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对托尔斯泰的复杂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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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0月28日，托尔斯泰以82岁高龄从家中出走，在寒冷的路途，在一个无名小站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几天。

此时远在意大利的另一位俄罗斯杰出作家高尔基，却对托尔斯泰的“出走”行为“恼怒起来”。他马上给著名作家柯罗连科写了一封长信，认为托尔斯泰的出走，不过“就是他的那种想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生活变成‘我们的神父贵族列夫圣者的生活’的专制的，顽固的倾向”的表现罢了。这封信，用高尔基自己的话说，是“一封最恶毒的信”。可没等信写完，便传来了托尔斯泰逝世的消息，这又使得高尔基不仅大大改变了笔触，更“绝望地大哭，整天一直在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哭得这样伤心，这样难受，这样厉害……我没有想到，我是这样深厚和强烈地热爱托尔斯泰这个人！”这相互有些抵触的态度，充分显示出高尔基对托尔斯泰的复杂心情。

一

从年龄看，高尔基与托尔斯泰不应当有多少联系——他们之间相差整整40岁。当高尔基刚刚出生时，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已完成并出版；当高尔基还在“童年”的悲苦中挣扎时，托尔斯泰又以《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作品一次次引发强烈震动……

1889年4月，正在俄罗斯大地漫游的高尔基，代表几位与自己有相同命运的铁路工人，给托尔斯泰写过一封信：“于是我们向您求援，据说您有许多还没有耕种的土地。我们请求您给我们一块这样的土地。”当时托尔斯泰宣传“平民化”、“接近人民”的社会道德理想，他的追随者中有人便创办了农民移民区。这封信，就是向往独立个人劳动来达到解放的高尔基的冒昧“求援”。这样的信，托尔斯泰一天不知道收多少封，所以未予理睬。1900年元月，高尔基以一个有前途的新进作家身份，再次拜访了他仰慕已久的托尔斯泰。

这次见面，双方总体上还是满意的。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高尔基来访，我们谈得很投机。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真正的人。”而高尔基，兴奋是毋庸置疑的。他在给契诃夫的信中说：“当他开始谈话的时候，我倾听着，大吃一惊。他所说的一切都是非常朴素和深刻的……看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虽然我决不认为他是大自然的奇迹。一看见他，就非常愉快地感到自己是一个人，并且意识到，一个人也可以成为列夫·托尔斯泰……他待我非常好……”

但是，长期平民的生活也使高尔基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与托尔斯泰家贵族气氛的不谐，他不修边幅的衣着与这里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高尔基还是为这位伟人的朴素与诚挚感染，回去之后，他很快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谢谢您对我讲的一切，衷心地谢谢！看见您，我很高兴，也为此感到自豪。我知道，您待人朴实而真诚，但我没料到，说实话，您待我恰恰是这样好。”

托尔斯泰在回信中，也对高尔基本人，表达了他的喜爱之情：“我非常非常高兴认识您，还因我爱上您而感到高兴……我喜欢您的创作，而我认为您比您的创作更好些。我对您说出这样的恭维话，其价值，主要在于它是真诚的。”

托尔斯泰对高尔基的确较为重视，1901年4月，因撰写、发表传播呼吁书“煽动工人”，高尔基被逮捕。许多俄国人士对高尔基表示了声援，托尔斯泰找到内政部的一个同学和另一位奥登堡斯基公爵，帮助高尔基获释出狱。高尔基因此写给托尔斯泰一信：“谢谢您为我奔走斡旋……再一次谢谢您！很对不起，这整个浪费时日的事牵累了您。”

二

就在这一年11月，高尔基因病到俄国南部的克里米亚疗养。在这里，他与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有了一段密切的交往。交往的情景，高尔基陆续写入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和《安东·契诃夫》之中。

这一段时间，高尔基常常去访问托尔斯泰。与托尔斯泰的交往，使他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敬慕又不安的复杂情绪。“托尔斯泰倘是一尾鱼，他一定是在大洋里面游泳，绝不会游进内海，更不会游到淡水湖里。”“他好像是一位神——他是一位‘坐在金色菩提树下的枫树宝座上面的’俄国神，他并不十分威严，可是他也许比所有其他的神都更聪明。”

但是，托尔斯泰的许多思想以及对作品的评论却让高尔基很不舒服。由于长期生活在底层，高尔基对现存的生存状态有一种天然的反叛情绪。他甚至这样说：我喜欢那些愿意使用任何手段（即使是暴力也好）去反抗人生之恶的积极人物。针对这一点，托尔斯泰拉着高尔基的胳膊大声地说：“然而暴力就是主要的恶！”

托尔斯泰对作品的批评也令高尔基非常恼火。高尔基曾把自己写的戏剧《在底层》念给托尔斯泰听。托尔斯泰听后不客气地评论：“您的戏里把您自己的话说得太多，所以在您的戏里面没有人物，所有的人全是一样的。您大概不了解女人；您没写成功一个女人，连一个也没有。人们不会记得她们的……”

针对高尔基的语言，托尔斯泰不止一次表示不满：“您的语言，它很巧妙，而且过于做作。”“不过您的用字遣词却并不高明。所以您的那些农人讲话都太聪明了。在实际生活里他们讲的话都很蠢，而且次序颠倒，不相联贯，你起初一听，简直不懂他们想说些什么……在您的每篇小说里面都有自作聪明的人们的大聚会。他们全用警句谈话，这也是不对的……”

高尔基后来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自己与托尔斯泰接触时的矛盾心情：“我不能够跟他同住在一个宅子里面，更不用说同住在一间屋子里面了。这好像在沙漠里面一样，在那儿太阳把万物都烧光了，现在它自己也要烧尽了，这时候它却使人感到威胁：一个无穷无尽的黑夜就要来了。”

这种感受使高尔基与托尔斯泰相别后再也没有什么联系。距离使他无法直接体会托尔斯泰的人的特别魅力，而从报刊见到的托尔斯泰的言论却彻底激怒了高尔基。

三

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对赤手空拳的工人队伍血腥屠杀，目睹了这一情景的高尔基愤怒到极点，他当即起草了《告全国公民及欧洲舆论界书》，两天后，高尔基被捕。经知识界及群众呼吁，一个月后被释放。但一出狱就读到托尔斯泰关于俄国革命答复美国记者询问的文章《论俄国社会运动》。这篇文章以托尔斯泰晚年的一贯立场，认为这种“暴力的道路”是决不能达到为人类谋福利的，他甚至指责说：“我认为这样的活动是不合时宜的，幼稚无知的，不正确的……和有害的。”

对于目睹血腥场面的高尔基，他的愤怒可想而知。他立即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锋利的信：“您名字的魅力是伟大的，全世界所有识字的人都在倾听您的话……但是，您向全世界讲到目前在俄国发生的事件的那些话，却迫使我出来反对您。”

高尔基激愤地说：“我个人坚定地向您和那些对您的言论会信以为真的人声明，您已经不了解我们祖国的普通工人现在过着什么日子，您不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您不能说出他们的愿望——自从您不再倾听人民呼声的时候起，您已丧失了这个权力。”

他讥讽地说：“伯爵，一个在自己国家不幸的日子里边还能够致力于自我完善的人，是会给一切珍视真、美和自由的理想的人留下一个毫无良心的假善人和伪君子的极坏印象的……”他把托尔斯泰的话奉还了回去：“您在《泰晤士报》上的信不仅是不正确的和幼稚无知的，而且也是有害的。”

这封本打算公开发表的信，终于搁置了下来。但托尔斯泰的思想和行为，却一再引起高尔基的不满。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由此和以后的高尔基文章可以看出，他对托尔斯泰的思想行为和其作品及人格的评论，仍有着极大差异。

在高尔基撰写的《俄国文学史》中，他这样评论托尔斯泰的思想：“托尔斯泰在对社会的态度上是反动的……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思想界中反动思潮的最先的表现者……他关于一切生活的想法——不仅是关于俄罗斯生活的想法——也是深深地反动的……哲学家托尔斯泰的思想，对于我们国家是显然有害的……”

但就在同一本书中，当“让我们转论到艺术家兼小说家托尔斯泰，在这领域内，他却是真正伟大而功勋彪炳的。”而且“不认识托尔斯泰，就不能认为自己认识祖国，也不能认为自己是个文化人。”

高尔基这种思想和艺术截然劈开的分析，是否符合托尔斯泰的实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他们之间因时代差异，尤其生活背景、经历差异导致的交往中的快与不快，很容易影响到高尔基的判断，从而产生出仰慕又恼怒的情绪，这对于略微了解艺术家间交往，甚至普通人之间交往的读者，都是不难体会的。

他是我的老师

他们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所以在理论上产生了很多大的矛盾

玉在椟中

实际的生活际遇，对作家的思想形成和其作品的价值取向影响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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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尔基的成长三部曲来看，如果把高尔基放到托尔斯泰那个环境里去的话，两个人不会有多少区别，因为两个人是用同一种材质做出来的，都是非常的健康，对自然都有着异常的爱，对真都极其重视。那篇我不能沉默两个人都是可能写出来的。归根结底他们是与陀这样的人两样的，他们都没有尝过陀那么深的痛苦和分裂。癫痫造就了陀啊。
不过有人总喜欢否认托缺乏思想，或者说思想缺乏深度，即使是别尔加耶夫也这样的人也这样认为。我倒觉得两个人只是方向不同，陀的主题总离不开自由、分裂与上帝，是世界的思想，托则与卢梭一脉相承，总是一以贯之的人的变化，被环境改变了的人，变成兽的人以及从兽变回人的人，这些集中反映在诸涅赫留多夫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