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与认同———论康拉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关系

Giorgio

胡　强

内容提要:康拉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不仅是康拉德整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
代英俄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康拉德对陀氏与俄国的拒斥除了有个人经历上的心理动
因以外,也与爱德华时代英国国内的某种保守主义文化语境有着潜在的关联。在康拉德的
审美视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代表了心理世界中的情感两极,从前者身上折射出
的是康拉德对“俄国性”的强烈反感,从后者身上映照出的是康拉德对西方文化模式与道德
政治模式的精神认同。对于康拉德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一个最难对付的敌手,也是一
面镜子和一个秘密的分享者。
关键词:康拉德　陀思妥耶夫斯基　拒绝　认同
作者简介:胡强,文学博士,湘潭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本文为湖南省教
育厅优秀青年项目“康拉德小说的文学伦理学研究”(编号: 05B010)和湘潭大学英语语言文
学基地项目“康拉德小说的接受史研究”(编号: 05 jd32)的成果之一。
Title:Rej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between Joseph Conrad and Dostoevsky
Abstract: The research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rad and Dostoevsky is not only an inte2
gral part of Conrad studi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udy ofmodern literary relation be2
tween B ritain and Russia. Conrad’s refusal to Dostoevsky and Russia has certain potential con2
nection with the conservative cultural context in Edwardian times besides Conrad’s personal p sy2
chological motive. In Conrad’s aesthetic and p sychological horizon, Dostoevsky and Turgenev
stand for two opposite poles. The former reflects Conrad’s strong antipathy toward“Russianness”
and the lattermirrors the Conrad’s identification withWestern cultural pattern and moral2political
modes. To Conrad, Dostoevsky is an antagonist, a mirror and also a secret sharer.
Key words: Conrad　Dostoevsky　rejection　identification
Author: Hu Qiang is doctor of literature and associate p rofessor at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 current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conrad319@yahoo. com. Cn

  《在西方的注视下》可以说是康拉德创作生涯中“写得最艰难,也最令他感到痛苦”的一部作品(Knowles 382) ,许多西方的研究者都已注意到了这部小说与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有很多相似之处。两部作品都贯穿着一条犯罪———自责———坦白———赎罪的主线,都展现了一曲令人深思的社会政治与道德伦理悲剧。其情节如此之相似,以至于批评家欧文•豪说道:“没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的注视下》的写作难以想象”(Howe
82) 。
  相较一般读者对两部作品相似之处的兴趣,批评家们可能更为关注两部作品在相似背后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彼得•凯认为,两部作品讲述的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康拉德笔下“虚构世界”所带有的“种种标志”时时提醒着读者这只是一部小说,而《罪与罚》中陀氏的“直观叙事”却使得读者有时“可能忘记小说与生活之间的差别”( Kaye149) 。弗雷德里克•卡尔注意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不断地进出于人物的内心”,而康拉德则始终保持了“一种置身于事外的旁观态度”(Karl 678) 。乔斯林•巴恩斯和约翰•巴彻勒则分别指出,《在西方的注视下》可以说是对《罪与罚》的反讽,“两部作品的目的、气氛和形式截然不同”(Baines 370) 。前者在宿命论的基调之下表达了一种对于国家政治暴力的控诉和对于个体生存的道德关怀,而后者则以一种基督教的救赎精神贯穿始终,在对人性美德的肯定之中彰显了一种执着的宗教信仰(Batchelor 74) 。
  很显然,批评家们在评论两部作品的异同时各有侧重。这种侧重不仅从多个侧面揭示了两部小说在主题和细节上所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在康拉德的创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至关重要”(Howe 77) ,康拉德应该非常“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Knowles 323) 。但是,康拉德在生前却对影响一说很不以为然。他甚至对出版家爱德华•加尼特曾当面指出他作品中陀氏的影响痕迹而深感不悦。康拉德是否接受过陀氏的影响? 如果有,那么经过接受主体的“接受屏幕”和接受语境的双重过滤,这种影响在康拉德身上又发生了何种变形? 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从传统的影响研究方法切入还不够,还必须结合接受者的接受心理以及影响发生时的种种社会历史语境来加以细察。
  康拉德在创作《在西方的注视下》期间,身心都处于极度的痛苦与焦虑之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创作《罪与罚》时的境况也好不了多少。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他那段痛苦经历中汲取的是灵感和素材,并以那部“罪犯的忏悔录”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声名,那么康拉德则显然没有那么幸运。在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身体与精神的崩溃”之后,这部历经辛苦写成的作品并没有给他带来期盼中的读者的喜爱、“商业的成功以及摆脱经济焦虑后的那份自由感”( Page 106) 。《在西方的注视下》写于1907年,当时陀氏的作品还没有英译本。直到1912年,康斯坦斯•加尼特才第一次将陀氏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翻译成英文。
  因此康拉德对陀氏作品的了解应该先于康斯坦斯的英译本。康拉德到底读过陀氏的哪些作品,现在已无从了解,但在当时最有可能的途径则是通过法文或者波兰文译本。康拉德习得法语要先于英语。在批评家拉尔夫•马特罗看来,以康拉德对法语和法国文学的熟悉,他不可能不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陀氏在法国文坛的巨大影响(Kaye 220) 。在当年的法国, “陀氏小说的法译本很多,几乎所有法国主要的小说家都对陀氏产生了热烈的反响,他的作品也一时成了主流杂志讨论的热点”(Kaye 220) 。
  康拉德在读完康斯坦斯所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后,对译者的翻译技巧大加赞赏,却将小说本身贬得一无是处。他说道:“糟糕极了,这部作品印象之深刻,让人非常地恼火⋯⋯我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要代表的和想要揭示的是什么,我只知道,对于我来说,他太过于俄罗斯化了。这本书留给我的印象就像是从史前时期传来的恶毒的话语”( qtd. inKarl 70) 。康拉德的此番评论后来几乎成了批评家们研究他与陀氏复杂关系的经典旁注。__如果说,所谓“史前时期”是指康拉德的童年经历在其成年阅读体验中的一种投射,那么“太过俄罗斯化”则又似乎暗示了一种接受过程中决定接受者采取不同接受态度的语境因素。
康拉德四岁即随父母被沙皇政府流放。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不仅使他备尝生活的艰辛,更使他对俄国产生了一种无法言表的厌恶与仇恨。这种厌恶与仇恨的情绪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他在写作中做出了令批评家们看来都“有些任性的反应”(桑德斯701) 。《黑暗的心》中滑稽的俄国水手,“头戴一顶车轮似的大帽子”,“浑身上下打满了补钉⋯⋯上衣围着一条彩色的带子,裤脚管上绕着大红色边儿⋯⋯一张没胡子的孩子气的脸,像个马戏团的小丑” (康拉德,《青春———康拉德小说选》559) ;《间谍》里俄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像个发育得特别结实的婴儿”。而参事则是“一身黑衣服,一个秃头顶,两缕下垂的深灰色的鬓发⋯⋯面色苍白,一脸络腮胡子⋯⋯黑框夹鼻眼镜戴在塌鼻子上,粗密眉毛下面那双弱视的眼睛,凄惨地透过镜片一眨一眨”(康拉德,《间谍》11 - 21) 。
  康拉德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评价并非是他第一次表明对陀氏和俄国的态度。批评家彼得•凯认为,早在1912年出版《卡拉马佐夫兄弟》英译本之前,康拉德就“已经极富想象力地通过他的小说”,特别是1906年开始写的这本《在西方的注视下》对陀氏和他身后的俄国“做出了回应”(Kaye 136) 。康拉德在该书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各色人物在这个故事中都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并非是某种特殊的经历使然,而是基于一种对俄罗斯情况的一般性了解”(Conrad, UnderW estern Eyes 8) 。康拉德这里所说的“一般性了解”并非意味着他真的对当时俄国的情况缺乏深入的洞察。康拉德爱读报刊,上面常有一些有关俄罗斯时政的新闻。他的好友中有很多是俄国文学迷,加尼特夫妇不仅翻译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作品,还时常在家中举办宴会以招待一些来自俄国的革命流亡者。
从他们那儿,康拉德对俄国革命以及俄国国内专制暴政的了解比他幼年亲身经历的还要多。康拉德一方面对加氏夫妇对自己作品的积极评价心存感激,另一方面又对加氏夫妇将自己称为“斯拉夫作家”颇感不快。在他看来,将他与俄国作家进行“斯拉夫式”的比较,不仅伤害了自己“对英国和波兰的感情”,更代表着一种“将英国读者的欣赏品味‘俄国化’的倾向”(Kaye 129) 。康拉德从来就不愿意被贴上“斯拉夫作家”的标签,“他坚持他的作品只能在英语语言和法国小说艺术的光荣传统中来加以解读”(Kaye 124) ,他更愿意被读者看作是“一位沿袭福楼拜和莫泊桑所代表的冷静、自制与超然的欧陆传统的作家”(Kaye 119) 。
康拉德对陀氏与俄国的拒斥除了以上所谈的个人心理的动因以外,其实也与爱德华时代英国国内的某种保守主义文化语境有着潜在的关联。19世纪末期,英国社会逐渐滋生出了一种岛国特有的、并不断得到强化的民族褊狭性。这种褊狭性不仅意味着一种民族心态上的“自以为是”的骄傲与自负,更意味着一种在面对危机时的焦虑和彷徨。在很多英国人看来,“欧洲仿佛是一种传染病,而孤立却是值得称道的”(Hynes 311) 。这种社会的“情感结构”正如当时的英国海军大臣戈申所言,“我们孤零零地站立在那片被称之为孤立的土地上”(Hynes 307) 。戈申所说的“孤零零”和“孤立”既是指英国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就没有盟友的政治现实,也是指19世纪后半叶以来英国的那种越来越浓厚的倾向封闭的精神状态。“在英国的文化生活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现代欧洲的存在”(Hynes 313) 。在伦敦,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人聚会上,英国人都很难见到陀氏的《白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也看不到易卜生的《鬼魂》和法国印象主义的绘画作品,就连左拉和巴尔扎克的小说也被英国新闻检查局禁止出版。英国社会“好像是受到了检疫隔离一般,欧洲的新思想被排除在了英伦之外”(Hynes 308) 。英国社会意识的这种变化在康拉德的作品中显然也得到了清晰的显现。《间谍》动笔于1906年。在这部作品中,康拉德第一次涉及了俄国政治的主题。但那种“有限的涉及”似乎表明了俄国还只是“一种比较遥远的危险”(Hay 235) 。但是在1911年当康拉德在《在西方的注视下》中把俄国政治作为整部小说的背景之时,英国读者似乎已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俄国已经变成了“一种现实的危险”(Hay 235) 。康拉德因为国仇家恨而对俄国心存憎恶,同时他为了生存也必须写出符合读者“期待视野”的作品,以迎合社会“情感结构”中某种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倾向。他之所以很不情愿被贴上“斯拉夫作家”的标签,原因之一就在于如果他承认了对俄国有所了解,他的作品就很有可能被看成是“斯拉夫的赘生物”(Kaye 124) ,从而失去读者和出版商的青睐。
  利维斯在分析《在西方的注视下》时曾经说过,康拉德对拉祖莫夫内心世界的描述“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但同时也揭示出了“康拉德的基本立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代表的一切之间所存在着的天生不相容的疏离”(369) 。利维斯的评论实际上启示了我们应该在何种背景和何种语境之中来理解康拉德与陀氏及俄国的复杂关系。在批评家欧文•豪看来,陀氏的小说中仿佛隐藏着一种康拉德在年轻时候曾努力逃避,并且让他感到害怕的氛围和情感模式。陀氏仿佛就是那个给康拉德的祖国和家庭带来不幸的沙皇俄国的化身。
  一提起陀氏,就仿佛勾起了康拉德心灵深处“一段令人不安的记忆”,使他的内心总是翻涌着一种“隐隐约约的愤怒”(Howe 77) 。康拉德并非不能理解陀氏和他的作品,而是他根本就不愿意去理解。他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逃避,不仅要逃避“他父亲所代表的那个世界”,还要逃避“迫害他父亲的人所代表的那个世界”(Howe 78) 。康拉德要逃避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 在1905年写就的“独裁与战争”一文中,康拉德如此说道:“我们父辈时代的俄国,我们孩提和中年时代的俄国,那个彼得大帝遗留下来的俄国———那个幻想所有民族都由沙皇统治的俄国”都只是“坐在恐惧和压迫的碑石之上”的一个“疯子大脑里的幻想” (《文学与人生札记》108) 。“今天的俄国无权就涉及人类未来的任何问题发表意见,因为从一开始,野蛮地破坏尊严、真理、正直和所有人性中虔诚的东西就成了她存在的必备条件” (《文学与人生札记》116) 。“俄国强权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它像幽灵一样存在,又将像幽灵一样地消失”(《文学与人生札记》109) 。康拉德的俄国显然是与专制、暴政、“道德败坏和精神黑暗的奴隶制”联系在一起(康拉德,《文学与人生札记》108) 。这种意象和陀氏的俄国可谓是截然相反。如果说在陀氏心中,俄国是“一座燃烧着基督教希望与启蒙的灯塔”,是 “救赎整个欧洲的源泉”和“未来最美好的梦想”(Kaye 138) ,那么在康拉德的心中,俄国则是横亘于“东西方之间的一个无底的深渊”(康拉德,《文学与人生札记》118) 。在这个深渊中,“泛斯拉夫主义和征服宇宙的梦想与对西方思想的仇恨和蔑视交织在一起,像迷雾一般无力地飘浮着”,它不仅“吞噬了所有仁慈的希望”,也吞噬了“所有良心中赎罪的低语” (《文学与人生札记》118) 。康拉德对俄国的厌恶在表层看来是童年经验在成人心理中的一种投射,但从本质上而言却意味着一种对专制的、道德沦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否定与拒绝。
  在康拉德看来,俄国无任何优点可言,那种“野蛮、无法无天和东方化”的文化模式和社会体制都是他所执着追求的“理智与秩序”的敌人(Howe 86) 。康拉德对陀氏可谓是极其厌恶,但是他对同为俄国作家的屠格涅夫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在翻译家康斯坦斯•加尼特看来,康拉德与屠格涅夫之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共鸣。康拉德本人也曾经告诉哲学家罗素,“屠格涅夫是他唯一喜爱的俄国作家”(转引自罗素__302) 。和屠格涅夫一样,康拉德也偏爱冷静与节制。在他看来,“节制是艺术的一种必然状态。为了达到有效的写作效果,一个作家应该抑制他的情感,他的愤怒,甚至是他自己的道德信仰”(Kaye 126) 。康拉德是现代小说技巧革新的开拓者,但是,不论他以何种方式讲述故事,他叙事的声音都从未失控过。而陀氏的笔法却完全不同。陀氏“仿佛是在风中写作”(Kaye 15) , 他似乎生性就具有“一种要将所有的东西都倾泻而出,直到精疲力竭的写作习惯”(《西风读书吹哪页:纽约时报百年书评精选》18) 。他的笔触就“像是俄国的天气那样爱走极端,时而激情迸发,狂欢起舞,时而又坠入郁悒、沮丧的‘思想晦暗’之中”(Howe407) 。的确,屠格涅夫的委婉细腻与陀氏的近乎无节制的情感主义在康拉德的审美视域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当康拉德以这样的艺术准则来衡量屠格涅夫和陀氏时,前者无疑就是一位深谙“形式上的微妙与节制感”、代表着小说领域中“最完美榜样”的楷模,而后者则只可能是一堆毫无美感可言的“软塌塌的布丁”的制作者(Hynes 336) 。
  除了以上所谈审美理念上的差异,康拉德之所以如此认同屠格涅夫而拒斥陀氏,还与屠氏与陀氏两人的政治立场以及他们对“西方”的不同态度有关。屠格涅夫大学毕业后即赴德国攻读哲学和历史,之后又长期旅居巴黎。而康拉德17岁即来到法国, 29岁又加入英国国籍。两人都长期生活于西方。这种经历不仅使他俩都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和浸染,更在潜移默化中都培育了一种对于西方文化的精神认同。屠格涅夫在当时俄国作家群中是出了名的“西方派”,他主张“博爱精神、人道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康拉德,《文学与人生札记》54)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恰好相反。陀氏是一个激进的、持“根基论”的“亲斯拉夫主义者”(Knowles 95) 。他总是带着一副变色眼镜以一种怀疑和批判的眼光看待欧洲的一切,他不仅“贬低波兰人,对波兰的民族独立也没有同情之心”(Knowles 95) 。正是这种对待西方的不同态度,不仅导致了陀氏与屠氏两人思想的决裂,也潜在地决定了康拉德在接受他俩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同的接受倾向。
  在康拉德的接受视野中,陀氏似乎始终是一位“抽搐的、被恐怖缠绕的”斯拉夫人(康拉德,《文学与人生札记》155) ,而屠格涅夫则是一位“安详的”、“颇受英语世界同情和欢迎”的“西方艺术家”(《文学与人生札记》155) 。可以说,陀氏和屠氏代表了康拉德心理世界中的情感两极,他们互为他者,从前者身上折射出的是康拉德对“俄国性”(Russianness)的强烈反感,从后者身上映照出的则是康拉德对西方文化模式与道德政治模式的精神认同。康拉德与陀氏的关系即是一种单向性的拒绝关系吗? 批评家诺斯和摩尔对此提出了新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康拉德对俄国的态度也许比他自己承认的要更为矛盾”(Knowles 323) 。在彼得•凯看来,当我们论及康拉德对陀氏的拒绝之时,用“压制”一词显然比用“厌恶”一词更能体现出一种丰富的心理内涵(Kaye 119) 。康拉德一旦认识到了自己和陀氏之间存在着相类似的小说领域,他内心之中的憎恶就益发强烈。他无法容忍对方作品中的那种四溢的激情,因为那些激情也正是他在创作中努力压制的。彼得•凯的分析实际上指出了当下康拉德与陀氏比较研究中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倾向,即对两者之间的差异以及差异背后的“俄国因素”重视较多,而对两者之间的心理相似之处以及由此引出的心理分析问题关注较少。①和彼得•凯持相似观点的还有批评家莫夫和欧文•豪。莫夫认为,康拉德对陀氏的憎恨恰恰证明了陀氏对他影响的存在。这种憎恨从本质上而言代表了一种对“与自己相类似的人”在情感上和心理上进行认同的拒绝(Morf 93) ,而欧文•豪则指出,陀氏可以说__是代表了康拉德内心深处的一种“黑暗、惶惑与疯狂的终极力量”(77) 。无论康拉德对他有过何种否定拒斥的言论,但康拉德从未将他“鄙视为庸才”(77) 。对于康拉德而言,陀氏与其说是一位“深陷于激情和混乱主题的作家”( Kirschner 252) ,一个充满着“危险与诱惑”、具有“魔鬼般超凡力量”的恶魔(Knowles 375) ,还不如说是他精神世界中一个“最难对付的敌手”(Curle 28) 。
  康拉德在《在西方的注视下》的序言中曾经说过,这部作品所表现的“并非是俄罗斯的政治状况,而是俄罗斯的心理”(Conrad, UnderW estern Eyes 7) 。康拉德这里所说的“心理”既是指政治暴力对于现代人所产生的精神压力,也可以理解为康拉德的自我在面对陀氏及俄国影响时所产生的那种复杂和矛盾的心理感受。有批评家指出,康拉德的心理是属于 “直觉型”的。这种心理类型不仅使他具备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创作才能,同时也使他的人格在现实表现中呈现出一种悖论的状态。康拉德“一面鄙视那可怕的俄罗斯人的灵魂,另一面又为之所吸引”( Sherry 108) 。他一面憎恨陀氏所代表的一切,另一面又在这种憎恨之中 “强烈地暗示了”一种心理上的“隐秘的相似性”(Kirschner 252) 。“陀氏仿佛就是康拉德的撒旦,但他更像一面镜子,一个秘密的分享者,一种康拉德投射内在自我的罗尔沙赫氏测验。”(Knowles 95) ②康拉德曾经对好友高尔斯华绥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像海一样的深” ( qtd. inMorf 94) 。从他的这番话中我们不难听出一种对于“敌手”的“尊敬”之情,更可以体会到一种“对于敌手力量的欣赏”(Morf 94) 。或许正是这种“欣赏”,不仅使得康拉德“比起其他任何用英语写作的作家,更加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Kaye 119) ,更能够理解他的才华,而且使得康拉德成了当年英国国内“唯一一位能认真关注陀氏作品的政治、伦理和道德语境的小说家”(Kaye 120) 。
注解【Notes】
① 1912年7月30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书评曾这样写道,康拉德是“一个比我们当中任何人都更了解俄罗
斯作家的人”。他在《在西方的注视下》中使用了与俄国作家相类似的情感主义的创作手法。但是小说主
人公拉祖莫夫的性格塑造体现了康拉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大不同,这种不同所体现的差别“是欧洲贵
族和俄国农民的差别”,也是“两个世纪的差别”和“文明的欧洲和野蛮的俄国之间的差别。”见《西风读书吹哪页:纽约时报百年书评精选》18。
②《秘密的分享者》是康拉德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作品通过探讨主人公的精神危机和自我拯救,展现了一个由自我分裂到自我发现再到自我证明的精神成长历程。罗尔沙“赫尔测验”又称罗夏(墨迹)测验,即把患者对10种标准墨迹的解释作为判断其情感、智力和性格的投射测验。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ines, Jocelyn. Joseph Conrad: A Critical B iography. London: Weidenfeld &Nicolson, 1960.
Batchelor, John. The Edwardian N ovelists.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L td. , 1982.
康拉德:《文学与人生札记》,金筑云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0年。
[Conrad, Joseph. N otes on L ife and Letters. Trans. J in Zhuyun, et al. Beijing: Chinese L 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0. ]
———: 《间谍》,张健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2002年。__[ 222.
The Secret Agent. Trans. Zhang J ian. Beijing: Foreign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2. ]
222.
UnderW estern Eye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0.
———:《青春———康拉德小说选》,方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年。
[ 222.
Youth: Selections of Conrad’s Fiction. Trans. Fang Ping,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7. ]
Curle, Richard. The Last Twelve Years of Joseph Conrad. London: Samp son Low, Marston & Co. , 1928.
Hay, Eloise Knapp. The Political N ovels of Joseph Conrad: A Critical S tudy.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63.
Howe, Irving. Politics and the N ovel. New York: Horizon Press, 1957.
Hynes, Samuel. The Edwardian Turn ofM ind. London: P IM ICO, 1991.
Karl, Frederick R. Joseph Conrad: The Three L ives:A B iography. London: Faber & Faber, 1979.
Kaye, Peter. Dostoevsky and English M odernism , 1900 - 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9.
Kirschner, Paul. The Psychologist as A rtist. Edinburgh: Oliver &Boyd, 1968.
Knowles, Owen, andMooreM. Gene. Oxford Reader’s Com panion to Conrad. Oxford: Oxford UP, 2000.
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2年。
[Leavis, F. R. The Great Tradition. Trans. YuanWei. Beijing: 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 td. , 2002. ]
Morf, Gustav. The Polish Heritage of Joseph Conrad. London: Samp son Low, Marston, 1930.
《西风读书吹哪页:纽约时报百年书评精选》,崔权醴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出版社, 1998年。
[ The N ew York Tim es B ook Review 100 Years. Trans. CuiQuanli. Beijing: All2China Associ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Publishing House, 1998. ]
Page, Norman. A Conrad Com panion. London: Macmillan;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86.
伯特兰•罗素:《罗素自传》第一卷,胡作玄赵慧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年。
[Russell, Bertrand. B ertrand Russell: Autobiography. Vol. 1. Trans. Hu Zuoxuan and Zhao Huiq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2. ]
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谷启楠韩加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
[ Sanders, Andrew.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 iterature. Trans. Gu Qinan and Han J iaming. Beijing:
Peop le’s L 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0. ]
Sherry, Norman. Conrad: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 td. ,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