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俄罗斯文学与革命

戒恋人

作者：李大钊

    俄国革命全为俄罗斯文学之反响。俄国有一首诗，最为俄人所爱读，诗曰：
　　
      俄国犹大洋，文人其洪涛；
　　洋海起横流，洪涛为之导。
　　俄民犹一身，文人其神脑；
　　自由受摧伤，感痛脑独早。

此诗最足道破俄罗斯文学之特质。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有二：一为社会的彩色之浓厚；一为人道主义之发达。二者皆足以加增革命潮流之气势，而为其胚胎酝酿之主因。
　　俄罗斯文学与社会之接近，乃一自然难免之现象。以俄国专制政治之结果，禁遏人民为政治的活动，自由遭其剥夺，言论受其束缚。社会中进步阶级之优秀分子，不欲从事于社会的活动则已，苟稍欲有所活动，势不能不戴文学艺术之假面，而以之为消遣岁月，发泄郁愤之一途。于是自觉之青年，相率趋于文学以代政治事业，而即以政治之竞争寓于文学的潮流激荡之中，文学之在俄国遂居特殊之地位而与社会生活相呼应。
　　更以观其历史，建国之初，即由东罗马帝国即比藏钦帝国承俄罗斯正教之系统，奉为国教，并袭受比藏钦之文明；逮比藏钦灭亡，俄国遂以保护正教自任，故其立国方针与国民信念皆倾于宗教的一面。当彼得大帝时，虽在文学亦浸染宗教之臭味，谣曲传说罔不有然。厥后俄国文学界思想界流为国粹、西欧二派：国粹派即以宗教为基础，建立俄罗斯之文明与生活于其信仰之上，与西欧之非宗教的文明与生活相抗立。西欧派虽与国粹派相反，然亦承认宗教的文明为其国民的特色。西欧派者，不过对于国粹派而言，并非谓其心醉西欧，亦非能表明西欧派人生观之特质。由西欧派之精神言之，宁以人道主义、博爱主义为名副其实。无论国粹派或西欧派，其以博爱为精神，人道主义为理想则一，人道主义因以大昌于俄国。凡夫博爱同情、慈善亲切、优待行旅、矜悯细民种种精神，皆为俄人之特色，亦即俄罗斯文学之特色。故俄罗斯文学直可谓为人道主义之文学，博爱之文学。
　　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既与南欧各国之文学大异其趣，俄国社会亦不惯于文学中仅求慰安精神之法，如欧人之于小说者然，而视文学为社会的纲条，为解决可厌的生活问题之方法，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
　　今请先论其诗歌。俄国抒情之诗感人最深，所以然者亦不在其排调之和，辞句之美，亦不在诗人情意恳挚之表示，乃在其诗歌之社会的趣味，作者之人道的理想，平民的同情。
　　俄国诗人几常为社会的诗人，吾人实未见其他国家尚有以诗歌为社会的、政治的幸福之利器，至于若此之程度者。
　　当十九世纪全期，社会的政治的动机流行于俄国诗歌之中。有名Pushkin（普希金）者，人称“俄国诗界无冠之帝王”（Uncro－wned Tsar of Russian Poetry），尝作一诗，题曰“自由歌”（Odeto Liberty）。其诗一片天真，热情横溢，质诸俄国皇帝，劝彼辈稽首于法律之前，倚任自由为皇位之守卫。此外尚有一大诗人Lermontov（莱蒙托夫），于Pushkin（普希金）氏失败于悲剧的决斗之后，有所著作，吐露其光芒万丈之气焰，以献于此故去诗人高贵血痕之前，痛詈贪婪之群小环绕于摧残自由与时代精神之皇位侧者。同时又有Ryliev（雷列耶夫）氏，于其思想中唤起多数为自由而死之战士，诗中有云“我运命之神，憎恶奴隶与暴君”等，可以见其思想之一斑。Herzen（赫尔岑）氏之友人，有称Ogariov（奥加辽夫）者，于一八四八年高声祝贺革命风云之突起。此一骚动，促人奋起于安泰之境，扬正义而抑贪欲，其光明一如纯粹之理性。一八四九年，此诗人之心，几为革命破灭、专制奏凯歌之光景所伤透，穷愁抑郁，常发悲叹。是年，氏尝为伤心之语曰：“欧洲之大，曾无一单纯之所，为吾人可以达其生活于光明和平之状态者。”但自兹十年后，此先圣之心理，又从过去之星霜以俱消。是时氏复告Herzen （赫尔岑）氏曰：
　　昔时方童稚，品性温如玉。
　　忽忽已少年，激情不可屈。
　　韶光催人老，渐知邻衰朽，
　　入耳有所闻，始终惟一语；
　　一语夫惟何？自由复自由。
　　音义在天壤，煌煌垂永久。
　　并乞其友于临终之际，勿令其尸骸已寒，而不以最终神圣之一语细语于其耳边。其语惟何？曰：“自由！自由！”
　　十九世纪前半期之诗人，对于自由仅有一暖昧之概念。直至一八六○年迄一八八○年之间，抒情诗派对于自由之概念，始渐减其漠然无定之程度。于是时也，平民诗人之全部勃然兴起，是皆与于其时社会的运动重要之役者。会员中有一名Plechtc－hiev（普列谢耶夫）者，以诗句表明此派之精神曰：
　　进进进吾友，勿疑亦勿怖。
　　刚勇之功烈，建立惟待汝。
　　上帝已昭告，赎罪光且曙。
　　吾侪坚握手，猛进以阔步。
　　扬我知识旗，缔我同心侣；
　　结合日益扩，精神日益固。
　　此诗至今犹传诵于俄国青年之口，且常高唱合奏于音乐会中。
　　同时诗人Minaev（米纳耶夫）著讽刺诗甚多，以嘲传说之信条与经义，传布解放妇人与平民之理想，亦一先觉之诗人也。
　　女流诗家Barykova（巴雷科娃），其女性的抒情诗曲，既非传写爱情，又非描绘月夜，但以写沉湎于酒、困阨于贫乏与愚昩、罹于疾病之惨苦人民。其时有数辈诗人，但以歌咏为赏心娱志之具，变其天赋之才能而为人类之玩物。此女诗人则为危言以悚之曰：“诗人者，保护国家之武器也，……彼为理想之渊源，……彼为贫苦愚钝人民之声音、之喉舌，……彼为晓日之第一曙光。”
　　此时之诗人，重视为公众幸福之奋斗，而以个人幸福为轻。就中有一诗人，尝训示青年日：“离尔父母，勿建巢居，其独立自营，……第一须于尔灵魂中扑灭情欲，其冷酷无情于恋爱、财富、荣誉之诱惑，其庄严神圣……保尔心之自然与清粹于尔胸中，然后全以授之于尔不幸之同胞。尔闻悲叹之处，尔往焉，……比大众多受艰苦，……留得清贫与明白。然则尔将成为伟大，举世将为尔叱责之声所扰。”俄人于此无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而有革命的禁欲主义。自我之畀赋，全为竞争，全为奋斗，故其时之诗歌实为革命的宣言，读者亦以是目之。Dobrolubov（杜勃罗留波夫）者，诗人而评论家也。其诗句颇足状此派抒情诗家之精神，诗云：
　　死别告吾友，杀身为忠厚。
　　深信故国人，常忆吾所受。
　　死别告吾友，吾魂静以穆。
　　冀尔从我行，享尔以多福。
　　简要、鲜明、平易，全足以表示此时俄国青年之心理，此心理与现代中产阶级精神之精密复杂相去远甚。
　　俄国之平民诗派，由Nekrasov（涅克拉索夫）（一八二一——一八七八）达于最高之进步，其所作亦属于不投时好之范畴，故虽墓草已沵，而当其生前所起之议论，犹未能盖棺而定。此等议论，大抵皆关于其诗才之问题，有谓其诗为细刻而成之散文，并诗人之名而不许之者；有推为俄国最大之诗人者。是等议论，几分起于其诗之比喻的说明极重写实主义，但彼不欲认识文学之诗化的俄罗斯，而欲认识施行农奴制时与废止此制最初十五年之实在的俄罗斯者，必趋于 Nekrasov（涅克拉索夫）之侧，彼将以圣彼得堡城之官僚与实业家、诗歌与娼妓、文学与卖报人为材料，为尔描写此阴郁无情之圣彼得堡城，历历如画，然后引尔于空旷之乡间，庶民于此无何情感，亦无何理想，但为面包之皮壳而劳动，陈俄国农夫之心于尔前。
　　其所为诗亦或稍有所失，然轻微之过，毫不足以掩其深邃之思想，优美之观念。俄诗措词之简易，尤当感谢此公。盖惟所著多平易，故能为一般读者所接近。其诗多谱入音乐，为流行最普及之歌曲，传诵于俄国到处。
　　Nekrasov（涅克拉索夫）之影响于俄国社会，自其生前已极伟大，死之日，执绋从棺而吊者千万人。一诗人之葬仪，乃成极壮大之典礼。彼读者之后裔，常于其著作中寻得人道主义之学派，虽属初步，而能以诚笃真实著。
　　Nekrasov（涅克拉索夫）预知其诗必能觅得途径，以深入读者之心神，尝于诗中有云：“人能不爱此酷受答刑、血迹淋淋、颜色惨淡之诗神者，必非俄罗斯人。”“酷爱笞刑、血迹淋淋、颜色惨淡之诗神”，殊非无用之语，是殆指俄国文学与诗歌之进步达于极点也。
　　斯时之俄国社会，实视诗人作者为人生之导师，为预言家，为领袖。斯时之诗人作者，亦皆尝出其最善之努力，以报此荣名。如Pushkin（普希金）自遭放逐，终其身受警察之监视。Ler－montov（莱蒙托夫）以一官吏而既被褫职，并受遣徙。Ryliev（雷列耶夫）以曾与于十二月党暴动之谋而身蹈刑戮。Ogariov（奥加辽夫）亦被政府勒令移居。他如雅负时誉之文学批评家Piss－arev（皮沙烈夫），身锢囹圄者四载。著“What’s to Be Done”（《怎么办？》）（流行最广之小说）之批评家Tchernyshevsky（车尔尼雪夫斯基），亦见逐于荒寒之西伯利亚。而 Dostoyevshy（陀思妥耶夫斯基）及较Nekrasov（涅克拉索夫）稍后之著名诗人Yakubovitch（雅库鲍维奇），皆尝转徙于西伯利亚，置诸惩役监狱。即Tolstoy（托尔斯泰）晚年亦曾受秘密警察之侦谍。Gorky（高尔基）必生活于异国，始免于放逐或投之坑中。
　　是皆俄国诗界最著之牺牲者，彼辈为文学之改进而牺牲，为社会之运动而牺牲，此外尚不知凡几。至于读者之受扰害与虐待，与书籍之遭禁止与焚毁者，尤更仆难数。以是因缘，俄国之诗神遂为衰亡纤弱之诗神，遂为烦冤惨苦之诗神；以是因缘，俄国伟大之诗家多以青年而早死，结核病与发狂，乃为俄国诗人常罹之病症。
　　Nekrasov（涅克拉索夫）后，俄国诗学之进步衍为二派：一派承旧时平民诗派之绪余，忠于其所信，而求感应于社会的生活， Gemtchujnikov（热姆丘日尼科夫）、Yakubovitch（雅库鲍维奇）为此派之著名作者；一派专究纯粹之艺术而与纯抒情诗之优美式例以新纪元，如Tuttchev（丘特切夫）、Fete（费特）、Maikov（马伊可夫）、Alexis Tolstoy（阿历克塞·托尔斯泰）等皆属之。但纯抒情派之运动，卒不得青年之赞助而有孤立之象。一般青年仍多自侪于平民诗派之列，其运动之结果，适以增重俄国诗界之社会的音调而已。
　　十九世纪最后五年间，有一派新诗人崛起，号颓废派（Dec－adents），多属于新传奇主义派（Neo－Romantics）。一九○五革命之起也，此派多不安于冷寂，踊跃以诉于革命事变所供给之资料，或且作诗以自誓忠于人民，且宣言甘为劳动阶级社会主义之战士。但此奇异之现象，不旋踵遂归于幻灭。而反动以起，此派复堕溺于神秘主义之中，而不愿废其探究虚伪之素志。观于是派中才名藉甚之Blok（勃洛克），近年刊布一公函，函中信誓旦旦，谓公众之视颓废诗派与视平民诗派者不同，如颓龄之Plech－tchiev（普列谢耶夫），伸其战抖之腕，劝人以向刚勇之功烈猛进，勿恐勿疑，闻者莫不以诚敬爱之，而在纯粹艺术之代表者为之，则闻者惟以俳优鄙夫弃之。此函中所鸣之不平，殆非无据而云然。盖俄国多数之读者，今犹视社会的诗歌为一种诗才之高贵的表示也。
　　今也赤旗飘扬，俄罗斯革命之花灿烂开敷，其光华且远及于荒寒之西伯利亚矣。俄罗斯革命之成功，即俄罗斯青年之胜利，亦即俄罗斯社会的诗人灵魂之胜利也。俄罗斯青年乎！其何以慰此血迹淋淋、颜色惨淡之诗神？其何以报彼为社会牺牲之诗人？

　　1979年5月20日

　　《人民文学》第5期
　　署名：李大钊

　　*这篇文章的原稿是一九六五年清理档案资料时在胡适的藏书中发现的，首次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第五期。原稿有“李大钊”的署名，无写作日期。经李星华、贾芝鉴定和考证，确认是李大钊同志的手稿，写作时间当在一九一八年（参见李星华、贾芝《＜俄罗斯文学与革命＞附记》。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文学》第五期）。——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