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卜伽丘与《十日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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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卜伽丘的《十日谈》，仿佛在欣赏一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市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书中纷繁的角色，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似上演了一幕幕或喜或悲、妙趣横生的话剧。  
  

  

    这以后，他作为一个学者，转向学术研究工作，改用拉丁文写作。应该说，卜伽丘仍然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只是已失去了战斗的锋芒。他研究希腊文学，著有《神谱》十五卷，可说是古代神话的百科全书。通过他的努力促成，欧洲第一次有了荷马史诗的（拉丁文）译本。他致力于研究但丁的《神曲》，1373年，最后一次修订他的《但丁传》。晚年公开讲学，主持《神曲》讲座。在传布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扩大文艺复兴的影响上，卜伽丘作了不少工作，但和他前期的文学活动比较起来，成就不算太高。

　
    1362年，有一个狂热的苦修教派（Cartbusian）的天主教憎侣，在临死前派遣另一个苦修教派僧侣，对卜伽丘进行咒骂、威胁、规诫，使他在精神上产生了极度的震动。他忏梅了，愿意弃“邪”归“正”了，甚至要把《十日谈》和他的其他著作都付之一炬，把他收藏的书籍都卖了；他还打算皈依教会，这样就将彻底抛开了人文主义者的立场。幸而他为彼特拉克所劝阻。l374年，他的好友彼特拉克病逝，这对于他是精神上的重大打击。第二年冬，他在贫困和孤独中离开人间。

    1471年，《十日谈》在威尼斯出版，这是这部巨著的最早版本，当时欧洲才开始使用印刷机；接着在1472年、1478年，又相继在曼杜亚等城市出版。1492年威尼斯又出版了《十日谈》的第一个木刻插图本。总之，在十五世纪，《十日谈》印行达十版以上；在十六世纪又印行了七十七版。这充分说明了这部以新的文学形式出现的短篇小说集在当时深受欢迎的情况。

    《十日谈》又被译成西欧各国文字，1620年，英国出版了根据法译本转译的英译本；这以后的三个多世纪里又先后出现了不下于十种英译本。在英国，没有一本意大利文学作品引起翻译家和读者这样浓厚的兴趣。

    《十日谈》对十六、十七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乔叟的名著《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在全书的艺术构思上受《十日谈》的启发，其中有三个故事（管家的故事，学者的故事，商人的故事）取材于《十日谈》。法国玛格利特·德·那伐尔的《七日谈》（1559）更是在格局上完全模仿《十日谈》的一部故事集。英国莎士比亚写于十六世纪早期的两个喜剧《辛白林》、《善始善终》，那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来自《十日谈》。法国莫里哀根据《十日谈》的第七天故事第四写成喜剧《乔抬·唐丹》(即《受气丈夫》1668)。德国启蒙时期的莱辛，把《十日谈》中的“三个戒指”的故事接过来，写成诗剧《智者纳旦》(1779)，反对宗教歧视和民族仇恨，宣扬信仰自由。此外，象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维加所写的两个喜剧。法国的寓言诗人拉封丹所写的《故事诗》，以及英国的诗人锡德尼，德莱顿，济慈，丁尼生，美国的诗人朗费罗等都曾经从《十日谈》里取得了他们的作品的题材。

    当然，历史上的反动派对于这部巨著却是十分憎恨。1497年，在天主教会发动的一次宗教狂热中，不少珍贵的《十日谈》版本，和其他文学艺术作品，都作为“诲淫诲盗”的东西，被扔在佛罗伦萨的广场上，付之一炬（《十日谈》的最早版本流传下来的因之非常稀少）。1573年，佛罗伦萨出版了一种教皇钦定的《十日谈》删节本（Giunti版），把里面干坏事的僧侣全都改为俗人。1582年法国出版了萨维亚蒂（SalViati）译本，对于原著也是这样煞费苦心地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工作。“院长的苦修”（第一天故事第四）中的小修士和他的院长变成了小伙子和他的尊长，本来是修道院，变成了一座伺奉邪神的庙字。发生在女修道院中的“哑巴的故事”（第三天故事第一）给搬到了妻妾聚居的东方后宫。“小修女的故事”（第九天故事第二）的地点也同样地搬动了。“天使出丑”（第四天故事第二）中出丑的并不是神父，而是一在俗的人。如此等等，都说明了历史上的反动派及思想保守的人对于这部巨著的害怕。

    卜伽丘原来安葬于他的故乡切塔尔多的教堂的坟地里，可是后来他的坟墓竟披天主教会挖掘掉，墓碑也被扔掉，他们并没有因为卜伽丘晚年的忏悔，屈服于宗教势力而宽恕了他1818年，英国诗人拜伦游历意大利，凭吊古迹时，愤怒地提到：

    甚至他的坟墓也横遭挖掘,

    听凭疯狗般的狂人的凌辱，

    他竟不能和普通死者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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