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泰洛·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1923—1985)

地狱一季

一 生平与创作
   
伊泰洛·卡尔维诺于1923年10月15日生于古巴哈瓦那附近圣地亚哥的一个名叫拉斯维加斯的小镇。父亲原是意大利圣莱莫人，后定居古巴，是个出色的园艺师；母亲是撒丁岛人，植物学家，为了使出生在异国他乡的儿子不忘故土，母亲特意给儿子取名为伊泰洛(“意大利”的意思)，以寄托他们对故乡的怀念。1925年卡尔维诺刚满2岁，全家就迁回到父亲的故乡圣莱莫。他们住的那幢别墅既是栽培花卉的试验站，又是热带植物的研究中心，因此，卡尔维诺自幼就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从父母亲那里学到很多自然科学知识，熟知名目繁多的奇花异草以及树林里各种动物的习性，还经常随父亲去打猎垂钓。这种与众不同的童年生活，给卡尔维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使他的作品始终富有寓言式童话般的色彩而别具一格。
1942年高中毕业后，卡尔维诺在都灵大学上农学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人占领的20个月的漫长时间里，卡尔维诺与他弟弟积极参加了当地游击队组织的抵抗运动，卡尔维诺的父母亲曾因此被德国人羁押作人质。发表于1947年的处女作《蛛巢小径》就是一部以作者自幼所熟悉的利古里亚地区的游击队活动为历史背景的长篇小说，当时卡尔维诺年仅24岁。

1945年卡尔维诺全家迁居都灵。战后，他在都灵大学攻读文学，1947年大学毕业后，在都灵的艾依那乌迪出版社任文学顾问。在此期间，他加人了意大利共产党，并经常为该党的中央机关报《团结报》撰写文章。1949年题材多样的短篇小说集《最后飞来的是乌鸦》问世。所收作品既有童话和传奇色彩，又含有特定的现实煮艾；既有浓厚的抒情性，又有一定的哲理性。1952年卡尔维诺一鼓作气地完成了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作品的主人公是17世纪奥、土战争期间被一颗炮弹炸成了两半的贵族军官，是现代社会中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大炮”轰炸成两半的现代人的写照。作品既具有“寓言式的现实主义色彩”，又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寓言”，这在新现实主义文学处于衰退的当时，为意大利的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出路。1954年卡尔维诺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进入战争》问世，作品反映了战争在步人而立之年的卡尔维诺身上所留下的难以医治的创伤。被人誉为“意大利式的格林童话”，“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的《意大利童话故事》发表于1956年，它是卡尔维诺花费两年的心血写成的，全书搜集了近200篇各地的传统民间故事和童话。卡尔维诺象是一位遨游在童话世界里的人，对战后的社会现实和政治感到失望的卡尔维诺深信：“童话是真实的。”

1957年，题材与构思截然不同的两部小说《攀缘在树上的男爵》和《房产投机》同时问世。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现实生活的“失败者”，都是“消极人物”。《攀缘在树上的男爵》的主人公是18、19世纪的贵族后裔，他栖居在树上，拒绝下到人世间生活；《房产投机》的主人公是深居闹市的文人，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因力图重新安排现实而处处碰壁。作品辛辣地讽刺和抨击了现实社会的罪恶，但卡尔维诺笔下的主人公虽然愤世嫉俗，毅然地否定现存的社会秩序，却无力改变它。然而作者“这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却旨在更好地从总体上观察、评价和衡量现实社会，并竭力从中把握‘社会发展的脉络。’”(《狮子的骨髓》，1955)“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卡尔维诺于1957年在《团结报》上发表公开信，宣布退出意大利共产党。国际形势的动荡和消费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弊端，使很多文人在精神上产生了危机，痛苦地看到自身价值的瓦解，然而卡尔维诺却把作家的使命、文学的作用以及对社会的政治责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始终没有把自己禁锢在“象牙塔”之中。此后不久，《烟云》(1958)，《不存在的骑士》(1959)等深刻揭示现实社会弊病的作品相继问世。1962年，卡尔维诺在《梅那坡》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杂文，如《向迷宫挑战》、《惶惑的年代》、《物质世界的海洋》等，就6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中知识分子和文人同现实社会之间所产生的新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那些向‘物质世界’投降的人们已经沦为商品化的人了，他们的思想也商品化了”，“战后出现的这种向物质世界投降的历史现象是由于人类无力诱导事物发展的进程所致。”(《物质世界的海洋》，1962)卡尔维诺还提示人们“不能向现存的条件投降，也不能蜗居斗室，而是要寻找一条出路，向物质世界的汪洋大海，即‘迷宫’挑战。”(《向迷宫挑战》，1962)

短篇小说集《马可瓦多》(1963)的问世，标志着卡尔维诺的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小说以寓言式的风格，揭示了从社会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都业以蜕化的人类社会，描述了当代人孤寂、惶恐、陌生和不安的心态。这个社会之所以蜕化了，是因为它被淹没在表面繁荣的物质福利之中了，它只追求物质上的价值，并蒙上了一层市侩式庸俗的外表，看上去光怪陆离，实际上虚伪而又浮浅。正如卡尔维诺在1967年所论：“现代文学的力量就在于它说出了社会和个人本来想说而又没有意识到的一切，这就是文学所不断提出的挑战。我们住的房子越是明亮和豪华，房子的墙上就越有鬼影；因为进步和理性的梦中往往掺杂着鬼影。”小说《监票人的一天》(1963)就是记述了主人公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监票人于1953年大选中在都灵某一个残疾人之家投票站的一天经历，揭示了意大利社会蕴含的种种弊病。那些丧失理智的疯子，肢体残缺的人，没有说话能力的痴呆者都成了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尽管他们根本“无法辨认他们的投票对象是何许人。”

《宇宙奇趣》(1965)和《零点起始》(1967)可说是两部富有科幻色彩和符号学特点的姐妹篇。《宇宙奇趣》的主人公是个既年迈又年青的智者，他是个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人，既是我们的老祖宗，又是个现代人，可以说他既是世界起源、地球形成时的人，又是宇宙消亡毁灭时代的人，他的名字是qfwfq，是以未知数w为轴心的对称的字母qf—fq排列而成。“卡尔维诺好像因为愤怒、麻木乃至失重而在地球上消失了；他躲在大气层后面，用望远镜看着自己在人们之间消失。后来，他用成千个小记号，诸如一幅袖珍肖像画，一个形容词，一种有节奏的游戏，一阵突然的颤动，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凄凉的梦：一个50岁上下的男子，他茫然、困惑、忧心忡忡地环视着四周最细微的变化对他所产生的冲击，如房子四周的围墙、草坪上的阴影都能勾起他的心绪不宁；事物的偶然巧合，不协调和矛盾，反射和交叉，对他都构成一种诱惑。他徘徊在影子王国里寻觅自己，并消失在其中。”(《日报》，1972)

有人说卡尔维诺是一位“一只脚跨进幻想世界，另一只脚留在客观现实之中”的作家。在《宇宙奇趣》中，卡尔维诺幽默地讽刺现代人生活的虚无，“有一次我路过宇宙空间，我在某个地方故意作了个记号，想在两亿年之后，当我再转到那儿时重新再找到它……可就在我留过记号的那个点上，代之以一道不成形的线条，它在被捣碎了的破损的空间之中，象是一道划破的伤痕……我沮丧失望了，象失去知觉似的被人拽过去许多光年。”(《空间的一个记号》，1965)然而，作者痛苦地发现空间与记号毫不相干，空间根本不存在，也许它从来没有存在过，所以在空间中作记号也是徒劳枉然的。

70年代问世的三部具有后现代派创作风格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1972)、《命运交叉的古堡》(1973)，以及《寒冬夜行人》(1979)，则更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了卡尔维诺的独特的创作风格：过去与现在相结合，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相结合，幻想与现实相结合。对于卡尔维诺来说，支配客观世界的规律有它的随意性、破碎性和偶然性，所以他的小说的“每篇故事都是重新发掘一种逻辑的结构，而作者的每一种思想乃是每一篇故事的开端”。所以卡尔维诺曾说过：“我与一个哲学家截然不同，我只是一个遵循故事内在逻辑的作家。”(《世界报》，1970)用日常生活中琐碎素材来展开作者的奇思遐想的最后一部小说《帕罗马尔》(1983)，是卡尔维诺面对繁杂而又不可知的现代世界，苦苦地寻求宇宙与人类之间，自然与人的语言之间，单一的自我与多重性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全书流露出作者面对现实的彷徨和茫然的心态。

1985年9月，卡尔维诺在休假期间突患脑溢血(当时他正在准备去美国讲学的演讲报告)，当即就被送到医院抢救。待动完手术麻醉药性过去之后，他望着那些塑料导管和静脉注射器，仍不乏想象力地风趣地说：“我觉得自己象一盏吊灯。”9月16日卡尔维诺终因医治无效在意大利佩斯卡拉逝世，终年62岁。

就这样，卡尔维诺带着他那一个个童话般“尽善尽美的梦”，离开了这变幻莫测的世界。他用小说创作向人们展示了人生哲理，孜孜不倦地启迪人们对人类的命运和现实社会予以深入的思考，为探索文艺创作的新天地而奉献了一生。

地狱一季

二 代表作品

1．《蛛巢小径》(1947)

卡尔维诺的《蛛巢小径》是一部以抵抗运动为题材的小说。它是新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产物，是卡尔维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47年，当时作者年仅24岁。小说体现了卡尔维诺“一只脚跨进幻想世界，另一只脚留在客观现实之中”的独特创作风格。读着《蛛巢小径》，人们既觉得它象是当代抵抗运动的历史，又象是一篇发生在大森林里的童话故事。既是历史，又是童话，这就使其在新现实主义文学中独树一帜，并占有特殊的地位。

《蛛巢小径》的主人公是个名叫皮恩的少年，他生活在德国法西斯占领下的一个小城市，自幼失去双亲，心灵蒙受了难以医治的创伤；他姐姐是当地有名的妓女，经常与德国兵鬼混，家乡的人们都鄙视她，憎恶她。皮恩是个缺乏教养的孩子，身上沾染了许多恶习，他满嘴的脏话，粗鲁蛮横，终日无所事事，在外面闲逛。但他却是个心地善良、富有正义感的少年，并有着一颗纯洁的心。幼稚好奇的皮恩觉得大人们总不把他放在眼里，为了使他的大伙伴们看得起他·，就想干出一番惊人的事，从而表明他也不是等闲之辈，也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有一次，他从在他姐姐那里鬼混的一个德国水兵那里偷来了一把手枪，并打算把它埋藏在山涧小路旁的一个蜘蛛用泥土筑成的巢穴里。但因手枪没上保险，慌手慌脚的皮恩对着蛛巢扣动了扳机，把枪打响了。皮恩既害怕，又高兴，他急忙埋好手枪，然后还撒盖上浮土隐蔽好。皮恩回来的时候，发现村子里戒严了，德国人在到处搜寻开枪的人。皮恩究竟还是个孩子，在德国兵追上他时，他拿出从德国水兵那里连同手枪一起偷来的皮带抽他们。这一下他被发现了，他们逮捕了他。他立即受到审问，但皮恩只是一个劲儿地骂人，就是不说出手枪的下落。后来那名德国水兵指控了他。在德国兵的司令部里，他遭到拷打。被揍得鼻青脸肿的皮恩，一口咬定皮带是捡来的，在德国兵的皮鞭下，他大喊大叫，又哭又闹。最后，德国人把他关进了监狱。后来，他同另一个外号叫“红狼”的十六岁的少年，乘抬着垃圾箱去外面倾倒的机会，干掉了哨兵，从监狱里逃了出来。逃出监狱后，“红狼”推说去探路，把皮恩一个人留在了作掩蔽的洞里。又困又饿的皮恩在洞里睡着了。后来，皮恩在路上遇见了在阿尔卑斯山当过七年狙击兵的库齐诺，他把皮恩带到了游击队。在游击队里，皮恩结识了各社会阶层的人，打倒法西斯纳粹的共同目标使他们聚集到一起。尚未成年的皮恩在游击队里接触到许多事物，都是他那幼稚单纯的心灵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他看不惯连长与厨师的老婆在火堆旁调情，更埋怨他们玩忽职守而引燃了营房。后来皮恩在与连长的一次磨擦冲突中，愤怒地咬伤了连长的手指，赌气离开了游击队。

皮恩重又孤寂地行走在山涧小径上，去寻找他早先藏在那儿的那支手枪，但手枪不见了，他颓然地回到家里。皮恩在他姐姐那儿意外地发现了与他丢失的那支一模一样的手枪，姐姐说那是一个法西斯党徒送给她自卫用的。皮恩从他姐姐那儿强行要走了那把手枪之后，又离开了家。外面一片黑暗，皮恩重又朝山涧的小路走去。他虽然又得到了一支手枪，但他感到自己是那么孤寂，他哭了，后来又大声地呜咽起来，但四周没有人听见他哭。在夜深人静时，皮恩又遇上了当初领他上山投奔游击队的大个子库齐诺。最后，他们一大一小手拉着
手行走在蛛巢小径上，四周飞舞着亮晶晶的萤火虫。

小说抒情色彩浓厚，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通过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天真幼稚而又充满好奇的目光来展现人们在抵抗运动中所经历过的事。小说把皮恩从德国水兵那儿偷来的一支手枪作为贯串始终的一条主线，并使它与山涧小径旁的蛛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者的构思是从皮恩偷德国人手枪的个人行为发展到他上山参加游击队的集体行为，其层次从个人上升到群体。但皮恩毕竟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无论是在监狱，还是在游击队的营地，他都念念不忘自己偷来的那支手枪，因为这是他显示自己力量的证据，也是他理解和接近对他来说是那么神秘的成人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当游击队连长对大家说“皮恩是个孩子，他在这儿帮厨师做饭，他的武器就是削土豆的刀和长柄勺”的时候，皮恩当即自豪地回答说：“我有一支德国手枪，是你们谁也没有的。”在小说末尾，皮恩找不到自己藏的那支手枪，却又从他姐姐那里弄到了同样的一支手枪；当他独自返回蛛巢小径时，自己却又感到那么孤寂。作品富有象征意义地揭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作者自己——以还未成熟的少年皮恩为象征——与这场抵抗运动之间的内在的关系，开初为了超脱那庸俗、堕落的现实世界——以没有教养的孤儿皮恩和他那个当妓女的姐姐作为象征——他们茫然地卷入了这场斗争的洪流，但后来又因面对发生的一系列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事情而沮丧地从斗争中游离出来，因为面对这难以捉摸的现实世界，他们跟皮恩一样永远感到孤寂。原来，这样对待战争，只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在精神上的一种超脱，对于那些生活在扑朔迷离的世界上的人们来说，战争象是一场梦。当一无所有的弃儿皮恩与一个被社会弃绝的成年人库齐诺手拉手地行走在山涧旁的蛛巢小径上时，他们才感到身上产生一种生命力，象在他们四周飞舞的萤火虫那样，以自己微弱的光亮照亮着漆黑的世界，使人们看到些许光明。

卡尔维诺在分析自己的创作思想时，曾这样说过：“在我感到人类生命里注定是那样沉重的时刻里，我想我应该象珀尔修斯那样飞到另一个空间去。我不是说要逃遁到梦中和非理性中去。我说的是，我得改变我与现实接触的方式，以另一种目光，另一种逻辑，另一些认识和验证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在《蛛巢小径》这部处女作中，当时年仅24岁的卡尔维诺，就是“以另一种目光，另一种逻辑，另一些认识和验证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并进行初步的尝
试的。

这部小说具有明显的反法西斯的政治色彩，但作者不是简单地歌颂抵抗运动，他笔下的人物也不是人们心目中那些品德高尚的英雄形象，恰恰相反，主人公皮恩所在的、由德里托指挥的那个连队中的战士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譬如，随军厨师原来是个焊铁匠，战争和轰炸使他无处谋生，他参加游击队是为了能“有葡萄酒和鸡蛋，为了过没有人抓他们和听不到警报的安宁生活”。连队里有当过宪兵的，也有以偷窃德国军火为癖好的盗贼(后来他成了叛徒，被游击队秘密处死)。皮恩从监狱里出去遇见的那个库齐诺是为报复背叛自己的妻子才上山打游击的。总之，他们都不是有阶级觉悟的成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有的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的渣滓，有的当过歹徒，有的做过黑市买卖，有的曾沦落为流浪汉，但他们都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中的活生生的构成整个社会的分子。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心灵带有创伤和隐痛的，他们参加抵抗运动的确并没有什么崇高的思想作指导，只是为了医治心灵的创伤而去打仗，而这种救赎人类(包括自己)的要求正构成了他们拿起武器与敌人作战的动力，使他们有一种起码的精神力量，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力量。

卡尔维诺以他自己对抵抗运动的独特的认识方式，从一种截然不同的角度和逻辑去揭示抵抗运动的实质含义。正象游击队政委基姆对司令员的一席谈话中所说：“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打仗呢?因为他们没有祖国。既没有真实的祖国，也没有臆造出来的祖国。但他们有勇气，因为他们身上有一股子怒气。他们的生存受到触犯和伤害，他们在生活的道路上看不到光明，他们的家又黑又脏，他们之中有人从小就学坏，满嘴脏话。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只要走错一步或心血来潮，一气之下就会站在法西斯那一边去，并以同样的疯狂，怀着同样的仇恨去开枪扫射。对他们来说，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他们那边都没有什么两样。”

作者亲身参加过利古里亚地区的抵抗运动。他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也是令人感到亲切的。在战争年代中，卡尔维诺曾与这些人朝夕相处，出生入死，他曾与战友共同分享过盛在一个饭盒中的栗子。当时，他曾为他们的命运而感到痛苦，也赞赏他们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精神和毫不利己的处世态度。可是，作者在小说中却给他们抹上了古怪可笑的色彩，画出了令人悱侧而又令人恐怖的脸谱，还赋予他们明暗交替的性格和各种恶习。主人公皮恩满脸雀斑，整天哼唱淫秽的黄色小调；厨师曼奇尼纹身；连队政委身上长满虱子；连长因与厨师的妻子调情而受处分后，竟然在激烈的战斗时刻与那女人躲在杜鹃花丛中做爱。这些都是“非英雄人物”，甚至是“反面人物”，即“扭曲”了的人物。卡尔维诺正是透过表现主义的镜头捕捉并反映出“反面”人物的真实形象，正是从这种“反面”的角度寻觅到独特的节奏和脉络，渲染了一种既反映历史现实而又超越历史现实的创作意境。

著名作家帕维塞(1908—1950)在1947年介绍这本小说时曾这样说：“笔下生辉的卡尔维诺，在此书创作中表现得象松鼠一样的机敏，他善于把游击队员的生活写成象在森林里发生的童话故事一般，是那样的五彩缤纷，那样的引人人胜，那样的‘非同寻常’。”

故事发生在意大利西部利古里亚海沿岸的圣莱莫，那里终年长满棕榈，到处是别墅、旅馆和赌场，古城的小巷，山涧的潺潺流水，葡萄园和橄榄园四周的古老墙垣，山间盘旋而上通往松林的小径，满山遍野的栗子树，还有阿尔卑斯山脚下蜿蜒曲折的山谷，这些对自幼生长在这里的卡尔维诺来说就很熟悉和感到亲切的自然景色，在作者的笔下显得那么浪漫和非同一般，使其故乡的山山水水既带有童话般的色彩，又蕴含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战争期间，在那长满栗子的树林中，携带各种武器的人们相互追踪和躲藏；那开满杜鹃花的田野也变成了危机四伏的陷井，人们经过那儿时，成串的子弹在头上嗖嗖飞过……

作品以丰富的想象力把人物的感情与自然景色融为一体，把主人公皮恩对外部现实世界的感受寄寓在一种童话般的幻想之中，表现了作者对美好的社会的向往。这一特点充分体现在皮恩受命去埋葬那只被厨师活活弄死的小鹰的那段描写当中：“死鹰在他的脚边。起风了，空中飞过云彩，大片大片的乌云在他头顶上飞过。皮恩给鹰挖了一个坑。鸟跟人不一样，挖个小坑就行。皮恩手里拿着那只死鹰，见它闭着眼睛，翻着白眼皮，跟人死的时候一样。皮恩掀开鹰的眼皮，下面是圆圆的黄眼睛。他真想把死鹰扔进空荡的山谷中，看着它张开翅膀飞起来，在他头上盘旋而过，然后朝远处飞去。而他，就象有仙女的童话故事中一样，跟在它后面追，越过山冈和平原，到一个人人都那么善良可亲的富有魅力的国度里去。

作品正是通过一个贫穷的孩子皮恩的奇遇和具有神奇色彩的童话般的魅力，反映了战后生活在充满危机的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人的孤寂，表达了作者对必将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的信心。而寓意深刻并富有象征意义的结尾，则体现了卡尔维诺“非同寻常”的、别具一格的表现力：

“库齐诺重又把机枪扛在肩上，把手枪还给了皮恩。现在他们行走在乡间，皮恩把手放在库齐诺那只象面包一样又柔软又暖和的大手中。黑暗中有星星点点的亮光，那是盘旋飞舞在篱笆四周的萤火虫……”

地狱一季

2． 《我们的祖先》(1960)

《我们的祖先》一书由《分成两半的子爵》(1952)、《栖息在树上的男爵》(1956)和《不存在的骑士》(1959)三篇小说组成，有人把它们称之为“纹章三部曲”。小说反映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作者象是想逃遁现实，或是干脆倒退到昔日古老的年代中去，以魔幻般的、寓言式的和完全超越现实社会的题材，揭示现代人变态的形象。采用了影射和暗喻的手法，极富有哲理性。

《分成两半的子爵》的主人公梅达尔多·特拉尔巴子爵在土奥战争爆发后，跨上了战马，奔赴战场奋勇杀敌；奥地利国王接见了他，并授予他中尉军衔。在一次战斗中，他被土耳其军队的一颗炮弹击中胸膛，把他从头到脚整整齐齐地劈成了两半，右半部分的躯体居然还活着，人们把他抬回了城堡。这个只剩下右半部分躯体的子爵在城堡里过了很长一段隐居生活后，开始外出游逛。无论走到哪儿都把伸手可及的物体分成两半，连苹果与蘑菇也都给掰成两半。他还放火焚烧农民的茅屋和干草堆，牲口和村民都被活活烧死，就连从小抚养他成人的奶妈也险些丧了命；次日，子爵硬说妈脸上的烧伤是麻风病症状，下令把她关进了麻风病院。因此人们称他为“邪恶的子爵”。后来，子爵追求一位放牧的姑娘，他把菊花和蝴蝶掰成两半向姑娘求爱，当他遭到拒绝后竟放火焚烧姑娘父：母的茅屋，还蛮横无理地把他们捆绑起来，逼得姑娘不得不在山洞里隐蔽起来。这右半部分的子爵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过了不久，村里出现了另一个与梅达尔多子爵一模一样的怪人，那就是他在战场上被炮弹炸掉的左半边身躯，当时被埋在基督教徒与土耳其人的尸体下面了，后来又被当地的两位隐土用油膏和香料医治救活了；梅达尔多这左半部分躯体回到故乡后，到处行善，助人为乐，劫富济贫，帮助寡妇干活，还去麻风病院看望奶妈，所以人们称他为“善良的子爵”。放牧的姑娘与他不期而遇，他们相爱了。

“邪恶的子爵”对“善良的子爵”恼恨极了，竟派遣手下的卫兵去谋杀他。但由于“邪恶的子爵”的专横暴戾早已引起手下人的不满，卫兵们不仅没有执行他的命令，反而请求“善良的子爵”率领众人起义。善良和美德感化不了邪恶，于是一场决斗终于发生了，两半子爵各持一柄利剑，厮杀拼搏，较量了几个回合之后：他们先后被对方的利剑沿着原来被炮弹炸开的伤口从头部直劈脚跟，立时双方鲜血直流，扭作一团，当初那两半身躯劈开时的伤口又粘在一起了。

半个小时后，村民们抬着一副担架来到城堡，见躺着的是一个完整的梅达尔多子爵，他伤势严重，一直昏迷不醒。在护士和大夫们的日夜精心护理下终于苏醒过来了，“子爵重又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既不好也一坏，是一个邪恶与善良的混合体，就是说，从外表看来，与没有被炸成两半之前的那个子爵一模一样。”

小说采用一个骑士式的寓言故事的形式，把当代社会在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方面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分成两半的子爵”是当今社会中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大炮”轰炸成两半的现代人的写照，是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化社会使人异化、使人失去了自身的人格存在并造成人的本性退化和衰落的写照。目睹社会中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作者象是作出一副苦涩的怪相，露出一种讥讽的微笑；作品的格调郁闷、伤感，如小说的第一章就展现了横卧疆场剖腹开膛的战马，断肢残臂的官兵，还有因鼠疫蔓延而丧生的人们。这篇寓言式小说的结构是几何形的，把现代人兽性的“恶”和理性的“善”对称地一分为二，后又重合在“完整的人性”之中。作品所要表现的道德宗旨是理性制服兽性，善良战胜邪恶，教诲人们要克服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各种潜在的敌人，不做一时发作的兽性的俘虏，做一个真正的有完整人格的人。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在人世间犯下丁许多罪孽，在行善积德之后变得成熟了，从而重又理智地获得了完整的人性。

《栖息在树上的男爵》的故事发生在1767年6月15日，那天主人公科西摩·比奥瓦斯科在其父母特意邀来作客的达官贵人就餐席间，竟然厌恶地把仆人端上来的一盘蜗牛推开了，他父亲当即大发雷霆。科西摩一气之下走出餐厅，只见“他爬上了冬青树，身上穿着赴宴时穿的考究的礼服，这是他父亲严格规定的，尽管他只有12岁……”。原来科西摩早就忍受不了贵族家庭那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了，他那对公爵的头衔垂涎三尺的父亲，一心考虑的是贵族家谱和继承先辈家业，热衷于同远近权贵的的争斗和倾轧；他那出身将军世家的母亲，终日厮守着一个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以编织度日。对于笃信旧式礼仪和家教的父母亲，“如果就餐时有谁从盘子上抬起眼睛或者喝汤时发出轻微的响声，那可就不得了”。科西摩还妒恨与父亲同父异母的那位当律师的骑土叔叔，他面容丑陋，又善于弄虚作假，可他是家父唯一信赖的人，既是庄园总管，又是水利工程师。他更讨厌那一直未嫁人的姐姐巴蒂斯塔，她整天冲人高声嚷嚷，以发泄自己积郁在内心的怨恨。“蜗牛事件”只是个导火线。有一天，那位当律师的叔叔带回家一篮子食用蜗牛，后来被放在地窖的一个木桶里，科西摩和弟弟(故事的叙述者)在桶底挖了一个洞，还为可怜的蜗牛铺了一条逃生之路。夜里，当主管全家膳食的姐姐巴蒂斯塔发现蜗牛都逃跑了时，居然鸣猎枪报警，召唤众人举着火把四处围捕起蜗牛来。父亲发现了木桶底下的窟窿，猜出是科西摩兄弟俩所为，就用马鞭抽打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科西摩兄弟还在一个阴森的小屋里被囚禁了3天。当6月15日中午科西摩被第一次放出来与家人共进午餐时，姐姐却端出蜗牛当主菜，所以激怒了科西摩……栖息在树上的科西摩经受了生活的种种严峻考验，为了求得生存和摆脱险境，他不得不与大自然展开殊死的搏斗：他用弟弟给他的猎枪捕获野味，学会了用扦子烤炙野味的原始烹调方法，用吃剩的野味与农民换水果蔬菜；还学会了在洗衣盆里用肥皂洗衣服，然后在树杈上晾干；他与一只母山羊交上了朋友，学会了挤羊奶喝；他还与一只母鸡达成了协议，让它隔一天在树洞里给他生一个鸡蛋；后来他还从树上往水塘里撒下钩子钓鱼吃。他虽然离开了家庭在树上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但他仍然关注家庭成员的行踪，他爬到教堂旁的大树上聆听全家人做弥撒，还躲在梧桐树上旁观了姐姐的婚礼。他栖息在树上，居高临下，发现了骑土叔叔默默为全家人所做的一切：养蜂、指挥兴修水利等。从此他与叔叔之间产生了一种理解和默契。他还爱上了第一天爬上树时曾遇见过的姑娘维奥拉，后来她成了一位老公爵的遗孀。那位姑娘仰慕科西摩超凡的毅力，也使科西摩领略了爱情的甜蜜和失恋的痛苦。科西摩还目睹了拿破仑时代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和世事沧桑，……最后在树上栖息了长达65年的科西摩衷老了，他已向众人显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但他坚持不从树上下来；他的病情恶化了，人们把一把安乐椅和一张床抬上树，但他却骑在一个枝杈上，身上只穿一件衬衣，一动不动地坐在树上，身子已经呈半僵硬状态了。最后，科西摩从树梢上窥见从一个英国人驾驶的热气球上抛下一个带着长长的绳索的锚，当绳索从树旁擦过时，他轻捷地攀住绳索远离而去，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去了。小说通过年幼的男爵在树上栖息的生活经历，隐喻了现代人要想获得真正的生活，就得脱离这个可恶的现实社会。

《不存在的骑士》的故事发生在中世纪法国查理大帝的时代。一天，查理大帝检阅集合在红色城墙下的一支庞大的部队，他一一盘问了在眼前走过的士兵的姓名，一位骑士准确地向陛下报告了自己所率部下的人数和所建树的战功：“五千名骑兵，三千五百名步兵和一千八百名侍从，他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达五年之久。”查理大帝满意地听着那位骑士的禀报并加以褒奖。在队伍中有一位“穿着一身镶黑边的白色盔甲，盔甲上没有一丝碰坏弄脏的痕迹，全身洁白无瑕，各部位衔接紧密无缝，头盔上还插有一根顶翎羽饰，象公鸡的头冠一样五彩缤纷，光彩夺目。”查理大帝发现这位白盔白甲的骑士后，顿时惊愕不已，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全身装束得如此洁白严整的骑土。当查理大帝问他为何上下一身洁白时，骑士不作直接回答，只报了自己的姓氏和名字：叫阿杰鲁尔福·埃摩·贝尔特朗迪诺。骑士不摘头盔，也不对‘陛下露出自己的面容，查理大帝“只听得从头盔底下传出来这样一个清晰的声音：‘因为我是不存在的，陛下。”这位与身上佩戴的盔甲已合为一体的“不存在的骑士”，正是现代人“机器化”了的象征：人们与自己在现实社会中所担负的职能已融合为一体，麻木地下意识地从事着社会为自己安排好的工作，从而完全失去了自我的社会意识。小说语言幽默含蓄，作者笔下的人物都是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人，如种菜人古尔杜鲁，就是个“实实在在地在菜园子里干活的人，他与绿色的野生的自然界融为一体，而意识不到自我的存在。”全身套着盔甲的阿杰鲁尔福终日机械而又准确地做着各种动作，但他没有血肉，没有灵魂，尽管他想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但他总不能如愿以偿；由于他所从事的又是一场荒谬而又残酷的战争，一场基督教与异教徒之间的战争，所以他总是竭力从自己的过去中去寻求自己生活的意义。“明天黄昏日落时，我将会怎么样呢?我能确认自己是个人了吗?能确认自己在行走过的大地上留下的足迹吗?”这位“不存在的骑士”向往过一种真正人的生活，暗喻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焦虑不安的心态及其不稳定的地位。最后戴白盔穿白甲的骑士消失不见了，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寓言三部曲《我们的祖先》从不同层次上含蓄而又幽默地揭示了现代人体现自我存在和向往自我解放的心态：《子爵》篇抒发了被现实社会截肢解体了的现代人想完善自己和使自己变成完美的整体的愿望；《男爵》篇则是表现主人公企图以逃遁现实的自我抉择来达到封闭式的自我完善，揭示了人类与其共存的社会的无法相容；《骑士》篇的主人公则力图通过实际上“不存在”的“自我存在”，来赢得个人自我存在的意义。

《我们的祖先》的问世，进一步确立了卡尔维诺作为寓言式作；家的文学地位。作者似乎超脱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后退到古代社会，借助叙述先人的故事，以寓言式的魔幻般的题材，让主人公以"子爵”、“男爵”和“骑士”等贵族头衔出现，却又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政治、道德和社会关系。小说寓意深刻，内容丰富，幽默而又含蓄地阐明了人生的哲理，读后余味无穷。有人说卡尔维诺这部三部曲“婉如一片蔚蓝色的、温馨而又闪烁发光的海面；一旦投身于海水之中，潜人海底深处之后，却会发现无数黑洞洞的沟壑，阴暗的隧道，深邃的岩洞和可怖的鱼类、海藻，它们在海底不停地游动着，勾画出各种不同人的形象轮廓。”(《卡尔维诺作品欣赏》，1970，博努拉)作者笔下的那位残肢断臂的“子爵”乃是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畸形发展的产物，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大胆地运用文学手法来隐喻现代人被社会异化成两半的现实；那栖息在树上的“男爵”爬到树上栖止的根源是深刻的，他能做出这一不可思议的疯狂的举动，说明他情愿象猴子似的攀缘在树杈绿叶之中，也不愿意与现实社会同流合污的心态；那位把盔甲变成了目己赖以生存的手段的“不存在的骑士”更是现代人已沦为“器械”因而完全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写照，从而深刻地揭示了被现代大工业发展扭曲了的荒谬的现实世界。

卡尔维诺在分析自己的创作思想时说道：“由于原始人跟宇宙是一个整体，所以可以说他自身是不存在的，因为他跟任何其它有机物质的存在别无两样；而原始人进化到现代的人之后，由于他跟生产和经济发展进程紧密地连结成一个整体，所以他也同样是不存在的，因为现代人与一切都融为一体了，没有磨擦，而且他与四周围的一切(自然与历史)都不发生任何关系(与之进行斗争或通过斗争达到和谐)。”(《我们的祖先》出版前言，1960)

卡尔维诺的作品用寓言故事般的格调、寓言式的人物、寓言式的节律来表达现代社会中文人们的伤感心绪，抒发了对失去的美好岁月的惋惜和留恋，揭示了现代人存在价值的蜕化，阐明了处在一切都已商品化的消费社会中的现代人实际上都已沦为“一样东西”，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卡尔维诺以辛辣的笔触谆谆告诫读者，在工业化社会中生活的现代人有如工厂里的机器一般，被8小时工作制或7小时的坐班制所羁勒，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窒息并捆绑着人们，却又以不断丰富的物质享受赋予他们近似于“幸福”的幻觉。

地狱一季

3、后现代派的代表作品

卡尔维诺在7O年代以其惊人的创作才能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后现代派风格的小说，为他后期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园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他作为寓言式作家的创作风格。

《看不见的城市》(1972)叙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元代的故事。元代皇帝忽必烈采纳了其宠臣马可·波罗的建议，在他用武力征服而获得的疆土上开始兴建大城市，因为疆域辽阔，皇帝本人无法亲自去各地视察，就全凭马可·波罗每次巡察回来的述职报告来了解各地的情况。整部小说就是描述皇帝所“看不见的城市”的概貌。全书共分九章，头尾两章各写了10个城市，其它七章各写5个城市。马可·波罗共描述了55个城市，但实际上只有11个城市，因为每个城市他都视察了5次。那11个城市的名字分别是：“记忆中的城市”，“理想中的城市”，“有标记的城市”，“冷清的城市”，“贸易的城市”，“亲眼目睹的城市”，“有名称的城市”，“死亡的城市”，“天国里的城市”，“连绵不断的城市”，“隐秘的城市”。

全书的九章代表了人体的9个部位(头、双臂、胸腔、生殖器、双腿和双脚)，每个城市各视察五次，则象征着人体的五个感觉器官(双眼、双耳和嘴)。卡尔维诺把故事的历史环境后退到马可·波罗所处的年代，是为了使自己与历史拉开距离，以能更好地观察现代社会的今天与明天，即赋予人们以更多的“空间”，让人们能在“历史”中体现自己的价值；面对现代人地狱般的生活，马可·波罗默默思考；“有两种超脱的方式：一种是接受地狱，成为地狱的一部分而麻木不仁，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容易做到的；另一种方式比较冒险，即是在地狱中寻觅并善于识别人和事物，这需要专心致志地学习。”

鉴于作者对当今社会各种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全书所展示的魔幻般的世界中充满了奸诈和善德，深刻地揭露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卡尔维诺用这些“看不见的城市”中的各种摩擦和冲突，来影射现代人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那些“看得见的城市”——一个物质化了和商品化了的世界，一个活在其中而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世界。这些矛盾、摩擦和冲突，构成了卡尔维诺作品的非凡的魅力：以对过去童年时代和已失去的年华的“回忆”开始，以展望未来城市的轮廓的“隐秘”结束，把正义与邪恶、死亡与希望、永恒与不变、老与少、美与丑融于一体的社会现实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作品超越时空的界限，把过去、现在和将来揉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作品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各个层面的普通人，他们既不是胜利者也并非失败者，他们往往在理想与现实、神话与历史、善与恶之间徘徊，不断地自相矛盾，从反面提出论证而对自我加以嘲弄。作者使用的语言简洁而又凝练，用隐喻的手法奥妙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小说最后一章中所描述的城市酷似我们生活的现代大城市，它可怕得简直无法居住，但是由于习惯，人们仍然居住在其中，甚至对于恐怖也习惯了。

有人把此书称作是“一种魔术游戏”，用寓言形式描述的每个城市都犹如一种语言符号，所以读者不仅须用文学的尺度去欣赏，还须用科学的尺度去发掘其中的“联系”。小说以马可·波罗的一段声明结束，他声明要除掉这个社会文明的地狱。

《命运交叉的古堡》(1969)的结构象是一副塔罗纸牌。塔罗纸牌是15世纪时一个名叫博尼法乔·贝博的艺人为米兰大公爵精心设计并配上图饰的—种由78张牌组成的纸牌，纸牌的花色有梅花、奖杯、草花和心，图案的人物有国王、王后、骑土和步兵等角色。

故事发生在一个座落在树林旁的孤零的古堡里，附近有一家小饭馆接待过往的旅客。故事中的人物彼此素不相识，也不知各自的来历，尽管他们每个人都有过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都想把各自的遭遇同偶然相遇的旅伴们诉说，这就启示他们本能地把塔罗纸牌当作一种符号系统、一种语言，以它来倾诉各自的遭遇：印在纸牌上的各种图象就象是一个字本身有多种意思，要得知这个字的确切含义就需要从说故事的人所叙述的历史背景去推论，而故事的背景又是由说故事的人按照各自的经历用纸牌象拼镶嵌画一样拼出来的。

说故事的人有农民、水手和工匠，他们都是远古时代的人，通过纸牌的拼搭勾画出自己所要讲述的故事的视觉形象。小说的页边印有纸牌拼出来的图象，以便读者能在阅读故事的同时，对着文字去解释纸牌上的图象。作者就这样以奇特的假想能力，借助几何图形的魔力，通过人物的口述，采用复制情节的手法，描述了他们各自的遭遇。他们有的讲爱情故事，有的讲人的死亡，有的描绘坟墓的恐怖，还有的讲述魔幻般的奇遇。故事中的人物有众叛亲离的国王，有十恶不赦的刁妇，展现了发生在中世纪古堡里和文艺复兴时期宫廷里的种种轶事奇闻。

作者按照塔罗纸牌错综复杂的图案来展现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但作者“并不是真的在玩纸牌，而是通过书中人物相互探索各自的命运，似乎作者也在敲击自己的命运之门：探索自己的命运。所以，与其说作者在探求小说的文学结构，不如说他是在探索现实生活的结构。由于作者是在深人地探索自身存在的实质意义，所以也把读者引导在其中去进行自身价值的探索；作者笔下的人物并非出于好奇心而投入那种毫无意义的纸牌游戏从而预卜未来，而是一种深入的探求，以寻觅一把钥匙，用它来解释我们为什么活着，又是怎样地活着。”(《晚报》，达拉马诺，1973)

在当时法国文坛盛行的符号学的影响之下，卡尔维诺不再象以往那样以投身于现实生活的方式从事创作，而使自己沦为一种能把口头的素材转化为故事形式的装置，一种能把言语转化为故事的工具。作者把整个文学看成是自我封闭式的“符号系统”，它与社会现实、社会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之间不是一种直接的联系而是一种无限的调和关系。正如卡尔维诺本人所说：“文学只不过是一组数量有限的成分和功能的反复的转换变化而已。”(卡尔维诺，1970)作者象是代表整个人类用文学语言这个“符号系统”把自己在人世上所经历过的一切恐怖、忧伤和欢乐传达给后人，予人以智慧，使人得到启迪，引以为戒，并且代代相传。总之，卡尔维诺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人们指出了面对大干世界所要采取的态度，这是他对于善恶并兼的“完整”的世人不断探索的结果，他这种反对善恶二元论的处世哲学，引导人们对人生采取正确的态度，即孜孜不倦地寻觅、追求、探索自身存在的价值。

《寒冬夜行人》(1979)是卡尔维诺后现代派的代表作。作者采用了时空交错、人物互换等超理性和超现实的手法，这在小说表现技巧上无疑是一种创新。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部小说的读者。一位读者，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卡尔维诺的新作《寒冬夜行人》。

一个严寒的冬夜，一位神秘的旅行者从巴黎乘火车来到意大利的某个小车站。按原定的计划，他本该把一只行李箱交给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他们有接头的暗语；可是前来接应的人却没有露面，原来是有人向警方告发了。警察局长告诫神秘的旅行者尽快离开站台，否则……读到这里，已经是30来页了；“读者”突然发现小说的页码错乱，他看过的三十来页又重复出现，于是他就去书店换书。书店老板翻阅之后，深表歉意地解释说，小说装订时出了差错，把卡尔维诺的小说跟波兰作家巴察克巴尔的小说《马尔堡市郊外》装订混了。这样，小说的第二章不再是前一章故事的继续，却是另一篇小说的开头。出版社居然出现如此严重的差错，当然得给退换，不过“读者”却又不想换回一本完好的《寒冬夜行人》，而是想换一本那位波兰作家的小说看下去。因同样原因来书店换书的还有一位名叫柳德米拉的“女读者”。然而，他们换回去的根本不是那位波兰作家的小说，因为书上的地名和人名都与波兰这个国家毫不相干。“读者”心里纳闷儿，就打电话询问在书店结识的那位“女读者”柳德米拉，方知读的是一个人口只有34万的辛梅里亚民族的一位年青作家的小说《昂立枉峭壁上》。于是这第三章又成为这后面一篇小说的开头。满以为可以惬意地欣赏一部完整小说的“读者”与“女读者”，却又因为小说内容的阴差阳错而又不得不拜读另一部题为《迎着寒风不怕眩晕》的小说了。于是，10篇小说就在这两位男女“读者”不断寻求确切答案的过程中一环套一环地依次展开了，他们俩人也在苦苦的寻觅中，在不断地阅读这10篇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了知己，对文学的笃信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感情，使他们在寻书的风波中萌生了爱情，最后还喜结了良缘。在洞房花烛之夜，当“女读者”提出要熄灯就寝时，“读者”却说：“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读完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了。”

这是一部立意巧妙、结构奇特的小说，它一反传统旧小说的模式，打破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传统关系，可以说这是对故事情节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的旧小说模式的一种挑战。书中的“读者”与“女读者”是作者艺术思想的体现，他们在作品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使表面上各不相干、内容各自独立的10篇小说贯串成一部完整的文艺作品。整部作品里的每一篇故事的开头与前一篇故事的结局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象连环套似的一环扣一环，首尾遥相呼应。每篇故事的结尾对于读者来说是结局，而对于作者来说却又是下一篇故事的开头。这样，作者不仅把“读者”置于作品之中，还与“读者”有着思想上的沟通，使其成为小说的参与者，并成为贯串作品始终的主要人物。卡尔维诺曾自称这部小说是按照《一千零一夜》童话故事的模式创作构思的。作者运用魔术般的语言技巧，采用夸张而又富有挑战性的文学手段，引导读者去透视现实社会。如那个妨碍主人公安安稳稳阅读小说的人物，是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诸神中最无信义的埃尔梅斯·马拉那，他用七弦竖琴和六孔竖笛迷惑阿波罗神，在卡尔维诺笔下，他是奸诈狡黠、诡计多端的代名词。书中所讲的寓言故事，表面看来都象是一些情节曲折离奇的奇遇，但实际上它们都带有警告世人的信息，蕴含着现代人惊恐不安的心态。

卡尔维诺驾驭着幻想的车轮，怀着对现实社会的逆反心理，揭示了人世间在虚伪表象掩盖下的种种事物的实质。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述：“你们别被我的表达技巧迷惑住了，这不是我的功劳，我模仿了许多作家和符号学家。我的功劳就在于把现代小说所给予的启示和激情揉合在一起，并把它们改写成故事讲述出来。”卡尔维诺采用的是情节的“复制”和“增殖”的创作手法。故事是用10个各不相同的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在开始阅读其中的任何一篇小说时，都有一段“穿插进去的故事”，而每一段“穿插进去的故事”又都与头一天的故事全然没有任何逻辑的联系，它们主题不同，情节不同，人物不同，背景也不同；而且这些“穿插进去的故事”属于不同国家的文学，属于不同的文学类型和文学形式。这每一篇故事都在情节发展进入高潮时猝然中止，似乎都是下面要叙述的另一篇故事的“引言”，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说：“我很想写一部实质上只不过是‘引言’的小说，它自始自终保持着作品开始部分昕具有的那种潜力，以及始终未能落到实处的那种期待。”(卡尔维诺，1982)小说的头九篇故事的标题是：《寒冬夜行人》，《在马尔博克城外》，《昂立在峭壁上》，《迎着狂风不怕晕眩》，《向阴影里俯瞰》，《在环行网中》，《在交叉网中》，《在月光下照耀的落叶上》，《空坟四周》，而第十篇以《最后结局如何?》为标题的故事意味深长地道明了作者已经没有别的奢望，只希望故事能够继续下去，或者能够开始一个新的故事，尽管故事的叙述者认为“我正在同时创作太多的故事，为的是让你们感到围绕着这个故事我还有许多可以讲的或者将要讲的故事，谁知道这些故事是不是已经在什么地方讲过了——这是一个塞满了故事的空间。”人们依赖语言来排遣自身的空虚和无聊，来叙述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作者强调的是阅读故事的过程，强调的是信息的发出者——作者笔下的“读者”——和信息接收者——小说的实际读者——之间的关系，创建了一个故事发生在其中的虚构世界，接着再用另一个故事可能发生在其中的虚构世界来代替它，整部小说就是一个重建、摧毁、再重建、再摧毁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最后叙述故事者除了找到一座“空坟”之外，一无所获，似乎“世界缩小成了一张纸，在这张纸上，除了写些抽像的言词之外，什么也没法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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