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笔文人福楼拜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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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笔文人福楼拜的征途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6 月14 日 |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羽人两万五千页的长征

福楼拜生前留下四千多封信，在书写些这数量庞大的信件的时候，作家大概从未设想过这些信件一旦结集出版，是否会成为一部完整统一的著作。

福楼拜曾经在给友人的信中写过：“……我是一个羽笔文人（法文原文为羽人）。我是通过它、由于它、通过自己与它的关系、并且更重要的是跟它一起来感受的。”

福楼拜生平只喜欢用鹅毛笔，而且总是亲手修制。笔者没有研究过法国人使用羽笔的历史，但听说至少50年代末，法国不少人仍然在使用羽笔。而福楼拜去世之后9年，1889年莫奈为马奈画作“奥林匹亚”募捐时，曾经连续半年多到处给人写信。让－皮埃尔·奥士岱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记叙了所看到的莫奈如何不停地写信、以致整天只见他或伏案疾书、或重新磨制、修理磨损的鹅毛笔的情形。可见，修制羽笔应根据用笔者的习惯而定，也就成为别人不大容易帮忙代做的一件精细活儿。

福楼拜信中的这段话，使笔者触及到语言的“不可翻译性”，或者经过翻译往往丢失一部分感觉的那种效果——于此想到近年痛失的忘年之交董乐山先生，即便乐山先生那样汉英两种文字俱为精到的大翻译家，也往往自叹翻译难以达到尽善尽美……。

例如上文中的“羽笔”，法文本义是羽毛、且为阴性。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人以羽毛作笔，故羽毛一词便引申为羽笔或广义作笔，“羽名”即笔名，“羽人”即成为文人、作家。尽管羽笔是物非人，法文仍因其阴性而用“她”字，在译为汉字时，虽犹豫再三，我终于还是选择了“它”，因为羽毛是物并非人，汉语习惯应该用“它”。尤其此段文字中，蕴含着福楼拜作为人的自我定位，是与鹅毛笔其物浑然一体甚至同一化。

从某种意义上，福楼拜写作的行动，即是他活着的体现。写作，成为福楼拜生存内在的必要活动；文学，已不单纯只是他的理想、真正适合他的领域，乃是福楼拜本身的真性情，作为一个人的他的生活的方式。

身着屠格涅夫从俄罗斯带给他的一袭东方可汗晨袍，面向塞纳河，依着山陵下的椴树径，作家用高声朗读他的手稿，以便判断、寻找、选择最谐调的音律。即便是书面文字，福楼拜对音律效果，也绝不肯含糊。

“很少有人如我一般为文学所苦。”当他写第二本书《萨朗波》时，史料浩繁的研读、文笔上不懈的寻觅捕捉——这既支持了福楼拜的生存意义，同时也使他备受折磨。

事实上，福楼拜生前身后，长期不为人们重视。其手稿信件出自他的继承人狄纪黑－卡藿林·阿马尔的贡献，后者于1914年即她68岁那年郑重地决定：把随身珍藏多年的舅父的作品手稿，分赠给几所图书馆，且明确指出：这些资料在产权期满以后方可公开。

福楼拜通讯集，收入了作者从10岁开始直至生命最后时日为止时所写的信件。仅是《包法利夫人》写作的前三年期间，作家给女友路易丝·科莱写的信便将近200封，总计3814张纸，一张纸往往写有正反两面，分编为九卷。

福楼拜遗留的手稿，共有25000页。

从这些手稿中，人们可以找到一位羽笔文人构思的初稿，每一行文字的修改……所有细节的更动，直到最终定稿。

福楼拜一页定稿，往往可找到八至十页原稿，初稿改写最高达到十四次。他从不扩张初稿，像很多作家曾经做过的那样——巴尔扎克、普鲁斯特便有如是行为。写作过程，对于福楼拜来说是凝聚、蒸发与提炼的过程：有如致力创造一种文学的莱布尼兹球体效应——在最小的面积上，尽可能集中最丰富的效果。“但愿我的手稿与我共存亡，这是我的全部心愿。可惜这对于我，必须有一个过于庞大的坟墓；我会将它们与我一起埋葬，像一个原始人殉葬他的马那样。其实正是这些可怜的字页，帮助我跋涉穿越过漫漫的旷野长途。”

文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从本质上说，同时代的人们并未意识到福楼拜真正的开创意义——作家逝后多年，人们方才逐渐悟出福楼拜的重要性——简直相当于文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20世纪，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陆续出现了有关福楼拜的几篇文章，然后是50年代最早的文学更新浪潮，继之而来的是密集的对福楼拜全集的重审研究工作，60年代，福楼拜批评分析所引起的冲击到达了历史的新阶段。60年代后半叶则影响更大，“新小说”派作家尊福楼拜为真正的先驱。

福楼拜“神话”的升级，伴随着法国批评界、研究领域的奇迹般发展，并有结构主义一代的出现、调研新方法的制定确立……福楼拜犹如地平线上升起的一颗卓越明星。

从1968年始，几乎已无法再一一列举法国与全世界范围所作出的、日益重大的福楼拜研究成果。1971 1972年，让 保尔·萨特出版了《家庭白痴》，长达3000页围绕福楼拜创造与现代心理视野并由此获得更新的论述———大概最具象征意义。70年代出现的“新批评”，将福楼拜所有的手稿重新研究、注释，由“七星文库”陆续出版。

福楼拜创作体系的首要原则为：“作者在其作品中，应该犹如宇宙间的上帝，他无所不在，但又无迹可寻。”

这句话写在1852年12月给路易丝·科莱的一封信中。其时福楼拜已经着笔写作《包法利夫人》15个月。

这一原则，福楼拜专家总结为文学作品的“非个人性”，或称之“客观普遍性”。此一提法最早出现在1845 1846年福楼拜的信中。福楼拜当时受浪漫主义影响最大，开始审视自己早年的作品。他觉察到自己最欣赏的经典作品：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均有作者完全不在场的特征。

福楼拜恪守这一原则，在作品中取消任何个人主观立场与成见，甚至作品中出现的外部场景“道具”，他均通过调研，排除主观色彩。但作品中又间接地到处可见福楼拜的感情、价值观的影子。

福楼拜描写爱玛服毒，为具体了解砷中毒的症状，竟认真研究了一部医学专著。写作此章时，又因过分“进入角色”而真正出现了中毒症状；幸亏父亲有不少学生就在左近，赶紧呼来救治。

而写作《情感教育》时，为找准主人公弗黑德黑克与霍萨耐特散步的情境，他专程前往枫丹白露森林去体验，把真实的观察记录在备忘录上，以便在下一稿中融入改写。在福楼拜1868年七至八月间的日志上，不仅有作家前往枫丹白露的记载，且有福楼拜为每一部作品所进行的远足：于米耶日修道院、蓬雷维克、翁弗洛尔、勒特黑泊特……。

为获得客观的写作资料，福楼拜习惯于大量阅读、作笔记。为了最后一部作品《布瓦尔与佩居榭》，他所读过的书竟达1500卷——尽管有专家认为：在朋友往来的通讯中，所透露的这一数字很可能偏高于事实。

福楼拜体系的其它原则，均与首要原则相关，如“叙述立场的一般相对性”、“无结论建构”、“对读者（收阅信息者）加工”、“寻求与梦想”以及“俨然艺术品的小说与风格”等等。

这一体系并非预先假定的写作前提，而源自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逐步调整、确立的一系列强制性自我约束。

“我把技术细节、地方局部情况之类看作次要因素，总之我不怎么管历史方面和事物的准确与否。我寻求的尤其是美。”

“艺术的首要目标，乃是美。”

仅有真实并不够，还“应从现实主义出发步入美。”

“表达越是接近思想，措辞越是贴切，就越美。”

受惠于福楼拜的创作体系，“阅读审美创造”的理论日益确立：作者不仅将信息以文字形式出示读者，还应精心以文字诱导阅读，使读者尽可能地焕发本身的内在素质——如普鲁斯特不无钦佩的语汇表达“这巨大的自动扶梯只是福楼拜的书页”，带领读者进入、登临至适宜各自欣赏的那种意境。

精英读者，循着福楼拜的书页，阅读创造登临至精英的境界。 （赵小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