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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老师：卡夫卡与川端康成
张：你和另外的几位作家被并称为“先锋作家”，在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中，你们的出现既是必然的，也是很突然的。你的“先锋”和“前卫”的写作风格是如何形成的，什么时候形成的？
余：我开始的写作和大环境没有什么不同，我刚才说到，1984年我的一个短篇就得到了《北京文学》奖。但这个过程一直并不顺利，我并没有那么快得到全国性的认可——得到全国的小说奖。很多年以后，我遇到当年评“北京文学奖”投我票的朋友，他对我说，当时评委们在讨论小说时觉得很遗憾，为什么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把它给漏掉了呢？因为在《北京文学》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还是很多的。
张：那个小说是你后来的这种风格吗？
余：还不是后来的风格。
张：幸好没评上，评上了对你的误导会非常大。
余：呵，是这样的。当时我被很多刊物退过稿，包括《人民文学》，因为我总是首先是寄《人民文学》和《收获》。被退得心灰意冷，又觉得很不服气。但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当我要把小说寄给刊物，要让编辑在自由来稿中觉得眼睛一亮的话，那我小说的水平一定要比他们高很多才行。他们才可能发现一个新人，才可能愿意来培养你，其实这对我来说是好事。就是你刚才那句话，我要是过早地获得全国小说奖的话，我就被误导了。所以当我刚刚起步的时候，我始终是小成功而不是大成功。后来在冬天的一个晚上，在南方没有暖气，我在被窝里读到卡夫卡的《乡村医生》，我顿时目瞪口呆，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张：大概是什么时候？
余：86年。当时我到杭州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好出了《卡夫卡小说选》，只剩最后一本了，我杭州的一个作家朋友买下来了，我走的时候，他把这本书给了我。就在第二天晚上读了《乡村医生》，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马的描写，那匹马非常自由，省去了很多铺垫。我们所受的小说的传统教育就是一个字接一个字往下铺垫，这种写法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枷锁一样。当一个人走出门，你首先要走下楼，走下楼以后可能还要面对一条胡同，或者面对一条大街。卡夫卡是怎么写的？这个人走出门以后，下一段他就在广场上了。谁来跟你玩这一套“铺垫”。
张：跳跃性。
余：对。在这一点上，卡夫卡启发了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一个运气非常好的作家呢？因为不让我大成功，也不让我失败。失败可能把我打回去拔牙了。我非常感谢从83年开始发表作品，但我认为我真正的写作是从1987年开始的。
张：你读川端康成比卡夫卡还要早吧？
余：川端康成可以说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虽然我现在与他相去甚远，但是我非常感谢他，他让我知道了怎么写细部，使我迷恋写细部。后来我还读了三岛由纪夫、通口一叶等日本作家的作品，发现他们都很注重细部，结构松散，不像十九世纪的欧洲小说注重讲故事。我去日本后就明白了，日本是一个处处强调细节的国家。日本文学的细节来自历史、文化和生活中对细部的重视。
张：真正确定你后来风格的是哪一篇小说呢？
余：《十八岁出门远行》。我非常感谢从83年开始发表作品到87年1月份这一段经历，从时间上来看也有非常奇怪的巧合，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第一宿舍》发表于《西湖》83年第1期，我获得第一个文学奖的作品《星星》发表在《北京文学》84年第1期，我真正的写作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发表在《北京文学》87年第1期。
张：大家宁愿把《十八岁出门远行》看成你的第一篇作品。
余：哈，主要还是我自己愿意把它看成我的处女作，因为我不愿意让我很不成熟的作品展现给读者。
张：这篇小说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了原来中国人的小说概念——简单地提供“正面价值”，实际上它提供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即残酷的事实。因为十八岁是一个标志，之前这个孩子是按照少年的方式、道德和处世标准去做事；在十八岁出门远行的路上，他经受了一个教训：他发现成年人的道德比未成年人的道德要坏得多。他明白了这个之后，意味着他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顺利地跑起来。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当代社会在道德教育方面的失败的一个批判，也是我们这代人成年后在内心深处灵魂的回忆。我们在成长的时候，我们在变“坏”。我认为，它现在被选在中学课本里，是不太好处理的，因为它没有那种通常的“正面价值”教给那些还没有成年的学生。
余：是很难处理。我当时在一张小报的夹缝里看到嵊县一条新闻，在公路上有一个运苹果的车被抢了。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那时候中国的新闻都是正面新闻，缺少负面报道，就这件事使我写了这个短篇小说。我认为卡夫卡教会我的不是怎么写小说，而是可以放开手脚来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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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7-1-23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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