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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在《传统和个人天赋》中写道：“没有诗人，或从事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能够独自拥有完整的意义……一部新的作品出现时所发生的一切也会同时发生于这部作品之前的所有作品。现成的文学巨作相互间已形成了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将随新作品的加入而改变。在新作品到达之前，现存秩序是完整的；为了使这个秩序在新作品强行进入之后延续下去，现存秩序就必须改变，即使这改变是微小的。”［（１）］这段话虽然是就普遍现象而言，但用在艾略特身上也非常贴切。他的到来改变了英国文学的现存秩序，他的诗歌和文学批评改变了整个一代人的文学趣味，创立了一整套新的鉴赏标准。他的诗迫使人们重新认识英国诗歌发展史，迫使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英国１７世纪的玄学诗派、密尔顿和浪漫主义。同时他的作品也加深了人们对法国１９世纪象征主义诗歌的认识，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借鉴外国诗歌的巨大可能性和对本国诗歌发展的重要作用。艾略特把继承传统和个人创新相结合，振兴了２０世纪的英国诗歌，使当时萎靡不振的英国诗坛又重新充满了旺盛的生机。但是作为一名“先锋”诗人，艾略特有一个艰苦创业的历程。艾略特批评史从一定程度上正好反映了这样一个艰苦创业的历程。
Ⅰ．“刻意震惊和迷惑”
艾略特早期的诗歌在伦敦不为文学界所接受，甚至受到蔑视。１９１４年，他到达英国的时候，无人愿意发表他的《Ｊ．阿尔弗莱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他的朋友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曾把此诗推荐给编辑兼出版商哈洛德·门罗，门罗认为它“完全不正常”［（２）］。后来，庞德又把它推荐给芝加哥的《诗刊》杂志，称之为他“近年来所读到的最好的诗歌”。其编辑哈丽特·门罗（Harriet Monroe）同意发表，但要求修改或删去其中有关哈姆莱特的片段。在艾略特执意不肯的情况下，《诗刊》才在１９１５年照原样发表。［（３）］然而在伦敦，打开局面仍然艰难。１９１６年，庞德出版了他自己编辑的《泛爱诗选》（Catholic Anthology），其中收进了艾略特这首诗和叶芝、温德翰姆·路易斯（Wyndham Lewis）等人的诗歌近作。英国评论界群起而攻之，艾略特似乎被特意选为攻击对象。亚瑟·沃（Arthur Waugh）斥责艾略特为“醉奴”，认为他只是一个反面教材，给当今诗歌界敲响了“警钟”。１９１７年，艾略特的第一本诗集《普鲁弗洛克和其它观察》发表时，他所受到的评论就更加严厉。《新政治家》杂志的一篇未署名文章认为，对艾略特这些诗歌只能一笑置之，其作者未把它们称作诗歌是“公正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评论员同样否认这本集子为“诗歌”，并称其中既无特殊灵感，又无真实感情，读后不会给人任何“快乐”。《文学世界》的评论员认为天才是允许在朋友面前出丑的，但他决不会在自己的圈子以外这样做，“艾略特先生没有这样的智慧”。［（４）］
从这小小的风波，我们不难看出评论界最初对艾略特的评价，也不难看出艾略特早期诗歌对当时文坛的冲击。早期的艾略特只有庞德、艾肯、路易斯、理查德·阿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和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等少数支持者，他的读者范围也很有限。对他的反对者来说，他的诗歌只是一个“叛逆”，不必认真对待，而对他的朋友来说，艾略特则是新诗的杰出代表；对前者来说，他仅仅是像写价目表似的堆砌名词，而对后者来说，这是“心理现实主义”的表现；对前者来说，艾略特卖弄“聪明”，作品中充满了无所关联的比喻和奇想，而对后者来说，艾略特的重要性在于他的反讽（irony）和朦胧（ambiguity）；对于前者来说，艾略特是“刻意震惊和迷惑他人”，而对后者来说，这正说明了艾略特的大胆创新。
１９２２年发表的《荒原》在结构、比喻、用典等方面更加大胆、更加新颖。它集东西方文明于一炉，把整个人类文化传统微缩于４３３行诗中。它毫不预示地从一个场景移到另一个场景，从现代回到古代，又重新回到现代。这些繁琐的典故和时空的跳跃是对习惯于传统诗歌的读者的更大挑战。路易思·昂特梅耶（Louis Untermeyer）称它为“炫耀学问的招摇过市”，它给我们一个万花筒似的景象，“里边的彩色碎片无法弥补整体意图的欠缺”。斯奎尔（J.C.Squire）则绝望地放弃了阅读《荒原》的尝试，他在诗中发现了“一连串单调并且不断变换的场景，而这些又穿插着对文学史的回忆、过去诗人的名句以及相互脱节的叫喊”。兰瑟姆（John Crow Ransom）发现此诗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极端不连贯性，“我们一般不会一口气或在同一心境中引用希腊悲剧和现代下层社会的语言，我们从‘哦哦哦哦这莎士比亚式的爵士乐’读到‘平安’时不能不感到心悸”。他认为艾略特把这些迥异的素材并置就无法达到逻辑上的“综合”。［（５）］
这些争论的焦点当然在于《荒原》是否有一个统一全诗的系统、是否有一个总体构思。这要看读者是否能够从此诗的“碎片”中找到一个综合的模式，也要看读者是否愿意采纳此诗所需要的新的阅读方式。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认为在《荒原》的残片后面存在着一个完整的象征构架，指出艾略特在杰茜·维斯顿（Jessi Weston)对亚瑟王传奇的重新解释的基础上，用历史来烘托现实的感受，写出了现代人的空虚、厌倦和灵魂对解救的渴望，“这就是为什么艾略特先生的琐碎比他人的史诗更有价值”。康拉德·艾肯承认《荒原》在叙述上的不连贯，但他认为艾略特把这一不连贯性变成了一个优势，认为这首诗属于一个“象征的层次”，它的“意思”没有被明显地或准确地表达出来，但是它在“感情上的价值远比他在逻辑上的价值更清晰、更丰富”，艾略特是在用文字创造一种“标题音乐”。同样，瑞恰兹（I.A.Richards）认为评论界极力重建《荒原》的“思维线索”的企图是徒劳的，因为此诗的逻辑并非理念上的前后一致，而是感情上的统一。互不关联的段落在读者心中激起类似的情感，从而它们的效果“组合成一个和谐的感情整体并导致意志的解放”。［（６）］
可以说，最初对《荒原》的评论是不成熟的。对于那些把它视为一堆“废纸”的人，人们只能一笑置之，然而，立足于象征主义和心理学的评论也并非完全无懈可击。威尔逊似乎夸大了艾略特诗歌对时代的反映，对于这一点，诗人后来亲自加以否定。瑞恰兹把读者的心理误解为诗歌的实体，抬高诗歌的效果以致完全否认了它所表现的内容。这些都给后世的评论留下了新的可能性。但这些有影响的批评家的著述显然大大改变了人们对艾略特的认识，可以说是这些人开拓了文学界对艾略特的理解和兴趣。连艾略特的反对者都不得不承认《荒原》含有优美动听的诗句，“否认它包含着灿烂的成分和极端美妙的诗行的人将是非常愚蠢的”。同《普鲁弗洛克和其它观察》相比，这就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变化。现在的艾略特已不是１９１４年那默默无闻的美国人，他已成为伦敦诗歌界的风云人物。
《荒原》以后，艾略特的诗歌转向一个新的方向，形式上也有相应的改变。如果说《荒原》已经给人一种模仿音乐的印象，那么《四个四重奏》就是有意识地创造音乐效果的尝试。Ｊ．Ｇ．弗莱彻（John Gould Fletcher）认为，“《四个四重奏》的题目就直接暗示着一种音乐结构……而正是在这方面，我发现艾略特的成就给人印象最深”。艾略特运用室内乐中的“主题与变奏”、“对位效果”等手法，用不同节奏的诗节表现同一主题，把优美抒情的诗行与口语化的诗行相对照，然后通过对位重复又回到主题，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特梅耶认为，“在结构上《四个四重奏》是非常出色的，它展示了一个又一个的总体设计”［（７）］。艾略特不但在每个四重奏中描写一个意义非凡的地点，而且将它们与四个季节和四大元素（空气，土壤，水和火）对应起来，描写这四大元素所构成的物质世界与他所追求的精神世界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对生与死的意义。
同艾略特的所有诗歌一样，《四个四重奏》也引起了评论界的争论。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认为艾略特为了精神目标竭力压制感性和为诗歌提供素材的自然世界，这造成了他的“诗无足轻重”的观点和诗中那些平乏、抽象和隐秘的段落。他认为评论界无法恭维那些口语化的无韵诗部分，它们写成散文或许更容易上口，因为它们读上去像选自某“神秘哲学手册”。德尔莫尔·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也表明他对此诗的崇拜不是毫无保留的。某些白话诗行，如“水果、杂志、公函”，“甚至一顿美妙的晚餐”等，标志着“诗人的感性的松弛”。虽然施瓦茨承认此系列中的那首“六节六行诗”（sestina）和那段模仿但丁的“与诗歌前辈之会”激起了他的惊喜和崇敬，但其它部分在意象和措辞上的选择——如“整个大地是我们的医院／一个破产的百万富翁建造的医院”——缺乏《荒原》首句所具有的那种永恒的新奇和独特感。［（８）］
不过，这些批评家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诗人在《四个四重奏》中的特殊意图，因为，像音乐一样，一首长诗也不可能永远保持感情的高强度。音乐有它的快板和慢板，诗歌也有它的感情起伏：有强烈的抒情，也有平淡的过渡。［（９）］如果他们懂得艾略特对音乐模式的追求，他们也就不会发表上述议论了，而可能从其它角度来分析诗中感情变化的规律。在这一点上唐纳德·戴维（Donald Davie）比他们明智。他指出，《干塞尔维吉斯》的确有突出的毛病，它不单在尾韵的运用上牵强附会，而且整诗的调子与其它几首不协调。因此，他认为第三首四重奏是一个失败，但他又指出这个失败可能是故意的，是整个系列感情变化的需要。艾略特在第一、二首四重奏中展示了生与死、时间与永恒的矛盾，在第三首中这个矛盾没有达到统一，或者说只获得了一个虚假的统一，而在第四首中才真正达到统一。这就是说，不仅在韵律上，而且在意义上，这首诗歌都有音乐的起伏。［（１０）］
其它争论来自对艾略特诗歌选题的怀疑。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对艾略特的后期诗歌、特别是对《干塞尔维吉斯》的批评完全出于他与艾略特思想意识的差别，因为他认为当今的教会不但没有任何新鲜的意象和词汇可言，而且要求它的成员接受荒唐的教义。他把后期诗歌的问题归结为“艾略特先生的题材的退化”［（１１）］。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同样对艾略特的题材感到失望，然而，他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来陈述他的理由的。他认为诗歌是有一定界限的，它不应该超出它自己的范畴而成为别的思想的宣传工具，否则，它就不再是诗歌了。他发现《东科克》的宗教和哲学思辨已经超出了诗歌的界限，所以“艾略特写了一首不全是诗歌的诗歌”。［（１２）］
对《四个四重奏》的评论是复杂的，但从正面对它的分析和解释远远超出了对它的诋毁。五花八门的评论似乎已被人们忘却，卡尔·夏皮罗（Karl Shapiro）对这组诗歌的评价——认为它是“诗艺完全消失的证据，诗歌破产的承认”——早已贻笑大方。在当今的评论界被引用最多的可能要算斯温尼（James Johnson Sweeney ）对《东科克》和《小吉丁》的解释和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对整个系列的评论。艾略特认为《四个四重奏》是他最得意之作，而且每一首都比前一首强。［（１３）］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同意作者的感觉，但可以说在当今的西方评论界，它已基本上被公认为现代诗歌的杰作。至此，艾略特诗歌不但赢得了评论界的肯定，而且受到了很高的评价。１９３９年叶芝去世后，艾略特无形中成为当时英国诗歌界的头面人物。评论界对他的关注比任何时候都强烈，他的声望也比任何时候都高。在以后的２０多年里，他被授予了英国的“荣誉勋章”、德国的“歌德－汉萨奖章”、意大利的“但丁金奖”和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到１９６５年他去世的时候，他的诗歌已被翻译成几乎所有欧洲文字，在他有生之年里所出版的关于他的专著和文章的数量超过了以前的所有英国作家。他已成为英国诗歌界“最有影响的诗人”。
Ⅱ．文学批评的反弹
艾略特得到文学界的承认和理解，并成为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一颗诗歌明星，还因为他从１９１７到１９３０年间，在发表诗歌的同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轰动效应的论文，提出了一系列让评论界震惊的理论。１９１７年，他提出诗歌的“非个人化”，反对华兹华斯关于诗歌来自“平静中记起的情感”的理论；１９１９年，他通过对《哈姆莱特》的研究，提出了感情的“客观对应物”的理论；１９２１年，他公开反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内心声音”，认为诗歌必须附属于外在权威，接受传统的约束；同年，他提出了“思想的感性化”理论和“感性脱节”的理论，指出英国诗歌在莎士比亚时期和１７世纪能把思想和感情融合在一起，而从密尔顿开始，思维和感性的分离造成了英诗的堕落，以致到１９世纪后期在乔治时期的诗人手里成为空洞无物的纯粹宣泄情感的工具。［（１４）］１９３３年，他称雪莱的思想含混不清、观点极端幼稚，像“一个伶俐的和富有激情的小学生”［（１５）］。１９３７年，他又将拜伦降低为一个出色的故事讲述人，一个“苏格兰诗人”，称他只能成为“小学生的崇拜对象。”［（１６）］１９２０年，艾略特收集他早期的论文，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论文集《圣林》。它的中心思想有两点：第一，“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它自身生命的”，它所表达的内容与一堆有关作者生平的资料是不同的，它所包含的感情和见解也与作者自己的感情和见解不同。第二，文学批评必须尊重诗歌的自身独立性和完整性，“必须把它首先看成诗歌，而不是别的东西”。［（１７）］文学批评不能超出诗歌的范围而沦为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传记等等。这两个观点降服了当时的评论界，使《圣林》成为了许多人的《圣经》。可以说这两个观点概括了３０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批评”的所有著述，阿伦·泰特（Alan Tate）、克里斯·布鲁克斯、布莱克默（R.P.Blackmur）和兰瑟姆都以不同的形式阐述过类似的观点，或对之进行过发挥和发展。“新批评”把诗歌神秘化，把它视为“有机体”，不能分析，不能改写，文学批评只能在不损害诗歌“生命”的情况下，对诗歌进行“细读”。［（１８）］艾略特和“新批评”给评论家划了很多框框，他们所强调的对于诗歌的理解不能超越诗歌本身的语境，诗的意义即诗歌自身的“张力”，与诗人的生活经历无关，所有这些，都大大束缚了评论家的手脚。
四五十年代的艾略特评论受制于他本人理论观点的情况非常普遍。马西森（F.O.Matthiessen）的《Ｔ．Ｓ．艾略特的成就》认为艾略特作为诗人评论家将跻身于德莱顿、约翰逊、柯勒律治和阿诺德的行列。他的成就在于用诗歌和文论使批评界重新认识到诗歌的本质。“浪漫主义批评家的兴趣总的来说不在诗人的作品，而在作品后面的人。人文主义和社会学批评家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意欲避开对诗歌本身的评价，而专注于诗歌所起源的社会背景”。马西森希望通过介绍艾略特的诗歌改变这种“日益严重的将诗歌看作社会资料而忘记它是艺术的倾向”。［（１９）］他认为艾略特比阿诺德高明是因为他能够专注于诗歌的技巧问题，而不像阿诺德那样把注意力引向诗歌以外的问题。海伦·加德纳的《Ｔ．Ｓ．艾略特的诗艺》意在证实《四个四重奏》为诗人的最高杰作，她把《荒原》等前期诗歌看成是他的成熟创作的准备或前奏，描述了艾略特朝着他的杰作发展的过程。加德纳的理解是精辟、透彻的，然而她对《四个四重奏》的解释同样依赖于艾略特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任何一段诗歌的措辞风格的分析，其实际效果都是对诗歌的肢解和屠杀，因为诗歌的生命在于它的节奏，是它将各种措辞成分统一起来，并在不同的诗行和短语的各种效果之上，创造一个统一的印象。”［（２０）］强调诗歌自身的“生命”，把诗歌视为“自给自足的现象”，这使两位评论家都不愿超出诗歌自身的范围。只有休·肯纳（Hugh kenner）在《隐形的诗人：Ｔ．Ｓ．艾略特》中做出了将人格与诗歌结合起来的尝试。他将艾略特人格中“自我隐藏”的特点放到显微镜下，认为这是他的诗歌难以理解的根源。同时，他认为诗人的创作方法又要求他与作品保持一定距离。这就造成了评论界对诗人人格作用的忽视。肯纳的陈述充满了新鲜的信息和活跃的智慧，但他毕竟没有完全实现他的方法的巨大可能性，只有到后来更多的资料被发现后，这些可能性才被变成了现实。
前期的艾略特评论多集中在诠释上，对疑难点的解释和对引文引言的探索占有重要的地位。伊丽莎白·德鲁（Elizabeth Drew）的《Ｔ．Ｓ．艾略特：诗歌的设计》、乔治·威廉森（George Williamson）的《Ｔ．Ｓ．艾略特读者指南》、Ｂ．Ｃ．索瑟姆（Ｂ．Ｃ．Southam）的《Ｔ．Ｓ．艾略特诗歌选集学生指南》等都属这一类，他们的意图在于填补知识上的空白。其中又以格罗弗·史密斯（Grover Smith）的《Ｔ．Ｓ．艾略特的诗歌和戏剧：来源和意义的研究》比较详细。作者极力探索艾略特诗歌和戏剧中的引述资料，试图通过对引文的研究来解释艾略特诗歌的意义。可以说他对艾略特的研究同Ｊ．Ｌ．洛斯（John Livingston Lowes）对柯勒律治的研究有些类似，两人都试图用诗人的阅读来解释他们的诗歌。以上这些都是艾略特研究者常常查阅的作者，他们可以给我们不少信息，但他们的著作都遵循了艾略特本人的这样一句话：“任何诗人的一部分灵感都来自于他的阅读和他对历史的了解”。［（２１）］虽然他们确认了诗人的许多引文，但他们却避开诗人的生活不谈。
作为批评家，艾略特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给广大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他的批评理论和实践不但影响了当时的一代人，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他的诗歌得到英国评论界的认可。他对浪漫主义的攻击帮助他宣传了他自己对诗歌的定义，他对但丁、玄学诗人、象征主义诗人的崇拜为他自己的诗歌提供了“脚注”。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开始喜欢艾略特所喜欢的作家和时代，那么他们也就不难接受艾略特自己。１９４２年，他回忆过去时说，“我相信诗人所写的评论，过去曾有过非常杰出的例子证实这一点，它们的趣味在于诗人，在他的心中，无论他的表面目的是否如此，总是企图为他所写的诗歌辩解，或阐述他所想写的那种诗歌”［（２２）］。换句话说，艾略特通过文学批评改变了人们对诗歌的认识，同时为他自己的诗歌创造了一个有利环境和一个读者群。他的批评为他自己的诗歌铺平了道路。
Ⅲ．不尽的探索
到６０年代中期，所谓的“艾略特时代”已经结束，英美评论界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先，艾略特所代表的“新批评”逐渐过时，雷纳·韦勒克和奥斯丁·沃伦在１９４９年出版的《文学理论》与其说是“新批评”的顶峰，不如说标志着它的衰落。那些寻求超越“新批评”的人们欣然接受了来自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其次，５０年代出现的诗歌流派，特别是英国的“运动派”和受Ｗ．Ｃ．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影响的美国“黑山派”诗人，都视艾略特所代表的现代主义为他们的主要障碍，［（２３）］并以抨击艾略特来确立他们自己的地位。然而，对艾略特的最大挑战还来自浪漫主义。也许是因为“逆反心理”，二三十年代艾略特对浪漫主义的批评反而激起了人们对浪漫主义的更大兴趣。到６０年代，浪漫主义研究已经产生不少新的成就，逐渐拥有艾布拉姆斯（M.H.Abrams）、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Ｊ．Ｈ．米勒（J.Hillis Miller）等影响深远的评论家。如果说３０年代刘易斯（C.S.Lewis）为雪莱所作的辩护还处于防御的地位，那么到６０年代艾布拉姆斯就能够毫无愧色地宣布：“迄今已有２０年左右的浪漫主义之争大致已经结束，结果是有利于浪漫派诗人的，以致于这样的宣称已经变得很平常：以前现代作家常常因他反浪漫主义而受到赞扬，而事实上他们只是浪漫时期的创新的当今例证。”［（２４）］
从５０年代末开始，评论界逐渐倾向于将艾略特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１９５９年，弗兰克·克尔莫德（Frank Kermode）在《浪漫意象》中把现代主义的叛逆解释为一种时代需要，他列举了大量事实以证明艾略特、庞德和叶芝的象征主义是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继承。同年，罗伯特·兰鲍姆（Robert Langbaum）在《经验之诗》中把浪漫主义视为现代文学的开端，并认为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对１８世纪科学世界观的反叛”把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文学连结在一起。斯特德（C.K.Stead）在《新诗学：从叶芝到艾略特》中认为从浪漫主义开始英国诗歌有两个倾向，一是朝着大众化发展，二是朝着纯意象（image）发展。包括艾略特在内的象征主义诗歌是把第二个倾向推向了极端。所以，艾略特的“传统，不管它从法国作家那里借鉴了什么，直接来源于浪漫派作家”［（２５）］。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英国浪漫主义研究》中似乎总结了以上这些观点，他说：“浪漫主义是一场延续至今的想象力革命的第一阶段，它现在仍然没有结束……这就是说浪漫主义以后的一切，包括五六十年以前英、法的反浪漫主义运动，都最好理解为后浪漫主义。”［（２６）］
随着人们对现代诗歌的重新认识，评论界开始了对艾略特的重新估价。唐纳德·戴维在《表达的力量》中认为英国诗歌的传统在于它的达意性和明确性，他对艾略特等人的创作手法和暗示性写作表示深深的怀疑。格雷厄姆·霍夫（Graham Hough）在《意象与经验》中对艾略特和庞德诗歌的不连贯性大为恼火，认为这是偏离英诗发展的主干线，对他来说，现代只不过是英诗的一个小小的支流而已。甚至深受艾略特影响的Ｆ．Ｒ．李维斯在后期的论文中于肯定艾略特成就的同时，对他的诗歌提出了一些保留性看法，在艾略特与威廉·布莱克和Ｄ．Ｈ．劳伦斯的关系上，在他与英国文化和传统的关系上进行了重新思考。［（２７）］然而，对艾略特的最大冲击还来自美国。早在３０年代，伊沃·温特斯（Yvor Winters）就指出《荒原》是用混乱的形式来表现混乱的心理，它无法与《恶之花》等一流诗作相提并论。在５０年代初，Ｗ．Ｃ．威廉斯对艾略特的异议已经广为人所知，然而，他又在１９５１年出版的《自传》里称《荒原》为一大“灾难”。在７０年代，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则认为艾略特的某些诗歌缺乏创造力，充满了陈词滥调和宗教说教。［（２８）］这位耶鲁大学的著名教授在他所确定的“更有力的诗人”的行列里，竟把艾略特排斥在外。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指责艾略特剽窃的，怀疑他有法西斯倾向的，讨厌他的宗教思想的，都大有人在。但是，几经周折，艾略特并没有消声匿迹。冷静的批评家在接受了艾略特的种种偏激之后，更加意识到他的诗歌的重要性和独创性，他们从艾略特诗歌中找到了无穷无尽的意义。有关艾略特的书籍继续在出版，有关艾略特的文章继续在发表。马戈利斯（J.D.Margolis）的《Ｔ．Ｓ．艾略特的思想发展》和格雷（Pierce Gray）的《Ｔ．Ｓ．艾略特的思想和诗歌的发展》分别用艾略特所编辑的《标准》杂志的材料和艾略特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对他的思想发展作出了进一步的研究。穆迪（A.D.Moody）的《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和罗纳德·布什（Ronald Bush）的《Ｔ．Ｓ．艾略特：性格和风格的研究》运用了七八十年代的最新发现对艾略特的诗歌作了更深入、更细致的阐述。莫德·埃尔曼（Maud Ellman）的《Ｔ．Ｓ．艾略特和非个人化诗学》和格里高利·杰伊（Gregory Jay）的《Ｔ．Ｓ．艾略特和文学史诗学》把艾略特的文艺理论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使我们更加看到了艾略特与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文学理论特别是结构主义和解构学的有机联系。
但是，后期的艾略特评论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七八十年代的评论家已经抛开了艾略特诗歌理论的束缚，逐渐对艾略特与浪漫主义的联系发生兴趣。爱德华·罗勃（Edward Lobb）的《Ｔ．Ｓ．艾略特和浪漫主义批评传统》运用了艾略特１９２６年作的、当时仍未发表的“克拉克演讲”，阐述了艾略特对文学史的特殊看法和他对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的继承。乔治·波恩斯坦（George Bornstein）的《浪漫主义的变体：叶芝、艾略特和史蒂文斯》认为艾略特等人的“现代主义诗歌”是浪漫主义的变异，不管他们的创新多么五花八门，他们似乎都没跳出浪漫主义的模式。［（２９）］李茨（A.Walton Litz）在《奇异的抽象，“自然”：Ｔ．Ｓ．艾略特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继承》一文中列举了１９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对艾略特的影响，特别是他与阿尔弗莱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关系。
另外，评论界对艾略特的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更加关注。在６０年代末，艾略特的资料有了重大的新发现。遗失多年的《荒原》手稿在美国神奇地被找到，哈佛大学、纽约公共图书馆等先后建立起艾略特档案。１９７１年，艾略特的遗霜瓦莱丽·艾略特（Valerie Eliot）编辑出版了《荒原：原稿的影印和誊写》，改变了人们对这首长诗的认识。１９７９年，海伦·加德纳编辑出版了《四个四重奏》的手稿：《四个四重奏的写作》，这是艾略特研究的又一重大发展。１９７７年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出版了《艾略特的早年生涯》；１９８５年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出版了传记《Ｔ．Ｓ．艾略特》；１９８８年，戈登又出版了《艾略特的早年生涯》的续篇《艾略特的新生》。这些传记性的作品从各个不同角度对艾略特的生活作了详细介绍，纠正了评论界的若干误解。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评论界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艾略特诗歌背后的作者本人。斯蒂芬·斯彭德的《艾略特》运用他自己与诗人接触的亲身经历，对艾略特的诗歌和生活作了重新解释。伊丽莎白·施奈德（Elizabeth Schneider ）在《Ｔ．Ｓ．艾略特：地毯里的图案》中可以说是用艾略特的生活资料来填补其诗歌图案中的空白。Ｊ．Ｅ．米勒（James E.Miller）的《Ｔ．Ｓ．艾略特的私人荒原》运用刚出版的《荒原》手稿，把这首诗解释为艾略特的个人炼狱。这些专著一反艾略特诗歌“非个人化”的理论，把他的生活和创作联系起来，挖掘出作品的新意。［（３０）］
以上这两点——艾略特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和艾略特诗歌与他的个人经历的联系——是７０年代以来艾略特批评最重要的发展趋势。然而，有关艾略特的研究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不可能简单地归纳为几大类。比如南希·哈格罗夫（Nancy Hargrove）的《艾略特诗歌中作为象征的风景》一书就把诗歌同景物描写结合起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艾略特在景物描写上的用意；埃里克·西格（Eric Sigg）的《美国的艾略特》把诗人放在美国这个特定环境里来研究，并把他看作美国诗歌传统的一部分。斯坦利·萨尔坦（Stanley Sultan ）的《艾略特、乔伊斯及其同党》、路易斯·门南德（Louis Menand）的《发现现代主义：艾略特和他的背景》和桑福德·施瓦茨（Sanford Schwartz）的《现代主义的起源：庞德、艾略特和２０世纪初的思想》都试图把艾略特放在本世纪初的历史背景里来研究他的成就；罗伯特·克洛福德（Robert Crawford）的《艾略特诗歌中的野人和城市》、保罗·默里（Paul Murry）的《艾略特和神秘主义》以及克丽欧·克恩斯（Cleo Kearns）的《艾略特与印度传统》都试图从特定的角度——艾略特对人类学、对基督教神秘主义和对印度教的兴趣——来解释他的诗歌。
有关艾略特的书籍还有很多，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一一涉及。对于想了解艾略特的人，以下书籍可能会很有用。唐纳德·盖勒普（Donald Gallup）的《Ｔ．Ｓ．艾略特：书目》和米尔加德·马丁的《半个世纪的艾略特评论：英语专著和文章的注释书目》是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Ｃ．Ｂ．考克斯（C.B.Cox）和阿诺德·欣奇利夫（Arnold Hinchliff）编辑的《〈荒原〉 手册》与伯纳德·贝尔冈齐（Bernard Bergonzi）编辑的《〈四个四重奏〉手册》汇集了有关这两首诗的资料、论文和评论态势：阿伦·泰特编辑的《Ｔ．Ｓ．艾略特：生活和著作》和伦纳德·昂格（Leonard Unger）编辑的《Ｔ．Ｓ．艾略特：评论选集》分别收集了美国两家重要杂志《南方评论》和《西璜尼评论》中的论文，其中收有艾略特的朋友和熟人写的文章。另外，在《荒原》问世５０周年之际，大西洋两岸都出版了纪念文集，它们是Ａ．Ｗ．李茨编辑的《艾略特在他的时代》和Ａ．Ｄ．穆迪编辑的《荒原的不同声音》。格雷厄姆·马丁编辑的《艾略特透视》代表了８０年代评论界的观点。
注释：
（１）（１７）Eliot,The Sacred Wood(London,1920),p.50;p.viii,p.x.
（２）Conrad Aiken,Ushant(Boston),quoted by Peter Ackroyd,T.S.Eliot(London,1985),p.55.
（３）Ezra Pound,Selected Letters,ed.D.D.Page(London,1951),p.92.
（４）（５）（６）（７）（８）（１２）See Michael Grant(ed.),T.S.Eliot: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1982),p.69,p.75,p.74;p.151,p.192,p.177;p.143,p.160,p.237;p.574,p.577;p.566,p.568;p.417.
（９）（１６）（２２）Eliot,On Poetry and Poets(London,1957),p.32;p.196;p.26.
（１０）（１１）Bernard Bergonzi(ed.),T.S.Eliot:Four Quartets,acasebook(London,1985),pp.153-157;pp.245-246.
（１３）Reported by Helen Gardner,The Compositon of Four Quartets (London,1978),p.4.
（１４）Eliot,Selected Essays(London,1932),pp.19-20,p.145,pp.266-28,pp.286-288.
（１５）Eliot,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London, 1934),P.88.
（１８）See 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Oxford,1983),pp.46-51.
（１９）F.O.Matthiessen,The Achievement of T.S.Eliot(New York,1947),p.vii.
（２０）Helen Gardner,The Art of T.S.Eliot(London,1949),p.15.
（２１）Eliot,To-Day(Sept.1918),quoted by B.C.Southam,A Student'sGuide to the Selected Poems of T.S.Eliot(London,1968),p.17.
（２３）Delmore Schwartz,"The Literary Dictatorship of T.S.Eliot", Partisan Review,16(Feb.1949).
（２４）M.H.Abrams,English Romantic Poets:Modern Essays in Criticism(New York,1975),pp.324-344,p.v.
（２５）C.K.Stead,New Poetic:From Yeats to Eliot(Harmondsworth,1964),p.192.
（２６）Northrop Frye,A Study of English Romanticism(New York,1968),P.15.
（２７）F.R.Leavis,The Living Principle(London,1975),pp.220-228.
（２８）Yvor Winters,In Defence of Reason(Denver,1947);William Carlos Williams,Autobiography(1951),quoted by Louis L.Martz,"The Unicorn in Paterson",in William Carlos Williams,ed.Harold Bloom(New York,1986),p.17;Harold Bloom,The Ringers in the Tower:Studies in Romantic Tradition(Chicago,1971),p.200.
（２９）George Bornstein,Transformations of Romanticism in Yeats, Eliot and Stevens(Chicago,1976),chaper 3.
（３０）See James E.Miller,T.s.Eliot's Personal Waste Land:Exorcism of the Demons(University Park ＆ London,1977),pp.ix-x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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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14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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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14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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