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时代：从热点走向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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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必叙述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这一被尘封几十年的文学现象如何在其本土形成热点。在现当代不时爆出的、很少不带愧疚感的“热点”当中，“白银时代”很自负地“走向了经典”。可以从很多方面说明这一点：白银时代作家们的作品基本已被发掘出来：在互相争鸣的、数以千百计的有关这一文学现象的评论集和专著中，出现了如弗·阿格诺索夫的《白银时代俄国文学》(中译本已由译林出版社独家推出)这样优秀的总结性的著作；白银时代作家们的杰作以其应有的规模进入了俄中学语文教材及课外阅读材料；一批优秀青年作家秉承白  
银时代传统，力求在后现代林立的流派中开辟出自己的一块“林间空地”，如俄《文学报》曾刊登过的《在路上》等优秀短篇、90年代后半期曾入围布克奖的长篇《圈舞》等等。

　　“白银时代”在我国学界也曾是热点，但学者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仍存有很大分歧，如：究竟什么是“白银时代俄国文学”？它的内涵和外延是怎样的？白银时代开始于19世纪末，但它在何时结束呢？对此众说纷纭……在这样的情况下引进莫斯科《Пp o-Пp ccc》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由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师范大学教授弗·阿格诺索夫主编的《白银时代俄国文学》不无益处，它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很强的系统性、综合性、科学性。在佩服译林出版社章祖德社长及南京大学石国雄教授所具有的深湛学术眼光之余，我们还要对他们为译介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提起“白银时代俄国文学”，大部分读者把它理解为20世纪初俄国优秀的和受爱戴的作家，而研究者往往会将这一概念的外延不恰当地扩大，把弗·马雅可夫斯基、伊·布宁、列·安德列耶夫、亚·库普林等人都包括了进去，甚至在上述名单中补充了高尔基和一批“知识出版社”的作家。

　　基于这样的理解，白银时代就成为早已有的、科学得多的概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文学”的同义词，这样一来，完全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引进“白银时代”这一概念。但是阿格诺索夫教授认为，他所要论述的文学现象，一方面无疑是进入世纪之交文学进程的，另一方面，较之这一时期整个文学进程而言，它又是相当狭隘的。

　　不错，这狭义范围内的作家和同时期的其他作家确有显著的共同点，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是对平庸的传统的挑战，是对“高、远，深的追求，这追求只是要远离令人厌恶的平淡无味、单调平凡的无所作为”。

　　世纪之交的作家们感觉到厥卷所有领域的危机；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美学的。所有人都明白，必须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但是各人的理解是不同的。

　　俄国出现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后，工人革命者成为高尔基和追随他的一批作家之作品的主人公。另一些作家(伊·布宁、列·安德列耶夫、早期的马雅可夫斯基)痛苦地意识到俄罗斯的不幸，在他们描绘的图景(现实主义的和表现主义的)中得出了悲观主义的或无政府主义的结论。第三类作家在1881年3月1日的悲剧性事件(杀害解放者—沙皇)之后，特别是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产生了进行精神革命的思想，于是专注于人的个性世界。普希金关于人的内心和谐的思想(《是时候了，我的朋友，是时候了……》、《统帅》、《纪念碑》)成为他们不可启及的理想，而后普希金时期的果戈理、丘特切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成为与他们精神上相近的作家，因为这些作家感到了和谐被破坏的悲剧，但渴望并寄希望于未来恢复这种和谐。这样就产生了俄国文化上两个“宝贵的”时代的概念。将“白银时代”与“黄金时代”相比，这意味着，一方面冀望文化成就的“光辉”、影响、广博、“不朽”，在水平上能与“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相比；另一方面，比起文化的“黄金”来，“白银”价值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把普希金时代看做黄金时代，而把自己所处的20世纪看做次珍贵时代，但又倾心于黄金时代的作家，似乎应该被称为白银时代的作家。

　　《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这本优秀专著中不仅有这样的客观公允的史学叙述及严谨的考查与甄别，而且还融合了气势非凡又细致入微的诗学分析：从音步、诗格、音韵到诗人作品总貌，从诗人作品风格的嬗变到其精神探索历程及其精神实质，从作品的题材和主题到诗人与同时代其他诗人在精神上与艺术上的契合与交割、与其他流派的关系直至与整个白银时代的深刻联系，而这一联系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主线，它体现了该著作的系统性与综合性。精神和物质统一的思想，对洞察人生、生与死的永恒秘密的向往，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把白银时代的诗人们联结在一起。起这种联结作用的还有关于人的个性是无限丰富多样和复杂的思想、尼采关于超人的大胆思想、从斯拉夫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共同”这一概念(在杰出的俄国哲学家费多罗夫那里改为“世界的兄弟般状态”，而在索洛维约夫那里变为“完全一致”)、宗教基督思想、古老信徒派的哲学思想等。

　　白银时代的文学首先是精神一致的现象，但同时艺术手法上的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特点，这种一致来自上面说的哲学—美学立场。现实的变形、神话的形象：过去的诗学同时被感伤和讽刺地接受；古老的俄罗斯被看做精神健康的生活的理想和民族优秀品质的概括；而史实性和抒情性相结合，博大宏伟与精致细腻相结合是白银时代修辞上的典型特征；世纪之交人的敏感性、多值性、多变性、力量与虚弱的交替、悲剧性的急剧变化都反映在作品中。

　　《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这本专著也很有趣味，作者在每一诗人的专章前都安排了同时代其他诗人为该诗人所作的诙谐的“肖像描写”，因为这种戏谑式的小品体裁曾经十分风行。“肖像”在这里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它是白银时代诗人“创造生活”意识的体现，从这里可以窥见他们每个人的精神实质。

　　最后，应该提到对我国研究者特别有意义的两点。一是该书的权威性：俄罗斯一批对“白银时代俄国文学”最有研究的专家分别撰写了有关章节，从本书各章后所附的参考书目中可以发现，许多专著的作者正是我们所译介的这本书的编写者。第二点则是：在各章后所附的参考书目里，每一本书除标明作者、出处、出版时间外，还简述了其主要内容，并进行简要评述。虽然这些书的绝大部分在我们国内恐很难找到，但这毕竟为研究提供了线索，可以为我国学者省却查找资料的大量劳动。

　　《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俄罗斯)弗·阿格诺索夫主编石国雄王加兴译译林出版社出版

　　《中华读书报》2001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