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喜欢西方经典文学

cuckoo41

喜欢西方经典文学
                                    
               伟大的西方作家们犹如文学的巫师，给我施以魔咒，引诱灵魂走出光洁的生活表面，带着凝固的笑容遨游西方世界。
        高考结束后，我悬浮在一生中最自由最空白的伊甸园里。有一天偶然从街边把一套厚厚的《雨果文集》背回家，漫长的暑假，炎热的夏天，主教、修女、孤儿；贫穷、罪恶、战争、爱情，居然成了上大学时最重的行囊，也是那时记忆的大部分内容。
        《悲惨世界》对我展开了西方世界的生动画卷，它令我惊奇、赞叹、目不暇接，在雨果的引导下漂流于赛纳河流域，饱览法国的外省、教堂、监狱、街道，从一条大街到另一条大街，从一群人到另一群人。我感叹法国大革命远比比中学历史课本的描述气势磅礴，传奇故事也比中国武侠小说的模式化编排更精巧，最重要的是，理想、信念、自由、博爱等等不再是躲在课本一隅的字眼，而在文本之外化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仿佛夜空下的海浪，召唤我去远航。
        大学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迫使我不断寻找精神依托。除了倾听巴赫、柴可夫斯基、施特劳斯，更积极变成“书虫系列”里的一员，静静地坐在在图书馆的书屋里，放逐思绪，让一颗心先后漂过塞纳、泰晤士、伏尔加、密西西比和莱茵河。这段最浪漫的旅程由举世闻名的向导引路，比如忧郁深刻的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契而不舍的浮世德，谨慎精明的于连，自由不羁的卡门，虔诚善良的汤姆叔叔。每读完一本书就更换一个，他们挨个导引着走完一段旅程，教我如何面对生活，如何观察和思考，然后永远定格在岸边，成为我心目中的路标。


        “整整一夜他不停地反省、思索。现在，他终于明白了。是的，他又看到了他本质上日益暴露的本能和恶习，憎恶万分。他想到了在他父亲遗体旁守灵的那个晚上，想到了他所许下的诺言，于是他又把那以后的生活重新温习了一遍，结论是他完全背叛了自己。一年来他做了些什么？他为了心目中的天主、他的艺术、他的灵魂，他做了些什么？他为了自己成为不朽的人又做了些什么？没有一天不被糟蹋、被玷污、被白白浪费。欲望在相互摧残。狂风、尘埃、虚无……光想有什么用？他想做的一件也没有做成，有的只是事与愿违。他变成了自己不愿看见的模样：这就是他过去生活的总结。”
        ——《约翰.克里斯朵夫》
        记得从小学时候起，语文老师给我们分析文章，归根到底总是说“主人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以至于大家的阅读模式都相当固定，好像不拈出一点品质来就没读懂似的。然而，阅读西方文学完全不是这样。鲁迅先生说，读外国书往往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读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中国人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深有同感。
        西方文学对生命的强烈责任感深刻地影响了我。什么是生命？“它是力的确定过程的永久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斗争着的力增长不匀”（尼采）。生命是一个不断刷新价值观的过程，满足就意味着心灵的死亡。尽管人们热切盼望一种不再受苦的状态，但似乎这盼望愈强烈，人距离痛苦就愈近，即使直到有一天肉体的死亡来临，“我不能死，我不愿意死。我爱生命——我爱这草，这地面，这空气……我过去为什么那么不情愿放弃生命？这个生命力有一种东西，我过去不懂，现在也不懂。”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在战场上的宁静顿悟让我明白，人们终将无法完全了解生命，但应该热爱它，除了探索和受苦，别无选择。“这世间那有任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里尔克）明白了这一点，我觉得自己应当理所当然地承受一切，至少具备了这样一种勇气，时刻准备着迎接任何挑战。不怨天，不尤人，学会承担，这是西方文学对我最大的影响。


        唯理论上有一个观点：恶是一种缺乏。绝对的光明等于绝对的黑暗。那么据此推论，道德的善的实现需要某种填充，首先当然是填充知识。
        在西方文学中我见识了17世纪的海盗和国王、18世纪的革命、19世纪的战争，20世纪的人类；英国的家庭伦理，法国的世态人情，俄国的知识分子哲学，美国的现代魅影。读西方文学最直接的快感是猎奇心理的满足，然而，当我开眼了异域风情和历史波澜，知道了原来世界那么大，人类的历史那么复杂，无形之中仿佛心胸宽广起来，有一种想要拥抱一切的欲望——因为自己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水滴，是平凡微渺的存在。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感吧。传统英法文学的知识性很强，尤其是雨果、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作家的小说；美国作家往往倾向于教人了解自己：《红字》诉说什么是隐忍，《老人与海》衡量人的意志，《马丁.伊登》展现小人物的艰难成长和绝望，《狂野的呼唤》揭示生命与自然法则的内在联系，《了不起的盖茨比》轻描淡写现代的混乱，《喧哗与骚动》则详细解剖堕落的过程，精致的颓废也是一种美丽。俄国文学则总是令我肃然起敬，列.托尔斯泰的作品是知识性、感性、理性的完美结合，《战争与和平》也是我最喜爱的作品。
        西方文学在探讨生命意识和生活意义的同时展开了一幅人类罪恶的长卷，跟踪矛盾的主人公们，可以不断探究堕落—救赎的道路，寻找对抗人性之恶的精神武器。在《失乐园》里，亚当和夏娃的堕落由滥用自由而起，与此同时，他们又从堕落开始成长。他们若一直生活在伊甸园里便永远是低级动物，尽管不会犯罪。
        无论如何，伊甸园是回不去了，但因病痛而知晓健康的可贵，因离乱而领悟安宁的价值，因无序的自由而明白自我克制的重要性，谁能评判哪一种生活更幸福？


        就像几个世纪以前欧洲的青年读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后纷纷模仿维特的忧郁气质甚至装束，我在现实生活也会有意识地模仿一些片段。有时我睡在躺椅上进行思想斗争就会想到嘉丽妹妹，想像她在赫斯渥的躺椅上时的绝望和思想纠缠；出于烦恼逃课，在街上游荡时，我习惯于把自己当成麦田里的守望者，一边诅咒那些混账老师，一边想着自己将来要弄辆混帐凯迪拉克；甚至在火车站看到美丽的单身女人会想起美丽而哀愁的安娜.卡列妮娜，凝视着街角的小乞丐会突然想起多灾多难的奥利弗.特维斯特，看到侏儒便联想到敲着铁皮鼓的奥斯卡，听到某个人夸夸其谈，脑子里便浮现出罗亭的样子……小说无处不在；生活与文学处处对应，并且因为这种对应显得充满神秘感。
        除了在现实中寻找小说，也可以在小说中经历生活。思想的共鸣大多来自似曾相识的记忆，西方及西方文学不再视野之内，只在心灵深处，阅读即重新体验或者扩充阅历。于阅读中可以回味过去的生活，在《小妇人》、《傲慢与偏见》、《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我读到了少年时代可爱的错误；也可以想像周围人的生活，随着夏泼.培基、苔丝和嘉莉妹妹的改变，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童年农村的小姐妹们，她们过早地告别校园和家庭，踏入现实的社会，有的得到幸福，有的得到金钱，有的已经堕落，有的仍在寻觅；还可以在假想中经历形形色色的场面，尤其在所谓的“复调小说”中，感受着主人公的呼吸和脉搏，我似乎也在发怒、恐惧、昏厥、精疲力竭。
        对我来说，西方小说中的人物在哪儿甚至是否虚构已不重要，我依赖着他们观察、欣赏、诠释周围的世界，更倚仗他们赋予自己的行为以确定的意义，他们是某种让我觉得充满希望的存在。


        我接触到的现代主义作品并不多，读完后也觉得似懂非懂。比如在《洛丽塔》中，纳博科夫笔下的洛丽塔没有说话，只有亨伯特．亨伯特在独白，整部作品可以说是一些记忆的光点，从中我只大致明白了一个成年男子对一个小女孩的疯狂爱恋。我关注更多的是如何拼接言语和意识碎片，如何还原主人公的面貌和生活。
        东方文学作品《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却揭示了这样一种心理：所有的穆斯林男人都想有一个九岁的妻子。作者真是一个杰出的诠释者，她用另外一部美丽的文本巧妙地解释已有的文本，从而让读者想象：在中东，许许多多的洛丽塔被蒙上了面纱，行走在男人们的注视之下。这种巧妙的移植给了我一些启示：每一颗水珠都以自己的方式折射这个世界。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即便是很简单的自圆其说也能带来无穷的欢乐。尼采说，以理解为手段，理解为快乐之父——对各种不确定性和尝试性的享受，乃是对抗极端的砝码。对于我来说，试图理解就是快乐之父。
        事实上，所有的西方文本，对我而言，都宛如童话故事里蒙着七层面纱的公主，心向往之，久久注视，却无法触摸本真。其实东西方之间的理解一贯如此，即便19世纪的帝国主义可以对东方任意蹂躏，21世纪的黄种人可以在白人中信步徜徉，两者之间依旧存在许多灰色地带。
        不过，恰是这点暧昧让彼此显得陌生、神秘，避免了痛苦或厌倦，从而维系幸福。跨文化阅读亦如是。
       
        亚里士多德人把人的幸福分成三类：自外界得来、自肉体得来、自心灵得来。也许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幸福，对我来说，西方文学给了我心灵的幸福，是实现自我超越的捷径。理论是灰色的，只有阅读是长青的，一个具有理智的人在完全孤独的时候沉浸于想象力的飞跃和意识的漂移之中，并从中获得力量、知识和意义，相对于自己的心灵而言，永远是上帝。

Giorg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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