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集》评论集(共5篇,很有价值)

mu

译者的话

李国庆

当我译完《歌集》的最后一首“美丽的圣母，身披霞光”时，我才对自己说了一句话：“这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诗人彼特拉克！”
37年前我就读过彼特拉克。那只不过是教师在课堂上读的讲稿和为考试在教科书上读的评论文章，以及在导师的指点下背诵的几首他的十四行诗。十几年前我又一次涉猎了它，译出了十几首十四行诗和抒情诗在《当代》杂志上发表。那时，我还没有把《歌集》全部翻译出来的打算，因为在当时，这也许是难以想象的。过了这么多年，我竟然在吕同六教授的再三推荐和“游说”下，下决心把《歌集》全部译出，并在一年内交稿，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一开始，翻译《歌集》这一工程并不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首先是语言的生疏。那是公元14世纪意大利语即俗语作为文学语言刚刚形成的时期，其词汇、语法、修辞与当代意大利语都有很大的差异，何况经过彼特拉克精雕细刻、反复修饰的诗的语言。我从没有看到过《歌集》的中文译本，哪怕是几首抒情诗。虽然我在意大利找到了两个俄文译本作为参考，但在开始的阶段，我甚至在一天的时间内攻不下诗人的一首十四行诗！但经我一首一首的“啃”，一首一首的译，又请教了一位曾教过意大利文学的西尔瓦娜・纳尔蒂夫人，阅读了有关诗人的文献，我终于可以说，较深刻地理解了诗人的生活、感情、语言，他的内心世界、宗教信仰、哲学观、政治倾向，才完成了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我不会写诗，也没有令人满意的诗的文采。为了不让我的拙笔辜负了读者对彼特拉克的抒情诗的期盼和雅趣，我请王行人教授对我的译文做了润色。我本想把西尔瓦娜・纳尔蒂夫人也作为译者署上名字，但同行们认为在这里致谢并付给应有的报酬更为恰当。于是我在这里向西尔瓦娜・纳尔蒂夫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我还要感谢朱丽同志，她在生活、精神，以及具体工作方面给予了我不可缺少的帮助。

关于彼特拉克的《歌集》（《RIME》）再说几句。

彼特拉克生前曾声称“藐视他用意大利文写成的《歌集》，”在暮年时甚至称它为“年轻时犯下的罪孽”，“取悦于平民和没有文化教养的人”，甚至要把它扔入火中焚烧掉。这是当时的人文主义文学家仍然轻视大众语言，认为只有拉丁语作品才能给他们带来荣誉的局限性。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天主教人文主义者在世俗生活中却又想铲除世俗爱的一种内心的矛盾。实际上，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在认真地修改、收集。整理、润色他用意大利语写成的作品。对他来讲，凡是他写的作品，即使被认为是次要的，也要写得出众，有自已的文采。何况他也十分清楚，先人们的拉丁文作品早已在艺术上达到了顶峰，后人只是某种程度上的模仿。而意大利文作品才问世不久，尚需完善，有广阔的施展才华的余地。《歌集》的最后一次出版，也就是诗人最后认可的一版，收入 317首十四行诗，29首情歌，9首六行诗，7首民谣，4首牧歌（我们《在歌集》中把除十四行诗以外的其他4种诗均称为“抒情诗”），共366首。这些手稿现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中，手稿中有许多是诗人自己修改的真迹。《歌集》并没有把诗人所有的抒情诗都收入进去，还有许多诗被认为已丢失。《歌集》中是些爱情诗、政治诗，还有些是诗人回答朋友和崇拜者的诗作。

从本质上来说，《歌集》是彼特拉克持续了一生，无法驾驭，时而狂颠的追求，时而痛心疾首，在暮年时终于面对上帝，并得到劳拉在天之灵的同情和理解的爱情史。这爱情始终充满了狂热、亢奋、向往，又无时不在悔恨、怅恫；世俗爱和自我谴责永远交织在一起。这种执着、痴迷、真切的伤感与内心不断的矛盾的爱被后人称为“彼特拉克症”。这对统治长达几个世纪的中世纪禁欲主义文学无疑是勇敢的反叛。对于“新体诗”作家来说，技巧是最重要的，是它区别于平民文学的最重要的标志。彼特拉克高雅、华丽、动情的诗来自于普罗旺斯诗歌和意大利“新体诗”，来自于意大利宫廷抒情诗，古典拉丁诗，宗教诗文和《圣经》。人文主义诗人从人文主义出发，在现实生活和抒发感情中得到启示，对语言进行精细的加工，最恰当地表达出他们的感受，使其语言、色彩、风格与表达的炽热的感情以及矛盾的内心世界交融在一起。第311首“夜莺为何哭得这么凄切哀惋？”就有维吉尔作品的痕迹。艺术和技巧的严谨有时使诗人给后人留下刻板，过分讲究修辞、叠韵。同音异议、对偶、复杂的韵律，以及完美无暇又冷漠的印象。其实，这种艺术和技巧是必要的，它使诗人能超越欲望的驱使，把它用平静、清澈、明亮的语言表达出来。

彼特拉克的抒情诗是诗人和他的灵魂低声细语的对话。一方面，诗人情愿在爱河中飘泊，在精神生活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另一方面，他又越来越清楚地了解他内心世界幽黯又富有反叛精神的现实。诗人自己不能扼制他对世俗爱的欲望，但他的才华能用他音乐般的高雅的诗安慰他不平静的灵魂。

《歌集》丰富的感情在书中是按照心理、艺术以及年代顺序来编排的，这使《歌集》更显得有统一性。一开始，诗人就声明“那是我青春时的幼稚之举”，“在心灵深处我为自己感到羞愧难言”，“它使我悔恨，也使我清醒地认识到”，“世俗的欲念之乐只是稍纵即逝的梦魔”。慢慢的，经过对爱情的萌生。发展、曲折的抒发，最后以向圣母玛丽娅呼唤求援为结束。在那里，诗人炽烈的爱火就此熄灭，救世主赐予他灵魂“永恒的安谧和安祥”。《歌集》自身的统一性不仅在于诗人对他的编排，更在于诗韵的统一性和连贯性，即诗人自身内心世界的深刻性和连贯性。

可以说，“这些零散的诗句”是欧洲文学史上爱情诗中伟大的里程碑，其中体现了传统抒情诗的一切尝试和趋势，成为后来的继承者和模仿者的楷模。诗人还在世时，彼特拉克式的抒情诗就跨越了意大利的国界，从15世纪到17世纪，它在欧洲文学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西班牙。法国和英国。

李国庆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于罗马

mu

文艺复兴时的歌集

吕同六

十三世纪下半叶，当欧洲大部分国家仍处于中世纪的漫漫长夜时，意大利已迎来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初曙光。
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欧洲新纪元的肇始。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以雷霆万钧之力，扫除中世纪的神学观念、来世主义和禁欲主义，传播以人为本的新世界观。新生活观，激励世人变革现实，给意大利和欧洲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倾注了勃勃生机，造成了焕然一新的气象，开创了文学艺术全面繁荣的局面。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人的时代。且按下造型艺术不谈，单就文学而言，但丁、彼特拉克、薄卡丘、列奥那多・达・芬奇、阿尔贝蒂、马基雅维利、阿里奥斯托等思想文化巨人，无不为欧洲文学运动奉献了里程碑式的作品，他们为欧洲的抒情诗、史诗、传奇叙事诗、短篇小说、喜剧、悲剧、美学理论和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文艺复兴运动的宝贵传统，犹如一根红线，贯串了意大利文学的整个历史进程。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始终不曾在文学领域熄灭。以人为本，对人的关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人文主义者崇尚的理想，都承袭了下来，并以不同形式得到了弘扬。

因此，了解以文艺复兴运动为滥觞的意大利古典文学，不只是全面地、完整地认识意大利文学的历史与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欧洲文学的历史与发展，也是十分必要和大有裨益的。

不妨再换一个视角。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作家薄卡丘，曾就文学发表过这样的见解：

（文学家们）采用虚构的故事，而舍弃其他方式，因

为这些虚构故事的美，能够吸引哲学证明和辞令所不能吸

引的公众。……在他们的作品里，都运用了最深刻的思

想；这种思想，就好比果壳里隐藏着的果肉，而他们所使

用的美妙的语言，就好比果皮和树叶。

薄卡丘的这一席话，把文学作品无可替代的思想价值，满足公众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的价值，作了精辟形象的阐发。

五四新文化运动，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又打开了久久封闭的国门。于是，大批外国文学名著引进国内，呈现于精神饥渴的中国读者面前，成为五四运动为中国文化界构造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一批意大利经典作家，如但丁、薄卡丘、哥尔多尼、曼佐尼、皮兰德娄、邓南遮，首次译介到中国，形成了我国意大利文学翻译事业的第一个高潮。

遗憾的是，后来由于受到政治、社会、文化、语言诸因素的制约，意大利古典文学的翻译显得相当零散，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空白甚多，而且，不少作品还是从别的文字转译。这一切自然都妨碍国人对意大利文学的了解与接受。

基于上述种种缘故，我们着手编选这套《意大利古典名著丛书》。这套丛书共计十二种：

文艺复兴运动伟大的先驱者但丁的《神曲》；这部史诗的问世，意味着中世纪的终结和新纪元的开端；

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彼特拉克的《歌集》；十四行诗这一诗歌形式从此臻于完美的境地，并广泛流布于欧洲各国；

文艺复兴运动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薄卡丘的什日谈》；这部杰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高峰，并开了欧洲短篇小说的先河；

薄卡丘之后，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群星辉映，星光灿烂，他们对意大利和欧洲短篇小说，乃至戏剧，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丛书》收人一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短篇小说》；

文艺复兴时期大诗人塔索的叙事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这部气势宏伟的巨著，深刻地表现了文艺复兴运动晚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危机；

《哥尔多尼喜剧集》，吸人脍炙人口的四部经典喜剧《一仆二主》、《女店主》、《狡猾的寡妇》、《老顽固》；这位启蒙主义剧作家，身体力行，革新喜剧，为意大利近代民族喜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的具有久远生命力的剧作至今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上盛演不衰。

民族复兴运动时期的文学大家曼佐尼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战士、诗人”涅埃沃的长篇小说《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诗人、散文家莱奥帕尔迪的《道德小品》、《杂感录》；前两部作品抒发渴求祖国独立、民主和自由的倦倦情愫，倾诉了民族复兴运动的理想与激情；后两部散文集传达了思想和情感都异常敏锐的莱奥帕尔迪对人生和世界的深沉思考。

十九世纪下半叶，真实主义主要代表维尔加的长篇小说《玛拉沃里亚一家》，这位把目光投向贫困、落后的故土的西西里作家，在小说的题旨、风格和语言上都开创了意大利文学的新生面，对日后风靡世界的新现实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开山之作《大地在波动》就是从这部小说撷取的素材。

在意大利语中，classico一词具有两重涵义，一是古典的意思，二是经典的、最优秀的、第一流的意思。这两种涵义其实又是彼此关联、相通的。这套丛书取名《意大利古典名著丛书》（Le opere classiche itaeiane），它的选编标准也正是融合了classico所包含的这两种意思。为此，丛书收人了两位生活和创作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叶的经典作家皮兰德娄和邓南遮的作品。

皮兰德娄的文学创作起步于真实主义。他的早期剧作《西西里柠檬》就是根据写于十九世纪末的同名短篇再创作的，打烙了真实主义的鲜明印记。他的其他重要剧作，以怪诞、离奇见长，但又揉进了传统的即兴戏剧手法，表现人丧失自我本质的惨烈痛楚。他的剧作已成为意大利和世界戏剧文学的经典。

邓南遮以一部真实主义色彩浓郁的短篇集《佩斯卡拉的故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登上文坛，后来成为蜚声世界的惟美主义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长篇小说《火》使我们有机会更真切和更深切地认识这位惟美主义大家的创作原貌。

意大利古典文学是一座异常丰富的宝库。十二卷的《意大利古典名著丛书》，虽也蔚然可观，但毕竟只是开采了这座宝库的一角。遗珠之憾难免。万事开头难，但开头也最为紧要。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意大利文学翻译队伍的壮大，意大利古典文学的译介，也将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mu

读书札记:彼特拉克和罗拉

1327年的4月6日,耶稣受难节,GOOD FRIDAY,意大利桂冠诗人彼特拉克正好在法国阿维尼翁参加复活节弥撒活动.这一天他注定要碰到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女人.

他在教堂看到了罗拉,一个小他六岁的美丽女人.他炽热的爱恋从此被点燃,而"恨不相逢未嫁时的罗拉"此时刚结婚两年, 她理智的拒绝了诗人疯狂的追求.罗拉的丈夫叫Hugues II de Sade,据考证很有可能是法国性书狂人萨德候爵的祖宗.

诗人于是陷入了单相思的痛苦中,一直持续了21年.这21年里,彼特拉克写了366首爱情诗送给这个得不到的爱人,后来结集成The Canzoniere出版,成为了商籁体的开山鼻祖,并自成一家.

而更让人唏嘘的是,1348年,当罗拉38岁的时候,在彼特拉克初次见她21年后,也是在4月6日,也同样是耶稣受难节那天,罗拉离开了人世.诗人在意大利听到了噩耗,悲恸不已,赶到法国来悼念爱人.却不经意的在墓穴发现了一个铅盒,里面有一个心型的项链,项链下压着的是彼特拉克写给她的爱情诗.

后来有人怀疑罗拉是否真有其人,因为Laura和Laurel很相似,而彼特拉克正是桂冠诗人(Laureate Poet).但是现在看来劳拉肯定是真有其人的,名字就是Laura de Noves.

还有一点有趣的事情可以补叙一下.一个叫Sergio Renaldi的意大利学者写了篇论文,来研究彼特拉克和罗拉的爱情故事.他用了三个常微分方程,对两人的爱情动力学(love dynamics)进行了数学建模,并利用奇摄动的方法来得出了一个结论:诗人20年间的爱情心态是在狂喜和绝望间,有规律的循环振荡.据说这种应用数学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和文体学家的成果不谋而合.

觉得这段逸闻比较有趣,于是不敢独享,写出来与诸君分享.


转自：http://zhangf.bokee.com/3656959.html

cocteau

有人把他的诗分成亲劳拉、反劳拉和中性三种——真是诡异的分类法~

mu

彼特拉克与“中世纪”的观念简易

　　“中世纪”是一个对立于“文艺复兴”的史学观念，它代表“黑暗时代”，在西方艺术史上，通常指15世纪之前的哥特式等“蛮族”风格。而这个包含价值判断的历史分期，是从彼特拉克的“中间时代”观念演化而来的，对于西方美术史，乃至文化史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的近代思想，无不源自意大利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中世纪”的概念亦然。1340年，彼特拉克同时收到巴黎和罗马的邀请，欲授予其桂冠诗人的荣誉，他选择了罗马。这件事有助于促成他的新史观。
　　彼特拉克日后在一封写给科隆纳的信中，三言两语地提及加冕礼，但详细描述了他对罗马的印象。诗人回忆了与这位朋友在罗马散步的情景：“我们一起在这座伟大的城市漫游，她虽面积空旷，但人口密集。我们不单单在城中遨游，而且还沿城信步。每走一步，都能遇上谈资，为思想提供食粮。”信中罗列了一长串两人走过的地点，这些地点大多是与罗马共和国时代的人事相联系的地方。相形之下，基督教罗马的景点只偶尔提及。这显露出彼特拉克兴趣之所在。如果将这个情况与该信的开篇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他此时进入了矛盾的心态。他写道：“我们应以如此方式阅读哲学、诗歌和历史，以致基督福音的回声在我们心里激荡。仅此而已，我们就会聪明，就会幸福。没有这个福音，我们愈学习，愈无知、愈悲惨。福音是真理的最高堡垒，万物必须以之为参照。它是优良学术的坚实基础，人类所有辛勤的劳作都奠基于这个唯一的基础之上。”

　　在信的这一部分，彼特拉克否定了世俗知识的价值，声称一切知识必须参照永恒的宗教真理，而信的下文却关注起异教罗马的历史，几乎将这座永恒之城的基督教成分连同他自己的信仰一起抛到了九霄云外，很快让异教情绪占了上风。在罗列了罗马的历史景点之后，他抱怨说，当代罗马人对罗马及其事物一无所知。这种无知可怕之极，是恢复罗马之伟大的莫大障碍：“倘若罗马不重新开始了解自己，哪有再度兴起的可能？”正是在描述他与科隆纳不辞辛劳，同游罗马古城，观察古迹的情形时，彼特拉克阐发了他的新史观：“当我们走过那残破的城市的城墙，或在墙上坐下时，罗马废墟残迹尽收眼底。我们的交谈常常转向历史，我们的历史知识似乎有所区别，你对现代史，而我似乎对古代史更了解。那些被称为古代的事件发生于基督之名以前，在罗马受到了歌颂，为罗马帝王们所崇拜，而现代的事件包括从那个时代到现在的事件。”

　　彼特拉克是从一种历史的而非审美的观点来看待罗马的历史及其遗迹的。现在，吸引他的不再是基督教的道德启示，而是此前的异教文化。彼特拉克在回忆他与朋友在戴克里先大浴场穹顶上观看整座古城遗迹时的一番谈吐，进而证明了这一点：“［1341年］10月15日，我坐在暮色之中，面对罗马故都沉思。赤脚的修士在丘比特神庙吟诵连祷文，我酝酿了关于我的历史的最初构想。我原初仅打算写罗马古城的衰落，并以此为目的而阅读、思考。几年过去了……我才艰难地理解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

　　四百多年后，英国历史学家吉朋表明，对罗马古城的印象是他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动机。阅读其《回忆录》有关片段，可见他与彼特拉克面对罗马废墟时的情愫何其相似乃尔！但其历史观念却截然不同。对吉朋来说，罗马废墟“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但却最可怕的场景”，是罗马帝国衰落的铁证。而对彼特拉克来说，罗马遗迹是罗马帝国和人民的伟大时代的明证：微小的事物没有伟大的遗迹；……他（罗马）不可能从高度塌陷，沉入深渊。吉朋认为罗马已成古迹，而彼特拉克则认为“假如罗马重新了解自己”，就有复兴的希望。复兴什么？当然是异教而非基督教的罗马。

　　历史的宗旨是保存人们对古典古代的记忆：“假如历史不是对罗马的赞美，那又是什么呢？”

　　赞美罗马也就意味着对罗马以外的“野蛮”民族的谴责。1341年，彼特拉克将历史划分成“古代史”和“现代史”，目的就在于此。彼特拉克的历史二分法，在形式上继承了中世纪史学家的基督教史观。基督教历史被划分为二个时期，一个是错误与黑暗的漫长时代，另一个是净化与真理的时代，而在这两者之间站立着基督受难的十字架。“光明与黑暗”的隐喻既非彼特拉克也非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首创，而是来自《圣经》。在整个“中世纪”，人们就将基督带给世界的“光明”与他之前的异教所造成的“黑暗”世界进行对比。彼特拉克在谈论古罗马著名修辞学家西塞罗时，就曾在中世纪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个隐喻，他感叹道，西塞罗死于“黑暗与错误”之夜行将结束，“光明即将破晓”之时，实在令人惋惜。而彼特拉克在另一个场合所说的一番话，却转化了“光明与黑暗”隐喻的原初宗教价值，使之具有文学的意义。他说，在那些错误的时代中，也涌现出了天才人物，他们虽身处黑暗之中，仍不失敏锐之眼。因此，不应就其错误而仇恨之，而应为其厄运而怜悯之。意思是说，西塞罗之辈在语言上的缺陷，不是个人造成的，而是时代使然。这层意义上的“光明与黑暗”迅速为《十日谈》作者薄伽丘，佛罗伦萨编年史家维拉尼，雕刻家吉贝尔蒂等早期人文主义者所利用，他们把在但丁，乔托和彼特拉克等先驱影响下的文学艺术的“再生”与前一个时代的文化黑暗相对照，将其从宗教转向世俗事物，彻底颠倒了这个古老隐喻的含义：基督教视为“黑暗时代”的“古典古代”变成了必须“复原”的“光明”时代，而将基督教的光明时代推入昏暗世界。

　　这个价值判断的颠覆，正显示出彼氏历史分期法的独特之处。他回避了传统的历史分期法，把“罗马帝国的衰亡”定为分界，这就引进了一种新的年代分期法，预示了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历史观念。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比翁多等人文主义者的史学著作，最终把历史划分成“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以取代基督教的两分法普世主义模式。我们如今普遍使用的依然是这种三分法。而这个分期也源于彼特拉克。在大多数情况下，彼特拉克使用的是“古代”与“现代”的区分，可他的“现代”仍属于罗马帝国衰微阶段，即是说，他把自己所处的时代也视为整个衰退时代的组成部分。其悲观主义论调时常在他笔下流露出来：“景况如此，我每天都预见糟糕的事情发生，虽然我害怕更糟的事情，但很难想象它们。”然而，悲观论者之所以成为悲观论者，是因为其灵魂深处激荡着理想主义的渴望。彼特拉克是这种矛盾人格的典型。以其崇高的理想衡量现实，难免叹息失望，而失望不等于没有希望。过去不曾有个“黄金时代”，难道它就一去不复返了吗？彼特拉克时常梦想，那个时代会在未来重现。在致教皇乌尔班五世的一封信中，他表述了自己的信仰，深信耶稣基督希望以世俗的原则在罗马重建教廷。彼特拉克与罗马护民官里恩佐和查里四世有所交往。前者深受民众拥戴：他推翻腐败的贵族，实行改革，致力于恢复罗马的光荣，而后者是当时最博学的君主，他谙熟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和捷克语，庇护文人学士，曾邀请彼特拉克到其帝国首都布拉格做客。彼特拉克总以丝毫不带宗教色彩的语言，赞扬他们的业绩，并敦促他们继承古典古代遗产，效仿古代罗马伟人，以图恢复往昔的雄伟。也正是这一希望，激励了彼特拉克自己去研究历史。他相信：“假如罗马开始了解自己，便会再度崛起。”为此，他以毕生的精力、全部的智慧，歌颂罗马的伟大，让人们了解这座永恒的古城的不朽传统。其希望超越其悲观情怀，甚至使他相信：即使古罗马不能在物质上复生，也能从精神上复活。精神的力量可以阻止衰退的速度，促成“新时代”的萌芽。彼特拉克对其《阿非利加》颇为自许，就在该诗结尾处，他表达了对未来的殷切期望：“我的命运就是生活在变动的乱世风暴之中，而你［指他的诗］也许会如同我们希望的那样，在我身后活得长久，将会遇上一个更美好的时代。遗忘的沉睡不会永远延续，当黑暗被驱散时，我们的后人会再次在先世纯粹的光芒照引下向前迈进。”
　　“纯粹光芒”的时代即过去的“古典古代”，而在此之后的时期就是当下的“黑暗时代”，在这两者之外，还有一个被期待的“更美好的时代”，亦即古典古代复兴的时代。彼特拉克在我们前面引用过的信札中明确地表述了这个史学思想。他抱怨自己命运不好，诞生于如此不幸的时代，真希望自己要么出生在更早的时代，要么晚生几个世纪。他得出结论说：“过去有个更幸运的时代，也许将来也会有这样的时代。在中间的时代，在我们的时代，你看到的是卑鄙之人与可耻行为的合流。”

　　在此，彼特拉克明确提出了“中间时代”的概念，用以表示介于“古典古代”和“未来”之间的一个时代，因而为现代史学的“三个时代”划分法提供了参照系。彼氏的三分法与后期人文主义“三个时代”的概念的区别仅体现在对“现代”的态度上。彼氏的“现代”是“衰落”的表征，一直蔓延到他所处的时代，而人文主义的“现代”则是一个新的时代，等同于彼氏梦寐以求的“更好的时代”。但这不是一个理想中的时代，而是一个已经成为现实的时代。包括彼特拉克本人在内的14世纪的伟大诗人和艺术家的作品就是这个复兴时代的化身。后期人文主义者也承认，有一个“中间时代”把古典古代的“黄金时代”与“文艺复兴”的“现代”隔离了开来。彼特拉克虽然没有宣布自己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但他1341年为参加桂冠诗人加冕礼而重访罗马所引发的思绪则开创了现代史学的新纪元。
中华读书报