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希罗多德

Hermes

被误读的希罗多德
       

郭小凌

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文字史料加以解读。由于解读对象和解读主体本身的种种局限（语境、文本质量、研究者的学养、道德、理念等），误读现象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史学史上，长达近两千年之久的对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误读可以说是集体误读的典型案例，  为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如何解读文本、尽量减少失误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样本，也对现今方兴未艾的史学批评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反面经验。
   
                                             一

古代史家专注于记载和评说他们认为值得记忆的大事和人物，很少考虑史学本身的问题。虽然包括史家在内的古希腊罗马知识分子有时喜欢品评他人著作，但多属即兴发挥，往往在几句归优归劣的评价话语之后，便转移话题，缺少深入剖析和论证。但希罗多德的作品却在古典史学批评中是个例外。

多半因为《历史》是首部完整遗存下来的早期历史著作，辑录了许多已经失传的前人或同代人的作品，收集了大量同代人的口头传说，而内容结构又失之松散，许多生动的故事缺乏有机联系，因而与后来以修昔底德为代表的谨严风格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因此人们对它的关注明显多于其他著述，且否定评判要多于肯定意见。甚至还有人撰写了长篇书评，对《历史》及希罗多德本人大加讨伐，可谓西方史学评论中骂杀的典型，长期影响到欧洲学界对历史之父的基本评价，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

第一个批评希罗多德的人是较希罗多德晚后一点的史家修昔底德。他在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前言中至少有两处不指名地谈到希罗多德等散文记事家（logographers，罗埃伯古典丛书本译作编年史家）的缺陷。 在他看来，古希腊早期的舞文弄墨者，无论是诗人还是散文记事家，都没有把求真求实当作自己的追求。诗人为了修饰和夸大诗歌的主题，并不在乎事情本身是否真实。而散文记事家关心的则是如何取悦听众而非说明事实，他们笔下的故事因此根本经不起检验，其中大部分随着时间推移成了不足凭信的虚构。有鉴于此，修昔底德明确表示：他的著作要与诗人和记事家们的作品划清界限，虽然“我的叙述由于缺乏虚构很可能不会那么引人入胜，但是那些希望清晰地了解业已发生的事件以及希望知道将在某一天以同样或相似的方式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人，如果认为我的历史是有益的话，那对我来说就足够了。的确，它不是一部为一时的听众所写的获奖作品，而是为了垂诸久远才编纂的。”  

修昔底德的批评体现了贯穿其全书的理性精神。这是史学思维已经比较成熟的史家对尚处于非常规性史学阶段的前辈史家的批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以赫卡泰乌斯和希罗多德为代表的散文记事家虽然以散文记事形式和初步的史料批判方法开创了古典史学，奠定了整个西方史学最初的基础，但他们赖以成书的多数史料从后人眼里看却并不可靠，主要是史家个人走南闯北、实地收集的口头传说。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例，前5卷基本上是街头巷尾的传说汇编，辅之一些实地考察材料。后4卷内容虽部分出自希波战争当事人或目击者之口，具有一手史料性质，但占多数的还是经过反复转手的传闻，因此在具有高度史料批判精神的修昔底德眼里，书中的描述自然属于虚构之列了。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属于同代人记同代事，用作者的话说，“他是在战争刚刚爆发时开始写作的，因为他相信这场战争将是伟大的战争，比先前发生的任何一次战争都值得撰述。”  因此他的作品带有实录的意义，也就具有目击者和当事人的证词的意义。自修昔底德以后，我们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希腊史家还是罗马史家，像希罗多德那样写本族人和异族人古代史的并不多，古典史家的注意力多集中于现当代史，而且多是自己笔下重大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如色诺芬写《希腊史》、波里比乌斯写《通史》、剀撒写《高卢战记》和《内战记》、塔西陀写《历史》和《编年史》等等。在杰出的史家当中，只有李维是个例外。可能修昔底德对口碑史料的批评及其作品所具有的“眼见为实”的特点对古典史家的选题产生了影响。
       

不过，修昔底德对散文记事家的批评仅限于就事论事，说明他个人作品与诗歌及散文记事作品的区别为止，并没有进一步涉及散文记事家虚构故事的好坏善恶之类价值评判问题。换句话说，修昔底德至少容忍了散文记事家以取悦听众为目的的虚构，理由是他们的著作本来就不是为了说明事实。这种批评在笔者看来虽然也不尽准确，但比起后来的评论家却宽容多了，应属于摆事实、讲道理的批评。

罗马政治家和思想家西塞罗的批评就比修昔底德的严厉多了。在他的对话体著作《论法律》中，西塞罗和他的弟弟昆图斯谈到历史和诗歌之间的本质区别问题，昆图斯道：“那么，我亲爱的兄弟，依我的理解，你认为历史和诗歌应当遵循不同的原则了？” 西塞罗答曰：“没错儿，昆图斯。对于历史来说，判断一切的标准就是真实；而诗歌则通常以给人愉悦为准则。然而，人们在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以及泰奥庞浦斯的著作中却发现了难以数计的编造。”  西塞罗赋予希罗多德“历史之父“的美名当然不符合事实，因为希罗多德以前的记事家已写过不少冠以“历史”之名的叙述体著作，只是未能流传到西塞罗的时代罢了。但西塞罗正确指出了评判认识意义上的历史的基本标准，就是求真求实的原则，这反映出他的准确概括能力，不愧为罗马最出色的思想家之一。当他用“真实”的尺子来衡量希罗多德和公元前4世纪的著名史家特奥庞浦斯（《希腊史》和《腓力皮卡》的作者）时，结论是根本否定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充斥着“难以数计的编造” （innumerabiles fabulae），实际上徒具历史之名而无历史之实。这就言重了。

在《论神圣》一文中，西塞罗再次谈到希罗多德，认为希罗多德在《历史》卷1章53中所述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向阿波罗求要的神托是希罗多德的伪造，如同恩尼乌斯编造了一套关于皮洛士得到阿波罗神托的故事一样。他尖锐地提问：“为什么我要相信这个神托是给克洛伊索斯的呢？或者为什么我该认为希罗多德就比恩尼乌斯更诚实呢？”  言外之意，希罗多德是一位有意制假者。

西塞罗指斥希罗多德造伪，但毕竟给了希罗多德一顶“历史之父”的桂冠，直到今天依然被人津津乐道。而晚后的传记家普鲁塔克则一棍子将希罗多德打死，将他斥为阴损缺德的大邪大恶之人。

收入普鲁塔克《道德集》中的长篇专论（《论希罗多德的险恶》）的题目本身便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实际上，普鲁塔克所用的Κακοηθεια（英文译作Malice）一词在中文和英文中没有对应词，其所含贬义不是简单的险恶或邪恶便可充分表达出来。该词涵盖一些具体恶行，如欺骗、刻薄、剽窃、肆意歪曲事实和诽谤他人等等，与美德（ευηθεια）一词所代表的诚实、正直、宽宏大度等相对。普鲁塔克是道德家，他的代表作《名人传》的全部立意在于扬善惩恶，让好人在历史记忆中得到补偿，让坏人得到清算。他的《道德集》同样服膺于道德评判的目的，《论希罗多德的险恶》一文在于说明历史领域的恶德表现，对 “历史之父”加以全面的清算。

普鲁塔克首先表白自己是第一个将希罗多德视为骗子的人。他说：“迄今为止尚无人揭露他（希罗多德）为骗子”，其原因是人民受希罗多德风格所惑，因为《历史》一书引人入胜 ，加之作者表面上的诚恳幽默，结果是迷人的风格掩盖了希罗多德的邪恶本质 。   

随后普鲁塔克列出判断史家道德优劣的4条标准，作为对希罗多德定性的依据。头一条是若一位史家本可用一些较温和的词语来叙述一些事件，而实际上却用了最严厉的话语，那这个人肯定缺乏善心。第二条是若一个史家把本来不可信但却与他叙述的问题有关的事硬塞到他的记述当中，以说明某人愚蠢，那这个史家肯定不怀好意。第三条与第二条相对，即一个史家省却那些可信的好事，而这些事物本来又在所叙述的事情上具有适当的位置，这个史家当然用心险恶。最后一条是一个史家明知对同一事件有两个以上的说法，却偏爱那些不太可信的解释，这人定然是居心不良。   

这4条标准涉及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即史学认识当中始终包含着主观的成分，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选择权实际操在史家的手中，稍不注意，哪怕遣词用句不大留意，都可能偏离客观中立的立场，从而歪曲历史真相，更别说心术不正、有意歪曲史实的人了。所以，普鲁塔克的标准很有些可取之处。但问题是史家不是天使而是凡人，是凡人就要有有主观局限，就难以不折不扣地落实这4项标准，如何避免史料取舍和价值评判的主观性仍是一个实践的难题。

在普鲁塔克眼里，希罗多德是严重违背这4项标准的人，所以该文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意在说明这一点。但任何一个认真读过希罗多德《历史》的人都可以发现，普鲁塔克的指责带有明显有意贬损、意气行事的特点。比如他说希罗多德伪造关于伊奥的故事，并把希腊人最伟大的功业特洛亚战争说成是愚蠢行为， 这就有罗织罪名、强加于人的意思。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这段记载非常简明直白，绝无“迷人的”虚饰。作者先是客观介绍了自己听到的有关希波战争为女人伊奥而打的传说，列举了希腊人、波斯人或腓尼基人说法的不同版本，然后提出自己关于战争起因的说明，认为希波战争的初因在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冒险主义，   显示希罗多德独立思考的精神。这里谈不上什么伪造的问题，因为作者并不同意为女人而打的说法。

再如，普鲁塔克指责希罗多德亲蛮族，为埃及人、波斯人说话，把希腊七贤之一泰勒斯的祖先归结于腓尼基人等等。  其实，这不仅不能证明希罗多德的恶意，反而证明普鲁塔克自己的民族偏见。我们知道，希腊人产生强烈的优越感并提出蛮族低劣理论的时间是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即伊索克拉特和亚里斯多德时期。到了普鲁塔克生活的公元1－2世纪，希腊、罗马人的民族优越感已经牢固确立，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表达的对蛮族人的友好之意、甚至敬意自然被普鲁塔克所不容。

纵观《论希罗多德的险恶》全文，基本是这样一些要么无中生有、要么捕风捉影、要么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无限上纲的东西，其偏激的程度连普鲁塔克的爱戴者都感到困惑：为何在其他作品中一向温文尔雅的普鲁塔克会变得如此刻薄？以致他们认为这篇文章并非出自普鲁塔克之手，而是某个彼奥提亚修辞学家的冒名顶替之作。然而古文献学家的考据却证明这篇文章的风格和语言毫无疑问属于普鲁塔克。 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普鲁塔克对希罗多德如此反感，甚至于可以说是仇视？

我们在普鲁塔克的文章中可以找到答案。普鲁塔克是彼奥提亚人，而希罗多德的《历史》却对他的祖先有十分不利的记载，这一点最令普鲁塔克耿耿于怀。《论希罗多德的险恶》开篇便提到作者之所以痛斥希罗多德为“骗子”，原因是“因为他（指希罗多德――作者注）的主要牺牲品是彼奥提亚人和科林斯人。”   在希罗多德的笔下，以底比斯为代表的彼奥提亚人是希腊抗战事业的背叛者，在历次希波战争中都有不光彩的行为，这就将底比斯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直到公元前335年，当亚历山大血洗底比斯，夷平城市并将幸存者尽数卖为奴隶时，希腊人还认为这不过是底比斯在偿还陈年老账而已，是为他“一再背叛全希腊的神圣事业”而得到的报应。  普鲁塔克那4条标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此而发的。批判希罗多德，为自己的祖先辩护，这是普鲁塔克撰写此文的基本出发点。他作品中的缺陷已经不是误读的问题，而是感情用事、刻意歪曲的问题。这样的认识缺陷在今天比较容易被识别出来，因此将不在我们的重点讨论之列。值得探讨的是修昔底德和西塞罗的批评：为什么希罗多德书中的史料以传说为主？历史之父是否在蓄意虚构以取悦读者？

                                             二

科学哲学家库恩曾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谈到科学进步的过程时列出了前科学、常规科学、非常规科学的三段式，这里可以借用来解释希罗多德的《历史》在西方史学史上的位置，说明修昔底德和西塞罗批判的片面性。在库恩看来，前科学阶段是没有一定标准的理论，即无范式，只有一些准范式。经过学术团体的争论，产生了范式，于是进入常规科学时期。


据此类推，希罗多德《历史》体现的史学形态是一种准范式的前学科形态，即尚未形成像修昔底德等史家所具有的那种明晰的关于史学必须求真的规定、史料的限定性以及成型的体例、体裁和表述形式。由于希罗多德等人的作品缺乏一定之规，所以与后期古希腊罗马的史作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明显差别。这也是在希罗多德之后没有见到希罗多德的模仿者的原因。

但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散文记事家毕竟为希腊史学制定了一些准范式，为常规性的古典史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比如正是希罗多德确定了史学的基本任务是记载重大历史事件、揭示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正是希罗多德为后世缔造出结构虽松散但具有基本主题的叙述史体裁和记事本末的体例。也正是希罗多德的史学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如何有效收集与处理史料的最初范例，以及初步的史料批判精神与人本史观，为古典史学家的著作提供了有关早期希腊史的主要史料来源。由于修昔底德和西塞罗未能把希罗多德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是笼统地用一把常规史学的尺子衡量前人的工作，于是他们的误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希罗多德《历史》的史料确如修昔底德所说，主要出自口头传说。但修昔底德忽略了一个史实，就是希罗多德等记事家所处时代乃是希腊史学诞生的时代，人们的历史记忆刚从脑记口传上升到文字记载不久，社会积累的文字史料极为有限。从目前能够获得的信息来看，无非是屈指可数的三部长诗、若干抒情诗、城邦名年官和体育赛会胜者的名录、一些重大自然和社会事件（地震、日蚀之类）的编年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志于著史的记事家不用传说用什么？因此初期的记事家们不得不像蜜蜂采蜜一般到处展开调查，搜求各种民间传说，以便编写各地、各民族和各邦的历史。这是一种纯粹的开创性工作，在古代交通信息、长途旅行的装备、采访和记录工具等条件极端落后的状况下，像赫卡泰乌斯、希罗多德那样在地中海周边地区甚至远及美索不达米亚展开个人对个人的调查问询，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克服许多书斋里的史家难以想像的困难，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金钱和勇气，需要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甚至需要有一种坚定的治史信仰。

这种类似现代社会学家收集资料的方法，是新生史家们赖以成书的主要方法。正因为如此，古希腊文ιστορια的原生义就是通过问询获得的知识和资料。换句话说，对于古希腊早期史家来说，经过问询得来的口碑史料就是“历史”。  因此，利用大量传说史料不仅不是他们的过错，而且应视为他们的重大成就和贡献。从现代史料学的认识角度出发，任何史料都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历史的真实信息，就看研究者如何分离和处理。因此传说同样具有历史真实的成分，即使是荒诞不经的传说，也是一定时期内的人们所思所想的真实体现，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历史观念。

譬如，《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雅典政治家梭伦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会见和对话，宛如具有现场记录或录音的现代新闻报导，显然经过了传说者的加工，带有虚构成分。但我们不能因为是传说就否认梭伦同克洛伊索斯存在会面的可能性。当时吕底亚是希腊各国最强大、最富有的邻邦，是小亚希腊殖民城邦的宗主国，国王克洛伊索斯又奉行礼贤下士、附庸风雅的政策，所以希腊贤人相继到撒尔迪斯做客，  梭伦这样的名士成为克洛伊索斯的座上宾是完全有可能的。希罗多德在这里记载了一件可能的事以及与此事相关的具体情节，即使其中某些直接引语纯系传说者的“演义”或经过希罗多德本人的加工，但事件存在的可能性始终是难以否定的，希罗多德时代的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诠释，以及通过这种诠释所表达出的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希腊人推崇的幸福观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些诠释同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转达的其他更为离奇的传说一样，  均属于那个时代人们观念的真实记录。

传说的内容在这里便可能具有两个层面的真实：体现传说者真实的思想和体现传说中人事的真实。其中前一种真实是确定的，但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后一种真实则是有条件的，一定程度上的：可能人是真的，事是假的；或者事是真的，人是假的；或者人和事均有真有假；或者人和事都是真的或都是假的。研究者对传说真实在这个层面的可能往往持怀疑态度，也应当持怀疑态度。

希罗多德尽管是早期史学家，却已对传说史料的这一特点具有清醒认识，并制定了相当客观的处理原则。他在《历史》中两次指出他并不完全相信自己收集的传说材料：“任何人都可以相信这些埃及人的故事，如果他是轻信的人的话。至于我本人，在这部书中保持那个总的原则，就是把各国的传说按照我听到的样子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我的职责是记录人们讲的一切，但我绝无义务相信它们，这适用于整个这部书。”  希罗多德在这里告诉读者自己只是一个客观的录入人，他自己始终怀疑他录下的人事，同时也告诫读者不要轻信。这是极其可贵的史学批判精神，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客观写作原则。   

由于秉持这样的精神和原则，他在书中的许多地方还对同一件事列举了他听来的两种以上的说法，并做出个人的判断。“我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是他在《历史》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句话。这种反映早期希腊史学朴素、客观的处理方法显然不像普鲁塔克所说的在于误导和欺骗读者，告诉读者这就是什么，从而夺走读者的判断权利，而是在于说明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批评希罗多德笔下的传说失实，那就是批评者的过错了，因为他们没有认真阅读和思考上述说明，将传说本身的局限当作希罗多德的有意编造。

事实上，如果没有希罗多德的大量记录，有关地中海周边地区及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南亚次大陆各民族丰富多采的社会文化史、政治与政治思想史、经济史的信息，就不可能流传下来。因为前希罗多德时代为数不多的历史、地理和民俗方面的著作，早在古典时代就显然失传了。所以，现代人应该感谢希罗多德。如果没有《历史》以及《圣经》提供的线索，近东考古就不会这样富有成果，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的破译就会非常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希罗多德记载的有关拉美西斯和大流士的传说，就没有商坡良和罗林逊等人的破译，因此也就没有埃及学和亚述学。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不仅给后带史家提供了具有真实信息的大量传说，而且还提供了为数众多的一手史料。比如《历史》后半部关于希波战争的描述，就出自众多希波战争当事人和目击者之口，至少是出自第三次希波战争的当事人或目击者之口。

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正是希波战争结束后不久，希罗多德本人的孩童时期以及他的大半生都处于那场
规模最大的第三次战争的漩涡当中。他的母邦哈利卡纳苏是参战邦，所以他实际上也是希波战争的目击者。当他撰写《历史》的时候，大批参战者还健在，包括一些参与公元前490年战争的“老革命”。书中关于马拉松、温泉关、萨拉米斯、普拉提亚、米卡列等会战的描述，无疑系由雅典、斯巴达等邦参战者提供的素材，其故事情节也是得到参战老兵认可的版本。在《历史》面市之后的整个古典时代，我们没有听到雅典人或斯巴达人对记载失实的任何抱怨。而且迄今为止，《历史》仍然是后代人获悉这场战争原因、经过和结局的最主要的史料来源。仅就这一点而言，希罗多德就不应该受到虚构的谴责。

除此之外，《历史》书中还有许多希罗多德个人的见闻，类似现代的游记。如他在埃及、西亚、希腊各地旅行期间所目睹的民俗民情，当地人的婚丧嫁娶、宗教礼仪、节日庆典、名胜古迹等等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它们是《历史》中最迷人的部分之一，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而且希罗多德还是目前所知第一个在历史写作中利用考古材料和文献档案的人。他书中记载的石刻碑铭、神喻记录多数属于一手史料，显然系他亲眼所见。比如他提到雅典人战胜普鲁塔克的同乡彼奥提亚人和宿敌哈尔基斯人之后，拿出两地俘虏的部分赎金铸造了一辆青铜驷车。希罗多德精确指出了这辆驷车陈放的位置和上面刻写的诗句：“在卫城正门一进去左手的地方，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   

诸如此类有鼻子有眼的实地描述要虚构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的读者或听众熟识这些东西。近现代考古发现也证明希罗多德关于雅典同哈尔基斯冲突的碑铭以及温泉关阵亡将士纪念碑上的铭文惊人的准确。至于西塞罗和普鲁塔克很不以为然的《历史》中的神喻记录，大多数与戴尔斐神庙有关。相信神灵的希罗多德在众多熟悉有关神喻的希腊人尚在世的情况下，比如关于阿波罗给雅典人如何应对薛西斯入侵的神喻，应该说是家喻户晓的指示，若希罗多德对此编造，那他的著作是通不过雅典读者的。我们没有听到希罗多德的同代人及晚后几个世纪的希腊人，如修昔底德、色诺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索克拉特、德摩斯提尼等人，对希罗多德在这方面的描述提出过什么质疑。所以简单地批评希罗多德虚构历史不仅没有考虑史学史发展的阶段性，而且还有以偏概全之虞。

从鉴古知今的实用角度出发，古代人对希罗多德的误读对今天的史学批评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史学批判既然是学术批评，就应该遵循学术活动的一般规则，摆事实，讲道理，有话好好说，避免情绪化的刺激话语。不能像普鲁塔克那样，大笔在握，俨然像是掌握被评者生杀权利的判官或警察，要么将被评者打下地狱，要么将被评者捧上天堂。也不应像修昔底德和西塞罗那样，不加具体分析，一笔抹杀被评者作品的价值，造成史学史上的冤假错案。即使是对于那些货真价实的学盗文贼，也应以理服人，以事实为依据，有一分问题说一分话，有九分问题不说十分话。总之，学术批评家不应充当杀手，而应成为实事求是学风的护卫者，健康文德和文风的体现者。这样才会加强批评的力量，产生积极的效果，促进学科的发展。

沉默呵沉默

我觉得“误读”言重了，比如说修昔底德等人批评时各自的时代背景

Giorgio

无论如何，西方的史家还是比中国的史家要自由得多。《荷马史诗》、《埃涅斯纪》里的神话，感觉他们的史家是一个相对自由的职业。
中国的《史记》里有很多疑点，耐人寻味：卫青和霍去病这些用李敖的话来说就是“沾了生殖器的光”的政治暴发户真的有那么优秀？为什么把他们排在《匈奴列传》之后？霍去病的死，为什么太史公没说出原因，有什么难言之隐？匈奴大迁移的真正原因是否真是“受到汉人的驱赶”？《史记》显然经过了严格的“政审”，他的立场无疑代表了官方的立场。
这么说来，希罗多德的《历史》传承了“史诗”的风格，将历史文学化或者作为传记来写还是受到了后来的一些作家例如茨威格的推崇，他的传世名篇《玛丽.安托瓦内特传》和《苏格兰悲剧女王》从宗教的仁慈观点、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以怜悯的心情来重现这么被主流历史观无情抨击的悲剧人物，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还引发思考。我觉得除了情节动人，结局客观真实地写法是一种进步。
当然，历史的书写要力求真实，需要官方和民间的共同观点对比。当然，书写者的“民族情结”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