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校出善品

泰比斯

       在唯利是图的当下，许多出版社为了快快赚取盈利，乃仓促成书，好多作者的结晶就这样给摧残了。因为想要迅速有书可售，校对工作遂可粗率而不计，所以，导致了许多诗篇一点诗意都没有、许多散文竟然某处文法不通。须知“一字之差，谬以千里”，要是“因此”本是“因为”（注），“点石成金”本是“点金成石”，却忽于核对，没有改过来，当中引起的误会，该有多大？读者读了不免困惑；作者看了更难免痛心；而要是有人根据这些校对不力的文字来批评，岂不冤枉？

　　喏，我手头上便有一本校对得非常随便的余光中诗文合集（余先生有每出书必自校的习惯，此书非他自校，想是未经作者授权的吧）。其中《尺素寸心》一篇，还未登门入室，开始读起文章，就让我好不生气，因为题目本身就弄错了：把“寸心”标成“存心”。及至读了文章，又发现“字大墨饱”一语竟成了“字大墨馆”，读起来完全失去韵味，令人愤然。而《鬼雨》第四大段的“我却困在森冷的雨季之中”一句的“困在”错印为“因在”，亦未校正，也教人皱眉。类似的错误，在其它文章里亦不难觅得，所以让我实在痛心，不仅痛心钞票投了海，更痛心诗翁的笔耕受人糟踏。

　　现今有太多不负责任的出版社了，他们只顾销量，不顾质量，却忽略了质量好，销量才会跟着好的真理。一本书的高下，和校对的认真是成正比的。但即使他们知道又怎样呢？谁有时间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校对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字呢？仔细校对确实是个苦差事，但怕辛苦就不愿做，而不愿做又企图蒙骗读者的金钱，辜负作者的劳心，岂不是太自欺欺人了吗？这样的出版社，若不改变作风，无疑是在自掘坟墓：首先是读者察觉到该出版社的校对工作相当粗率，从此不再光顾。其次是作者对该出版社也同样失去了信心，不敢再将难得的杰作交给他们出版。

　　这样一来，该出版社，不提无书可出，就是有书可卖吧，顾客却要往哪里找呢？本要以书营生，书却滞销而赔本。这，该怪谁呢？怪“先甜后苦”这句不详的成语？　　　　

　　　　　——11年9月26日午夜　
　　

注 :各位读者不妨看看以下二句，当可明白校对粗率会误人多深：

“清朝的官兵都怕了洋人，因为林则徐没有来。”（此为正确之句）

“清朝的官兵都怕了洋人，因此林则徐没有来。”（此为印错而未校正之句）

看吧，销毁鸦片的英雄竟在一字之差下变成狗熊了。

爱珊珊的鼠

尺素寸心/余光中
　　接读朋友的来信，尤其是远自海外犹带着异国风云的航空信，确是人生一大快事，如果无须回信的话。回信，是读信之乐的一大代价。久不回信，屡不回信，接信之乐必然就相对减少，以致于无，这时，友情便暂告中断了，直到有一天在赎罪的心情下，你毅然回起信来。蹉跎了这么久，接信之乐早变成欠信之苦，我便是这么一位屡犯的罪人，交游千百，几乎每一位朋友都数得出我的前科来的。英国诗人奥登曾说，他常常搁下重要的信件不回，躲在家里看他的侦探小说。王尔德有一次对韩黎说：“我认得不少人，满怀光明的远景来到伦敦，但是几个月后就整个崩溃了，因为他们有回信的习惯。”显然王尔德认为，要过好日子，就得戒除回信的恶习。
　　可见怕回信的人，原不止我一个。
　　回信，固然可畏，不回信，也绝非什么乐事。书架上经常叠着百多封未回之信，“债龄”或长或短，长的甚至在一年以上，那样的压力，也绝非一个普通的罪徒所能负担的。一叠未回的信，就像一群不散的阴魂，在我罪深孽重的心底憧憧作崇。理论上说来，这些信当然是要回的。我可以坦然向天发誓，在我清醒的时刻，我绝未存心不回人信。问题出在技术上。给我一整个夏夜的空闲，我该先回一年半前的那封信呢，还是7个月前的这封？隔了这么久，恐怕连谢罪自谴的有效期也早过了吧？在朋友的心目中，你早已沦为不值得计较的妄人。
　　其实，即使终于鼓起全部的道德勇气，坐在桌前，准备偿付信债于万一，也不是轻易能如愿的。七零八落的新简旧信，漫无规则地充塞在书架上、抽屉里，有的回过，有的未回，“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要找到你决心要回的那一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数倍于回信本身。再想象朋友接信时的表情，不是喜出望外，而是余怒重炽，你那一点决心就整个崩溃了。你的债，永无清偿之日。不回信，绝不等于忘了朋友，正如世上绝无忘了债主的负债人。在你惶恐的深处，恶魇的尽头，隐隐约约，永远潜伏着这位朋友的怒眉和冷眼。不，你永远忘不了他。你真正忘掉的，而且忘得那么心安理得的，是那些已经得你回信的朋友。
　　有一次我对诗人周梦蝶大发议论，说什么“朋友寄赠新著，必须立刻奉覆，道谢与庆贺之余，可以一句‘定当细细拜读’作结。如果施上了一个星期或个把月，这封贺信就难写了，因为到那时候，你已经有义务把全书读完，书既读完，就不能只说些泛泛的美词”。梦蝶听了，为之绝倒。可惜这个理论，我从未付之行动，倒是有一次自己的新书出版，兴冲冲地寄赠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位过了两个月才来信致谢，并说他的太太、女儿和太太的几位同事争读那本大作，直到现在还不曾轮到他自己，足见该书的魅力如何云云。这一番话是真是假，令我存疑至今。如果他是说，那真是一大天才。
    据说胡适生前，不但有求必应，连中学生求教的信也亲自答覆，还要记他有名的日记，从不间断。写信，是对人周到，记日记，是对自己周到。一代大师，在著书立说之余，待人待己，竟能那么周密从容，实在令人钦佩。至于我自己，笔札一道已经招架无力，日记，就更是奢移品了。相信前辈作家和学人之间，书翰往还，那种优游条畅的风范，确是我这一辈难以追摹的。梁实秋先生名满天下，尺牍相接，因缘自广，但是20多年来，写信给他，没有一次不是很快就接到回信，而笔下总是那么诙谐，书法又是那么清雅，比起当面的谈笑风生，又别有一番境界。我索来拍写信，和梁先生通信也不算频。何况《雅舍小品》的作者声明过，有11种信件不在他收藏之列，我的信，大概属于他所列的第8种吧。据我所知，和他通信最密的，该推陈之藩。陈之藩年轻时，和胡适、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书信往还，名家手迹收藏甚富，梁先生戏称他为man他自己的书信被人收藏了吧？
    朋友之间，以信取人，大约可以分为四派。第一派写信如拍电报，寥寥数行，草草三二十字，很有一种笔挟风雷之势。只是苦了收信人，惊疑端详所费的功夫，比起写信人纸上驰骋的时间，恐怕还要多出数倍。彭歌、刘绍铭、白先勇，可称代表。第二派写信如美女绣花，笔触纤细，字迹秀雅，极尽从容不迫之能事，至于内容，则除实用的功能之外，更兼抒情，称典型。尤其是夏志清，怎么大学者专描小楷，而且永远用廉便的国际邮简？第三派则介于以上两者之间，行乎中庸之道，不温不火，舒疾有致，而且字大墨馆，面目十分爽朗。颜元步、王文兴、何怀硕、杨牧、罗门，都是“样板人物”。尤其是何怀硕，总是议论纵横，而杨牧则字稀行阔，偏又爱用重磅的信纸，那种不计邮费的气魄，真足以笑傲江湖。第四派毛笔作书、满纸烟云，体在行草之间，可谓反潮流之名士，罗青属之。当然，气魄最大的应推刘国松、高信疆，他们根本不写信，只打越洋电话。
    197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