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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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12岁即能诗文， 一生著述丰富，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等数十种存世。陆游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尤以诗的成就为最。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今尚存九千三百余首。其中许多诗篇抒写了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敌人、卖国贼的仇恨，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在生前即有“小李白”之称，不仅成为南宋一代诗坛领袖，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

陆游诗特征之一，是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和万死不辞的牺牲精神。这在他一生的诗作中都有充分的反映，直到82岁，他还高唱“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的诗句。陆诗第二个特征是，对投降派尖锐的讽刺和坚决的斗争。另外，他也有壮志未酬的感叹和对理想境界的寄托，如《书愤》、《秋思》、《枕上偶成》、《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等。

此外，他还有不少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和“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等歌唱美好生活的诗句。陆诗的基本特征是现实主义。在表现手法上，他一般不直接对客观事物做具体刻画，而是抒写个人的主观感受，因此，他的诗概括性、抒情性强。陆诗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还极富浪漫主义情调。这主要表现在诗人对复国理想追求时的瑰丽想象上。他的想象主要是对抗金战争的想象，包括战斗的阵势、敌军的溃败及朝廷的中兴。夸张也是构成陆诗浪漫主义特征的一个因素。如“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起倾斗酒歌出塞，弹压胸中十万兵”(《弋阳道中遇大雪》)等诗句，与表现陆诗悲壮、奔放的风格特征极有关联。陆诗语言不尚粉饰、奇险，追求明白如话，自然而精炼。

孝宗隆兴初， 赐进士出身。历任县主簿，州通判，知州，礼部郎中，秘书监。晚年以太中大 夫，宝谟阁待制致仕，封渭南伯。终年八十五岁。他生当宋，金两国南北对峙的 年代。其时国土分裂，战争频繁，朝政黑暗，人民痛苦。因此，他一生以诗文为 武器，反复呼吁国家统一，整顿朝纲，减轻赋税，发愤图强。可惜一直遭受当权 者的诅抑和谗毁，不可能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的诗歌艺术创作，继承了屈原， 陶渊明，杜甫，苏轼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卓越诗人 主要著作有《渭南文集》，《剑南诗稿》，《放翁词》，《南唐书》，《老学庵笔记》





尤袤
尤袤（一一二七～一一九四），字延之，号遂初，无锡（今属江苏）人。高宗绍兴十八年（一一四八）进士（《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三十一年，知泰兴县（《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孝宗隆兴间注江阴军教授，需次七年。乾道五年（一一六九），除将作监丞。七年，迁秘书丞兼实录院检讨（《南宋馆阁续录》卷七）。淳熙二年（一一七五）出知台州（《嘉定赤城志》卷九），五年，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诚斋集》卷七八《益斋藏书目序》），改江南东路。八年，为江南西路转运判官（《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二五），迁转运使兼知隆兴府。十年，召为吏部员外郎兼太子侍讲，十四年，迁太子左谕德，除太常少卿（《宋中兴东宫官僚题名》）。因论姜特立罢。光宗绍熙元年（一一九○），起知婺州，改太平州，召除给事中，兼侍讲。四年，除礼部尚书兼侍读（《止斋集》卷一二《正议大夫守给事中兼侍讲尤袤除礼部尚书兼侍读制》），五年卒，年六十八。谥文简。有《遂初小稿》六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作《梁溪集》五十卷）等，已佚。清康熙间尤侗收辑遗文，刊有《梁溪遗稿》二卷；民国尤桐续刊《梁溪遗稿诗钞补编》。事见《梁溪遗稿》卷首《家谱本传》，《宋史》卷三八九有传。

尤袤诗，据《嘉定赤城志》、《咸淳毗陵志》等书所录，合编为一卷。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勉励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任国子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1185）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开僖二年（1206），因痛恨韩胄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

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他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当时的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江东转运副使任满之后，应有余钱万缗，但他均弃于官库，一钱不取而归。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此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为官也不斤斤营求升迁，在作京官时就随时准备丢官罢职，因此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锁置箱中，藏于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后来赋闲家居的十五年中，还是韩胄柄政之时，韩新建南园，请他作一篇“记”，许以高官相酬，万里坚辞不作，表示“官可弃，‘记’不可作。”以止数事，可以想见其为人。诗人葛天民夸他“脊梁如铁心如石”（见《南宋群贤小集．葛无怀小集》），并非谥美之辞。

杨万里是南宋杰出的诗人，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他的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鸿篇巨制；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钉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

他也有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但上两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这部分，作品有的题材过于细碎，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流于粗率浅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臬渡》）“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均写得圆转自然，清新活泼，极有思致，和那些专门描摹风云月露的诗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杨万里一生写作极为勤奋，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四千二百余首，诗文全集一百三十三卷，名《诚斋集》，今存。






   范成大（１１２６－１１９３），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人。绍兴进士，做过一些地方官，并做了两个月的参知政事（副宰相）。乾道六年（１１７０）作为使节到金朝去谈判国事，抗争不屈，几乎被杀。淳熙九年（１１８２）退隐到故乡石湖。他怀有报国大志不能实现，同情人民苦难又无能为力，这种思想构成他的诗歌创作的主题。特别是后半生，创作了非常有特色的田园诗，洋溢着热爱生活的激情，是宋诗中的优秀篇章。他善写绝句，诗风清丽精致。


   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字致能，自号石湖居士，吴县人，有“石湖诗集”。元末明初，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已经公认为经典作品，忽然起了个传说，说宋孝宗原想叫他做宰相，以为他“不知稼穑之艰”，就此作罢，於是他写了这些诗来替自己表白。假如这个传说靠得住，它只证明了宋孝宗没调查过范成大的诗，或者没把他的诗作准，那末再多写些“四时田园杂兴”和“腊月村田乐府”也不见得有效。因为“石湖诗集”里很早就有像“大暑舟行含山道中”那种“忧稼穑”、“怜老农”的作品，而且不论是做官或退隐时的诗，都一贯表现出对老百姓痛苦的体会，对官吏横暴的愤慨。
　
    他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不但是他的最传诵、最有影响的诗篇，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诗经”里“豳风”的“七月”是中国最古的“四时田园”诗，叙述了农民一年到头的辛勤生产和刻苦生活。可是这首诗没有起示范的作用；後世的田园诗，正像江淹的“杂体”诗所表示，都是从陶潜那里来的榜样。陶潜当然有“西田获早稻”、“下潠田舍获”等写自己“躬耕”、“作苦”的诗，然而王维的“渭川田家”、“偶然作”、“春中田园作”、“淇上田园即事”和储光羲的“田家即事”（五古和七律）、“田家杂兴”等等建立风气的作品，是得了陶潜的“怀古田舍”、“归田园居”等的启示，著重在“陇亩民”的安定闲适、乐天知命，内容从劳动过渡到隐逸。宋代像欧阳修和梅尧臣分咏的“归田四时乐”更老实不客气的是过腻了富贵生活，要换个新鲜。西洋文学里牧歌的传统老是形容草多麽又绿又软，羊多麽既肥且驯，天真快乐的牧童牧女怎样在尘世的乾净土里谈情说爱；有人读得腻了，就说这种诗里漏掉了一件东西──狼。我们看中国传统的田园诗，也常常觉得遗漏了一件东西──狗，地保公差这一类统治阶级的走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制度。诚然，很多古诗描写到这种现象，例如柳宗元“田家”第二首、张籍“山农词”、元稹“田家词”、聂夷中“咏田家”等等，可是它们不属於田园诗的系统。梅尧臣的例可以说明这个传统的束缚力；上面选了他驳斥“田家乐”的“田家语言”，然而他不但作了“续永叔‘归田乐’”，还作了“田家四时”，只在第四首末尾轻描淡写的说农民过不了年，此外依然沿袭王维、储光羲以来的田圆诗的情调和材料。秦观的“田居四首”只提到了“明日输绢租，邻儿入城郭”和“得谷不敢储，催科吏傍午”，一点没有描画发挥，整个格调也还是摹仿储、王，并且修词很有毛病。到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才彷佛把“七月”、“怀古田舍”、“田家词”这三条线索打成一个总结，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根据他的亲切的观感，把一年四季的农村劳动和生活鲜明地刻画出一个比较完全的面貌。田园诗又获得了生命，扩大了境地，范成大就可以跟陶潜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後来居上：例如宋代遗老的“月泉吟社”的诗里和信里动不动把“栗里”、“彭泽”来对“石湖”；而贾政的清客就只知道：“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最耐人寻味的是“月泉吟社”第四十八名那首诗的批语。诗题是：“春日田园杂兴”；诗的结句是：前村大吠无他事，不是搜盐定榷茶”；批语是：“此时无一字不佳，末语虽似过直，若使采诗观风，亦足以戒闻者。”换句话说，尽管范成大的“田园杂兴”裏里也讽刺过公差下乡催租的行迳，头脑保守的批评家总觉得田园诗里提到官吏榨逼农民，那未免像音乐合奏时来一响手枪声，有点儿杀风景，所以要替第四十八名的两句诗开脱一下。这证明范成大的手法真是当时一个大胆的创举了。
　
    范成大的风格很轻巧，用字造句比杨万里来得规矩和华丽，却没有陆游那样匀称妥贴。他也受了中晚唐人的影响，可是像在杨万里的诗里一样，没有断根的江西派习气时常要还魂作怪。杨万里和陆游运用的古典一般还是普通的，他就喜欢用些冷僻的故事成语，而且有江西派那种“多用释氏语”的通病，也许是黄庭坚以後、钱谦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内行的名诗人。例如他的“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说：“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这两句曾为“红楼梦”第六十三回称引的诗就是搬运王梵志的两首诗而作成的，而且“铁门限”那首诗经陈师道和曹组分别在诗词里采用过，“土馒头”那首诗经黄庭坚称赞过。他是个多病的人，在讲病情的诗里也每每堆塞了许多僻典，我们对他的“奇博”也许增加钦佩，但是对他的痛苦不免减少同情。
　
    清代沈钦韩有“石湖诗集注”，颇为疏略，引证还确凿可靠。
　--钱钟书<宋诗选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