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中世纪之衰的彼特拉克

Hermes

起中世纪之衰的彼特拉克

　　丁陌上/文
　　
　　　　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时期出了三位文学巨人：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但丁是西方文学史上几位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而薄伽丘的作品在书店里基本上也属于常备书目。彼特拉克则名头要稍微黯淡一点，他的作品人们记得的好像就只有一部《歌集》，他的主要功绩好像就是创造了十四行诗，而且公认不如后来的莎士比亚成就大。
　　
　　　　其实，但丁主要还是个中世纪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文艺复兴的精神毕竟还有距离；薄伽丘虽然是典型的文艺复兴人物，但他不是领军人物。在这三人中，只有彼特拉克才得风气之先，以自身的榜样作用扭转枢机转移风气，宣告了新时代的来临（Gibbon:the eloquent Petrarch, by his lessons and his example, may justly be applauded as the first harbinger of day）。而薄伽丘则是他的追随者，很多时候得靠彼特拉克来推动。比如，他读到彼特拉克的作品后一度曾打算将《十日谈》等青年时的作品付之一炬，多亏彼特拉克把他拦住了。
　　
　　人世间
　　　　彼特拉克生于流亡途中（他父亲和但丁是在同一天被同一个人放逐的），早年生活于阿维尼翁等地。对于自己的出身他不无自豪，用《致后人书》中的说法是既不显赫，也不卑微，而是像恺撒那样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家族。
　　
　　　　彼特拉克是好古之人，并不喜欢自己的时代。他说过，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些亲爱之人，他情愿置身于其它时代。人生经验和书本阅读告诉他同一个道理：青春和欢乐都是一场空。他讨厌金钱，讨厌豪宴，但喜欢与朋友欢聚，尤其喜欢朋友的不约而至。
　　
　　　　中年成名后，彼特拉克回到意大利，不停的在各城邦之间游历。在与王公的交往中，他不卑不亢，看起来他们更像是客人，而自己是主人。他热爱自由，不愿与不合意的君王交往，并自豪的说他也在选择他们，正如东汉马援所言“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
　　
　　　　彼特拉克一生最佩服两位前辈，奥古斯丁是一位，西塞罗是另一位。《我心中的隐秘》虚构了作者与奥古斯丁的对话，作者向这位圣者袒露了心中的隐秘，即对劳拉之爱和功名之心。彼特拉克热爱古典著作，又终身携带《忏悔录》；景仰奥古斯丁，又摆脱不了世俗的关怀，这正是他一生中克服不了的矛盾。
　　
　　　　中世纪压制了人们对于自然美的欣赏，为登山而登山成了应受谴责的事情。攀登阿维尼翁附近的文图克斯山峰是彼特拉克多年以来的心愿。1336年的一天，他终于克制不住内心的渴望，李维著作中描写马其顿国王腓力登山的段落帮助他下了决心。他和弟弟于拂晓前出发，历经艰辛后终于登上了山顶。看着脚下片片的浮云，他心中的感动难以形容，只是打开了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翻到的一段正是批评人们追求大自然的景色却忘掉了自我。奥古斯丁的教训在耳畔萦绕，劳拉的笑容在眼前坎浮现，陪自己一起登山的弟弟，则守候在身边，“似乎窥破了我一生守护的秘密”。
　　
　　古典书
　　　　彼特拉克年轻时的兴趣主要在于哲学和诗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渐渐抛弃了后者，在古典文献中发现了以前轻视的“甜蜜”，并沉醉其中，那些诗歌这时不过是怡情的小技罢了。
　　
　　　　彼特拉克在拉丁文上的造诣很深，可是他不懂希腊文。他曾经向一位希腊朋友学习希腊语，可是朋友很快就返回家乡。彼特拉克50岁时，一位拜占廷的朋友送给他一部荷马史诗的抄本，他感慨于自己看不懂原文，无法“走进那光明的天地”，不过就是看着这部书的样子也令人高兴。他以晚年仍学习希腊文的伽图为榜样，仍然没有泄气。后来还是薄伽丘学会了希腊语，译出了荷马史诗的散文本，实现了自己这位好朋友的愿望。
　　
　　　　布克哈特指出，彼特拉克是古代文化的活代表，他模仿各种体裁的拉丁诗歌，力求用他卷帙浩繁的历史和哲学著作来介绍古人的作品，而不是去代替它们。彼特拉克指责前人没有保护好希腊、罗马的著作，任由它们散佚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自己非但没有东西可以流传后世，还剥夺了后人继承古代遗产的机会。”
　　
　　　　文艺复兴一大风气是对古典著作的发掘和传习。在这方面，但丁是无预其间的。他重视的经典，基本上不出中世纪的一般套路。一些湮灭无闻的经典，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也无缘得见。甚至有人说，他大概只读过《伦理学》一种。而彼特拉克则是一个古典文化的热爱者，一位古典学者，一生致力于整理和发掘古人著作。他在各地漫游，努力搜寻古代的典籍。在维罗纳大教堂图书馆，他发现了瓦罗的《论农业》、李维的《罗马史》以及西塞罗信札十六卷。西塞罗信札的发现是人文主义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此前它们根本不为人们所知，从此一个新的西塞罗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彼特拉克十分兴奋，当年就写下了《致西塞罗书》，向古人遥祭一瓣心香，以后又陆续写成了给塞内卡、李维、瓦罗、贺拉斯、维吉尔、荷马、昆体良和波里奥等人的书信，日后成为了自己最有名的作品之一。
　　
　　　　《致后人书》指向未来，《致先贤书》则指向过去。《致西塞罗书》通篇都是在表达对于偶像人格污点的遗憾。彼特拉克把西塞罗比作黑夜中的漫游者，他手中的火炬点燃了其他人的道路，但是自己却倒下了。他爱西塞罗胜于爱自身，他说西塞罗更适合于做一名哲学家，在乡村中慢慢的变老，静静的思考生命的永恒，远离罗马的权杖，不再有喀提林的阴谋和对凯旋式的幻想——这仿佛就是彼特拉克对自己的评论！
　　
　　身后名
　　　　彼特拉克在活着的时候，已经是声誉远播。三十七岁时，他在同一天收到了罗马元老院和巴黎大学的邀请，要授予他“桂冠诗人”的称号。最后，他就在罗马接受了这个已经中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称号，达到了当时一个文人所能享受的最高声誉。五十岁时他访问故乡阿利佐，朋友把他带到他出生的那所房子里，告诉他那个城市如何禁止对房屋内原来的样子作任何变动。死后，他的墓地更成为圣地，每年前往吊唁的人络绎不绝。
　　
　　　　彼特拉克在后世的主要形象是一个诗人，而且后人看重的是他的意大利文作品。在十四行诗的发展史上，他创造了意大利体，有筚路蓝缕之功，后世只有莎士比亚可与之交相辉映。而他继承法国“温柔的新体”的传统，创作的一组以女友劳拉为主题的诗篇，则又和但丁前后呼应。有了这些诗作，他也就“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
　　
　　　　可是彼特拉克自己更重视他的拉丁文著作，比如他花了很大精力写作《阿非利加》，希望以此确立后世的名声。《阿非利加》几度缀笔，最后也没有完成。到了晚年，彼特拉克对它已经十分厌恶，甚至不愿提及。布克哈特说道：“彼特拉克自己相信并且希望他的拉丁文作品能在他同时代人和后代人中间给他带来声誉，但很少想到他的意大利文诗篇；如他所常告诉我们的，他宁愿毁掉这些诗篇，如果这样做能够把它们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的话。”
　　
　　　　拉丁文学在西塞罗身上达到了高峰，帝国时代开始走下坡路，蛮族的蹂躏则是对拉丁文化的致命一击。蛮族退出后，方言渐露头角。但丁已经昭示了意大利文学的可能性，彼特拉克早期的作品对于意大利方言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彼特拉克的时代正是西方文学古今转换的要紧关头，而他仍然选择了留在古代。在给薄伽丘的信中，彼特拉克承认拉丁文学珠玉在前，后人难以逾越，倒是意大利方言大有用武之余地，但是他厌恶这个时代的虚荣浮躁，不愿让庸人对自己的作品评头论足，情愿埋首旧籍，为古人作嫁衣。
　　
　　　　布鲁尼（Leonardo Bruni）在《彼特拉克传》中说，拉丁文学两大巨人维吉尔能诗不能文，西塞罗能文不能诗，自古无人能兼得，而彼特拉克在两方面都有精湛的造诣。但丁死的时候，彼特拉克十七岁，彼特拉克死的时候，薄伽丘还比他年轻九岁。缪斯的慧命就这么绳绳相续。
　　
　　附记：
　　（一）彼特拉克生于1304年，2004年是他诞辰七百周年。这七百年来，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二）本篇如此命名，当然是有意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相关联。彼特拉克与韩愈都是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大人物。不过，彼特拉克面临的文化转折更为剧烈。如果谁说我们今天要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大家肯定认为是不可能。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要复兴拉丁文明，其难度可与此相提并论，而要复兴希腊文明，则势比登天还难。我们今天还保存有古代的典籍，有专业的学术队伍，一般人还多多少少能看点古文，中世纪的西方这些条件都没有。我们不妨假设在某一时代，中国遭受了一场浩劫，古籍大多散佚，人们已经不能读懂古文，只能靠《上下五千年》来了解古代文化，后来从日本取回了《诗经》等古籍，还没有人能看懂。这个比喻大概能说明一些问题。其实日耳曼人和希腊人、罗马人根本是不同的民族，他们从来就没有过读过荷马，又谈何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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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日耳曼人和希腊人、罗马人根本是不同的民族，他们从来就没有过读过荷马，又谈何复兴？

欧洲似乎都急于承认自己与希腊人是一个民族

奥利维埃

罗马人统一了希腊化世界,而日尔曼人又是罗马人的继承者如此而已

贵族罗兰

要是没基督教的普及，欧洲还是蛮族的世界。至于罗马，真正的罗马人在蛮族大入侵时被屠杀干净了，可以说灭绝了，悲哀。

奥利维埃

彼德拉克自己就不这么看,而且实际上之所以觉得罗马人已经消失了还是因为在公元后那四个世纪里罗马人已经蛮族化了

贵族罗兰

原帖由 奥利维埃 于 2006-6-5 09:19 发表
彼德拉克自己就不这么看,而且实际上之所以觉得罗马人已经消失了还是因为在公元后那四个世纪里罗马人已经蛮族化了

杂交了，其实起源还是罗马人自己内部的堕落腐化。罗马之败，败在自己手中，但即使是堕落腐化的罗马也不是那么轻松被征服了。

紫色的游隼

罗马的灭亡未必是一件坏事情。感觉罗马的灭亡有点类似于恐龙的灭绝，正是恐龙的灭绝成就了人类，也正是罗马的灭亡成就了现代的欧洲。

奥利维埃

罗马人不只是民族概念,而是罗马公民的总和,如果就政治权利而论那么罗马人几乎只是指罗马城和周遍的人,无论是选执政官还是选皇帝都轮不到行省人说话,即使是意大利的人也没什么特别的权利,但是如果就广义而论那么凡是有罗马公民权的人都是罗马人,从这个意义上罗马皇帝即使换成蛮族来作他还是罗马皇帝,从马克西明以后蛮族皇帝就层出不穷
所谓罗马的衰落我觉得未必是罗马真的衰落了,只不过罗马人在征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它的角色变了,它不再是世界的掠夺者而是世界的保卫者了,于是罗马人背上了一个它们的复杂的但是在政治上又过分保守的制度所无法承担的负担,保卫帝国的任务光靠合格的罗马人是负担不了的,所以需要让更多的人成为帝国基础也就是罗马公民,使他们成为帝国力量之源,但是帝国又无法把他们完全培养成符合标准的罗马人,于是罗马人悬在半空中的伟大文明就不得不下降以适合帝国的真正基础,罗马帝国在3世纪和4世纪里蛮族化了,这不仅因为罗马帝国里有了越来越多的蛮族更以为那些原本被排斥在罗马国家之外的行省里的省民半开化的野蛮人和未开化的野蛮人和旧有的有教养罗马公民一起分担了帝国的责任,并第一次被古典作家们注意到了,舞台变大了所以演员们就被突显出来了,于是帝国仿佛一夜之间野蛮化了.
罗马人的文明和希腊化世界的文明作为庄园主和商人的文明是地中海世界的寄生虫,因为他们的强大,他们能够征服世界,但是他们的强大不足以保卫这个世界,而作为寄生虫,作为统治者他们能够保持自己内部的高素质和文明的前进,但是他们不能教化它们的帝国,不能使整个世界都进步到他们的地步,所以他们只能转过头去适应野蛮人,回到普遍的水平上去,所以中世纪的历史是整个罗马帝国的进步却是罗马城的衰退,而话语权在罗马城里人和希腊化城市的人手里,所以人们觉得它是一场严重的悲剧,实际上罗马帝国在晚期的悲惨状态中得到了蛮族的补充,并最终走上了日尔曼-罗马帝国的道路
在歪曲爱伦坡原意的基础上引用他一句话就是我们醒着也进步睡着也进步,但人类的确不会在一个几百年长的阶段里始终倒退黑暗和悲惨的,在黑暗时期里罗马帝国西部找到适合耕作他们土地的耕作法,创造了罗马人在耕耘地中海世界时不需要的新农具,并在高卢-日尔曼为未来的日尔曼罗马帝国打下了基础,并最终在一切悲剧苦难和外来侵略都停止的时候迎来了12世纪的复兴,伟大的中世纪使欧洲走上一条和全世界都不同的道路,并进而沿着这条道路解放全人类

H.James

奥利维埃先生真是沉郁顿挫,罗马人是罗马公民的总和,赞

奥利维埃

如果单纯以血统而论戴克里先也不算罗马人,马克西明是哥特人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