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为何反对泰戈尔访华？

mu

□杨建民

        １９２４年４月，印度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应梁启超之邀，访问中国。访华期间，泰戈尔到过上海、杭州、北京、太原等地，并多次发表演讲，可以说极一时之盛。但泰戈尔此次访华，在知识界中引起不同反响，热烈支持者有之；不卑不亢，冷眼相向者有之；激烈反对者有之……在激烈反对者中，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特别著力。他不仅发表文章多，而且有理论分析，有激烈言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里，我们试着从当时情况及这些文字入手，看看当年如何以及为何激烈反对这位诗坛泰斗的。
        据随同泰戈尔走了许多地方，并充当翻译的诗人徐志摩叙述，泰戈尔是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２日乘船在上海登陆的。随后便在杭州、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这些演讲，也正是陈独秀批评的靶心。出版于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８日的《中国青年》杂志第２７期上，陈独秀以“实庵”笔名发表了《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太戈尔”为当时译名，为存真，以下引文均同此）。针对泰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先引述了泰戈尔谈话的大略：“太戈尔一到中国，开口便说：‘余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活……亚洲一部分青年，有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而追随于泰西文化之思想，是实大误……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面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在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明显；彼辈自夸为她渊薮，而日益以相杀反目为事……导人类于残破之局面，而非赋与人类平和永远之光明者，反之东洋文明则最为健全。’”
        此处陈独秀引述的话，可以说大致涵盖了泰戈尔此一时期的基本思想。中国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几年，对西方各种新的思潮正热烈地接受，以期改造中国古旧的文化。当此之时，泰戈尔发表这样的讲话，无论在今天看来有多少合理成分，但在当时，遭到人们，尤其遭到热烈宣扬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以期唤醒中国民众的陈独秀的反对，似乎又很正常。
        针对上述泰戈尔思想，陈独秀以三点予以驳斥：“（一）尊君抑民，尊男抑女，人人都承认这是东洋固有的思想文化，并且现在还在支配社会，尤其是在中国，有无数军阀官僚和圣人之徒做他的拥护者，他并没有死，用不着太戈尔来提倡他复活……（二）知足常乐能忍自安，这也是东洋独特的思想。在太戈尔的意中以为正因为东洋有这种高妙思想，所以胜过西洋不知足而竞争，不能忍而不安的社会。殊不知东方民族正因富于退让不争知足能忍的和平思想——奴隶的和平思想；所以印度、马来人还过的是一手拭粪一手啖饭的生活，中国人生活在兵匪交迫中，而知足常乐；所以全亚洲民族久受英、美、荷、法之压制而能忍自安。（三）轻物质而重心灵，太戈尔也以为是东洋文化的特色，其实中国此时物质文明的程度简直等于零……太戈尔如再加紧提倡，只有废去很少的轮船铁路，大家仍旧乘坐独木舟与一轮车；只有废去几处小规模的机器印刷所，改用木板或竹简。”
        陈独秀这里主要针对泰戈尔认为“东方文明最为健全”观点而发，以事实而言，这些观点在当时是有力的。虽然在今天看来不无偏颇。其实，陈独秀对泰戈尔的这些思想是熟悉的，甚至泰戈尔未访华前，陈独秀就有文章对其进行批评。例如，在泰戈尔访华前半年的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７ 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二期上，陈独秀便以“实庵”署名，发表了《我们为什么反对太戈尔？》一文。这篇文章，针对当时为迎接泰戈尔访华而起的翻译其著作之风而发。在文中，陈独秀这样说：“像太戈尔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昏乱思想，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程度比他还高，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另外来翻译太戈尔？昏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太戈尔了！”
        不仅如此，在泰戈尔将访华时，当时上海出版的《中国青年》，就准备出版一期反对泰戈尔的专号。为此，陈独秀特地于４月９日致函向当时思想文化界影响甚大的胡适约稿：“适之兄：特启者：《中国青年》将出特号反对太戈尔，他们很想吾兄为《中国青年》此特号作一篇短文，特托我转达与你。我以为此段事颇与青年思想有关，吾兄有暇，最好能做一文寄弟处……”从后来的情形看，胡适也在接待泰戈尔的服务中参与活动，陈独秀所约文章大概无从着笔吧。
        泰戈尔访华期间，陈独秀对他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例如当年４月 ２３日发表的短文《象的民族》中，陈独秀又扫了泰戈尔一笔：“太戈尔来华，有人发起驱象党来反对他，拿象来比譬东方民族的性质，却十分恰当。象之庞然自大而实际无能，象之庞然大物而俯首帖耳受象奴指挥，叩头请安而不知耻，皮破血流而不知痛，动物中这样庞大而麻木的没有第二个。”同一天陈独秀在其另一篇文章《天下没有不吃饭的圣人》中，又讽刺说：“印度诗圣太戈尔倘没有丰厚的家产和诺贝尔奖金，又如何能见天冥想三小时，到处吟风弄月，只营求心灵生活而不顾虑物质生活？”
        泰戈尔访华，每到一处，便即兴发表演讲，由于演讲内容常常在报纸上刊出，就给笔锋犀利的陈独秀以反驳的机会。在这些文章中，以发表在《国民日报·觉悟》上的《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最为全面深入。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严厉批判了泰戈尔的两个错误观念，“第一个错误是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在引用了泰戈尔在上海、杭州的演说后，陈独秀说：“太戈尔也知道科学可以使交通便利，他也知道既生人世不脱离社会；他更应该知道除交通以外，吾人所有的衣、食、住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物质文明之赐，只有科学能够增加物质文明。现在无限之恼闷，其最大原因有二：（一）是弱小民族物质文明不发达，遂造成民族间的侵略；（二）是少数人垄断物质文明的思想，遂造成阶级间的掠夺。这些侵略掠夺之无限恼闷，都非科学与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而且只有全世界普遍的发展科学与物质文明及全社会普遍的享受物质文明才能救济，这乃真正是科学与物质文明在人生历程中所处的地位……，第二个错误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向错误的道路。”陈独秀认为，泰戈尔所说“人类要用爱来调和…… ”“在资本帝国主义未推倒以前，我们不知道太戈尔有何方法可以实现他‘用爱来调和人类’这个志愿。没有方法的一个空空的志愿，本是无用的废物……你若是大声疾呼，对被人压迫的阶级被压迫民族说：我们任他们掠夺任他们侵略，我们不必反抗不必残杀他们，还要爱他们，让他们占据这物质的乐土，我们只要恢复精神上的乐土便得了；这就是太戈尔先生要带来中国赤裸裸的一颗良心吗？”
        陈独秀批评的这两个观念，实际已牵涉社会改造方法、途径等等问题，这在今天仍是可以深入研究的，以利于发展中国家定向、定位的重要问题。
        在１９２４年５月 ２８日出版的《向导》６７期上，陈独秀发表一短文《巴尔达里尼与太戈尔》，内中引用其朋友的一段话：“泰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的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者做说客……”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反对泰戈尔活动，泰戈尔当时也深深感到了。他周围的中国人当然更加了解，例如一路充当泰戈尔翻译的诗人徐志摩，自己站出来说话了：“他们说他（泰戈尔）是守旧，说他是顽固，我们能相信吗？他们说他是‘太迟’，说他是‘不合时宜’，我们能相信吗？……他顽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改造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 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但他们说他是帝国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肮脏是在我们的政策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关连？”
        在印度学者克拉希里·克里巴拉尼的《泰戈尔传》中，对这一段是这样描述的：“一般说来，泰戈尔在中国是不被人了解的，那散布着充满敌意的流言蜚语，说他是颂古的反动人物，是西方文明的敌人，或是科学思想和物质进步的反对者。”由此看来，当时对泰戈尔访华持反对立场的，不止陈独秀一人，但因陈独秀的文坛地位，他的声音格外响亮而富有代表性。
        １９２４年５月，泰戈尔离开中国去了日本。但是，陈独秀似乎意犹未尽，在６月４日出版的《向导》６８期中，又一气发表《诗人却不爱谈》、《太戈尔与金钱主义》两篇短文章。在前一篇文章中，陈独秀引吴稚晖的话：“太先生你做诗罢，管不了人家的家国，你莫谈天下事！”后，颇带嘲讽地说：“可是太戈尔在中国始终未谈过一次诗。”在第二篇文章中，陈独秀更挖苦地说：“难怪北京有人说他是一个政客，不是诗人。而且太戈尔他自己如果反对金钱主义，便应将他所受物质文明社会的造孽钱——偌贝尔赏金，散给无衣无食的印度人。”在该期《向导》的另一篇文章中，陈独秀更尖锐地说：“大同主义，世界和平，废战，博爱，人类的努力本应该奔向此路，有何方法使我们能够开步向此路走，能够除去横梗此路之障碍物，乃是一个最紧要的问题。倘无此等方法，只空喊这几个名词……在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口中喊出，则是何等昏聩无耻的话！何等可怕的麻醉药、催眠剂！”联系到同期的另两篇文章看，这些话的针对性是一目了然的。
        泰戈尔此次访华，虽然宣传与他一贯的主张没有多少区别，这我们从他大量的诗文中可以看出，可要说起，他选择的访华时间实在不恰当。其时，“五四”风暴正在中国大地荡涤着一切陈腐的观念，一切旧有的无论权威、经典、固有的神圣思想，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时候，泰戈尔的宣讲受到许多文化人的尖锐质问，也就毫不奇怪了。其实就是陈独秀自己，也有一个认识转变过程。因为早在１９１５年，他就在第二期《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自己翻译的泰戈尔诗歌《赞歌》，此时，起码在诗歌领域，他还是认同泰戈尔价值的；可是１９２４年，社会思潮大变，古老的中国蕴含着巨大的希求解放、改变的力量，作为这股力量浪尖的“弄潮儿”陈独秀，此时出来强烈反对泰戈尔的主张、思想，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