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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者”的“理想”:
诺贝尔终生对文学抱有浓烈的兴趣,本人也写下了不少诗歌、小说和剧本,他非常推崇浪漫主义文学,尤其喜爱雪莱的诗歌,熟悉这位诗人的作品几乎达到了如数家珍的程度。无疑,雪莱身上那歌颂云雀、呼唤西风的理想主义色彩深刻地影响了诺贝尔对文学的看法。故此,他在遗嘱中留下了关于“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的要求和“最杰出的作品”的理解,它也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给出了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正是凭借着对这个标准的理解,委员会对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作家进行了严格的筛选。
但是,在最初的10年中,以沃尔森为代表的瑞典文学院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文学理智和保守主义的桥头堡”。由于他们保守的道德趣味和审美习惯,对“理想主义”狭隘的理解,剔除了相当一批举世公认的伟大作家,致使第一次颁奖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最具争议、最为人所诟病的事件。它根据的原则是“高尚和纯洁的理想”,要求获奖者“不仅在表现手法上,而且在思想和生活观上真正具有高尚的道德”。在这里,道德的标准明显凌驾于文学的高度之上,留给人的印象是,“在这个时期的文学方面的诺贝尔奖首先不是文学奖”。保守的理想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有人甚至认为,它是以19世纪人们的价值观来要求20世纪的文学家),使得他们在第一年度否决了左拉,在第二年度否决了托尔斯泰,前者被认为他的创作中“没有灵魂,往往是粗鲁的冷漠”,后者被否定的理由是他表现了“宿命论的特征”,“夸大机遇而贬低个人主动精神的意义”,近期创作“有可怕的自然主义描写”和“带有消极的禁欲主义”成分。
上述原则一直沿用到了1910年,评奖委员在撰写关于哈代的评议报告时,再次出现了相似的评语:“刻薄的宿命论”和“很少对上帝怀有尊敬”。或许是处于摸索阶段的缘故,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最初10年的表现并非是尽如人意的,他们所作出的某些决定,有时甚至是与诺贝尔生前的言行相悖离的;事实上,诺贝尔本人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宗教的怀疑论者,并且,恰在这一点上,他与托尔斯泰和哈代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共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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