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传》[日] 鹤见祐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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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传》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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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和鹤见祐辅的《拜伦传》

一

英国诗人乔治·戈登·诺艾尔·拜伦（ＧｅｏｒｇｅＧｏｒｄｏｎ　　Ｎｏｅｌ　　Ｂｙｒｏｎ，１７８８—１８２４）是举世公认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那些风雷驰骤、波澜壮阔的诗篇，在他生前便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他死后一百多年来也一直在全世界饮誉不衰。拜伦是伟大的诗人。然而，更重要的，拜伦是伟大的革命家。他站在他那个时代的战斗前列。他是法国大革命伟大理想的忠实继承者和捍卫者。他为了自由、民权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奋战一生。他坚决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和贵族寡头的反动统治。他揭露和声讨一切奴役本国人民、奴役其他民族的霸主和暴君。在“神圣同盟”瓜分和宰割欧洲
的反动时期，他是欧洲各国进步势力反对“神圣同盟”的思想领袖。在意大利。他成了意大利革命政党“烧炭党”的重要活动家之一。在希腊，他被推举为希腊独立军一个方面军的总司令。最后，他为了希腊的独立自由而死在光荣的战斗岗位上。正由于如此，歌德才说他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天才”，普希金才称他为“思想界的君王”。鲁迅先生曾坦然承认：他自己早期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和“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精神，都是从拜伦那里学来的。苏曼殊说，“善哉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郑振铎说，“我们爱天才的作家，尤其爱伟大的反抗者。所以我们之赞颂拜伦，不仅仅赞颂他的超卓的天才而已。他的反抗的热情的行为，其足以使我们感动，实较他的诗歌为尤甚。他实是一个近代极伟大的反抗者！……诗人的不朽，都在他们的作品，而拜伦则独破此例。”这些话都足以表明：作为革命家的拜伦，较之作为诗人的拜伦，更为令人景仰，催人振奋。

当然，在拜伦的思想、生活和作品中鲜明地显现出来的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这也是无需替他讳饰的。

二

鹤见祐辅（１８８５—１９７３）是本世纪日本知名的作家和评论家。他的《思想·山水·人物》一书曾由鲁迅先生译为中文（选译）。他的这本《拜伦传》，似乎主要是取材于法国莫洛亚的那本著名的《拜伦传》（１９３１），同时也酌采了托马斯·穆尔等人所写的拜伦传记。不过，鹤见这本书决不仅仅是莫洛亚书的缩写。在不少问题上，作者都有自己的见解；此外，他还订正了莫洛亚书中的某些事实讹误。

我们认为，鹤见这本《拜伦传》的优点在于：作者掌握了比较丰富的材料，对拜伦的一生事迹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对拜伦诗歌的渊源和继承关系也作了扼要的论述；叙事生动有致，文笔摇曳多姿，情趣盎然，风华掩映，能够吸引读者。它的篇幅不像莫洛亚书那样长，作为通俗读物是较为适合的。然而，这本书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主要的问题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歪曲了、甚至抹煞了拜伦的革命家的面目。

对于拜伦一生中重要的革命活动，它不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就是有意无意地歪曲其动机，缩小其意义。

１８１１—１８１２ 年，英国爆发了名为“卢德运动”的工人武装暴动。反动政府出动军警，厉行镇压。拜伦于 １８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国会演说，热情为暴动工人辩护，揭露和谴责英国政府的反动政策。这是拜伦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对拜伦这篇震烁一时的著名演说，这本书中竟连一个字也没有引用。而发表这篇演说的结果呢，据作者说，只是使拜伦得到了荷兰德勋爵等大贵族的赏识，使拜伦取得了走进伦敦“上流社会”社交界的“通行证”。这样一来，为暴动工人仗义执言的正义行为，就变成了个人追名逐利的“登龙术”。试问：这不是歪曲又是什么呢？对拜伦支持暴动工人这件事，本书中曾两次提到，加在一起不过四百多字。而对于同一年（１８１２ 年）发生的拜伦与卡罗琳·兰姆之间的爱情纠葛，作者花费了多少笔墨呢？四千多字！超过前者十倍！厚此薄彼，如此鲜明，
这也可以看出作者兴趣之所在了。

拜伦在意大利的六年中间，曾经积极参加烧炭党的革命活动，并成为该
党地方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从拜伦本人的日记和别人所写的回忆录中，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大量事实材料。如果传记作者本人也是一个革命的同情者，那么，他对拜伦的这一段革命历史本来是应该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而鹤见这本书又是怎样呢？对拜伦的这些革命活动完全不提当然不行，于是，在几处地方蜻蜓点水式地提了一下，却又把拜伦参加这些革命活动的动机歪曲为谈情说爱谈厌了，想要寻求一些新鲜刺激。试问：如果这不是传记作者的阶级偏见，又是什么呢？

作者对拜伦与特瑞萨·归齐奥利的恋爱生活津津乐道，为之特辟专章。但是，对待瑞萨星烧炭党人这一点却绝口不提。特瑞萨的哥哥彼得罗·甘巴是烧炭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拜伦正是通过他们兄妹，才得以接触以至进入烧炭党的领导层，作者对此更是绝口不提。彼得罗·甘巴，不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后来在希腊，都是拜伦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而鹤见这本书中对他的名字几乎没有提到过，偶尔提到时，也决不肯指出他的革命活动家的身份。对于拜伦亲赴希腊、参加希腊独立战争这件大事，作者当然不能不叙述，而且不能不用专章来叙述。然而，拜伦究竟为什么要去希腊参战？照作者的解释，是因为拜伦不甘心作为诗人而老死牖下，他要“实行！实行！实行！”

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受人崇拜的英雄。把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说成是拜伦去希腊参战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动机，显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现存的拜伦歌咏希腊的若干首诗篇，现存的有关拜伦后期生活的若干种回忆录，都可以驳倒鹤见的这种“英雄动机论”。

诚然，拜伦身为贵族公子，他的思想、生活和作品都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他的生平活动（也包括他的革命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他的私生活也放浪而不自检束。这些，都不需要也不应该“为贤者讳”。然而，在这本面向广大读者的通俗传记读物中，作者一方面对拜他的那些革命活动是如此借墨如金，另一方面，对什么“随身骑士”啦，什么“滑脚落水”啦，什么“掉在苹果树下的一只拖鞋”啦，以及什么“我的男人当王八，你的男人也当王八”啦，却又如此笔酣墨饱，兴会淋漓，连篇累牍，一唱三叹。试问：如果这不是在展示作者自己的并不怎么高尚的趣味和情操，又是什么呢？

作者对拜伦抨击华兹华斯是大不以为然的。他似乎根本没有看出（或是装作没有看出）拜伦与华兹华斯之间的斗争首先是一场政治斗争，是政治上的革命派与保守派（姑且不说是反动派吧）之间的斗争，而力图把它说成是不同诗风、不同诗派之间的斗争，甚至只是私人意气之争。而且，据作者说，１８１６ 年在日内瓦，拜伦接受雪莱的劝告，潜心攻读华兹华斯的“高雅温柔的作品”，大受感化，悔改并克服了自己原先的森严与暴烈，而复归于淡泊与
平和。倘若事实果真如此，拜伦既已在 １８１６ 年幡然憬悟，觉今是而昨非，皈依到华兹华斯的门下，那么，为什么他在 １８１８ 年以后所写的《堂·璜》中，又对华兹华斯作那样猛烈的抨击呢？作者如何解释这一彰明昭著的事实呢？对于雪莱，作者似乎是赞美备至；其实，同样也歪曲或抹煞了雪莱的革命家的面目。在作者的笔下，雪莱或是神游物外，一尘不染，严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仙灵；或是一派天真，混沌未凿，近乎婴儿或白痴。这和那个热情如火的革命预言家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凡此种种，绝非偶然。

拜伦毕生为自由而战，为反对专制暴政而战。鹤见也是一个醉心于自由主义而对专制政体颇有非议的人。从这方面来说，他的思想与拜伦有一脉相通之处。然而，拜伦生当十九世纪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神圣同盟”在欧洲肆虐之时，他挺身捍卫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和理想，揭橥自由和民权的旗帜，并终生为之奋战不懈，他便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的革命战士。鹤见的时代比拜伦晚了一个世纪，星移物换，地转天旋，他却仍然株守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他毕生与革命毫无因缘，他对十月革命、对欧亚各国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持怀疑以至否定的态度，这样，他就不仅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而且势必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从这方面来说，他恰恰背弃了拜伦的革命精神。明乎此，他对拜伦那些光焰逼人的革命事迹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忌或歪曲，也就不足为奇了。姑且借用鹤见自己爱用的宗教术语来说吧：站在“小乘”立场上的自由主义学士文人，是无法真正理解站在“大乘”立场上的革命诗人和革命战士的。

三

译者陈秋帆同志将本书译为中文，是在四十年代初期，到现在已有四十年了。这个译本在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都曾出版过。现在，我们对这个译本作了较大幅度的修订，予以重新出版。书中引用拜伦的诗较多。鹤见祐辅把它们译成日文时，颇有误译或妄加增饰之处，中译者又据这样的日译文转译成中文，与拜伦英文原诗相比，几乎已面目全非。因此，书中引用的拜伦诗句，绝大多数我们都据英文原诗重新译出，使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比较接近原诗，但并未严格遵循原诗的格律音韵。日文原书引用的拜伦诗句更多些，其中有一部分，中译者认为与正文关系不大，在翻译时略去未译，这些，我们这次也不再补入。

人名和地名的音译都改用现在的通译（多依据 １９７９ 年版《辞海》和 １９８１
年版《世界地名词典》）。

书中出现的英国史、欧洲史以及欧洲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和地名很多，这是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阅读本书时的一项困难。如果一一加注，并非轻而易举。既然译者没有做这项工作，只好暂付阙如。这次我们所加的少数注释，只限于拾遗补阙，指出书中的某些讹误。


易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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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

一

“灵魂比剑更强。”

这是拿破仑的话。

被天下当作百战百胜的将军的拿破仑，其实在他看来，战争是“从”，外交是“主”；不，外交是“末”，思想才是“本”。

所以，他在作战之前，必定发一大篇宣言，来唤起国内外的思想；作战以后，又必定发一大篇声明，来擒获战败的敌人的心。为什么？因为他以为永久的解决，只有靠思想才能够达成。

最深刻地鼓动人类思想的，是大宗教家和大诗人。拜伦挥动他那热烈如火的诗笔，震撼了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他的声音像天的声音一样，穿透了地上万民的心胸。他的真实，以宇宙
大真实的威力，降落在一般大众的头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的民众运动，几乎可以说是从他所鼓吹、所刺激的热情里面喷涌出来的。

统一德国的英雄俾斯麦，一生也没有离开过拜伦的诗集。

统一意大利的伟人加富尔，是拜伦诗集的热爱者。
意大利统一的“心灵之父”马志尼，是哭着读拜伦诗集的一个。
近代法国民主自由运动的思想源泉雨果，是从拜伦的诗文里面，吸取了营养的。

这就是使得诗圣歌德说拜伦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天才”的原因。
可以想见，经过拜伦笔下流出来的灵魂的力量，是怎样的雄浑博大。
只要人类还没有失去对自由、爱国、民族独立和个性发扬的思慕与渴仰，
诗人拜伦的气魄便会永久地阔步在大地之上。

二

“天无声，使人言之。”
这是大诗人的事业。
只有大诗人才有能力把那些郁闷在地上亿万人的胸中，可是谁也不能表
现出来的东西，以纯真的直观，一气了悟，而且抓住它投向世界亿万人的头上。
拜伦能够像变更十九世纪欧洲地理的力量一样，震撼了志士仁人的心魄，就因为他的声音是天的声音，他的感觉是全人类的感觉。
所以，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跳出人种和国境的一大存在。

三
“不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
哲人卡莱尔是这么喝破了。
一切伟大的人是由泪里生长，从苦恼和穷迫中间迸出来的。
拜伦的性格虽然超凡绝伦，但是，如果让他生来就安逸和平，怎么会养成精彩奕奕、独步古今的诗才？他用诗文震烁天下后世到这么深刻悲壮的程度，却是因为他在地上三十六年生涯的悲惨暗淡。

为什么让他的力量这样丰饶，而又让天下冷待他呢？他在泪中生长，又在泪中死去了。一时的盛名、富贵、游乐等等，对于他不过是太空的一片浮云，消失在风中的一瞬间的空幻事物。

他的傲骨，因为那雄浑天才的没有用处，在流离异国的当儿，彻夜把自己的血洒在纸上，把自己的骨代替了鹅毛管的笔，而留传到后世。

可是，他的死是多么壮烈呀！

四

“人生因为有美，所以最后一定是悲剧。”
王尔德的话震动了我们的心。
拜伦的歌唱自由民主，抨击专制暴政，在当时，有些人只看作闲人的闲事业。

谁知道，看起来是柔弱的贵公子，而内心却有猛然啸月的狮王气概。他一听到希腊民众对土耳其政府擎起了独立的义旗，便决然挺身而出，投出百万资财，募集义军，在瘴烟蛮雨的地方，和兵士一道粗衣粗食，一年后终于得了热病，作了异地的尸骸。

可是，拜伦的死震动了全欧洲，完成了希腊独立的伟业。

在地上生活，虽然只有三十六年，死后的生命，却是多么伟大而悠久！

如果是花，那便是樱花，一阵风吹散，掩盖住吉野整个山峰的壮烈情景，我们可以在热情的诗人拜伦身上看到。

鹤见祐辅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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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

我没有留心过现代的传记学。我既不知道现在传记所达到的确实成就，更不知道对于它的性质、历史、风格和效能等，学者们曾经有过什么研究。过去虽然也偶尔读过一两本外国学者所写的《传记文学》一类的小册子，但是，隔了许多年月，那点儿知识，早已像月下远山的影子一般模糊了。现在来谈谈传记文学，不过仅仅拿个人一点微薄的经验作根据罢了。

我少年时期，虽然也曾经在“子曰馆”里念过一些时候的“人之初”，但是，大体上总算是受过新式教育的。而这种教育性质的不完全，是现在三十岁以上的人士并不难于想象的事情。在那闭塞的小市镇的学校里，我一面读着雇佣编辑家们编撰的课本，一面又哼念着那些唐诗宋文等古典著作。像外国少年人所容易得到的活泼有趣的名人传记等读物，是没有福气上眼的。因此，我在传记文学方面的兴味发生得很迟缓。可以说，直到近年来，才对于传记文学感到真实的爱好。

第一位启导我对于传记的爱重的，恐怕要算罗曼·罗兰先生。他那几部名人传，我是用着对一册比一册更热烈的情绪诵读过来的。他不仅教导我深切地了解和敬爱那些大艺术家、政治家，而且教导我去热爱那记述伟大人物的传记文学。实在的，因为诵读托尔斯泰、米开朗琪罗和甘地等人的传记时那种不容易找到比拟的感动，我才用很大的兴味和期待去诵读《罗兰传》、《雪莱传》和《伏尔泰传》。换句话说，由于罗兰先生的启导，我才有意地去搜读茨威格、莫洛亚等名手的作品。而从那些作品里，我吸取了生命和艺术的最醇美的液汁。

一本传记，或者说一本好的传记，对于读者所能够引起的兴趣和产生的实益，决不在一般的文学名著之下。试想，当我们披读着一个艺术家、思想家或政治家的生平记录，他所受的熏陶，所处的环境，他的思想和性格，行动和挫折，……一切内外的现象和经历，都浮雕般地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有的时候陪他高兴，有的时候陪他掉泪。有许多事情，会唤起我们的沉思；有许多事情，又催迫着我们振奋。我们不是在读小说，不是在听奇谈。我们是在接触一个真实的生命，一个活跃的灵魂，而从那里得到了最实在的教益。我们读罗兰先生的《托尔斯泰传》的时候是这样，读路德维希的《耶稣传》的时候也是这样。

好的传记，是真挚的艺术。它是最动人情思、策人奋进的一种读物。拜伦这个异国诗人的名字，在今天我国知识界一般人的心目中，总不算是生疏的了。

有许多人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念过他那《哀希腊》诗章的译文。（而且，只要不是太缺乏热情的，就会发疯般喜爱它，直到长大了也不容易让那印象从脑海里消去。）而他毅然抛去诗笔，把资财和生命都献给反抗土耳其野蛮统治的希腊革命战争的壮伟故事，更是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衷心钦仰和乐于称道的。但是，我们的文坛对这位革命诗人的介绍，却太过缺略了。《哀希腊》几章悲壮的诗歌，虽然译述得那么早，而且一再地烦劳了名家的手笔；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恰尔德·哈罗德游记》或《堂·璜》的译本，甚至连一本薄薄的他的译歌诗集都没有。关于这位诗人的生平，我们的研究家或介绍家，也一样那么吝惜。我们还没有出过一本他的传记，不管是写作的或译述的。因此。除了少数能够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以外，许多想比较详细地了解他生平事迹的读者，都不能得到满足愿望的机会。这种缺陷实在已经到了急待填补的时候了。现在这个传记译本的出版，多少可以算作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对于拜伦诗歌的价值，批评家有种种不同的意见。但是，他的诗作曾经震撼过欧罗巴的知识界，而且差不多形成了一个文学上甚至思想上的“拜伦时代”。在今天或稍后的世代里，他那些狂风烈火般的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着威力，能够激动那些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守旧势力的读者的心灵。大家只要承认这种已然的和可能的事情便够了。比较精细的剖析讨论，且让别的人在更适宜的机会去做吧。

谈到拜伦的生平，像这个传记里详细叙述的一样，它是一个汹涌着惊涛骇浪的江海。他那幸福而又不幸的家庭，倾倒一世的诗才风貌，放肆和侠义的种种行动，……这些，构成了一部惊心动魄的人生记录。在这里，没有平凡，没有因袭，没有死气奄奄的沉静。它是力，是反抗，是不可捉摸的飞动。是的，拜伦的某些行为，是诡异得叫人不免皱眉头的。像他那种对于女性的卑视，对于游乐甚至虚荣的耽溺，便是一些例子，试读莫洛亚《雪莱传》的后半部，在他那明晰线条的显示下，我们分明可以看到两个诗人灵魂的差异点——一个是那么天真和慈悲，另一个却是那么傲慢而缺少情理。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拜伦所遭受的家庭、异性和社会的冷遇和虐待是那么深重。但是，他那种过于矫激的行为，总很容易驱使我们的同情和爱，更多地倾注到像雪莱那样天真率直的人物身上去。我们耽爱质朴而不喜欢矫情。

但是从整个人来看，拜伦确实具有一种魅人的力量。他像一条铁索一样，牢牢拴住我们的心。这不仅仅像雪莱那样，对他抱着一种怜才的念头；我们对他怀有更崇高的敬爱。几年前，当我在陀勒那部名剧《机器破坏者》的篇首，读到拜伦勋爵在贵族院慷慨地替劳苦人民辩护的演讲词，我的心情禁不住热烈地腾烧起来。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消失掉对于那个剧本的眷恋。在这个传记里，不是动人地记述着他在意大利积极帮助当地革命团体（烧炭党）的活动情形么？这和他后来穿起绯红色的戎装，在那个偏僻的小村里，为希腊民族的古代文化和人民自由而战斗、而牺牲的行为，是有机地相关联的，而且是一样叫人心魂驰慕的！

当然，我们不会把拜伦当作神看待。我们知道他的许多弱点，也知道影响他的豪侠思想的时代浪潮。他的最好的思想和实现这种思想的行为，原是当时欧罗巴社会形势下的必然产物。而他因为出身、教养和禀性等关系，在思想上、行为上（同时又在作品上）不免遗留着种种束缚和局限的痕迹。他是一个新旧过渡时代的人物。他虽然最后大踏步赶上了时代的尖锋，却已是满身血肉模糊的受伤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像他那样勇敢那样慷慨的贵族知识分子，总是英国的甚至世界的文学史和社会史上的一个夸耀！

当作艺术家看的拜伦不消说了，当作人看的拜伦，也是那么英雄卓特的！他是一位能够用生命去殉从理想的人。他是我们异代的师表。鹤见祐辅是现代日本文坛一位知名的作家。同时又是实际政治的参与者——他一向是民政党的国会议员。

他的主要思想，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但是，他的狭隘的国家观念好像也颇为强烈。他曾经盼望产生俾斯麦一类英雄的热望告白于日本青年。所谓“英雄待望论”便是这种心情露骨的表现。他的文笔好像比他的思想来得可爱些。他写了许多游记、随笔和小说。因为语词的热烈和活泼，作为青年读物，作为大众读物，都拥有广大的读者，他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在十数年前，已经由鲁迅先生译成中文，比较喜欢新文艺的人大概是读过它或晓得他的。近来，好像又有人译出他的另一个随笔集——《读书三味》。我自己是爱读他的文章的。他的《南洋游记》和《欧美大陆游记》等，都是曾经占据过我的案头的读物。就是现在，我还会偶然去读一读那些从《思想·山水·人物》的译本里选出来的篇章。

鹤见氏又是一个雄辩家。我曾听人说，如果日本现在要举出四个雄辩家，他便是其中一个。记得有一回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请他演讲，我也曾经在那广座上做一个听者。他大意是说，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大都是去间接地学习西洋学术的。就文学方面来说，大抵是在那里研究英、法、德、俄等国的作品，对于日本文学即使加以涉猎，也限于明治以来的东西。他认为这是一种可惜的事情。千里迢迢地到那个国度去求学，却放弃了认识和享受她本身文化、艺术的好机会。他还说，他无论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去，行祐中都没有忘记带着那部爱读的唐诗选本。又说，他到浙江某处游览的时候，追想起千余年前他们的高僧最澄（溢号传教大师）到中国求道的故事，不禁感到两国文化关系的深长和那求道者精神的高迈。他的话并没有藏着什么奇思妙想，但是，在台下人的耳朵里却颇觉得娓娓动听。他是一个能够把平常的
道理用不很平常的话讲述出来的人。简单地说，他是一个雄辩家。他自己最得意或者使知识界最感兴味的，怕要算他的传记作品吧。在这部《拜伦传》出版以前，作者早已印行过《俾斯麦传》和《拿破仑传》等流行一时的著作。《拜伦传》，据说作者是准备了很长时间才动笔的。它作为通俗读物，出版以后，曾经非常风行。没有多长时间便再版了许多次。现在我们平情看起来，这个革命诗人的传记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对于拜伦个人生活同时代的关系没有更深刻地注意到，文词上也往往有流于浮夸的地方。这些，都可以说是重要的缺点。但是，资料丰富，风趣横溢，文词也生动流利，拿这些长处来表现一个卓特的天才，是会对读者产生相当大的魔力的。

今天，在艰苦地战斗着，在崇敬着拜伦那种豪侠行为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会从这个传记里得到深刻的感动和高贵的启示么？

钟敬文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序于坪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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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第一章　年轻的日子[/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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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第一节　伟大的时代曙光[/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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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国哟！我爱你

“英国哟！我爱你，尽管你有那么多缺陷。”

这是拜伦长诗《别波》中的一句，到现在仍被当作爱国诗来宣传着。

可是，这乃是他被祖国放逐。流浪到异乡意大利的时候，在水都威尼斯
所赋的诗句。

那样地受着迫害而仍然叫着：
“英国哟！我爱你！”

他的心正像那意大利的爱国者马志尼一样的悲痛。马志尼被祖国逐出，
流亡在伦敦的时候，他说：

“我因为太爱意大利，所以被意大利放逐了。”
相隔百年的两个人，以万钧的重量压住我们的心胸。

诗人是没有国境、超越时代的。他不是用笔记在纸上，却是用血刻印在人们胸中的。

那么，诗人拜伦刻印在世界人类胸中的人格痕迹，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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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贵族的国家

“英国在欧洲的外面。”

这是谈论英国社会状态的名句。

只以二十多海里水面与欧洲大陆相隔的小岛，真是“一衣带水，呼之即应”的距离。晴朗的日子，从荷兰，从比利时，从法国，都能很清楚地望见英国的堤岸、山峰和海滨。轻舟只要几小时就能渡过去；没有船，游泳也能到达对岸。地理上，英国实在不过是附属于欧洲大陆的一个小岛。可是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小岛是以怎样的执拗来和欧洲大陆对峙的呢？

不，直到今天它还支配着全欧洲哩。在人种和文化上，他们是欧洲的一部分，而在政治上，却俨然有着独自的存在，常常站在“欧洲的外面”。

在古罗马时代，他们败于恺撒。在北欧神话的英雄时代，他们的祖先从瑞典、挪威、丹麦渡过来。在中世纪法兰西勃兴时代，他们的祖先跟着“征服者威廉”从欧洲过来。这些大陆移民和本来的先住民族混合成了现在的英国人。人种鹤见祐辅此书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氏。当时，英国是全欧洲（也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编者的混淆正是一切民族的经历。但是，一旦成了英国国民，他们便锻炼出不可思议的性格，留下特立独行的历史。

他们在泰晤士河畔筑起浓雾中的伦敦都市，逐渐把世界的财富集中在这里的街市上。他们形成了以农村大地主为中心的贵族阶层，建立了完整的有秩序的社会。他们最初是做船夫漂泊在异乡，到处攻打外国船舶，支配海洋，把世界贸易收在自己手上；同时，他们利用机械发明，兴起工业，从印度和南北美洲掠夺大量财富，使自己的工业成为世界第一的大工业，而将产品卖给全世界。

他们是世界上最先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他们的统治阶级——大地主贵族们，和伦敦的金融资本家相结合，用土地和资本的力量来支配这个国家。英国的统治阶级特别长于政治权术，富有经济才干。他们巧妙地榨取一般民众，使巨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另一面，为缓和一般人民的反感而设立议会制度，在必要的程度上，安置着疏通大众意志的“保险阀”。这些贵族中有托利党和辉格党两个党派。托利党是现在保守党的前身，而辉格党是自由党的前身。

１６８８ 年的“光荣革命”兴起，荷兰的奥伦治亲王威廉登上英国王位以后，辉格党大约在一百年间掌握着英国政权。到 １７６０ 年乔治三世即位，便是托利党的时代了。它一直继续到 １８３０ 年。

乔治三世的时候，美国独立，摆脱了英国的支配；法国大革命勃兴；接着是拿破仑同英国开战。那时执掌政权的托利党贵族强烈地反对法国大革命，而辉格党贵族却采取同情革命的态度。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将要说起的拜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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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荷兰德府

我们必须看一看乔治三世治下的英国贵族社会。

他们非常富有。对印度的掠夺，对运送南北美金银的西班牙船的掠夺，以及机械工业制造品输出世界的赢利，像洪水一样流进英国，而且最大部分是进了他们的衣袋。况且那时候的英国尚未失去农业。他们有着宏大的庄园，用封建诸侯一样的威势君临农村。堂皇的邸宅周围，有着几百几千亩土地，或者给佃农耕种，或者作牧场，或者作为打猎的林苑，繁殖着松鸡、雉、狐、兔等等，有的时候骑马追赶狐兔，有的时候步行去打野鸟。

他们在社交季节来到伦敦，出席议会，开夜宴，谈论文学，又管理着商业。即使在这样的社交季节中，周末也多半回到庄园去，优游泉林，并招待许多留宿的客人举行夜宴。英国的高级政治问题到今天还多半是在田园聚会中解决的。

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正是这些贵族阶级独占的。
上议院当然是他们的，下议院也是他们的。选举区几乎是他们私有的。
历史上所谓的“腐败选举区”便是他们的丑闻。他们公然用金钱收买投票人，
使自己的亲戚和党羽成为下议员，分成两大党派，掌握住英国的政权。
经济方面，他们是农地的所有者。在他们之外，虽然有着中农的乡绅，
但究竟没有同大地主贵族对抗的力量。至于小农和佃农，那只有一任贵族的摆布了。特别是在贵族们夺取了农村公有地以后，佃农们失去了放牧牛、马、
猪、羊以及采伐木材的便利，就一年一年陷入穷苦的深渊。
可是当时英国的贫民法，规定了贫民要留在出生的故乡，所以势难移居他处。佃农们无法在他们提供的劳力的土地上自由旅行，势必定居一处，照着当地的大地主的意旨去做工价低廉的工作。随着工厂的出现，劳动者就更加穷苦，而贵族也更加富有了。

在都市，贵族也是富裕的。除了那时候开始陆续出现的少数新兴资产阶级外，无论金融、工业、对外贸易等都操纵于贵族之手。

因此他们有许多余裕。他们有着金钱和时间。
文学在这期间兴起来是当然的事。文人靠着贵族的庇护而生活，也是可以想见的事情。
我们还有一个事情必须了解，就是英国的教会势力。在欧洲各国中，英国是早已把罗马教皇支配下的天主教摆脱掉的新教国家。英国把一个“折衷的教派”奉为国教；后来，除了这个正统派新教之外，民间又崛起了另一种新教，在新兴的中产阶级中间不断扩展，那就是叫做“独立派新教信仰者”的团体，一年一年地增长了势力。英国的重视宗教，从下面的事实也可以看出来：国教僧侣享有和贵族同样的待遇，在 ５ 上议院有着议席。那些僧侣得到宏伟的住宅，食重禄，过豪华的生活。英国皇族又是怎样的呢？

英国皇室是 １０６６ 年从法国西岸诺曼底渡海过来的“征服者威廉”的后裔。经过各种系统后，１７１４ 年迎接德国汉诺威的选举侯做英王，叫做乔治一世。后来称为汉诺威王族，是现在英国皇室的祖先。因为建立汉诺威王朝的是英国贵族中的辉格党人，所以他们的势力支配着英国。乔治一世不懂英语，国务完全委诸首相沃尔波尔。这是英国内阁握有政治实权的发端。沃尔波尔主持内阁的二十年间，树立起责任内阁制和下议院的优越制。他虽然是贵族出身，但他在位时却不受爵位，留居下议院。他辞退首相职位以后，才答应移到上议院英国的皇室先是从法国来的，后来是从德国来的，因此，比起土著的豪家贵族来，反而是新到者。如果违反了贵族的意志，皇室便难于维持自己的地位。所以，贵族以及一般民众，养成了舞文弄墨自由地批评皇室的习惯。

由于这种情形，所以支配英国的势力是在贵族手上。

然则贵族过着怎么样的政治生活呢？那时候的英国又是怎样被统治着的呢？

现在我们要谈起的拜伦时代，是从 １７８８ 年到 １８２４ 年。

这时候，是托利党执政的时代。国王是乔治三世。１８１１ 年乔治三世精神失常以后，太子成为摄政王；１８２０ 年乔治三世病死，摄政王正式即位，称乔治四世。

拜伦出生前十二年，美国离英国而独立。出生后第二年，法国发生大革命。他五岁那年，拿破仑由于土伦一战而声名大震。他十一岁那年（１７９９ 年），拿破仑做了革命的法国的第一执政。１８０４ 年他十六岁时，拿破仑登了帝位。同时，英国的小皮特第二次组阁，英法战争开始。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被流放到圣海伦娜岛的 １８１５ 年，拜伦二十七岁，正是他在伦敦声名最高的时候。乔治三世即位，把向来握有政权的辉格党贵族的要职尽皆撤去，让托利党贵族代替了他们。他任用一些凡庸的人担任阁员，想努力恢复王权。在私生活方面，他是没有一点可以非难的；但是在政治生活方面，却弹压国民的自由，拿钱收买议院，疏远福克斯那样的人杰，让心腹诺思勋爵做首相，以至于失去美国等等。因为失政太多，所以在国民中间名声很不好。这时候，英王的长子——后来的乔治四世，却与辉格党贵族交游，反对父王，左袒民权自由。可是，与父王相反，他在私生活方面非常放纵无赖，

负债如山，让赌徒和美女聚在自己的周围，使得国民皱眉了。但是，他在 １８１１ 年摄政后，却像反掌一样地抛弃了辉格党，突然和托利党交欢，轻易地忘却了太子时代的自由思想，而采取弹压言论的政策。所以他是历代国王中最没有名誉的君主，被国民嫌厌着。他的马车经过的时候，常常有市民投以石子。

７

同两代英王结合的托利党贵族中间很缺乏政治人材。除开一个威廉·皮特之外，几乎都是不能执掌政权的人。

皮特在 １８０６ 年去世后，由滑铁卢的勇将威灵顿公爵率领托利贵族。他虽然是战争中的名将，作为政治家却没有特出的手腕。只有一个坎宁很有才干，而他实现抱负做了首相时，却是在拜伦死后（１８２７）了。从拿破仑战争末期到拿破仑死后第二年（１８２２ 年），英国的外交是在卡斯尔雷指导之下。拜伦用笔来作战的对象便是他。托利党贵族是在专制的乔治三世之下执政的，所以缺乏智勇能辩的人士，而多逢迎权势、游情无能的家伙。他们反对法国革命，同时反对代表法国革命的新思想，新风潮。他们竭尽全力压迫民权，维护国王的神权和贵族的特权，维护传统的教会势力，努力用王权、宗教、黄金去维护社会秩序。反之，辉格党贵族对于新思想有着理解，具备与时代同进的好尚。被置于反对党地位的他们，以民众为背景，尝试着去同国王和托利党贵族对抗。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赞成与否，是判定那个时候欧洲知识阶级的进步或保守倾向的试金石。托利党贵族从来就是正面地反对革命的。在辉格党中，像雄辩家埃德曼·巴克也是反对法国革命的，许多党员还左袒着他；虽然如此，
党的领袖查理·福克斯却敢于同情法国革命，直到英国同拿破仑开战，他还没有改变亲法的立场。

这时候，辉格党的贵族里面，有一个叫做荷兰德勋爵的大财主。第一代荷兰德勋爵做过沃尔波尔内阁的调度大臣，掌管政府的军费，饱了私囊，积了几百万镑财产，以至成为当时议会中的一大问题，却幸而免遭弹劾。他的财产由长子斯蒂文承继，到了孙子亨利的时代，便成为辉格党贵族的中心。上面说的查理·福克斯是第一代荷兰德勋爵的第三子，也就是亨利的叔父。我们研究英国，一刻也不能忘掉的重大因素便是：英国是少数贵族所支配的国家。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是互有亲戚关系的。沃尔波尔以来的三十九个英国首相中，不属于贵族门阀又不是牛津或剑桥大学毕业的平民而升到首相地位的，总共只有查塔姆、迪斯累里、劳合·乔治、拉姆齐·麦克唐纳四个人。加上中产阶级出身的阿斯科斯，也只有五个人。至于内阁阁员，差不多都是名门子弟。皮特二十四岁做首相，巴尔伐三十七岁入内阁，爱德华·格雷三十岁做外交次长，马尔康·麦克唐纳三十四岁做殖民部长等等，都是靠着父祖的余光，而英国人都不以为怪的。

一方面有着议会制度和言论自由的“不成文法”，另一方面继续着传统的贵族统治，这便是英国奇特的社会制度。即表面是进步的、民众的，而内面是保守的、贵族的。

第三代荷兰德勋爵成人的时候，英国是托利党的全盛期，他所属的辉格党完全脱离政权，站在反对党的地位。可是辉格党的贵族们却颇为矜持，因为乔治三世的祖父乔治一世是他们从汉诺威迎接来的，所以无论何时他们都可以赶掉他。因此，他们虽然是在野党，却是昂首阔步于社会上，同国于和托利党大臣对抗着，一步也不相让。辉格党人政治的中心是查理·福克斯，而社会的中心则是他的侄子第三代荷兰德勋爵。

在伦敦海德公园西面有一个荷兰德公园。里面有一座雄伟的建筑——荷兰德府。那是 １６０７ 年一个叫做詹·索普的建筑家所建造，第一代荷兰德勋爵在 １７６３ 年买来的。

第三代荷兰德勋爵娶了乍美克岛农耕地上大财主的女儿做夫人。这位荷兰德夫人爱好社交也不下于丈夫，拿着巨万家资去接待英国以至欧洲各国的名流，连续举行着豪华的夜宴。那里隐隐呈现出同乔治三世的白金汉宫相对峙的声势，被称为不仅英国史竟是欧洲史上无与伦比的盛况。

它的有名，决不仅仅在于肴馔的精美——这一点也不是欧洲王公们所能企及的。它的特色在于：罗致了所有的诗人、画家、音乐家、名伶、文艺家、雕刻家、哲人、评论家等等文人学士，以及军人、政治家、实业家、贵族、富豪等等。英国的名流不消说，就连到英国来游历的欧洲大陆的杰出人才，也几乎没有一个不进那个大门的。

１８４５ 年暮秋，荷兰德夫人死了。格伦维尔勋爵在日记上写着：“世界上未尝有过像荷兰德府那样的存在，而后世也不能再见到它了。造成了它的虽然是荷兰德勋爵的力量，但是夫人也占有一半功劳。夫人为罗致世上一切有名的、优秀的和他们所爱好的人而尽了所有的力量。夫人的死，等于把过去五十年间装饰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个大社交舞台上的最后的帷幕
撕掉了。”

人们都把被荷兰德府接待视为最高的荣誉。因此，就是那样宽广的厅堂，也常常座无虚席。客人们完全无法预料在自己的邻座上会发现什么人。格伦维尔勋爵有一夜迟到了，发现一个空座位便坐上去，直到最后也不知道旁边的客人是谁。当他快要离开的时候，听见别人叫：

“麦考莱先生！”

他大吃一惊，以至把嘴上的雪茄掉下来了。这故事收在他自己的日记中，直到现在还是历史上的一个插话。

那时候历史家麦考莱声名的显赫是我们所难于想象的。

从这里又可以想象到荷兰德府宾主的清谈，是怎样富于教养而典雅了。这些贵族靠着财富，积聚起文艺美术的教养。不过，他们的行为却是不检点的。美酒佳肴、同美人欢谈的深夜，身心陶然俱醉的他们，常常容易陷于诱惑。但是，那是被容许的贵族行为，他们都互相遮起眼睛装作不知道。现在的荷兰德夫人当嫁给荷兰德勋爵以前，是已经有过丈夫的。她在还
没有同前夫办妥离婚手续的时候，便同荷兰德勋爵同居了。

这种放纵的生活便是那时候贵族的实际生活。只是他们禁止它浮现到社会的表面上来。他们认为自己的特权阶级，特权不只限于政治的和经济的，道德上也应当有特权。不过，作为一般国民的表率而站在社会上层的他们，不愿意披露那些事情以迷乱一般民众。由于这种心情，所以他们互相约定，那些不端的行为都不讲、不写出来，而且严格地遵守着。如果有人破坏这个默契，他便是全体贵族的公敌，一定要严加惩治的。果真会有无视这个默契，而且敢于挑剔它，把光亮投向暗室中来的鲁莽人么？

现在我们要说的拜伦，便是在这个时代，在这种贵族社会里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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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贫苦穷迫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