嘴角痉挛抽搐，转向同伴欲求解答。但这人的反应却像个哑巴挣扎着克服顽疾。”两个都没回答这个问题，但很明显问题击中了要害。

在覆盖白布的长桌边所有参加自然剧场的人都吃饱喝足了。“他们又高兴又兴奋。”为了庆祝，跑龙套的扮演天使，天使站在有飘洒装饰、内设梯子的高台上：这些乡村教堂的集市节目，或者儿童的表演，他许扫净了前面提到的穿得紧绷绷、镶边极繁复的男孩眼中的哀愁。但由于翅膀由绳子扎上，这此天使兴许是真的。这些天使的前身已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出现。其一是个表演杂技的主持人。他爬上行李架，挨近一个在荡秋千、为“初次哀愁”所困扰的艺人。主持人抚摸他，把脸贴上艺人的脸，“结果沾湿了艺人的眼泪”。另一个守护神或法律监护人，在“弑兄事件”之后护卫着凶犯史玛，将他带走。他们蹑足轻步，史玛的“嘴紧压在警官的肩头”。卡夫卡的《美国》以俄克拉何马的乡村典仪终结。“在卡夫卡那里”，索玛·摩根斯特恩说，“有种乡村的气息，所有宗教创始者亦如此。”老子对虔诚的表达于此更富意味。卡夫卡在《邻村》中提供了完美的描述。“邻村或依依可见，鸡犬之声相闻。据称乡民足不远行，终老而亡。”这就是老子。卡夫卡写寓言，但他并没有建立宗教。

我们可以看出城堡山脚下的那个村庄，K宣称的土地丈量员的职业从此处那么神秘而出其不意地得以证实。马克斯·布洛德在《城堡》的跋语中提到，卡夫卡描写城堡山脚下这村庄，心里想的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位于艾兹·盖堡格的苏劳。然而我们就中能辨认出另一个村庄。这就是犹太教法典的传说里的一个村庄。一位犹太教士在回答为什么犹太人在星期五预备过节晚宴的问题时叙述了这个传说。传说中一位公主流离家园亲人，远居一个村落，不懂当地语言，日日香销玉殒。一日，公主收到一封信，说她的未婚夫并没有忘记她，已经上路来此地接她。这未婚夫，教士说，就是救世主弥赛亚。公主是灵魂，她住的村庄是躯体。她为未婚夫准备了一顿饭。因为在她不懂语言的村里这是唯一可以表达快乐的方式。这个犹太法典中的村庄深扎于卡夫卡的世界。现代人生活在他的肉体中，恰如K住在城堡山下的村庄。肉体剥脱，离他而去，对他怀有敌意，兴许一个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虫豸。流放，他自身的流放，已经完全统摄了他。这村庄的气氛在卡夫卡周遭飘忽，这就是他为何无意建立一个宗教。乡村医生的马匹居住的猪圈；克兰嘴上叼着雪茄。枯坐饮啤酒的那间闷人的密室；一叩响必致灾祸的别墅大门——所有这些都属于这个村庄。村庄的空气染上衰败、烂熟老朽的成分，带有构成这种腐臭杂烩的因素。这就是卡夫卡一生在其中呼吸的空气。他既不是预言家又不是宗教奠基人，怎么能在这种空气中幸存呢？

塞壬的沉默

驼背侏儒

很久以前，人们了解到，克努特·哈姆松经常在他住处附近那座小城的地方报纸的读者信箱栏里发表自己的见解。就在数年前，在这座小城里，陪审法庭审判了一个杀死自己新生婴儿的侍女。她被判处监禁。不久之后，这家地方报纸发表了哈姆松的意见。他宣称自己将离开这座城市，因为它没有对那个杀害自己婴儿的母亲判以最严厉的刑罚——即使不是绞刑，也得判无期徒刑。光阴荏苒，又过了数年。《大地福音报》照旧出版发行，又报道了关于一个侍女犯了同样罪行的消息，他受到了同样的惩罚，如读者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当然不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卡夫卡在《中国的长城》一文中留给我们对此的反应，促使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这个事件，因为未及对这些反应做出解释，就有人针对这些反应写出了卡夫卡评论，热衷于对这些反应做出解释，是为了在他的主要著作上少花点力气。对卡夫卡的著作做出根本错误的评价的有两条途径：顺乎自然的评价是其一，超越自然的评价是其二；这两种方式——不论是心理学分析方式，还是神学分析方式，同样都没有抓住本质的东西。第一种方式以赫尔穆特·凯泽为代表，采取第二种方式的现有为数众多的作者，如汉斯-约阿希姆·舍普斯、伯恩哈德·朗格、格勒图森。维利·哈斯也应归属于这一派，虽然他从一些我们将要论及的较大的方面提出了一些关于卡夫卡的颇有启示的看法。然而，这也未能阻止他根据一种神学的模式来解释卡夫卡的全部著作。他对卡夫卡作了这样的评论：“他在其伟大的长篇小说《城堡》中表现的是上层的权势，即仁慈的范畴，而在另一部同样是伟大的长篇小说《审判》中表现的倒是下层的权势，即法庭和惩罚的范畴。在第三部长篇小说《美国》中，则尝试着以极严格的文体表现这两者之音的范畴，即尘世间的命运及向人提出的极高的要求。”我们可以把这一评论中的第一部分看作是自布洛德以来的所有卡夫卡评论的共同财富的一部分。比如，伯恩哈德·朗格就根据这种观点写道：“只要可以把《城堡》视为仁慈的所在地，那么，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徒劳的努力和尝试只能意味着上帝的仁慈是无法由人随意地得到和强行取得的。烦躁与心急只会妨碍和打搅神圣的平静。”做这样的解释是很容易的；然而，根据这种解释，越向前去探索，就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最清楚不过的是维利·哈斯，他曾说过：“卡夫卡既是克尔恺郭尔又是帕斯卡的……产物，甚至可以称他为克尔恺郭尔和帕斯卡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这三个人探讨的是一个同样艰难、极其困难的宗教上的基本问题：人在上帝面前永远是无理的……卡夫卡的上层世界，他的那个所谓《城堡》以及那些不可捉摸的、庸庸碌碌的、难以对付的和十分贪婪的官吏们，他的那个奇怪的天堂——这一切正在同人进行着一场十分可怕的游戏……可是，人甚至在这个上帝面前也是根本无理的。”这种神学甚至远远落后于安塞姆·冯·坎特伯雷的论证学说，属于粗疏的空论范畴，而且甚至同卡夫卡的原话的意思根本不相符。《城堡》恰恰写道：“单个的官吏能够宽恕人吗？这，也许只有当局才能做到，然而，看来当局也不能宽恕，只能进行判决。”这样的路，很快就会自行堵塞，变成死路的。德尼·德·隆日蒙认为：“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心中没有上帝的人的悲惨境遇，而是这样一种人的悲惨境遇：他们尽管依附于一个上帝，然而，由于他们不明了基督教义，所以并不了解这个上帝。”

从卡夫卡遗留下来的笔记中得出一些推论性结论，比哪怕只阐明一个在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中所出现的母题还要容易。但是，只有这些母题才能提供理解卡夫卡在创作中所探讨的这些史前时期暴力的某些启示；这些暴力当然完全可以看作是当今世界的暴力。而且谁能说出，对卡夫卡说来，它们是以什么名义出现的？只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未能弄清楚它们。他并不解这些暴力。只有在史前时期以犯罪这种形式置于他面前的镜子中，他看到的未来是以一种法庭（它支配着这些势力）形式出现的。应该怎样认识这处法庭——这是否就是上帝的最后审判？它不会把法官变成被告吧？这种审判不就是一种惩罚吗？——对此，卡夫卡并未给予回答。难道他是在期望这种审判能有所作为吗？还是他更希望将其推迟？在他遗留给我们的故事中，叙述体重新赢得了在谢荷拉查德嘴里具有的作用：使即将发生的事推迟到来。在《审判》中，拖延成了被告的希望 ：愿诉讼不要演变成判决。拖延甚至对族长也是有益处的，尽管他不得不因此交出自己的传统地位。“我可以想象有另外一个亚伯拉罕，他当然不可能当上族长，甚至连旧衣商都干不了，不过他会像一个餐馆跑尝那样乐于殷勤地满足祭献者的要求。但是，他无法敬献任何供养，因为他丢不开家，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家中的一切都需要他去照管，天天都有事要他决定，房子尚未造好，而在房子未建成的情况下，没有这个后盾，他是不可能离家外出的，连《圣经》也看出了这一点，说道：‘他要管家。’”

这个亚伯拉罕“像餐馆跑堂一样殷勤”。对卡夫卡说来，始终只能从人们的姿态中去捕捉某种东西。而这个他所不理解的姿态，恰恰构成了比喻中的晦暗不明之处。卡夫卡的作品正是从这种姿态中产生的。他对自己的作品采取了何等谨慎的态度，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在遗嘱中托付后人将它们付之一炬。这个遗嘱是任何研究卡夫卡的人都无法回避的。它还告诉我们，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是不满意的；他认为自己的努力是失败的；他把自己归并到那些注定失败的人之列。而失败的却是他的了不起的尝试：即把文学作品变成学说，并使作为比喻的文学作品重新赢得那种他认为是唯一适合于它的经久性和朴实性的特点。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像他那样认真履行了“你不要为自己画像”这一信条。

“羞耻似乎要比他存在得更为长久”——这是《审判》的结束语。这种同他的“洁身自好的感情”相一致的羞耻感，是卡夫卡的一个极强烈的姿态。不过，它有两面性：作为人的一种内在反应的羞耻，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仅可以是在他人面前感到的羞耻，而且也可以是为他人而感到的羞耻。这样，卡夫卡的这种羞耻感同控制它的生命和思想相比，同他个人的关系关不更为密切。关于生命与思想，他曾说过：“他并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活着，他并不是为了他个人在思考着。他似乎是在为维持一个家庭而生活和思考……为了这个不熟悉的家庭……也不能将他解雇掉。”这个不为人们所熟悉的家庭是怎样由人和兽构成的，我们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促使卡夫卡通过写作去触动时代的正是这个家庭。遵循这个家庭的嘱托，他像西西弗斯搬动石头那样滚动着历史事件的重负。这样，历史事件中为人们所看不到的一面见了天日。这一面，看上去令人不舒服，不过卡夫卡忍受得了，敢于目睹。“相信进步，并不意味着相信进步已实现。这样的信念不能成其为信念。”对卡夫卡说来，他所生活的时代并不比原始时期更进步。他的长篇小说表现的是一个沼泽世界，他笔下的人物还处于巴赫芬称之为乱伦的阶段。这个阶段被遗忘了，并不表明它没有延续到现阶段。相反，它正是通过遗忘延伸到现代。一个比一般人的经验更为深邃的经验发现了它。“我有这样的经验，”卡夫卡在最早期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说，这是陆地上的一种晕船病，并不是开玩笑。”难怪他的第一篇《观察》就是从写秋千开始的。卡夫卡对经验的摇摆特性进行了不懈的探讨。每一个经验都会做出让步，都会与对立的经验混同起来。“那是夏季的一个烈日，”《敲院门》开头这样写道，“我同妹妹在回家途中路过一个院子的大门。我说不清楚她是出于恶作剧或是慢不经心敲了一下门，还是仅仅举起拳头想敲而未敲。”如有第三种可能性，就会使人们对前边发生的、起初是毫无恶意的两种动作产生另外一种看法。这是一种滋生经验的泥沼地，而卡夫卡笔下的女性形象正是从这样一些经验中产生的。她们都是一些沼泽地滋生物。如莱尼，她使劲地把“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拉开，“使得它们之间的皮一直扯裂到两只短短的手指的最上端的关节。”“那是美好的时光，”态度暧昧的弗丽达在回首往事时这样说道，“你从没有问起过我的过去。”而恰恰是过去可以把人重新引向那黑暗的深夜，夜里在进行交媾，其“放任不羁的频繁程度”，用巴赫芬的话来说，“那是为天下任何光明纯洁的势力都感到憎恶的，也是完全有理由用阿尔诺比亚斯说的‘低级的享乐’来称呼它的。”

只有从这点出发，才能理解卡夫卡作为小说家所使用的技巧。当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要对K讲点事情时，即使是极重要或最令人感到意外的事，他们也总是顺便说出来，仿佛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无非是以不惹人注目的方式提醒这个主人公再想起他已忘却的东西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维利·哈斯对《审判》的进程的理解是很正确的，他说：“《审判》所写的对象，即这部令人难以置信的著作的真正主人公是忘却……这本书的主要特征就是把自己也忘记了……在这里，它自己也成了无声的形象，即这个被告形象，一个具有强烈思想感情的形象。”“这个奥秘的中心……产生自犹太教”，大概是不容置疑的。“在这里，虔诚精神作为记忆力起着非常神秘的作用。耶和华有着非常可靠的记忆力，‘一直保持到第三代和第四代’，甚至到‘第一百代’，这不是耶和华的某一特征，而是他的最突出的特征。最神圣的宗教仪式……就是要从记忆的书本中把罪恶抹掉。”

被遗忘的东西，从来不仅仅是指个人的东西。有了这一认识，我们就可以向着卡夫卡著作的门槛再迈进一步了。任何被遗忘的东西都是同史前时期被遗忘的东西混淆在一起的，通过无数非持久性的、变化无常的结合，不断制造出新的产物来。遗忘是一个大容器，卡夫卡作品中那种无尽头的中间世界就是从这里显露出来的。“在他看来，丰富多彩的世界恰恰是唯一真实的东西。所有精神的东西，要想在这里也能得到一席之地和存在的权利，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分门别类的。精神的东西，只要还能起一定的作用，就会变成精灵。而精灵又会变成只顾个人的个体，自我命名，并特别感激崇拜者的名字……众多的精灵无所顾导地使得丰满的世界变得更为丰膄……蜂拥的精灵在这里无忧无虑地繁衍着……新的精灵不断变成老的，所有的精灵的名称又各不同。”当然，这里讲的不是卡夫卡，而是中国。弗兰茨·罗森茨威格在《解救之星》一书中就是这样描述中国的祭祖活动的。不过，对卡夫卡说来，他的祖先世界像那个他认为是由重要事实构成的世界一样无法预测，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他的祖先世界像原始人的图腾一样蜕化为动物。不过，动物不仅在卡夫卡的笔下是被忘却的收容器。在蒂克寓意深长的《金发的艾克贝尔特》中，一只小狗的被人遗忘的名字——斯特罗米，就成了侦破一件诡秘的犯罪案的暗号。这样，人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卡夫卡总是不懈地设法从动物身上窥探出被遗忘的东西。写动物当然不是目的，但是没有它们是不行的。请看《饥饿艺术家》，这个艺术家“严格说来无异于通往牲口圈途中的一个障碍”。难道人们没有见过动物在“筑巢穴”或“鼹鼠”在挖洞时做无谓的思考吗？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思维又表现为某种极为心不在焉的东西。动物总是迟疑地从一种忧虑转向另一种忧虑，试探着各种危险，表现出反复无常的绝望情绪。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还出现过蝴蝶，那罪行累累、却又不肯认罪的“猎人格拉叔变成了一只蝴蝶”。“请不要笑”，猎人格拉叔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卡夫卡塑造的所有形象中，动物是最爱动脑子思考问题的。如果说贪赃枉法是司法界的特征，那么，它们思考的特征就是恐惧。恐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然而却不失为唯一的希望，由于最容易被遗忘的异体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人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卡夫卡把来自内脏器官的咳嗽称之为“动物”。咳嗽是大的兽群中最前列的岗哨。



史前时期在卡夫卡身上通过制造出来的最奇特的杂种就是“奥德拉代克”。“它乍看上去像是一个平整的、星状的卷线轴，实际上是用线缠成的，不过用的全是些各式各样的和五颜六色的断了头、重新接起来的、相互编织在一起的旧线头。它不单单是一个线轴，而且从星星的中心还有一根横棒突出口来，在右上角还有一根小棒，同这个小横棒相连接。在一侧有了这最后一根小棒，在另一侧靠着星星射出的光芒，整个东西就可以双脚直立了。”奥德拉代克“经常变换地方，时而来到阁楼上，时而逗留在楼梯间、走廊上、通道上”。也就是说，它喜欢去的正是法庭追查人们犯罪的地方。阁楼里堆满弃物、被遗忘的地方。也许，要人们来到法庭前受审的这种强制行为，会引起类似的感觉，如同强制人们走近一个置于阁楼上的、尘封多年的箱子一样。人们非希望这件事能尽可能向后推迟，直至K认为他的辩护词写得恰当有力，“让那位变得童稚的先生到退休之后再去干这件事。”

奥德拉代克是处于被遗忘状态的事物所具有的形式。这些事物都是变了形的。变了形的还有“家长的忧虑”，无人知道它是什么；还有那个大甲虫，我们只知道它所表现的是格里高尔·萨姆沙；还有那个大动物，半羊半猫，也许只有“屠夫的刀才能找到解决办法”。不过，卡夫卡的这些人物形象都是通过一系列形态同最原始的变形形象——驼背人——紧紧相连的。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的人物形象中，没有哪一个人物比那个把头深深地垂到胸前的人出现得更频繁了。这就是法官们的倦意、旅馆接待处的喧嚣声、画廊参观者戴得低低的帽子。然而，在短篇小说《在流放地》中，当权者却使用了一种旧式机械，在犯人的背上刺花体字，笔画越来越多，花样繁多，直到犯人的背清晰可见，犯人可以辨认出这些字体，从中看到自己犯下的、却不知道的罪名。这就是承受着罪行的脊背，而卡夫卡的背上是一直承受着它的。他在早期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为了使身子尽可能沉一些——我认为这对入睡是有好处的，我将双臂交叉抱起来，把双手置于双肩上，像一个被捆绑起来的士兵躺在那里。”在这里，负重与（睡觉人的）忘却是同时并进的。在《驼背小人》中，有一首民歌表达了同样的意境。这个小人儿过的是一种被歪曲了的生活；当救世主来到时，他就得消失，因为教士说过，救世主不愿用暴力改变世界，只想对它稍加整顿。

        我走进自己的小房间，

        想上我的小床睡一觉，

        一个驼背小人儿站眼前，

        见了我开始笑。

这就是奥德拉代克的笑声，“听起来像是落叶的沙沙声。”

        我跪在小凳儿上，

        想做一会儿祈祷，

        一个小人儿站眼前，

        见了我开始把话讲：

　　　可爱的小宝宝，我请求你，

　　　也为这个驼背小人儿来祈祷。

这首民歌是这样结尾的。卡夫卡在深沉之处探触到了基础，这个基础既不是“神话的预知”，也不是“存在的神学”提供给他的；它既是德意志民族性的基础，又是犹太民族性的基础。即使卡夫卡没有祈祷过——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他至少也是一个明察秋毫的人，马勒勃朗士即称此为“灵魂的自然祈祷”。正如那些信奉神灵的人把自己的一切都倾注到祈祷里一样，卡夫卡使自己的人物都同自己的灵魂息息相通。

塞壬的沉默

桑丘·潘沙

一个故事说到，在一个信仰犹太神秘宗的村庄，安息日夜晚，犹太人聚在一家破陋的客栈。他们都是本地人，只有一个无人知晓、贫穷、衣衫褴褛的人蹲在房间的暗角上。客人海阔天空地闲聊，随后有人建议每人都表白一个愿望，假定能如愿以偿。一人说他想要钱，另一个说想有个女婿，第三个梦想有张木匠新打的长椅。这样每人都轮流说了自己的愿望。表白完毕，只剩下暗角里的乞丐没说，他很不情愿、踌躇再三地回答了众人的询问：“我愿是一个强权的国王，统治着一个大国。一天夜里，我在宫殿里熟睡时，一个仇敌侵犯我的国家。凌晨他的马队闯进我的城堡，如入无人之境。我从睡梦中惊起，连衣服都来不及穿，身披衬衣就逃走了。我翻山越岭，穿林过溪，日夜跋涉，最后安全到达这里，坐在这个角落的凳子上。这就是我的愿望。”座中面面相觑，不知所以。“那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有人问。“我会有一件衬衫。”他答道。

这个故事把我们带到卡夫卡世界的氛围。有谁能说弥赛亚之使命所要匡正的扭曲仅仅将来某日会影响我们的空间？这些扭曲无疑也是我们时代的扭曲。卡夫卡对此一定会意。由于他对此坚信不疑，便让《邻村》中的老爷爷说：“人生苦短，回顾一生，生命被缩得那么短，简直无法理解。举个例，一个年轻人决定骑马到邻近的村庄，居然毫不担忧，因为不但可能会出事，就连平安度过的整段正常生命都完全不够担当这段旅途。”这老者的兄弟就是那个乞丐，此人“平安度过”他“正常”的生命，连祝愿的时间也没有。但他因陷入不正常、不幸的生活而免去了祝愿。此不幸就是故事中他要经历的逃亡。他以发愿代替了愿望的实现。

卡夫卡创造物中有一族群，他们以奇特的方式对会生命的短暂。这群人来自“南方的城市……据说：‘住在那儿的人根本不睡觉，——真不可想象！’——‘为什么不睡？’因为他们不会累，——‘怎么不会累’——‘因为他们是傻子。’——‘傻子不会累吗？’”可以看出，傻子类似不知疲倦的助手角色。这族类还不仅如此。有人说助手的脸是“成人或学生的脸”。实际上，卡夫卡作品中在最奇怪之处出现的学生是这个族类的代言人和领袖。“‘可是你什么时候睡觉？’卡尔问，惊奇地瞅着那个学生。‘哦，睡觉！’学生说，‘我得先做完功课再睡觉。’”这使人想起小孩不情愿上床睡觉。毕竟，睡时总有什么与他们相关的事会发生。“别忘了要顶好的！”我们从浩繁的老故事中熟知这个说法，尽管它并不出现于任何一个故事。但遗忘包含了绝妙的东西，因为它意味着赎救的可能。“帮助我——这想法是一种病症，需要卧床休息才能治”，猎手格拉叔不安分、游荡的鬼魂嘲弄地说。学生学习时是醒着的，也许保持警醒是这些研习的最佳处。绝食艺术家拒食，守门人缄口不言，学生警醒，这是禁欲主义的伟大法则在卡夫卡那里的运作方式。

这些法则的绝顶成就是研习。卡夫卡充满敬意地将成就从遗失已久的孩提时代挖掘出来。“很像这情影 ：那是很早以前，卡尔坐在家里，伏在父母的桌上写作业，父亲在读报，或为某机构算账复函。母亲忙着缝纫，从手中的布料里伸手穿针引线。为了不打扰父亲，卡尔只把作业簿和写作材料搁在桌上。把所需的书籍放在他两边的椅子上。那是多么安静啊！真是来客稀少！”也许这些学习算不了什么，但是接近那种唯一能致用的空寂，就是“道”。这就是卡夫卡的追求，他有心以煞费苦心的技术“抡锤打出一张桌子，同时又无所事事。并不像人们说的，‘抡锤对他来说是小意思’，‘抡锤是真正地抡，同时又空寂无物’。这样抡起锤来胆更大，更坚定，更真实，或者说更狂热”。这就是学生学习时坚定、狂热的神态，是最怪诞的神态。抄写员、学生总是气喘吁吁，一路奔跑。官员常常如此低声口述，又迅速坐下写出。紧接着又跳起，一而再，再而三。多奇怪，简直无法理解！想想自然剧场的演员也许会更易理解。的确，对于他们抡锤是真正地抡，同时又是空寂，只要这是角色的一部分。他们研习这角色，只有蹩脚的演员才忘记台词或动作。对俄克拉何马剧团的演员，所扮角色是他们早期的生活，因而是自然剧团中的“自然”。其演员已被赎救，但学生却没被救。卡尔静静地在阳台上观察这学生读书，他“翻着书页，闪电般地操起一本书，频频在笔记本上做笔记。他伏案疾书，脸惊人地贴近纸张”。

卡夫卡以此方式不倦地呈现‘姿态’，但每每为之震惊。K与好兵帅克相比较十分恰当。一个事事惊异，另一个则万事无动于衷。电影和留声机发明于人与人的关系最为疏离的时代，无法预测的中介、间接关系成了唯一的人际关系。有试验证明人们在银幕上认不出自己的行走姿态，从唱盘上听不出自己的声音。主体在这种试验中的处境就是卡夫卡的处境。这将他导向学问。在研习学问中他会遭遇自身存在的东鳞西爪，那些仍适于角色范围的断片。他可以像彼得·席勒弥尔抓住自己卖出的身影那样把握住失落的姿态。他可能会对自己有所理解，但需耗费多大的工夫！这是从遗忘之乡吹来的风暴，研习学问是向风暴冲杀的战骑。那个坐在客栈屋角的乞丐也这样骑向他的过去，以求在亡国君主的形象里把握自身。这种策马旅行长达一生，符合生命，然而生命不足于担当这旅行……直到丢掉马刺，因为没有马刺；放弃缰绳，因为没有缰绳。眼前的大地如修剪整齐的草原，他却视而不见，马的头和脖颈都已丧失。这就是一个幸运骑士的幻想故事的圆场。这骑士踏上无牵无挂的欢快旅途，冲向过去，不再是赛马背上的负担。但遭殃的是拴在驽马背上的骑士。“坐在桶上，手握着桶把柄，勒住这最简易的缰绳，我费力地将自己推下楼梯。可一滚到底下，桶便翩然升起。美妙绝伦。趴着的骆驼在主人的棍棒下震颤，从地上爬起，也不见得如此绝妙。”没有比“冰山之域”更绝望的前景了，骑桶者就此灭绝，一去不返。从死亡的深渊吹来有益于他的风，与卡夫卡作品中常吹拂的史前世界的风相同。这风也推助猎手格拉叔的小船。“古希腊以及野蛮人在神秘仪式和祭祀时”，普鲁塔克写道，“了解到注定有两种原初的精髓，两两对抗，一个指向左，一往直前；另一个则向后转，一径往回路。”回转是变存在为书写的学识的方向，其导师即“新律师”布瑟发勒斯。他沿来路回转，不顾强权的亚历山大，也就意味着摆脱了一往直前的征伐者。“他自行无碍，不与别的坐骑摩擦纠结。远离战事的喧嚣，在静谧的灯下翻阅我们古老的典籍。”

文纳·卡拉夫特写过一篇对这故事的诠释，悉心涉及文中每一细节。他写道，“对神话整体如此犀利强烈的批判在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据他看来，卡夫卡虽没用“正义”一词，但他批判神话的出发点恰恰是正义。一旦抵达这点而驻步不前，我们就面临误解卡夫卡的危险。他真的是用法律，以正义的名义来对抗神话吗？不作为法学者，布瑟发勒斯仍从事其本行，只是他不像在做律师。在卡夫卡的意义上，这对布瑟发勒斯和律师职业大概是件新鲜事。被人研究却不再实用的法律才是通向正义的门径。

通向正义的门径是学识。然而，卡夫卡并没有给予这种学识以传统附加于犹太圣经研究的那种许诺。他描写的助手是失去了教堂的习事，他的学生丧失了圣典，因而在“无牵无挂欢乐的”旅途上无依无靠。卡夫卡却成功地找到了他旅行的法则，至少有一次他成功地将旅行的惊人速度与一生追求的徐缓叙述相调和。他在一个短篇里表达了这点。这篇什是他最完美的创作，不仅仅在于是一个诠释。

“虽然他从未耀过，但桑丘·潘沙在数年中大有成就。他在傍晚和深夜讲述了许多骑士游侠的浪漫故事，使他摆脱他称为堂吉诃德的魔鬼，以至于这魔鬼日后随心所欲地进行最疯狂的征伐。这些疯狂事迹没有先定的目标，尽管潘沙本人应是目标，但它们并不伤人。桑丘·潘沙自由自在，哲人似的跟随堂吉诃德南征北战，大概是出于某种责任感。因此他一直享受巨大而有益的娱乐，直至终身。”

桑丘·潘沙，这稳重的傻子，笨拙的助手，让他的骑士前行。布瑟发勒斯则比他的骑士活得还长久。是人还是马不再是紧要的事，只要能放下背上的包袱。

塞壬的沉默

新人来报道，向大家学习。奉献本雅明这篇文章，不知道以前发布过没有，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是一个不知名的网友打的，后半部分是本人打字，前后两个翻译版本不同。另外，因为文章很长，肯定会有不少错别字。我没什么学问，就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